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距离发布还有24周3天零3小时

几 个月以来，有几位苹果的工程师一直在担心安卓项目的成果；他们知道谷歌对iPhone有多嫉妒。但乔布斯对于苹果与谷歌的伙伴关系，以及他和施密特还有谷歌的创始人布林和佩奇的私交，都很有信心。更重要的是，在2007年年初，安卓看似完全不可能成为苹果的麻烦。iPhone在6个月后就要开卖了，苹果显然需要全力以赴，做好上市前的准备工作。

乔布斯的产品展示近乎完美无瑕，这对大家是一种巨大的安慰。实际上，展示堪称出类拔萃。苹果公司用一部勉强能够工作的iPhone原型机和一些工程戏法，让千万人立刻就想买下这部手机。但真正到了6月29日，很多消费者在苹果商店门口排队购买时，情况又如何呢？他们会期待iPhone能像乔布斯在台上所展示的那样完美无暇。而早在1月，苹果所拥有的只不过是数十部原型机，这些手机是苹果的主管们亲手在一家亚洲的工厂里挑选出来，装在随身携带的行李中带回美国的。它们连普通的托运都禁不起，更不要说日常使用了。“我们必须想办法大批量生产iPhone。”博彻斯说，造出100件什么东西对任何人都不难，生产100万件可就完全是另一码事了，“比方说，怎么生产和测试天线？从生产线上下来的每一部手机都需要测试和描述工艺表征，因为在装配作业线上安装天线的方式造成的差别会很大，会影响无线射频的性能。”苹果公司非常执着于绝不留下任何漏洞，公司实际上在总部设计和建造了自己的测试机构来处理这些问题。“当时，我们把富士康（苹果在亚洲的合伙制造商）的人请过来，对他们说：‘照这个做500次，不惜任何代价都要做好。’”

这可不止是提高工艺，生产出可以正常工作的部件那么简单。iPhone的主要功能差强人意。它的内存和当时最有争议的虚拟键盘还无法好好工作呢。如果触碰字母表中最常用到的字母e，往往会导致其他字母从键盘上弹出来。“打字”以后，字母却不会立即出现在屏幕上，而是要经过一段恼人的延迟才会现身。很多人声称iPhone因为没有实体键盘而注定是一个失败的产品，微软公司的CEO史蒂夫·鲍尔默就是其中之一。苹果的主管们也很担心。他们也觉得虚拟键盘使用起来很别扭。“大家都很担心触屏得不到任何物理反馈。”一位主管这样说，但他表示乔布斯在这个问题上态度强硬，“史蒂夫的道理就是他在台上说的那些，‘他们把实体键盘装在手机上，这些固定的键位不是对每一个应用都有用。更糟的是，这浪费了半个屏幕的空间。’所以大家都明白，解决这个问题无比重要——这是事关成败的大事。”

苹果还需要重新设计iPhone的显示屏。虽然乔布斯决定显示屏要用玻璃而不是塑料，并已经在前一年秋季找到了材料的来源，事情可不像把一种屏幕换成另一种那么简单。康宁公司的确提供了玻璃，但这只是生产合格的iPhone触屏的众多必需步骤中的一步而已。为了正常运转，必须在玻璃中嵌入多点触控传感器，光是将二者连上是没用的。但是，把传感器嵌入玻璃的过程与嵌入塑料的全然不同，玻璃也比塑料重，所以苹果的工程师们需要更强的黏合剂来固定装配好的组件，要在硬质材料（玻璃不像塑料那样可以弯曲）做的手机上重新调整所有按键的工作方式，还要根据屏幕的重量重新调整设备的平衡度。“这可真是个很大很大的工程，”经历过这个工艺改造过程的一位主管说，“我想杰夫·威廉斯（苹果公司生产部门的负责人）为完成这个任务，把整个中国所有的玻璃切割机都用上了。”

最后，苹果不得不发明自己的呼叫测试协议，才能让手机进入AT&T的网络。制造商通常会把这个任务抛给运营商，但苹果想要拿到自己的数据，以便应对有关iPhone通话质量的投诉。它担心AT&T用自己的数据把所有的呼叫问题都怪罪到iPhone身上，而实际上主要是网络的问题。苹果希望能驳斥那种诬陷，博彻斯说。“所以，我们在我开的大众捷达车上装了（好几部）手机和电脑，开着车四处乱转，看看是否会掉线。”舒沃·查特吉（Shuvo Chatterjee）说。手机设置为每隔一段时间自动拨打某些号码，用电脑来测量结果。

