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学着当贵族（15—35岁）

“封建”本意——春秋贵族的基本功——鲁国的三大寡头家族——被阳虎羞辱——妻子似乎不是贵族——给季氏打工——给孟氏当家庭教师——陪主人出国旅行——有了第一辆车

孔子从颜家庄的穷少年，变成了小贵族孔纥的后人，这是命运的大转折，放在春秋三百年历史里面，也是不多见的特例。

从现实的物质利益说，他的生活恐怕没太大改观：孔纥已经死了十几年，一点家产早让远房亲戚们分光了，贵族安身立命的根子——封邑也早没有了，他是大贵族孟孙家的封臣，假使生前有过封邑，死了又无后人，封邑要被孟孙家收回去。孔子能继承的，只是一个小贵族身份。这是个从外国（宋国）迁来的、历史悠久的小贵族家庭。

但这个转变还是很重要，它给了孔子新的机会。孔家早没男人了，但孔纥在世的时候，总有不少老同僚、老朋友，就是一起给孟孙家当封臣的那些小贵族们。这些小贵族看在当年和孔纥共事的情分上，会给孔子一点力所能及的帮助。

孔子就这么慢慢混进了贵族圈子。

那个年代还没有阶级流动，社会几乎完全是静态、世袭的，底层老百姓改变命运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贵族也是个职业，有入门的基本功，还有自己的一套讲究，跟底层百姓的生活完全不一样。孔子尽量找机会往这个圈子里钻，努力学习当贵族的基本功。

“封建”的大规矩

“贵族”这个词，春秋时候还没有，是魏晋时候才有的。春秋时候用“士大夫”“卿大夫”来称呼世袭贵族，卿和大夫是高级贵族，士是低级贵族，他们都是世袭的爵位和身份。

贵族社会的关键词叫“分封”，当时也叫“封建”：“封”就是周王把自己的兄弟、子侄分封到外地去当诸侯国君；“建”就是诸侯建立起自己的小国家。诸侯一般不给天子交税，但有礼节性的定期朝觐，他们对周王主要是军事义务，如果周王跟夷狄外族打仗，或者惩戒反叛的诸侯，其他诸侯国理应带兵参战。

各诸侯国的国君继续繁衍后代，还要继续搞“封建”，把领土（包括这些土地上生活的农民）分封给自己的兄弟、子侄，让他们变成世袭的贵族大夫。大贵族土地多，自己管不过来，就继续分封给自己的亲戚，或者追随自己的外姓小贵族，让他们当自己的家臣。这些给大夫服务的低级小贵族，就是士。

那么周王、诸侯、大贵族们，难道没给自己留一点地产吗？

有，他们都有自己的一份“自留地”，不分封出去，而是派一些管家去管理，征收赋税，靠这些来养活自己，而不是靠下级的诸侯、大夫、士来进贡钱财。按周礼，天子的“自留地”一千里（默认为正方形的边长，实际上是做不到的），诸侯国君五十到一百里。¹但这是西周的规矩，后来周天子丢了关中，迁都洛阳，他直辖的自留地就很少了。

天子和国君的这种自留地叫“县”，县就是悬，直辖的意思。为天子和国君管理自留地的官就是“县官”，他们未必有大夫那么高的身份，有些是士，这种直接为天子或国君服务的人叫“元士”，比一般的士（为大夫服务的）高级一些。

从理论上说，“县官”不是世袭的，但干的时间长了，也有变成世袭封主的趋势，天子或国君拿他们也没办法。

如果士投靠和自己不沾亲的大夫，则有专门的仪式，叫“策名委质”。“策名”，是小贵族把自己的名字、家世、功绩等等，写在一份木牍或玉片上，像人事档案一样，交给大贵族保管。“委质”，就是送一份礼，象征自己正式成为大贵族的家臣，以后世代效忠。这样换来一个职务或一块封地。

小贵族对大贵族、大贵族对国君的义务，就像诸侯对天子一样，主要是出力打仗，基本不交税。所以春秋的时候列国打仗，大小贵族们就驾着马车，带着刀枪和自家农奴上战场，替国君出力。

大小贵族封地上的老百姓，就是贵族们的农奴，大贵族会任命一些管家来管理他们，农奴每年收成的一大半上交贵族们，还要给贵族们干各种杂活，比如盖房子。他们不能随便迁徙，基本是固定在土地上的。农奴之间发生什么纠纷，也由主人指定的管家处理。

当然，如果农奴把对贵族的劳役换成交钱，也能换来一些人身自由，他们如果有更好的发展机会，比如孔子认祖归宗，一般也不会拦着，因为这也是有用的社会资源。总的来说，春秋贵族和农奴之间的关系没有很明确的法律规范，那时也没有成文的法典，都是贵族们的“人治”状态。

欧洲的中世纪也是这种一层层分封的关系，但他们的亲属网没春秋贵族这么庞大，封君和封臣之间大都没有亲属关系，所以另有一套很复杂的法律和观念来规范“封建”关系，权利义务规定得更细、更平等，比如“我封臣的封臣，不是我的封臣”。中国的春秋则是尊卑关系很明确，等级身份更清晰。

后世的中国人，对春秋这套“封建”的贵族制度不是太熟悉，因为战国秦汉以后就不一样了。贵族阶层没有了，朝廷靠各级政府统治到每一户农民，农民都在政府上户口，每年向国家交税，男人到年龄了为国家当兵。所以我们要说清楚春秋社会的世袭特征，才能理解孔子的生活。

春秋贵族的必修课

说过了贵族的“封建”政治体系，再来说说当贵族的基本功。

首先得会打仗。贵族们为上级效力，主要是打仗。那时是驾着马拉战车，打车战。战车都是四匹马拉着，车厢很小，一米见方，赶车的驭手站中间，拿弓箭的站左边，拿戈的站右边，跑着打。

春秋时候一场大仗，双方投入的战车有几百辆、上千辆。这么多车列队跑起来，浩浩荡荡非常壮观。春秋以后就再没有这么大规模的车战了。

农民没有驾战车的资格，他们跟主人出征，都是当苦力干活，伺候主人的人和马。打仗轮不到他们出风头，那是贵族们的专利。

战车得在平坦的地面才能跑起来，两国打仗，要选开阔的地势会战。这种地方成队的马车狂奔，随军的徒步老百姓就剩下挨撞挨踩的份儿了。

后世人可能不理解：为什么不选坑坑洼洼的地方，挖壕堆土，让老百姓打阵地战？因为那时贵族瞧不起，要这么打仗就没人跟你玩。不光敌人、外国笑话你，自己国家的贵族也不愿带你混。

