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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一章 登月计划
从 坎贝尔市到旧金山的车程约有55英里，这段路堪称是全世界最美的通勤公路之一。整个行程大多沿朱尼佩洛·塞拉高速公路飞啸而过，这里毗邻圣克鲁兹山，风景优美，车流稀疏。这条本地人称为280号公路的南北向大道，是某位硅谷创业大亨试驾法拉利的最佳路段，同时也是手机接收信号最差的地方。因此，在2007年1月8日的早晨，当安迪·格里尼翁（Andy Grignon）独自驾驶着保时捷卡雷拉行驶在这条路上，这对他来说真是难得的清静时光。
这并不是格里尼翁平日上班常走的路线。格里尼翁是苹果公司的高级工程师，该公司所在的库比蒂诺市就在坎贝尔的西边。一般来说，他每天早晨上班的车程是7英里，时间恰好是一刻钟。但今天不一样。他要去见证他的老板史蒂夫·乔布斯在旧金山的Macworld大会[4]上创造历史。苹果公司的拥趸多年来一直乞求乔布斯把手机加进iPod，这样他们就不用在口袋里装两样设备了。而乔布斯正要为他们了此心愿。格里尼翁和同事们当晚要在附近的一家宾馆过夜，第二天上午10点，他们将要和全世界一起观看乔布斯揭开第一部iPhone手机的神秘面纱。
受邀参加乔布斯著名的产品发布会是一项殊荣，等同于被贴上“参与者”的标签亲临现场。只有包括高层主管在内的区区几十名苹果员工得到了邀请，其他席位则留给了苹果公司董事会成员、合伙公司的CEO——如谷歌的埃里克·施密特和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的斯坦·西格曼（Stan Sigman）等——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格里尼翁应邀参加，因为他是负责iPhone所有无线电通信部分的高级工程师，这非同小可。如今的手机虽功能繁多，令人应接不暇，但就其本质而言，它不过是一部花哨的双向无线电通信设备。格里尼翁所负责的，应该说是手机最核心的部分。如果这手机不能打电话，无法连接蓝牙耳机，或者连不上无线网络，那就是格里尼翁的责任了。作为iPhone项目的首批工程师之一，他为此付出了整整两年半的时间——常常每周工作7天。几乎没有谁比他更有资格受邀出席当天的发布会了，这项殊荣他当之无愧。
然而驱车北上的这一路，格里尼翁却没有感到一丝兴奋，只觉得战战兢兢。在硅谷，大多数登台亮相的产品演示都是预先录制的。因为人们考虑的是，为什么要让糟糕的网络连接或手机信号毁了本应很出色的演示呢？然而乔布斯的产品介绍却是现场直播。他的产品发布会之所以充满魅力，这就是其中一个原因，但对于格里尼翁等后台人员来说，这意味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格里尼翁已经想不起来上一次如此规模的乔布斯个人秀险些搞砸是什么时候了。史蒂夫·乔布斯成为业界传奇，要部分归因于他的产品演示会几乎从未出现过显眼的纰漏，但格里尼翁实在记不起乔布斯上一次没有完全准备好就登台演示是多久以前的事儿了。
格里尼翁是苹果公司iPhone产品发布团队的成员，其后又出现在旧金山市莫斯康尼中心（Moscone Center）的现场。但他很少见到乔布斯在90分钟的演讲全程表现得毫无瑕疵。这次乔布斯已经为此排练了5天，但就算是在最后一天的排练中，iPhone还是会随时挂断，无法连接网络，死机或干脆关机。
“起初，出现在排练现场的感觉的确很棒——有点像戴上了荣誉徽章。‘妈的，我终于能和史蒂夫同进同出啦。’”格里尼翁说。但凡与乔布斯有关的事情都是这样，准备工作像美国对阿富汗的导弹袭击一样机密，实地参与者感觉自己仿佛来到了宇宙的中心。从周四到下个周二，苹果公司完全接管了莫斯康尼中心。公司在后台搭建了一间8英尺见方的电子实验室来存放和测试iPhone，隔壁则是专为准备登台的乔布斯而建的休息室，内设一张沙发。公司还在那些房间的前门口和会展中心的每一个门口都安排了保安全天候巡逻，所有窗户都贴上了特制的遮光纸。人员出入都要检查身份证件，还要与乔布斯亲自核准的总名单一一对照。访客一旦进入中心，还要接受更多的安全检查。乔布斯排练时的听众席只限一小群公司主管参加。走漏消息的风险让乔布斯深感不安，以至于他曾企图在演示会的头天晚上，把苹果公司为产品发布会雇用的所有承包商——从照看摊位和协助演示的人，到负责灯光和音响的人——统统关在会议中心过夜。最后助手们总算说服他打消了这个念头。
“我们很快就乐不起来了，”格里尼翁说，“我从没见过他这么心烦意乱。之前也试过，但大多数时候，他只是盯着你，用严厉的语气直截了当地说：‘你把我的公司搞砸了。’或者，‘我们要是失败了，全算在你头上’。这不过是在宣泄强烈的情绪。通常在他痛骂完之后，你会觉得自己连身高都矮了一大截。”格里尼翁说他在被乔布斯教训时总要问自己两个问题：“‘这回是不是我搞砸的？’以及‘这是第n次搞砸，还是头一次？’——第二个问题至关重要。第n次搞砸会让乔布斯灰心丧气，但真到那时，他可能已经想出了解决之道。但如果这是头一回，整个计划的不稳定性就会大大提升。”格里尼翁和排练现场的其他人一样清楚，如果在正式发布会上出现那些瑕疵，乔布斯可不会为此自责，相反，他绝不会放过格里尼翁这一干人等。“感觉像是我们已经排练了上百次，每一次都会出点什么毛病。”格里尼翁说，“这可真是不妙。”
iPhone状况不佳是情有可原的，那时候离成品的完成还早着呢。乔布斯炫耀的只是原型机而已，不过他可不想让公众知道这个。在iPhone正式发售前，要完成的事项还有长长的一列。生产线尚未搭设起来，手头只有差不多100台iPhone，质量还参差不齐。在有些iPhone上，屏幕和塑料边框之间的缝隙清晰可见，还有的屏幕上有磨损的痕迹。这就是为什么尽管在会议中心开了一天的新闻发布会，还专门设置了iPhone展台，乔布斯在演示产品之后，仍然不允许公众触碰示范手机。格里尼翁说，他们担心就算状态最好的原型机也经不起细细打量。站在远处看看，或是看乔布斯演示，它都还不错，一旦把它拿在手里，“你就会乐着说，‘哇，这玩意儿还真是半成品呢’”。
