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细察情态 其心可知

吕公善观情态亲选婿

吕后雉（前241—前180），山东单父人，汉高祖刘邦的皇后。刘邦死后称吕太后，临朝执政16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无冕女皇。

吕后在西汉前期的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她身后，却毁誉纷纭。在她执掌大权时期，推行了“休养生息”的政策，使汉皇朝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均得以稳步发展，为后来的文景之治奠定了政治和物质的基础。

吕雉之父吕公，在单父属士这一阶层，因此吕雉自小得以闺秀生活，养得姣美如玉。公元前221年，吕公为躲避仇家，携带家眷离开单父，迁居接邻的沛县，投奔他的好友沛县县令。沛县县令顾全友谊，留吕公一家落居此地。出于敬重的善意，沛县县令决定为吕公举行大宴，并让沛县的地方绅士和官衙执事都来拜贺。这样，由此便引出了吕雉与刘邦带有传奇色彩的姻缘。

刘邦的父亲是个种田人，刘邦却不喜劳动，靠着能舞枪弄棒的武艺，居然讨得了小小的泅水亭长之职，与沛县的功曹萧何、典狱长曹参、县吏夏侯婴等人交往甚密。

刘邦也参加了沛县令为吕公举行的大宴，而且泰然自若地坐在首席上，谈笑风生，频频饮酒，旁若无人。酒阑席散，客人俱皆告辞，吕公以目示意刘邦留下。待无他人时，吕公对刘邦说：“我年轻时就给人看相，还没见过像你这样有福相的人，不知你娶亲没有？”刘邦活到36岁，还未曾有人关心自己的婚事，连忙答道：“家境贫寒，尚未娶亲。”吕公高兴地说：“这太巧了，我有一女，还待于闺中，如不嫌弃，愿许配于你。”刘邦听罢感到喜从天降，一文未花吃顿盛宴不算，又白白赚了个媳妇，心里乐不可支。当即翻身下拜应允，订了迎亲的日子后，兴冲冲地告辞回家了。

吕公回到家中，把许亲之事与妻子说了，他的夫人听了十分恼怒。原来，吕公夫妇有两男三女。两男为吕泽、吕释之，三女是吕长句、吕雉、吕媭。子女中唯吕雉生得仪容秀丽，有“贵人”相，因此备受宠爱，不肯轻易许人。如今这“贵人”许给了不务正业、好说大话，且年龄相差10多岁的刘邦，好似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吕夫人对丈夫说：“你以前讲二女应嫁贵人，沛县令求婚你都不允，如今却无端送与刘邦，他是贵人吗？”吕公并未动气，仍笑呵呵地耐心解释说：“你们妇道不知其理，你放心，我的眼光不会错的。”吕夫人拗不过丈夫，只得同意了这门婚事。

转瞬间吉期已届，刘邦换好礼服，自来迎娶。吕雉妆扮一番，坐上彩车，随刘邦去了。如果说吕公嫁女是出于偶然的话，但刘邦与吕雉的结合，却彻底改变了吕雉的命运，使她这样一个普通的平民女子，得以走上政治舞台，在风云变幻的年代里，去施展自己的一番手腕。

冷落竟陨贤甄妃

建安五年（200），当时中国两个最大的军事集团袁绍、曹操的争雄之役——官渡之战拉开了战幕。经过两年的争锋，兵少而劲锐的曹操终于击败了兵多势大的袁绍。建安七年，袁绍吐血而死。虽然长子袁谭，少子袁尚仍拥有重兵，继续与曹操周旋，但谁都知道，袁家的大势已去，气数已尽。

建安九年（204），曹操围邺。此时袁绍子袁谭之妻甄氏与婆婆刘氏处于围城之中，生活既困苦，精神也紧张。袁绍已死，袁谭、袁尚此时正在互相残杀，所以，刘氏对自己的命运早已不抱什么希望。但甄氏此时正值盛年，她不能不考虑，假如一旦城破，自己该怎么办呢？

这年八月，邺城终于被攻破了。曹兵涌进城来，一群士兵冲到袁府门前，正要鼓噪而入。甄氏吓得躲在刘氏的怀抱中，婆媳二人抖在一起，听候命运的发落。正在这时，一匹白马飞驰而来，未等马停稳，便跳下一个青年将军，止住士兵，命令道：“不准任何人入内！”说罢，便独自步入内室。

这位青年将领，就是曹操的儿子曹丕。原来，曹氏父子早已听说了甄氏的美貌与才识，对于袁家得此儿媳，艳羡不已。曹丕从围邺开始，就打好主意：城一破，立即奔袁府。现在，他正是为甄氏而来。进入室内，只见刘氏、甄氏拥作一团，惊恐不安。甄氏把头埋在刘氏膝上，只能看到她的一头乌发和婀娜的身姿。于是曹丕便对刘氏说道：“袁夫人受惊了，请不必惊慌，也请新妇抬起头来！”

