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了激烈冲突、体制性失败随处可见的时代，一个痛苦的结束和希望的开端并存的时代。某些深刻的东西似乎正在改变和消逝，同时其他新生事物正在试图崛起。就像捷克斯洛伐克前总统、剧作家瓦茨拉夫·哈维尔（Václav Havel）所说：

我认为有充足的理由让我们相信所谓的现代化时代已经结束。今天，许多事情预示着，我们正处于一个蜕变时期：有些东西正在消亡的过程中，而另一些东西正在经历着分娩的痛苦。好像一些东西在垮下去，在腐朽，在耗尽自己，而另外一些东西，虽然尚不明晰，却正在从废墟中诞生。

正视时代的危机与呼唤

由于我们不堪一击的秩序和稳定随时都可能土崩瓦解，因此是时候暂停下来，审视废墟之中升起的新事物了。

当今时代的危机不仅是某一个领导、组织、国家或者某一场冲突的危机，而且揭示了陈旧的社会结构和思考方式正在消逝，揭示了过时的制度化和集体性社会形态正在消逝。

很多一线的实践者——管理者、教师、护士、医师、工人、市长、企业家、农民、商界和政府领导，对目前的生存状态都有相同的感受，他们承受着不断增长的工作负荷和提高工作效率的压力。很多人描述这种状态就像奔跑在永不停止的仓鼠轮上。

最近我参加了一个领导力专题研讨会，与会的 100 位领导来自一个非常著名的美国《财富》500 强公司。我前面那位发言人的开场白很精彩。他提醒大家，就在 20 年前，我们还在认真地讨论如何运用新的通信技术赢得额外的闲暇时间。房间里爆发出了笑声，可惜是苦笑——因为眼前的现实与我们当初的设想相去甚远。

在觉察到压力不断增加和自由日渐减少的同时，让我们转身看看同一系统的另一侧。在那里，几十亿人们出生、成长的环境令他们永远不可能有机会，以一种公平和有意义的方式成为全球社会经济系统中的一员。首要问题之一是，现存的全球系统只对我们中相对少数的精英群体有利，而在世界的很多地方，该系统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形同虚设。以下是大家熟知的基本事实和数字，足以证明这点：

◎ 虽然我们^[2]创造了蓬勃发展的全球经济，然而仍有 8.5 亿人忍受着饥饿的煎熬，30亿人挣扎在贫困线上（每天生活费用不到 2 美元）。大约占全球 80% 的世界贫困人口仅仅依靠全球国民生产总值的 15%度日。

◎ 我们向农业和食品系统投入巨大资源，结果却只是形成了劣质垃圾食品不可持续性的大规模生产，不仅伤害了我们的身体，污染了我们的环境，同时还导致了大量表层土壤的退化，面积等同于印度国土大小（占目前全球可耕种面积的 21%）。

◎ 我们耗费了大量资源用于医疗保健系统，但这个系统根本就是治标不治本，它仅仅应对症状，而无法解决造成疾病的源头。有很多地区在这方面的投入比我们少了很多，但当地人的健康状况却丝毫不逊色。

◎ 我们还斥巨资用于教育系统，但是我们的高等教育机构培养出的人才，却不具备感知和塑造未来的内在能力。而我认为这种能力恰恰是 21 世纪知识经济和共创经济最重要的核心能力。

◎ 尽管令人震惊的科学和经验证据都显示气候变化正在加剧，我们作为一个全球性的系统，却依然按部就班，仿佛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 当今世界，超过半数的儿童忍受着贫困、战争和艾滋病等问题的困扰，每天死于可预防疾病的儿童数目高达4 万。

纵观全球，我们共同创造着没人想要的结果（包括副作用），而关键的决策者也不觉得能够对改变事态的发展方向起到多大作用。他们觉得就像我们一样，身陷一场“逐底竞争”。同样的问题导致了巨大的体制性失败：目前所存在的思考、对话和制度化的集体模式已经流传了几个世纪，而我们尚没有学会如何塑造、调整和改变这些模式，使其能够适应当今的现实情况。

