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全球学校，运用自然流现的原则和实践

我们时代的战争

新千年伊始，我们进入了两组冲突力量之间张力不断增加的阶段。一方面，我们看到原教旨主义、操纵和毁灭的力量在疾速发展。日复一日，这场闹剧的征兆持续出现在我们晨报的头版头条上。我们看到加速的消亡过程和旧有社会主体的瓦解（雕塑1）。另一方面，我们目睹了全世界范围内有一种深远的开放过程正在逐步深化，尤其是在人们开始明白并联结到生命历程的深层含义的时候。新型的社会网络和场域正在有声有色地形成（雕塑2）。日复一日，周复一周，这两组力量好像同时在增强。两组力量的区别在于，第一组力量即原教旨主义、操纵和毁灭的力量，通过削减人们的自由发生作用。我们看到过这样的事情发生，比如，投放炸弹似乎是为了炸醒人们的意识，将人们推进至未来，而这种未来看上去更像是对过去的拙劣模仿。

相比之下，另一组起作用的力量则能够提升自由，通过改变人们行为的内在场所，向人们展示关注和回应所处情境的其他方法。简单地说，第一种观点把人类视为由环境决定、受过去制约的客体。其结果就是人类可以被外部的机制所影响、操纵和控制。第二种观点则把人类视为主体——承载了联结创造力和觉知源头的潜在能力。借由这种能力，人们可以认识并连接到一个通过我们才能实现的未来。这种人类观的本质是通过和一个人的最高未来可能性以及真实的大我相连接来进行创造。

这场战斗的赌注很高。我们在进化道路前行的方向上充满了风险。作为一个物种，我们是在朝着集体全球场域的机制前进吗？就像电影《黑客帝国》所演绎的——进化工程会在反生成性的黑暗空间里冻结。在这样的情境下，我们是切断和真、善、美的源头的连接；还是应该深化与源头的联结，基于自我的源头共同创造世界？

人们常说，当面临极端的破坏力量时，例如权力巅峰的希特勒，只采取甘地用来转化冲突的非暴力策略是远远不够的。但这恰恰是1943年2月数百名徒手的德国妇女持续了一周的举动。在柏林的罗森斯塔塞（Rosenstrasse），她们和挥着机关枪的盖世太保^[19]代表们面对面地站着，要求释放被关押的丈夫。

温度在冰点之下，这群妇女却在罗森斯塔塞大街的犹太社区中心外等待，夏洛特·伊斯雷尔（Charlotte Israel）是其中一员，她绝望地期盼着丈夫的消息。自从警察抓捕了她的丈夫朱利叶斯·伊斯雷尔（Julius Israel）和数百名其他在工厂工作的犹太人（最后一批被捕的犹太人），她每天都来。她回忆道，“没有警示，卫兵开始架起机枪。然后瞄准人群大喊：‘如果你们再不离开，我们就射击。’人群急速后退。但是随后，我们开始第一次真正大喊出声。现在我们根本不在乎……不管怎样，他们都会朝我们开枪，所以我们想还不如大声喊出来，‘凶手、凶手、凶手、凶手。’”

历史学家内森·斯托茨弗斯（Nathan Stoltzfus）在她最近的著作中写到，罗森斯塔塞妇女的抗议非常成功，因为即使没有中心组织，像夏洛特那样的妇女也被解救亲人的愿望深深激励着，甘愿去冒生命的危险。另一位妇女伊丽莎·霍尔泽（Eliza Holzer）在她抗议逮捕丈夫鲁迪（Rudi）这件事过去将近半个世纪后，告诉斯托茨弗斯：“我们发自内心地采取行动，然后观察会发生什么。”