贵族打车战，最推崇的是勇气。那时玩阴谋诡计，打赢了也不光彩。孔子之前一百多年，有过一次“曹刿论战”，曹刿不是什么大贵族（但也不是农奴），爱玩点小花招。他给鲁国国君当参谋，和齐国的齐桓公打仗。齐国人很有（欧洲中世纪的）骑士风度，战车列完阵，先敲鼓，自己不进攻，请鲁军先动手。这是很高尚的风格。但曹刿不让鲁军动，等齐国人敲了三次鼓，将士们都麻痹大意了，才下令出击，把齐国打败了。这在那时算是特例。原来大家只知道夸曹刿聪明，但没想过，这是齐国人风格高，没趁你冷不防直接冲锋。

春秋时候国家间打仗，是国君（或者大贵族们）闹意气、耍威风的成分居多，不是非你死我活不可。齐国是大国，比鲁国厉害得多，可曹刿打赢的第二年，齐桓公就娶了位鲁国公主当夫人，两个国家又和好了。

另一位尽人皆知的宋襄公，和楚国人打仗，风格更高尚，结果吃了败仗，自己也受伤而死，成了后世的笑柄。其实宋襄公那套观念，在当时大家都理解。楚国人这一仗打赢了，也就班师回国，不肯继续进军把宋国给灭了。为什么？因为楚国人也尊重宋襄公的表现，这是双方起码的底线。所以我们不能拿后世打仗的观念去衡量春秋时代，因为后世没有贵族们的那套讲究。

那时贵族在战场上，偶尔还会发生“单挑”，有点像欧洲骑士的决斗，两辆马车对面停好，你射我一箭，我射你一箭，两边轮流来，直到一方被射死为止。还有风格更高、更自信的，先让对手射三箭，都没射中，自己这才还一箭，把对手射死了。

打仗时，见了对方国君的战车，要有礼貌地打招呼问候。哪怕要俘虏敌人的国君，也要行着礼说客套话。这样才算是“君子”，在贵族圈子内才被瞧得起。

所以，春秋时打仗，都是贵族自己玩的游戏，规模小，跟老百姓没关系，战争也不太伤害老百姓。不像战国，举国动员全民皆兵，旷日持久你死我活。翻翻《春秋》，那时候的国家差不多年年打仗，但对老百姓过日子影响不大。

其次，除了会打仗，贵族还要有文化，起码要能识字，能看明白自己的家谱。这是贵族和农民的区别。到孔子的前一代人，就是孔纥在世的时候，中原的贵族们更重视文化：那时各诸侯国搞外交，贵族们宴会应酬，都讲究“赋诗”。就是想说什么事情不能直说，先要背诵一首或几句诗，把意思暗示出来。这和猜谜、酒令有点像，孔纥那一代的大小贵族们玩得非常起劲。谁要是听不懂别人什么意思，或者自己的想法找不出诗来表达，就让人笑话，有不登大雅之堂的羞辱。

这其实是新时尚。五百年前，周武王带着周族人灭了商朝，征服中原，封自己的远近亲戚到中原当诸侯。那时他们是军事征服者大老粗，没什么文化。但立了朝廷之后，总有档案、文书一类工作，自己不会，就让投降的那些商朝贵族们干，那些人相对有文化。

前些年陕西出土了一坑青铜器，不是随葬品，是逃难前埋藏的浮财，后来忘了挖。不大的土坑，密密匝匝塞满了青铜器。器物的主人，就是这么一户投靠了周朝的商人贵族，“微史氏”，他们世世代代为西周朝廷管理文史档案。（见彩图1、彩图2）

彩图1　史墙盘（宝鸡周原博物馆藏）

内壁有几百字的长篇铭文，记载周武王灭商时，史墙的先祖“微史刺祖”投靠周武王，武王命周公把他安置在周人的大本营，关中的周原。从此微史家族世代为周王室担任史官。孔子和史墙家族都是商人后裔。

彩图2　“史墙盘”1976年出土于陕西省扶风县庄白村

《陕西扶风庄白一号西周青铜器窖藏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3期。

其中有微史家族四代人的青铜器，共61件。西周末年，关中动荡，微史家族成员大概在逃难前埋藏了这些宝器，以后却没能挖出。

到了几百年后，这些周人诸侯养尊处优时间久了，从当初的大老粗征服者慢慢变得有文化了。贵族有文化往往是衰微的开始，因为他们已经不太爱打仗了，就得拿点别的来标榜自己跟老百姓不一样，炫耀“文化”最方便，翻翻书本，不用冒战场上丧命的风险，不受日晒雨淋蚊叮虫咬。

再有，作为贵族，得懂“人事”。这个人事，就是自己的家史、别的大贵族家的往事。

中国科举时代有《缙绅录》一类的官僚名册，给官员圈子提供社交信息，但春秋时没这些。大贵族家里的事儿，不管是本国的，还是外国的，主要靠社交场合贵族们聊天，口耳相传。那种情景，有点像《红楼梦》里冷子兴演说荣国府：哪位大贵族，祖上第一代发达的是谁，一辈辈怎么传下来，这些先人的名、字都是什么，干过什么好事或坏事，老婆娶的是哪家的，孩子又都嫁的、娶的哪家，现在他家的人在国内都当什么官，掌不掌实权……

知道这有什么用？贵族在圈子里混，想升官发财，都要靠大贵族提携、小贵族拥护。最基本的社交，比如到哪个贵族家做客，或哪位贵族来访，他家祖上先人的名字，一定要知道，说话时不能提到，这叫“避讳”，是对人家的尊敬。

实在不知道也能变通。刚到人家做客，落座以后先问名讳，这叫“入国而问俗，入门而问讳”²。但这样问就显得有点生疏了。你来之前，怎么没做好功课？

恭维大贵族，也是恭维他祖上的功业。或者，他祖上要干过什么坏事，聊天的时候可别提到，让人家不高兴。

这不光是社交，也是国家的工作。比如，小国想打仗，要到大国请援兵——鲁国就经常到晋国或者齐国去求援，得有人出差办这事。那时各国都是几家大贵族掌权。当使者的，得知道大国里，这几家贵族各自掌什么权，他们各家关系如何，谁和谁是同盟关系，谁和谁是对手，哪家拉关系比如容易……比如，这位贵族的夫人是我国的一位贵族的千金，去找他帮忙，走走夫人路线，就比较靠谱。另一家呢，可能刚把女儿嫁给你敌国的公子，或者上次跟你国君喝酒，酒醉打起来了，你就最好躲他远点。这些家庭琐碎事，都能跟国际关系扯上。

比孔子大一辈，郑国有位执政大臣叫子产，名气很大。他手下有四大能人，各有专长。其中一位的专长，就是跟《红楼梦》里的冷子兴一样，最懂周围列国贵族家里的事儿，包括各家的渊源来历，当代人在朝廷里的地位、执掌，还有他们的能力、个性、各种癖好。³