“如今苹果公司有一套完整的程序，可以用特制的客货两用车来进行测试，但当时我们是一边干一边补漏，因为我们还不十分确定需要测试什么。”查特吉说，“有时候会这样，‘斯科特掉线了。去查查怎么回事’。那我们就得开车去他家，看看那里是不是有一个信号死角。这事儿在史蒂夫身上也发生过。有几次，我们开车绕着他们家转了一圈又一圈，都有点儿担心邻居会不会报警了。”

最终，博彻斯担起了协调管理大多数这类问题的责任。作为苹果公司产品营销部门的负责人，他和自己的团队基本是在担任iPhone的项目经理，在制定整个营销方案之前，帮助乔布斯协调编排各个团队的工作。他和团队成员本身也都是工程师——博彻斯拥有斯坦福大学的机械工程学士学位和麻省理工学院的硕士学位——但他们的专长是，用平实易懂的语言把复杂的工程细节解释给外行人听。如果某个功能很难解释，博彻斯的工作就是首先提问它对于项目有何重要意义。“我们帮助决定产品的特质，在开发过程中培养那种特质，然后把它转译成产品面世所要传递给消费者的信息。”他说，“所以，我们非常关心产品会加进哪些功能，以及产品最终会是什么样子。”

因为博彻斯曾在受众极广的教学视频中担纲主讲，很多顾客认为，博彻斯在第一部iPhone中发挥的作用和乔布斯一样重要。之前从未有人见过像iPhone这样的设备，因此苹果希望保证新用户在使用这个除了开关、音量及静音键之外，只有一个实体键的设备时，不会感到狼狈不堪。作为上市前营销筹备工作的一部分，博彻斯曾计划请乔布斯录制一段30分钟的视频，向顾客详细演示如何使用iPhone。但是到了最后一刻，乔布斯却让博彻斯替他出镜。“我们在1号楼（的第1层）给乔布斯建了一间录像室，以便他（从自己在4层的办公室）一下楼就能拍视频了，拍完就可以回去工作。但我想他还是觉得这太占他的时间了，所以改成了由我来演示。我花了1个月的时间，带着妆一条一条片子地拍摄、排练，每天刮两次胡子，穿着史蒂夫的亚黑色高领衫。”如今，博彻斯把这件高领衫装在有机玻璃盒子里，挂在Opus Capital公司他的办公室墙上，他在2009年离开苹果后加入了这家风投公司。“像这样的衣服再也找不到别的尺寸了，所以要用到衣服夹子。他们从后面夹住衣服，让我穿起来合身一些，因为我（身高5英尺8英寸）比史蒂夫（身高6英尺2英寸）矮。”

博彻斯在入职苹果公司之前，先在耐克公司工作了3年，然后在诺基亚干了4年，当时诺基亚是世界上最大的手机制造商。他在2004年加入了苹果，帮助公司向宝马等汽车公司销售iPod，以及与他的前雇主耐克等公司合作开发iPod的配件。2004年末苹果公司决定生产iPhone时，他是最早被选定的为该项目工作的经理之一。苹果的高级管理人员多半都知道他，部分原因是他在2002年曾来苹果公司参加面试，申请更高级别的岗位，但直到最后一刻乔布斯才拍板决定从公司内部招聘人员。“我还记得当时我坐在一个会议室里，史蒂夫走了进来，看了看我的个人简历，问我：‘你到底哪里适合这个工作啊？’我讲了10分钟后，他说：‘好吧，我听够了。’我当时想：‘那就这样吧。至少我跟乔布斯抬过杠了。’”

那次遭到拒绝让他因祸得福。1年以后，博彻斯受聘担任苹果公司较低一级的职位，之后用了1年时间赢得了乔布斯的信任，因为他在诺基亚工作过的背景，他自然而然地成为iPhone项目的一员。“就这样，2004年年底，我成为iPhone的首批营销人员之一。”