最后妇女们的勇气和激情战胜了一切，当另一批数以千计的柏林犹太人被塞进卡车运往奥斯维辛集中营时，1 700名被囚禁于罗森斯塔塞的犹太人获得了释放。

激发全球变革

如果更多的德国人都像罗森斯塔塞大街的妇女们那样“发自内心地行动”会怎么样呢？这个故事对德国人来说并不中听，因为它证明在当时反抗希特勒是可能成功的——即使是在其权力的巅峰时期，即使是在柏林的中心。

在应对当今的挑战的过程中，这则小故事能给我们带来哪些启示呢？我们如何才能学会使行动发源于内心呢？

根据系统理论，我们知道，当系统达到分歧点时，微小的差异就能决定其未来的路径如何。如果我们的时代正在为全球系统标明一个这样的起点，那么需要多少人从内心行动、积极投入，才能共同激发一场以各种方式进行的深刻全球变革呢？人们常说文艺复兴是由大约200人的核心小组创造的。鲍豪斯核心小组的人更少——可能只有12个全心投入的人，而其内核则只有6个人。我们不知道本世纪初需要多少人来共同激发另一场深刻的全球变革，但是如果这些人真心投入并得到恰当的基础组织结构的支持，应该不超过50或100人就能完成这一目标。

如果说你刚刚读过的本书各章略述的社会技术是杠杆，我们利用的最佳支点又在哪里呢？以我的看法，我们必须移除将当下系统禁锢到旧模式的两种限定因素：其一为基础组织结构创新的缺乏；其二为在以有意识的进化和变革为目的的全球运动背景下，缺少一个激发和支持这些创新的全球核心小组。

基础组织结构的创新

无论何时，当全球或社会系统从一个发展阶段移向另一个发展阶段时，这种变迁都会伴随着基础组织结构的独特创新。当今形势下，哪些必要的基础组织结构创新才能把我们带到下一个层次呢？

我看至少有三种创新，它们跨越组织边界将一线人员和领导者连接起来并赋予他们权力以便从正在生成的整体进行观察和行动。

1.经济基础组织结构的创新。我们能够共同创造出帮助参与者更加有效地进行跨边界连接、观察、适应和创新的平台。这样的平台能够将整个供应链，包括消费者和用户群体在内的参与者整合起来。虽然企业和用户群体之间的沟通常常会受数以亿计的消费者市场预算的影响，但在这种情况下，谈话将以一种更加平等、开放的对话形式进行，以便将整个系统考虑在内，并相应地调整和重组其当下的运行方式。

经济基础组织结构的另一项创新是有保证的基本收入。这种基本经济保障会使人们更顺利地在自己工作和生活的旅途上前进，使他们更加具有创业动力，也使他们在飞速变化的全球经济中更加坚强。

2.政治基础组织结构的创新。能够通过先进的决策制定参与制度来创造深化民主的空间。各种在更大系统中关系密切的利益相关者，通过这些空间集合到了一起。其目标是把他们当前下载型的交流和互动替换为更加开放、透明和广泛的观察、理解、同在，以及迅速建立创新原型的过程。如果能做到这一点，特殊利益群体的身份将会被放弃，取而代之的是对处于大系统环境下的自我更加广泛和深入的视角。

3.文化基础组织结构的创新。重塑教育机构。附表阐明了21世纪的学校（和大学）雏形需要提供给学生和全体教师的9种知识和学习情境。

通过两种特性的结合，附表中绘出了塑造能力的现有方法列表。这两种特性是：我在本书前述各章中阐明的三种领导能力（打开思维、打开心灵、打开意志）和三种知识（K1：没有自我反思的知识；K2：行动后的反思；K3：行动中的反思）。

当下教育系统的危机可以简单表述为：我们正在把孩子们送进一个要求他们打开思维、心灵和意志的世界，作为团队和社会的个体，他们要应对将要面临的挑战并通过这些挑战茁壮成长。然而在他们早期发展的形成阶段，我们却没有做任何事情来帮助他们开发这些能力。这就好像把一粒种子放在水泥地上然后说：“我希望你长得又快又壮，但是我不会给你浇水施肥，也不会给你阳光和土壤。”

