想象充裕:“后匮乏”社会的思维实验,从科幻到宗教

    导读

    从单调乏味的物质世界,到丰富多彩的精神世界,我们由匮乏进入充裕。

    天堂是人们对充裕和富足的终极设想:天使们在鹅绒般的云层里拍着翅膀,弹奏竖琴,超越了所有的物质需求。那些虔诚赴死的人死后变得圣洁、光辉和完美。身体曾经承受的各种自然缺陷被统统抹去。

    如果我们得到了我们一直苦苦寻找的东西,我们很快就会对其漠然处之,而后发现一种新的可供追求的匮乏事物。我们始终被自己不曾拥有的而非已经拥有的事物激励着。

    这就是为何30岁以下的读者谈及接近零边际成本的互联网经济收益时,他们总是认为“那当然”。在传统观念里,如此廉价的数字产品被视为几乎难以想象的“聚宝盆”。但在新范式中,这可以说根本不值得计算在内。充裕始终是前面一座闪烁着耀眼光芒的山巅,却从来不是在我们脚下的这座山。从经济学角度看,充裕是创新和增长的推进器。但从心理学角度看,匮乏才是我们真正理解的一切。

    数字时代的到来以及互联网的普及为科幻小说提供了有关充裕的更具说服力的源泉:让自己置身于虚拟世界(Metaverse)之中吧,你能变成你想要成为的任何人;匮乏仅仅是虚拟现实的一种构造物,而且如果你能对付得了它,你就能得到你想要的一切。当代作家对充裕抱以更为积极的态度,因为他们已经在体验享受充裕的美妙感觉—互联网使信息的匮乏一去不返。

    所有的科幻小说作者都知道这条不成文的法则:在每个故事中,你只能打破一到两次物理学定律。毕竟,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规律一贯有效。因此你可以进行时间旅行,拍一部《黑客帝国》,或者把我们放到火星上。除此之外,在波澜不惊的日子里我们还是平头百姓。科幻小说之所以引人入胜,就在于它揭示了人类对这种大错位会作何反应。

    科幻小说在作家克莱夫·汤普森看来就是“哲理类作品的最后堡垒”。汤普森指出,它是对现实生活的一种模拟,在模拟过程中我们改变了某些基本规则而后对自身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如果我们能活到500岁,爱将如何改变?如果你能及时回到过去推翻原来的决定,你会这么做吗?如果你能遇到这种情况,能与过去的人进行交谈,或者能杀死神灵,又会怎样呢?”

    科幻小说作者们反复讨论的一个话题就是发明某种能够使匮乏之物变得充裕的机器。例如《星际迷航》(Star Trek)中的物质复制机(只需按一下按钮,任何想要的实体物都将立刻出现在你面前),还有出现在《机器人总动员》(WALL-E)中机器人驾驭的太空飞行(人类变得肥胖而笨拙,他们斜倚在漂浮着的水上躺椅上打发时间,饮料就放在手边)里的情形。

    在科幻界(以及对更为边缘化的技术乌托邦而言),这就是所谓的“后匮乏经济学”(post-scarcity economics)。在这种背景下,很多科幻作品不仅在讲故事,在这一过程中它们也在进行贵重物品几乎变成免费品所引发后果的思维实验。

    以E·M·福斯特1909年出版的短篇小说《机器休止》(The Machine Stops)为例。这部科幻小说的早期代表作为读者呈现出一个人类撤回到地下的世界,他们生活在单独的狭小空间里,所有的面对面接触和互动都不存在。一台巨型机器为所有的生命提供服务,确保饮食、娱乐等人类社会基本活动顺利进行并使人类免遭地球表面有毒物质的侵害,就像个体形庞大的“机械上帝”。确实,小说中的人最终都渐渐开始对这个庞然大物顶礼膜拜。那么这是为什么呢?在相互分隔开的房间里,所有的人类需求都得到关照:到处都有按钮和开关—按钮用来呼叫食物、音乐和衣物。有一个洗热水澡的按钮,一按这个按钮,一个(仿造的)大理石浴盆就从地板下升了上来,盛满了一大盆暖暖的洗澡水。还有一个冷水浴按钮。除此之外还有编写文学作品的按钮。当然她(瓦实提,小说中的主要人物)与朋友们进行交流用的按钮也已准备妥当。

    瓦提实没有工作或者目标,除了通过即时视频通信设备为她的朋友们开讲座。对于如今20~30岁的年轻父母而言,我相信这听起来并不陌生。

    现在因为机器使你拥有了充裕。那么情况又如何呢?并不是特别好。因为机器取代了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人们丢掉了进行面对面交流的能力,而且开始对彼此见面感到恐惧。依靠这台机器的人认为所有信息在收集过程中都应当经过三手、四手甚至更多手的中转,以免除信息接收者的直接体验。不幸的是,避免互动就意味着终结了所有共同开展的创造性活动,而社会的进步也就此停止。人类失去了自身的使命感,甚至将艺术和文学创作都交给机器去完成。

    最终当机器渐渐停止运转时,没有人知道如何将它修复。因此随着机器崩溃,地球上依靠机器的多数人一同死去,剩下的在底下拥挤不堪的藏身之处苟延残喘。然而,在小说的结尾,其中一位主人公在奄奄一息时透露,他已经发现了一个仍生活于地球表面的由被放逐者组成的社会,他们得以免遭充裕的毒害。喔!