手机软件的情况甚至更糟。在此前4个月内，他们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弄清楚iPhone的处理器和手机通信模块为何不能保证稳定通话。这个大难题类似于汽车引擎间或不响应油门，或者车轱辘偶尔不响应刹车踏板。“这差点让iPhone项目陷入停滞状态，”格里尼翁说，“我们从来没遇到过这么复杂的问题。”其实这个难题对于手机厂商来说通常不值一提，但苹果对于保密工作的痴迷，让手机处理器的制造商三星，以及手机通信模块的厂商英飞凌公司（Infineon）根本无法与其合作，直到最后，苹果公司彻底绝望，反倒把两家公司的工程师空运到库比蒂诺来协助解决这个难题。
乔布斯鲜有像这样陷入困境的情况。他是个著名的监工大师，似乎总是很清楚自己该给员工施加多大的压力，让他们完成“不可能的任务”。但他总有后备计划，也就是在时间紧迫的情况下可以仰仗的B计划。6个月前，他已经显摆过苹果即将推出的操作系统Leopard了，但那也是再次推迟了最终亮相日期的结果而已。
但乔布斯除了显摆iPhone之外已别无选择。自从1997年乔布斯重返苹果出任CEO后，每一次Macworld大会上他都要作主题演讲，并且因为他每年只会公开演讲一到两次，苹果的拥趸已经习惯于在Macworld大会上期待乔布斯发布些重大新闻了。他在这里展示过iTunes软件、看上去像是一台时髦台灯的iMac电脑、网页浏览器Safari、Mac mini电脑，以及数字音乐播放器iPod shuffle等等。
这一次乔布斯担心会辜负的倒不只是他自己的公司，AT&T也希望乔布斯在Macworld大会上发布iPhone。AT&T是iPhone在美国的独家运营商，作为交换条件，AT&T把iPhone设计、生产和营销的控制权完全让与乔布斯。这可不是AT&T一贯的作风。如果乔布斯不能及时发布产品，AT&T有可能会取消交易。如果名叫iPhone的产品不能打电话，那么它必然销售惨淡，这一点无须解释。数日之前，乔布斯特意飞到拉斯维加斯，向AT&T公司移动部门的高管做了一次有限的iPhone演示，但他们还是希望能在Macworld大会上看到完整的展示。
最后，iPhone也的确是苹果公司当时着手开发的唯一一个新鲜酷玩意。iPhone一直是苹果公司全员参与的项目，以至于这次乔布斯完全没有后备计划。“要么上苹果电视（Apple TV），要么上iPhone。”格里尼翁说，“如果他只带着苹果电视（当时只是个试验产品）去了Macworld大会，全世界就会说：‘那算是个什么玩意儿？’”
iPhone的问题显而易见。它可以播放歌曲或视频的其中一个片段，却不能毫无中断地放完整段内容。如果先发送电子邮件后浏览网页，它还能正常工作，但反过来操作它的系统就会崩溃。经过漫长的反复试验，iPhone团队发现了一个被工程师们称为“黄金路径”的运行顺序，一套特定的任务必须以特定的顺序，用特定的方式运行，这样的话，手机看上去就一切正常了。
但就算乔布斯按照黄金路径行事，也需要各式各样最后关头的权宜之计，才能让iPhone正常发挥功能。在发布会当天，格里尼翁负责的无线电通信模块上的软件还有错误，管理iPhone内存的软件也是如此。没有人知道，乔布斯要求在示范手机上添加的额外电子设备，是否会把这些问题搞得更糟。
乔布斯要求他在台上用的示范手机要在他背后的大屏幕上做镜像。为了在大屏幕上展示其精巧装置，大多数公司只会用一台连接投影仪的摄像机来拍摄，乔布斯可无法接受这样的方案。观众会在iPhone的屏幕上看到他的手指，这将有损他演讲的形象。于是，他让苹果的工程师们花了数周时间，度身定做了额外的电路板附在视频电缆上，接到他在台上要用的iPhone示范手机背后。视频电缆的另一头连上投影仪，在屏幕上映出iPhone的影像。这样一来，当乔布斯触到iPhone的日历应用图标时，他的手指不会出现，而屏幕上的影像却会做出响应。效果非常神奇，坐在观众席上的人们觉得就像他们自己手握iPhone一样。但在iPhone还存在其他重大难题的时候，还要让设置工作完美无缺，这在当时看起来实在有点儿本末倒置。“这一切简直就像是在运行时动态修改代码，再加上一些你能想得到的最恶俗的解决方法。”格里尼翁说。
iPhone无线通信模块的软件非常不稳定，以至于格里尼翁及其团队最终只能把天线焊在示范手机上，在台下沿着投影调控台的电缆走线。iPhone还是可以连上无线网络，但信号无法传得这么远。即使如此，格里尼翁和他的团队还需要确保观众里无人能够占用他们使用的频率。“就算隐藏了无线网络的基站识别码（这样笔记本电脑在扫描无线信号时，便不会显示网络名称）也没用，观众里可有
5 000个技术宅男呢。他们总会想出办法来破解信号的。”至于解决方案，格里尼翁说只能简单地对AirPort软件进行调试，让它以为自己是在日本而不是在美国运作。因为日本无线信号使用的某些频率在美国是禁用的。
至于确保乔布斯计划在台上打的电话不掉线，他们能做的就更有限了。格里尼翁及其团队所能做到的只是保证信号良好，然后双手合十地祈祷。他们让AT&T带来一台移动基站供电系统，以确保接收信号足够强。然后在乔布斯的支持下，他们预编了手机的信号显示程序，无论真正的信号如何，手机总是显示5格的信号强度。在乔布斯使用手机通话的几分钟时间内，无线通信模块崩溃的可能性很小，但它在90分钟展示过程中的某个时间点崩溃的可能性却很大。“如果无线通信模块崩溃重启——我们怀疑这很有可能——我们可不想让观众看到这一幕。所以我们干脆做了硬编码[5]，让手机永远显示5格信号。”格里尼翁说。
所有这些七拼八凑的复杂手段都不能解决iPhone最大的问题：如果一次运行数个任务，常常会耗尽内存，这样手机就必须重启。为应对这个问题，乔布斯在台上随身带着好几部示范手机。如果一部手机的内存即将耗尽，在它重启的时候，他就会换一部用。但不管乔布斯准备带几部示范手机，格里尼翁还是很担心，因为潜在的故障点实在太多了。如果灾难在一连串的示范中都没有发生，那必然会在压轴戏上发生，因为乔布斯打算在一台iPhone上同时操作其所有的重要功能。他会播放音乐，接电话，呼叫等待同时接另一个电话，寻找一张照片并寄给第二个呼叫人，为第一个呼叫人在互联网上搜索信息，然后回到音乐播放界面上去。“我和同事们对这个紧张得要死。那些电话里只有120兆字节的内存，如果不结束那些程序，它们就同时在内存里占着大量空间。”格里尼翁说。