我们看到的腐朽和摇摇欲坠的社会结构，无论是本地的、区域的还是全球的，都建立在两种不同的来源上，亦即两种不同的思考和运行的结构或方式：前现代的传统式和现代的工业式。两者在过去曾经很成功，但在当今时代都已开始解体和崩溃。

这种解体和深化转型过程的一个标志是原教旨主义运动（fundamentalist movements）在西方和非西方国家的兴起。原教旨主义者说：“看，现代西方唯物主义行不通。它带走了我们的尊严、我们的生计和我们的灵魂，所以我们还是回到旧的秩序去吧。”

这种反应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它涉及两个当今社会腐朽的典型特征，和平研究者约翰·加尔通（Johan Galtung）称这两个特征为“失范”（anomie），规范和价值观的缺失；以及“失构”（antomie），社会结构的崩溃。随之而来的文化和结构的缺失导致了暴力、仇恨、恐怖主义和内战的爆发，同时还伴有南北半球的自然灾害。正如瓦茨拉夫·哈维尔所述，好像某种事物正在自我消退和耗尽。

那么正在从废墟中诞生的又是什么呢？我们如何才能应对这些改变呢？如我所见，正在崛起的是一种新形式的存在和力量，自发地成形于小型团体或社会网络。这是一种不同层级的联结, 以一种不同的方式与对方同在当下, 感受正在生成的未来。当这些团体真正开始借由一个未来的可能性运作时，他们便向着不同于以往的社会领域进发。这些都能够通过思考、谈话和集体行动的不同质量体现出来。当这种变化发生时，人们就能够接触到创造力以及感知的深层次源头，并且超越过去的模式，感受到自己真实的力量、真我的力量。我将这种变化称为“社会场域” （social field） 的变迁，因为“社会场域”这个词表明了场内的人互相联系、谈话、思考和行动时所创造的联系总体和类型。

一旦一个团体在这个场域运作成功，下一次的运作将会变得更加容易。这就好像生成了一条持久的纽带，虽然看不见，但却是成员之间共有的。当新成员加入团体时，该纽带依然能保持平稳连贯。本书后续的章节将阐释当这种变迁出现时会发生的情况，以及改变是如何以截然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的。

社会场域的变迁不仅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时刻，还会衍生出一系列良性结果，包括个人能量和觉察的提升、持续深化自我真实性和对当下的亲身感知、方向感更加明确，同时会在职业生涯和个人生活方面带来显著的成就。

当对危机的讨论和时代的呼唤徐徐展开时，可以听到三种截然不同的立场：

◎ 复古运动（Retromovement）活动家：“让我们回到过去的秩序吧。”一些复古运动有原教旨主义倾向，但并非全部如此。复古运动的立场通常都伴随着古老宗教的复兴以及基于信仰的灵性。

◎ 现状捍卫者：“继续前进就可以了。集中精力做更多相同的事情，在摸索中前进，过去怎么做，现在还怎么做。”这种立场基于现代科学唯物主义的主流观点。

◎ 个人和集体转型的倡导者：“难道就没有办法打破过去的模式，让我们与未来的最高可能性保持步调一致，并从那里开始吗？”

我个人认为当今的世界形势需要第三种变迁，而这种变迁在很多方面已经开始发生。我们需要放弃制度化集体行为的旧机制，以便和未来的最高可能性会合接轨。

这本书及与其相关的一切活动和研究的目的，在于描绘一种能够带来社会转型变革的技术，使得社会各个领域（包括我们个人生活领域）的领导者们，能够应对现存的挑战。为了应对自如，领导者必须掌握如何基于未来最高的可能性来采取行动，而不是陷于过去的经验模式中。在此要说明的是，当我使用“领导者”这个词时，是指所有致力于带来变革或塑造未来的人们，而并不涉及他们在体制结构中的正式职位。本书的目标读者是公司、政府、非营利组织以及社会团体的领导者和活动家们。这些创造者和大师级实践者时时触动着我，令我思索他们是如何基于深层次过程（我称为“U型过程”）展开行动的。这个过程引领着我们去迎接正在生成的可能性，并允许我们按照这种可能性实施运作，而不仅仅是简单地反映过去的经验或对其做出反应。但是为了做到这点，我们首先必须明确在领导力和日常生活中存在着一个巨大的盲点。

