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随葬文物的数量与种类

二号墓的发掘告一段落。总共发现了多少文物呢？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编著：《曹操高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

2016年出版的发掘报告《曹操高陵》记录了主要随葬品的出土情况 ：

2009年9月4日，在靠近墓门的墓道下部，清理出铁铲1件。

9月22日，在墓室内的上部扰土中先出土虎雕1个，随后出土铁剑残块、鎏金盖弓帽、铜泡钉、铁镞、铁带扣、银饰、铁刻刀、骨器、云母片和漆木器。

10月9日，在后室上部扰土中，出土五铢钱1枚。

10月12日，在前室靠近门道发现男性头骨一枚，面部有残缺。

10月14日，在甬道出土圭形石牌上部残块1块，上面带有“……常所用……”文字。同日，在前室内的上部扰土中，出土铜盏、铁镞、残马衔、剪轮五铢各1件。在前室北侧室内上部扰土中，出土有圭形石牌下部残块，刻字内容“……用挌虎大戟”等字，同时出土的还有鎏金盖弓帽、铁镞各1枚。

10月15日，在前室北侧内上部扰土中，出土有银环、铜环、五铢钱、银铺首衔环、石质箱饰、铜泡钉、铜饰等。

10月17日，在前室南侧室内的上部扰土中，出土有金簧1个，骨簪数根、铜泡钉若干和1个陶砚。在前室上部扰土中，清理出铁质铠甲片64处、画像石残块若干。前室北侧室上部扰土中，出土有铜带扣、铜泡钉、云母片、铁镞、人骨和陶鼎残块等。

10月21日，在后室扰土中，出土了1块带有残“魏”字的石牌和部分金丝。

10月23日，在后室扰土中，出土金纽扣1枚。

10月26日，在后室南侧室上部扰土中，出土残石璧1块、铁帐构件1个、画像石残块若干。

10月27日，在后室南侧室扰土中，出土刻有“木墨行清”完整六边形石牌1块。同日，在后室南侧室扰土中，出土刻有“香囊卅双”和“绒二幅一”完整六边形石牌2块、银铺首衔环1个、铜泡钉和铜饰若干。

10月30日，在后室北侧室扰土中，出土铜栓1枚、铜泡钉、棺钉若干。在后室南侧室扰土中，出土铁钉、铁衔环、画像石、人的残骨、铜泡钉等。同时出土的还有“白练单裙一”“八坟机一、木墨敛二合”六边形石牌2块和圭形石牌残块2块。