博彻斯的职位让他对于iPhone项目的方方面面都有了深入的了解。但他当时已经47岁了，这个工作比他以往的任何工作都要繁重。在苹果举办的每一场iPhone公开展示会上，他都是主要的参与者。他参与撰写了乔布斯的很多幻灯片，干预过与这部设备有关的每一次广告和公关活动的细节。这就是为什么在2007年Macworld大会结束时，他感到前所未有的疲惫。

博彻斯是统管苹果Macworld大会的经理之一，如果他周末没在会展中心工作12个小时以上，那么就是在驱车从旧金山回家的路上，他的家在普莱森顿市，距离旧金山40英里。前一周的周四他就开着他的本田讴歌到会展中心去了，车子后备箱里装着总数为24部的iPhone示范机，都装在塑料袋，放进两个内部分格的箱子里，这种箱子一般是用来装烈性酒的。接下来那一周的周五晚上，他还得把这些示范机再开车运回来。来回的路上都有苹果公司安保团队的一个成员开车跟着，以至于他开始担心如果警察叫他靠边停车，或者发生了什么小车祸，他在苹果公司的职业生涯多半会就此终结。他车上带着全部的手机，所以，如果他的车开进沟里或是着了火，也就没有什么iPhone可发布了。“我开车带着那些手机进了莫斯康尼中心的地下车库，抱着箱子上楼，进入一间事先准备好的带锁的专用房间，工程师们等在那里拆包，重新测试，不停地测试，感觉那天像是测了足有65回。”

在充满紧张感的往返车程中间这段时间，博彻斯是一名指挥，掌管着Macworld大会上每一台iPhone的情况，以及如何展示等事项。他负责安排预演，确保相关人员和设备随时候场，还要保证有足够的安保人员，以防止哪怕有一张iPhone的照片外泄。他忙到了根本没有机会看现场的主题发言。乔布斯讲话时，博彻斯正忙着在秀场上把iPhone装进旋转的有机玻璃展示柜中，还得保证苹果为这场盛事聘请的展示人员人手一部设备。

直到第二天早上回到位于普莱森顿的家中，博彻斯才意识到过去的6天有多难熬。在周二主题发言的前一天晚上，他睡在莫斯康尼中心北边的一家旧金山旅馆里，但他竟然忘了退房，把所有的行李都落在房间里了。

在2007年年初准备iPhone的上市，并不是唯一让苹果的工程师们分心去应付的事情。为了研发iPhone，乔布斯让他的两个明星主管——斯科特·福斯托和托尼·法德尔——对掐，看谁能拿出最佳的产品来。这场比拼为时两年，波及公司上下，余波至今未平。这是一场丑陋的比赛，充满了蓄意破坏和暗箭伤人的指责，昔日的朋友反目成仇。两边的很多人都觉得苹果已经不再是他们当初加盟的那家公司了，他们担心苹果再也不是当初那家反主流文化的受压迫者，而变成了没有灵魂的赢利机器，成了一家充满IBM式公司政治的大公司。陷入困境的公司本无道德可言，多年来的苹果公司正是如此，由于公司资源日益减少，一度濒临破产（1997年乔布斯回归时，苹果就是这样），它建立了自己独特的疯人院政治，但2007年在苹果工作的大多数人却没有经历过这些。苹果公司大约是在1977年成立的，但对于大多数员工来说，公司还在经历着成长期的痛苦，更像是一家10年前刚刚成立的新公司，而不像有30年历史的老公司。从2002年到2007年，苹果的员工人数翻番，达到了两万人。尽管有些人觉得是福斯托的压力迫使法德尔在3年后辞职，法德尔却言之凿凿地否认了这一猜测。他说他和负责人力资源的太太双双辞职是为了照顾年幼的孩子。虽然乔布斯竭力希望他们留下来，两人还是放弃了价值数百万美元的股票，离开了苹果公司。无论如何，iPhone使苹果的业务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iPhone不仅变成了一个文化符号，而且光是iPhone给苹果创造的收入，就超过了微软公司的全部收益。正是由于他们的努力，苹果变成了全世界最有价值的公司。