盲点

盲点是我们内部或周围的注意力和意愿的发源地，是我们行事的源头。盲点之所以“盲”，原因在于它是社会场域以及我们每天生活互动中看不见的那一部分。

这个社会场域里不可见的部分是关于场域的源头的, 社会场域里一切的发展、变化都从源头而来。我们可以将其比作如何看待艺术家的作品，至少有三种可能的视角：

◎ 可以聚焦于由创造性过程产生的作品。

◎ 可以聚焦于绘画的过程。

◎ 可以观察站在空白画布前的艺术家。

换言之，我们可以在艺术作品的创作过程后（作品）、创作过程中（过程）或者创作过程前（空白画布或源头）来观察艺术作品。

以此类推，我们同样可以从三个不同的角度看待领导力（见图 0—1）。第一，我们可以观察领导者做什么（what）。从这个角度出发的书籍已经出版了很多。第二，我们可以观察领导者们如何做（how），即领导的过程。这已经是我们在管理和领导学研究领域讨论了15年或20年的话题了。我们从过程的角度对经理和管理者就各个方面和各个职能区域进行了分析，产生了许多有益的见解。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基于第三种视角，或者说是空白画布视角系统地看待领导者的工作，我们还没有提出这样的问题：“领导者实际操作的源头是什么?”

我第一次开始注意这个盲点，是在和汉诺威保险公司（Hanover Insurance）前任首席执行官比尔·奥布赖恩（Bill O’Brien）交谈的过程中。他告诉我，多年来他一直实施组织学习项目、推进公司变革，得到的最大感悟是：“一项干预措施的成功取决于干预者的‘内在状态’（interior condition）。”

这一发现引起了我的共鸣。比尔让我明白重要的不仅是领导者的行为和做事方法，更是他们的“内在状态”，即他们所有行为的内在起源。

这里讨论的盲点问题是领导力和社会科学的一个根本因素，同时它也影响着我们日常的社会生活体验。在日常工作和社会生活进行的过程中，我们通常对自己和他人的行为了如指掌；而且也或多或少地了解应该如何完成这些行为，即我们自己和他人行事的过程。但是如果我们问自己：“我们的行为来自什么源头？”绝大多数人都回答不上来。我们看不到自身行为的源头，对自己的注意力和意愿从何而来毫无觉察。

我在组织学习领域从事了近 10 年的研究工作，最重要的感悟就是学习有两种不同的源头：向过去的经验学习和向正在生成的未来学习。第一种类型的学习（向过去学习）已经为人所熟知，并且已经发展得十分完善。它是所有主要的学习方法论、组织学习最佳实践及途径的基础。相比之下，第二种类型的学习（向正在生成的未来学习）还基本上不为人所知。

我向很多人提出第二种学习方式，他们都认为是不可思议的。他们争辩说学习的唯一途径是向过去学习。“奥托，向未来学习是不可能的。别再浪费你的时间了！”但是在和各个领域以及行业的领导团队共事的过程中，我认识到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领导者们单靠过去的经验无法应对现存的挑战。某些时候，过去的经验对解决当下的问题不是很有帮助。有时在团队中，过去的经验甚至还会给提出创新性解决方案造成最大的问题和障碍。

后来我慢慢意识到，那些最杰出的领导者和大师级实践者都是基于一个全然不同的核心过程来展开行动，该过程能够引领他们通向未来的可能性。我问自己：我们怎样才能学会更好地感知和联结即将生成的未来可能性呢？

我把这种基于正在生成的未来而展开行动的状态称为“自然流现”（presencing）。自然流现是“在场”（presence）和“感知”（sensing）两个词的有机融合，它意味要按照一个人最高的未来潜能去感知、同频并展开行动，而这一未来的形成是取决于我们如何展现它的。

本书描述了一个 10 年旅程的过程和结果，而这一切完全得益于我有一群时时给予我激励和灵感的同事以及朋友，有了他们的支持与合作本书才得以完成。该旅程的基本问题是：“我们怎样才能基于正在生成的未来展开行动？我们如何才能接触、激活和实现社会场域的更深层次？”

