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不理琐事吗？⁽¹⁾

法谚有云：“法律不理琐事。”由于法律都是抽象的一般的规则，是一种普遍性规范，是在对纷繁芜杂的具体社会事务进行抽象的基础上作出的规定，因此，法律规范所规范的对象具有抽象性、一般性和非个别性，那些情况特殊且十分具体的琐事，难以纳入法律规范的视野。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法律不理琐事，也一直是法律界普遍的共识。我记得，在《物权法》制定过程中，在讨论“相邻关系”一章的内容时，一个热议的话题是：业主深夜遛狗影响邻居休息、空调噪音和滴水影响邻居正常生活，《物权法》是否有必要对这些行为作出规范？这在当时有很大争议。很多人主张，这些琐事完全超出法律的调整的范围，应当交由道德来规范。后经过反复讨论，立法机关在正式颁行的《物权法》中删除了这类规则。这实际上是秉持了法律不理琐事的原则。

但本人近期在澳洲的访学之旅，使我对法律不理琐事的原则有了新的认识。在澳洲，我们经常乘坐大巴赴各地考察。在上大巴之后，司机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告诉大家：根据澳洲法律规定，车上禁止抽烟、禁止吃东西、禁止站立说话；每位乘客都必须系好安全带。此外，每到一站，司机都要记载其工作时间和汽车的行驶状况。起初，我深感不解，便在停站后与某位司机攀谈起来。我问他，为什么澳洲法律要对这些琐事作出规定？司机为什么每站都要做记录？那位司机告诉我，因为吸烟危害公共健康，澳洲法律禁止公民在所有公共场所抽烟，大巴车内也是公共场所，当然也禁止吸烟。之所以禁止在车内吃东西，是因为任何一种食物留下的残渣都可能引诱蚂蚁等昆虫，影响乘客的健康。而不让在车内站起来说话，是因为紧急刹车可能使站立乘客摔伤，也可能给其他乘客造成人身伤害。要求系安全带也是同样的道理。之所以要站站记录，是为了让司机随时掌握驾驶时间，因为法律规定，司机每天最长驾驶不超过十个小时。防止疲劳驾驶，是为了维护乘客以及司机本人的生命安全。澳洲经常有交通警察上车检查行驶记录，如果司机记录不完整，就有可能面临重罚。

这段交流让我深有感触。在我们很多人看来，法律只管大事，像车上禁止抽烟、禁止吃东西、禁止站立说话等琐事何必要法律来管理，“杀鸡焉用牛刀”？为此，我进一步请教该司机：这些事情是不是用社会公德就可以解决，为什么还要兴师动众用法律呢？这位司机回答道：如果是公德，有人听从，有人不听从。对于那些不听从的，一旦出了事情怎么办？谁负责？但只要说是法律规定的，大家都得听从。

这引起了我对“法律不理琐事”原则的反思。一是法律是否对所有琐事都不理？什么是琐事？实际上，车上禁止抽烟、禁止吃东西、禁止站立说话等规则其实都关系到一个共同的问题，即关系到乘客的健康和人身安全。而生命健康无小事。正如美国法官莫尔在一个案例的判决中所说，“人类生命和肢体的价值不仅属于他个人，而且属于整个社会”。法律的终极目的是为了人民的福祉，生命健康是个人最高的利益，因此，对关涉到生命健康的事，再小的事情，都是大事。这位司机提醒得好，一旦出了事情怎么办，谁负责？为了普遍保护公众的生命健康，就必须要运用法律予以规范。二是道德在社会规范体系中的功能到底如何？如这位司机所讲，如果是公德，有人听从，有人不听从。而如果说是法律规定的，大家都得听从。其实，这位司机的话反映了一种较为普遍的人类行为习惯。当某人规避道德哪怕给自己带来一丝好处和便利时，不少人就可能选择绕着道德走，以增进自己个人的利益。但是，某人在绕着道德走的同时，鲜有考虑到其行为可能给公众带来的或大或小的风险。对于那些蕴含重大公共危险的道德规避行为，道德的力量是苍白无力的。这就需要借助于法律予以规范。法律就是通过普遍性、强制性的规范，并运用国家强制力予以保证实施的，对关系到生命健康的事，法律不予以规范，而交由道德调整，则法律在保证人们生命健康方面就出现了缺位。