    20世纪初的其他科幻小说也是同样黯淡的基调。工业革命引发的混乱仍在持续,而且机械化、城市化和全球化带来的剧烈变革令人深感不安。机器创造的充裕只属于少数特权阶层,这些实业家是真正的受惠者,而其他人只能在其开办的工厂中辛苦劳作。

    在佛列·朗执导的科幻电影《大都会》(Metropolis)中,人类社会被划分成两类:一类是居地面之上生活奢华的设计师和思想者,而另一类则是在地下居住和讨生活的工人,他们奔波劳作以开动维持富人奢侈生活的机器。这部电影讲述的是工人的反抗,但更宽泛的意图指向非常明显—付出一定代价才能换来充裕,而代价就是别处的匮乏。

    两次世界大战几乎浇灭了科幻乌托邦主义的热情,但太空时代的到来又让它复活,而这一次前景不像原来那么黯淡。正如前面提到的那些科幻小说,亚瑟·克拉克1956年创作的《城市和星星》(City and the Stars)一书中开篇就提到了一个与世隔绝的密闭“技术城市”,在这个城市里各种机器为人们提供所需的一切物品而且没有人死亡。市民们在哲学讨论中度日,进行艺术创作并参加虚拟现实探险。几千年之后,他们返回到“万物神殿”将他们的意识再一次数字化。克拉克将这一场景描绘得如同田园诗般美妙动人,却让人感到生活在其中略显乏味。他笔下的主人公决定冒险到周围的沙漠里转一转,看看那儿是否有更多值得探索的东西,最终他发现了一个更像我们所处社会的世界,在那里生老病死的自然循环为生命赋予了鲜活的意义。

    数字时代的到来以及互联网的普及为科幻小说提供了有关充裕的更具说服力的源泉:让自己置身于虚拟世界之中吧,你能变成你想要成为的任何人;匮乏仅仅是虚拟现实的一种构造物,而且如果你能对付得了它,你就能得到你想要的一切。当代作家对充裕抱以更为积极的态度,因为他们已经在体验享受充裕的美妙感觉—互联网使信息的匮乏一去不返。

    当然情节要更为紧张,因此在这些有关充裕的科幻小说中一切并不是按部就班进行的。在考瑞·多克特罗的小说《魔法王国历险记》(Down and Out in the Magic Kingdom)中,Bitchun 社会控制的某种未进行描述的科技“几乎令医生这一职业荒废:当你能够进行克隆,获得身体某部位的备份且因新生的身体而重新恢复活力时,为何还要为外科手术烦心?一些人甚至可以交换器官以避免感冒”。然而,结果却是人们变得烦闷且冷漠。书中一位人物解释道:“吸毒者并非失去了理智,只是因为他们忘记了一切都是多么尖锐,忘记了痛苦如何使快乐变得更为甜蜜。我们无法记住拼命工作以挣钱糊口是怎样一种感觉,担心挣的钱还不足以维持生计是怎样一种感觉,担心可能会得病或被公共汽车撞倒是怎样一种感觉。”

    在多克特罗笔下的世界里,名誉或者说“喝彩”承担着着数字货币的功用,可以用其与他人交换善行,它也会因你的劣迹而减少。平面显示器展示着每个人获得的“喝彩”,这成为衡量身份的一种标准。当所有物质需求都得到满足时,最值钱的商品就变成了社会资本。

    在尼尔·斯蒂芬森的《钻石年代》(The Diamond Age or, A Young Lady's Illustrated Primer)中,充裕来自纳米技术驱动的“物质编码器”,它能够制造各种东西—从气垫到食物,无所不包。唯一需要人类动手做的就是设计出交由编码器制作的新东西,而且这也不需要很多人去做。20亿工人无所事事。这部小说描述了一个人为发明一种教育众人的方法而付出的努力(图解绘本)。这与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作家们笔下与之颇为相似的一个主题相呼应—当机器包揽了所有工作,我们继续前进的动力何在?