一想到自己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时刻随时有可能搞砸，格里尼翁就胃痛不已。40岁的格里尼翁是那种你一见到就想和他一起喝两杯的人——他的确爱喝酒。2010年，他从坎贝尔搬到了半月湾，很快就和丽思卡尔顿酒店的酒保交上了朋友。他甚至还在办公室里装了一个酒柜。但在他喜好社交的外表之下，埋藏着卓绝的才智和超强的竞争意识。有一次，为了把iPhone分包商设备中的一大堆软件缺陷搞个水落石出，他故意把会议室的空调开得很大，把分包商们冻得浑身不自在。就这样，他还嫌分包商们的解决速度不够快，于是又使出了狠招：他指责分包商们对他隐瞒真相，然后把自己的笔记本电脑扔到墙上。
到2007年，他实际上已经在苹果或其附属公司，度过了自己整整15年的职业生涯。1993年，他和朋友杰里米·怀尔德（Jeremy Wyld）——如今两人联合创建了Quake Labs公司——重新编写了牛顿掌上电脑（Newton MessagePad）的程序，建立起与互联网的无线连接。这在当时可是个惊人之举，两人在毕业时都借此在苹果公司找到了工作。当时怀尔德实际上在Newton团队工作，格里尼翁则任职于苹果著名的研发实验室——“高级技术组”（Advanced Technology Group）——专门研究视频会议技术。尽管Newton作为产品并未取得成功，很多人仍然认为它是第一台主流的掌上电脑。2000年，格里尼翁转去了Pixo公司，这家从苹果剥离出来的公司专攻手机和其他小型设备的操作系统。2002年，随着Pixo的软件被安装进第一台iPod，格里尼翁也回到了苹果公司。
当时，由于格里尼翁在Pixo工作，除了视频会议技术的开发之外，他在另外两个专业领域——计算机无线电发射机技术（我们现在称之为无线）和手机等小型掌上设备内软件的工作方式——所具备的才能也广为人知：格里尼翁工作的性质与大多数硅谷软件工程师全然不同。大多数人都不怎么考虑他们的代码是否会在硬盘上占据过多的空间，或是否会让芯片的负荷过高。台式电脑和笔记本电脑的硬件都非常强大，可塑性高，并且很便宜。内存、硬盘甚至处理器都可升级，所费不多，电脑要么连在电源插座上，要么配有高容量的电池组。而在格里尼翁嵌入式软件的世界里，硬件是不可更换的，占用太多空间的代码是无法执行的，同时，一块很小的电池——也就只能供笔记本电脑运行几分钟而已——却需要有足够的能量续航一整天。2004年年底，当乔布斯决定开发iPhone时，格里尼翁各项专长的完美组合，令他成为最早参与这个项目的工程师之一。
到2007年，他已感到精疲力竭。他的体重增加了50磅，婚姻也出现了危机，他那两年来劳累不堪。苹果此前从未开发过手机产品，iPhone团队很快就发现，iPhone的研发过程与电脑或iPod完全不一样。“这太有戏剧性了，”格里尼翁说，“每个人的脑子里都已经有了深深的烙印，深信这是苹果的下一个重大产品。公司把这一群不可一世的天才关在非常狭窄的空间，就是在那样巨大的压力下，他们做出了疯狂的东西。”
项目伊始，iPhone可算不上苹果公司的“下一个重大产品”。乔布斯很难才说服自己研发手机。差不多从2001年苹果发布iPod那时起，iPhone就成了乔布斯那个小圈子里谈论的主题。这一概念的推理显而易见：消费者为什么要怀揣着两三个设备发送电子邮件、打电话和听音乐，只带一个不就行了？
但每当乔布斯及其手下高管们仔细考虑这个想法时，大家都觉得这简直就是自杀行为。对于任何想在手机上浏览网页、下载音乐或视频的人来说，手机芯片和带宽都太差了。电子邮件是个出色的附加功能，但苹果不可能仅仅为了一个能收发电子邮件的手机，把它在iPod这样的音乐播放器上所投入的力量全都转移到iPhone上。更何况RIM公司的黑莓手机已迅速占领了市场。2003年，苹果甚至曾考虑买下摩托罗拉公司，但高管们很快认定对于当时的苹果公司来说，这一收购耗资过大，只得作罢。
最糟的是，如果苹果想在美国生产和出售手机，就得听从美国无线运营商的号令。在当时的美国，摩托罗拉等手机厂商都是高科技行业的奴隶，他们需仰仗运营商的营销投入来吸引消费者进店购买，他们甚至还得依赖运营商提供的消费补贴，才能将手机调到合理的价位。这种情况使得手机厂商们无力抵抗运营商对于手机生产的干涉。手机厂商对于这种颐指气使的态度偶尔做出反抗，但总会得到运营商相同的回复：“你们可以自行决定如何生产手机，但我们不会提供补贴，费力营销，也不会让它连进我们的网络。”厂商们往往不得不屈服于这种威胁。
乔布斯认为这种商业模式对他个人来说是一种侮辱，他完全不想参与其中。他认为，“向财富500强公司销售产品从来就不是我们的强项，足足500家公司啊——你必须说服500个首席信息官才能拿到”这笔生意。“这500强里就有5家是手机行业的。我们甚至根本不喜欢和这500家公司打交道。我们宁愿打广告给大众看，让每个人自己拿主意。你可以想象我们有多不愿意和这5家公司打交道了。”他在2003年5月“数字大会”（All Things D conference）的一次访谈中这样说。说白了：我可不想花好几千万美元，让一帮西服革履的家伙告诉我该怎么生产和销售我的手机。
这听来相当强硬，又很有原则。但是到了2003年年底，因为iPod成为自麦金塔电脑以来苹果最成功的产品，苹果看上去也开始有些误入歧途了。手机厂商把听音乐的应用程序放进了手机，亚马逊、沃尔玛和雅虎也都开始出售可下载的音乐内容。iPod项目主管托尼·法德尔（Tony Fadell）等高管担心，如果消费者突然弃iPod而转向音乐手机，那苹果的生意就要垮了，毕竟距离它上一次濒临破产不过5年时间。“在2003年年底至2004年年初之前，我们还没（靠iPod）取得真正的成功，所以我们当时认为，也许我们还没有统治市场——零售渠道——来适当地拓展iPod的业务。”法德尔说。
在iPod还没有成为明星产品之前，很难想象它一年能售出5000万部以上；而在当时，苹果公司在两年内只卖出了130万台设备，仍然很难进入“百思买”（Best Buy）等零售商的店面。“所以我们在思考：‘如何才能脱颖而出？怎么做才能确保我们至少还有竞争力，让任何有手机的人都会通过iTunes来听音乐？’因为如果我们的iTunes失败了，我们就满盘皆输了。”法德尔说。
