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我以为我们是朋友

回到谷歌公司这边，安卓团队起初担心，公司高层对这个项目的承诺会变成一纸空文，事实证明，这种担心是多余的。2007年，鲁宾获准再招聘几十个工程师，而且与他们的担心恰恰相反，他发现公司高层对他过于关心了。在他向施密特、布林和佩奇汇报时，他们逼得很紧，要求加快安卓系统的进度。他们以惊人的速度抛出一个又一个主意，一旦对成果有所不满，态度就变得非常强硬。2007年7月的一份会议纪要里写道，施密特宣称谷歌公司里为安卓系统编写软件的人手不够，这种情况应“尽快”改变。这份会议纪要还提到了佩奇的训话，他说安卓要提高运行速度和易用性，布林也很关心，他认为这个软件应考虑高级用户的需求，这些用户可能需要储存超过10 000个联系人的信息。

佩奇说得尤为具体。他说，所有的屏幕都应该在200毫秒之内加载完毕，安卓系统应该易学易用，以便人人都可以在开车的时候用一只手操作手机。在另一次会议上，施密特对于为“梦想”手机构思的滑出式键盘的操作或设计很不满意，他对安卓的一个产品经理说：“第一印象真的非常重要。你可别搞砸了。”

但同时，谷歌在其与苹果和iPhone的关系上没有显示出任何放弃的迹象。自iPhone公之于众那一刻起，鲁宾和安卓团队或许就开始感觉到与乔布斯和苹果公司的竞争关系了，但谷歌的执政三驾马车却完全不以为然。6月29日iPhone发售以后，布林和佩奇一刻不离手地用着iPhone，在安卓会议上，他们常常会用iPhone的功能来挑剔地比较安卓计划实现的功能。德萨尔沃说他还记得，在几次会议上“三巨头之一会问：‘我们为什么还要进行这个项目？我有手机，上面提供谷歌的服务，它能收发Gmail，也有日历。我为什么还要安卓这个东西？’这把我气得不轻”。

布林和佩奇不会讨论他们说这些话时真正的想法，但施密特会这么做。他说谷歌当时对于iPhone和安卓确实存在着两面性，而且他对此有充分的理由：谷歌拼命地想在手机上加进谷歌搜索和它的其他应用。多年以来的尝试都没有成功。而iPhone和安卓尽管前途光明，却都太新颖了，选择任何一个而放弃另一个都很愚蠢。

2007年，谷歌和苹果看起来甚至都不属于同一个业务领域。谷歌靠搜索广告挣钱，苹果靠出售设备赢利。“在2006年、2007年和2008年，我们都没看出来将会出现苹果和谷歌二雄并立的局面，”施密特说，“两家都是网络平台，从以往的经验来看，市场上终将剩下几家（占据主导地位的公司），而不会有10家（公司）留下。但在当时，谁会成为最后的赢家，情况并不明朗。（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手机公司）诺基亚的塞班系统还很强大；微软的Windows Mobile系统也有一定的吸引力；当然，黑莓也很强大（锁定了全世界几乎每一家企业）。”

因此，布林、佩奇和施密特在向安卓团队大力施压的同时，还加强了谷歌公司的iPhone团队人手。最值得一提的是，他们任命维克·甘多特拉（Vic Gundotra）掌管这个团队，甘多特拉是谷歌新聘员工，此前曾是微软公司的知名主管。甘多特拉当时37岁，此前的整个职业生涯都是为比尔·盖茨和史蒂夫·鲍尔默工作，他曾是联络微软与Windows所有的外部软件开发者——全世界成千上万的软件痴迷者——之间关系的关键人物。甘多特拉以其在技术方面的敏感性，大有史蒂夫·乔布斯之风的讲演能力，以及甘冒风险、喜好争论的个性而闻名于世。微软公司在20世纪90年代取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增长和优势，甘多特拉功不可没，当时几乎无人认为Windows系统能够成功，而他依然不知疲倦地传教布道，说服了全世界众多程序员为Windows系统编写软件。甚至在微软声称其会执行甘多特拉的1年期竞业禁止协议^[21]——这是很罕见的做法——的情况下，谷歌公司依然聘用了他，这实在是出人意料。谷歌向他支付薪金，要他1年内不得工作，直到2007年6月底到谷歌赴任。

2007年，甘多特拉在谷歌公司开始工作的日子，堪比“龙卷风蹂躏中西部小镇”。他在管理层会议上向主管们提问有关商业赢利能力的问题，让后者颇为难堪。一旦有人提出了荒谬的建议，他就会问提案人是否准备好了商业计划。这些问题在大多数公司都是正常的，而在谷歌却会让你被炒鱿鱼，因为谷歌对于其先推广产品再考虑赢利的做法颇感自豪。

但这次甘多特拉却如鱼得水，他迅速让谷歌公司在移动设备上取得的成功，不仅成为商业上的必要之举，更成为一项商业目标。他去各处参加讨论会，谈论自己为什么要随身携带并使用十几部手机；谷歌为什么要占领所有的移动平台；以及该怎么做，正如他常说的那样：“这简直就是老戏重演。在个人电脑业发生过的一模一样的戏剧化场面，也会在移动电话行业发生。”他认为这一次的不同之处在于，在此次科技进步中，谷歌和苹果是正确的一方，而微软是错误的一方。他从2005年便开始思考移动业务的未来，当时他的小女儿建议他使用手机寻找问题的答案，而不是光会回答：“不知道。”他最终选择了谷歌，是因为他无法说服微软采纳他的想法。