当今“教育”孩子的方法是最让人痛心的不合理之一，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总是以“合理”和“理智”的名义投身到这种不合理之中。我们可能把90%的教育资源投入到授课上：下载旧的知识，而不进行自我反思（打开思维，K1）。剩下的10%大部分花在基于练习的培训上（打开思维，K2）。表中其余 7 个方框，现有教育系统的主流都没有涉及到。

我们需要一场全球范围内的小型文化革命来照亮当下教育系统的这7个盲点。另外，我们需要彻底察看学校的课程，将学习日程和外面的真实世界连接起来，将学习变为发现创造力以及觉知的真实源头的深刻内在旅程。我们需要改革我们的学校和高等教育学府，使其包含所有9个知识和学习环境，而不只是其中的一个或两个。

自然流现研究院：全球变革的有机实验室

那么这种小型文化革命或运动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如果我们能将科学、意识和深刻的社会变革整合起来会发生什么呢？

设想这样一个由若干场所和社区组成的全球网络，该网络共同激发和服务于世界范围内变革制造者的运动。每个场所都将定期招待一批领导者和草根活动家，可能每年3~4次，每次几天。在这些集会当中，有意愿和承诺的小组将会深化个人和集体能力，以共同激发并支撑帮助他人联结到正在生成的自我和人生目标的空间。这些场所相当于遍布全球的社区中心。然后，当几天或周末的聚会结束后，每个人都会回归自己原本的位置，在各种各样的情境和社区中继续他们的公仆式领导力。

最主要的一点是活动的支撑空间：来自本地和全球所有角落的人们聚到一起（吸入），联结源头，然后又返回到每个人原来的组织或情境继续各自的工作（呼出）。实现这样的空间有三个具体的元素：

第一个元素是遍布全球的社区能够实现跨文化、跨区域、和跨代的对话和行动。跨地区涌现的创新型领导小组的成员，将组成此类社区中一个重要的核心团体。ELIAS的成员今天已经占据了重要的领导岗位，而且按照预期在未来的5~7年内会承担最高级的管理职位。绝大多数的ELIAS成员现在三十几岁或四十出头。他们将继续跨越边界互相联系，发现未来若干年内关键的挑战和可能的突破性创新。当察觉到关键的系统创新的可能性，并开始着手于探索实际机会的原型提案时，他们将需要具有高度热情，实干能力强，同时又具有创造性思维的年轻人的实地支持，帮助他们进行部分试验验证这些提案。

接下来是这个设想的第二个元素：ELIAS全球教室。这是我最近和我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建立的另一个全球行动平台的原型。我们与世界银行学院（WBI）合作共同开发了这个原型，并由来自中国、日本、南非、印度尼西亚、俄罗斯、欧洲和墨西哥的学生团体测试了该原型的早期版本。其要点是组成一个跨文化的全球微观战略系统，训练学生们深度聆听、对话和快速建立原型的技能，然后将他们置于 ELIAS原型项目的应用阶段。正如ELIAS领导社区是一个遍布全球的跨地区、跨文化的社区，虚拟教室的学生也来自不同的情境、文化和社会经济领域并互相连接。如果这样的ELIAS全球教室能够（和ELIAS原型平台和项目一起）建立在更大的规模之上，我确信系统创新提案会成比例增加、快速传播并在全球范围内开花结果。

关于跨界项目和场所我想到的第三种元素是支持所有全球感知、全球自然流现和全球塑造原型活动的基础组织结构。该基础组织结构将包含三种不同类型的场所：虚拟场所（网络）、用于跨界感知和原型的城市场所，以及运用大自然为自然流现聚会提供支撑空间的乡间场所。

退一步看看，我们可能会问：这些提议到底是关于什么的？是一个系统创新的平台原型？是一个横跨三个领域、存在于大型全球性机构内部及之间的领导力实验室？是一个用于深度系统创新的跨区域智囊团和行动试验室？或者以上皆是？