乔布斯还是继续在公共场合长篇大论地攻击运营商。在2004年的数字大会上，风险资本家、前新闻从业者小斯图尔特·艾尔索普（Stewart Alsop, Jr.）竟然恳求乔布斯生产一部智能手机，在时下流行的Treo[6]基础上对手机性能加以提高。“你能不能不要对运营商们有这么深的成见啊？”艾尔索普问道，他表示愿意帮乔布斯的忙，与威瑞森通信公司（Verizon）的CEO伊万·塞登伯格（Ivan Seidenberg）取得联系，后者当时也在观众席中。没门儿，乔布斯说：“我们拜访了几家手机厂商，甚至跟Treo的人聊了会儿。他们给我们讲的事情非常荒诞。”但乔布斯私下里还是认真考虑了艾尔索普的话。
面对日益激烈的竞争，乔布斯的首次应对措施并非iPhone项目，而是一款低调得多的产品——音乐手机Rokr，苹果将与摩托罗拉和“辛格勒”（Cingular）电信公司合作生产这款手机。Cingular是当时的无线业务大运营商，此后经过两次合并，最终成为现在的AT&T。在苹果看来，2004年年初达成的这一交易看上去尽善尽美。苹果会把iTunes软件授权给摩托罗拉使用，内置于后者超级成功的“刀锋”（Razr）系列手机上，其他的事务都交给摩托罗拉处理。苹果会从摩托罗拉那里获得软件特许使用费，而乔布斯也不必和无线运营商们打交道。iTunes可以帮助摩托罗拉销售更多的手机，给Cingular带来更多的无线用户，苹果也可借此对抗让其感到有威胁的其他音乐手机产品。“我们认为，如果消费者选择了音乐手机而不是iPod，他们至少还会用iTunes。”法德尔说。
然而事与愿违，Rokr的销量令人尴尬。在2005年9月，也就是将近18个月后，乔布斯发布了该产品，这款产品的主要卖点是无线下载，但它实际上却做不到这一点。Rokr又大又笨——与摩托罗拉成名已久的时髦的刀锋系列截然不同。它的音乐容量也被人为地限制在100首歌以内。
当乔布斯在旧金山市莫斯康尼中心完成了这款产品的演示，几个合作者之间，特别是在苹果和摩托罗拉之间，紧张关系立即变得显而易见。乔布斯同时还发布了第一台iPod nano[7]，数周后，一位记者问摩托罗拉的CEO埃德·赞德（Ed Zander），是否觉得被乔布斯发布的另一个产品抢去了风头，他的回答简洁有力：“去他妈的nano。”《连线》杂志很快就用一篇封面故事报道了这次惨败，标题是：“你管这个叫作未来的手机？”
乔布斯成功地把搞砸Rokr一事怪罪在摩托罗拉头上，但其实这场惨败主要是苹果的错。的确，摩托罗拉生产了一部丑陋的手机，并且这家公司在接下来的4年内继续生产的手机均销量不佳，直到赞德最终辞职。但Rokr项目的真正问题在于，乔布斯进行这次交易的理由几乎在协议签订之时就已烟消云散，法德尔如是说。他的原意是利用该交易作为一个防御性的策略，应对那些试图生产音乐手机的厂商，同时也不必亲自与运营商们打交道。但在2004年一年，苹果越来越认识到，自己完全不必用iTunes和iPod来进行防守，也不需要Rokr来帮助自己更广泛地传播iTunes。苹果只需要在iPod的销量像火箭升空一样飙升的时候坚持下去就可以了。2003年夏，苹果iPod的季度销量只有30万台，它在2004年第1季度销量也只有80万台。但是到了2004年夏，它的销量暴增。苹果在截至2004年9月30日的当季销量为200万台，当年第4季度的销量更是达到了450万台。当丑陋的Rokr原型机于2004年秋季面世，苹果的很多高管都清楚地认识到他们走错了路，而到了当年年底，乔布斯几乎彻底抛弃了这个项目。虽然他还是逼着iTunes团队完成用于Rokr的软件，但他在听取那些从一开始就认为Rokr项目愚蠢至极的高管们的意见时，态度要认真得多。
也不只是iPod在2004年的成功打消了苹果对于Rokr手机的热情。到了当年年底，生产自己的手机，这看上去已经不再像是个馊主意了。从当时的情况看来，大多数家庭和手机似乎很快就会有无线网络了，这比房主的数字用户回路（DSL）或有线电视电缆连接的带宽都要高速、可靠。户外手机的带宽也像是很快就足以配合视频流媒体的使用，以及功能完整的互联网浏览器的运行了。手机处理芯片也终于够快，足以运行看起来很酷的手机软件了。最重要的是，和运营商打交道也没那么麻烦了。到2004年秋，美国斯普林特（Sprint）电信公司开始批量发售其无线带宽。这意味着通过收购和转售Sprint的带宽，苹果可以成为自己的无线运营商——一家“移动虚拟运营商”（MVNO）。现在，苹果可以生产手机，且几乎不需要和运营商打交道。乔布斯出任董事的迪士尼公司已经和Sprint展开谈判，讨论的正是自行提供无线服务的交易。关于苹果是否也应从事这样的业务，乔布斯问了很多问题。
看到乔布斯要依靠Sprint成为移动虚拟运营商的兴趣日渐高涨，吉姆·瑞安（Jim Ryan）等参与Rokr项目的Cingular高管开始坐不住了。他们担心，苹果一旦成了一家无线业务运营商，就会降价吸引顾客，其他运营商也会降价竞争，这样就会毁掉整个行业的利润。因此，只要一有机会接触到乔布斯及其团队，他们就会温和地游说他与Cingular达成协议。他们说，如果乔布斯同意与Cingular进行独家交易，他们就愿意抛弃运营商－手机厂商关系的惯例，让乔布斯对其想要生产的革命性设备享有控制权。
瑞安此前从未在公共场合谈论过那些日子，这次他说，那段经历真是耗尽了他全部的谈判技巧。瑞安用将近10年的时间编制了复杂的运营商协议，他是业内知名的研究无线业务未来发展方向的早期思想家之一。他用了3年时间，把Cingular起初几乎一片空白的无线数据业务，发展成为价值40亿美元的大市场。但由于苹果和乔布斯鲜少与运营商进行谈判，这使得瑞安很难预测他们对于各种方案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乔布斯一开始很讨厌和我们打交道。他痛恨这个，”瑞安说，“他觉得他不希望自己的品牌旁边总是跟着我们这样的运营商。但他没想过，在现实中，提供移动服务这事儿有多难。”2004年全年，瑞安及其团队花了数十个小时与身在库比蒂诺的苹果高管们开会，他不停地提醒乔布斯和苹果其他高管，如果苹果选择成为一家运营商，就会陷进运营手机网络的重重麻烦，那可是一项本质上无法预测的资产。而与Cingular达成协议则会让苹果摆脱麻烦。“虽说听上去有点儿怪，但这可是我们对于他们的最大卖点之一。”瑞安说，“手机每一次掉线，用户都会责怪运营商。但只要情况良好，用户就会感谢苹果。”