刘氏听命，便捧起了甄氏的头。甄氏面对曹丕，顿首低眉，惊魂未定，以巾拭泪。曹丕在甄氏抬头之际，便惊得呆住了，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眼前这个女人真是太美了！颇有文才的曹丕竟不知该怎样形容她的美貌，只觉眼前仿佛闪耀着一片光华，震颤着他的心灵，就在曹丕痴痴呆呆的时候，甄氏也渐渐定下心来，略微抬起双目，瞟了面前这位青年将军一眼。只见他英气勃勃，却又沉稳自信，不觉下意识地和丈夫作了一番比较，心里感叹：真是位青年英雄。甄氏这么一瞟一思，内心的恐惧渐渐消逝，重新恢复了平素的端庄娴雅，便大大方方地向曹丕请了个安。曹丕定下神以后，立即步出袁府，恰好碰到曹操派来接袁氏家属的将士，便向他们命令道：“不准入内，待我报请丞相！”

曹丕驰马拜见曹操，提出迎娶甄氏的要求。曹操对甄氏也是早已属意，城一破，他就立即下了保护袁府，不准任何人入内的命令，意欲得到甄氏，不料还是被曹丕抢先了一步。事到如今，也只好顺水推舟，答应了曹丕的请求。甄氏的命运，从此便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曹操治家很严。妻子卞氏非常贤慧。甄氏来到这个家中如鱼得水，她孝敬公婆，取悦曹丕，爱护弟妹，施恩于下。

刘氏的身体不是很好，一犯病，就很长时间卧床不起，每当这时，甄氏总是侍候身旁，不离左右。公元211年，曹操征讨割居西北的韩遂、马超，卞氏随军前往。大军到了孟津（今河南省），卞氏犯了病，只得留下来。消息传到留居邺地的甄氏耳朵里，甄氏十分焦虑，寝食不安，不断派手下人去问安。几批问安的人回来后都报告说，夫人的病已经好了，而甄氏却不信：“夫人在家的时候，老毛病一犯，总要一些日子才能治好。这次怎么这么快就好了呢？这一定是为了安慰我，才命令你们这么说！”心里便越发焦急。最后，卞氏从孟津给她写了亲笔信，说病确实好了，甄氏这才放下心来。等到大军回到邺地，甄氏就急忙去拜见公公、婆婆。她远远的望到卞氏的确很健康，便高兴得流下泪来，在和卞氏谈起当时的忧虑时，又止不住地哽咽。忽悲忽喜，忽喜忽悲。把卞氏也感动得流下了眼泪，左右个个随着欷歔不已。好一会儿，大家的心情才平静下来。卞氏端详着甄氏，疼爱地对曹操说：“真是个孝顺媳妇啊！”曹操平素就很欣赏甄氏的为人，此刻看到她如此动情，心里不停地感叹：德貌双全，确实难得。

甄氏比曹丕大5岁，又是再嫁之妇，但曹丕却一意宠爱甄氏达十几年之久。这当然与甄氏的美丽非凡有关，更重要的，还在于甄氏有一套笼络曹丕的本领。甄氏丽质天然，但是她从不在众多嫔妃中树敌，越是得宠，她越注意谦损自己。嫔妃之中，有谁得了宠爱，她不仅当面劝勉，而且在曹丕面前也时时褒奖；对于那些得不到宠幸的，她就亲自去安慰开导，并且借宴会欢悦的时候，向曹丕进言：“黄帝帝业稳固，后代昌盛，原因就在于妃妾多、子孙多，殿下也要广求名媛淑女，使枝叶繁茂，根基牢固。”甄氏的这一套，特别合曹丕的心意，得到了曹丕的赞赏，同时，也在后宫树立了声望。

甄氏嫁给曹丕的第二年，便生了一子，即后来的魏明帝曹睿，以后又生了一女。甄氏对两个孩子非常慈爱，而曹睿因异常聪明，也深得曹操的喜爱，曹操总爱把他带在身边。建安二十二年，曹操东征，卞氏、曹丕、曹睿兄妹皆随军前往。甄氏因病，留守在邺。过了一年，大军才回来。卞氏手下的人见甄氏身体健康，精神很好，就觉得奇怪，问甄氏：“夫人您和子女别了一年，您不思念他们吗？怎么您的精神看上去这样好呢？”甄氏笑着回答说：“思念是思念的，但孩子跟着祖父、祖母出去，祖父祖母亲自照料，我又有什么不放心的呢？”甄氏这番话，说得非常得体，既取悦了尊长，又不失情理。

从建安九年到建安二十二年，经过13年的共同生活，甄氏彻底赢得了曹家的信任和好感。建安二十二年，曹丕被立为魏王太子，确定为曹操的继承人，甄氏也被立为太子夫人。建安二十五年春天，曹操去世，曹丕即位为魏王，甄氏正式做了王妃。这一年的十一月，曹丕废了汉献帝，篡汉自立为魏文帝，但是，甄氏却未被立为皇后，她的命运，进入了最后的悲惨阶段。

从建安二十年开始，曹丕对甄氏渐渐有了嫌弃之意，只是曹丕为人阴险，并未有所流露。曹丕嫌弃甄氏的原因，是他觉得甄氏妨碍了他争夺王位。

从建安元年（196）曹操迎奉汉献帝定都许昌以后，曹操便始终控制着朝政大权。建安十八年五月，汉献帝诏命曹操为魏公，建国魏。七月，在邺建立魏社稷宗庙。建安二十二年，进封曹操为魏王。此时的汉献帝完全成了个傀儡，只剩一个皇帝的虚名了。谁都知道，天下已是曹家的天下，而不是刘家的天下了。

