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南国的挫折（57岁）

老家宋国：殷商遗民——男同志和孔子作对——初民时代的户外旅行——郑国的寡头更冷漠

商朝的血腥记忆

孔子离开卫国，想去的地方是宋国，那是他祖先的故里，他57岁了，可能有落叶归根的想法，回那个他还没有到过的故乡。

宋国在卫国南边偏东，先要经过曹国（今山东省菏泽市定陶区）。

西周初年周公搞大分封，封了自己的弟弟振铎到曹这地方建国。这样算来，曹国在诸侯里面辈分不低。曹国地理位置也很重要。西北是卫，东北是齐、鲁，南边是宋，西南是郑。后来，著名的范蠡帮助越王勾践灭吴，然后弃官从商，觉得这里是“天下之中”，就把自己的商行总部设在了这里。曹国都城叫陶丘，后人称范蠡为陶朱公。

但孔子的时候，曹国已经很弱小，沦为了三流小国，经常被宋国、郑国控制。孔子没有在曹国停留，直接到了宋国。这时距离孔父被杀那次政变，已经有二百一十五年，八九代人了。

宋人是商朝人的后裔，这个来历也很曲折。

据说在夏朝末年，商人就居住在宋国商丘这一带，他们的首领商汤起兵灭了夏朝，建立起商朝。但商朝前期有很多次迁都，直到盘庚迁到殷地才算稳定下来（今天看到的殷墟遗址）。

商人文明最大的特色是鬼神崇拜，而且是嗜血的鬼神崇拜。不管是给天神还是给自己祖先献祭，都杀很多牲畜和人。商人死了埋葬时要杀人殉葬。穷人家没奴隶可杀，也要杀只狗埋上。殷墟出土的商人墓葬区，有无数杀人献祭的祭祀坑。（见彩图9）殷墟甚至有加工人骨的作坊，里面成年人的半成品腿骨整整齐齐捆扎在一起，等待进一步加工。

彩图9　1930年代殷墟遗址发掘时的照片（历史语言研究所）

殷商的祭祀用人：人牲，头部都被砍去。

再后来，周武王在西部崛起，攻灭了商，然后是周公辅政，大搞分封，殷都被周人彻底破坏和废弃，商朝的核心区被分封给了卫国。另外，纣王的哥哥微子早就投降了周人，周人允许他建立一个诸侯国，延续商朝的血脉，地点就选在商人灭夏前的龙兴之地，由此建立了宋国，国都商丘。

宋国国君祭祀的老祖宗就是历代商王。《诗经》里有一部分“颂歌”，是王室和诸侯祭祀祖宗时演唱的，其中有一组《商颂》，是宋国国君祭祀商王祖先用的，都是史诗，从商人部族的始祖开始，唱到他们怎么灭夏建立商朝……¹

周王朝给宋国的待遇最高，叫“于周为客”，做周朝的客人：宋国国君到京城朝见周天子，天子要用平等的礼节招待。其他诸侯国就没这待遇，到京城朝见天子是觐见上级，尊卑有序。这是周王室对昔日商王朝表示尊敬。

商人曾经建立王朝，人口很多，生活在宋国的只是一部分。其余的都被周人拆散分配给了自己的各诸侯国，鲁、卫等国建立时，都分到了若干家族的商人。一部分比较温和的商人被迁到了关中，那里是西周统治的中心，他们在那里给周人朝廷当帮手。最顽固的商人被迁移到了洛阳城。这里远离殷都旧地，靠近周人统治中心，可以防范他们造反。这叫“分而治之”。

这样七分八拆，还有一些商人没有着落，生活也不好过，就在列国间做起了生意。商人以前统治中原，对各地的情况比较熟悉，又见过大世面，生意做得好。今天做买卖的“商人”这个词，就是从这些商人来的。到春秋的时候，这些商人的商会总部可能设在郑国。他们和郑国国君世代都有协议：商人不干涉郑国的政局，郑国国君、贵族也不能给商人强行摊派。春秋时郑国的位置在中原中央，做生意比较方便。