甘多特拉之所以在谷歌成为这样一股破坏性的力量，是因为他迅速意识到，谷歌在移动业务中的未来几乎完全取决于iPhone。他本该想办法让谷歌的应用走上所有的移动平台，但他很快就发现这纯属浪费时间——iPhone是如此革命性的设备，很快就会把自己和苹果公司其他所有设备推送到业务的顶峰。iPhone不仅会让苹果远超诺基亚和黑莓的制造商RIM等其他移动电话厂商，它还标志着微软——凭借Windows操作系统和Office办公软件——在桌面计算上的统治地位走向终结。“人人都能看出，iPhone改变了游戏规则，这是前所未有的。”他说。

对于甘多特拉而言，iPhone的革命性的体现数不胜数：iPhone的外形美观；苹果对它具有完全的控制权，无须担心运营商的干预；它是第一台性能强大到足以用和台式机相同的方式来运行谷歌应用的设备，还拥有功能完备的互联网浏览器，谷歌的搜索广告因而得以正常显示和工作。这对谷歌当然再好不过，因为这有助于谷歌的应用和搜索广告变得更加无处不在。谷歌还得到了额外的好处，那就是正如甘多特拉所预测的那样，微软受到了严重打击。微软的力量来自它的Windows系统和Office办公软件在台式机和笔记本电脑上的垄断地位，它在移动电话上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力。虽然施密特很担心Windows系统在移动电话上的吸引力，但甘多特拉相信，iPhone取得了如此巨大的进步，Windows系统的发展将会戛然而止。他认为iPhone起初的高价无关紧要，如果消费者坚持，苹果公司会降价的。

在2007年秋，所有这些对于甘多特拉来说似乎都是一目了然的，但对于其他很多谷歌人来说却未必如此。“大家觉得这简直就是疯了，”甘多特拉说，“那个时候，智能手机只占移动业务的很小一部分（2%），所以有人指责我竟然相信苹果的噱头。他们说，‘如果你觉得很多印度人和中国人花得起700美元来买一部手机（499美元只能买最廉价的型号），那你就是在说胡话。’”尽管施密特、布林和佩奇都支持他，很多人还是认为他在挑战谷歌文化的基本原则——这是一家与人为善的公司。谷歌在桌面电脑上的成功取决于所有的软件平台——苹果的OS X系统、微软的Windows系统，还有Linux系统——都可运行它的搜索和其他应用，所有的互联网浏览器也是如此。支持某一个伙伴而拒绝其他的，这不是谷歌公司的经营之道。“我告诉大家除了5种智能手机之外，应停止其他一切开发工作，从而缓解一下紧张的气氛。但这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决定。从企业文化角度来谈，谷歌不为每一部黑莓或Windows Mobile手机开发软件，这是无法想象的事情。谷歌欧洲分部的工程师们对于我们不再支持各种诺基亚手机大为光火。人们很难看出这一趋势（智能手机将会变得那么重要），特别是iPhone的潜力。我的工作团队里有人辞职了。这很残酷。（微软CEO）鲍尔默因为在公共场合说了（iPhone会失败的）那些话而出了名，不过每个人的看法也基本如此。大家就是觉得iPhone的风头很快就会过去。”

甘多特拉的出现给安卓团队带来了很多麻烦。自从2005年公司被收购以来，安卓团队的成员不仅在谷歌公司保持低调，还成功地在大多数谷歌人面前为这个项目保守机密。如今，甘多特拉加大力度推进谷歌移动项目的工作日程，而iPhone实际上已经发售，人们还能在办公室里看到谷歌自己的触屏手机——“梦想”——的早期原型机，这迫使他们不得不在远远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承认自己在做的事情并且为自己辩护。2007年，如果被迫在甘多特拉的iPhone应用和安卓之间做出选择，显然施密特、布林和佩奇都会选择iPhone。安卓还需要一年多才能够实现产品化。“那时（两个项目之间）一切（紧张状态）都会变成现实，”一位安卓团队的前成员告诉我，“那时他们（安卓）就要开始测试手机，和T-Mobile公司的人谈判他们该花多少钱进行营销。大家也将开始看到这个玩意（安卓）的市场会越来越大。”

在那之前，安卓就像是谷歌公司秘而不宣的情妇——谷歌对它倾注了无限关心，赠送了无数礼物，但还是不得不金屋藏娇。保密倒不是施密特、佩奇或布林的主意，而是安迪·鲁宾的主意。鲁宾不想让人人都知道他的项目。和大多数企业家一样，他是个控制狂，并且相信他在安卓项目上取得成功的唯一办法，就是在谷歌内部秘密行动。当时的谷歌只有9年的历史，但对于鲁宾而言，公司已经过于迟钝和官僚了。伊桑·比尔德说他记得谷歌公司的（非安卓）团队刚刚花了9个月到12个月的时间，和摩托罗拉公司商谈了一个协议——那也只不过是一个以资未来讨论的框架而已：“所以安迪只是想尽其所能地把安卓项目与那一切（令人沮丧的官僚主义）隔离开来。他们不和任何人互动，完全是单打独斗。”施密特、布林和佩奇甚至答应鲁宾，在谷歌园区的安卓总部里开了一个咖啡馆，在一段时间内仅对安卓员工开放。

