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书的开篇，我把自家的农场比作社会场域，用它来形容社会互动过程的品质。谈话是社会场域在生活中的具体呈现，是改进社会互动的重要起点。在对组织的研究工作中，我注意到与改进谈话相关的两个方面：

◎ 谈话的生成有其模式或者场域，并且这些谈话互动的模式趋向于保持不变；

◎ 在谈话中所能见到的通用场域模式非常有限——到目前为止，我只发现了4种：下载（场域1）、争论（场域2）、对话（场域3）和自然流现（场域4）。

这4种场域的区别在于其形成谈话的内在空间：为取悦他人而谈（场域1），从我所想而谈（场域2），把自己视为整体的一部分而谈（场域3），以及从正在生成的一切而谈（场域 4）。谈话的场结构是一个互动模式，一旦引入，所有谈话参与者便趋于重复演练。当谈话从一种模式（如“礼节性谈话”）转向另一种模式（如“说出你的想法”）时，该转变通常会包括所有的谈话参与者，而不是其中的几个人（见图17—1）。

识别这些谈话的模式与引导变革之间存有极大的关联。我们正是在谈话（第二元过程）中带出新的模式。纵观历史，不同的文化演化出了不同的规则，它们控制了群体、社会和组织中的互动。社会学家诺贝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将这些指导我们日常社会互动的无形规则的演化称为“文明化过程”，这一过程可以追溯到好几个世纪以前。另外一位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向我们展示了这些规则和模式化预期的演进如何塑造了我们在工作和生活中与众多观众之间的互动，又如何决定了我们在面对面的团队中构建、展示和造就自我以及自身角色的方式。尽管这些研究阐明了这些模式的作用，加深了我们对其谱系的理解，然而却没有说明当一个群体或团队现存模式的功能已明显失调时，我们可以采取哪些实际措施。这里所说的功能失调，意味着集体行为的结果明显和参与者的实际意图不相吻合。

当面对这些问题和状况时，我们不禁要问，我们到底要怎么做才能使谈话场域的模式发生转换呢？我们采取哪些措施能够帮助一个团队看清、评估和改变参与者集体具化的模式？

以上这些问题以及其他问题共同引发了过去10~15年间对富有成效的谈话和对话技巧的兴趣。“对话”这种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应对的都是观察和暂悬有关礼仪以及脸面的文化规则。比尔·艾萨克斯借鉴了马丁·布伯和大卫·玻姆的研究成果，将对话定义为共同思考的技巧或获得集体智慧的能力，这细化了对“谈话”的4种不同场域结构的研究进程。

冲突的观点

1996年，我在德国的维滕/黑尔德克大学为学生、艺术家和商人讲授一门为期4天的关于艺术、领导力和社会转型的课程。本来过程还算愉快，但是在我的简要讲述之后，一位艺术家说：“你说的我一个词都没听懂。”我感到自己时间尚短的讲座生涯到达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最低谷。后来，时任德国雨果博斯（Hugo Boss）服装公司的CEO阐述了该公司对众多艺术机构的赞助是如何与他们的商业成就相关联的。而此时一位剧场导演厉声说道，雨果博斯服装公司承担社会责任的赞助形式只不过是资本主义体制剥削人民的又一例证，而这实际上是问题的一部分，不是解决办法。这实在是场激烈的辩论，我目睹了一场心智模式或世界观之间生动而猛烈的冲突。

║移出“我的立场”边界之外║

第二天，我们进行了分组。每个人花15分钟做了一个小雕像来表明自己想要创造的东西。接着我们举行了一个类似欣赏画展的仪式，在这个过程中，每个成员对自己的雕像进行阐述。而这对自身和他人想法的真实探究使我们触碰到谈话现实的另一个场域。这种欣赏式探询的场域和前一天的“堑壕战”之间有着天壤之别。

║在纯粹的同在感中自然流动║

研讨班最后一天的早上，我们以一个大型的开放论坛对话作为本次课程的结尾。而这一对话和第二天的棘手情况之间区别十分显著。相互大声叫嚷被一系列深刻、冷静的谈话所代替。谈话中的坦率、微妙和亲密感反映出了心与心的联结，通过在谈话尾声出现的一阵自发性的安静，大家都感受到了当下的同在感。

反思这个经历，我认识到这个群体作为一个整体，在运作中应用了谈话的不同场域结构。在这个研讨班进行的过程中，我识别出谈话的4种不同的场域结构：下载（礼节交谈）、争论（强硬交谈）、对话（反思式探询）和自然流现（深层的共创流）。从这个观察中得出的对话模式见图17—2。

下载：从场域1启动谈话的过程

“你好吗？”

“我很好。”

组织中的许多正式会议都是用这类例行公事的、预先设置好的语言来进行的。为了有效进行这类谈话，参与者需要遵从与他人互相礼貌问候的主要模式，而不是说出他们心里的真实想法。在学校里，我们学会了只说老师想听的话。而这项技巧也正是我们用来对付老板以及在组织中取得成功所必需的。如果这项技巧对我们很有用，那它的问题又出在哪里呢？

从组织学习的角度来看，这种谈话类型的问题就在于它会导致功能失调的行为：它会阻碍团队谈论正在发生的真实的情况。也许团队成员会在别的地方，比如在停车场或者回家的路上谈论真实的情况。但在会议上，他们除了彼此礼貌问候外什么都不做，这纯粹是浪费每个人的时间。如果个人和团队不谈论这些被克里斯·阿吉里斯称为“难以启齿讨论的”困难问题，他们将无法进行反思，无法改变任何状况。一个既定挑战的复杂性越高，就越需要拓宽一个人的谈话本领，需要学习怎样从一个生成性谈话的其他场域开始运作。