随着曹家地位的稳固，曹氏内部争夺继承权的斗争也愈来愈激烈。曹操共有25子，长子曹昂已死在征战中。有资格争夺太子位的，只有3人：论年龄，以曹丕为长；论才华，以曹植为最；论战功，以曹彰为著。但曹彰只有匹夫之勇，缺乏治国之才。曹丕、曹植则不同，二人都有雄才大志，身边又各有一班谋士幕僚，都具备继承王位的能力。按照封建礼制，曹丕为长，自当立为太子，但偏偏曹操宠爱曹植。曹植才华横溢，文思敏捷，从小就能诗善文。成年以后，文名盖世。建安十六年春天，曹操与其家属共游新建成的铜雀台，令他们兄弟吟诗作赋，以试其才。曹植出口成章，作了脍炙人口的《登台赋》。辞藻之华美，文采之飞扬，令曹操赞赏不已。有时曹操故意给他们弟兄出难题，别人往往一下子答不上来，曹植偏偏能应声而对，聪颖明显超过其他弟兄。曹操本意是想立曹植为太子的；但顾忌于礼制，同时也有一些大臣反对，才使得他犹豫不决。

曹操宠爱曹植，想立曹植为太子，曹丕心里一清二楚。同时，他心里还念念不忘另一件事：建安九年攻破邺城时，曹操也曾想得到甄氏，又亲眼见甄氏到了曹家之后，深受父母的喜爱，所以他老觉得自己迟迟不能被立为太子，除了曹植得宠外，也与当初自己先一步娶了甄氏触违了曹操有关。

因此，曹丕心里既忌恨曹植，又迁怨甄氏。偏偏甄氏生性贤淑，对于兄弟之争采取不偏不倚，毫不介入的态度。本来甄氏对弟弟妹妹，从来都是爱护体贴、感情笃厚的，而对曹植的文才，更是赞赏。曹植对嫂嫂，也是非常敬重，叔嫂关系很好。甄氏对曹丕陷害曹植的一些做法，很看不惯，加上她严守妇道，从不干预国家政治。所以她不仅不是曹丕争夺继承权的助手，反而是一个不利因素。又恰在这时，后宫里的另一位妃子郭氏和曹丕的阴险性格很合拍。她看准了曹丕的野心，就不断给曹丕出主意，造舆论，帮助曹丕争夺继承权，越来越博得曹丕的欢心。经过数年的争斗，曹丕终于如愿以偿，于建安二十二年冬天，被立为太子。

曹操死后，曹丕即位为魏王。在此之前，他还不敢公然冷淡甄氏，怕得罪曹操，影响他得到王位，现在，他再也无所顾忌了，便把甄妃撇在一边，一味宠幸为他夺取王位出过力的郭妃、李贵人等。甄氏此时也看透了曹丕阴险残忍的为人，既不满他冷淡自己，也不满他迫害曹彰、曹植的行为。

公元220年，曹丕逼汉献帝“禅让”，登上了皇帝宝座。登基以后，他想立郭妃为皇后，但甄妃是嫡妻，甄妃所生曹睿又是长子。废嫡立庶，废长立幼，这种违反封建礼制的做法对于刚刚坐上皇位的曹丕，是个大忌。更何况自己，能继承曹操的王位，当时振振有词的理由就是遵从礼制，此时更不能违反这个原则。这样，甄妃越发成了曹丕的眼中钉，曹丕更加冷淡她，干脆把她扔在邺城，自己在洛阳，根本不和甄妃见面。

甄妃遭到这样的待遇，心里非常痛苦。虽然怨恨曹丕，但将近20年的奉妻，使她仍然眷恋曹丕，忠于曹丕，为抒发自己的情怀，她便作了一首《塘上行》：

蒲生我池中，其叶何离离。

傍能行仁义，莫若妾自知。

众口铄黄金，使君生别离。

念君去我时，独愁常苦悲。

想见君颜色，感结伤心脾。

念君常苦悲，夜夜不能寐。

莫以豪贤故，弃捐素所爱；

荚以鱼肉贱，弃捐葱与韭；

莫以麻集贱，弃捐菅与蒯。

出亦复苦愁，入亦复苦愁。

边地多悲风，树木何修修。

从君致独乐，延年寿千秋。

在这首诗里，甄妃抒发了自己被弃后“独愁常苦悲”的痛苦心境，也表达对曹丕的忠贞感情，流露出强烈的身世之感。然而，也惹出了大祸。

权欲熏心的曹丕，在郭氏的蛊惑下，正在寻找除掉甄妃的机会，这时，他看到了这首《塘上行》。20年的夫妻恩爱，他全抛脑后，以他的文才，也应看得出此诗中甄妃对他的深厚情怀，但他置之不顾，抓住了诗中有“怨言”，迫令甄妃自尽。在千般愁情、万般绝望之下，她含恨死去，终年才40岁。

曹丕和郭氏，逼死了甄妃还不解恨，不仅不按王妃的礼仪去安葬她，反而用米糠填塞死者的口，并故意让人把死者弄得披头散发，草草下葬。美貌贤淑的甄妃，其结局，竟是这样悲惨！