Cingular并不只是采取防守策略。瑞安等高管认为，与iPod的发明者合伙，将会改变顾客对于他们公司的看法。2004年和2005年，苹果公司在iPod上的爆炸性成功——苹果在2004年售出了820万台iPod，2005年又售出了3 200万台——把乔布斯的商业和文化偶像形象抬到了无与伦比的高度。为了得到一部像iPod一样充满革命性的手机，新顾客的洪流很可能会涌向运营商Cingular公司，这种想法让Cingular充满期待。
2008年，我在为《连线》杂志撰写一篇报道时，另一位参与本项协议但不愿透露姓名的Cingular高管对我说：“乔布斯很酷。他通晓一切。当时大学里有人在做问卷调查，‘生活中最不可或缺的是什么？’20年前，答案是啤酒；现在，是iPod。所有这些让我们觉得这家伙真有两下子。我们也许正是从中获得了能量，确保最终达成这一协议的。”
在外部有Cingular游说乔布斯的同时，苹果公司内部也有迈克·贝尔（Mike Bell）和史蒂夫·塞克曼（Steve Sakoman）他们这群高管在努力，促使乔布斯答应生产手机。“我们花了大量时间把iPod的功能整合进摩托罗拉的手机。在我看来，这简直就是胡闹。”贝尔如此说道，他如今是英特尔（Intel）公司移动设备部门的联席主管。他告诉乔布斯，手机本身即将成为有史以来最重要的消费者电子设备，但没有人擅长制造手机，因此，“如果我们（苹果公司）把iPod的用户体验，与我们正在研究的其他一些东西整合到一起，我们就可以拥有市场。”
贝尔倒是说这番话的理想人选。他在苹果干了15年，参与制造了iMac等产品，这些产品令苹果得以在1997年免于破产。最重要的是，他不仅负责Mac软件部门的一大部分运营工作，还管辖着负责苹果AirPort无线设备的软件组，在苹果公司，他比大多数其他资深管理人员都更了解无线行业。他从未居功自傲，自称为iPhone之父。而他最终也没有负责这个项目的运营，甚至都没有参与这个项目。在斯科特·福斯托（Scott Forstall）接管之前，负责运营iPhone项目的是法德尔。但即便到了今天，大多数人还是认为贝尔在其间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催化作用。
“我跟史蒂夫争辩了几个月，最后在2004年11月17日给他发了一封电子邮件。”贝尔说，“我写道：‘史蒂夫，我知道你不想做手机，但以下是我们应该做手机的理由：［设计总监乔尼·艾夫（Jony Ive）］有几个为未来的iPod而做的设计，真的很酷，还没有人见过呢。我们应该采纳其中的一种，为它设计几款苹果软件，把它变成一部手机，而不是把我们的东西安装在别人的手机里。’大约1个小时以后他打电话给我，我们聊了两个小时，他最后说：‘好吧，我想我们应该研发手机。’三四天后，史蒂夫、我、乔尼和塞克曼共进午餐，就此启动了iPhone项目。”
说服乔布斯的不只是贝尔的坚持和艾夫的设计，塞克曼在这顿午餐之前，已经完成了一些制造手机可能会涉及的初期工程工作。2003年之前，他一直在“奔迈”公司（Palm）工作，主要从事的是为Treo智能手机编制软件。塞克曼作为苹果软件技术部门的副总裁，是最熟悉iPod内置软件的高管。如果苹果公司准备生产智能手机，从iPod下手才是合乎逻辑的做法。消费者也期待苹果这样做。所以，在塞克曼来赴午餐的时候，他和他的团队已经有办法在iPod中放进无线芯片并连上互联网了。
他们甚至早就开始为这台音乐播放器研究新软件（Linux系统的一个版本），以便它可以应付市场对手机和互联网浏览器的改良需求。Linux这款开源软件在20世纪90年代成名，其开发者是林纳斯·托瓦兹[8]。该系统并没有像很多技术宅男预测的那样，取代微软公司的Windows系统。但在那时，Linux系统已经成为那些功能较少、不太复杂的电子设备的软件之选。塞克曼向乔布斯简要报告了他的团队的进展，那天下午的晚些时候，他通知自己的团队：“你们最好开始研究（手机），这个（项目）就要启动了。”
贝尔说他之所以记得那次会议，原因是他从没见过有人像那天的乔布斯那样吃饭：“你知道，有些事儿太古怪，所以就让人记住了。那天我们在苹果公司自助餐厅外面集合，史蒂夫走出来，托盘上的玻璃碗里盛着满满一碗鳄梨块。可不是一两块，而是差不多15块，上面浇着色拉调味酱。我现在还记得自己和乔尼、塞克曼坐在那里，看着史蒂夫扒拉着那堆小山一样的鳄梨。读了沃尔特·艾萨克森写的《史蒂夫·乔布斯传》以后，我想那是他治疗癌症的食疗方子之一，但在当时，我完全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儿。”
AT&T于2006年收购了Cingular，苹果与AT&T用了1年多的时间最终达成了协议。但与苹果仅在制造这台设备上所花费的努力相比，这还是相当容易的。很多高管和工程师从iPod的成功经验推断，制造手机不过是生产一台小型的麦金塔电脑而已。恰恰相反，在那两年时间里，苹果设计制造的不只是1部iPhone，而是3部截然不同的设备。该项目的一位主管认为，苹果单单为它最终付诸销售的设备就造了6部功能完备的原型机——每部原型机都配置了自己的一整套软硬件和设计巧思。团队中的很多人为此疲惫不堪，在首批手机抵达商店的货架之后不久，他们就离开了公司。“就像是第一次登月计划。”该项目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法德尔说。他在2010年离开了苹果，创办了自己的公司——“巢”（Nest），“我习惯于面对一个项目里存在某种程度的未知因素，但这里有太多的新东西，压力太大了。”