早期的全球教室原型里最打动我的，是学生们在短短的几次课程中所释放出的力量。在进行课后回顾的时候，我问我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为什么把时间花在这些全球教室课程上，设法通过Skype联系上中国和南非的同学，而不是和校园里的朋友一起出去玩耍？他们的答案是：“因为全球教室让我们有机会接触到完全不同的人，这些人我们在校园里是永远碰不到的。”这种回答真是令我大开眼界：在虚拟教室里如果你和全球社会场域的多样性相连接，如果学生们能够通过深度聆听、对话和集体行动探索那个空间，那么全球化就能非常迅速地成为真实能量的真正源头。

以上三个元素——ELIAS、全球教室和用于共同感知、共同激发和共同创造的基础组织结构，能够孕育出规模更大的、遍布全球的“行动中的自然流现领导力学校”（Presencing-In-Action Leadership School）项目。这个新学校的某些元素已经借由上述的一些项目开始运转，并将建立21世纪教育环境的原型，鼓励和发动最大数量的复制和学习的方式。新学校将彻底改造旧有的、已经根深蒂固的学习环境（9个方框中只执行了两个），培养通过自然流现的社会技术，领导深刻创新和变革的能力。这个项目将比通常的大学更加全球化（引入全球教室和全球场域项目），更加实际（要求所有学生投入到组织和社区的原型项目当中去），也更加个性化（设有个人和集体培养练习）。虚拟学校的教师将包括跨文化、跨地区，以及各个生活领域深刻社会变革的一线创新者和领导者。

这样一个行动中的自然流现学校或运动要取得成功，即要激发一场全球规模的变革，需要满足7项条件。分别是：

◎ 一组真实的例子。这些例子通过改变本地的、地区的或全球系统中的社会场域为深刻创新塑造了原型。

◎ 一种理论。该理论提供了一种语言，用以反思已经发生的一切及原因，也为研究那些记录了从过往项目和应用中学到的知识的论文。

◎ 一项社会技术。该技术帮助分散的各个社区在他们自己的系统中轻松地并且低成本地集体感悟、实现和推广创新。

◎ 各种各样的基于开放资源的能力塑造机制。该机制允许把社会技术传播给跨文化、跨社区的人们，而不管他们对培训和支持是否具有支付能力。

◎ 一种新的社会艺术形式，我称之为社会大剧院。通过整合行动研究、剧院、冥想练习、有意识地静默、生成性对话和开放的空间，该剧院上演媒体事件和作品，以把不同的社区及其变革故事连接起来。

◎ 由领导实践者和研究者组成的全球核心小组。这些人专门致力于通过自然流现正在生成的未来，推进全球运动，激发变革。

◎ 众多力量汇集的场所。这些场所的目标是通过建立全球感知、自然流现和原型的基础组织结构为上面所有各项提供服务。

这7项因素一起，组成了连接跨区域的变革领导者们的有机实验室，也将为整合科学、意识和深刻的实践变革打好基础。

场所的力量

在为创作本书的研究中包括了我所进行的150场访谈，其中有两次很突出，在照亮盲点方面给我们很多启发。第一个是对物理学家亚瑟·札炯克的访谈。谈话结束时他转变方向，开始谈论曾经把卡特琳（Katrin）和我带到我们现今所处的那个场所（place）的故事。然后他说了一段我永远都不会忘记的话：“把你过去经历的每件事都看作为未来旅程和任务做铺垫的基石。”这好比向后跳入游泳池时：你从自己站的位置往下看，但仅仅是为了帮助你探索和导航（在你身后的）未知的领域。我发现这种方法对一个人回顾过去非常有用。你不必纠结于特别好或坏的某事，而只需要从探索未来的角度看待过去的旅程。关于未来之路，过去的故事能给我们什么启示呢？