甄妃死了以后，郭氏立为皇后。曹丕因为逼死了甄妃，便对曹睿也放心不下，他命令曹睿做郭皇后的养子（郭后无子），试图培养曹睿对郭后的感情。但甄妃死时，曹睿已17岁，他知道母亲是被逼死的，所以不仅对郭后爱不起来，反而怀恨于心。因此也受到曹丕的猜忌，一直未立他为太子。有一天，曹丕去打猎，曹睿随行。忽然发现一只母鹿带着一只小鹿。曹丕张弓搭箭，瞄准母鹿射去，母鹿应弦而倒。曹丕指着惊慌逃窜的小鹿命令曹睿：“快射！”却不见曹睿开弓，只见他流着泪对曹丕说：“父皇已经射死了它的母亲，臣儿我不忍心再射死孩子！”曹丕听了，不由得放下弓箭，沉思良久。这事过后不久，曹丕决定立曹睿为太子。就在这一年，曹丕去世，曹睿即位，称为魏明帝。

魏明帝即位后，立即追谥甄妃为魏文昭甄皇后，用葬皇后的礼节重新为她安葬，并为她立了宗庙，诏告天下，盛赞甄皇后的美德。接着，又追封自己的外祖父、甄后的父亲甄逸为敬侯，封自己的舅舅、甄后之兄甄严为穆侯；并让自己的表兄甄像袭承敬侯的爵位。不久，又给了甄像散骑常侍的高官，并领职伏波将军、射声校尉。甄像死了以后，继续让甄像的儿子甄畅继承侯爵。甄家其余后代，被封为列侯的还有七八人，连甄后的母亲、嫂嫂也都受了册封，甄家终于复兴起来了。

知情态臣竟欺主

唐高宗时的奸臣李义府很善于伪装自己，他虽然非常奸佞，但在外表上，却给人一种颇为柔顺、谦恭的感觉，与人说话也总是面带微笑，而把阴险狡诈和偏私妒忌藏著于心。凡遇不顺心者，皆加以中伤陷害。这样的口蜜腹剑之人，更带欺骗性，也更具危害性。久而久之，朝野皆透过面纱看清了他的真实嘴脸，称他“笑中刀”。因其“以柔而害物”，故又称他为“人猫”。

李义府因得宠于高宗和武后，攘取威柄，就愈加胆大妄为。洛州有一女子因罪被关押在大理寺。李义府闻其貌美，让大理丞毕正义将其释放，他要纳其为小妾。大理卿段宝玄闻听此讯，马上向高宗奏明此事。高宗便令给事中刘仁轨、侍御史张伦审问，弄清事情真伪。李义府黔驴技穷，为了防止事情泄露，便逼令毕正义自缢于狱中，杀人灭口。高宗内心明白，却装糊涂，不问其罪。侍御史王义方明知弹劾李义府会祸及自身甚至连累其母，但在其母亲的坚决支持下，还是挺身而出，上奏：“义府于辇毂之下，擅杀六品寺丞；就云正义自杀，亦由畏义府威。如此，则生杀之威，不由上出，渐不可长，请更加勘当！”并且当廷大声斥责李义府退下，李义府则左顾右盼，若无其事！义方再三斥责，李义府见高宗沉默无语，只好退出。王义方当廷宣读了弹劾李义府的奏章，高宗本想息事宁人，没料到王义方居然揪住不放，十分恼火，不但不问李义府的滥杀之罪，反说王义方毁誉大臣，言辞不逊，将其贬到外州做司户。

李义府“诛弃骨鲠大臣”，何止王义方一人？显庆二年（657），李义府进中书令，兼检校御史大夫，加太子宾客，封为河间郡公。这时，他与礼部尚书许敬宗秉承武后旨意，诬奏侍中韩援、中书令来济与褚遂良图谋不轨，贬韩援为振州刺史，来济为台州刺史，“终身不听朝觐。”又贬褚遂良为爱州刺史，柳爽为象州刺史。这些太宗朝以来的重臣，忧国忧民，维护朝纲，是李义府等人行其奸佞的绊脚石，所以相继被贬。

奸佞之人，大都亦是贪得无厌之辈，擅于结党之流。李义府也不例外。显庆三年（658），得宠于上的李义府，将其诸子、甚至婴儿，都封列为官。如此荣宠豪贵，李义府仍不满足。“唯贿是利”，他与其母、其妻及诸子“卖官市狱，门口沸汤”，足见其贪婪之至。同时，李义府不惜施用各种手段培植亲信，多树朋党，其势可“倾动朝野”。

李义府如此得意忘形，胡作非为，自然要惹起一些朝臣的不满。中书令杜正伦，乃一元老重臣，对李义府的所作所为甚是厌恶；李义府依仗恩宠，也不把杜正伦放在眼里。杜正伦便暗地与中书侍郎李友益商量，想要设法搜集李义府的罪证，然后将其除掉。不料，李义府却得知了这一消息，便来个恶人先告状，想要反诬杜正伦。于是，俩人在高宗面前争辩不休，相互指责。高宗虽然宠幸李义府，无奈杜正伦乃太宗朝重臣，又言之有理，然而高宗又不想光处罚李义府，便各打五十大板，对双方都做了惩罚：贬杜正伦为横州刺史，李义府为普州刺史，当时朝中舆论支持杜正伦，而武后则偏坦李义府。高宗做出这样的决定，表面上看是“两责之”，实际上只是对杜正伦一人的惩罚。因为，李义府本该受到惩处，被贬为刺史就已经是高抬贵手了；而杜正伦刚正进谏弹劾奸佞，理应受到赏赐，却反遭贬谪，岂不是黑白颠倒？事实上也正是如此，杜正伦死在了横州，而李义府不到一年又官复原职。显庆四年（659）八月，高宗诏令李义府为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其余官封如故。

