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文物局在左 公安局在右

    初探西高穴

    发现鲁潜墓志的考古简报刊登出来的同一年,河南省文物局启动了南水北调中线文物普查工程。安阳县安丰乡,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在河南境内的最北段。2003年启动的文物调查工作,在安丰乡的固岸村发现了一处重要墓地。这处墓地延续时间很长,最早埋入的墓葬可追溯到战国时期,历经两汉、魏晋、隋唐宋直至元明清,其中以东魏、北齐墓葬最多。

    2005年,河南省文物局南水北调文物保护办公室决定发掘固岸墓地。领队为时任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的潘伟斌。

    2005年7月,作为固岸墓地考古队队长的潘伟斌再次来到安丰乡。他最感兴趣的是固岸墓地中的魏晋墓。要知道,魏晋时期的墓葬,以往考古发现并不多。

    2006年5月,借着和煦的暖风,豫北大地卸下肃穆的冬装。千年沧桑被大片掩盖,只有偶尔撕开绿色的黄土,提醒人们关注这里的历史。

    西高穴村的男女老少如同往常,各自忙碌着活计。谁也没有注意到有几名陌生人朝村里走来。

    陌生人没有进村,而是径直奔向了村南的岗地。

    这块岗地高出周围田陌将近4米,面积在20亩左右。分田到户的时候,它被分割给了11户人家耕种。这并不是一块好地,地势高,灌溉难。但千百年来与西高穴村真正息息相关的,正是这块瘠薄之地。

    来人是时任安阳县安丰乡党委书记贾振林和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固岸考古队的潘伟斌等人。他们似乎奔着特定的目标而来。

    来此之前,贾振林掌握着安丰乡最新的盗墓线索。他告诉潘伟斌,安丰乡西高穴村最近有一座大墓被盗,希望潘伟斌到现场对被盗古墓的价值作一次评估。

    刚开始,潘伟斌有些犹豫。潘伟斌并不怀疑墓葬被盗的消息真伪。在安丰的日子里,他晚上经常听到沉闷的爆炸声。后来才知道,这是盗墓贼在放炮。为此他还随同当地派出所去现场抓捕过盗墓贼。眼下他怀疑的是,贾振林说的这座被盗大墓有没有那么宏伟壮观。固岸墓地的发掘工作正忙着呢。他决定先派考古队员聂凡和任成磊去现场看看。临行前他叮嘱聂凡和任成磊带上数码相机,以便拍几张现场照片向他汇报。

    西高穴村在固岸村西边约数千米,但任成磊和聂凡随同贾振林居然折腾了半天才回来。潘伟斌正埋怨,聂凡和任成磊却破门而入。两个小伙子二话没说,直接将相机联在了潘伟斌的手提电脑上。等看到聂凡和任成磊拍回的图片,潘伟斌几乎打了个冷战:这座被盗古墓使用了高规格的青砖构筑墓室,墓主人绝非等闲之辈!他决定放下手头的工作,亲自去探访这座大墓,于是便有了这次西高穴村之行。

    潘伟斌一行人到了岗上,徒步勘探了一番,便奔向岗地西头。岗地西头是一处南北长超过200米、东西宽接近100米、深达5米以上的大坑。这个大坑,是西高穴村村民徐镇海等人烧制砖瓦时取土形成的。

    第二节 - 图1

    引自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编著《曹操高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本书图片如无标注均引自此书(编辑注)。

    ▲西高穴村的烧砖取土坑以及坑内盗洞(图中白线勾画的半圆形标识处) 第二节 - 图2

    第二节 - 图3

    2005年国家颁布政令保护耕地,砖窑停工。深陷的取土坑,成了犯罪分子的隐身之地。早在徐镇海等在村南岗地西头烧砖时,便有盗墓高手注意到了地下的异样。这年除夕,有人利用村民放鞭炮的时候,用炸药在坑内土质异常的地方炸开一个口子,发现地下3米处埋藏着一个砖墓。随后盗墓分子便破墓而入,将墓葬大肆洗劫一番。