另一位被访者是埃莉诺·罗施。访谈结束时我询问她关于真实场所的品质问题。她建议我应该仔细考虑过去这些年我生活过的地方。她的建议把视角转向了我自己的盲点。惊奇之余，我深深地感谢她，但那时并没有真正按她的建议做。时至今日，我才把她的建议视为一个帮助我破解场所品质的方式，可以助我向前。

我想到的第一个场所是我们的家庭农场。从那里的成长经历我学到，农场不仅仅是一个企业；它首先是一个有机的组织，是一个社区，从土壤表面的可见部分扩展到下面的不可见部分。这个社区包括矿物质、植物、动物、农民、消费者、儿童和朋友，他们支撑起了这个农场的社会和经济空间。把这些整合起来，使得该社区参与成为了这个场所的灵魂，当然这也需要持续的耕耘。现在我正在利用回来探望的机会，在农场写作本书的结束语。我能感受到在大自然中——就像这种特别的地方，所能带来的所有神圣感。

生活在这里给我一种社会场域纵向延伸的感觉：大自然、人类社会以及整体自然流现之间的连接。这正是一个农场的实质：你认识到自己是一个由动物、植物、泥土和人们组成的大的社区的护卫者和公仆，他们需要你的公仆式领导力。正如我兄长感觉自己的人生目标是“照顾好这一小片地球”一样。

我想到的第二种场所让我悟到了社会场域的水平延伸。我发现在20世纪70年代晚期和80年代早期，布罗克多尔夫（Brokdorf）、柏林、布达佩斯和波恩街道上上演了中西欧最主要的反核运动、反战运动、和平运动以及民权运动。此时我开始感受到另一种连接—— 一种更加水平化的、将我和志趣相投、心意相通的跨代、跨阶层、跨国家和跨文化的朋友结合起来的连接。这种全球连接唤醒了我，对全球社会场域的认识和参与上升到一个新的层次：被阶层、种族、性别、年龄、文化和系统分裂的一堆碎片伴随着正在生成的集体社会主体（产生于发自内心的抗拒）出现了暂时的统一。

我想到的第三个场所相对而言要小很多，是德国鲁尔河（Ruhr River）畔的一栋别墅。这是一座曾经非常美丽而后濒临坍塌的维多利亚式建筑，是为20世纪初克虏伯（德国大军火制造商）指挥官们建造的。当我和一位研究生同伴到达那里时，别墅即将要拆毁了。房东和我们签了一年的租约，租约结束后他就推倒这座别墅（实际上，之后他每年都和我们续约，直到15年后最终拆除别墅）。我们和其他10位同学搬进了别墅，大家以我没有料到的方式互相热爱、互相激励。住在别墅里培育我们的社区可能是我年轻的职业生涯中最快乐的时光。

我读的大学是德国工业赞助的，旨在开发和教授更好的学习方法。其学习理念很大程度上来自埃克哈德·开普勒，他是20世纪80年代我们管理学院的创始院长。埃克哈德·开普勒基于行动学习、自我反思和以学生为中心营造学习环境、共同创建新型学校的想法，简单而有力。他告诉我们，“学习是自由的实践”。我碰巧上了管理学院的第一堂课，我在别墅的室友也是大学的其他学院成立那年入学的。那些年，我们的核心小组经常扮演着这所年轻大学的心脏。当有重要的来访者，校长或埃克哈德就会把他们带到别墅，我们会准备一顿大餐和一场令人鼓舞的谈话。我们在多种层次上互相激励，从阅读柏拉图的作品到举办后现代的聚会。我记得我和朋友凯（kai）在研读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作品后散步了很长时间，其间我们在觉知和存在等基本问题上应用和即兴发挥了哲学对话的当代版本。他扮作柏拉图，而我则热衷于亚里士多德的角色和观点。有一个学期，我们在别墅举行的一场聚会演出了原创的卡巴莱讽刺剧，我们弹奏音乐并欢舞到黎明。别墅永远是一个开放的场所。诸如约翰·加尔通（和平研究的创始人，诺贝尔替代奖获得者）在校园任教时经常在别墅逗留。加尔通在自传中把这些到访称作他个人生活中最令人鼓舞的大学经历（他曾在60多所大学任教）。作为在别墅招待他的主人，我们这群学生经历了同样深刻的转变。