这其间，朝廷内部发生了一次大变动。唐太宗皇后之兄长孙无忌，因反对高宗立武昭仪为皇后，深为武后所怨。武后伺机陷害长孙无忌。经过一番谋划，许敬忠诬告国舅长孙无忌乃“今之奸雄”，意欲谋反。于是高宗将其舅父长孙无忌放逐黔州，其子秘书监驸马都尉长孙冲等被除名，流放岭南。同时还斩杀了贬在外地的韩援、柳爽等，受牵连的大臣达十多人。就连中立不言的燕公于志宁也被贬为荣州刺史。这是武后势力对唐朝元老派的一次毁灭性的打击。从此，朝权进一步被宫中势力所控制。没有这个变故，李义府官复原职恐怕不会如此之快。经过这个变故，李义府重入朝廷也就更加胆大妄为了。

李义府既已显贵，总觉得自己的家族世代未能列入氏族志——贞观时所修的《氏族志》，是一大缺憾，应予更改。他的这一想法，与武后是不谋而合的。因为武后家族也未入《氏族志》。于是李义府和许敬忠奏改《氏族志》。有武后在高宗面前鼓动，高宗自然准奏。新订氏族志更名为《姓氏录》。李义府借此机会，终于跻身于名门望族了。李义府曾说他本出生于赵郡李氏，并与诸李氏叙亲疏。“无赖之徒借其权势，拜伏为兄叙者甚众。”给事中李德崇开始与其叙同谱，待其被贬普州，德崇便将其从赵郡李氏族谱中削除。李义府听说后十分恼怒，重新为相后，便唆使亲信罗织罪名诬陷李德崇，将其下狱，并逼其自杀。由此可见，李义府报复心极强，且心狠手辣，稍不如意，便想尽办法以达到复仇的目的。

李义府的家族挤进了《姓氏录》，他又觉得先祖的坟墓实在寒酸、有失体面。于是，李义府要将其祖父改葬于永康陵旁。李义府大兴土木，示意附近各县都派丁夫、车牛参加修建。三原县县令李孝节趁机竭力讨好李义府，私下征集众多丁夫、车牛，昼夜不停地输土筑坟。见三原县县令如此大张旗鼓，附近七县的县令唯恐自己稍有怠慢而得罪了李义府，便迫不得已地都带领人丁、车牛去供役。高陵县县令张敬业一向忠厚老实，迫于压力，终日劳累，被活活累死在工地上。助役者七县之多且不说，就连王公以下的各级官吏也都争先恐后地为其送礼，赠送安葬所需的用品。送葬那天，高宗下诏令“御史节哭”。送葬的马车，以及祭奠供帐等物，从灞桥到三原足有70里，浩浩荡荡，络绎不绝，成了唐朝以来王公大臣们未曾有过的豪华葬礼。这既是他贪谋无厌、盘剥百姓的充分表演，又是他权倾朝野的一次炫耀和示威。为祖父迁坟，竟有这般举动——上至高宗下诏，中至公卿送礼，下至县令供役，达此行能有几人？可以说，李义府的葬祖坟之举，既是想光宗耀祖，更是玩弄阴谋诡计的十足暴露。

李义府越得势就越加钻营奸佞之道，不仅自己肆无忌惮，就连整个家族也无所顾忌，“专以卖官为事”。久而久之，高宗也觉得他的所作所为未免有些过分，劝他说：“听说你的儿子、女婿以法行事，多有过失，我已为你多加掩盖，你应该劝他们少为之。”可以说，作为一国之君的高宗，这番话说得已经相当客气了。然而李义府自恃有武后撑腰，揣摩众臣无有敢上谏其罪之人，便勃然变色，慢慢地问：“是谁向陛下这么说的？”高宗说：“何用问我，是你自己所为嘛！”李义府无言以对，但并未对高宗谢罪，只是慢慢退去，惹得高宗满心不悦。李义府之所以敢于如此对高宗不恭，就是因为有武后作后盾，所以竟敢不把皇帝放在眼里。

抓住皇帝势焰熏天

太监刘瑾快66岁才随着荒唐皇帝朱厚照的上台而走红。他被提拔做内官监掌印太监：这是一个肥缺，职位类似朝廷的吏部尚书。不久又有旨下，令其总管十二团营京量驻军的司令长官，并控制最厉害的火柱兵种——神机营；刘瑾庆幸，自己半个世纪的忍辱负重，在花甲之年终于大权在握了。他从此开始演起政治戏剧来了。

在中国历史上，宦官大多出身卑微，又久处深宫，见闻十分片面，只知逢迎皇帝，绝不体谅民情；他们日近天子，出宣诏命，一旦得势，处理问题往往偏颇，且大多善于与朝廷大臣争权；这在老贼刘瑾那里表现很明显。

明朝制度，司礼监权力极大，所有题奏事情，都要先奏报司礼监，它还控制着最大的特务机关东厂和西厂，可以说是集行政权和监察权于一身。可是刘瑾仍不满足，他不愿意小皇帝对自己发号施令；他有两个“征服”小皇帝的“秘密武器”，一个叫“快活”，一个叫“烦恼”。