    在某些作品里,劳动力的富余解放了人们的思想,终结了人类对资源的争夺,且创造出一种作为精神、哲学存在的文化。换句话说,匮乏的终结使我们变得懒惰、颓废、愚蠢和卑鄙。

    未来

    除了在宗教中可以发现一二,其他领域也许没有充裕/匮乏引发的极端现象更为显著的例子。

    天堂是人们对充裕和富足的终极设想:天使们在鹅绒般的云层里挥着翅膀,弹奏竖琴,超越了所有的物质需求。那些虔诚赴死的人死后变得圣洁、光辉和完美。身体曾经承受的各种自然缺陷被统统抹去。还有一些更为清晰的描述:天堂的居住者年龄和身材都完全相同;他们穿着昂贵的罩衫,戴着手镯,抹着香水,躺在镶满金银或名贵珠宝的床上;他们参加高雅的聚会,由长生不老的仆人端着银盘服侍左右;食物包括既不会致醉更不会引发祸端的清澈美酒。

    乔治·奥威尔曾不无讽刺地描绘了这一版本的富足天堂。在他的《动物庄园》一书中,家畜被告之在它们悲惨命运结束之后,它们将去往天堂,那里“一周7天全是礼拜天,一年四季都有鲜美的苜蓿可供享用,而且块糖和亚麻仁饼就长在树篱上”。

    但《纽约客》杂志用几幅漫画就揭示了如果我们太把天堂的富足神话当回事儿,那么我们很快就能想象出整天待在那儿会多么无聊。罩袍、竖琴,每天都像在经受临终祷告。这就无怪乎科幻小说中的充裕很快导致人生目标的彻底丢失和《机器人总动员》中人类惰性的膨胀。匮乏的终结同时意味着纪律和动力的终结?

    为了找到上述问题的答案,有必要看一看雅典文明与斯巴达文明的历史对比。在大批奴隶人口的支撑下,这两个古典城邦均处于国力无比充裕的时期。奴隶们提供所有的物质生活必需品,与机器或Bitchun社会颇为相似。如果你足够幸运地出身于“正确”的阶级,你甚至不用为生存而工作。

    上述两个社会没有一个发现自己因缺乏目的性而陷入困顿或停滞不前状态中。雅典人成为了艺术家和哲学家,努力探寻着抽象世界的意义,而斯巴达人则穷首于对军事力量和权力的追求。物质方面的富足创造了一种意味深远的匮乏,并没有夺去生活的意义。雅典人沿着马斯洛“需求层次”金字塔拾阶而上,探索伟大的科学和创造力。而斯巴达人渴求战争?我想马斯洛也会将它称之为自我实现的一种形式。

    从科幻中得到的经验教训就是实际上我们并不能想象出充裕和富足的恰当形态。我们的大脑已习惯于进行匮乏思维。我们关注那些我们并非充分享有的事物,从时间到金钱。这就是我们前进的动力之源。如果我们得到了我们一直苦苦寻找的东西,我们很快就会对其漠然处之,而后发现一种新的可供追求的匮乏事物。我们始终被自己不曾拥有的而非已经拥有的事物激励着。

    这就是为何30岁以下的读者谈及接近零边际成本的互联网经济收益时,他们总是想当然。在传统观念里,如此廉价的数字产品被视为几乎难以想象的“聚宝盆”。但在新范式中,这可以说根本不值得计算。充裕始终是前面闪烁着耀眼光芒的山峰,从来不会是我们脚下这座山。从经济学角度看,充裕是创新和增长的推进器。但从心理学角度看,匮乏才是我们真正理解的一切。

    在本章的讨论行将告一段路时,我想列举英国什罗普郡这个工业革命发源地的一个例子。1770年,当地炼铁厂已经具备了冶铸大截面铁器的能力。为了展示这一耐用新式建筑材料的优势,工厂主请工程师们建造一座完全由铁做原材料的桥。横跨塞文河的“铁桥”如今仍然吸引着游人的目光,不仅因为这座桥建造者的雄心及其令人惊异的构思,而且因为它在建设过程中完全遵循了木结构桥的建筑原理。

    铁桥主体的各部分是单独进行浇铸的,而将各组成部分连接起来的是与木制工艺中使用的楔子如榫眼、榫头和隐鸠尾榫斜接类似的扣件。拱顶的半肋拱由螺栓固定。上千块铁板被固定在一起,就像它们都是用木头做的。结果,这座桥的设计规格远远超出了安全标准规定的范围,没出几年,在重达380吨的铁质桥身重压下,桥的钻石结构开始出现裂缝。

    又过了很多年人们才意识到铁有许多不同的功用。铁没有木头在长度和辐射半径方面的弱点,铁桥可以设计更长的桥拱而且可以对其进行焊接,当然后来铁桥的重量不到之前所建铁桥重量的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