下载式谈话的指导思想只是简单复制现有的规则和语句。在个体的下载中，个人世界观局限于现存的心智框架和模式，而在谈话中的下载过程也同样仅仅表述了符合群体主要框架和谈话模式的那部分现实（参与者所经历的）。所说的话（我很好）和实际情况（我快死了）之间的差距越大，系统在未来道路上遇到困难的可能性就越高。

争论：从场域2启动谈话的过程

“你好吗？”

“很糟糕。”

场域2（争论）的定义性特征是参与者说出了他们的真实想法，正如那位艺术家说我的讲座他一个词都没听懂，再如有人告诉那位CEO他的某些商业实践是有害而愚蠢的。气氛因此高度紧张，每个人都感到不舒服。该群体从复制规则的语言切换到一种激烈的谈话类型，在这种类型中，个体提出了有分歧的观点。

进入场域1谈话（下载）的入场券是（不言而喻的）遵从，而进入场域2的入场券则是自动自发地站在不同立场，提出不同观点。为了在场域1的谈话中获得一些发言的机会，你必须顺应别人的观点。在场域2，你提出了不同的甚至相反的观点。正如在个人的感知中，从下载到观察的转变意味着开放接纳相悖信息（与我们的心智模式相悖的观察结果）。场域2的谈话意味着开放接纳那些挑战主流思想的观点。

用全新的眼光观察事物的能力，可以通过暂悬评判和关注相悖信息得到开发（达尔文总是带着一个笔记本，每当他观察到不符合他的理论的东西都要记录下来）。从下载（客套地交谈）向争论（强硬地交谈）转变的能力，同样可以通过鼓励团队表达不同的观点得以实现，或者也可以营造这样一种氛围——重视个人意见表达高于重视交谈礼仪。

这种互动所构建起来的框架通常是争论。“争论”这个词的字面意思是“斗争或打倒”，正好道出了这种谈话场域结构的模式。人们用他们的论据打败或胜过对手，即那些持有不同观点的人。

辩论风格的谈话在组织中很有用，因为它可以让团队就一个主题在会议桌上得到所有不同的观点。我发现在东亚和东南亚的文化中，进入场域2的最好方式并不是（像在西方那样）对抗性的争论，而是让参与者组成一个个小群体，然后让所有的参与者就同一话题分享他们不同的观察结果和观点。这会避免由于注重面子而无法产生不同观点。虽然如此，这种方式仍然传递着场域2同样的底线：表达有分歧的不同观点。

但如果手头的问题需要团队成员反思和改变他们基本的思考习惯以及指导性假设，就还需要另一种不同的谈话类型——按照比尔·艾萨克斯极富表现力的表述，这种类型让参与者意识到：“我所说的并非我真正的观点。” 我可以暂悬和观察自己的观点，同时观察别人所提出的想法。但要做到这一点，我必须进入场域3。

对话：从场域3启动谈话的过程

“你好吗？”

“说不好。那你呢，朋友？”

“我也说不好。我也有种不自在的感觉。”

“哦，是吗？有意思，说说吧，都发生了什么？”

研讨班的第三天，当群体中的每个成员对他们的雕像进行阐述时，谈话的整个流向就从“堑壕战”转向了开放和欣赏式的探询。人们用打开的思维和心灵相互聆听。一位南非工会的黑人领导曾经和一家采矿公司的白人代表共同参加了研讨班，他这样描述在那个研讨班中从争论到对话所发生的变化：

“他代表着罪恶的资本主义制度，代表矿场的董事会。我则代表全国矿工总工会。1987年，我们带领34万工人罢工，其中15名工人被杀害，300余名工人受了重伤……（那时）他是我的敌人，而现在，创伤依然刺痛，我却和这个人共处一室。我说的是1992年，距1987年已经过去5年了。”

“今天让我说 ‘他也参加了研讨班是件好事’相对容易一些，因为他也不得不生活在一个自己都不相信的未来里……我认为研讨班的作用是使他能从我的观点看世界，同时也使我能从他的观点看世界。”

另一个例子来自一名危地马拉研讨班的参与者。这个研讨班的辅引师是我的同事亚当·卡亨，其目标是在来自该国所有领域的不同代表（从军队代表到游击运动代表）之间创造对话和关于未来的共同愿景：“我们能够理解他人，与他人交谈；我们能够尊重他人，我们能做到。我确定这个研讨班给该国的许多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有一个谈话是这样的，‘游击队的人在那儿吗？如果是，他们在听吗？在听’。虽然看起来那么简单，但我相信其中某个过程可能影响到那个国家现在所发生的一切。”

作为个人和团队，参与者们开发了一个内部观察机制，来帮助他们专注于自己正在做的一切。他们更仔细地聆听，从争论中游离出来。其中一个参与者回忆了这种谈话类型：“我认为其最大的影响，是发现了你通常在多大程度上参与了谈话却没有聆听别人所说的内容。这种情况实在是太明显了，马上就可以开始练习……这是我的心得。”

对话（dialogue）这个单词源自希腊语logos，logos在希腊语的原意是 “词语”或“意思”；而 dia的意思是“通过”，合在一起从字面上可以译为“意义的通过”。

从争论（场域2）移动到对话（场域3）这一过程包含了谈话展开的基础——注意力集体场结构的深刻转变。在个人微观层面上，从观察到感知的转变是指从将世界作为一组外部物体来看待，到从场域（内部）体验世界。同样地，从争论到对话的转变是指从试图打败相左的观点到互相探究彼此的观点，移入感情，并从别人内心聆听的过程。

当谈话向着对话的场域发生转变时，你的视野拓宽了，将自己也包含进来——你从将世界看作一组外部物体，转移至看到世界是由你自己参与并共同创造的。参与者们在个人和集体层面上开发出了一个内在观察机制，帮助他们认识和转换运作的方式和焦点。这就好比一个人不仅在观看屏幕上的电影，还能看到这部电影的摄影师、导演甚至作为观看者的自身。个体感知到了多重的、动态的、互相关联的角度，而这些角度共同构成一个场域。在患者—医师对话论坛上，这个转变发生在参与者意识到“他们自身就是系统”那一刻的沉静中。当这个转变发生时，人们从辩护自己的观点变为探究这些观点，并且发言也建立在将自己视为问题系统一部分的基础之上。