11月1日，在后室北侧室内的扰土下部，出土多枚铜泡钉。在前室南侧室，出土铁带扣、云母片、彩绘漆器残片。在前室北侧室扰土下层，出土“……用挌虎短矛”圭形石牌1块。

11月4日，在前室扰土中，出土黑色玛瑙珠1个，铠甲片71片和人骨残块若干。

11月8日，在前室扰土中，出土圭形石牌残块2块，其中一块残牌上有“魏武王常所用挌虎……”铭文。

11月9日，在前室扰土中，出土骨尺残块。

11月11日，在前室下部淤土中，出土铠甲90片、画像石残块、云母片和人骨残块若干，并出有金丝7根、叶状银箱饰、铜柄各1个。小玛瑙珠、骨簪若干。

11月23日，在前室下部淤土中，出土铠甲片23片、铜泡钉4个、玛瑙珠3个、圭形石牌残块2块，其中一块上刻“……挌虎短矛”。

11月24日，在前室下部淤土中，出土完整玛瑙饼1块。

12月4日，在后室扰土中，出土六边形石牌1块，上刻“镜台一”。

12月6日，在后室扰土中，出土玉璧残块1块、石圭的下部残块1块。

12月7日，在后室扰土中，出土铜印1方。

12月10日，在后室扰土中，出土铜泡钉4个、铜质伞帽1个、圭形石牌残块1块，上刻“常所用”。

12月12日，在前室南侧室淤土中，出土陶俑2个。在后室扰土下层，出土大量人骨残块和两枚女性头骨。

12月14日，在后室淤土中，出土“墨画衣枷一”完整六边形石牌1块。

12月15日，在后室淤土中，出土“紫绡披衫、黄绡 一”“沐具一具”完整六边形石牌2块，穿孔珍珠1颗、铁镜1面。在南侧室，出土“勋二绛绯”完整六边形石牌1块。

12月16日，在后室淤土中，出土铜铺首衔环1个和大量骨簪。

12月19日，在后室南侧室靠近甬道下部的淤土中，出土六边形石牌21块。刻铭内容分别为“五尺漆薄机（几）一、食单一”“文锸母一”“漆唾壶一”“白缣画卤薄、游观、食厨各一具”“轩杅一”“樗蒲床一”“绛白复裙二”“白练单衫二”“紫臂褠一具”“竹簪五千枚”“墨画零状荐苹蒻簟一具”“黄蜜金廿饼、白蜜银廿饼、亿巳钱五万”“镘莱簂一”“渠枕一”“黄豆二升、木 机一”“刀尺一具”“墨表赤里书水碗一”“胡粉二斤”“长命绮 衫、丹纹 一”“紫绮大□一、刾補自副”“木绳叉一”。另外，出土玉珠1个、铜泡钉1枚。

12月21日，在后室南侧室靠近甬道的下部淤土中，出土六边形石牌18块，刻铭内容分别为“广四尺、长五尺绛绢升帐一具、构自副”“璧四”“三尺五寸两叶画屏风一”“丹绡襜襦一”“绛文 袴一”“冒一”“文藻豆囊一具”“白练袜一量”“□□□一”“绛柸文绮四幅被一”“竹翣一”“书案一”“一尺五寸两叶绛镘屏风一”“丹文直领一、白绮裙自副”“绛疏披一”“黄绮披丹绮缘一”“黄绫袍锦领袖一”“玄三早绯”。同时出土的文物还有石圭的上部、铁质帐架构、三珠钗1件和大量陶器残块。

西高穴二号墓出土的部分六边形石牌（潘伟斌供图）

12月25日至26日，在后室南侧室和北侧室下部淤土中，分别发现木棺残痕。在后室底部靠近西部的铺地石上，发现六个方形凿痕，判断它们是用来标示石葬具位置的记号。

2010年1月7日，在后室南侧室下部淤土中，出土铁质帐架构残块若干，完整六边形石牌3块，内容为“墨饼一”“輴车上广四尺长一丈三尺五寸漆升帐构一具”“绒手巾一”。

1月31日，在后室下部淤土中，出土完整六边形石牌1块，刻铭为“墨廉薑函一”。

5月11日，在前室西北角的一块淤土的下部，清理出铜泡钉、鎏金盖弓帽、陶支架各1个，瓷器残片2片和一些漆木器残片。

西高穴二号墓出土文物分布（刘子彧据《曹操高陵》平面图改绘）

6月12日，在前室淤土中，清理出铁质铠甲8片，小玉珠2颗，圭形石牌残块1块，上面刻有“常所用长犀盾”。

9月23日，在前室北侧室的门道下部扰土中，清理出铜泡钉1枚、铜环2个，圭形石牌2块。其中一块铭“魏武王常所……”，另一块铭“……用挌虎短矛”。中有少许云母片、漆皮和陶器残片。

9月24日，在前室北侧室盗洞口部的扰土中，清理出铁钉3枚，锈蚀铁器2件和人的肋骨，以及漆皮残片、陶器残片。

9月26日，在后室南部靠近南侧室门口和后甬道的西部，分别发现两处木制家具残存，其中靠近后室南侧室墓门的漆木器因为叠压在铁镜之下，呈长条状，推测可能是石牌中记载的镜台；后甬道西部那处漆木器，仅剩局部，原器已难辨认，但从其残存的保存相对完整的一角看，可能是书案或屏风之类的家具。

文物的计数，并不是件简单的事。最终的数量，必须等全部发掘结束完成、研究整理工作完成之后才能掌握。举个例子，墓内出土的铁铠甲，出土时散片达数百件，散落严重。究竟是1副甲？还是2副甲？要研究以后才能有结论。而铠甲又是由甲片穿缀而成，甲片的清点，需要技术处理之后才能进行。再如，有的文物出土时已经破碎成数块，分布在墓室内不同部位，发掘现场是按不同个体编号和登记造册的，只有等发掘工作结束后通过整理修复才能确认准确的个体数。

发掘过程中，二号墓内登记在册的劫余文物不下400件（套），其中出土时比较完整、无需修复的文物有250件（套）左右，如果加上陶器、铁器和独立存在的画像石（数千残块不计在内），经过数年整理、分离、修复，现有编号文物已达1000余件。