小皇帝从3岁起就在他的眼睛里长大，他的性情没有刘瑾不了解的。少年天子爱玩爱乐，刘瑾就极力迎合。刘瑾命人修建太素殿，修建天鹅房小码头，还投资巨款在皇宫外修建了一座新式漂亮的宫院，起名叫豹房。小皇帝在这所新宅里，与刘瑾选拔的无数色目——北方、西方少数民族的女孩子淫乐，观看优伶作戏，走马乘舟，日不足则继以夜，他哪里还有工夫管什么军政奏章或民间疾苦？这就是刘瑾送给小皇帝的“快活”。

在他玩得高兴时，刘瑾故意拿来大批文件让他处理，让官员慢慢地念。小皇帝不耐烦了，有一天，他终于大怒：“我用你干什么的？事事都来烦恼我？”刘瑾要的就是这句话，从此以后，刘瑾便可以堂而皇之地裁决各种奏章了。在刘瑾送给小皇帝的“烦恼”开始，刘瑾还按规定把拟行的旨意——即他的意见送到内阁起草圣旨。后来刘瑾干脆不再理睬内阁，而和松江市侩张文冕和妹夫孙聪在家中研究拟旨。其实3个人一对半墨水瓶不满，弄不明白，就叫焦芳提笔润色。可惜焦芳也“粗鄙无学识”，所以，那几年的圣旨，大多“狗屁不通”。刘瑾的权力早已超出了人臣的权力，而成了真正的皇权拥有者。

五府六部长官每天候在刘瑾的门前，等候召见汇报；三品官以下，都要跪着请示，外出公干的京官离京还京都要到刘瑾家告别和报告，而且渐渐的成为了制度。所有奏章先用红本呈给刘瑾，然后，才用白本送通政司，呈报皇帝。都察院奏章写上了“刘瑾”的名字，他便大怒——也难怪，这几年，谁都哆嗦着称“刘太监”，而没有直呼姓名的。直到向来以整顿纲纪自诩的都察院御史们都跪趴着谢罪刘瑾这才罢休。可见刘瑾的势焰是何等厉害。还有一个邵宝，官至总督漕运副都御史，却从未给刘瑾送过礼，刘瑾派人暗示也不承意。及至召见，“瑾大怒”，吓得邵宝蹲倒在地，而且撒尿于地。刘瑾觉得很威风，向人指湿处说“这是邵宝撒的尿”。什么公卿大臣，在刘瑾眼中，鸡毛不如。他骂祭酒（国立太学校长）王云风“你算什么东西祭酒，一嘴猪毛”。络腮胡子王云风吓得请他视察太学（太监为人士所不齿，只有唐朝鱼朝恩破例视察过太学）来取悦刘瑾。

明太祖朱元璋曾对子孙有遗训：“士大夫不为我们所用者，当杀身灭家。”刘瑾也心领神会，残酷地排除消灭异己分子。

正德元年十月，围绕大学士谢迁、刘健退休，形成了一系列冤狱。给事中御史刘玉、左都御史张敷华、工部尚书杨守随、十三道御史薄彦徽、戴铣等上书，请求“留用刘健、谢迁，把‘八虎’明正典刑”。刘瑾大怒，派提骑把他们逮捕，有的罢官流放，有的廷杖致死。南京兵部尚书为此一声叹息，被迫退休。颇有名气的理学大师王守仁（当时是兵部主事），上书替薄彦徽等争理，刘瑾假传圣旨痛打50廷杖死而复苏，贬贵州，旋又派人跟踪谋杀。亏得王守仁聪明，把草鞋帽子扔在钱塘江边，写诗稿塞在鞋里，诗曰：“百年臣子悲何在，夜夜江涛位子胥。”特务们看了，以为王已投江自杀，方回京复命。而王守仁已逃入了深山，他的父亲也被迫退休。

不久首倡公卿弹劾刘瑾的工部尚书韩文的库房里发现了假银子，刘瑾便以韩不尽职务将其罢官，韩文骑匹骡子连夜登程逃命。

大规模的迫害发生在5个月以后。正德二年三月，颁示奸党名单，包括王岳等3名内臣、2名大学士、3名尚书、2名都御史、1名郎中、4名主事检讨，16名给事中、25名御史共53人，说他们颠倒是非，彼此勾结，命令“吏部查令致仕”。全体朝臣跪在金水桥南听读诏书。由此可见，一时被骂做奸臣的，或许正是被奸臣骂的忠臣。

正德三年，又以雍泰事件，消灭了一批异己。雍泰也是陕西兴平人，是很有才干的御史，大家纷纷推荐。刘瑾觉得既是同乡必能三分向，就起用了他。可是雍泰偏不买账，说是“进退在天，刘瑾能把我怎么样！”刘瑾听说后就把任南京户部尚书仅4天的雍泰罢官，把先后推荐雍泰的前朝重臣马文升、刘大夏和尚书许进等都削职为民或者充军。刘大夏已经退休，逮捕他时，正在园中锄草，闻命即骑驴上路。发配甘肃时，雇骡车出都门，百姓追送，父老涕泣，不少女子挎篮送果。这样得民心的人居然遭到如此的迫害。

