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谢

在我写作本书的一年半时间里，我们家又添了一个孩子（我们的第四个孩子），期间我在和一种未确诊但最终将演变为莱姆病（Lyme）的疾病（就像你听说过的那样，这种疾病侵蚀着人的每一寸肌肤）作斗争，此外，我还要飞行超过25万英里去演讲，继续运营《连线》杂志，而且还自作聪明地创建了另一家公司。有太多的事要做。事实上，我之所以能做到这些完全要感谢我的妻子安妮（Anne），在这么多年里她不仅始终是一位贤妻良母，而且堪称贤妻良母的典范。

安妮不仅承担了独自一人操持这个大家庭的重担，而且当我写作时她还是我的绝对拥趸。她会在周六早上催我去咖啡店写作；她会在深夜翻阅我的书稿；她还会在第二天早上和孩子们一块起床，让我得以在敲打了一夜键盘后睡个懒觉。写作本书时，我之所以感到如此轻松和有趣完全得益于她的鼎力相助，她为我无私地分担了太多家事。我一生中最幸运的事当属遇到了安妮。

此外，还要衷心感谢的是我在《连线》杂志的团队，当我身处异地只能通过iPhone传回一些只言片语并借助电话不甚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想法时，他们总能出色完成各自的工作。我们之所以在这一年里再次取得辉煌成绩，主要归功于鲍勃·科恩（Bob Cohn）、托马斯·戈茨（Thomas Goetz）、斯科特·戴迪奇（Scott Dadich）和杰克·杨（Jake Young），他们是我有幸共事的最佳团队。

这本书本身也是协作的产物，而且我认为自己简直太幸运了，拥有两位世界级编辑。来自美国的威尔·施瓦布（Will Schwalbe）和来自英国的戴维·希普利（David Shipley）的功劳不仅在于帮我润色文字。他们在长时间通话中与我一起进行“头脑风暴”，这给了我高明的建议和真诚的鼓励，而这些正是一个项目团队所能够提供的真正支持。他们既当教练也当拉拉队长，这么说并不夸张。无论如何，他们使这本书更加完善，因而对这样两位编辑如何称赞均不为过。

我同样有幸邀史蒂文·莱卡特（Steven Leckart）再次做我的写作助手。在我的前一本书中，我们对全书内容进行了讨论、记录并将编辑后的稿子作为再次写作的素材。这一次，也许因为这是我的第二本著作，而且我对如何创作产生了一个更好的主意，也或许因为这本书的框架在我脑海里已经比较清晰，我们将大部分时间花在共同精心组稿方面。史蒂夫也进行了相关研究并草拟了书中的大部分侧边栏。我也得到了本·施瓦茨（Ben Schwartz）的帮助，在我的前一本书《长尾理论》出版时他还是个15岁的孩子，而今已成长为一个对科幻充满兴趣的大学新生。他读了很多科幻小说，与我分享了这些作品对“充裕”（“后匮乏经济学”）的认识，在此过程中他也向我展示了他那非同寻常的分析能力。

同样要感谢《连线》的创意总监斯科特·戴迪奇（Scott Dadich），他设计了《长尾理论》平装本的封面和《免费》的杂志封面版。感谢卡尔迪托雷斯（Carl DeTorres），他设计的书中图表和侧边栏优雅而时尚，堪与其在《长尾理论》中的设计相媲美。

我的代理人约翰·布洛克曼（John Brockman）正是你希望与其合作的不辞辛劳的代理人。亥伯龙出版社和兰登书屋的销售和宣传团队借助创新性活动、创造性经济模式及无限的热情应对《免费》这本书面临的挑战，特别是当你想到出版业对“免费”抱有如此恐惧和猜测的心态时，这更令人印象深刻。我自己在《连线》的宣传团队由亚历山大·康斯坦特普勒（Alexardra Constanople）和玛雅·德拉逊（Maya Draison）领衔，他们找到了很多方法为本书做宣传推广，包括访谈和沙龙。

在学识方面，我特别感激两位前辈：凯文·凯利（Kevin Kelly），他的《新经济的新规则》（New Rules for the New Economy）为我对“免费”所做的大部分思考奠定了基础；技术丑闻（Techdirt）网站的迈克·马斯尼科（Mike Masnick），他日复一日对免费的探索、报道和宣讲，给我以启迪并激发了我创作本书的灵感。乔治·吉尔德（George Gilder）对“半导体经济学”和“摩尔定律”深层含义所做的早期研究，对我的思维产生着重要影响。此外，Google首席经济学家哈尔·瓦里安（Hal Varian）谆谆善诱，从他具有先见性的著作中我获益良多。

最后，我还要感谢很多曾经给我写信的朋友，他们评述了我列举的免费案例、他们自己如何使用免费产品的经历以及对免费经济模式的思考。他们给我以启迪，使我在写作过程中始终保持诚实，并最终对我的整个作品带来了重要影响。在描绘激进定价的未来发展趋势过程中，过去的10一直属于一项集体实验，应当向那些我一直尝试吸取其经验教训的无数前辈们致以崇高敬意。<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