谷歌内部有一个部门鲜为人知，这一做法本身就与公司的文化相悖。谷歌公司的与众不同之处，就是它不惜一切代价避免暗箱操作，也就是避免设立那些不与外界互动的独立部门。施密特、布林和佩奇创立了这家公司，为的是积极鼓励信息的共享。任何一个工程师都可以了解其他人在干什么，甚至轻点几下鼠标就能看到软件代码。谷歌上市并接受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的管理之前，施密特、布林和佩奇甚至会在上千名员工参加的全公司大会上，向大家发布有关谷歌公司收益和利润的详细信息。

鲁宾尊重谷歌独特的公司管理方法。但他同样明白，其他公司如果知道他在做什么，就有可能在市场上打败他。“有很多为此生气的谷歌人说我们的做法不符合谷歌的风格，因为我们不愿分享。”一位曾在安卓项目工作的顶级工程师告诉我，“我们不得不拒绝了几位非常资深的人想看看我们源代码的要求，安迪就得当这个坏人。所以我们和别的部门之间的关系很紧张。”

鲁宾的动机并不仅仅是希望确保安卓项目进展迅速。他也知道，为智能手机编写软件和为网络编写软件大相径庭，而网络软件是谷歌公司的主要业务。在谷歌的网络软件世界里，所有产品都是免费的，也从来没有一个产品真正完成过。既能对抗微软的专制，又能与一般的套装软件行业共存，这是一个真正的创新理念。谷歌会完成一个产品的80%，然后开放给用户使用，依靠他们的反馈来指导完成剩下20%的开发。因为软件是免费的，用户的期望值也就不会过高。又因为软件是在网络上运用，改进工作几乎可以实时完成。人们再也不需要像等待当时市面上出售的大多数软件那样，花一年的时间等待下一版软件进入商店了。

鲁宾知道，手机行业的人觉得谷歌对于最后期限的处理方法很恐怖。在生产和销售手机等实体物品的时候，赶上假期购物季却未能及时完成的产品就是一场灾难，会浪费上亿美元的运营商营销费用和厂商开发费用。“我记得有几次安迪会说，‘我们应该在这个日子以前完成工作。’一部分的工程师会说，‘我们到时候可做不完。’然后安迪就会说：‘你们要是做不完，我就炒了你们，另雇一支能做完的新团队来干。’”安卓团队的另一位前工程师这么说。

在大多数公司，采用这样的等级制度手段，甚至是军事手段来促使员工完成任务是惯常做法。而这在谷歌却非常少见，这使得安卓团队觉得自己像是一群革命者。随着iPhone带来的震惊逐渐消退，安卓团队也看到了iPhone未能实现的所有功能，团队成员确信自己开发的产品会全面胜出，甚至不需要谷歌来促使他们取得成功。“我基本上认为，iPhone没有什么能跟我们竞争的。”安卓团队当时的一位顶级工程师鲍勃·李（Bob Lee）说道，“我认为，（因为安卓在很多手机上的巨大安装量）它会成为Windows系统那样的软件，其市场份额会达到98%，而iPhone最终只会有2%的市场份额。”

鲁宾在向属下派发他自己的主管津贴时，他一有机会就会激发属下的这种感觉。他总是买最新的玩意儿——照相机、音响设备、游戏系统，以及其他的电子产品——以便跟上业内最新的思维方式。但他很少把买到的东西留在手里。等他研究够了，就把东西放在办公室门外，给员工发邮件通知，先到者先得。这些玩意儿常常是价值数千美元的最新款高端相机或立体声系统。如果他的不少属下要去参会——比如说拉斯维加斯的消费类电子产品展览会——他就会包下一整架飞机，以便属下往返方便。在谷歌发布了“梦想”手机——当时被称为T-Mobile G1——后的一年，鲁宾自掏腰包给安卓团队谷歌年终奖金添上了一笔。一位工程师说，这笔钱让他的年终奖金翻了一番。

然而，这种独立模式的弊端在于，它无法让谷歌的普通员工更加亲近安卓，与甘多特拉决定加强对iPhone的支持相比，谷歌人对安卓并没有显出任何偏爱。安卓团队觉得自己几乎是万事不求人，实际并非如此；当他们需要与自己所筑起的围墙之外的谷歌人合作时，他们的请求很少得到热情的回应。“总是这个样子：‘嗨，我们在做手机呢。没想到吧？我们想在上面运行Gmail，你能帮帮忙吗？’”德萨尔沃说道，“他们的回答会是：‘啊，我们制定了一个两年期的软件开发路线图，上面没有你们的项目，所以不好意思，我们帮不上忙。’所以，起初我们得使用大众用于连接网络应用程序界面（API），而不是专用的API（那样会更快更可靠）。同样的事情还发生在谷歌聊天（Google Talk）、谷歌日历（Google Calendar）和所有的其他应用上。简直就是一个噩梦接着一个噩梦，我们只能试着完成最基本的功能，因为谁也不觉得有必要给我们任何支持。”