    考古队员有时会将盗墓贼称为“发丘中郎将”或者“摸金校尉”。

    “发丘中郎将”或者“摸金校尉”这两个名号,是三国时陈琳“赏给”曹操的。曹操是否真的设了这两个官衔,已经没有人知道。但在考古队员心里,盗墓贼是他们的天敌。

    考古队员痛恨盗墓贼,却又不得不和他们打交道。今天之行他们便是因为盗墓贼而来的。

    潘伟斌等在西高穴村西的取土坑边并未多作停留。因坑边太陡,大家只好绕道下到坑底。

    在靠近大坑内的东部断崖处,贾振林停了下来。大家一眼便注意到了地下有一个又黑又暗的深洞。贾振林一指那个深洞说,到了,就在这里。潘伟斌低头望去,只见盗洞约有一米见方,里面黑乎乎的,于是趴在洞口仔细往里看,发现盗洞底部向北有个斜坡,斜坡下部有一个更大的洞,洞的周围隐隐约约有一圈青砖。再往里看,什么也看不到了。

    西高穴大墓有两座,这里就是后来被称为西高穴二号墓的大墓。

    潘伟斌决定顺着盗洞下去看个究竟。于是让人找来绳索,将绳的一端拴在自己腰间,另一端请贾振林和任成磊等人拉住。

    潘伟斌一手拿着手电筒,顺着盗洞缓缓地下到洞里。绳子下坠了3米左右,发现砌有一圈青砖的地方正是古墓的墓顶。盗洞从墓顶的青砖穿越而过,再往下肯定便是墓室了。他留心了一下砖的尺寸,大约长50厘米,宽25厘米,素面磨光。他很清楚,这种砖的年代远不止千年,而且墓葬具有很高的规格。

    第二节 - 图4

    第二节 - 图5

    正式发掘西高穴大墓前考古队拍摄的盗洞洞口及洞内砖砌结构(潘伟斌供图)

    潘伟斌决定进入墓室。他向地面的任成磊等喊了几句话,叮嘱他们拉紧绳子。

    有了同事配合,他顺着盗洞向墓室下坠。向下滑行了4米左右,他隐约感觉脚下碰到了什么东西,以为到了底,于是松开抓绳子的手,没想到一下子摔倒,滚到了一个很深的土坑里。回头向上看时,洞口仅成了一个小小的亮点。

    这时他距盗洞口已有八九米,四周漆黑一团。他拿起随身携带的手电筒,尽力让自己的眼睛适应墓内的环境。过了一会儿他看清楚了:这是一座规模超大、规格极高的砖室墓。该墓的墓室不止一个,自己当前所处的位置仅仅是该墓的后室,还有前室和侧室。后室的砌法极为讲究,顶部结构在考古学中称为四角攒尖式。他从后室向前爬行,通过一个通道来到前室,发现前室的墓门居然还没有被完全打开。

    潘伟斌特别留意了一下墓葬被盗的情况,发现墓室内淤泥很多,许多地方有被翻动的痕迹。这使得他心情复杂起来。这座墓葬结构复杂,而且采用四角攒尖顶的结构,具备了王侯甚至帝王级规格。鲁潜墓志记载附近有曹操墓,看来这种可能性的确不能够排除。但他又心生遗憾,盗墓贼捷足先登,又一座重要的古墓遭到了洗劫。

    潘伟斌没有在墓内多停留,他攀出盗洞,一面叮嘱同行的安丰乡干部立即将洞口回填,并派专人巡逻保护,一面决定及时将这次探访结果向上级领导汇报。

    第二节 - 图6

    西高穴二号墓的盗洞照片,由内向上看(潘伟斌供图)

    贾振林急切地想知道潘伟斌对西高穴大墓性质的判断。观察了古墓结构的潘伟斌终于让他感到慰藉。潘伟斌说,这至少是一座王侯级大墓,不排除曹操墓的可能。

    潘伟斌的意见让贾振林如坐针毡。这么重要的一座大墓居然被盗,岂不是让他这个书记难堪!他问潘伟斌能否进行发掘。潘伟斌摇摇头,说考古发掘必须有国家文物局批准,否则即便是官方考古队,擅自发掘也是违法的。

    公安局的文物保卫战

    转眼到了2008年春天,安丰乡的贾振林书记再次来到固岸考古队驻地,找潘伟斌通报了一个重要信息:西高穴大墓又发现被盗的痕迹。

    原来安阳县接到省、市文物局关于加强西高穴大墓保护工作的通知后,指示当地乡、村干部按文物部门的要求,将盗洞口回填,并派专人巡逻,希望以此阻止盗墓活动,但实际操作中很难执行到位。2007年年底,一支由十二个人组成的“盗墓小组”,拿着手电、木棍、麻绳及挖土的钢筋等,通过已有的盗洞,再次进入了墓室。贾振林通报的最新被盗痕迹,正是2007年年底的盗掘活动留下的。