春秋贵族圈子内的这些掌故传闻，后来被汇编成书，就是著名的《左传》。懂贵族家里的人事是一门大学问。

十有五而志于学

进了贵族圈子，学着这些知识，孔子的生活慢慢不一样了。

孔子晚年说过：我15岁开始立志学习。⁴为什么到15岁才想学习？因为这年他母亲过世了，他归宗成为贵族。以前他过的是农家生活，跟学习没关系。

贵族要文武兼通，武是贵族的发家之本，更基础一些。但孔子更喜欢学文化。从他后来的言行看，孔子这人不太喜欢暴力，大概和自幼跟着母亲长大有关系。认了孔门以后，他知道自己的家世是从宋国来的，宋国又是商朝人的后裔，就像那个微史家族一样，他也想做个搞学问的人。

还有，孔子虽然成了孔家人，但还没获得一份世袭的封邑产业。贵族打仗，得有自家的战车、兵器，这条件他不具备。孔纥家倒可能有几卷藏书，穷亲戚们不要的，就给孔子了。那时代还没小说，都是《诗》《书》一类古书，他正好学这个。

进了上层人的圈子，孔子第一个要改的是口音。

周人的诸侯和贵族有自己的方言口音，因为周人是从陕西这地方崛起的，和东方世界不太一样，他们的口音叫“雅言”，也叫“夏言”，夏有西边的意思。周人诸侯虽然分布到了各地，但他们还保持着这种西部口音。就像后来清代的满族八旗兵，在全国很多地方都驻扎，远到华南、伊犁、乌里雅苏台，但他们都是标准的北京口音。

孔子母亲家是山东原住居民，跟贵族们的口音很不一样，要从头学。到后来，他跟老家的穷亲戚们说家乡话，但跟贵族们应酬打交道，念书讲课，都用周人的“雅言”口音。⁵

在贵族圈子混了一段日子，孔子才知道，原来这世界上的人，不光分成农民和贵族，在贵族阶级里面，也是等级森严。他这个孔家是最低级的贵族——士，抬头往上看，一层层的贵族还很多呢。

那时候，鲁国掌权的有三家大贵族，是一百多年前鲁桓公的三个儿子传承下来的。按照第一代人的长幼排行，依次是孟孙氏（也叫仲孙氏、孟氏）、叔孙氏、季孙氏（也叫季氏）。因为都出自鲁桓公，又合称“三桓”家族。

这三家权力和地位又不一样，排行是倒过来的：季孙氏地位最高，世代掌握鲁国政权；叔孙氏次之；孟孙氏最弱。鲁国的政局，其实是这三个家族的“贵族共和”，或者叫“寡头共和”，他们三家商量决定的事就是鲁国的国策。

就在孔子15岁认祖归宗这年（鲁昭公五年，公元前537年），三桓家族彻底架空了鲁国国君：全国的土地被分成四大块，季孙家占了两块，孟孙和叔孙家各占一块。这些土地上还有些中小贵族的世袭封地，按法理说，三桓是不能动的，但他们也想各种办法来侵占。

三家甚至尝试对中小贵族们征税，他们的解释是：理论上你们只用打仗，不用交税，但如今太平，经常两三年不打仗，也太便宜你们了，还是给上级交点粮食吧。三家再拨出一小部分财物给国君，应付各种开支。鲁国国君在三桓面前过得跟叫花子差不多。

刚认祖归宗这一两年，孔子能接触的小贵族，主要是孟孙家的封臣、他父亲的老朋友们，但不会太多，这些长辈也未必都喜欢接待他这个半路归宗的晚辈。

和少年阳虎的冲突

大概在母亲去世后一年左右，孔子有过一次开眼界的好机会。这年，鲁国最大的贵族季孙氏家里有喜事，办宴会，全国的大小贵族都来参加。

这次宴会是什么起因，史书没提。季氏族长季武子刚分到了半个鲁国，大概想找机会招待一下国内的中小贵族们，收揽人心，让大家以后好好为自己服务。另外，这也可见鲁国的贵族总量不太大，一个宴会就能坐得下。

孔子刚成了贵族，也兴冲冲赶去参加，却受了一个大羞辱。这件事对他后来几十年的经历，有很大影响。因为他和另一个少年小贵族——阳虎发生了冲突。

《史记》记载，孔子这时还穿着丧服，但已经不是刚下葬时的重孝，可能只是腰里缠着条白布。他走到季孙家门外，被阳虎拦住了。阳虎说：“季氏这次招待的是‘士’，可不是你！”孔子没办法，只好忍气吞声走人。⁶

为什么阳虎要把孔子赶出来？这涉及当时贵族的很多讲究，得一层层说。

先说阳虎。

阳虎是大贵族孟孙氏家的支庶子弟，就像《红楼梦》贾府里的贾芸、贾瑞这些人，他们和贾宝玉能追溯到同一个祖宗，但太疏远了。如今的阳虎家级别跟孔子家差不多，是贵族里面最低的“士”。

我们知道，孔家以前是孟孙家的封臣，阳虎是孟孙本家人，他和孔子年龄也差不多，关系该更密切才对。但年轻人往往互相不服气，争强好胜，阳虎就给了孔子一个下不来台。

再说“士”。这是最低级别的贵族，再往下就是平民。

士都有大夫作上级或封主。如果一个士有了直接为国君服务的机会，他一般就要被提拔成大夫了。大夫里级别最高的，是“卿”。一个国家里卿是个位数，是国家的权力中心，类似后来的宰相、内阁。鲁国的三桓族长世代都是卿。

但大夫、卿，也没有脱离士，他们在继承父亲的官职和卿大夫身份之前，也只是个普通的士。即使是天子、国君的太子，在没即位前也是“士”。

卿、大夫的身份和官职不一定世袭，即使世袭，也只能传给唯一的嫡长子，因为官职名额有限。但“士”的身份，所有天子、国君、卿、大夫、士的所有孩子，天生都有。所以周人的礼俗里面，有“士婚礼”、“士冠礼”（成年礼），但没有卿大夫、国君和天子的婚礼、冠礼，因为默认在成年和结婚之前，不能正式继承父亲的卿大夫身份，所以年轻贵族都是士。

这也和欧洲中世纪的贵族制度很像。他们最基本的贵族等级是骑士。别管公爵、侯爵或者国王，他们的儿子只要没正式封授爵位，都是骑士级别。

阳虎为什么说孔子不算“士”？

一种可能，就是孔子年龄不够。《史记正义》是这种说法。按周礼，贵族男子20岁成人，办过士冠礼，才能算“士”，能参加正式社交场合。但这也有变通。父亲死了，大儿子得继承爵位，年龄不到也不能让那爵位空缺着，在社交场合排序靠后一点就行了。孔子就是这样，父亲死了，儿子岁数小也得顶门立户。再说，阳虎和孔子年龄差不多，孔子不够格，他阳虎也不够。所以年龄歧视的可能性比较小。