刘瑾打击面很大，凡不投心对意都不能见容。

正德三年，不肯给刘瑾送礼，见面又不跪的御史涂帧被锦衣卫廷杖重伤死在大狱，还征索其子涂朴代父充军。三边都御史杨一清治边有功，因与刘有隔阂而被罢官。当年夏天，为追查一封攻击刘瑾的匿名信，竟下令朝官跪在赤日炎炎的奉天门外。连太监李荣都看不过，偷着扔冰块给朝官解渴。晒昏的拖走，中暑死了3人。当晚，300名五品以下官员，都被关进监狱。在数千年封建社会史上这都是绝无仅有的。刘瑾又把同情朝官的太监李荣、黄伟撵出北京。刘瑾通知兴华知府要求少年进士戴大宾离婚，好把侄女嫁给戴，知府不干，也被罢官。

为了进一步迫害异己，刘瑾强化了专政机构和刑法。正德三年，刘瑾设立了外行厂和内行厂，亲自统领；加上东厂、西厂和锦衣卫，爪牙遍布京城内外。创立一个犯法，四邻连逮制度，连隔河而居的也算邻居。江南人赛龙舟，东厂太监谷大用，竟诬说造龙舟是御物而大肆抄家。廷杖朝臣，明初施刑时都要裹盖厚毡，不过表示羞辱而已。自刘瑾开始让犯官脱衣赤体受杖，血肉横飞，露筋见骨，打死人是常见的。南京给事中戴铣立毙杖下。蒋钦3次上疏，3次被杖90，死在狱中。刘瑾并创制作150斤巨枷，让犯官戴枷立于街头示众，数日一月不等。因小事儿而受枷者也非常之多。因违规坐轿，因赴任迟到，都会被套上重枷，在苦雨炎日或寒风大雪中受刑，不死也得吐血残废。厂卫为求得刘瑾欢心，搜罗侦缉，到处逞凶，连市井磨工、卖水的也被特务们赶出城外，无法为生，还命令寡妇都要嫁人，停枢没葬的都要烧掉，直闹得人人谈厂色变，惶惶不可终日。

正德四年一月，刘瑾采纳走狗李宪的建议，削夺了刘健、刘大夏等675人的诰敕。诰敕是皇帝给予功臣的殊荣或某种特许（如免死、免刑、免钱粮、准子孙继承官职），这就从根本上削夺并打击了他的反对派。刘瑾如此倒行逆施，草菅人命，使得天怒人怨，有一次他对一个心腹说：“我摧折的仕人太多了，天下的仇怨都集中到我身上，我不知往何处退身？”那个心腹劝他乘皇上无子的机会，选一个“幼而弱者”将来为帝，可以使他“长保富贵而无忧”，然而这个帮监却想自己当皇帝。

刘瑾并不满足于这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局面，他的政治野心非常之大，为此他煞费苦心，实施了一系列的篡权窃国的措施：搁置起弘治帝遗命书；保留了宦官监督京军的权力；自领内厂，控制锦衣卫，把京城的军、特（厂、卫）两大系统牢牢抓在手里，盘查天下军民府库，使郡县积储空匮，削弱了地方反抗力量。号令“全天下镇守太监得预刑名政事”，8个月后，又革天下巡抚，使直系爪牙参与政权进而控制地方军政两权；为排除障碍，屡兴大狱，又下令“随时考核官员政绩”，而不必拘泥6年一轮回的考核制度，这样，就可以随时找借口铲除异己分子，问题是翰林院那批不听话的人，随时都有可能挤入内阁，容易打破刘氏垄断格局，于是他下令侍读徐穆、编修注俊等调往南京补充各部，焦芳致仕，命曹元入阁顶岗，还有边军，陕西的最近，就用曹雄代替了杨一清。到这时，内阁、七卿、厂卫军，更不用说宦官衙门了，几天之内便都“大一统”了。

刘瑾心头这股登天欲火越烧越热，不少术士像余明余子伦为他推测天命，说是朱氏王朝气数已尽，而刘氏则要“大贵”。于是，他暗令手下太监孙和储备粮食、盔甲和衣甲，两广镇守太监潘干蔡昭造弓弩五百，都运入自己家中收藏。他令人制作了玉玺、玉带、龙袍等物，他还在豹皮包裹的团扇中安置蹦簧利刃两把，随时都可以杀掉小皇帝，只要拇指一按就可以了。

刘瑾发动政变的障碍有两个：一个是潜运总督平江伯陈熊。那时，运河是南北动脉，总督有保护运船的一支军队，进可以用兵，退可以切断北京粮道。四年闰九月，刘瑾以陈熊多买田宅的罪名，把他谪降海南去了；另一个是“八虎”之一张永：张永总制神机营，这是火枪火炮兵种，以一可以当十。张永对刘瑾渐生反感，刘瑾也已觉察。正德五年春天，刘瑾乘机上奏报皇上，“派张永到南京去吧，那里很重要”。皇上也就点了点头。圣旨未下，刘瑾就传令逐张出军。张永却捷足先登，跑到皇帝面前陈诉了利害：“神机营不可放弃。”刘瑾刚要说话，张永挥拳就打，皇帝一时也两难。在这一环上，刘瑾走了一着败棋，种下一个祸根——“八虎”核心散花丁，脚下要塌了。