但福斯托为了打败法德尔所采取的手段过于激进，大家都对此恐惧不已。很多人觉得他为了争胜，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2012年，CEO蒂姆·库克最终把福斯托挤出了苹果。但在2007年，他看起来像是会在苹果干一辈子，他在2007年受命掌管所有的iPhone软件部门的时候，人才大批离去。留下的人有幸看到福斯托充分展示了他赤裸裸的野心。就连他的拥趸也承认，在最终离开之前，此人已经变成了一个难搞老板的典型——把属下的功劳据为己有，自己搞砸了就忙不迭地推卸责任。乔布斯还在世的时候，福斯托总是以“史蒂夫不会赞成”作为挡箭牌把同事们气疯，他也从不避讳地认为自己终将成为苹果公司的CEO。2011年，据《彭博商业周刊》（Bloomberg Businessweek）报道，公司总设计师乔尼·艾弗和技术部门负责人鲍勃·曼斯菲尔德因为完全不信任福斯托而拒绝与其会面，除非CEO蒂姆·库克也在场。我还听说iTunes的负责人埃迪·库伊（Eddy Cue）对他的态度也是如此。

乔布斯挑拨两位主管彼此斗争倒也不足为奇；他那权谋政治家的一面是广为人知的。但令人惊奇的是，乔布斯任由这场战争延续了那么长的时间，牵连了公司上上下下那么多人。

“那真是一场惊人的大破坏，”一位主管说道，“我觉得史蒂夫在遥远的罗马时代一定是个伟人，那时候统治者可以把人扔到狮子群里，看着野兽吃掉他。他挑拨托尼和福斯托彼此对立。一会儿是托尼前程似锦，一会儿是福斯托得势，然后又轮到托尼，再然后又轮到福斯托了。这简直就是一场马戏。还记得《黑白间谍》^[16]吗？就跟那个一样——滑稽——如果不提浪费了那么多时间的话。”另一位主管不约而同地作了类似的比喻。“（2007年）我第一次看（电影）《角斗士》时，就跟我丈夫说：‘这个看上去挺眼熟的。’”她说。（福斯托不愿就该项目接受采访。但法德尔可从不羞于提及自己的感受。苹果公司把福斯托排挤出局后，法德尔告诉BBC说：“斯科特那是罪有应得。”）

回顾往昔，苹果公司的很多人认为，那终究不是一场公平的战争。法德尔的专长是硬件；而福斯托的专长是软件，这让他具备了先天优势，因为很多苹果员工都觉得，乔布斯对于苹果产品的软件和工业设计，远比对内部结构更感兴趣。但在两人的争斗持续期间，最终的结局如何，情况并不明朗。

格里尼翁亲眼目睹了福斯托与法德尔之间的明争暗斗有多严重。他夹在中间，感觉自己像一块加热的太妃糖一样被双方拉来扯去。甚至还在iPhone项目尚未开始时，格里尼翁就发觉两位主管之间一触即发的紧张气氛。2004年，福斯托曾企图阻止格里尼翁转到法德尔的部门工作。当时格里尼翁已经为福斯托工作了3年，负责开发“仪表板”和iChat应用程序。他以为他们俩是工作上相当好的朋友，周末还一起相约去攀岩。但当法德尔给他提供了一个公司内部更好的机会时，福斯托却想尽办法出面阻挠。他表面上支持格里尼翁换工作的决定，背地里却找到乔布斯，试图阻止这个调动的计划。“他对史蒂夫说了很多坏话，史蒂夫最终干预了我调往托尼部门的决定。他把福斯托（和其他几个主管）叫到一个房间里，把他们痛骂了一顿，说：‘好吧，你可以留下安迪，但你手下就他一个人，别人都不归你管了。除了他以外，谁也别想从（福斯托主管的）软件部门调到（法德尔主管的）iPod部门去。’两人之间的敌对就是从这件事正式开始的。”

这场争斗就像一场宗教战争。iPhone项目伊始，福斯托就建立了一个详尽而机密的项目组。这个组织过于保密，以至于一度谁也不清楚法德尔是否知道它的存在。福斯托在他位于苹果公司园区IL2号大楼2层的办公室里开始，从公司里四处挖角，把最优秀的工程师都招至麾下，随着项目的进行，他把整座大楼的各个角落全都封锁了起来。“如果你周末工作，就会看见施工人员一刻不停地进进出出，建起一道道的墙、防盗门……所有的一切……以至于到了星期一就出现了一个全新的封锁区。我从来没见过墙砌得那么快的。现在回忆起来都觉得好笑。”舒沃·查特吉说，“在他们改装期间，某些人差不多每两个月就要搬家。我有一阵子把所有的东西都装在盒子里，因为我知道，一旦我打开整理，很可能马上又要重新打包搬家了。”