自然流现：从场域4启动谈话的过程

“那么，奥托，我想知道你是否希望你和你的工作得到我们这个圈子的支持呢？”

当芭芭拉问我这个问题时，我感受到7人圈中气氛发生了变化。

时间放缓，空间开启。在我的访谈项目中，我多次遇到这种向实质性深层生成空间的转变。当这种转变发生时，时间放慢到几乎要停滞，气氛更加凝重，我的空间感打开了，我仿佛身处一片空地或更大的空间。空间开启，在我们周围并通过我们透射出来。我和谈话对象之间的边界现在完全打开，我们开始在一个共同的场域中运作。这时，感觉仿佛有什么在庇护着这个共有的同在。谈话从自我反思转向正在生成的一切。“我不能随意说话，”就像7人小组中莱斯莉所说的，“当融入一个更大存在，需要发声时我才讲话……我们已经进入了场域。”

这种深远的共同创造的情况开始时通常会出现一道“裂缝”，会出现放下和接纳的转折点，我们之前描述为“感觉自己大限将至”或“冲破了一道隔膜”。

场域4的谈话与对话（场域3）相比，不仅体验质感有所不同，还会带来两个不一样的长期结果：参与者间独特而深入的联系；整个群体和个人都常会有重大收获。

我承认这个说法的证据更多来自大家的感悟而非统计数字，但这两种谈话的结果的确形成了自己的模式。比如参与的群体和个人都建立起了深层的联结纽带。他们能感觉到深层的、忘却了时间的联结将不会消逝。你可能不会特意谈及它，但是它依然存在。这就好像你和最好的朋友在分别多年后重逢，会发现你们依然“合拍”。而曾进入过自然流现深层流向的团队或群体通常发现下一次进入会容易得多。

自然流现在个人和集体层面上，都能够让我们与自己工作的本质和自我的本质深刻联结。触及这个根源可以转化为真正的力量，但需要大量的注意力和努力才能将这一新事物变为现实。有时我们可以联结，有时则不能。

我的同事亚当·卡亨讲述了一个成功实现的例子。正如之前提到的，他当时在危地马拉领导一个国家项目，那时危地马拉正处于一场巨大内战后的复苏时期。这个项目的主要目的是帮助参与者看到他们前进过程中所需要应对的各种阻力。项目初期的某天晚上，参与者们在晚饭后坐在一起，讲述他们认为能说明某些阻力的故事。一个女商人谈了如何设法揭露她的姐妹被军队暗杀的事实，而一位此前和她就此事交涉过并否认有任何牵连的军官就坐在她旁边。

接着，人权活动家罗纳斯·欧查塔（Ronalth Ochaeta）讲述了他去玛雅族村庄的一次经历，当时他亲眼目睹了对由于大屠杀所形成的一个巨大坟墓（许多坟墓其中之一）的挖掘工作。刨开土地时，他注意到很多很小的骨头，他问法医这些人的骨头是不是在大屠杀中被弄断了。法医告诉他并非如此，这个坟墓里有孕妇的尸骨，而这些小小的骨头是她们腹中的胎儿的。

“当欧查塔讲完了他的故事，”亚当说，“整个团队都安静了。我一直主持这个讨论会，此前从未经历过这样的静默。我也懵了，不知道该说什么或该做什么，所以只好待着不动。这样的安静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可能有5分钟……讨论会的结尾，我做了一个不同寻常的总结：‘我觉得这个房间里充满了精神能量（spirit）。’”亚当在讲述的时候，能感到人与人之间的隔离感被减轻了；两位参与者谈及这个体验时说这宛如一场“心灵共享”（communion），他们从欣赏对方的不同观点转移到共同形成一个整体的“我”。

亚当说，“听欧查塔的故事所引发的感情并不是对他的同情。这个故事并不是关于他自身的，他讲述时也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在这个房间里的其他人可以讲述他们自己类似的亲身经历。然而欧查塔是载体，将这个至关重要的故事带进这个房间，让整个团队听到它。每个故事都是包含了整个画面的全息图。在欧查塔的故事中，团队看见了危地马拉本质的现实全貌：他们需要联结到事实真相，并据此展开行动”。

当沟通到达心灵融合的境界时，参与者认识到了彼此的共同点，深深地感受到了他们在此的目的。所有的互动和谈话开始从一个不同的空间发散开来；一个深层联结和实质的生成流开启了。

生成流的谈话场域和反场域

图17—3展示了谈话场域更具差别化的一种类型。它与图17—1的区别有两个方面。第一，它显示了U型图右半边的三种额外的谈话场域。这三种类型是：战略对话（意愿性生成），头脑风暴（创造性生成）和运行（嵌入性生成）。它们都属于以自然流现为基础的谈话（也就是说，它们具有相同的联结到源头的注意力场结构）。三种类型中，个体的行为都发源于深层次的源头。但是它们适用于不同的情境，每种类型捕捉到了新事物形成过程中的不同阶段：作为一幅画面和意图；作为现存的原型；或作为每天的行为。