乔布斯希望在iPhone上运行改良版的OS X，即苹果Mac电脑的操作系统。但此前从未有人把像OS X这样大的软件放在手机芯片上。软件需要缩小到原来的1/10，即使这样，2005年生产的手机芯片也无法快速运行这样的软件，电池容量也不够大。根本没有人考虑使用苹果笔记本上的芯片，因为那样会产生过多的热量，几分钟之内就会耗尽手机电池的电量。软件团队要去掉或者重新编写数百万行的代码，在2006年之前，工程师们不得不模拟芯片速度和电池容量，因为在此之前还没有真正的芯片以供测试。“一开始，我们只能在Gumstix电路板（只有爱好者才会买的廉价电路板）上工作。”项目初期的软件工程师之一尼廷·加纳特拉（Nitin Ganatra）说，“我们从Mac电脑里的‘通讯录’——一串人名——开始，看看能不能（在屏幕上）以每秒30到60帧的速度滚动名单。我们只想搞明白这（在手机芯片上运行OS X）是否可行——我们的路子是不是走对了。我们想知道手机的速度是不是够快，好让那部iPhone的外观和感觉都对劲。如果这在Gumstix电路板上做不到，那就麻烦了。”
在那以前，也从来没有人把多点触控的电容屏用在主流的消费产品上。电容触控技术——手指或其他导电物体在设备上形成一段回路，就会产生一次“触控”——在20世纪60年代就面世了，办公楼里的电梯按钮和自动取款机（ATM）的屏幕常常会用到。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多点触控技术的研究一直都在进行。笔记本电脑上的触控板大概就是这一技术最复杂的应用了，因为它能够识别单指和双指输入的差异。但同时众所周知，苹果公司要在iPhone上实现多点触控屏并大量生产，实在是一个鲜有人敢于面对的、财力和胆量上的挑战。而对于接下来的步骤——将这一技术无形地嵌入一片玻璃；提高智能程度，显示虚拟键盘并配备自动更正功能；以及完善功能，令其足以可靠地在屏幕上巧妙处理照片或网页等内容——即便是制造一部工作原型机，价格都极其高昂。甚至几乎没有几条生产线具备多点触控屏的生产经验。消费类电子产品里也有使用触控屏的，但多年来一般都是些压感触摸屏设备，使用者用手指或触笔来按压屏幕上的按钮。掌上电脑PalmPilot及其后继机型Palm Treo都是这一技术的大众化应用。就算多点触控的iPhone屏幕易于生产，对于苹果的高管团队而言，他们实现的屏幕键盘和“点击缩放”等增强功能，消费者对此是否买账，也是完全不明朗的。
早在2003年，在触控界面领域具有尖端学术成就的几位苹果工程师，就已经搞清楚了如何将多点触控技术应用在平板电脑上。但这一项目被搁置了下来。“据说史蒂夫想要一部可以在上厕所时阅读电子邮件的设备。那正是这个产品的规格。”这个项目的初期工程师之一乔希·斯特里肯（Josh Strickon）说，“但我们造不出一台电池续航时间长到可以拿到室外去用的设备，也找不到图形功能够强的芯片来干点儿有用的事。但为了搞清楚方向我们就花了不少时间。”在2003年加入苹果之前，斯特里肯在麻省理工学院（MIT）已经当了10年的学生，在那里拿了文学学士、工程学的硕士和博士学位。他不遗余力地倡导触屏技术的应用，还制造了一台多点触控设备作为自己的硕士毕业设计。但他认为，关于他和手下的工程师开发的原型机该作何用途，这在苹果公司内缺乏共识，他认为公司不会拓展多点触控的应用，因而在2004年，他离开了苹果公司。
蒂姆·布赫（Tim Bucher）是当时苹果的顶级高管之一，也是公司里最坚定的多点触控倡导者，他说，问题的部分原因在于他们造的原型机所用的软件是OS X，这个系统原本是为鼠标而非为手指设计的。“我们在Mac mini电脑上任意使用10英寸或12英寸的屏幕……然后就能做出有各种多点触控手势的示范机了。有一部示范机是键盘应用，它可以从屏幕底部升起来——这很像两年后最终在iPhone上出现的东西。但这部示范机当时可不漂亮，它更像是用铁丝捆在一起的一团电线和口香糖，想象的空间太大了。”布赫此前从未公开谈论过他在苹果的工作，他曾希望能继续推进这一工作，但他在公司内部一场权力斗争中败给了其他几位顶级高管，在2005年年初便离开了苹果公司。
2005年中期，乔布斯开始推行他的想法，把触屏技术当作新型手机的核心内容，此前甚至很少有人这样想过。“他说：‘托尼，到我这儿来一趟。这个是我们现在研究的东西。你怎么看？你认为我们可以用这个来做手机吗？’”法德尔说，“然后我们就坐在那儿，玩了一会（他给我们看的）示范机。机器很大，差不多占了整个房间。天花板上装了一台投影机，可以把Mac电脑屏幕投影到大概有三四英尺见方。然后就可以触摸Mac电脑屏幕，移动屏幕上的东西，在上面画画。我听说过这个东西（触屏原型机），但我不知道细节，因为这是Mac电脑那部分的（法德尔运营的是iPod部门）。所以我们都坐了下来，严肃讨论了一下——我们能在这方面做些什么。”
法德尔严重怀疑如此巨大的原型机是否能够缩小那么多，但他非常了解史蒂夫·乔布斯其人，知道断然否定可不是个好主意。法德尔是苹果公司的超级明星之一，他要是对棘手的技术难题战战兢兢，也不可能坐到这样的位置上。2001年，他作为顾问加入苹果公司，参与制造了第一台iPod。到了2005年，随着iPod销量的暴增，年仅36岁的他就成为公司堪称最重要的产品线高管。
“我知道该如何着手完成，”法德尔说，“但思考是一回事，真的动手做是另一回事，要准备一整间屋子的一次性使用的特殊工具，要可靠地做出上百万个手机大小的版本，还要考虑成本。”光是想想待办事项的清单就够累人的：“必须跟LCD厂商（那些生产电脑显示器和电视屏幕的制造商）讨论，他们知道如何把这样的技术封装进玻璃；还必须等人家的生产线有空；然后还得提供补偿和校正算法，以免（LCD的）像素电子元件在（LCD最外层的）触屏上产生各种各样的噪点。生产触屏设备本身就是一个大项目。在造出容量适于工作的触屏之前，我们尝试了两三种实际可行的生产方法。”
缩小OS X的体积并生产多点触控的屏幕，虽说新颖而又困难，却至少还在苹果这家公司所掌握的技术范围之内。没有另一家公司更有资本来重新思考
OS X的设计了。苹果公司了解LCD厂商，因为苹果的每一台笔记本电脑和iPod上都有LCD屏；另一方面，手机的物理特性则是一个全新的领域，iPhone项目的有关人员直到2006年才明白自己对这个难题所知甚少。
为了确保iPhone的微型天线能够有效工作，苹果公司花了数百万的成本购买和装备了配有特种机器人的试验室；为了保证iPhone的辐射量不会过高，苹果公司还做了很多人头模型——内充黏性物质以模拟大脑的密度——并测量其对人脑的影响；为了预测iPhone的网络性能，苹果工程师们买了将近一打的服务器大小的射频信号模拟器，每台价值数百万美元。一位资深高管认为，苹果生产的第一部iPhone耗资超过了1.5亿美元。