从这还能看出来，阳虎应该也是父亲早逝，所以他十几岁就算成年人，参加社交活动了。那时礼节还比较拘谨，长辈不能带着没成年的孩子参加正式社交。

另一种可能，因为孔子来路不正，刚刚认的宗，总有人怀疑其真实性。而且孔子母亲地位低。那时母系的血统也很重要，贵族结婚都要门当户对。地位低的小妾生的儿子，就远不如正房夫人的。孔子这方面很提不起来，所以这种可能性比较大。

还有，孔子穿着丧服赴宴。按照当时的礼节，在服丧期间不能参加宴会这类喜庆事。当然也不严格，换身常服就没人较真。

少年孔子这次遭遇，对他是个提醒，他的身份有点尴尬。贵族圈子等级森严，和这些人打交道，他得处处谨小慎微，多看多听，少说少动。

还有就是，他跟阳虎结下了梁子。

据说孔子从此见了阳虎就紧张得冒汗，尽量躲着走。⁷这底下藏着的，则是更大的不服气。很多人心里总有个假想敌，随时都在偷偷关注这人的一举一动，揣摩他的处境、手段、心态。孔子的假想敌就是阳虎，他从此大半辈子都在跟阳虎偷偷较劲。

成家立业，供职季氏

大概给母亲服丧刚结束，十八九岁的时候，孔子结婚了。他夫人有点奇怪，《论语》和《史记》里都没提过。按说孔子后世是圣人，夫人就是圣夫人，不该这么默默无闻。

《孔子家语》说：“孔子年十九，娶于宋之丌官氏。”这未必是事实。作者大概觉得孔子祖上是宋国公室，再回宋国娶个老婆，亲上加亲挺好的。

但当时的礼俗是“同姓不婚”。只要是商人之后，包括宋国的所有宗室成员，族姓都是“子”。孔子家出自宋国公子，族姓也是子，他不大可能娶同姓。（“孔”“丌官”是氏，还不是姓，参见本章末的附录。）

再者，孔子当时还不发达，没出国机会，也办不起跨国婚姻。孔子晚年身份高了，周游列国曾到过宋国，当地没人欢迎他，过得很凄凉。如果老丈人家在宋国，应该不大会出现这局面。

孔子这个夫人，可能还是他母亲家的老亲戚在颜家庄那个范围内给物色的，不是贵族出身，所以一辈子没名气。

结婚第二年，夫人给孔子生了个儿子，叫孔鲤，字伯鱼。这名字的来源，据说是当时鲁国国君昭公，给孔子送了条鲤鱼祝贺。这也有点抬高孔子。连不知名的阳虎都公然说孔子不够“士”的资格，国君怎么能知道他呢？

也有人说，是鲁昭公送给季氏家的鲤鱼，季氏又转送了孔子。这倒有点可能。因为这时孔子在季氏家里打工，当小职员，老板家送份礼物，也在情理之中。大管家派人把礼物提来，顺口再说一句，“别看就条鲤鱼，可是咱老爷昨天陪国君钓的！”

孔子20岁到30岁之间，日子过得还不富裕。《史记》说，孔子这时给季氏家族当小职员——“史”，在某个封邑里面工作，负责向老百姓征收粮食，登记入账，把仓库和账目搞得清清楚楚；还管过饲养牲畜的事，畜群增殖很快。⁸干的都是最基本的家政管理工作，但他很负责。

这时季氏的族长是季平子。他是季武子的孙子，名叫季孙意如，父亲去世得早，孔子17岁那年，老季武子死去，年轻的季平子就直接继承爷爷的爵位和职务了。

那时鲁国还没有各级地方政府，全国基本被季孙、叔孙、孟孙三家瓜分了。这三家的主子，派些大大小小的管家管理各地封邑，负责收税，处理老百姓的诉讼等工作，和后来的地方政府功能类似。

为什么在季孙氏家里干？具体原因我们不知道。孔子父亲是孟孙家老部下，他在孟孙家找个饭碗，按理说更顺理成章。但当时季氏在鲁国权力最大，占的地盘最多，在他那里大概找工作更容易。就连阳虎也是在季孙家干，跟孔子一样，从低级小吏干起。

这种生活，对孔子，对阳虎，都离理想太远了，有挫折感。

贵族出身的人，从在摇篮里开始，听到的都是自己祖先横戈立马、建功立业的英雄故事，到受教育、学文化的少年时代，学的也是周人灭商、占领中原的大历史和激情洋溢的史诗。对他们来说，“未来”就是马鸣萧萧、旌旗飘扬的沙场，或者举止文雅的外交场合。孔子少年时没有这种经历，但他还是农家孩子时看到的贵族，都是乘着骏马轻车驰逐郊野，路过贵族的宅院，里面也是丝竹悠扬、酒肉飘香。如今他的现实，离那些印象都太遥远。

《史记》接着说，孔子小职员的工作干得不错，就当了“司空”。司空是什么官？

按汉朝人的说法是很大的官。那时在鲁国，最大的官是司徒，相当于国务总理，主管财政和人事；然后是司马，相当于国防部长；司空，工业与建设部长；司寇，主管治安和司法。这几个人就是卿，鲁国的权力核心。

在鲁国的寡头共和制游戏规则里面，这几个位子都是三桓各家世袭。季孙家世代当司徒，叔孙家世代当司马，孟孙家世代当司空，还有一个三桓之外的臧孙家，世代当司寇。要这么说，孔子这一步升得太快了，让人难以置信。

20世纪70年代，从湖北睡虎地挖出了秦简，才知道不是这样。原来司马、司空、司寇这类官，不是中央才有，下面各级贵族的采邑里也都有，工作性质都差不多，所以名字一样。在秦简里，监督一群犯人干活的小工头，就是司空；负责乡里治安的就是司寇。国家级的为了表示区别，就在前面加个“大”字，大司马、大司空、大司寇。

孔子这个司空，其实还是季氏封地里的小吏，管基建工程。司马迁不懂这个区别，他以为孔子这是当了大官，跟孔子晚年当过的大司寇搞混了，说孔子干了司空以后，“已而去鲁，斥乎齐，逐乎宋、卫，困于陈、蔡之间，于是反鲁”。这都是三十年以后的事，编年错了。

三十来岁的孔子没出过国，也谈不上有什么事业。孔子说自己“三十而立”⁹，就是三十岁基本能养家，日子过得还算可以了。他在曲阜城里有了房子，安了新家，不用住在颜家庄村里。像国君、季孙、孟孙这个级别的人，碰面的时候有，但还没机会深入打交道。

年轻的孔子主要时间和精力还都在学习。那时候有学问的人有两种，一种是专门给朝廷、贵族家管理书籍文件、算卦占卜，像微史家族。另一种就是普通贵族，他们不是专职搞文字的，但平时喜欢读书，到的国家多，见识的人多，听的事多，岁数大了自然有学问。这些人只要能结识的，孔子都要拜师学习。周围小国的国君来鲁国访问，有些年龄大，见识多，孔子也想办法去拜访或者列席旁听，讨教个一言两语。