你将注意到图17—3中还有些别的新东西——一块社会病理的黑暗区域，在这块区域中不会有对话发生。

║为什么有时对话不会发生║

看看我们身边，许多系统和机构被深深地困在了下载模式中。下载是通过什么机制变得如此根深蒂固的？为什么这么多的系统被困在病态的行为模式中呢？

社会系统会通过我称为“固步自封的谈话”的循环陷入社会病态中。它是自然流现循环的对立面。我们现在就来看看“固步自封的谈话”的7种削弱行为。

1．下载。

重演过去的模式。下载是固步自封循环中其他所有行为的种子和母体，正如关注和好奇是自然流现循环中所有行为的种子和母体一样。

2．封杀其他观点。

领导者并不鼓励分歧的观点和健康的争论，反而打击不一致的看法，否定与其认知相悖的信息，屏蔽其他观点。思考一下第8章中全球健康公司的第二任CEO的例子，“他是一个破坏性的领导者，”该公司的一名高级经理这样回顾道，“如果人们不同意他的做法，他就直接把这些人开除。如果你说了一些不应该说的关于公司的事情，也会被炒鱿鱼——你的工作就是保护公司。”关于这点，另一个著名的例子是“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的失事。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谈话封杀了所有包括相悖信息的观点，而这些信息对后来的飞行成败至关重要。另一个屏蔽分歧观点的例子（常常是无意中的）来自于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他叙述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内部工作导致过去采取了许多不明智的政策：“那些政策没有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掌权人的质疑，没有受到那些制定重要决策的人的质疑。这些政策通常都是被发展中国家的人们所质疑的，但这些人大都害怕他们会失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金支持，即使有疑虑也要特别小心地表达，之后干脆只在私下里说说算了。”

3．责怪他人。

责怪他人会掩盖处理社会复杂性和社会冲突时最重要的现实，妨碍个体从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视角来看待自己，明白自己对眼前的问题也负有责任。责怪他人的谈话模式阻碍了团队了解最重要的社会复杂性，即将自身视作眼前系统的一部分。当压力增大，而系统被困于责怪他人的谈话类型中时，可以预见其结果也会是丝毫不起作用的。构成这种谈话类型基础的反能力躲进自己的小世界里，而不去越过边界接触外面的世界。责怪他人意味着不与他人联结，无法了解他人的真实观点。即使在有着良好个人意图的大型机构里，这种情况也会经常发生。斯蒂格利茨的优势在于，他没有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内部政策中陷得太深。所以对他而言，同时连接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观点和另一方的发展中国家的观点并不那么困难。斯蒂格利茨也会为另一方说话：“如今很少有人会为这种伪善行为辩护，即假借帮助发展中国家为名，强迫他们开放市场，接受发达工业国家的商品，同时却又保护这些工业国家的市场。这些政策使得富者更富，穷者更穷——也更气愤。”这样的伪善不能仅仅被当作是个人行为问题，只能把它作为集体现象来对待，其中现实感知的一些方面被结构性地过滤掉或屏蔽掉了。

4．固步自封和刚愎自用。

假如责怪他人是横向地与他人断开联结，那么固步自封就是纵向地和自己——一个正在发生的或真实的大我，断开联结。这种联结的断开在某种程度上是最微妙的也是最富戏剧性的。我曾参加过一次电话会议，目的是为一家全球知名的国际组织的高层决策者集会进行策划。当那位客户，同时也是会议的赞助者，概述他的想法和会议的要点时，我感到自己在默默地退出，因为他所描绘的并不是他、他的核心团队，或我所预想的。在和他早先的谈话中，我本以为自己要参加的是一个更加大胆且有突破性的会议，可现在我觉得他修改后的提议只会浪费大家的时间、精力以及我本应该有的贡献。那一刻我仅仅是碍于礼貌才回应着他所说的。但是在内心深处，我知道照着这位客户现在的计划走下去，他以及核心团队的其他成员所期待的未来可能性就会毁于一旦。心里悟到这点之后，我后悔自己不应该碍于礼貌而随波逐流。虽然我觉得必须设法挽救局面，但却不知该从何做起。

那天晚上，在与该客户一对一的谈话中，我表达了我的担忧。随着我们重新找到了谈话的一致方向，我们俩都感受到了起初与最高未来可能性的那种联结。

正如这次电话会议所表现的，固步自封隐含着一层蓄意破坏。这一层非常隐晦，只有当它发生时你才会注意到。你在蓄意破坏谁？你的真实大我，及其与其他关键核心方面的关系——你和你的项目或团队的最高未来可能性能否实现完全取决于你。一旦你切断了和真实大我之间的生命线，你会立即感到一种内在的空洞。这种空洞常常很快被昨天，甚至是前天的小我和其他东西（如在法西斯的例子里）所填满。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你很快就会失去和想要发生的一切的联系，最后落入集体自怜或刚愎自用甚至两者兼具的深渊。

固步自封和刚愎自用是自然流现的反面。在自然流现的情况里，自我作为载体，能够带来为更大的整体生成的最佳未来可能性。反之，当人们将私我、小我或自怜置于中心，周围的世界就变成了任由自私自利和刚愎自用无限盘剥的资源。这种差异很重要，因为它能够澄清诸如纳粹德国是属于固步自封的情况，而不是自然流现的情况。希特勒和他的同伙确实有一些超出我们理解范围的手段，可惜只用来为他们的集体私我服务。他们的狂妄自大将自己不偏不倚地置于中心。他们试图把其他国家变为自己的资源。结果，他们无法将私我撤出中心舞台，因此无法激活本应该正在生成，能够带来更大整体演进的更高大我。

病态集体其余的三种活动，即“U型阴影”的右半边，完成了固步自封的过程，正如U型图的右半边完成了自然流现的过程一样。

5．阴谋和虚假信息毒化了谈话和思考的集体源头，加剧了系统与其最高未来可能性的联结断裂。

他们通过隐瞒真相或将虚假信息植入共享的谈话空间，来达到操控别人观点和行为的目的。两种手段在组织和公司政策中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同时在通过秘密机构展开的外交政策中也非常普遍，约翰·珀金斯在《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Confessions of an Economic Hit Man）中就提到了这一点。

6．侵扰和威吓则进一步毒害了互动和关联，主要是指对个人或群体持续的口头或武力袭击。

这些行为大范围地发生——发生在幼儿园的操场、发生在组织的会议室甚至发生在政府礼堂，我们几乎随时随地都能见到。创造性的头脑风暴能够孵育正在生成的未来可能性的微系统，而侵扰是终结正在生成的未来的微系统。