“办公楼像迷宫一样，”尼廷·加纳特拉说，“你打开这扇门，前一扇门就会在你身后关上。从某些方面来讲，这儿就像是一个鬼屋。”

按照官方说法，iPhone项目是由法德尔负责的。法德尔掌管着iPod部门，从iPod基础上开始开发iPhone，不断完善功能，看来是很自然而然的事情。福斯托却不这么想，他的想法要冒险得多：设法把Mac电脑上运行的软件缩小，让它们在手机上运行。“我们都觉得iPhone应该运行的是我们以前为P1（iPod操作系统的一个版本，为第一台iPod而设计）设计的软件。”法德尔手下的一位iPhone工程师说，“但福斯托和他的团队却在开发手机运行的新版OS X系统。他们完全是和我们同时进行的，但我们对此毫不知情。”

乔布斯想在iPhone上运行OS X系统，只不过觉得这可能无法实现。因此当福斯托的团队真正做到了的时候，福斯托就赢得了iPhone项目的控制权。“苹果公司里没有软硬件的专业区别。”另一位iPhone工程师说，“在苹果的发展史上，这是很多人争论的焦点。硬件工程师觉得自己也懂软件，软件工程师觉得自己也懂硬件。但史蒂夫不管这套（他不愿被扯进主管们的这种争论中去）。所以，一旦斯科特说，‘喂，史蒂夫，托尼的软件团队挺棒的，我想要这支团队。’史蒂夫就会说，‘哦，那当然啦，你是管软件的嘛。他们做软件，就该归你管。’到2007年年中iPhone开始大卖的时候，福斯托掌管了iPhone部门的很多软件工程师。几个月后，苹果公司发布iPod Touch的时候，福斯托也顺势掌管了那个项目的软件工程师。”

法德尔离开苹果之后开创了“巢”公司，这家公司生产了第一个外观漂亮、功能强大、易于使用的家用自动调温器。不出意料，这台调温器从设计到软件全都洋溢着苹果的味道。它是硅谷人士讨论得最多的创业企业之一。但无论是盟友还是对手，大家都还在谈论他和福斯托的争斗，人们对此记忆犹新。

法德尔的确曾是苹果公司最前程似锦的人，公司上下都认为他会是乔布斯的接班人。他32岁那年来到苹果，当时只知道自己将要为一个保密的项目工作，并被告知他很合适这个工作。4年后，他作为负责iPod产品线的主管，成了苹果公司最有权力的人之一。到2006年秋，iPod的销售收入占到了苹果公司190亿美元总收入的40%。iPod的市场份额超过了70%，看似所向无敌。苹果公司Mac电脑的销量也在上涨，但其销售额仅占个人电脑市场不到10%的份额。此时iPod的成功，再次使乔布斯变成了商界偶像。

在2001年，法德尔正是苹果公司想要的人。他年轻、鲁莽、聪明，在硅谷从事便携式尖端硬件设备制造已逾15载。他曾经告诉一位记者，如果他早年没有发现电脑这个玩意儿，很可能就会蹲班房。他有时会顶着一头漂染的头发来上班。看到不够水准的工作和想法时，他多半管不住自己的舌头。他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在“通用魔力”公司，该公司是比尔·阿特金森（Bill Atkinson）和安迪·赫茨菲尔德（Andy Hertzfeld）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为了开发前所未有的移动设备专用软件，而从苹果公司分离出来的。项目失败了，法德尔去了荷兰电气巨头飞利浦公司，在那里很快成为公司最年轻的主管。他负责该公司全新的移动计算组的工作，在那里开发了一些早期的“掌中宝”（PDA）设备（如掌上型袖珍电脑Velo和Nino），销售情况很理想。他还在那里初次体验到了便携式设备上的数字音乐的魅力。