从地缘上讲，商人崛起于东方，周人的故里则在西方的关中平原，两种文化从根子上完全不一样。周人虽然信鬼神，但不杀人祭祀、殉葬，连牲畜也不愿多杀。周公规定：招待、祭祀天子（周王），只能用十二头牛，诸侯、卿大夫依次递减。周灭商之后，严禁再搞杀人殉葬和祭祀，商人慢慢也把这种习俗改了，甚至可以说是忘了。

到孔子的时代，殷商时代的杀人祭祀已经是很野蛮，很不上台面的事情，春秋人的史书里甚至已经完全没有这方面的记载了。但血腥献祭理念的阴魂也没有全散，春秋时某些地下邪教式的巫师里面可能还有些残留，并且有了很大的变异；宋国人偶尔返祖，也会抓俘虏献祭。那时人们私下觉得，对于某些特殊的、邪门的神，杀人来献祭很有效，可以办成一些正常渠道实现不了的事。但总的来说，没有商朝那么盛行了。

商周贵族婚姻的讲究也不一样。商人本来没有“姓”的概念，也无所谓同姓不婚，盛行族内婚，不愿和外面的蛮夷通婚。周人相反，他们认为自己都是姬姓，必须和异姓（异族）通婚。像鲁国，历代国君习惯和姜姓的齐国、子姓的宋国通婚，还有周边一些姓风、曹的小国。周王室也是这样，常有齐国或宋国的公主嫁到洛阳当王后。

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民族融合。商人本来婚姻封闭，他们统治河南、山东一带数百年，各部族的小方国众多，混合不起来。而周王朝用了几百年时间，就基本实现列国上层社会的一体化了，这里面通婚的功劳很大。

商人的思维方式也很有特色。他们建立王朝，统治中原的时候，对周边小国（部族）很残酷，动辄讨伐、劫掠，抓到俘虏都送殷都祭祀鬼神。但他们被周人打败之后，却很老实地接受了这个命运，周人的很多礼俗他们也全盘学了过来，文化上、政治上完全认同周王朝。到了春秋前期，齐桓公、晋文公充当霸主维护国际秩序，抵御周边蛮夷的进攻，他们最忠心的盟友和支持者不是那些周人诸侯，而是宋国。

当初三桓想用孔子，但鲁国人是周公之后、周文化的嫡传，他们担心孔子是商人后代，恐怕对周人政权有什么意见。三桓派人找孔子谈话，问他对周朝的态度。孔子说，周朝吸收了夏、商两代的好成果，最有文化，我拥护周朝。²这样三桓才放心。

孔子那个时代，黄帝、炎帝的传说还是野史，没变成正统。那时候正统历史里最古老的就是尧舜禹，然后是夏商周，之前都是野蛮的部落时代，没有文明的历史。

对夏、商、周文化，孔子认为大同小异，在这个基础上有一点点进化，到周朝发展得最好。举个例子，每年过年的日子，如果用今天的农历做标准的话，夏朝在一月一日，商朝在十二月一日，周朝在十一月一日。其他各种礼仪制度，孔子也都认为大同小异。他说：夏朝的历法最好（从西汉开始，果然又用夏历了）；商朝的马车技术最好（在考古上，确实是从商朝后半段的殷墟才有马车的，之前的所谓夏朝没有，商朝前半段也还没发现马车）；周朝的礼服冠冕制度最好。

商朝人对夏朝礼仪有些改造，周朝对商朝的也有些改造。孔子认为，这些改造幅度都不大，很容易说清楚，至于以后的历朝历代，也不会有多大变化。

商朝的传人是宋国，夏朝也有传人，比如山东的杞国，这就不好考证了，因为考古里面真正的夏文化核心区，是河南西部（洛阳）到山西南部（运城）这一带，没延伸到山东。孔子考察过宋国和杞国的礼仪制度，他的结论是，这些都不是夏朝、商朝的旧制了，已经混进去很多周人的文化元素，而且文献记载也太少，没法细究——别看孔子推崇古代，他不是盲目地神化、理想化古代，有时甚至有“疑古”的治学理念。