7．集体瓦解是破坏关系结构的最后一步。

正如运行通过具化正在生成的未来完成了自然流现的活动，瓦解通过驱散潜在的未来完成了固步自封的活动。

总结起来，在图17—3表示黑暗空间的左半边描绘了这个循环运转的三个基础：当一个系统从生成流的三条生命线——外部情境、内部情境和生成流的深层源头切断时，系统将陷入瘫痪。封杀其他观点会切断系统与可观察外部现实的联系，比如“这部分现实不符合我们的惯例”。责怪他人会切断系统与内部现实的联系，即系统从另一个利益相关者的视角看待自己的能力。固步自封会切断与最高未来可能性的联结。切断了这三条生命线，剩余的谈话类型就只会（通过阴谋和虚假信息）污染、毒害和病态化集体思考，只会（通过侵扰、胁迫、扼杀创新）毒害正在生成的未来的缩影，以及最终破坏结构化的集体根基本身（集体瓦解）。

借助图17—3，我们可以对每时每刻发生在组织和机构中谈话的集体现状进行一些诊断性观察：

◎ 大多数组织的参与者的个人意图，都是要从创造性的生成流空间运作，而不是从病态的黑暗空间运作。

◎ 然而集体造就的结果却是，在许多甚至大多数组织中的谈话都发生在反生成流的病态空间中，而不是发生在生成流的创造性空间中。

◎ 所以，我们集体造成了没有人想要的结果：在病态谈话模式的毒性气氛中活动。

◎ 这种谈话空间的毒性或局限性表现在两个方面：它阻止了个体参与者接近其存在和意识的更深层次；它阻止了集体机构接近深层集体生成流，使其无法与环境共同进化。

◎ 受污染的病态谈话空间所导致的无效结果，常常通过聚焦于反生成流的右半边来解决，但是这种无效的行为源于破坏性循环的左半边（和顶部）：它切断了与内部世界和外部世界相连的生命线。

假如黑暗空间或破坏性的循环是无效的，是每个人都不想要的，那么为什么世界还牢牢地被其掌控呢？这是现在最困扰我们的问题之一。我们之后再来讨论这个问题。

通过这些观察所引发的另一个问题当然就是：我们怎样从破坏性的空间移动到谈话的创造性U型空间中去？我们来看一些实际的问题。

在组织中运用对话访谈

对话访谈在许多不同的组织情境下都会有效。例如，在为一家全球领先的汽车公司新晋升的主管进行的领导力项目中，整个过程以开场对话开始。这个谈话（用电话进行）需要90~120分钟，谈话内容包括当前的问题和挑战，以及将这些受访者带到当前的个人领导力的旅程。过去10年间，和我一起开发和打磨这个方法的厄休拉·维尔斯蒂根描述了她的一次经历。

“不久以前，我与沃尔特进行了一次对话访谈。对我而言，对话中最艰巨的挑战出现在当我必须‘从桥上跳下去’的时候。将自己从安全的地方推进完全的‘同在’是我在访谈中最困难的时刻，当我感受到这一刻正在逐渐临近时，我非常害怕。但是一旦我战胜内心的犹豫和疑虑，勇敢地跳下去，这就成了最自在、最美妙的存在方式。”

“沃尔特是一家全球汽车公司的工程师。他告诉我说，‘我记得自己10岁的时候就想成为一名工程师，从事跟汽车有关的工作。当我还是个孩子时，我就把大量的时间花在废弃汽车堆积场而不是游乐场上’。10余年中，沃尔特在不同的工厂和地区担任着质量专家的职务。当沃尔特说起他热爱的汽车时，我连听都觉得很享受：‘从一开始，所有人就都与我并肩战斗。我很早就被委以重任。’我几乎能触碰到他对制造高质量汽车的自豪感。”

“‘这几周以来，’他接着说道，‘我一直在人力资源 / 劳资关系部门。对我而言，这是一片陌生的领域。这儿有一份冗长的事务清单。’他开始念这个清单：‘我现在要负责：工作组织架构、组织重组、工厂的领导机构、工会、健康管理、病例清单报告、健康维护、就业保障、老龄劳动力、新的雇用模式以及艾滋病高发国的病原传染情况。我的挑战在于，我该怎么说服工厂的员工参与健康管理？我该如何与工会谈判，向他们推销我们的理念？我该如何在没有正式权力的情况下为需要遵守所有这些规则的人们制定决策？”

“他向我宣读了那个清单之后，我顿时感到一阵疲惫。过了一会儿我才意识到，自己的能量水平已经从100降到了0。为什么？发生了什么事？我继续听他讲述那些挑战，并且注意到他也有了变化。他的声音变得更加僵硬，语速也加快，他说话的方式让人感到更加疏远、更加封闭，也许甚至更加坚决、武断。我开始有点听不进去了。他仿佛从一个友善的、热情的生产线工人转变成了一本正经的官僚角色，早已盘算好了工厂所有的员工必须做什么。我也感到疏远。我心里开始慢慢对这些可怜的生产线人员产生同情，他们将成为所有公司活动的目标。我开始问其他的利益相关者的问题：‘就你现在的新工作而言，你将与哪些最关键的人对话并获得不同的看法？’我暗暗希望那些利益相关者能告诉他一些我觉得我无法告诉他的东西。‘哦，我已经这么做了，’他马上说道，‘在做第一个100天的就职访谈时就做了。我告诉他们我的责任并征求他们的意见和建议。我还要再做一次吗？’”