刘瑾此时非常焦急，皇帝20岁了，不会总任凭摆布，一旦翻脸怎么办？河北好几个州县，“响马”贼越来越厉害——这也是刘瑾惹的祸：他要恢复太祖时的屯田制，派官按明朝初年“鱼鳞圈地”追夺官田，加倍收租，逼得军民百姓无法为生，更糟糕的是安化王竟趁军民反查田的机会发布讨伐刘瑾文告，举兵叛乱。使刘瑾更震动的是研究讨伐安化叛军的统帅时，自己的意见竟没有被采纳，张永当了监军，起用杨一清提督官务。“该动手了！”刘瑾思谋准备着……

然而，对方也在积极地谋划着。杨一清与张永谈起国事时哭了：“藩宗乱易除，内乱却不好办哪！”张永明知故问：“你说的什么意思呢？”杨一清把身子往前凑了凑。在桌面上写了个“瑾”字。张永忘不了3个月前刘瑾使的坏招，但他为难，叹了口气说道：“他日夜在皇帝身边，党羽众多，难办哪。”

杨一清分析道：“您也是天子重臣。讨伐大任交付您，皇上亲自饯行，赐关防金瓜钢斧，证明了皇上对您的信任；您回京报告时，把寞播的文告交给皇上，指出刘瑾祸乱朝政和图谋不轨，如要不制，天下必将大乱；皇帝英武，必会恍然，刘瑾必死无疑。”杨一清接着用辉煌的前景诱导张永，“那时，皇上必让您掌握大权，您必有建树，名可垂青史了……”

张永看着杨一清忠愤填膺泪坠双颊的样子，又听他策划得很周到，于是推桌而起，抡起胳臂叫道：“我难道舍不得余生报答皇上么！”张永平息了叛乱星夜赶回北京；途中接到朝廷（实为刘瑾）的通知：“8月15日进城。”

原来，刘瑾的谋反也正在抓紧，计划于8月16日，趁皇帝之兄葬礼百官吊唁的机会连同刚进京城立脚不稳的张永一网打尽。谁知张永的侦探已听到刘宅准备起事的刀甲碰撞声，张永不顾阻止，率军于8月14日进城，分布各处，迅速控制了局势。刘瑾不得不中止计划。中秋节，正德皇帝兴冲冲地登东华门，又在宫内设席招待张永，刘瑾赶来陪酒。到更深，或是劳困或是没情绪或是觉得没事，便不再东扯西拉，告退回家了。刘瑾刚刚脱衣躺下不久，忽听兵甲咣然，院门撞开，披衣未穿，就被绑拖上马车，投入了大狱。

原来，张永等刘瑾一走，便呈上讨伐刘瑾的文告，皇帝越看眼睛越大，张永见状，忙说：“刘瑾有阴谋，他要置陛下于死地。”接着就把事先想好的弹劾说了一遍，正德帝听得心惊肉跳，于是下令予以逮捕。第二天张永急忙策动六科十三道纷纷上书，请求诛杀刘瑾。皇帝从章奏中抬起头来：“刘瑾有三大罪，应抄他家，张彩也饶不得。”

锦衣卫抄了刘瑾的家，皇帝看了清单气得发抖，上面写有：玉玺一枚，穿宫牌500，衣甲4000，此外还有龙袍和玉带以及弓弩。至于500万锭银元宝、24万锭金元宝和其他财宝足可支国家军费七八年。特别是刘瑾那把常用的饰貂皮团扇竟装置有弹簧刀，尤其令皇帝震怒。多少个日夜，刘瑾就持它站在身后啊！正德皇帝抖了一下袖子：“奴才果然反了。快审讯处置了！”

刘瑾哪知道这个过程，五花大绑跪在午门外，还不倒架子，傲视三法司大臣，吓得刑部尚书刘景不敢问话。皇帝在半开的门内传旨：杖四十。锦衣卫官校应声：打40摆着棍。这种打法厉害，刘瑾被剥光、揪发、嘴啃地、屁股朝天。5棍一换人，40棍下来，血飞肉碎，刘瑾才知道自己创立的脱衣受杖实在苦楚。半天，他强抬起头来，张目四顾：“你们百官都是我起用的，谁敢审我？”

诸臣惶恐，没人搭腔。驸马蔡震拍桌喝道：“掌他的嘴巴！我来审你！”执行官校揪住头发脚蹬后背，另有人一左一右，打得刘瑾牙落骨碎。还问：“你是谁？忘我恩！”“我是驸马国戚！”起初刘瑾还强辩，直到各种违禁实物呈堂做证，才知辩也无益，便说“都有都有”。画供时，手仅能扶笔，勉强画了个十字。

8月29日，刘氏全家老少各挨一刀。张彩死在狱中，尸首被巨斧劈碎扔在大街上。刘瑾受凌迟碎剐之刑。凌迟，是从左乳割起，每刀指甲大片肉，周身割遍，总需3天，白天行刑晚上“睡觉”，直到割够3357刀时，才最后一刀剜出心来，是极其野蛮而残酷的一种刑罚。

刘瑾完了，他的党羽走死逃亡，也散尽了。人们拍手称快。

刘瑾既没有超人的谋略，也没有气拔山河的武功，更没有钟鸣鼎食的家族，然而却能执政五载，辖制百官，害人无数，积财无数，一时间势焰熏天，他的全部绝招不过是“抓住皇帝”四个字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