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尔茨曼常数
    波尔茨曼常数的名称来自奥地利物理学家路德维希·波尔茨曼(Ludwig Boltzmann,1844——1906),它界定了绝对温度和理想气体每个分子所含的动能之间的关系。一般而言,气体分子的能量与绝对温度直接相关。当温度上升,每个分子的动能就会增加。气体受到加热时,其分子就会迅速地移动。如果气体被装在体积恒定的空间里,这种运动就会使得气压升高。而如果气压保持不变,这种运动会使气体的体积增加。
    波尔茨曼常数 - 图1
    波尔茨曼常数 - 图2
    格里高利·曼昆
    (N. Gregory Mankiw,1958——)
    格里高利·曼昆曾在普林斯顿大学研究经济学,从麻省理工学院获得博士学位,目前在哈佛大学任教。2003年,他被任命为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主席。

    最后,我的特殊经历使我胆敢在今天来到这里,因为至少我年轻时并不完全是个蠢货。在哈佛大学法学院的第一年,我们班里有很多人,我的成绩是第二名。我向来认为,虽然总是会有很多人比我聪明得多,但是在思维游戏里面,我未必会落后于他们。

    下面我开始来谈学院派经济学一些明显的优点。学院派经济学第一个明显的优点是它生逢其时、生逢其地。许多学科都是因为这个原因而获得好名声的。两百年前,在技术发展和各种文明制度的推动之下,文明世界的人均产值每年的复合增长率达到了2%。而在那之前的几千年里,它的增长率就比零多了一点点。当然,经济学是在这种巨大的成功里面成长起来的。经济学部分地推动了这种成功,部分地解释了它。所以,学院派经济学很自然地得到了发展。后来,所有计划经济都崩溃了,而那些自由市场经济或者半自由市场经济都蓬勃发展,这增加了经济学的声望。如果你们想要在学术界发展,经济学是一门非常热门的学科。

    经济学总是比其他软科学更加强调跨学科研究。它总是从其他学科吸取所需的养分。在格里高利·曼昆撰写的教材中,我们可以发现,这位经济学家从其他学科吸取所需养分的本领已经非常高明了。我肯定是美国少数在那本书刚出版时就买下来的商人之一,因为那本教材得了一大笔预付稿费。我想弄清楚那个家伙到底做了些什么,怎么能够取得这么大的一笔稿费。所以我就这么凑巧把曼昆这本为大一学生写的教材给看完了。书中列举了许多经济学原理:机会成本是一种超级力量,所有希望获得正确答案的人都可以使用。还有,激励机制也是一种超级力量。

    最后还有“公用品悲剧”的原理,这个原理是由我的老朋友,加州大学圣塔巴巴拉分校教授贾雷特·哈丁提出的。哈丁为经济学引入了一只邪恶的无形之脚,它足以和斯密那只做好事的无形之手相提并论。我认为哈丁的理论使经济学变得更加完善。哈丁当年向我介绍他的理论时,我就知道他这个“公用品悲剧”理论迟早会被写进教科书。你们看啊,二十年过去了,它终于被写进了经济学教材。曼昆这种借鉴其他学科、吸取哈丁的理论和其他有用知识的做法是很正确的。

    经济学的另外一个优点是,它从一开始就吸引了软科学领域最优秀的人才。和学术界其他学科的研究者相比,经济学家入世更深,对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比如说经济学家乔治·舒尔茨(注:乔治·舒尔茨,1920——,美国经济学家,曾任美国劳工部长、财政部长、国务卿等职)博士就曾经三次进入美国内阁,拉里·萨默斯(注:拉里·萨默斯,1954——,美国经济学家,现任奥巴马总统首席经济顾问,曾任美国财政部长、哈佛大学校长等职)也曾被委任为内阁大臣。所以经济学在学术界是很受欢迎的。

    此外呢,经济学从很早的时候就吸引了人类历史上一些最杰出的作家。就以亚当·斯密为例。亚当·斯密是极其出色的思想家和极其出色的作家,乃至在他那个时代,德国最伟大的知识分子伊曼纽尔·康德直截了当地声明,德国没有人像亚当·斯密那么厉害。伏尔泰的措辞则比康德还要直接和犀利,听到康德的话之后,他立刻说:“哦,法国甚至没有人可以拿来跟亚当·斯密比较。”所以经济学从一开始就拥有一些非常伟大的学者和一些非常伟大的作家。