当苹果的硬件负责人乔恩·鲁宾斯坦打电话给法德尔，试图招他来做一项不允许透露（这真令人惊讶）的工作时，他正打算自己创业。根据史蒂芬·列维在《完美之物》（The Perfect Thing）一书中所说，法德尔1月份在科罗拉多州的一个滑雪坡道上接到这个电话，当场就对这个工作表示了兴趣。根据列维的说法，法德尔从12岁起就崇拜苹果公司了。那是在1981年，整个夏天他都在攒钱，想买一台苹果II型电脑。鲁宾斯坦致电几周之后，法德尔加入了苹果公司，直到那个时候他才知道，自己是受聘为顾问，参与开发第一台iPod。

格里尼翁和其他人都说，福斯托从来都不能接受法德尔的晋升。在法德尔加入苹果之前，乔布斯的小圈子成员都是他共事多年的老同事，至少是从他1997年回归公司之后就相识的人，有些人还是他当年在NeXT公司^[17]的属下。福斯托与乔布斯共事的时间几乎是最长的，1992年他从斯坦福大学毕业后就加入了NeXT公司。但在很长一段时间，他都不是乔布斯小圈子的一分子，而法德尔却是。法德尔的年纪和福斯托一样大，在公司里晋升的速度却要比福斯托快得多。法德尔负责iPod部门，那里产生了苹果公司40%的收益；福斯托负责Mac电脑的应用软件——诸如“通讯录”、邮件程序、苹果浏览器Safari，以及拍照程序Photo Booth等等。

但福斯托和乔布斯后来却走到了一起。那是2003年到2004年之间的事儿了，同事们相信是因为福斯托得了非常严重的胃病，而那时也正好是在乔布斯最初确诊患上胰腺癌的时间。乔布斯起初想用节食来治疗自己的癌症，他为福斯托制定了一种食疗方案，这似乎是治好了福斯托的病。格里尼翁说，在那以后，福斯托出席乔布斯的高级主管周一会议的次数越来越多。一般来说，福斯托甚至根本不应该知道iPhone项目的事情；他的职位还不够高。“所以，他在小圈子的谈话中得知乔布斯想要开发手机的事情，就立即想方设法地想加入这个项目。”格里尼翁说。

福斯托与法德尔全然不同。福斯托其人圆滑、迷人，说话行事很有点乔布斯式的戏剧天分，在中学时期，他除了钻研计算机科学外，还参加过学校的戏剧表演。他的同学们说，即使在那个时候，他就已经表现出自己的野心和决心了。正如2011年的《彭博商业周刊》上所说：“福斯托在很多方面都像是史蒂夫的缩影。他是个吹毛求疵的经理人，对每一个细节都十分固执。他像乔布斯一样，善于把技术、功能的行话转变成浅近易懂的语言。大家都知道他喜爱银色的奔驰SL55 AMG型车，那也是乔布斯的座驾，他甚至也有一套上台讲演的标志性行头：黑鞋、牛仔裤，和一件黑色的拉链运动衫。”

两年来，福斯托和法德尔在每一件事上都争来斗去，哪怕是微不足道的事情，也都经常迫使乔布斯出面调停。为福斯托工作的尼廷·加纳特拉回忆，在2006年有一次，乔布斯不得不亲自决定iPhone采用哪一个团队的引导程序。这听起来像是工程细节问题，事实也的确如此。引导程序是电脑上运行的第一个软件，它会告诉处理器去寻找并启动存有本机软件的磁盘。“我们都觉得奇怪：‘为什么要史蒂夫来决定这么小的事儿？斯科特和托尼就不能自己搞定吗？’”

法德尔手下的另一位工程师更直率地表达了他对于这场争斗的失望：“那两年，我在感恩节、圣诞节和新年都在加班——发疯似的在工作——还要应付办公室的那些狗屁政治。”

尽管存在着争吵和最后期限的无情压力，iPhone还是在6月29日如期发售，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在它最终于当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五上市时，全世界的新闻媒体都争相报道此事，那场面如同埃尔维斯·普雷斯利^[18]或约翰·列侬^[19]死而复生一样。新闻工作人员在全国的苹果商店门外安营扎寨，目睹了那些急于购买的顾客长时间排队等待的混乱场面。在纽约市59街和第五大道交界的苹果商店门前，福克斯新闻频道（FOX News）的一次直播期间，记者劳拉·英格尔正在播报时，一个渴望引起注意的人走到摄像机前，一把抓过了她手里的麦克风。这看来就像是预先计划好的——事实上不是——因为她正在采访《新闻周刊》的史蒂芬·列维，列维是早于大众拿到了评测样机的全世界4位记者之一。在那个人夺走麦克风之前，英格尔给她的观众渲染了现场的情况，她悄声说道：“我可不想惹事儿，但大家看，他手里就拿着一台……这儿大概需要加派安保人员了，不过还是让我们看看你的那台iPhone吧。”