进入场域

每位农民都知道，一块田地（field） 自身就构成了一个复杂的生命系统，正如地球也是一个活性有机体。

我成长于德国汉堡附近的一座农场，父亲是一名欧洲生物动力农业的先锋。在我很小的时候，他教给我的事情之一就是在有机农业中，土壤的活性质量是最重要的。他跟我解释说，每块土地都有两个方面：可见的部分和不可见的部分，即我们在表层之上看到的部分和居于表层之下的部分。农产品（可见结果）的质量，是农田中土壤质量（肉眼不可见因素）的体现。

我关于社会场域的思考恰恰始于此处：（社会）场域是基础条件，是鲜活的土壤，生长于其中的正是后来为我们所见的结果。每位出色的农民都会用心维持和提高土壤的质量，因此每一位优秀的组织领导者也应该致力于维护和增强社会场域的质量，就好比是在日以继夜、辛勤耕耘一块“农田”那样。

每个星期天父母都会带领我和兄妹们在田间散步 （Feldgang），我们会穿过农场上所有的田地。父亲偶尔会停下来从犁沟里捧起一团泥土，让我们观察学习土壤的不同类型和结构。他解释说，土壤的质量有赖于其中所有的生命体——每一立方厘米土壤中都生存着数百万有机体。它们的活动使得土壤能够像一个生命系统那样呼吸和进化，因而是不可或缺的。

而本书正是想邀请你进行一次“田间”漫步，纵观当今全球的社会“场”景。就像在真正的田野间散步时一样，我们偶尔也会停在田埂上，拾起一小片数据进行研究，以便更好地理解社会场域中不易觉察的部分。正如麦肯锡公司的乔纳森·戴（Jonathan Day）谈到他帮助全球化企业转型变革过程中的经验时所指出的：“最重要的部分往往是眼睛看不见的。”

但是怎样才能以一种更有意识、更清楚的方式，开始看到这个不易觉察的部分呢？

阿基米德支点

当我们有意识地想转化社会场域结构时，战略支点在哪里呢？推动全球社会场域演化和变迁的阿基米德支点（即必要条件）又是什么呢？

对我父亲而言，答案非常明确：你在哪里放置“支点”？放在土壤里。你应该专注于持续提高“表层土”的质量。每天如此。肥沃的表层土仅是薄薄的一层，而这层活性物质把两个世界（地表以上的可见领域和地表以下的不可见领域）联结在一起，并不断进化演变。“文化”（culture）和“培育”（cultivation）这两个词的词根都源于“培育土壤”这个理念。农民通过深化两个领域间的联系, 即犁耕、耙地等方式来培养表层土壤。

那么社会场域的支点在哪里呢？其实道理完全一样：就在社会场域中可见维度与不可见维度之间的联结层面。一个组织肥沃的“表层土壤”就存在于这两个世界相遇、联结和交织的地方。

社会场域里可见的部分指什么呢？是指我们所做、 所说和所见，是能够用照相机捕捉和记录的社会活动。那么什么又是不可见的部分呢？是指一个人展开行动时的内在状态，是我们全部所做、所说和所见发生的源头。按照比尔·奥布赖恩的观点，如果想成为有效的领导者，塑造出不同于过去的未来是最关键的方面。而这就是盲点，是我们的注意力和意愿产生的地方。

在本书的第一部分“发现我们的盲点”中我将会论证，在所有层级、系统和领域中，我们基本上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摆在面前的挑战要求我们觉察并改变我们行动时的内在状态。作为结果，我们需要学会同时关注两个领域：我们的所说、所见和所做（可见部分），以及我们行动时的内在状态（不可见的部分，注意力和意愿的源头存在以及运行的地方）。我把联结两个领域的中间部分称为注意力的场结构，它的功能相当于农业里的表层土壤，联结着田地里的两个领域。

集体观察我们的注意力的场结构 （field structure of attention），即在展开行动时集体觉察我们实时的内在状态，可能是21世纪及未来社会场域发生转变时最重要的支点，因为它代表了我们的共同意识当中唯一能完全控制的部分。我们每个人都创造自己的注意力结构，所以不能因为自己注意力的缺失责备别人。当我们能够看到这个内在状态时，就可以把它作为实践变革的支点，它使我们具备能力采取不同于以往的行动。我们对注意力及其源头的观察程度可以决定系统的改变程度。但是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改变实施行为时的内在状态。