孔子求知欲很强，要补的课也很多。“（子）入太庙，每事问。”¹⁰太庙是鲁国国君的宗庙，里面每一样东西在孔子看来都是新鲜的，以前没见过，所以都想问个究竟。

教学事业：早期学生

季氏家的工作收入有限，养活他一个人可以，供养老婆孩子就有点紧张。这时的孔子常做一个兼职，给贵族家“相礼”，就是人家办婚丧嫁娶、红白喜事时，去当司仪和主管。那时主持礼仪的人叫“祝”。为人家主持丧礼的，叫丧祝。为天子或诸侯专门负责礼仪的官，就叫太祝，孔子擅长和喜欢这个工作，所以才有他小时候就喜欢祭祀游戏的传闻。

周礼，特别是丧礼和祭礼，程序繁琐，讲究很多，一般人搞不明白，得请懂礼的内行主持。那时的婚礼倒相对简单，没后世热闹。人死了如何换衣服、入殓，灵堂怎么布置，通知哪些亲戚朋友，这些人都该穿什么级别的孝服，从入殓到下葬该怎么做，家属们怎么哭，下葬后怎么祭，都要丧祝决定。这助丧、助祭的工作，是儒家的老本行。因为这工作专业性太强，得好学的人才能搞明白，报酬又不高，一般贵族不愿意干。

这种工作有点像导演，指挥着大群形形色色的人，按程序一步步表演如仪，把仪式从头到尾搞得井井有条。孔子后来有那么强的建立秩序、整顿社会的决心，跟他干丧祝司仪的工作可能有关系。

有点学问了，孔子也开始自己当老师，开私塾招学生。他主要是想增加点收入，当时给学费叫“束脩”，字面意思就是一小捆干肉，束是捆，脩就是干肉、腊肉。其实这算是一种实物交易，拿点粮食或者布匹之类当学费应该都可以。那时铸铜的钱币还不流行，有时拿特定的稀有海贝当钱币，但民间最多的还是实物交换贸易。

孔子说：我收学生没什么身份限制，只要肯来交束脩的，我都会尽量教他。¹¹这时孔子名气不大，跟他念书的，主要是颜家庄的老亲戚们。

孔子弟子里面，今天知道姓名的，至少有八九个是颜家人。像颜回的父亲颜路，比孔子小七岁，是孔子最早的学生之一。他们不是单纯的师生，还沾亲带故。所以到孔子晚年，颜回死了，他家里太穷，父亲颜路想让孔子把马车卖了，给颜回买棺材。孔子很不情愿，说你看我这身份，好歹也是退休的大夫，出门没辆车怎么行？

要是师生之间，不大可能提这种无理要求，老师凭什么贴钱给学生办丧事？颜路这么做，是以老颜家亲戚的身份。

孔子时代，阶级身份的区别非常大，老百姓（农奴）没文化，也没崇尚文化的习惯，这一点不像后世。那孔子这些老乡亲们为什么愿意学文化？

其实是很现实的考虑：改善生活。像孔子在季孙家的工作，当个小工头，或者管点儿最基本的财务账，这类事情，眼高手低的贵族子弟一般不愿意干，但大字不识没文化的老乡也干不了。孔子教他那些亲戚们学文化，是学最基本的认字、算数技能。有了这点文化基础，再加上孔子在季孙家积累的人脉关系，就能给老乡们找份临时工，这比当农奴种地轻松，收入也高。

老乡们很现实，看到了这个好处，才愿意跟着孔子学文化。孔子呢，一方面是靠这个挣点学费收入，另外也是提携老亲戚家的年轻人，给他们个改善生活的机会。这样帮手就多了，能把季孙家的工作干好，自己面子上也有光。孔子对自己学生“找工作”的前景很自信，他说，要是跟我学上三年，还找不到份挣粮食的工作，那才是怪事呢（那时的工资都是给粮食实物）。¹²

孔子的教育事业，和他的弟子团队，就在“社会需求”的夹缝里这么起步了。他教这些早期学生，主要是“职业教育”，最实用的知识，还不是“六经”那套高深学问。

当然，孔子到了晚年，官做得大，学问高，名气也大，就能招收身份比较高的贵族子弟当学生了——大半也是家道中落的小贵族。孔子晚年总结说：“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¹³“先进”是早年收的学生，他们都是不懂礼乐的下层人、野人；“后进”是晚年收的学生，文化基础、社会地位都高得多，所以是君子。

不过孔子紧接着说：“如用之，则吾从先进。”意思是，如果要一起干点儿什么事的话，我还是信任早年那批学生。因为他们都是老乡亲、老亲戚家的孩子，绝对可靠。

从西周到春秋，“野人”都是乡野之人、下层农奴的意思，他们是周人征服地区的原住居民。周人分封来的贵族统治者，都生活在有围墙的都城里面，叫“国人”（这个国是狭义的国都），当然，统治阶层都繁衍得比较快，人多了之后，又形成了另外一些都邑。

孔子早年还有个著名弟子——子路。

子路比孔子小九岁，当初是个街头另类少年，头戴插满雄鸡毛的帽子，胸前挂着野猪皮护甲，挎着刀子，到孔子家找事。大概是听说孔子开学授课，要收保护费，没想到孔子是个大块头，不好惹。后来跟孔子打交道多了，觉得学文化这条路更有前途，就拜师投在了孔子门下，还娶了个老颜家的闺女，跟孔子成了姻亲。子路和他妻兄（大舅子）颜浊邹，都是孔子最早的那批弟子。¹⁴

孟氏的家庭教师

孔子34岁这年（鲁昭公二十四年，公元前518年），孟孙氏的族长孟僖子病危。当年带着孔子父亲去打仗的，就是孟僖子的父亲孟献子。孟僖子听说过孔子，年轻人有学问，孔家又是孟家几代的老臣僚，所以孟僖子临死前，嘱咐儿子孟懿子、南宫敬叔两人和管家，让他们以后请孔子来教文化课。

孟懿子（仲孙何忌）、南宫敬叔（仲孙阅）这兄弟二人，都是10岁出头的少年。但他们的地位高，和老颜家那些亲戚们完全不是一个档次。这说明孔子的学问慢慢有了名气，开始受到大贵族们认可，他以后的机会会越来越多。

当然，这两位的地位太高，孔子不敢把他们列到自己的弟子名单里，著名的“孔门七十二弟子”里就没这两个人。

孟家此时为什么能接受孔子当家庭教师，还有一个背景，就是孟懿子、南宫敬叔的母亲，也是孔子母亲那种民女身份，不是和孟家门当户对的贵族。

那是在孔子21岁那年（鲁昭公十一年，公元前531年），孟僖子去周边一个小国出访，路过一个叫泉丘的地方，和当地一个野人女子有过一次露水姻缘，当时他也没在意。结果不久之后，这女子居然私奔找到他家来，还带了一个从小一起长大的好朋友（古书叫“僚”，现在叫闺蜜）。据说这女子第一次幽会孟僖子之后，就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拿着一幅巨大的帷幕，把孟孙家的祖庙整个给盖了起来。她觉得这是某种天启，孟孙家必须接纳自己。