几个月后，列维在《新闻周刊》的专栏里描述了当时的场景：“我们吓得颤颤巍巍的，但还是勇敢地重新开始录播了。这次更可怕。人们挤作一团，手指都伸向那台设备，像是米开朗基罗画中的人物场景。后来，一个生产部门助理警告我说，我应该雇一个保镖，正式发售在下午6点钟开始。我还是没雇保镖，熬过了那一整天，但我至今还在惊叹那场面。这个玩意儿从当时关于伊拉克和帕丽斯·希尔顿^[20]的新闻中脱颖而出，成为重大的新闻事件，占据各大媒体的头条长达两个星期。”

苹果公司在iPhone上市后的头两天售出了27万部。在接下来的6个月，苹果又售出了340万部iPhone，很多人因此而下结论说，苹果从此改变了手机业。

现在回顾iPhone的发售，会觉得该事件的成就要比在事件发生的当时还要伟大得多。尽管iPhone有许多革命性的设计和功能，它的缺点也很多。它的基本款售价499美元，太贵了，的确，其他所有智能手机的售价都还不到它的一半。作为支付如此高价购买iPhone的回报，消费者有权随时更换手机运营商，或者取消手机运营商的服务。其他较便宜的手机都要求顾客连续两年使用同一家运营商的服务。但这种额外的灵活性值250美元甚至更多吗？大多数人认为不值这个价钱。

iPhone运行在慢速的2G蜂窝网络上，而大多数高端手机都运行于更新更快的3G网络上。iPhone的开发时间很长，手机设计期间，可以接受3G信号的芯片还未投入使用。大多数其他手机都有环球定位系统（GPS）功能，而iPhone却没有。大多数手机都可以拆卸电池，增加内存，而iPhone则两者都做不到。iPhone不能播放用Adobe公司的Flash技术制作的视频，而当时除了YouTube网站之外的所有视频都是用Flash制作的。YouTube用Flash向台式机和笔记本电脑提供视频流，但该网站用一种占用带宽较低的技术，来制作可供移动设备观看的视频流。在当时，大多数公司没有资金，也没有谷歌公司那样的技术水平做到这个。

一些看来很简单的功能，诸如搜索通信簿、复制粘贴文本，或是用摄像头录制视频等等，在第一代iPhone里都没有。评论家指出，这些缺陷就像是苹果公司压根就没想到似的。问题要比这简单直接得多：苹果公司只是没有时间把这些功能都放进去。“我们有时候会说：‘哦，这太难为情了，’”格里尼翁说，“但我们又不得不说：‘好吧。这的确很难为情。但我们必须交付产品。虽然这些都是容易解决的讨厌的小毛病，但我们必须优先解决那些最糟糕的东西。’”

那时还没有苹果应用商店，苹果公司也还没有开设商店的计划。该公司直到2008年才开设了iTunes应用商店，这对于iPhone的成功而言，可以说与这台设备本身同样重要。iTunes应用商店每年为移动软件开发者创造45亿美元的收入，为苹果公司每年增加创收19亿美元。它是驱动硅谷兴旺发展的引擎之一。但乔布斯像苹果公司的其他人一样，由于过于关注这台设备是否可以上市，而在一开始没有看到这种潜力。“我还记得问过乔布斯，他想用iPhone达成什么目标，”鲍勃·博彻斯说，“他回答说他想生产一部人人都会爱上的手机。这可不是‘我们来彻底改革某某某’之类的，而是‘我们来想想怎么才能造出了不起的东西。如果别人爱上了它，那我们就会明白他们想拿它干什么了’。我们发售iPhone时，管它叫作革命性的手机，前所未有的最佳iPod，以及互联网通信设备。但我们当时甚至完全不知道互联网通信设备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乔布斯能理解消费者为什么会把iPhone看成能装在口袋里的麦金塔电脑，毕竟iPhone上运行的是OS X系统。但他同时很讨厌消费者这样看待iPhone。电脑运行的软件是由全世界的开发者编写的——是苹果之外的人。他根本不想让iPhone变成那样。产品发布之后，当软件开发者开始吵吵闹闹地要求获得许可，为iPhone编写软件时，乔布斯公开地断然拒绝了这个要求。“你可不想把自己的手机变成个人电脑，”产品发布会一结束，他就对《纽约时报》的约翰·马尔科夫这样说道，“你最不希望的就是在手机上加载了3个应用程序，然后要打电话的时候，却发觉它不工作了。iPhone更像是iPod而不是电脑。”