我国立法中历来有“宜粗不宜细”的说法，在一个转型社会，这对于保持法律的包容性和开放性是必要的，但在涉及人们生命、健康的领域，法律规定则“宜细不宜粗”。尤其是对于涉及公众人身安全的事项，无论其与人身安全、健康的联系是直接还是间接的，是强烈的还是微弱的，原则上都需要用法律的强制力给予规范。最近，为了克服乱闯红灯这一顽疾，我国相关部门正讨论将行人闯红灯等交通违规行为，通过法律予以调整，并设置相应的处罚措施，而不再完全交由道德予以调整。但在很多人看来，由法律来管是否小题大做？虽然有人经常闯红灯，但其一辈子可能就没有遭遇过交通事故，甚至没有亲眼目睹过交通事故，更没有被处罚过。但如果我们查看全国的道路交通事故统计数据，就会发现，每年因行人闯红灯而发生的道路交通事故以及人身伤害令人震惊。再将这一数据与澳洲、德国、美国等其他国家相比，就能看到通过法律规范这一问题的重要性。说到底，如果不通过法律对类似行为予以规范，就无法遏制此类行为，道德规范调整这些行为的功能是相当有限的。

当然，这样一来，很多人可能认为“法律无情”。但我认为并非如此。恰恰相反，法律对涉及人身安全的事项作出了细致的规范，才能真正体现法律对“人情”的关怀，这也是现代法律的人文精神的体现。因为，公众生命健康安全是关系每个人切身利益的大事，是最大的“人情”。法律对这些事项作出规定，保护每个人的生命、健康，才是对个体最大的关爱。而且，在这些领域中采用法律治理模式，并不必然排斥同时发挥道德规范的作用。因为，法律治理与道德治理分别针对了不同的社会群体。前者针对的是那些绕着道德走的人，后者所针对的是那些自愿遵守道德规范，以及那些可能被道德教化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强调法律规范的同时，强化道德教化，可以将那些本需要由法律制裁规范的人转变为主动遵守道德的人。其实，在我国几千年的道德文明中，对这些琐事确实是通过道德规范进行调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人命关天”等就在很大程度上概括了我国传统道德文明中的精华。我国近几十年法治建设在撇除不良道德习惯的同时，也应当贯彻和弘扬优良的道德规范。但在现代社会，毕竟道德的调整功能有限，其缺乏一定的强制力，无法有效保证人们自觉遵守此类规范，只有通过法律对此类行为进行调整，才能够保证人们遵守此类规范，也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道德规范的实施。例如，通过法律规则规定人们不得闯红灯、不得在车内吸烟等规则，久而久之，人们将自觉遵守此类规范，也就进一步培育了人们的社会公德。如果能够通过法律规定琐事，重拾这些道德规范，经年累月之后，人们会逐渐意识到这些做法的好处，法律就内化成了道德和习惯。

其实，“法律不理琐事”并不是错误的命题。但关键在于，我们如何界定和看待琐事？如果琐事事关生命健康，尤其是他人生命健康，就不再是琐事了。例如，很多国家和地区的法律都规定，一定年龄以下的儿童乘车必须配置儿童座椅，监护人不能让未达到一定年龄的未成年独处家中，不能随便向车外抛掷杂物，等等。这些琐事事关生命健康，需要由法律作详细规范。再回头思考深夜遛狗、空调噪音和滴水等“琐事”时，我们发现，道德在这些领域的作用可能是有限的。实践中就已经出现了大量争议，这既破坏了社区的宜居环境，也影响了社会的和睦。如果我们换一个模式，以法律来禁止这些行为，这既未给深夜遛狗人和滴水空调主带来什么大的负担，也保护了其他人的生命健康，有何不可呢？

————————————————————

(1) 原载《法制晚报》2012年12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