第一部iPhone原型机倒也没什么可炫耀的。乔布斯本想开发一部运行OS X系统的触屏iPhone。但在2005年，他不知道那要用多少时间。所以苹果公司首部iPhone的模样看上去很像乔布斯在展示真正的iPhone时所用的笑话幻灯片上的样子——一台iPod，上面装了一个老式的拨号转盘。这部原型机就是配上了电话通信功能的iPod，用iPod的控制键作为拨号器。它产生于史蒂夫·塞克曼最初为说服乔布斯启动手机项目而开发的作品。“这样做很容易进入市场，但它可不像我们现在的设备这么酷。”格里尼翁说。他当时为塞克曼工作，并且是这款控制键的专利权所有人之一。
公司在2006年年初制作出的第二部iPhone原型机就大大接近乔布斯最终发布的产品样子了。它把触屏与OS X结合起来，表面完全是用拉丝铝处理的。乔布斯和艾弗对此极为自豪。但因为两人都不是无线电波物理方面的专家，他们都没有意识到自己创造出来的只是一块漂亮的砖头——无线电波无法穿透金属层。“我和鲁宾·卡巴莱罗（苹果的天线专家）不得不前往董事会会议室去向史蒂夫和艾弗解释，说无线电波无法穿透金属。”贝尔的副手之一菲尔·卡尼说。他在2008年离开了苹果，“这个解释起来可不容易。大多数设计师都是艺术家，他们上过的最后一堂科学课还是在八年级。但他们在苹果公司很有势力。他们问，‘那我们留一条小缝给无线电波穿过，总行了吧？’我们还得解释这个为什么行不通。”
苹果公司硬件部门的顶级主管乔恩·鲁宾斯坦（Jon Rubinstein）是广为人知的“iPod之父”，正是他推动了iPod的创造和开发，他说，手机大小的问题也经过了相当长时间的讨论。“我实际上支持做两个规格——普通版的iPhone和迷你版的，就像iPod的大小。我认为一个可以做成智能手机，另一个可以做成功能性手机。但我们后来没有被小号手机牵扯过多的精力，单单为了完成这些项目的其中一个，你就必须投入全部时间和精力。”
所有这一切把iPhone项目搞得非常复杂，整个公司偶尔会感到脱轨的威胁。公司的很多顶级工程师被卷入这个项目，其他项目被迫放慢了进度。如果iPhone完全是个废物，或者根本就没能启动，苹果公司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就没有什么大的产品可供发布了。更糟的是，根据2012年斯科特·福斯托的证词，苹果的顶级工程师们如果因为失败而感到沮丧，就很可能离开苹果另找工作，福斯托在2012年10月之前是苹果公司的顶级高管之一，负责iPhone项目，同时他也是iOS软件部门的负责人。他曾在苹果诉三星专利案中出庭作证。
就连苹果公司在iPod屏幕上的设计经验，也没能帮助公司设计出iPhone的屏幕。经过大量辩论之后，乔布斯决定采用硬质有机玻璃来生产iPhone的屏幕。他和高管们认为玻璃屏幕一旦落地就会摔碎——直到乔布斯把一部塑料原型机和钥匙一起放在口袋里随身携带，最后发现屏幕被刮磨得不成样子。“乔布斯说：‘看看，看看，这屏幕是怎么回事？’”一位目睹了交火的主管转述道，“那个家伙（一个中层管理人员）拿起了原型机说，‘行啦行啦，史蒂夫，我们还有一部玻璃屏的原型机，但它不是没能通过一米高度坠落百次无损伤的测试吗。如此等等……’乔布斯打断他，说：‘我只想知道你能不能把这个破玩意儿搞定。’”
那位主管与乔布斯的争辩是情有可原的。当时已经是2006年的9月份了，iPhone将在4个月之后公之于众。乔布斯却希望重新考虑这部手机最重要的组件。
乔布斯通过自己的朋友约翰·西利·布朗（John Seely Brown）联系到了纽约州北部玻璃制造商康宁公司（Corning）的CEO温德尔·威克斯（Wendell Weeks），邀请他到库比蒂诺，告诉他自己想要有史以来最坚硬的玻璃，来制造iPhone的屏幕。威克斯跟他说了在20世纪60年代为战斗机驾驶员座舱研发玻璃的过程，但威克斯说美国国防部根本没机会用上这种叫作“金刚玻璃”的材料，所以这种玻璃压根儿没市场。他说康宁公司已经有几十年没生产过这种玻璃了。乔布斯希望威克斯马上投产，并说服威克斯相信康宁公司6个月内就能提供乔布斯想要的玻璃。威克斯曾经对写乔布斯传记的作者沃尔特·艾萨克森说，他一直都对乔布斯说服他去做的事情赞叹不已。康宁公司买下了位于肯塔基州哈罗兹堡市的一家工厂，那家工厂原本是生产LCD显示屏的，康宁将其改造成玻璃工厂，并及时向乔布斯交付了他想要的玻璃。“我们生产出前所未有的玻璃。我们把最棒的科学家和工程师都投入到这个项目中，最终完成了目标。”威克斯说。
“我到现在还记得这款手机在2007年7月面世的时候，《个人电脑杂志》曾做过一次屏幕耐用性的测试。”时任苹果公司iPhone营销部门负责人的鲍勃·博彻斯（Bob Borchers）说，“他们把iPhone放进一袋子硬币里，然后用力摇动，把钥匙也放进袋子里摇。他们把iPhone扔到地毯上好几次，然后走上大街，把手机扔在水泥地上3次。iPhone终于通过了所有的测试。我们所有人相视而笑，说：‘没错，我们就知道会这样。’”
此外，乔布斯对于保密工作的痴迷意味着，尽管每周工作80个小时让人精疲力竭，参与本项目的数百名工程师和设计师还是不能向任何人提起本项目。如果苹果公司发现有人在酒吧里向朋友提及此事，就算听闻此事的只是配偶，公司也都会开除当事人。在经理请人加入项目之前，对方必须在办公室里签署一份保密协议。然后，他会把项目内容告诉受邀人，受邀人必须签署另一份文件，证明自己的确签署了保密协议，绝对不会走漏消息。“我们在iPhone大楼的前门口放了一个标牌，上书《搏击俱乐部》[9]，因为搏击俱乐部的第一条规矩就是不能谈论搏击俱乐部。”福斯托在其法庭证词中如此解释。“史蒂夫不想从苹果公司之外雇人参与软件的开发，但他说我可以随意聘用公司内部的任何人。”福斯托说，“所以我把招来的人带进我的办公室。让他们都坐好，跟他们说：‘你是苹果公司的超级明星。不管你目前在干什么，都会干得很好。但我有另外一个项目，希望你考虑一下。我不能告诉你项目的内容，我只能说你必须放弃数不清的夜晚和周末，这会比你这辈子干过的活都更辛苦。’”