但iPhone有很多酷炫的功能，以至于消费者忽略了它的种种缺陷。这并不只是因为iPhone有一个全新的触屏，能够运行手机上前所未有的复杂软件，配有功能完备的互联网浏览器，可以用任何顺序播放收听语音邮件，可以运行谷歌地图和播放YouTube视频，或者囊括了音乐、电影播放器和摄像头；而且是因为它看起来尽善尽美。陌生人随时随地会来跟你搭讪，请求你允许他们摸一摸你的iPhone——就像是你刚刚买下了世界上最漂亮的跑车一样。iPhone的触屏工作完美，以至于过去被理所当然地视作计算体验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的设备——鼠标、触控板和触笔——突然间看起来像是一堆临时拼凑起来的杂牌货。仿佛这些东西是一堆劣质替代品，阻碍了我们本应一直都能做到的事情——用手指而不是一个机械替代品来进行点击。所有这一切不仅迷住了消费者，也迷住了投资人。乔布斯发布iPhone一年之后，苹果公司的股票价格翻了一番。

苹果创造了所有的噱头，又充分利用了它们。在iPhone发售当日，苹果公司把它的高级主管们派驻各大城市的各个商店，目睹这一盛况并协助激发大众的热情。全球营销负责人菲尔·席勒（Phil Schiller）去了芝加哥，乔尼·艾弗和他的设计人员则去了旧金山。

史蒂夫·乔布斯去的商店自然是帕洛阿尔托市中心的那家，那家店坐落在大学路和基普林街的街角上。他家距离那里1.5英里，只要他在家，就常常不告而来。在他抵达现场时，那里已经聚集了与这一盛大场面相称的一群高科技界名人。苹果公司的联合创始人史蒂夫·沃兹尼亚克（Steve Wozniak）以及早期员工比尔·阿特金森和安迪·赫茨菲尔德已悉数到场。但乔布斯似乎自己内心里也有一团怒火要发泄，跟格里尼翁等人一起（包括法德尔和福斯托在内）为此项目工作的一位工程师说：“Mac电脑的原班人马重聚一堂，这真是太棒了。然后史蒂夫走近托尼·法德尔，他们俩在商店的角落里聊了一个小时，把福斯托晾在一边，就是为了激怒他。”

“直到那一天为止的此前6个月，其间所有的事情都是托尼的错。任何硬件的问题、出货延迟，或生产问题——全都是托尼的错。斯科特绝不会犯错。但那一天是媒体评论出台的日子，iPhone的电子邮件（软件）工作不佳，但人人都爱硬件那部分。所以，现在斯科特是坏人了，托尼则成就非凡。这真有意思，因为史蒂夫故意背朝着斯科特，托尼在当时却能看得见斯科特。我可没开玩笑。斯科特脸上的表情真是太精彩了，就像是他亲爹跟他说不再爱他了一样。”

[16]《黑白间谍》 （Spy vs. Spy），20世纪60年代《疯狂》（Mad）杂志上的连载漫画，其中白间谍（代表美国）对抗黑间谍（代表苏联）。——编者注

[17]NeXT公司：这是乔布斯1985年离开苹果之后创建的电脑公司——编者注

[18]埃尔维斯·普雷斯利（Elvis Presley，1935－1977），美国摇滚乐巨星，绰号“猫王”，是20世纪最受欢迎的音乐家之一。——译者注

[19]约翰·列侬（John Lennon，1940－1980），摇滚乐巨星，英国歌手及作曲家，披头士乐队（Beetles）的成员之一。——译者注

[20]帕丽斯·希尔顿（Paris Hilton），美国社交名媛、演员、歌手和模特，也是著名的希尔顿酒店集团的继承人之一。——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