改变注意力的结构

领导力的实质是在个人和集体两个层面上改变我们行为的内在发源地。

在我父亲的农田里，土壤从浅到深有不同分层。同样，在我们的社会场域里，注意力也可以从根本上分为从浅至深的不同层级。注意力的场结构涉及观察者与观察对象之间的关系，涉及我们关注世界的方式的质量。我们注意力的源头相对于观察者与观察对象之间的界限所处位置不同，就决定了场结构的品质。在为本书所做的研究中，我发现有 4 种不同的源头，分别决定了4种不同的质量或注意力的场结构。

这 4 种场结构是：

◎ 我中我（I-in-me）：我按照惯有的观察和思考方式感知的一切；

◎ 它中我（I-in-it）：我运用开放的感官和思维感知的一切；

◎ 你中我（I-in-you）：我敞开心灵，调频至内心而感知的一切；

◎ 当下我（I-in-now）：我开放意志，从我存在的源头或最深处体会的一切。

这 4 种场结构的区别在于注意力（和意愿）的源头不同：分别是习惯、打开思维、打开心灵和打开意志。任何个人、领导者、团队、组织或社区的每项行动都来自于这4种方式之一。

让我们以“聆听”为例说明这种区别。在我与各类团队组织合作的这些年中，我发现聆听有以下4种基本类型。

“是啊，我已经知道了。”第1种聆听叫作“下载”（downloading）：即一边听一边再次确认惯有的评判。当你身处的环境中，所有发生的一切只是确认你已知的信息时，你的聆听就处在下载模式。

“嘿，原来是这样！”第2种类型的聆听叫作“客观聆听”（object-focused listening）或者“听取事实”（factual listening），这个时候关注的是事实, 以及新奇的，或与自己看法相左的事情。在这种类型的聆听中，你会聚焦于你所不知道的新信息。此时你听的重点不再是内心的评判之声，而是摆在你面前的事实。你开始专注于那些不同于你以往所知的信息。客观导向和聆听事实是先进科学研究的基本模式。你提出问题，然后仔细观察大自然（事实）给予你的回应。

“哦，是的，我明白你的感受。”第3种较深层次的聆听是“同理聆听”（empa-thic listening）。当我们进行实质性的对话时，如果集中注意力，就会觉察到我们聆听的源头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以上提及的两种形式，我们的聆听还是发源于自己的认识内部。然而当我们能够同理聆听时，所接收到的就会发生变化。我们从一味地追求客观世界中的物体、数字以及事实中抽离出来，开始去关注一种活生生的个体、一个鲜活的系统乃至自我。能这样做就需要我们启动并用好一种特殊的“仪器”：打开的心灵，即有感同身受的能力，可以直接与一个人或一个生命体系相联结。一旦这样，我们就会感受到一种深刻的转变。我们会忘记自己怎么想，而开始借由他人的眼睛观察这个世界的绽放。在这样的一个场里，我们通常都能在对方还未开口之前就感知到对方想要说什么，甚至能辨识出一个人是否在选择正确的词来形容一件事。之所以有这种判断力，就是因为我们在他人开口之前就已经对其想说的话有一个“直观把握”。“同理聆听”正如其他人类关系技能那样，是可以培养和开发的。这项技能要求我们激活一种全新的智慧来源：心灵的智慧。

“我无法用语言表述我的感受。我的整个存在都已经放缓，我感觉自己变得更加安静、更在当下、更加真我。我已经联结到一个超越自我的东西。”这是第4种深层次的聆听。它超越了现有的场域， 联结到了更深层次的生成。我称这种聆听为“生成聆听”（generative listening）或者“从正在生成的未来场域聆听”（listening from the emerging field of the future）。这个层次的聆听要求我们开放心灵和意志，启动我们联结正在生成的最高未来可能性的能力。在这个层次上， 我们会把“旧”我拉到一边，才能整理出一个空间，开启一片空地，使得另一种全新的、对当下的感知得以生成。这时我们不再寻求身外之物，也不再情结身前之人。我们处于一种“非常态”，可能只有“心灵共享”（communion）或“恩泽”（grace）这样的词语才能略显这种难以表述的体验之妙。