    潘伟斌又一次来到西高穴大墓,这次他注意到墓室内的淤土比过去高了许多。之前他下到墓室中,足底着地处距盗洞口还有4米深,现在连3米都不到,说明墓室内堆了更多的淤土。这些土是从哪里来的呢?原来,盗墓贼每次盗墓,都会顺着旧的盗洞,把以前洞口的回填土推到洞穴中。墓室中的堆土,也就越淤越高。可见一年多来,前往盗掘西高穴大墓的不法分子并不止一批。

    大墓后室顶部的两个大盗坑,是每个考古队员心中的痛楚。没有人知道究竟有多少盗墓贼从这两个盗坑中下到墓室,更无从知晓有多少件文物从这两个盗洞中流入不法市场。

    作为主管业务工作的省文物局副局长孙英民为墓中文物的流散忧心忡忡,多次要求安阳市公安局尽快成立专案组,尽快破案。安阳市、县两级领导也意识到墓中文物流失已经是一项巨大损失,责成公安部门尽快成立专案组,专门负责此墓葬被盗案件的侦破工作。

    安阳县那些年的盗墓活动的确十分猖獗。早在潘伟斌发掘固岸遗址时,盗墓活动便已经泛滥。据安丰乡固岸村村主任张清河说,2007年,他才当上村主任,就不记得跑了多少趟派出所了。因为常有派出所通知,村民因盗墓被抓,民警叫他去认人。

    2008年春,考古队正式向安阳县警方提出请求,要求对西高穴大墓流失和被盗文物进行追缴。反盗墓战全面打响,并且力度越来越大。

    文物收缴取得的成果,包括可拼接的石璧1块,画像石3块,石枕1件,刻字石牌1块。

    收缴的石璧是断成三截的“半璧”。后来这半块璧居然和西高穴二号墓中发掘出来的另外半块璧可以相互拼接,让人在五味杂陈中联系起“完璧归赵”的成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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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安局追缴的石璧与后来在西高穴二号墓中出土的石璧可相互拼接(潘伟斌供图)

    收缴的3块可拼接的画像石材质相同,拼合之后图案完整,构图分上、下两部分。

    上部:最左端有两位老者席地而坐,人物上方题刻有“首阳山”三字,其前有一行人物对两位老者揖拜。两位老者加上“首阳山”三字,自然让人联想起伯夷叔齐的故事。右边为一行人物,题刻有“主簿车”“纪梁”“侍郎”等字,表达的是纪梁(杞梁)妻哭夫的故事。

    下部:中间是一座桥梁,桥下游鱼穿梭,天空中有鸟飞行。桥上有车一辆,桥两边为人对攻厮杀的场面。车的右上方题刻有“令车”二字。桥下中间一人落入水中,表情惊慌失措,其右上方题刻有“咸阳令”三字。他两边各有一条小船,船上有两人,一人驾船,一人持兵器向落水人进攻。面对进攻,落水人手足乱舞,不知所措。

    此内容多见于东汉时期墓葬画像石中,表现的是“七女复仇”的故事。

    关于这3块残块组成的“画像石”内容,民间还有另一种解释:主题是垓下之战。这种解释认为画面内容分上、中、下三层而不是两层:第一层讲的是项羽问路,被农夫误导进了沼泽;第二层描绘垓下之战期间项羽把他的随从分为四队,朝着四个方向突围;第三层表现项羽和乌江亭长说话的情景,亭长劝说项羽搭船东渡,项羽不愿意。

    民间解读猜测成分较多,显得十分牵强。一则项羽问路不可能问到首阳山去;二则中间的项羽突围也有不妥,因为根据文献记载,项羽是骑马征战的,不应该乘车;下部更不会是乌江亭长劝说项羽东渡的场景,其题刻明确告诉大家是“咸阳令”。项羽怎么会摇身一变成“咸阳令”呢?

    收缴的石枕为青石质,正面中间为一很深的凹槽,恰能放下人的脖颈。凹槽中间高,前后略低,很符合人脖颈的生理特征;石枕的背面平整,中间刻字,内容为“魏武王常所用慰项石”九字,字体为汉隶八分体。字体规整,笔画遒劲有力。

    收缴的石牌呈圭形,青石材质。上有穿孔,孔中有铜环,环上连一铜链。正面刻“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刀”十字。字体与石枕上的一样,均为汉隶八分体。此件文物是2008年3月有人从黑市购买的,据说出自西高穴大墓。时任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的孔德铭知道后前往了解情况,并劝说此人将这件文物交给了国家。