那时孟僖子早有了正房夫人，在外面也有外室相好，但一直没儿子，他就把这两个不请自来的民女安顿在一个相好家里，干点儿女仆的杂活。结果，那泉丘女子很快就怀孕生了一对双胞胎——孟懿子和南宫敬叔，成了孟家的合法继承人。

一起来的那位闺蜜一直没生孩子，但这二人关系非常好，曾到神社发誓，说以后谁要生了儿子，地位高了，也不能抛弃朋友。所以孟僖子就把南宫敬叔交给她养大。

知道了孟懿子、南宫敬叔这两人的出身，就能理解他们为什么能主动接受孔子了。

再介绍一下孟懿子、南宫敬叔这称呼。孟和南宫都是氏，因为敬叔的封邑在南宫这地方，就有了一个和哥哥不一样的氏。懿、敬都是谥号，死了以后才有的。孟懿子称“子”容易理解，是那时对贵族男子的普遍尊称，但南宫敬叔为什么称“叔”？因为当时习惯称当弟弟的为“叔”，和我们今天的“叔叔”意思完全不一样。

洛阳王都之行

与孟家的这次结缘，给孔子带来了很多机会，最直接的一个，就是他可以“出国”见见世面了。

春秋时期列国的贵族一体化的程度很高，各种文化、时尚、做派都比较一致，特别是以河南为中心的“中原”这一圈。这不全是靠政治上的联系，而是从年轻贵族的教育就开始了。那时青年贵族在继承家业之前，大都要到国外游历一圈，甚至定居一段时间，有的是去自己外婆家，因为那时贵族国际通婚比较多，外婆家就是外国了。¹⁵

孟孙家的南宫敬叔，这次要去王都洛阳游历一趟，孔子以家庭教师的身份随行，所有开支当然都是孟孙家负担。

从文艺复兴到19世纪，欧洲的贵族子弟也有这种“游历”的风气，尤其是英国，因为它本来是个岛国，环境闭塞，更要“出去走走”。贵族子弟二十来岁的时候，一般要带着仆人到欧洲大陆旅行一圈，可能花上一两年甚至更长时间，也经常要带一名家庭教师随行。到了各国，要学学当地的语言，和当地的贵族圈子交往交往，拜访一些著名的学者，就是为了增长见识，开阔眼界，和中国古语“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很像。这种欧陆旅行里面，一般都要去教皇所在地——罗马城，放在孔子那时代，就是王都洛阳了。

周人最早从关中崛起，都城在镐京（今陕西省西安市）。他们灭商以后，觉得镐京到中原有点远，就营建了河南的洛阳城，作为统治东方的重要枢纽，由王室直辖。到西周因为内战而灭亡，镐京又受到蛮人犬戎的威胁，周平王就放弃了镐京和关中，迁都洛阳，这是“东周”的正式开始。孔子这时，关中都已经成为新兴的秦国的地盘了。

孔子这次到洛阳，见到了一个著名人物——老聃，又称老子。根据一些研究的讲法，这还不是号称写《道德经》的那位老子，而是在周王室管理图书档案的一位老者。《道德经》出来得更晚，如果孔子那个时代就有了，孔子肯定要评论几句。

孔子向老聃请教了很多学术方面的问题。他晚年还给学生讲过，当时老聃的一位街坊去世了，老聃要帮死者家里办丧事，孔子也跟着观摩学习。

送葬的队伍半路上忽然发生了日食，天几乎完全变黑，还能看到星星闪光。老聃发出指示：停止行进，拉棺材的车停在马路右边，送葬亲人也停止哭嚎。等到太阳重新出来，老聃下令送丧队伍继续前进。

孔子不理解，按照习俗，棺材出了门就不能返回；出现日食不知多久才会停止，继续前进不比停下不前更好吗？

老聃的解释是：人的正常出行，都要在大白天。比如按照周礼，诸侯去朝见天子，或者大夫因公出差，都是日出时上路，太阳快落时就要找地方住宿，不能顶着星星赶路。出殡也要比照这种规范（因为死者是有身份的人，按生前的规矩来）。

日食都有史官的记录，今天也能用天文学知识推算。根据史书和计算，这次日食发生在鲁昭公二十四年周历的五月一日，阳历就是公元前518年4月9日。这是孔子在洛阳的确切时间，孔子这时34岁。这件事记载在儒家经书《礼记·曾子问》里，比较有依据。

后来到战国，诸子百家都喜欢拿孔子编点儿故事。孔子见老子这事也有了很多版本，比如庄子、韩非子，都把老子描绘成一位深不可测的高人。其实从《礼记》的记载来看，这位老子也只是个有学识的老者而已。

除了和老子的交往，孔子可能还结识了一些在王室供职的人物，比如负责占星、擅长音乐的苌弘。据说孔子曾参观周王室的祖庙，看到一个大铜人“三缄其口”，可能是嘴上被贴了三个封条，背上还铸了很长的铭文，告诫人们“祸从口出”的道理。这些记载就难辨真伪了。

孔子的洛阳之行好像很平静。但洛阳此时正处在政治动荡之中：两年前，长寿的周景王过世，但没有册立过正式的太子（曾经有过一位太子，死在景王前面了），王子们为王位发生争夺，先是最符合嫡长子继承原则的王子猛即位，但另一位受周景王宠爱的王子朝立刻作乱，杀死了王子猛，自己当了周王。很多诸侯都不支持这位杀兄弟篡位的王子朝。王子猛有个同母的弟弟王子匄逃到了晋国，准备靠晋国的支持夺取王位。

孔子和南宫敬叔到洛阳，正遇上王子们的这一轮对峙。再后来，晋国出兵赶走了王子朝，扶植王子匄成为周王（周敬王）。孔子的洛阳之行固然见了不少世面，认识了一些人物，但他也看到了周王室的衰微不振。

或许因此，后来孔子再没有到过洛阳，他也没梦想过帮助周王室恢复权威。春秋晚期的大背景下，能搞好一个诸侯国就很不错了。孔子虽然是个理想主义者，但追求的还不算是太缥缈高远的理想。

有车人士

孔子这次陪南宫敬叔旅行，算是为老东家孟孙氏成功完成了一项重要任务，他也得到了现实的好处。最重要的是，他有了这辈子的第一辆马车。

因为在出发前，南宫敬叔家为孔子准备了一辆马车、两匹马，还有一个仆人，这也是一位大贵族的家庭教师出门该有的行头，不能太寒酸。而且，孟孙家还把这些开支报告了鲁昭公，当然不用鲁昭公出这笔钱（孟孙家应该比朝廷有钱），主要是让孔子在鲁国政治圈子里更有身份。