导致关系冷淡的原因，不仅是安卓团队与谷歌其他部门之间缺乏公平的信息交换，还有鲁宾控制信息泄露的努力效果不佳。2007年全年，公司始终有一个谣言在传来传去，说谷歌在开发手机。谷歌人惯有替产品保密的能力，因为那些产品通常是完全在公司内部开发的。尽管谷歌管理层与员工分享的信息比大多数公司都要多，却几乎很少发生走漏消息的情况。然而，为了开发安卓系统，鲁宾需要与无数的外部供应商和制造商打交道。谷歌人不能看安卓的代码，但某些安卓的外部伙伴却可以——其中的某些人可管不住自己的嘴巴。

施密特、布林和佩奇力图管理好谷歌公司，以便安卓团队看上去与公司其他部门结合得比实际上更加紧密。但事实上，有时他们的做法会让安卓团队显得更不合群。例如，公司三巨头对于走漏消息很不高兴，在周五下午的一次例会上，他们宣布启动调查，要找出泄密者。对于一家以开发和共享的文化为荣的公司来说，像美国总统一样追查泄密者的做法看起来很不和谐。锡德里克·伯斯特（Cedric Beust）是安卓项目的早期工程师之一，他说，在2007年夏的某段时间，管理层的询问和主管们的托辞都变成了陈词滥调，以至于他和安卓团队的很多其他成员都不想再去参加周五的例会了。“不得不听着这些废话，又什么都不能说，简直太折磨人了。”他说，“最痛苦的是还得把我的手机藏起来（我当时随身带着一部原型机）。有几次，有人（另一个谷歌人）看到我拿着手机（原型机），就会问：‘这是什么？’这样我们就得预先准备好怎么回答。有一阵子我说那是一部黑莓的原型机。后来我说那是我们正在开发的诺基亚的什么东西。说得越无聊、越没意思，就越好。”

对于媒体来说，“谷歌也将制造手机”这可是一个精彩的故事。这太有意义了——而且简直是彻头彻尾的疯狂举动。谷歌从其成立以来一直力图瓦解电信的业务。谷歌3年来所购买的未经使用的语音和数据传输线路让运营商们确信，谷歌计划自己成为一家运营商。谷歌公司有一整支团队致力于研究无线技术，以便绕开现有的电信基础设施。谷歌已经公开宣称它渴望在移动电话上运行其应用。然而所有的人都知道鲁宾在谷歌肩挑重任。如果谷歌不是在开发手机，那他为什么要去那里上班？但谷歌刚刚与苹果展开合作，让它的应用得以运行在iPhone上。施密特是苹果董事会的成员。如果谷歌在开发iPhone的竞争产品，乔布斯会被气疯的。

2007年在谷歌因移动业务战略而发生的保密、泄密和中伤事件意味着，即使安卓团队最终的确拿出了可以发布的产品，这也不会造成什么轰动。整个世界期待着一个大家伙横空出世。谷歌公司着力于吸引关注——安排媒体电话会议，与大型软件开发商举办简报会，并向《纽约时报》的作者约翰·马尔科夫保证其获得预先采访鲁宾及其团队的机会。在11月5日的发布会前一天，鲁宾的人物传略就出现在媒体上，标题为《我，机器人：谷歌手机背后的人》^[22]。

但谷歌从未开发过手机，甚至也从未完成过手机软件。相反，谷歌告诉全世界它建立的是……手机厂商、运营商和开发商的联合会——“开放手机联盟”（Open Handset Alliance，缩写为OHA）。这个团体将联合起来，把鲁宾对于一个更好、更统一的移动电话世界的梦想变成现实。“我们不是在开发GPhone；我们是要让1 000个人有能力开发GPhone。”鲁宾如是说。

这很古怪，像是这个星球上最有趣、最有创新精神的公司被联合国的官僚们接管了。施密特和鲁宾吹捧过这个联合会的规模——34家公司——以及它的全球活动能力。他们说将会努力开发免费的软件。手机厂商、运营商和程序员们都可以随意修改软件。他们希望制造商和运营商能够为谷歌提供一个平台，以便搜索和地图等谷歌自己的应用能够成功运行，但这并不是强制的。关于产品，施密特和鲁宾唯一确切谈到的是，开发工作已在抓紧进行，项目名叫“安卓”（在那之前，没有人知道项目的名字），手机厂商HTC公司将会在一年后发布一台搭载了这个软件的手机。

那次新闻发布会不只是平淡无奇，安卓和开放手机联盟的首次登场看来也准备得很不充分。移动电话世界最重要的公司都没有加入联合会：苹果、诺基亚（最大的手机厂商）、RIM（最大的智能手机厂商）、微软、Palm，以及两家规模最大的美国运营商——AT&T和Verizon——都拒绝了谷歌的邀请。名单上的那些公司对此也不是非常热衷，大多数公司只是在媒体上说几句客套话表示支持。多数公司加入联合会，并非是因为他们觉得谷歌所做的是前所未有的革命性工作，而是谷歌付钱请他们加入的。谷歌付给HTC公司数百万美元，请它加入OHA并生产第一台这样的手机。