    画像石和石牌等文物虽属收缴,没有了原生信息,但案犯对文物出自西高穴大墓内供认不讳。更重要的是,这几件文物的石料与后来发掘出土的墓内文物完全相同,其文物特征与出土物高度一致,文字、用语习惯以及句法完全一样。因此均可排除其造假的可能性。

    文物局的两难抉择

    早在2005年,潘伟斌初探西高穴后,回到郑州将探访西高穴大墓的情况向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领导作了汇报。时任所长孙新民、副所长张志清听取了汇报。

    汇报的内容显然深深地打动了两位所长。

    西高穴大墓是否与曹操有关尚无法断定,但这么高规格的一座古墓,由于取土坑移去了表土,墓顶暴露在外,盗洞豁然敞开,纵使派人日夜值守,也难以防范。天长日久,不仅墓内文物无存,甚至墓葬结构也会遭到破坏。

    孙新民、张志清讨论再三。最终决定将情况报送河南省文物局,申请对该墓进行抢救性发掘。

    很快,一份《考古发掘申请书》送到了省文物局。负责业务工作的副局长孙英民看到了报告。

    此时的孙英民,尚未亲往西高穴大墓现场,只能通过上报材料中的相关描述作出判断。他虽然注意到上报材料中的古墓正面临被盗风险,仍然坚定地否决了发掘申请。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三章第二十七条规定:“一切考古发掘工作,必须履行报批手续;从事考古发掘的单位,应当经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批准。地下埋藏的文物,任何单位或者个人都不得私自发掘。”

    按照政策,如此高规格的大墓原则上不能批复。更何况他批复之后,文件还要送到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审批 第二节 - 图8。他必须为国家把住第一道关。

    孙英民当然担忧古墓的安危。他通过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通知安阳县地方政府,务必派人将已有的盗洞回填加固,同时日夜巡护,确保墓葬万无一失。

    发掘西高穴大墓的想法,不得不暂时搁置下来。

    2008年初秋,安丰乡派出所抓获了一批盗墓贼,又从盗墓贼手中追缴了1块比较完整的画像石。安阳县政府请潘伟斌对追缴回来的画像石进行鉴定。潘伟斌判断这是块典型的东汉画像石,如果它真来自西高穴大墓,说明该墓葬已经岌岌可危。如果听任不法分子继续盗掘,特别是将来雨水进入墓室,墓室很快就会坍塌。一种巨大的担心和忧虑一时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贾振林怀着与潘伟斌同样的心情。他拉着潘伟斌,给时任安阳县人民政府县长的徐慧前送去一份书面材料,详细汇报了西高穴大墓面临的危险。报告强调,虽然安丰乡政府加大了对盗墓分子的打击力度,但是仍然不能有效地阻止盗墓分子对它的破坏,从2006年至2008年两年时间内,安丰乡派出所先后破获盗掘此墓葬案件4起,抓获盗墓贼二十多人。

    徐慧前县长收到报告,建议潘伟斌向省文物局和国家文物局再次提出抢救性发掘申请。

    随后潘伟斌赶回郑州,他要当面向省考古所领导报告情况。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孙新民所长听取汇报后,与副所长商议,决定马上将新情况书面上报省文物局,同时申请抢救性发掘西高穴大墓。省文物局接到报告后立即召开了局长办公会,会上决定由安全处负责文物安全工作的李培军同志带领文物鉴定专家、考古专家奔赴现场,回来后立即向局领导作了汇报。

    孙英民听取了李培军的口头汇报,看到省考古所的材料,意识到情况的特殊性。按国家政策,像西高穴大墓这样的王侯级大墓,原则上是不能批准发掘的。但情况果然如汇报材料所言,则又必须作出决断。

    孙英民陷于两难境地,他决定去西高穴村看个究竟。他到现场一看,深感墓葬的被盗程度远远超出想象,如果不采取发掘措施,只怕很难保证大墓的文物和结构安全。如果批复发掘,也许还可以将大墓的现有结构和现存文物保存下来。

    回到郑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正好送来再次申请发掘西高穴大墓的《考古发掘申请书》。孙英民这回没有多想,直接在申请书上签了字。

    这是一个被迫的决定,正应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文物保护方针中“抢救第一”的四个字。

    申请书通过电子申报系统送到国家文物局。国家文物局了解情况后,于2008年11月同意了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西高穴大墓的请求。河南省文物局随即责成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组织对这座古墓进行抢救性发掘。

    一场震动全国的考古发掘正式拉开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