别墅在向别人开放的同时，还为培育新思想提供了一个安全的空间，很多新想法都诞生在我们的早餐桌上。别墅里最突出的特点是魔幻般的节奏以及活生生的场域，从我们的核心小组蔓延到周围其他的人们身上。没有我们的团队做不到的，不管什么，我们都能轻松地完成，同时也提高了自己的精神层次。这有些奇怪，但是很有意思。因此，这里讨论的第三种场所的质量与生成性场所有关：与把社会场域着陆于一个核心小组有关，该核心小组的成员跨越了所有三种智力通道——打开思维、打开心灵和打开意志，并互相连接。

第四种场所不是一个单独的地方，而是一个分布各处的场域网络。包括我现在在波士顿的家，以及我经常或不常到访的其他国家和文化下的场所和社区。今天我发现自己在工作中实际是和很多分散的核心小组及倡议一同旅行（可能我的旅行太多了）。不久前我参加了一个在麻省理工学院举行的为期两天的会议，讨论认知学方面的问题。会议结束时，我无比兴奋，对研究将科学世界（第三人称观点）和意识结构变革（第一人称观点）连接起来的新领域的力量和可能性充满了期待。但是那两天我依然感觉到，会议忽略了框定该研究的第三个维度：社会蜕变和变革。

离开麻省理工学院的礼堂的一瞬间，我看到自己当下生活的每件事都是错误的。我在太多不同的方向上前进，在太多的地方进行太多的项目，每个项目虽然都有单独的意义，但当所有项目放在一起却缺乏焦点。

正当“你需要聚焦——你必须改变你的生活”这句话在我心头涌现时，同样的瞬间里，我也看到前进时应该关注的焦点。我应该把精力集中到一个项目上：创立一个场所和一个有活力的社区，致力于研究和培育科学、意识和领导深刻社会变革之间的共同基础。

离开麻省理工学院的克雷斯吉礼堂（Kresge Hall），我需要和卡特琳、彼得以及亚瑟·札炯克一起探讨实现这一项目的方法。我们决定下一步将召集一组人，其成员把如何整合科学、意识和社会变革视为自己生活和工作的中心问题。现在该小组包括12个成员，过去几年间我们每年都会有3~4天的集会。

降生于大风雪

2005年12月，我们觉得是时候采取下一步行动了。我们邀请了由第四种场域变革的实践者、研究者和活动家组成的核心小组，为整合了科学、意识和领导社会变革的全球自然流现学校共同发起一个平台。现在我们把该平台称为自然流现研究院，我们的初衷是为全球自然流现实验室或大学创造可能性。

12月9日和10日，大约有12个人聚在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市的宾馆。在宾馆我们决定从麻省理工学院步行到查理斯河畔国际组织学习学会办公室，路程很近，一般来说这段距离步行不会超过10分钟。可是那天大雪积聚得越来越深，能见度也越来越差，没有车辆经过。我们就好像西伯利亚慢动作电影里孤单的演员，暴风雪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特殊形式的动态静心。那天晚些时候暴风雪加剧时，在距离会场很近的地方一片电闪雷鸣。这是我们第一次经历这样的组合：暴风雪同时伴随着电闪雷鸣。我们认为这是大自然母亲在欢迎我们。

会议开始，我首先明确并重新连接了所有派别——科学、组织变革和社会自由运动，以及各种智慧传统——这些提供了本次会议的三种情境（科学、意识、社会变革）。这三种情境为我们聚到一起培育未来的种子支撑起了一个空间。