孔子这种“三代大同小异”历史观，其实完全忘掉了商朝文明的血腥残暴，末代商王纣成了替罪羊，王朝的一切罪恶都归到了商纣头上。这倒不是孔子的创作，很可能是周朝开国者周公的国策；只是这段历史的文献太少，今天已经难以如实复原了。

而且孔子尊重祖先，对商、对宋，都有很强的好感，对商朝真有感情。他常挂在嘴上的几个仁人、贤人，伯夷、叔齐、微子、箕子、比干，都是商人。孔子说自己学习的榜样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老彭，也是商人。³

微子、箕子、比干，都是被著名暴君商纣王迫害，甚至残杀的。孔子说：“这三个人，是商朝的三大仁人啊！”

周人用陶俑取代了商人杀人殉葬的习俗，这是文明的进步，孔子却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他始终没有提及商文化残酷野蛮的一面，因为这些在西周开始的历史记忆中都没有了。

今天看来，不仅商人的血祭是千古之谜，西周和春秋人怎么刻意把这些历史记忆抹去的，也是个千古之谜，只有一部来源不明的《逸周书》，里面对周武王刚灭商的时候大搞杀人献祭记载得非常详细，说明周人当初不是不知道这些，甚至很想学习这一套做法，真正的革命也许是从武王死后，周公掌权“制礼作乐”开始的。孔子编辑的《六经》刻意没有收录《逸周书》这些篇章，所以我们今天很难揣测古人的历史知识，也许他们知道的事情更多，但刻意隐瞒起来了，如果不是借助现代考古发掘，这些被隐藏的古史也就彻底湮没了。

和桓魋的冲突

宋国对孔子这个远来的游子，却没什么好招待。

当年的华氏家族杀了孔子先祖，在宋国长期显赫。但在孔子年轻的时候，华氏家族卷入了宋国贵族内斗，彻底失败，没死的也都逃往国外了。所以孔子这次到宋国，不仅没有亲族熟人，连老冤家世仇也没有了。

这次与孔子为敌的，是他的同宗，一个具有女性气质的年轻贵族（那时还没有同性恋这个词）。

孔子到宋国的时候，国君宋景公在位二十二年了，政治还算稳定，没有太大的乱子。宋景公非常宠爱一个年轻的宗室贵族，桓魋（音颓）。他这桓氏，是从宋桓公的一位公子繁衍出来的，比孔子家族产生得晚。桓魋的职务是大司马，主管宋国的军事。

这位桓魋为什么记恨孔子，史书没说。非要找原因的话，得从五年前说起，那时孔子还在鲁国掌权。宋景公有个弟弟叫公子地，有四匹白色骏马，桓魋非常喜欢，求着宋景公要马——那时的贵族都喜欢好马，是奢侈品和身份的象征——宋景公不好意思说是给桓魋，只说自己喜欢，向公子地讨了过来，转送桓魋。又怕公子地认出来，就把马尾巴、鬃毛都染成了红色。

这种掩耳盗铃的伎俩很难瞒住人。公子地发现后大怒，带人把桓魋打了一顿，马也牵了回去。桓魋受了委屈，找宋景公撒娇诉苦，说自己在国内待不下去了，要出国流亡。俩人伤心得不行，关起门来哭，四只眼睛都哭肿了，宋景公要替桓魋报仇。公子地听说势头不好，自己先跑了。另一个公子，原本居间调停，现在看自己搞得里外不是人，也跑出了国，他们占据了宋国边境上的一座萧城，和桓魋对抗。

这些事，和孔子都没什么关系，唯一沾点边的，是那位居间调停的公子，在萧城撑不住以后，逃到了鲁国避难。要说桓魋记恨孔子，这大概是唯一的理由。

但当时贵族因内乱出逃，各国都有接待的义务，只要不提供武力支持，不会造成两国翻脸。何况那位公子逃到鲁国的时候，孔子已经被架空，马上就要辞职了，没必要把账记在孔子头上。