“我看到自己站在了‘桥’上，我知道自己必须‘跳下去’来改变对话局面。但是一种难以置信的内在重力将我拉了回来。一个我在说，‘告诉他为什么这种与利益相关者对话的方式没用。’而另一个我，稍有胆怯，他在说，‘打开你的心，允许他改变你。’那一刻，一段记忆涌上心头：不久前在一家国内制药公司总部工作时，我曾面临过和沃尔特同样的局面。我必须说服业务部门和生产部门接纳一些理念、说明和待办事项，而这些我自己都没有接触过。不知为何，越是觉得无用，我的沟通风格就越变得死板和教条。”

“想到这里，我跨出了那一步：‘在听你说的时候，我开始思考在工厂工作和在总部工作的不同。’我看到他暗暗点头。我们之间的距离开始消融。我的语速放慢，发自内心地说起那时觉得失落和无用的自己：‘我不知道我的一些经历是否与你现在的情况类似。’我说话时如履薄冰，等待着合适的词语毫无征兆地出现。‘当我有一次问生产部门的员工需要我做些什么的时候，他们的回答是，维尔斯蒂根小姐，很遗憾地告诉你，我们根本不需要你现在所做的一切。’”

“沉默。我甚至都能听到针掉到地上的声音，但是这样的沉默蕴含的是纯粹的能量，我听到了深深释然的声音。随后，沃尔特说，‘这也正是那些人对我说的’。就在这一刻，整个谈话发生了转变。我问他，‘此前你提到过，在生产中所学到的最关键的东西是，同样一件事情从外部观察和从内部观察看起来是不一样的。这一点该如何应用于你现在所面临的局面呢？’”

“时间慢了下来，我们开始进入一股流中。终于他说：‘噢，有一次访谈不太一样。那次的访谈对象是一个我很了解并且很敬重的生产主管。我并不是以一个劳资关系工作者的身份与他交谈，而是仍以一名生产主管和同事的身份与他交流。他说，‘沃尔特，作为公司代表，你给我的答案我并不需要，因为我没有这些问题。但是作为同事，我有许多问题和事情需要你的帮助，需要你帮我找到创新型的答案。’”

接着，厄休拉问沃尔特：“他为什么这样对你说？”沃尔特回答道：“我猜是因为我能从他的角度看待问题，能从生产的角度看待公司管理。而在其他的访谈中，我是从外部看问题的，从公司管理的角度看待生产。现在我发现这种差异又给我带来了一个新问题：到底应该是公司围绕着生产线来组织，还是生产线围绕公司来组织？作为一名前任工厂经理，我能应用新职位将谈话从以公司为中心转变到以生产为中心。”

运用对话识别大规模变革过程中正在生成的主题

实施组织变革和大型系统变革的一个常规挑战是，分析关键利益相关者的见解。对话访谈是获得这些见解的有效工具，同时也能够将这些利益相关者彼此相连，与这个过程相连。例如，在患者—医师对话论坛中，我们有130个访谈可供分析和量化。其他项目也收集了相应的数据。我发现了以下10个有助于分析和综合访谈数据的步骤：

1．准备。

采访者团队（通常由内部和外部人士共同组成）通过阅读访谈的完整记录来准备。每个成员都要做好准备，并且从这些访谈中挑选出能够表达系统性问题的片段。

2．开放。

首先，每个访谈者分享访谈项目中“触动了我”或“触动了我的心”的短小轶事。虽然讨论是轻松的、非正式的，但是这能确定基调。几分钟之内，这些故事就激发出了社会场域的火花，这些火花促进并预示了过程的后续阶段，并且迅速确定了事情的中心点。然而，坚持跟进数据很重要，要点是分享而不是过分解读这些故事。

3．清晰地表达讨论中的意图和核心问题。

随后，真正的工作开始了：清晰地表达出变革是否重要以及为何重要、项目的目标以及该项目在组织过程中的核心问题。

4．合奏。

观察、观察、再观察。观察和感知活动的主要部分是围坐在一个大圆桌前，每个人面前都放着谈话记录，然后大声地读出来。这样的朗读很像一场即兴演奏会：乐器是你所遇到的人——你的访谈对象；乐谱是你面前的访谈记录；你所创造的音乐作品是观察和感知正在生成的系统的社会艺术，这种社会艺术正是你设法从访谈对象的想法和言语中引发出来的。

正如精彩的爵士演奏会或即兴创作一样，这其中是有规则可循的。在这个舞台上首要的规则是暂悬评判。你不允许说“我喜欢这样”或“我不喜欢那样”，甚至不允许说“我想这样”或“我相信那样”。这个舞台上没人对访谈者所持的观点或信念感兴趣。这类表态甚至会扼杀整个进程。在这个舞台上，只有一件事情最重要：访谈和故事中捕捉的真实体验。其他的一切在这个舞台上都是噪音，都应该被过滤掉。

某个人开始宣读一段她觉得很重要的访谈记录。她可能还会提供一两句背景。接着会有一段暂停。暂停中孕育着火花，触发另一个人宣读另一段访谈记录，内容与第一段是否相关并不要紧。她也可能会发表一些评价加在背景当中。紧接着会有另一段暂停以及第三段访谈记录的宣读，以此类推。这就像是一幅拼贴画，每段访谈记录是这幅画的一小块儿。当所有人把手中的碎片都摆在一起之后，一幅图画就呈现在大家眼前。这个过程需要好几个小时。当他们朗读这些记录时，整个团队越来越深地潜入现实之流。他们有了共同的节奏，学习聆听宣读之间的暂停空白（深潜），领悟到那些未曾言明的精髓——此时无声胜有声。

5．从场域中感知。

在聆听访谈记录拼贴画呈现的过程中，参与者们开始同频至其中一些正在生成的模式、画面乃至极点上。随着故事和访谈引述数量的积累，他们开始将聆听的场所转向从整体聆听，即从所有例子、故事和访谈引述出现的共同场域来聆听。