有几个人不能亲自出席此次会议。其中一位是南非的朱迪思·弗利克。她通过电话参加了开幕会议。与会的一位代表请她讲述一下她的工作，以及她对于我们将要提出的方案的最高希望。

朱迪思描述了她现在在英国乐施会里所承担的有关艾滋病工作的全球领导角色，以及身处其中如何影响和改变了她在工作和生活中的身份。当厄休拉让她举个例子时，朱迪思讲述了一位管理人员参加艾滋病患者的葬礼的故事。葬礼结束了，该处理实际的事情了：如何处理死者的遗物，最重要的，如何安置两个失去了父母的、幼小的孩子。当时房间越来越安静，没有一个人提出收养或照看这两个孩子。沉默中，朱迪思的同事扭头看着她丈夫，他们四目相遇，知道双方想法一致：不能就这样简单地走掉。因此他们带走了两个孩子，家庭规模从两个孩子增加到四个孩子。几周后的下一个葬礼上同样的事情发生了，经过又一次痛苦的沉默，他们又带回了两个孩子。几个月后他们又领回了三个孩子。最后家中孩子的数量变为十个，而他们感觉家庭负担难以维持。后来的下一次葬礼上，当同样的情况出现时，他们和其他人一样：保持沉默不采取任何行动，因为他们已经达到了能力的极限——像葬礼上其他任何人一样，像某些南非国家的整个社区一样，或者像整个民族一样。

朱迪思问到，为什么没有一个全球系统，能使全球性的护理和责任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为什么我们还要屈从于泯灭我们人性的全球准则？当面对个人层面的苦难时，我们能够伸出援手，然而面对系统的破损时，我们却退却了。这到底是为什么？

朱迪思的问题和之后的沉默引起了我们深深的共鸣。她的话使我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到深刻的系统愈合和变革的需要，也使我们更加坚定地担当起这种系统愈合和变革的桥梁（由于这次谈话，自然流现研究院在南非第一个关于艾滋病的项目在6 个月内就开始启动了，甚至早于研究院的正式落成）。

另一位不能出席此次首会的核心小组成员是尼卡诺·帕拉斯（Nicanor Perlas），他是一位民权社会运动家，2002 年因在菲律宾提出关于政策制订和社会变革的“三元”（trisector）方法获得了诺贝尔替代奖。在一封信中，帕拉斯希望自然流现研究院能够提供给他和他在菲律宾及南半球其他国家的同伴们机会，接触相关的研究、方法和工具，在文明社会、商业和政府中共同创造新形式的“前瞻性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他说他希望我们能够“基于前沿科学、艺术和灵性，开发出新形式的社会运动和人类或领导力的发展”。

他还指出，因为“飞到北半球太昂贵了”，所以南半球自然流现学院重要的设计元素应包括开放资源能力的建设，经济的、为期五天的自然流现项目和高级班，案例研究的文件制作和分发，还有支持自然流现学习和工作小组全球范围内的基础结构设施。“如果需要亲自参会，”帕拉斯说，“对南方与会者的旅行援助将非常关键。”

乘着他人的翅膀飞翔

12月波士顿会议的几个星期后，我和在南非生活了半年的同事贝丝·简德诺一起成立了南非研讨会。当开始谈论自然流现和如何才能从一个人发源于觉知的深层次源头起作用时，我们请与会者给出一些例子。一位年轻人站起来和大家分享了一个故事。