你会注意到第4种聆听的感觉和结果不同于其他几种聆听。如果你在谈话结束时，认识到自己再也不是开始谈话时那个从前的自己，就表明你已经进入第 4 层了。你经历了微妙而深刻的变化，并且已经联结到一个深层次的源头，即那个你究竟是谁、 为何存在的源头，将你联结到一个正在生成的非凡场域，联结到正在浮现的真我。

U型理论：从最高的未来可能性进行探索

我们每个人，每做一件事，都会采取这4种方式中的一种来关注事情。无论是个人单独行动还是身处大型团队，我们会因关注力不同而去到意识的不同层面。我建议把这些不同的方式称为“注意力的场结构”。同样的行为可能产生截然不同的结果，这要取决于我们实施某一特定行为时所使用的注意力结构。换言之，“我（这样）关注，因此它（那样）生成”。这是我们通常的社会过程中一个隐藏的维度，不容易被理解，也是当今社会深刻变革中最没有被物尽其用的杠杆。因此，我设计了U型理论，帮助大家更好地理解所有这些社会行动持续生成的源头。

U 型理论论述了本书的核心问题：向正在生成的未来学习和行动需要哪些条件？在第 2章里，我们将追随这个关键问题来掌握如何将我们的领导力、学习和行动从 1、2 层级（反应和快速修正）深化到 3、4 层级（深刻革新和改变）。

当今时代，汹涌的挑战迫使所有机构和社会团体进行自我更新和彻底改造。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就必须问自己：我们是谁？我们为何在此？我们想一起创造什么？这些问题的答案会因注意力（和意识）结构的不同而不同。答案可以源自纯粹的唯物决定论观点（层级 1 和 2 ），也可以基于更加全面的精神根源，包括更加微妙的外在实相源于内在思维和意愿的观点（层级 3 和 4）。

新兴科学

本书不想只局限于照亮领导力中的盲点，而是希望揭示一个隐藏的维度，它存在于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每时每刻。要做到这点，我们就需要发展提升目前的科学形式。就像来自于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心理学家埃莉诺·罗施（Eleanor Rosch）所说的，“做科学需要有智慧的心智。”而我们今天所了解的科学可能只不过是一个初生儿。

1609 年，伽利略发明了望远镜，使其能够观察木星的卫星。他的观察结果为“异端”哥白尼太阳中心说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1543年，尼古拉·哥白尼发表的专著提出了革命性思想：太阳是宇宙的中心，而并非依照古希腊天文学家托勒密的观点所言，地球是宇宙的中心。然而在其专著发表后的半个世纪里，哥白尼的理论却一直受到质疑，尤其是天主教会的质疑。当伽利略透过望远镜远眺天空时，他知道哥白尼是正确的。但是当伽利略先是在私人交谈中、后又在著作中提出这一观点时，他和哥白尼一样，遭到了来自天主教会的强烈反对，天主教会声称他的观点是异端邪说并传唤他进行审讯。伽利略努力为自己的观点辩护，他鼓励教会的人也透过望远镜看一下，用他们自己的眼睛证明事实。然而尽管教会中的一些领袖支持伽利略的立场，但是大多数人还是拒绝这种令人望而生畏的观察。他们不敢僭越经文中的教条。虽然教会在审讯中成功恐吓了 70 岁的伽利略（强迫他宣布放弃他的观点），但真正的胜利是属于他的，今天他被视作现代实验物理学之父。伽利略推动了现代科学的先锋发展，他没有退缩，而是透过望远镜、运用观察得出的数据来明辨是非。

400 年后的今天，我们可能书写着又一次的飞跃。伽利略重新塑造了科学，他鼓励我们用自己的双眼，自己的感官去收集外部的数据。现在我们要拓展和深化这种方法，收集更加精细的内在数据和经验。要做到这点，我们必须发明另一种类型的望远镜：不是用来帮助我们观察遥远夜空中木星的卫星，而是使我们能够观察到自身的盲点，将观察的方向转移至其源头，即正在进行科学活动的自我。我们需要的工具不仅包括打开的思维（an open mind），这是科学调查研究的一般要求，还包括打开的心灵（an open heart）和打开的意志（an open will）。下面将对观察和领悟这些更微妙的方面进行更详细的讨论。