在那之前，HTC与微软是长期的合作伙伴，关系深厚，它为微软生产载有Windows Mobile操作系统的手机。HTC如果与微软的敌人谷歌公司展开合作，就会失去所有的微软业务，因而为了让HTC加入联盟，谷歌需要将其与那些业务隔离开来。这些交易倒也没有什么邪恶之处，但表明了谷歌为了让安卓和OHA获得成功，需要克服多少困难。

一周之后，谷歌发布了联合创始人布林和安卓工程总监史蒂夫·霍罗威茨（Steve Horowitz）的一段视频，炫耀和讨论了实际的手机，包括一部看上去很像iPhone的原型机，凭此举获得了更多的关注。那台设备配有触屏和快速的3G蜂窝连接，图形功能强大，足以运行“雷神之锤”（Quake）之类的游戏，在那个游戏里，你需要一路开枪，杀出中世纪的迷宫；还有包括“街景”在内的谷歌地图，也能像在台式机上一样顺畅运行。大部分功能都是第一部iPhone所不具有的。霍罗威茨为这部手机做了示范，他甚至还炫耀了一点iPhone式的魔法，在一张街景照片上双击放大。谷歌公司显然是在开发一些很酷的东西，但不可思议的是，公司还需要一年的时间才能真正发售这个产品。古怪之处在于，谷歌选择的是发布一段视频，而不是用一场盛大的新闻发布会来引发公众兴奋。开放手机联盟是在一次电话会议上宣布成立的，不过这次至少让全世界看到了一点儿什么。

宣布成立开放手机联盟的最古怪之处在于，这一举措只是升级了谷歌公司内部的紧张情绪，以及谷歌与苹果之间的紧张关系，而大众却提不起什么兴趣。谷歌要支持安卓还是iPhone？能否两个都支持？鲁宾在安卓项目上长期保密的原因之一是，他可以继续推进项目而不必强迫谷歌公开面对这些问题。在安卓项目的早期开发阶段，这些问题的答案可能对他不太有利。甘多特拉已经受命负责与苹果谈判，在当时看来，这个交易对两家公司都更有吸引力。安卓当时还处在试验阶段，甚至拿不出一个可以获得支持的软件成品。

而且，甘多特拉使得安卓团队非常难堪。“我说：‘说来听听吧，为什么这个（安卓）是我们（谷歌）应该支持的项目。’我知道他们从来没被问过这样的问题，这个问题太不愉快了。他们一定心想：‘你算老几啊，凭什么这么问？’”一位安卓团队的前资深成员呼应了这种说法，“早期，谷歌移动（与苹果合作iPhone项目的团队）讨厌我们。我的意思是说，他们认为我们是全世界最大的眼中钉肉中刺。我知道维克·甘多特拉（如今负责谷歌与Facebook竞争的部门Google Plus）现在回心转意了，大力鼓吹安卓系统，但起初他真的很讨厌安卓。他觉得（安卓）是一个不和谐音，会搞砸他和史蒂夫·乔布斯的关系。公司内部关于战略和这类事项有很多冲突和争论。”

谷歌公司这两个部门之间的紧张关系愈演愈烈，以至于鲁宾有时候会怀疑他的老板们是否完全支持他。“我们疯狂地创新（为iPhone和其他平台提供新功能）。安迪会说：‘我们为什么要把这些功能给别人？’”甘多特拉解释道，“他希望把这些功能保留给安卓。这个问题问得好。”另一位主管补充道：“我还记得2007年年底有一次在走廊聊天，聊的是谷歌地图，以及公司是否该给苹果提供它想要但还没有的功能，安迪直截了当地对谢尔盖说，‘如果我们还想让安卓取得成功，就必须停止把最好的东西给苹果。’”

但相对于OHA造成的谷歌与苹果之间的冲突，谷歌内部的冲突就逊色许多了。安卓的发布让史蒂夫·乔布斯感到自己被彻底愚弄了，他对此狂怒不已。他获悉安卓的情况已经有一阵子了，但他根据对他谈论此事的那些人的意见，并没有太在意。然而，当看见霍罗威茨在谷歌的视频里炫耀“梦想”手机时，他怒不可遏。现在他开始怀疑自己的合作伙伴是否在开发可以挑战iPhone的东西。“我正开车呢，电话响了。是史蒂夫打来的。他咆哮的声音太大了，我不得不靠边停车。”那一天与乔布斯谈过话的一个人说，“‘你看到那个视频了吗？’史蒂夫说，‘所有的东西都他妈的是偷我们的。’”

朋友和同事们说，尽管乔布斯异常愤怒，他却不愿相信施密特、布林或佩奇会做如此邪恶的事情。谷歌三巨头千方百计地向他保证：安卓将严格按照他们一向所说的那样发展——是一个开源的手机操作系统，任何制造商都可以使用。谷歌不会开发一款手机与iPhone展开竞争。乔布斯不应该从他在视频中见到的原型机中得出任何结论。谷歌需要用手机来测试安卓系统，但公司不会介入手机生产的业务。他们说，无论谷歌做了什么，他们都无意复制iPhone的任何东西。