在一个挂图的中心画一个空心圆圈，在中间（你的聚焦）写一个问题或一个关系，然后将你听到的所有与这个问题相关的都写在一个小圆圈里，聚集在第一个圆圈周围。每一个小圈都是这个核心现象的不同表现形式。例如，你在圆心写下医患关系，然后你在周边的小圈中写下这个现象的所有不同表现形式。你会有许多这样的思维导图（mind mapping）的挂图，将它们并排展示，你会发现正在生成的模式和主题的过程。

这个练习将团队的集体思维沉浸于场域或系统的有形的详细议题之中。每个访谈引述都可以理解为场域更大运动的一个“足迹”。 通过共同朗读和聆听每个引述，团队的集体直觉思维与这些足迹相连，而后又通过同时保持和联结这个动态足迹的整体而与场域的活动联结。

当思维开始观察到这些活动，开始从这些活动观察现实（转向）时，画面、想法和问题就开始生成了。这时你所要做的一切就是关注它们。

6．本质的生成流。

随着谈话的进行，你试图深化和结晶生成的模式和主题。你开始将这些图画和模式浓缩，提炼出那些能够引起共鸣，能够捕获和契合人们关键体验的精华。然后，你会问：是什么样的场域力量决定了一个现象在此空间或彼空间显现呢？引起一种模式以此种或彼种方式运行的系统和场域的主要条件有哪些呢？

当结晶了这些核心主题、模式和难题，并且深化了对建构起这些生成流模式的主要场域条件的理解时，你就会更加关注从思维“后门”涌进的东西。正是在这个阶段，团体开始担当起未来生成的工具。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至关重要的一点是让自己投身于为正在生成的未来可能性所提供的无条件的服务中。从这个角度看，自然流现就是带着将要生成的未来可能性进入场域对话的这一过程。除非你将心智的后门打开，否则这类对话发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此外，你要将注意力转向根本问题，比如：想要从这些引述、观察和形成的力量中涌现的事物的深层本质是什么？有哪些限制性因素使这些功能失调的系统继续存在？在目前的系统中谁是被排除在外的“失语者”？什么能将系统/场域与其真正的源头重新联结起来？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还有什么问题？

7．结晶。

结晶过程包括确认本质特征、核心主题和问题、系统性问题以及使这些充满生机的关键引述。结晶的结果是绘制出前进的道路。

8．塑造原型。

在一个小型利益相关者聚会上检验你对系统的分析，这将为你分析的内容和形式提供一些即时的反馈和改进建议。

9．提出和执行。

在一个类似医患对话论坛这样的多重利益相关者或系统的小规模会议上提出、讨论并深化结果。朗读一些原始的访谈引述来触发和唤起团队的集体场域，辅引集体生成流的到来。用这个小规模会议的集体场域来生成和启动关键提案，从而将系统从目前状态带到最佳未来可能性。

10．行动后回顾（After-action review）。

回顾、反思和存档所学到的东西。

我曾与一个大约10人的团队进行访谈分析会议，他们来自于美国最受景仰的公司之一，这经历至今还历历在目。为了从内部视角感知组织的未来发展，这个团队组织实施了100次对话访谈，访谈对象包括高层管理者到一线员工。最后，我们试图用一句话来概括所有这些不同观点的本质。我们已经颇为详尽地探讨了这个本质，但却无法把它浓缩成一句话。当时间逐渐耗尽、会议即将结束时，一位女士做了最后的尝试。她说：“我被两个世界撕扯着。在一个世界里，我是运转于压力、权力、效率和控制之下的机器。而在另一个世界里，我是一个生命存在，正在进入一个以全新方式开放、联结以及进化的空间。我感觉自己在这两个世界之间被撕裂了。”

她的话改变了房间里的能量。她感受到了一些新东西。使我格外注意的是，她从“我”开始谈起。在她之前的每个人都是从第三人称的视角出发来发表观点的。她的发言如此有力，是因为这个“我”的模糊性。是她个人的“我”吗？还是她从公司集体“我”的视角表述着组织的体验？

总而言之，在U型空间和毁灭性的反空间之间的动态是非线性的和辩证的。一个空间几乎可以在瞬间反转为另一个空间。这个过程不是线性的——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它被描述为黑暗的或反空间的。对这个空间的分析提供了深化的系统理解，而此前我们常常将其忽略：为了解决右半边普遍的问题（操控、施虐和瓦解），我们必须关注左半边以及顶端：将内部和外部的情境重新联结起来。病态黑暗空间最微妙的源头可能是自我蓄意破坏或固步自封。固步自封带来的问题是，除了你没有人会及时注意到其发生。所以你必须唤醒你身体里一个类似眼睛的器官来指引你穿过这道门槛。这是你的意识之“眼”。我们的注意和意愿的火花发源于这个像眼睛一样的存在，这正是我所谓的“当下我”。这是真实的同在和力量不可见的根源。

谈话场域的进化道路

谈话很重要。它们构成了我们创造这个世界的第二元过程。有时我将谈话看作是活着的生命体，并问自己：作为谈话的参与者，假如我们的工作是帮助它们进化，帮助它们从进化和意识的低级阶段发展到高级阶段，那么我们的所见和所做会有什么不同吗？

这正是我要用图17—4设法表达的。图中显示了谈话场域的4种发展旅程，结果是谈话的4种不同类型。黑色字体描绘了4种旅程的最终阶段——下载、争论、对话和自然流现。然而，黑色字体没有道出的是形成该谈话类型的不可见旅程。这种由普通字体体现的隐匿旅程，描绘了场域的发展状态。这4种旅程的区别在于，谈话冲动（conversational pulse）迅速地具化为谈话的内容。

第1列向我们展现了第1种谈话场域（或谈话生命体）。当一个谈话冲动直接且立即以一种方式显现出来的时候，就形成了这种场域。而这种唯一可以瞬间成形的方式就是过去的模式：“你好吗？我很好。”