这场科学转变的革命性与伽利略那场堪称旗鼓相当。而来自于现有知识“卫道士”的阻力也会与伽利略在天主教会所遭遇到的同样猛烈。然而面对当今全球性的挑战，我们能感受到时代在召唤，召唤我们早日得出一个汇聚了科学、社会变革和自我（或意识）进化的综合成果。虽然通常来说，社会科学家和管理学家会从诸如物理学之类的自然科学取经，但我认为现在是时候让社会科学家们挺身而出、建立一套先进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了，这样才能把科学（第三人称立场）、社会转变（第二人称立场）和自我进化（第一人称立场）融会贯通为一个基于意识行动研究的整体框架。

这样的框架在过去半个世纪社会科学领域的两个主要转折期已经开始崭露头角了。第一个转折期通常被称为“行为转折”（action turn），是由库尔特·卢因（Kurt Lewin）及其跟随者们在 20 世纪后半叶率先提出的。他们采用各种方法研究行为科学。随后在20 世纪末 21 世纪初出现的第二个转折通常被称作“反思转折”（reflective turn），然而也许将其称为对关注力和意识模式的自我反思转折更为恰当。这种正在生成的、新的综合成果将所有这三种角度联结了起来，其中包括：科学（让数据说话），行动研究（除非改变系统，否则你无法理解系统），以及意识和自我的进化（照亮盲点）。

2 300 年前的亚里士多德可以说是西方最伟大的探索和思考的先锋和创新者，他在《尼各马可伦理学》（Nicomachean Ethics）第 6卷中说，人的灵魂有 5 种不同的方法或能力来掌握真理。其中只有一种是科学（episteme）。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论述，科学只能局限于其本身的事物（换言之，取决于必然存在的事物）。对照之下，其他 4 种掌握真理的能力适用于现实和生活的其他所有情境。这些能力分别是：应用技术（techne）、实践智慧（phronesis）、理论智慧（sophia），以及掌握首要原则或源头的觉察或者能力（nous）。

迄今为止，现代科学的重点基本上一直局限于科学知识。但现在我们需要拓宽科学的视角，涵盖掌握真理的其他能力，包括应用技术、实践智慧、理论智慧，以及依靠直觉了解认知和意愿源头的能力。

场域之旅

║篇章构成║

在第一部分“发现我们的盲点”之后，我们进入第二部分“进入 U 境”，随后是第三部分“自然流现，引领深层次的创新与变革”。

场域漫步的第一部分讨论的是盲点的不同方面。我认为当今时代的中心问题是在所有系统层级找出我们的盲点——我们行为的内部发源地。在所有层级上我们都面临同样的问题：如果不改变自己的内在状态并照亮内心的盲点（注意和行动的源头），我们将无法迎接即将来临的挑战。

第二部分将探讨照亮盲点的核心过程——如何才能实现这点？而本书第三部分的重点内容是基于进化的基本原理这一角度对该核心过程进行总结，该角度将通过两种形式呈现出来：其一是作为新型的社会场域理论（U 型理论），其二是作为新型的社会技术（自然流现的 24 项原则和实践）。本书结尾的部分是一篇后记：《建立全球学校，运用自然流现的原则和实践》。内容是讲建立全球学校的理念和宏伟计划，该学校将通过整合科学、意识和深刻的社会变革这种方式将以上原则应用于实践。

本书的18 章囊括了与世界范围内 150 位杰出的思想家和大师们就战略、知识、创新和领导力方面进行对话访谈而得出的洞见。这本书还涉及了我自己——一位现在生活在美国的欧洲白人男性的生活故事，包括我在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以及与同事和研究合作者数不清的反思研讨会的工作成果。另外，U 型理论还建立在我对草根运动、全球公司以及非政府组织 （NGO） 的领导者进行咨询和“行动研究”的诸多成果之上，其中包括富士通、戴姆勒 – 克莱斯勒、葛兰素史克、惠普、联邦快递、麦肯锡、日产、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普华永道以及壳牌石油。