实际上，施密特如今说，他不仅和乔布斯谈过安卓，还清楚地向乔布斯表明了谷歌以iPhone至上的优先次序。“我想或许安迪那时就明白安卓的重要性，但显然公司上下的其他人都不明白这一点。我们都忙着干别的事情呢。”2011年施密特这样告诉我，“我（在2006年）加入苹果公司董事会的时候，史蒂夫和我讨论过这个（安卓项目），我说这件事正在进行之中，我们达成了一致的意见，继续观察事情的进展。”

当然，谷歌公司的其他行动都证实了施密特的回忆。安卓的成功有赖于其获得大型美国运营商的合作，但在2007年年底，谷歌却主动挑起了他们的愤怒。当时美国政府准备拍卖一大块无线频段，谷歌出价47.1亿美元，意在抬高无线业务运营商的价格。谷歌自己并不想要无线频段，它只是想确保政府要求中标方必须按照全新的有利于谷歌的规则行事。动用巨资却不购买频段，而只是为了获得一个机会，向运营商们进行餐桌礼仪的布道，这种伪善行为激怒了运营商，特别是最终的拍卖赢家Verizon公司。2008年年初，Verizon公司的CEO伊万·塞登伯格与肯·奥莱塔谈话时，塞登伯格听上去并不像是急于跟任何手持谷歌名片的人达成交易的样子。他说谷歌境况危险，相当于“吵醒了睡觉的熊”——强大的移动电话运营商——他们会“走出森林”，把这家公司“痛扁一顿”。

乔布斯也有一系列令人信服的理由相信谷歌的解释。这两家公司的董事会成员和外部顾问盘根错节，难以分清，以至于他们差不多就像是同一家公司了。比尔·坎贝尔（Bill Campbell）是苹果董事会的长期成员，也是乔布斯的密友之一，他同时也是施密特、布林和佩奇最信任的一位顾问。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是谷歌公司的顾问，也是苹果公司的董事会成员。时任英特尔公司CEO的保罗·奥特利尼（Paul Otellini）是谷歌董事会成员，但苹果公司算是英特尔最新的大客户。时任基因泰克公司^[23]负责人的亚瑟·莱文森（Arthur Levinson）同时是这两家公司的董事会成员。与谷歌开战，将迫使所有这些顾问对自己的立场做出表态。这会导致不必要的媒体聚焦，吓退投资人，也有可能促使SEC对两家公司董事会的独立性展开调查。没有谁希望如此，特别是苹果公司，它刚刚就乔布斯2001年的股票期权问题这一长达5年的争议与SEC达成了和解。

尽管乔布斯当时从未在公开场合承认过此事——但苹果需要谷歌，超过谷歌需要苹果。乔布斯去世之时可以说是全世界最强大的商人，但在2007年年底，情况远非如此。iPhone项目进展得不错，苹果公司的股价当年翻了一番，但就此认定iPhone是一个成功的产品还为时过早。为了促进销售，乔布斯刚刚把入门级的iPhone价格降低了100美元——从499美元降到399美元，这一举措让他最忠诚的早期iPhone用户非常愤怒，感觉自己上当受骗，支付了过高的价格。他还与AT&T重新谈判，希望把价格再降200美元，把最终售价降至199美元。与此同时，谷歌为在iPhone上预装自己的软件，每年须向苹果公司支付将近7 000万美元。当时，这笔钱对于苹果公司也是一个大数目。

乔布斯放弃与谷歌开战的最大理由或许是出于私人的原因：乔布斯认为布林和佩奇是他的朋友。多年以来，乔布斯一直是他们的导师，常常有人看到他们三人在周末一起绕着帕洛阿尔托散步，或是在工作日在苹果园区散步。他们之间的友谊始于2000年，当时谷歌还是一家创业公司，企业的资助人向佩奇和布林施加压力，要求他们找一位比他俩更成熟一些的CEO。布林和佩奇说，他们会考虑的唯一人选就是乔布斯。此说法颇为荒谬。人人都知道刚刚重返苹果的乔布斯决不会愿意离开苹果，因而这个声明激怒了谷歌的风险资本家们。但这也是佩奇和布林的真情流露。他们长期以来一直把乔布斯奉为偶像，这也有助于他们与乔布斯建立私人关系。他们认为乔布斯正是他们想要成为的那种领导者。乔布斯则对下一代硅谷精英的印象很好，并且很高兴能给他们提供一些建议。“乔布斯告诉我，他打电话给他们（布林和佩奇）的时候，两人始终对安卓系统轻描淡写。”乔布斯的一位主管说道，“他主要是对我说，‘根据我和这些家伙的关系，我相信他们对我说的是实话。’”

有几个月，看来乔布斯对于谷歌的直觉可能是正确的。他与甘多特拉的关系非常好，以至于他们每周都会谈话。在2011年乔布斯去世前一个月贴出的一篇博客文章里，甘多特拉不无伤感地回忆了那段日子：