“我最喜欢的部分，”一位iPhone项目的早期工程师说，“是产品发布之后，所有的供货商说的话。”生产无线射频芯片的美满电子科技公司（Marvell Electronics）、生产蓝牙射频芯片的剑桥硅晶无线电公司（CSR）等大型公司，此前并不知晓自己的产品会被安装在一部新手机里。他们以为是用在一台新型的iPod上的。“我们实际上搞了假图纸和假的工业设计。”该工程师说道。格里尼翁说，苹果公司的员工在出差时甚至还假扮成另一家公司的人，特别是走访得克萨斯州的Cingular公司（后来的AT&T）的时候：“重点在于，我们不想让接待人员或碰巧路过的任何人一眼就看到平摊在那里的所有（预先印好的苹果）标志。”
另一方面，乔布斯希望iPhone项目的几位顶级工程师把iPhone原型机作为他们长期使用的手机。“可不是‘带上一部iPhone，再带一部Treo’；”格里尼翁说，“而是‘带上一部iPhone，全指望它了’，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会发现缺陷。如果因为某个缺陷导致你无法拨打电话，你就会格外有激情，开始大呼小叫地修复它。但这也会导致某些尴尬的情况，比如说你在一个俱乐部或机场，大老远的却一眼就能看到一个iPhone用户驼着背，蜷着胳膊挡住自己的手机，不知道在干些什么奇怪的事情。这到底是在吸可卡因——还是在用iPhone？”
乔布斯痴迷于保密工作的其中一个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公司内的封闭场所越来越多——那些场所禁止非iPhone项目的人员随意出入。“每一座建筑都一分为二，公用区域是中间的一条走廊，某个周末之后他们会在公用区域架起门禁，如果平常在这个区间活动的人没有参与项目，就不能再在此逗留了，此地现在禁止入内。”格里尼翁说，“史蒂夫特别喜欢这套东西。他喜欢引起分歧。但对于那些无法进入的人员来说，这等于是对他们大骂‘见鬼去吧’。每一个人都知道公司里谁才是明星，当人们看到那些明星们一个个慢慢地被调离自己的区域，在玻璃门后的大房间里聚集，而自己又不能去，那种感觉真是糟透了。”
甚至iPhone项目组里的那些人彼此之间也不能谈话。项目组不允许设计iPhone电子设备的工程师查看其上运行的软件。需要软件测试电子设备的时候，他们会得到代理代码而不是真正的代码。在软件部门工作的人则使用模拟器来测试硬件性能。
乔布斯的小圈子之外的人，都不允许进入2号楼1层的总设计师乔尼·艾弗所在的一侧。艾弗的原型机周围的安保工作无比严密，以至于员工们相信，一旦有人未经授权而妄想用身份识别卡进入，标志读取器就会通知安保人员。“这很古怪，因为你总免不了会路过那里。原型机就在大厅旁边的金属大门后面。金属门时常会打开，人们总是会向里面张望，但没有人敢再越雷池一步。”一位工程师这样说道。他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就是iPhone项目。福斯托在其证词中说，某些实验室会要求人员在进入时“用身份识别卡表明身份”达4次之多。
格里尼翁说，发布会之前的那4个月尤其艰难。走廊里经常会爆发尖叫比赛。彻夜编码疲惫不堪的工程师们纷纷辞职，补几天觉之后再重新加入。福斯托的智囊金·沃拉斯有一次猛甩自己办公室的门，以至于撞弯了门把手，误把她自己锁在屋里；同事们用铝质球棒精准敲击，花了1个多小时才把她解救出来。“我们都站在一边看着，”格里尼翁说，“也挺有意思的。但也就是在这样的时候，人们会退一步想想，意识到一切真是一团糟。”
让格里尼翁和观众中的很多人感到震惊的是，2007年1月9日乔布斯的iPhone展示过程竟然完美无瑕。他在展示开始时说：“这一天，我已经等了两年半了。”然后，他用消费者为何痛恨自己的手机为题，讲了很多故事以飨观众。接下来，他自然是解决了消费者的所有问题——确实如此。事实上，观众席中的所有人都期待着乔布斯发布新手机，但他们还是对眼前所见敬畏不已。
乔布斯用iPhone玩了一会儿音乐，看了一段视频，炫耀一下手机的完美屏幕。他打了一个电话，并将手机里重新发明的地址簿和语音邮件卖弄了一番；他发了一封电子邮件和一条短信，展示一下在手机的触屏键盘上打字有多容易；他翻阅了一堆照片，显摆一下屈伸两指便可缩放图片有多么简单；他浏览了亚马逊和《纽约时报》的网站，说明iPhone的互联网浏览器像电脑里的一样好。他用谷歌地图找到了一家星巴克咖啡馆——还在台上打了电话过去——以示用上iPhone之后就不可能再迷路了。
最后，格里尼翁不仅是高兴，简直就是陶醉了。他还得买一瓶苏格兰威士忌才能平复一下激动的情绪。“我们坐在第5排——工程师、经理，我们所有的人——每个部分的展示一结束，我们就一杯杯地痛饮威士忌。我们有五六个人，每当一段展示结束，负责那一部分的人就干一杯酒。等到压轴戏开场时——它和前面各部分一样顺利，我们已经把整瓶酒都喝完了。那是我们每一个人平生见过的最好的展示。那天余下的时间里，整个iPhone团队的活动就是一场闹剧。我们余下的全部时间都在城里喝酒了。我们烂醉如泥，但感觉真是棒极了。”
[4]Macworld大会：由美国国际数据集团创办，专门面向苹果Macworld平台的行业展会。——编者注
[5]硬编码（hard-code），是指将可变变量用一个固定值来代替的方法。一旦使用这种方法编译，以后需要更改此变量就非常困难了。在通常情况下，应避免使用hard-code方法。——译者注
[6]Treo：美国“奔迈”公司（Palm）生产的智能手机系列。——译者注
[7]iPod nano：苹果公司推出的集iPod shuffle与iPod mini特点于一身的MP3播放器。——编者注
[8]林纳斯·托瓦兹（Linus Torvalds），生于芬兰赫尔辛基市，拥有美国国籍。他发起了Linux内核的开源项目。他是当今世界最著名的电脑程序员之一。——译者注
[9]《搏击俱乐部》（Fight Club，1999），大卫·芬奇（David Finch）导演的一部惊悚剧情片，主演为布拉德·皮特（Brad Pitt）和爱德华·诺顿（Edward Norton），讲述一个充满中年危机意识的人成立了一个地下组织“搏击俱乐部”及其最后失控的故事。——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