我在与来自创造性艺术领域的亲密同事一起工作的过程中总是能找到灵感，例如，我的同事海雅希（Arawana Hayashi）设计了能够具化自然流现的练习，并与我共同开发了一个新的艺术形式，名为“社会大剧院” （Social Presencing Theater）。同时我还在本书中添加了许多图表，都是在我信手涂鸦的基础上由专业人士整理提炼的，与文字相比，这些图表更生动地展现了我想表达的概念。我希望通过添加这些图表，使得本书中某些具有挑战性的概念变得更加易于理解。

║目的║

本书旨在完成三件事情。首先是提出照亮盲点的社会场域基本原理（第 15 章）。其次，通过揭示4种作为社会现实创造集体进程的基础的根本性元过程，举例说明了这项基本原理。这 4 种元过程分别为：思考、谈话、建立架构以及全球联结（全球治理）（第 16~17 章）。最后，本书还概述了一种自由的社会技术，该技术通过一系列自然流现的原则和操作方式让该方法得以确立并被应用到实践当中去（第18 章）。

24 项原则发挥着基础的作用并构成一个整体，它们还可表述为5项沿 U 型路径的运动（见图 0—2）：

◎ 共同启动：聆听生命的召唤，联结与这种召唤有关的人和事物，组成一个核心团队，启发共同意愿。

◎ 共同感知：去往最具潜力的地方；观察，观察，观察；用完全打开的思维和心灵去聆听。

◎ 共同自然流现：去往能让个人和集体沉静的地方，敞开胸怀感受更深层次的觉知（knowing）源头，联结到想通过你而生成的未来。

◎ 共同创造：通过设立微系统原型, 为正在生成的未来落地做好准备, 用行动探索未来。

◎ 共同进化：携手建造一个大型创新生态系统，让人们通过从整体来观察和行动, 创造跨界联结的空间。

║方法║

我们的场域之旅综合使用了三种方法：现象学 （phenomenology）、对话（dialogue）以及合作性行为研究（collaborative action research）。三种方法都用于解决同一个关键问题：知识、现实和自我的融会贯通，并且三者都遵循了行动研究之父库尔特·卢因从观察得出的名言：“除非改变系统，否则你无法理解系统。”然而每种方法的侧重点不同：现象学侧重于第一人称的立场（个人意识）；对话侧重于第二人称的立场（交谈领域）；行为研究侧重于第三人称的立场（体制模式和结构的实施）。

你会注意到这本书没有强调个人领导者，而是描述我们每一个人在组织中分散的或集体的领导力。所有人都会影响变革，无谓其正式的职位或头衔。21世纪的领导力意味着在所有层级上改变我们集体关注力（即聆听力）的结构。

正如七代集团（Seventh Generation）的首席执行官杰弗里·霍伦德（Jeffrey Hollender）所说，“领导力就是比其他任何人都能更好地聆听整体。”环顾四周，你看到了什么？我们现在谈及的是全球领导力，意味着我们把注意力和聆听从个体（微观）和团体互动（中观）扩展到机构（宏观）和全球（世界）体系的层面。这一切都是互相联结的，始终在当下的。所幸转变注意力的场结构所需要的转折点在所有层级上都是相同的。我在本书中通篇讨论的这些转折点适用于所有层级上的系统。

然而有一点需要我们注意：凡事都有代价。基于正在生成的第 4 种场域运作的前提是要做出一个承诺：承诺舍弃所有非本质的一切，承诺遵从被歌德描述为人类旅程实质的“放下/接纳”（letting go / letting come）的原则去生活。“而如果你由生至死都不知道其中的奥秘，你将仅仅是地球上一个沉闷的过客。”

当今世界真正的战争并不是各种文明或文化之间的战争，而是对于我们整个人类来说, 各种未来进化的可能性之间的战争。重大抉择是关于我们是谁、我们想成为谁，以及我们想把这个朝夕相伴的世界带向何方。所以真正的问题是：“我们在这里是为了什么？”

过去的领导方式正在消弭, 就好像 1989 年倒下的柏林墙一样。当今必需的不仅是新的领导方法，还需要超越领导力的概念。我们必须发掘一种更加深刻和实用的方式，同时在个人和集体的层次上整合头脑、心灵和双手，整合打开思维、打开心灵和打开意志这三种智慧。

我邀请你和我一起踏上这个发现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