文物的类别，以材质分，包括有金、银、铜、铁、玉、石、骨、陶、漆、云母、煤精石等。

▲金饰件

▲银环

▲铜铺首衔环

▲铁箭镞

骨板

金银类文物有：金丝、金扣、金环、银带扣、银饰件、银环。

铜质文物有：铜带钩、带扣、铜环、铜泡钉、铜钱。铜钱为“五铢”钱，还有1枚剪轮五铢。

铁质文物有：铁铠甲（已锈结）、铁剑、铁杵、铁弩、铁矛、铁戟、铁刀、铁镜、铁帐构，以及成束的铁箭头和两种不同规格的铁棺钉。其中，铁镜直径达21厘米，令人印象深刻。

玉质文物（包括玛瑙、水晶）有：玉佩、玉珠、玛瑙饼、水晶珠、玛瑙珠。

石质文物有：石璧、石枕、石圭、石弩机、刻字石牌、画像石块。其中，石圭宽7.4厘米、长28.9厘米。

▲西高穴二号墓中出土的画像石及漆木器

▲石璧出土时的情景

▲陶器出土时的情景

铁镜和陶器出土时的情景

骨质文物：骨尺、骨簪。

陶瓷文物有：陶砚、陶豆、陶灶、耳杯、盘、壶、托盘、盆、陶俑、釉陶罐、器形不明的瓷片。

漆木质文物：漆器。

其他：煤精石雕成的小老虎、云母片。

上述随葬品，最被关注的是刻字石牌。这些石牌共66块。除1块形制不明，其余65块可分为A、B两类。

A类：共10块。呈一端尖锐一端平直的圭形，体形略显瘦长。上面所刻文字说明器物主人、器物名称，但不言数量。例如2块“魏武王常用挌虎大戟”、2块“魏武王常用挌虎短矛”等。

B类：共55块。六边形，长8.3厘米，宽4.75厘米，厚0.7厘米，上部中间有穿孔。所刻文字不仅言明物品名称，通常也言明物品数量，但绝不涉及物品主人。每块B类牌，内容大都不相同，例如“八寸机一”“百辟刀”“香囊卅双”“胡粉二斤”“刀尺一具”“木墨行清”“白练单裙”“黄豆二升”“绒二幅一”等。

除上述随葬品外，还有一部分特殊的“文物”。罗列如下：

1.木棺三具：后室的南、北侧室各出一具，后室（主室）也有一具。

2.三个人骨个体。

3.建墓室的砖：砖长0.5米，宽0.25米，厚0.125米，素面磨光。

4.铺地石。

5.画像石残块数千块。

由于历经盗扰，三具棺木均已被破坏。后室作为主室，仅存石葬具的痕迹，两边侧室内虽有木棺，但只剩痕迹，还有各种散落的棺钉、棺饰。三个墓主人的遗骨更是散乱在墓室各处，相互混杂在一起，需要体质人类学专家辨认、分离。

所有文物中，如果简单“记件”，以画像石残块和墓砖的残块数量最大。画像石部分出土于墓室，部分则以碎块形式填埋于墓室上面的填土。

墓室内的画像石内容丰富，雕刻娴熟，题材有“神兽”“七女复仇”等，有的刻有文字，如“主簿车”“咸阳令”“纪梁”“侍郎”“宋王车”“文王十子”“饮酒人”等。另外一部分残块明显制成瓦当形制，可能是石屋或石椁的残块。

填土中的画像石碎块和墓砖碎块，可能是筑墓过程中加工材料的废料。

随葬品的位置，与墓室中各个主室或侧室的解释密切相关。

后室是主棺所在，因为没有帷帐构件出土，且有石葬具痕迹，推测入葬时没有设帐，但可能建有石屋，犹如墓主人的“寝室”所在。

后室的南北两个侧室中安放有棺材，虽有随葬品，也是附属之物。如南侧室发现的铁帷帐构，当为棺木之外的帷帐的“零件”。

前室属于“前堂”性质，刻有“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等圭形石牌均出土于这里，而且前室还发现有鎏金盖弓帽，推测应该随葬有车辆。因此，前室犹如墓主人生前的厅堂。

前室的南侧室可能与庖厨有关；前室的北侧室采用“四角攒尖”顶，虽然室内发现物品不明，或与礼仪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