    波尔茨曼常数 - 图3
    贾雷特·哈丁
    (Garrett Hardin,1915——2003)
    贾雷特·哈丁出生于达拉斯,在美国中西部度过了他的童年。他本科就读的是芝加哥大学,从斯坦福大学获得生物学博士学位。1946年,他成为加州大学圣塔巴巴拉分校的教员。
    他的文章“公用品的悲剧”已经成为生物学中的经典。几十年来,他的哲学理论和政治立场影响了众多有关堕胎、移民、外国援助和其他话题的辩论。
    波尔茨曼常数 - 图4
    怀特海提出了著名的过程哲学,这种观点认为宇宙的各种基本要素是一些经验场合。在他看来,具体的客观存在物实际上是这些经验场合的延续。通过对经验场合进行分类,某些像人类这么复杂的事物都可以被定义。怀特海的观点演变成过程神学,这是一种理解上帝的方法。

    史密斯之后,经济学领域也诞生了许多伟大的作家,比如说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我总是喜欢引用他说过的妙语,他对我的生活有很大的启发。至于当代,如果你们去看看保罗·克鲁格曼(注:保罗·克鲁格曼,1953——,美国经济学家,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的文章,你们将会佩服他文笔的流畅。我并不赞同他的政治立场,我的政见与他相反,但我喜欢这个人写的文章。我认为保罗·克鲁格曼足以跻身当今最优秀的杂文家之列。所以呢,经济学总是能够吸引到这些了不起的作家。他们非常优秀,他们巨大的影响力远远超出了经济学的学科范畴,这在其他学科中是很罕见的。

    好啦,赞美的话就说到这里,下面要谈的是经济学的不足之处。我们已经认识到经济学在许多方面都比其他软科学学科更加出色。它是文明社会的辉煌成就之一。为了公平起见,现在应该简单地谈谈学院派经济学的少数缺点。

    经济学有哪些缺陷呢?

    1. 致命的自闭,导致“铁锤人综合征”,通常会引起经济学家过度强调某些可以量化的因素。

    我认为经济学有八个,不对,是九个不足之处,其中一些是由一个大的整体缺陷派生出来的。经济学的这个大的整体缺陷就是它的封闭性。怀特海曾经指出,学科各自孤立的情况是致命的,每个教授甚至并不了解其他学科的思维模型,将其他学科和他自己的学科融会贯通就更别提了。

    我想怀特海讨厌的这种研究方法有一个现代的名字,那个名字叫作神经研究法。这种做法是很神经的。然而和大多数其他学科一样,经济学也太过自闭。

    这种缺陷会引发我所说的“铁锤人综合征”。那个名称来自下面这句谚语:在只有铁锤的人看来,每个问题都非常像一颗钉子。在所有行业、所有学科和大部分日常生活中,这种做法会让问题变得一团糟。铁锤人综合征能够把人变成彻底的白痴,而治疗它的惟一良方是拥有全套工具。你们不能只拥有一把铁锤,你们必须拥有所有的工具。你们拥有的方法必须不止一种。你们在使用这些工具的时候,应该把它们列成一张检查清单,因为如果指望在需要的时候合适的工具会自动冒出来,那么你们将会错过很多好机会。但如果你们掌握了所有的工具,并在头脑中把它们排列成一张检查清单,那么你们将会得到许多用其他方法得不到的答案。所以弥补这种让阿尔弗雷德·诺斯·怀特海感到十分苦恼的缺陷是非常重要的,有些思维窍门能够帮助你们完成这项工作。

    不仅在经济学领域,实际上在其他各种领域,包括商业领域,这种特殊的“铁锤人综合征”都是很可怕的。商业领域的“铁锤人综合征”真的很可怕。你们拥有一个复杂的系统,它吐出来许多数字,让你们能够测量某些因素。但还有些别的因素特别重要,可是你们没有相关的准确数据。你们知道它们很重要,但就是没有数据。实际上,每个人都会(1)过度强调那些有相关数据的因素的重要性,因为它们让人们有机会使用在高等学府学来的统计学技巧,并且(2)不把那些可能更加重要但没有相关数据的因素考虑在内。这是我终生试图避开的错误,我从来不后悔自己这么做。