2008年1月6日星期天的早上，我在参加宗教仪式时，手机振动了起来。我尽可能小心地看了一眼电话，发现上面显示的是“来电用户未知”。我没有理会。仪式结束后，我和家人走向车子，这时我又查了一下手机短信。短信是史蒂夫·乔布斯发来的。

上面写着：“维克，你给我家打个电话好吗？我有要事和你商量。”

我还没走到停车的地方，就给史蒂夫·乔布斯回了电话。我在谷歌负责所有的移动应用，经常要跟史蒂夫打交道。这可是这个工作的好处之一。“嗨，史蒂夫——我是维克，”我说，“很抱歉没能早些回你的电话。我在教堂呢，来电显示又说是来自未知用户，所以我没接。”

史蒂夫笑了。他说：“维克，除非来电用户显示的是‘上帝’，否则在做礼拜的时候谁的电话也不该接。”

我神经质地笑了笑。史蒂夫如果担心什么事情，总是在上班的时候打电话来，星期天打电话给我，还要我打电话到他家里去，这很少见。我想知道什么事情这么重要。

“维克，我们有个很紧迫的问题亟待解决。我已经派了我团队的一个人去帮你，我希望你明天就能帮我们解决。”史蒂夫说，“我一直看着iPhone上的谷歌标志，我对这个图标不满意。Google单词上第二个o的黄色渐变部分不太对劲。一定是哪里搞错了，我准备明天让格雷格去把它弄好。没问题吧？”

我当然没问题。几分钟后，我收到了史蒂夫的电子邮件，标题是“图标急救车”。这封电子邮件让我和格雷格·克里斯蒂合作解决图标的问题。

自从我11岁爱上一台苹果II型电脑以来，一提到苹果的产品我就有说不完的故事。几十年以来，它们一直是我生活的一部分。即使在微软为比尔·盖茨工作的15年里，我也对史蒂夫充满了敬仰，并且一直深爱着苹果出品的每一个产品。

但到了最后，我每当思及领导力、热情和对细节的关注这些问题时，就会想起那个1月份的周日早晨接到的史蒂夫·乔布斯的电话。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一课。CEO就应该关注细节。哪怕是一个黄色的渐变色调的问题。哪怕是在星期天。

献给我见过的最伟大的领袖史蒂夫，我的祈祷和祝福与你同在。

但到了2008年春，两家公司显然温情不再。施密特、佩奇和布林不会让自己与乔布斯的关系阻碍他们的雄心，这种迹象随处可见。谷歌企图从苹果挖走几个主要的工程师，去为谷歌全新的互联网浏览器Chrome工作。随后，两家公司关于谷歌搜索和谷歌地图的再次谈判破裂了，双方态度变成了恶语相向。谷歌希望向苹果少付些钱，同时还保持其在iPhone和Mac电脑上的独家搜索引擎的地位，并声称除了iPhone用户的基本位置数据之外，谷歌还想要更多的信息。在库比蒂诺市苹果园区的若干会议上，甘多特拉和苹果的营销负责人菲尔·席勒实际上是以对吼收场的。乔布斯和施密特不得不亲自介入，解决纠纷。

苹果公司认为谷歌想从iPhone上获得新的地图数据此事特别可疑。谷歌公司可从iPhone用户那里得到经纬度，现在却说它还想要计算位置所用的原始数据。用户使用的是蜂窝连接还是无线连接？iPhone连接的蜂窝站的位置和信息是什么？“我们认为，他们想要使用这些数据来倒推，计算出iPhone做的其他事情。”苹果的一位主管说，“菲尔关心的是，这些信息是苹果公司的财产，如果泄露就会侵犯用户的隐私，因为我们一旦共享这些信息，就会超出用户同意分享的内容。”

5年之后，两家公司仍为此事大动肝火。甘多特拉说除了在那些会议上，他还从未见过如此高压傲慢的行为。“我觉得微软就够傲慢的了。而在苹果那里发生的事情简直太可怕了，让人非常非常痛苦。我是个乐观天真的人。我以为可以跟苹果谈判，没什么大不了的。我跟史蒂夫关系不错，所以我觉得什么事儿都能搞定。但事实并非如此。”当时乔布斯手下的一位主管对甘多特拉的评价也同样糟糕。他告诉我，甘多特拉或许不是安卓的拥趸，但此人也不是个苹果迷：“他竭力讨好史蒂夫、菲尔和福斯托，说他会尽全力从谷歌内部保护苹果的利益。但他所做的就是把数据拿回去给拉里、谢尔盖和团队的其他成员，为他自己邀功请赏。这些举动未必能让安卓变得更好，而是让维克他自己更好过而已。”

2008年夏，就在紧张情绪逐步升级和iPhone 3G获得惊人的成功期间，乔布斯开始得出结论，谷歌的“梦想”手机实际上看起来很像iPhone，比他原先认为的像得多。HTC公司生产的“梦想”手机将以T-Mobile G1之名在2008年11月发布，这部手机拥有很多乔布斯认为属于苹果公司的多点触控功能。数月以来，施密特、布林和佩奇指派谷歌的工程部门负责人艾伦·尤斯塔斯，专门回复乔布斯关于安卓的问题和各种抗议——并设法阻止乔布斯得出这样的结论。尤斯塔斯是鲁宾的老板，朋友们说，他和乔布斯的对话过程很友好。但是到了2008年夏，乔布斯发觉他与尤斯塔斯的对话毫无进展——后者和谷歌都是在哄骗乔布斯。“我认为他们（乔布斯和苹果的高级主管们）最终都觉得，解决此事的唯一办法就是不再通过艾伦谈判了。”一个与乔布斯讨论过此事的人说，“艾伦不过是在转述安迪（安迪·鲁宾）的话，我想他们觉得自己必须直接找到源头，改变这种情况。”