从洛阳回来以后，那位仆人应该归还了孟孙家，但马和车就一直由孔子使用了。这辆车只配了两匹马，档次不算高，因为那时体面的马车要驾四匹马，所谓“驷马”。但对孔子来说，这已经是超出预期的待遇了，他从此成了“有车”人士，这是他这辈子的一个里程碑。

当时的贵族，最体面的待遇是有一块封邑，这是最合法、实惠的收入来源，但很多小贵族都得不到。退一步的身份标志，就是有自己的马车和仆人。生活方便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社交场合的形象。那时衡量一个贵族的家产，最方便的方法就是看他有多少辆马车。到体面人家做客，如果是坐马车来的，那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主人家会更尊重。那时贵族不光有事的时候乘车，没事“散步”也经常是驾着辆马车到处跑，去原野里散心，“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骋”¹⁶——我抬眼看四方，都局促得不够我尽兴驰骋。很文艺的感觉。

对孔子来说，季孙家是他的大老板，他在季孙家就是个雇员，把老板哄高兴了也许能挣不少钱，但永远是打工的身份。孟孙家对他的提携就更大。他后来总结说：季孙家曾经送给我很多粮食，我富裕了，朋友们也对我更亲密了；孟孙家的南宫敬叔借我辆车，不光让我出门方便，事业发展也更顺了。¹⁷这时孟孙家的族长孟懿子，在世时间还比较长，他受过孔子的教育，在生活、工作上也尽量帮助孔子。

但一年以后，鲁国上层内讧，发生了一次大动乱，孔子差点“站错队”。要是这次他没认清大方向，按老路一直走下去，即使不丢性命，也要被当权寡头打入另册，终生默默无闻，不是日后的孔子了。

附录一　西周、春秋贵族的姓和氏

姓和氏，今天看来是一回事，孔子那时可不是这样。

周人的姓，是区别族群的。商人有没有“姓”的概念，现在不好说。但周人有，而且特别重视。因为周人严禁族内通婚，不同的族群要靠姓来区分，同姓不能结婚。周人都是姬姓。他们刚刚在关中崛起，还没有灭商的时候，主要和近邻的姜姓族通婚。

到周武王灭商，占领中原，把自己的同宗亲属和后代分封到各地，建立了鲁、卫、燕、蔡、虢等至少几十个诸侯国，这些国家的统治者都是姬姓。一贯友好的姜姓族也被分封到中原，建立了齐、申、许等国，协助周人统治中原。

中原原有的那些民族，有些可能已经有姓的观念；没有的，也被周人强行安了一个“姓”，用来区分能否通婚。比如商人，都是“子”姓（孔子是商人后代，所以也是“子”姓）；秦、梁、莒国是“嬴”姓，薛国是“任”姓，邾国是“曹”姓。这些族群（小国），也逐渐都有了同姓不婚的禁忌。

氏，用来区分贵族的家族、家支。氏的来历很多。

可以用官职作氏，比如“司马”，本来是管军事的官职，世代当这个官职的家族，就可以叫司马氏。

可以用地名作氏，一般是贵族自己的封邑地名，比如晋国的原、韩、魏氏贵族。更古老的韩和魏是小国，在孔子出生前一百多年，韩、魏都被晋献公吞并，变成了地名，晋献公又把它们分封给忠于自己的大夫，这两家大夫就拿韩、魏作自己的氏了，他们和老的韩、魏国君家族没有关系。

可以用自己先祖的字作氏，因为对尊敬的人不能称名，但可以称呼字，那些不是太子，不能继承君位的公子们，他们的字，往往就成了自己后代的氏。

氏的来历多，这就难免有重复。

比如春秋时以“孔”为氏的家族，就不止一家。因为《诗经》里有“孔嘉”这个词，“孔”意思是“很”，“嘉”是“好”，所以那时人常有名嘉，字子孔，名和字要有点联系。孔子这个孔氏，出自宋国公子。此外，卫国还有一个孔氏，其中的孔文子和老年孔子关系还不错。但卫国的孔氏是姞姓，跟孔子家没有任何亲缘关系，这种是可以通婚的。

同一个家族（甚至同一个人），也可能有不同的氏，有的氏来自官职，有的来自封邑，很复杂。这在当时是专门的知识，贵族们都要学习。

说完姓和氏的来历，再说称呼问题。那时贵族中男人和女人的称呼方式也不一样。

称呼贵族男子的习惯，是“氏+名”，比如孔丘。对男人，姓不是用来称呼的，只是区别择偶用，不然孔子就该叫“子丘”了。

有些男人似乎没有氏，比如各国的国君家庭，国君的儿子就叫公子某，孙子叫公孙某。到公孙的儿子辈，才能有自己家族的氏，一般就是爷爷的字。但严格来说，国君和儿孙还是有氏的，就是他们所在的国名。这还是用封地命氏的原则。

贵族女子的正式称呼，是“氏+姓”。她们本来可能有小名，但不能在正式场合用。女子强调姓，正是为了区别婚姻，要跟丈夫的姓不同。但这个氏，可以是自己娘家的氏，也可以是丈夫家的氏，依当时人的习惯而定。春秋时“齐姜”就特别多，这都是齐国的公主嫁到国外去的，其他比如王姬、鲁姬也很多。后人为了区别，就再加上她们丈夫的谥号。比如“鲁共姬”，就是鲁国姬姓的公主，嫁给了宋共公。秦穆公的夫人穆姬，也是用了丈夫的谥号。

上面这些很复杂的讲究，都是贵族们才有的。那时的平民就没有姓氏，只有一个光秃秃的名。当然，氏也可以勉强有，比照贵族们的官职或封邑原则，平民也可以把他的职业或者村落名、主人氏等放在名前面，用来区别重名。比如《庄子》里那位很会切牛肉的庖丁，丁是名，“庖”是厨师，职业，也勉强可以算他的氏。

到战国的时候，贵族社会瓦解，礼崩乐坏，这些讲究就逐渐消亡了。首先是姓和氏没了区别。其次是老百姓也开始有正儿八经的姓。我们看史书里，战国的人就都有姓了（或者叫氏，反正这时也没区别了）。可从近来出土的云梦睡虎地秦简、江陵张家山汉简等看，秦朝和汉初的时候，还有很多老百姓没有姓氏，就是光秃秃一个名。这时的朝廷甚至有讲究：级别特别高的官员，在公文上可以不写姓氏，只写名，普通官员就要姓名完整。

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已经不懂春秋时候姓、氏的这些讲究。像他说孔子“姓孔氏”，明显不懂姓和氏的区别。《史记》里写周文王叫姬昌，武王叫姬发，周公叫姬旦。其实在周人那里，姬是姓，根本不能用到男人称呼里面去，结果两千年传下来，大家也这么叫习惯了。