第2列向我们展示了从最初的冲动到具化为谈话内容之间的过程，在稍微复杂一些时，同样的谈话冲动会有何表现。首先，我们要经历与现场真实信息的联结（打开思维）。如果这种联结先发生了，那么所引发的谈话场域通常以陈述区别（争论）或仅是对当前局势发表不同观点的方式显现出来：“让我就这个话题提出不同观点。”

第3列向我们展示了当在冲动和谈话内容之间的过程更加高级的时候，谈话场域会处于何种状态。首先，与情境的联结会更加个人化、体验化或同理化（打开思维、打开心灵）。其次，谈话会有一个各位团队成员互相分享和聆听的阶段。这需要人与人之间真诚地感同身受。只有在这个热切地互相聆听的阶段之后，团队才能做好准备，移动到集体真实思考的空间（对话）。还记得沃尔特的经理在长时间聆听之后作为朋友所说的话：“沃尔特，作为公司代表，你给我的答案我并不需要，因为我没有这些问题。但是作为同事，我有许多问题和事情需要你的帮助，需要你帮我找到创新型的答案。”

第4列展示了谈话元过程的另一个进化阶段。它展示了从最初的冲动到谈话场域显现之间最与众不同的旅程。该旅程历经4个阶段：第1阶段仍旧是联结情境场域。与上述类型唯一的区别是，在这种情况下，随着谈话的展开，与场域的联结会变得更加真实和深入。接着是第2阶段，谈话进入了真正的分享阶段。此阶段也属于“空白画布”的范畴，因为我们需要清理空间，以一张完全空白的画布的状态互相聆听，纯粹地聆听。想想那个即兴合奏，仔细琢磨每个访谈引述。想想厄休拉，她不但聆听她的访谈对象的述说，还聆听她自己的内心和能量。接下来第3阶段就要进入对话了。此时，不能局限于进行普通的对话，还要把注意力和意图聚焦于正在生成的深层源头和空间。想一想厄休拉在“桥上”，她知道那一刻已经来临。她问自己：“我准备好跳下去了吗？”在这个阶段，作为一个辅引师或参与者，你所要做的是不断检测将要出现的更深远的事件、问题或语句。在冥想中你常常用祷文与源头相联结；在这类谈话中，你设法感知将要出现的哪个语句、问题或事件是现实祷文（reality-mantra）。如果在一段自然生成的静默中集中并增强注意力，现实祷文将帮助团队与源头相联结。想想亚当在危地马拉听完关于巨大坟场和胎中夭亡的孩子的故事后，坐在团队中的那一刻。“静默持续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可能有5分钟……我感到这个房间里有种精神的力量……”

言辞（languaging），恰如思考，是我们创造世界的元过程。但是也正如在思考的情况当中，我们常常忽视了这个过程及其如何塑造我们集体创造世界的方式。图17—4提供了类似地图的工具，帮助我们观察集体创造的不同场域结构。由黑色字体体现的谈话阶段展示了4种谈话场域中比较明显的方面：谈话冲动所具化成的某种谈话的形式。对比之下，普通字体体现了不那么明显的发展方面。而这些不明显的方面非常重要，因为它们决定了一个特定的谈话冲动到底会以下载、争论、对话还是自然流现的方式显现出来。这4种类型的谈话场域的区别在于，谈话冲动和其在谈话之间的表现各不相同。

任何特定的谈话场域都能在图17—4所绘的整个版图上活动。例如，我之前提到的在德国一所大学举办的研讨班，从下载移动到争论，接着移动到对话。当然，一个团队越是熟练、有修养，比如厄休拉的对话访谈或7人圈，谈话就越容易被吸引到第4列中普通字体所体现的通路（自然流现）。

就其本质而言，谈话将我们与集体智慧的力量相联结。谈话可以仅仅是影子——空洞的措辞（下载）。它们也可以将我们与他人的观点相联结（争论），甚至可以将我们与他人更深地联结（对话），或者可以将我们联结到集体创造世界的深层次源头。当这一切发生时，谈话就将我们与真实的自我（自然流现）相联结。当行为发源于那个更深层的空间时，我们就开始成为比自己更大整体的工具或元素。我们开始与“包围着我们的存在”相联结。我们从正在发生的一切开始运转，从当下的力量开始运转。

这将我们不偏不倚地带回之前讨论过的难题上：大多数个体渴望从谈话和觉知的更深层次开始运作，而当前的现实是，大多数的机构和系统还牢牢地被病态的破坏性模式束缚着。为什么？

因为我们不知道如何开启图17—4中所描述的不可见旅程。该旅程要求我们在谈话开始前，即将谈话冲动付诸行动之前，先加深我们的注意力。

所以，如果那种看不见的能力的确是关键所在（只是为了论据起见），而且你想阻止人类接近这些深层的领悟，你会怎么做呢？你将炮制一个什么样的方案呢？

这里有5个点子：

◎ 把你的孩子放在电视机前，越经常越好（完全消除人际交流）；

◎ 鼓励他们在视频游戏中消磨时光（杀手游戏能最好地帮助他们重现之前在电视上看到的暴力）；

◎ 把他们送到学校，使他们深受下载类型的教学方式的毒害，这将阻碍他们开发打开思维、心灵和意志的能力；

◎ 注意力缺乏症一旦发作（这是从前三项中完全可以预见的结果）就用药物让他们安静下来；这样可以确保他们的身体对周围不健康和非人道的环境所做出的反应只能得到表面症状上的处理，而没有人理会根本原因；

◎ 确定以应试教育（不让任何孩子落后）为基础教育策略，保证老师们在未来若干年里，无法创造出让我们的孩子体验和探索深层意识、创造力和觉知的环境。

悲哀的是，这些并不仅仅是想象中的情况，而是实际情况，它说明我们如今是怎样阻止孩子与觉知的深层源头相联结的。但是换一个角度看，如果这是我们为孩子架构世界的方式，我们就同样有力量改变这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