另一位苹果的主管说，当时出台的安卓系统第二版是压垮乔布斯的最后一根稻草。“等安卓具备了滑动解锁、缩放和双击功能后，史蒂夫终于发出了挑战，他说，‘我们要亲自去他们那儿，坐下来跟他们谈。’”

乔布斯、福斯托、佩奇、尤斯塔斯和鲁宾等人，在谷歌公司43号楼佩奇办公室门外的会议室里开了一个会，关于这次会议情势有各种各样的报道。但有一点是相同的：会议的过程充满了对抗情势，令人不快。乔布斯告诉谷歌的三位主管，苹果对谷歌在用的多点触控功能拥有专利，如果在G1发布时，这些功能出现在G1手机上，苹果就要提起诉讼。谷歌团队反击说，尽管乔布斯可能生产了具有多点触控手势的第一部成功产品，但这项技术或iPhone应用的大多数技术并不是他发明的。一位不在现场的苹果主管听到了乔布斯关于此次会议的简要说明，他告诉我：“这次会议简直变成了人身攻击。乔布斯说鲁宾都气疯了，对方说乔布斯的姿态就是遏制创新。也就是在这时，史蒂夫开始贬低安迪，说安迪处处想学他，打扮得像他，理跟他一样的发型，戴一样的眼镜，整个风格都在学他。”

谷歌公司无人在公共场合谈及这次会议，但在私下，他们一直对乔布斯的姿态表示费解。他们认为硅谷的首创项目非常稀少——所有的创新都是站在别人的肩膀上做出来的。如果没有晶体管和集成电路，也就不会有英特尔或者摩托罗拉的微处理器。如果没有这些微处理器，也就不会有个人电脑。如果没有个人电脑，也就不会有微软、苹果，或是一般意义上的软件业。如果没有软件业，就不会有网景浏览器。如果没有浏览器，我们如今在生活中习以为常的很多东西就不会存在。

在与乔布斯的谈判中，谷歌人用来表明自己观点的一个证据，是詹姆斯·高斯林（James Gosling）1992年拍摄的一段视频，高斯林是Sun公司的一位著名工程师，也是编程语言Java的发明人。在那段视频中，高斯林炫耀了Star7。这个外表粗糙的手持式设备配有200 KB的无线芯片、4英寸的彩色LCD屏幕，两个扬声器是从任天堂的Game Boy游戏机上拆下来的。即使在那时，在只有最有钱的高管们才拥有移动电话，或见过苹果的牛顿掌上电脑的情况下，高斯林就炫耀了一台不仅拥有触屏，还具备惯性滚动功能的机器。如果加大力度滑动屏幕，屏幕上的项目就会滚动得更快。鲁宾用这个例子来说明，他和安卓团队早在乔布斯之前就已经在考虑那些技术了。20世纪90年代，鲁宾在微软临时工作期间，就见过微软Surface平板电脑的原型机，那也是一台桌面型多点触控显示设备，微软在2007年下半年发布了这一产品。

但谷歌的证据丝毫没有打动乔布斯。“史蒂夫一贯的看法就是苹果发明了一切。”一位参与过谈判的谷歌主管说道，“就算你把证据指给他，‘看，这个就不是你发明的。’他还是不改初衷。不管你给他看什么，‘你瞧，这些地方都用过多点触控能能，或者这些地方以前都是用手指滚动屏幕的，或者以前就有人（用手指）放大东西’，都不会动摇史蒂夫的看法。”

[21]竞业禁止协议：用人单位根据法律规定或劳动合同和保密协议，禁止劳动力在本单位任职期间，兼职于与其所在单位有业务竞争的其他单位，或禁止劳动者离职以后从业于与原单位有业务竞争的单位，包括创建与原单位业务范围相同的企业。——编者注

[22]安迪·鲁宾痴迷于机器人。他创建的第一家公司名字“危险”，源于剧集中机器人的台词；2003年创建了安卓公司（Android Inc.），Android一词源自法国作家利尔亚当（Auguste Villiers del’Isle-Adam，1838－1889）的科幻小说《未来夏娃》（L’Eve Future，1886）中外表像人的机器人的名字。安卓的标志也是一个绿色的小机器人。《纽约时报》记者的采访题目，引用的是美国作家艾萨克·阿西莫夫（Issac Asimov，1920－1992）出版于1950年的短篇科幻小说集的书名《我，机器人》（I, Robot）。——译者注

[23]基因泰克公司（Genetech），全名基因工程科技公司（Genetic Engineering Technology Inc.），是一家成立于1976年的生物科技公司。基因泰克是一家以科学创新研究为导向的公司，它的成立被认为是生物科技产业的起点。——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