    我从小就对许多学科感兴趣。如果篱笆那边,在别人的学科里有好思想,我就无法乖乖地呆在我自己的学科里。所以我就四面八方寻找那些真正有用的思想。
    ——芒格
    波尔茨曼常数 - 图5
    波尔茨曼常数 - 图6
    矿金开采(placer mining)的效率远远低于芒格偏好的“弯腰捡起大金块”的方法,它是一种在露天矿场用水枪或者挖掘设备将细小的贵重矿物从大量的泥土中分离出来的方法。这种采矿方法的英文名称来自西班牙语单词“placer”,本义是“沙滩”,也指冲积层矿床中发现的贵金属或其他贵重物品(特别是黄金和宝石)。

    已故的托马斯·汉特·摩根(注:托马斯·汉特·摩根,1866——1945,美国著名遗传和胚胎学家,创立现代遗传学“基因学说”,1933年获诺贝尔生理学及医学奖)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生物学家之一,当年他在加州理工学院任教,他使用了一种非常有趣、非常极端的办法,以免犯下错误——过度强调那些被测量因素的重要性,而低估那些无法被测量的因素的重要性。当时没有电脑,科学界和工程界所用的电脑代替品是弗莱登计算器(注:Friden Calculator,由弗莱登公司生产的一种早期的电子计算器)。托马斯·汉特·摩根在加州理工学院生物系禁止使用弗莱登计算器。有人说:“摩根博士,你到底在搞什么鬼啊?”他回答说:“我就像一个在1849年的萨克拉门托河(Sacramento River)边寻找黄金的人。虽然才智有限,但我能够弯腰捡起大金块。只要能够捡到大金块,我就不会让我系里的人浪费稀缺的资源,用矿金开采的方法去找金子。”这是托马斯·汉特·摩根终生奉行的宗旨。

    我也采用了相同的办法,我今年已经80岁了。我还没有做过矿金开采。而且看起来我这辈子,正如我希望的那样,不用做这种该死的矿金开采。当然,如果我是一个物理学家,特别是一个学院派物理学家,我将不得不做一些统计工作,做那种矿金开采的事情。但只要拥有几种管用的思维窍门,不断地用托马斯·汉特·摩根的方法去解决问题,那么在生活中,你们无需矿金开采,也能取得惊人的成就。

    1. 没有采用硬科学基本的全归因治学方法。

    曼昆研究经济学的方式的错误之处在于,他吸收了其他学科的知识,却没有指出这些知识的来源。他并没有给他借鉴的知识贴上物理学或者生物学或者心理学或者博弈论或者其他这些知识所属的学科的标签,并没有完全指出这些基础知识的来源。如果你不这么做,那就像经营企业时使用了一种糟糕的文档归类方法。这削弱了你的能力,让你无法做最好的自己。现在呢,曼昆十分聪明,所以虽然他的方法不完善,但还是做得很出色。他取得的进展比其他任何教科书作者都大。但要是采用了向来给我很大帮助的硬科学的治学方法,他能够变得更加出色。

    我给曼昆这种借鉴其他学科知识却不指明出处的方法起了一个名字。有时候我叫它“拿来主义”,有时候我叫它“吉卜林主义”(Kiplingism)。我之所以管它叫“吉卜林主义”,是因为吉卜林有一首诗是这样写的:“当荷马拨弄他灿烂的竖琴时,他早已听过人们沿着陆地和海洋的歌唱;凡他所需用的思想,他便采撷自己用,和我一样!”曼昆用的就是这种方法。他只是拿过来。这比不拿好得多。但它比吸取所有学科的精华、指出借鉴内容的来源并尽可能化繁为简地使用所有知识的方法差得多。

    波尔茨曼常数 - 图7
    约瑟夫·鲁德亚德·吉卜林
    (Joseph Rudyard Kipling,1865——1936)
    鲁德亚德·吉卜林出生在印度孟买,其父是当地一家艺术学校的教师。吉卜林在英国念了寄宿学校,回到印度之后,以通讯员的身份周游了这个次大陆。他还创作小说和诗歌,其著作有《丛林之书》(1894)、《勇敢的船长》(1897)和《营房谣》(1892)等。1907年,他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波尔茨曼常数 - 图8

    1. 物理学妒忌。

    我把经济学的第三个缺陷称为物理学妒忌。当然,这个名词参考了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术语:“阴茎妒忌”。弗洛伊德是世界上最愚蠢的白痴之一,但他在他那个年代很受欢迎,而且阴茎妒忌这个概念也变得很流行。