周文王、周武王、周公，符合规范的称呼，应该是“周昌”“周发”“周旦”，他们是周这个小部族的首领，周就是他们的氏。

有人可能会问：除了周人，难道还有以“姬”为姓的人吗？

有。周人在西部的一些近邻部族——戎人，就有姬姓的，他们和周人同宗，所以一直不能互相通婚。但他们一直没文化，没建立起政权，也不愿接受同宗的周人统治，所以被周人视作蛮族，不能通婚的同姓蛮族。

孔子的这个“子”是他的姓吗？还不是，那是对贵族男子的尊称。

有点乱？没办法。那时的贵族，讲究就是这么多。

但在本书里，为了照顾现代的习惯，还会用“姓”代称当时的氏，比如我们就说孔子姓孔。但涉及当时意义的“姓”，我们就称其为“族姓”，以示区别。

附录二　周人的大分封和国际秩序

春秋有列国诸侯，有周王室，现在很多人都搞不清他们到底是什么关系。因为再到战国的时候，各诸侯国的国君都称王了，王就显得不那么独尊。但春秋时候还不行，只要服从周人的国际秩序，就只能承认洛阳的周王，别的国君不能叫王，只能叫公、侯、伯、子、男等等。这里简单说说周人这套“国际秩序”的来历。

在周朝建立以前，统治中原的是商朝，势力范围包括了几乎整个河南省，再加上周围河北、山西、山东、陕西各省相邻的那一小块。但在这一范围内，还有很多和商人不同的部族小国，他们臣服于商朝，但还不是商人。

周人发源于陕北的山地，后来慢慢迁移到关中平原。对商朝来说，那里是西部很偏僻的边陲。周人原来是臣服于商朝的，那时只有商王才能称王，别的小国、部族头领，只要不敢和商朝作对的，就不能称王。

到周文王晚年，开始准备推翻商朝，才偷偷僭越称王。到周武王在位时，正式攻灭了商纣王，占领了商朝的地盘。为了巩固这新占领的大片土地，周王室就把自己的亲戚、族人大量分封到东部地区，让他们建立诸侯国，管理原属商朝的臣民。这种周人的诸侯国有几十个，北到今天北京一带（燕国），南边到了淮河和汉江流域。他们的国君家族当然都是姬姓。整个西周二百多年间，一直在断断续续分封新的诸侯国，因为历任周王都会有一些儿子需要分封。

姬姓诸侯国里，著名的有鲁、卫、晋、燕、郑等。他们和周王室的亲缘关系不一样，比如燕国，它的始封祖是召公奭，和周武王是同宗、平辈，但他们的共同祖先，要往上追溯好几代人。

鲁国的始封祖是周公旦，周武王的弟弟。卫国、晋国的始封祖，都是周武王的儿子。郑国更晚，始封祖是郑桓公友，他是周厉王的儿子、周宣王的弟弟，在周宣王时期被封为诸侯，那已经是西周晚期了。

除了这些同宗的亲戚，还有一些周人在西方的盟友部族，也被分封到了东方建立诸侯国。他们主要是姜姓的，比如齐国、申国、许国等。在周人灭商以前，这些部族已经和周人互相联姻好多代了，也参与了周人灭商的战争，是很可靠的盟友。

上面是被周朝正式分封的诸侯国。在这之外，东方还有很多原住民小国，他们原来服从商朝，周人灭了商以后，他们就改成服从周朝。周朝就继续承认他们的统治权，也让他们承担一些诸侯的义务。比如陈、南燕、杞、徐、莒、郐等，他们的姓就很杂了，有妫、姞、姒、芈、嬴、己、风、曹、妘等，这些“杂姓”大多是东方原住部族。周人一般称这些小国的国君为“子”或“男”，而不用公、侯、伯这类比较高端的国君称呼。

还有个更特殊的，子姓的宋国，是旧商朝的王族和百姓，他们供奉的还是历代商王祖先。这是周人宽大的地方，他们允许商王的世系继续建国，繁衍下去，前提是不能再称王了。

西周的王室很有权威，因为王室直辖的地盘很大，从关中一直延伸到洛阳，超过了任何一个诸侯国。那时没有诸侯敢和王室作对。到东周，王室丢掉了关中，势力大减，但周王的精神领袖地位还在，仍是各诸侯国名义上的至尊。有些强大的诸侯，比如齐桓公、晋文公，就倡导“尊王攘夷”，联合诸侯打击那些公然不服从王室的小国。所以春秋的周王室，可以说是“有形式，没内容”，没人公然否定王室的权威，但列国内部、列国之间的事情，王室已经无力管理了。新的国际秩序应该是什么，需要各诸侯国自己摸索。

从西周到春秋数百年里，周人那些最亲密的诸侯国（包括姬姓和姜姓的）慢慢发展壮大起来，把自己周边很多的原住民小国给蚕食、吞并了，这些亡国的国君家族，都变成了诸侯国里的异姓贵族。

但另一方面，也有些原住民国家强大起来，开始不服从周朝的统治秩序，甚至梦想自己能取代周朝。比如南方的楚国，它的国君就称王了，表示自己和周王是平等的，比所有的诸侯国君都高。再晚一些，东南方的吴国、越国也称王。这完全不符合周人的政治秩序，所以中原国家的官方史书，如鲁国的《春秋》，一直把楚国的国君写成“楚子”。哪怕有时候鲁国投靠了楚国，但表面上这套政治立场不敢丢，这是春秋中原国家的“政治正确”。

1　见《礼记·王制》。

2　《礼记·曲礼上》。

3　《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公孙挥能知四国之为，而辨于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贵贱、能否。”

4　《论语·为政》：“吾十有五而志于学。”

5　《论语·述而》：“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

6　《史记·孔子世家》：“孔子要（腰）绖，季氏飨士，孔子与往。阳虎绌曰：‘季氏飨士，非敢飨子也！’孔子由是退。”

7　《论衡·物势》：“孔子畏阳虎，却行流汗。”《论衡·言毒》：“孔子见阳虎，却行，白汗交流。”

8　《史记·孔子世家》：“孔子贫且贱，及长，尝为季氏史，料量平。尝为司职吏，而畜蕃息。由是为司空。”更早的文献《孟子》里也有类似的记载。

9　《论语·为政》。

10　《论语·八佾》《论语·乡党》。

11　《论语·述而》：“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

12　《论语·泰伯》：“子曰：‘三年学，不至于谷，不易得也。’”

13　《论语·先进》。

14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鸡，佩豭豚，陵暴孔子。孔子设礼稍诱子路，子路后儒服委质，因门人请为弟子。”

15　春秋贵族的这个风气很重要，史书《左传》提及有些贵族的早年经历时，会出现些片段信息，但缺少概况性的总结，其他儒家经典则几乎完全没有涉及过。清代以来的学术界似乎也没有专门探讨过这个现象。

16　《诗经·小雅·节南山》。

17　刘向《说苑·杂言》：“自季孙之赐我千钟而友益亲，自南宫敬叔之乘我车也而道加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