马丁·卡兰谷–班达（Martin Kalungu-Banda）在赞比亚的一个小村庄出生并长大。他年轻的生命在经历了很多令人惊异的转折后，最终成就了辉煌的职业生涯，包括担任一家跨国能源公司的领导职务；赞比亚总统的特别顾问，负责设立国务院（总统办公室）参谋长的职位；乐施会全球学习中心的协调员和顾问；非洲和英国几所大学的讲师，其中包括剑桥大学。他还完成了一本关于纳尔逊·曼德拉的领导方法的著作。当马丁讲完了他的故事，人们都为他令人惊叹的旅程感到震惊。我问他，“马丁，是什么样的领悟让你从旅途的一个阶段航行到另一个阶段？”他用自己在赞比亚一家电台进行的访谈回答了我的问题。那次关于他的新书的广播节目中，一些听众打进电话和他交流。其中一位碰巧是一个年轻的农村孩子，这个孩子问道：“马丁，告诉我你是如何做到从一个像我一样的赞比亚农村男孩到最终在大学里演讲、为总统提建议和为重要的国际机构工作的？这些是怎样变为可能的？是什么让你做到了这些？”马丁停顿了很长时间然后回答说：“你知道，我现在将要告诉你的可能会令你非常失望。可事实的确是我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没有计划。和筹划未来相反，我经常发现自己已经无意间进入了一个又一个场域。随着场域的展开我漂流而入。但我坚信如果我进入了新的场域，如果我拥有正确的深层意愿，就能得到相应的帮助。在我顺势而为的同时，我认识到自己也是乘着别人的翅膀在飞翔……现在想来，我希望能以一种更加有意愿的方式漂流前行。”

马丁的叙述敲醒了我。我认识到他所说的“漂流”一词也适用于我自己的大半旅程。过去10年间，我曾经漂流进自己从未理性策划过的、全新的一整套项目、参与者和可能性当中。

现在回顾这过去的 10 年，我认识到在没有特殊计划的情况下，我和同事们已经建立了自然流现学校几个核心元素的原型。其结果是涌现出了一系列鲜活的例证，不仅包括我们讨论的例子，还涵盖了几个新项目，包括赞比亚和华盛顿特区反击艾滋病的项目，以及针对严重的营养不良问题的印度巴维夏联盟（Bhavishya Alliance）。

我还“漂流”进了很多应用U型理论的能力建设项目，这些项目是我为各种全球机构开发的。其他例子还包括整合了麻省理工学院全球教室和ELIAS项目平台的落成。该平台把来自全球机构各个领域的25~30位主要领导聚到一起，他们现在正在研究7 项不同的提案原型，探讨如何跨越三个范畴形成深刻的系统创新。

虽然“漂流”进正在生成的机会中在某些情况下取得了成功，但是在其他情况下并非如此。被错过的最重要的机会包括：

◎ 团结统一的全球核心小组，小组的几名成员愿意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远大目标；核心小组将有意识地集体成为服务整体的桥梁。

◎ 一组高能量、高热忱的场所，通过为全球感知、自然流现和原型活动提供基础组织结构来主办和支持上述所有的行动。这些场所将起到全球社会场域“关键穴位”的作用。它们将主办150~200人参加的研讨会，简洁而开放，比如在空货舱或禅宗寺院；它们将互相连接以便进行高质量的多点虚拟对话，同时还要有艺术殿堂的感觉，为了解全球趋势和问题建立多媒体工作室和科学实验室。这将是一个即兴舞台，在房间的中央将上演社会大剧院。

这些未来的可能性不能依靠它们自己实现，而要依靠我们来实现。在书中我有时设法用言语来表达这种观点。我承认，这样的未来感觉（feel）上去要比从键盘上生成的文字看（look）上去更加清晰、更加真实。所以，你可能也想知道所有这一切将如何实现。但是，和我一样，你的心可能已经知道了。你的直觉也知道了。如果我们在共同走过U型的过程中学到了什么，我们就会明白这种感觉。这种感觉，恰恰就是未来首先出现的地方。

当正在破碎瓦解的陈旧结构继续左摇右摆时，我很庆幸自己有机会站在历史的这个转折点上，和其他志同道合的“漂流”同伴连接起来。现在我们要应召出发了，就像罗森斯塔塞大街妇女们当年所做的那样，学习以一种更加有意愿、更加清醒也更加集体化的方式从内心深处采取行动，从正在生成的真我开始行动。或者像马丁·卡兰谷-班达所说：乘着他人的翅膀飞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