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如何预见英才

识人要有预见，这不仅是识人的基本规律的客观要求，而且也是用人的基本规律的客观需要。我们的前辈已在这方面为我们总结出了不少丰富而宝贵的经验。仅就我国古代来讲，《管子》一书中就讲得极为明显。此书中指出：“考虑到一年后的事，只要种下谷物就好；考虑到十年后的事，就该种树；要是考虑到长远的终身问题，就得好好培育人才。”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育人要有预见，识人也同样需要预见，特别是对年轻人，即使目前还没成熟也不要紧，只要注意关心培养，说不定日后就会发挥出惊人的潜力。年轻人只要勤勉不懈，人人有可能成为独霸一方的大人物。

远谋，即战略眼光，是古今名将所具有的非常人所能及的一种素质。其意有三：一是超前谋，二是大处谋，三是谋之深。超前谋，就是远见卓识，高瞻远瞩。“自古以来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没有超前的谋划，就不会有高人一筹的用兵良策，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法国军事学院学习的戴高乐上尉就预见“下一次战争将是坦克战”。他于1934年出版的《职业军队》和《未来的陆军》两本书中，又明确地提出精良的装甲部队将是未来战场上决定胜负的主要突击力量。当时法国统帅部对此不予理睬，而德国将军们却很重视。装甲兵总监，兼任陆军参谋长的古德里安等根据《职业军队》提出的见解，创建了三个师的坦克部队。接着在二次大战开始不久的1940年5月，他们便运用集群坦克闪击法国。法国只支持一个半月就俯首结城下之盟。为此，法国人痛心地说，“德国人赢得胜利，只花了15个法郎（指戴高乐那本书的售价）”。作战如博弈，棋艺高深，看的路数远，才能保持主动，步步皆活；反之，棋艺低劣，思路不广，只顾吃子不去谋势，则步步被动，致使满盘皆输。在战争的博弈中，古今名将正如高明棋手，不但要知其已然，而且要知其将然。他们的思维不断地向前开拓，他们的眼睛时刻盯着新的战场。

大处谋，就是着眼全局，善于从宏观上谋划。“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领兵驭将，要作出大的战略决策，就必须在把握全局中运筹局部，从而导演出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话剧来。自古善谋全局者，大多是“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诸葛亮在《隆中对》中向刘备提出西占荆益两州，东联孙权，北抗曹操，南和诸夷的建议，就是从宏观上谋划而作出的正确战略决策，从而使走投无路的刘备重整旗鼓，“鼎足三分”，被后人传为美谈。今天，作为一名高级指挥员更要善于从大处谋划，处处着眼全局，才能统略全局，正确决策，驾驭整个战争的变化发展。如果游离于全局之外而谋局部之事，难免要碰钉子的。

谋之深，就是见微知著，迅速作出反应和对策。月昏而风，础润而雨。战争与其他事物相较，具有较大的偶然性和不确实性。但它的发生也总是有征候可循，有端倪可察的。高级指挥员是战场上的运筹者，只有具备超常的洞察力，见微知著，迅速作出正确的反应，才能攻必取，战必胜。齐鲁长勺之战，曹刿从齐军旗靡辙乱，看到军心涣散，军旅不整而溃逃，敦促庄公作出追击的决策，以至大获全胜。谋之深，亦即看得清，从现象把握本质，不为种种假象所迷惑。俗话说：“见日月不为明目，闻雷霆不为聪耳。”领兵打仗，无明察秋毫之见，待情迹昭著才下决心，必定是较少作为，难上“名将谱”之列的。

修筑兖州景灵宫时，王旦作朝修使，内臣周怀政与他一起前往。凡有人趁他空闲时请求谒见，王旦必然要等到随从都到齐了，才穿戴整齐，出来在公堂上接见，事情一说完，就马上退堂。后来周怀政因犯过失而遭处罚，才知道王旦的深谋远虑。

唐代李佑，官做到右龙武统军，许多公卿都想要他的女儿做儿媳，都被李佑一一拒绝了。一天，李佑将所有幕僚都召集聚会，声称他将在宴会上选女婿。众人议论纷纷，猜测他必然是选一个名门贵戚的子弟。等到入宴却不见动静。酒喝到一半，李佑拉着最末尾座位上一个军官，对他说：我知道你还没有结婚，请允许我将小女的终身托付与你。并即席举行了婚礼。

后来，有人询问他这样做的原因。李佑说：“我每每看见那些缙绅之家，总是与名门望族结婚姻，其实他们的子弟长期沉溺于奢侈淫糜，大多没有善终。我凭借自己的军事谋略得到爵位，自己的女儿，何必非要去攀附高门而博取虚假的名望呢？”听的人都认为这是真知灼见。

司马光说：“媳妇一定要那些家境不如我的，女儿一定要嫁给家境胜过我的。媳妇的家境不如我家，就知道勤俭朴素；把女儿嫁到胜过我的人家，就知道畏惧严谨。”这些话可谓名言。然而看看李佑如何选择女婿，司马温公的话就只能是意犹未尽了。

历史是不能割断的，观察一个人，不只要看他现在的所作所为，也要联系他的过去的历史，才能对其人有比较全面的、深刻的认识。

人们的所作所为，决定于其思想、品格及其所追求的目的，这也就决定了他的发展方向。至于他发展的方向是吉是凶，主要决定于他自己本身和客观的存在。明智的人对其所料之人，能联系其人的过去、现在以及客观存在的事、物，将三者结合进行分析，以预他的将来。

《汉书·冯唐传》记载：冯唐，祖父是赵人，父亲时迁代国。汉兴，又迁安陵，有一天，汉文帝刘恒驾临郎署，与郎署长冯唐问话，知道他的祖父先后住过赵、代两国，便说：“吾居代时，吾尚食监高祛数为我言赵将李齐之贤，战于巨鹿下。意未尝不在巨鹿也。父老（对老人的尊称）知之乎？”冯唐答道：“齐尚不如廉颇、李牧之为将也。”刘恒问：“何已？”冯唐说：“臣大父（即祖父）在赵时，为官帅将，善李牧，臣父故为代相，善李齐，知其为人也。”刘恒知道廉颇、李牧比李齐更强，很高兴，拍着胯骨叹息说：“嗟乎！吾独不得廉颇、李牧为将，岂忧匈奴哉！”冯唐说：“陛下虽有廉颇、李牧，不能用也。”刘恒被冯唐顶撞，勃然大怒，转身拂袖而去。

刘恒回到宫中。过了一会儿，气还没有消，便召来冯唐，责备何以当众羞辱他。冯唐答道：“鄙人不知忌讳。”这时，匈奴常入侵、骚扰边境，刘恒深以为虑，又问冯唐：“公何以言吾不能用颇、牧也？”冯唐答道：“臣闻上古王者遣将也，跪而推毂（车轮），曰：‘阃（城门）以内寡人制之，阃以外将军制之；军功爵赏，皆决于外，归而奏之。’此非空言也。臣大父言李牧之为将居边，军市之租皆自用飨士，赏赐决于外，不从中覆也。委任而责成功，故李牧乃得尽其知能，选车千三百乘，彀骑万三千匹，被甲之士十万，是以北逐单于。”刘恒接受其批评，及时改正错误。当然，也因刘恒这人能为国为民，能闻过则改，故能成为“文景之治”的奠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