    采用有效市场理论教条是物理学妒忌给经济学造成的恶果之一。如果你们根据这种错误的理论进行推理,那么你们将会得到的结论是,任何公司购买它自己的股票都是不正确的。因为按照这种理论的说法,股票的价格是完全有效的,不可能有便宜可以占。证明完毕。麦肯锡有个合伙人以前念的商学院采用了这种疯狂的经济学推理方式,把这种理论教给他。这位合伙人后来被《华盛顿邮报》聘请为顾问。当时《华盛顿邮报》的股票价格特别低,就连大猩猩也能算出来每股的价格只有其价值的五分之一。但他对自己在商学院学到的理论深信不疑,认为《华盛顿邮报》不该购买它自己的股票。幸运的是,沃伦·巴菲特当年是《华盛顿邮报》的董事会成员,他说服董事会回购了超过一半的流通股,这给剩下的股东带来了超过十亿美元的财富。所以至少有一个地方曾经很快地干掉这种错误的学术理论。

    波尔茨曼常数 - 图9
    《华盛顿邮报》
    许多年来,《华盛顿邮报》出过大量重要的撰稿人,包括政治漫画家赫尔伯特·布洛克(Herbert Block),以及记者鲍勃·伍德沃德(Bob Woodward)和卡尔·伯因斯坦(Carl Bernstein)。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这两位记者率先揭发了理查德·尼克松政府的水门丑闻。

    我认为经济学可以避免许多由物理学妒忌引起的这种麻烦。我是希望经济学采用硬科学的基本治学方法,养成指明其借鉴知识的来源的习惯,但我并不希望它由于物理学妒忌而渴望一种无法达到的准确度。大体上来说,那种包括波尔茨曼常数在内的准确而可靠的公式是不可能在经济学中出现的。经济学涉及的系统太过复杂。渴望做到物理学那么精确不会给你们带来任何好处,只会让你们陷入麻烦之中,就像麦肯锡那个可怜的傻瓜。

    我认为经济学家要是多点关注爱因斯坦和莎朗·斯通,本应可以做得更好。要经济学家关注爱因斯坦比较容易理解,因为爱因斯坦说过一句著名的话:“一切应该尽可能简单,但不能过于简单。”这句话有点同义反复,但是它非常有用;有个经济学家——可能是赫伯·斯坦因(注:赫伯·斯坦因,1916——1999,美国经济学家,曾任尼克松总统和福特总统的首席经济顾问)——也说过一句同义反复的话,我很喜欢那句话:“如果一件事情无法永远延续下去,它最后就会停下来。”

    经济学家之所以应该关注莎朗·斯通,是因为有人曾经问她是否有过阴茎妒忌之类的烦恼。她回答说:“绝对没有。我自己有的东西已经够让我烦恼的了。”

    当我说起经济学这种虚假的精确,即追求可靠的、精神的公式的倾向,我想起了阿瑟·拉弗(注:阿瑟·拉弗,1940——,美国经济学家,以拉弗曲线闻名,曾任里根总统经济顾问)。他的政治观点跟我一样,但在经济学研究方面,他有时采用了错误的方法。他的麻烦在于追求虚假的精确,那可不是一种研究经济学的成熟方法。

    拉弗这些人遇到的情况让我想起了一位来自乡下的参议员——这件事情真的发生在美国。这些故事不是我捏造的。现实总是比我接下来要告诉你们的更加荒唐。反正这位乡下参议员在他的州议会上提出了一项新法案。他想要通过一项法律,把圆周率π改为3.2,以便小学生更容易进行计算。你们可能会说这太荒唐了,拿拉弗之类的经济学教授和这样一个乡下参议员相比太过份了。但我认为我算是给这些教授留了情面的。至少那个乡下参议员打算把圆周率确定为3.2的时候,他犯的错误比较小。但如果你们在经济学这么复杂的系统中试图达到虚假的精确,你们引起的错误最终就会比那个不称职的麦肯锡合伙人在担任《华盛顿邮报》顾问时所犯的错误还要糟糕。所以呢,经济学应该模仿物理学的基本治学方法,但是永远不应该追求像物理学公式那么准确的理论。

    波尔茨曼常数 - 图10
    波尔茨曼常数 - 图11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Albert Einstein,1879——1955)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原来毕业于瑞士一所师范大学。1904年,在瑞士专利局工作期间,他撰写了博士论文,主题是如何测量分子的大小。在那年和随后一年,他写下了几篇奠定现代物理学基础的论文。这些论文涉及的主题包括布朗运动、光电效应和狭义相对论。他后来还对量子力学、统计力学和宇宙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1921年,爱因斯坦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波尔茨曼常数 - 图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