可桓魋就是跟孔子干上了。孔子一行到了宋国，没人肯做“主”接待。桓魋已经放出话来了，本地贵族也没人敢来拜访。这是孔子到宋国时的尴尬处境。

好在孔子一直用宠辱不惊的标准要求自己，他不甘心就这么灰溜溜离开自己的祖先之国，还整天给弟子们开班上课。如果能吸引来一些年轻人拜师求学，他就慢慢建立起本地的关系，一切都有机会。

这时是夏天，天气热，孔子住处简陋，连个像样的庭院都没有，要带着弟子们操练“礼仪”，就像仪式彩排一样，需要一定的空间，他住处临街有棵大树，孔子就带着弟子们在树荫下练习礼仪程序。

以桓魋的官职和势力，想给孔子找麻烦很容易，但他表达敌意的方式也很阴柔，先派人砍了这棵乘凉的大树，而且声称下一步就要孔子的性命。

到这地步，孔子不走也不行了。不过他故意慢慢收拾东西，慢慢出发，不能丢了身份。弟子们紧张，劝老师赶紧离开这是非之地，因为桓魋要找麻烦，肯定先拿这些学生开刀。

孔子还拿着架子：生死自有天命，“桓魋其如予何！”翻成白话就是：“桓魋（那么个不男不女的家伙），他能把我怎么样！”⁴

桓魋不愿接纳孔子，还有个可能就是，他不喜欢孔子那套君臣和人伦秩序。孔子虽然并不明文反对同性恋，但他倡导的君臣关系、家庭关系里，也没有男男恋情的空间。

首先，孔子把男女关系看作人性的基础，社会关系的基础，他承认人最基本的需求就是吃饭和男女之事：“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⁵，男女要有尊卑，也一定要搭配在一起。这才能生孩子，生尽量多的孩子，由此再发展出父子兄弟等家庭伦理原则。第二，孔子对君臣关系界定很清楚，就是严格的契约劳动关系，老板不能是朋友，“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⁶。他反对把君臣关系和私人感情扯一起。

说到这儿，值得补充一下另一个跟孔子、阳虎都有点关系的男同志，卫国的弥子瑕，卫灵公的宠臣。

弥子瑕也以男色著称，深受卫灵公宠爱，一次弥子瑕和卫灵公在果园游玩，弥子瑕摘个桃子吃了一口，很甜，忙拿给卫灵公吃。卫灵公非常高兴，一边吃一边夸弥子瑕好，知道关心领导。后来弥子瑕年纪大了，美貌不再，卫灵公不喜欢了，又想起了这回事儿，说：你当年多混蛋，居然把吃剩的桃给我吃？⁷

弥子瑕先跟阳虎打过交道。九年前，阳虎带着军队伐郑归来，路过卫国，差点没和弥子瑕打起来。这个弥子瑕据说和子路是连襟，都娶了老颜家姐妹，大概是颜浊邹搬家到卫国后结的亲。这样算，弥子瑕可能和孔子也是姻亲。⁸

汉朝人提到弥子瑕，多数是因为他和孔子的关系。据说孔子刚到卫国，想求见卫灵公没门路，就先通过弥子瑕，见到南子，再通过南子推荐给卫灵公。汉朝人喜欢拿这个论证：圣人也有低三下四、通权达变的时候。⁹至于孔子初到卫国受过当地人猜忌，是不是和弥子瑕这远房姻亲有点关系；南子闹着见孔子，是不是包含了和弥子瑕的什么“宫斗”因素，就说不清了。

周道倭迟

孔子口头上不怕桓魋，在商丘城一直端着架子，因为桓魋真在城里动手的可能性不大，那样太丢宋国的面子。但孔子心里还是犯怵——出城到了乡下，人少僻静的地方，出点儿什么事就难保了。所以离开商丘城之后，他和弟子们立刻换了衣服，装扮成身份不那么高的人，加速离开了宋国地盘，朝西边的郑国而去。¹⁰

从卫国到宋国，再到郑国，其实是走了冤枉路。孔子当初就是想到宋国定居，但没料到有这番遭遇，他又不想走回头路，才选择了郑国。因为宋国已经是中原世界的东南角了，再往外就是所谓“蛮夷”的世界，那时人口很少，太荒凉，孔子不想往那边去。

宋、郑两国之间有一片荒原，就是现在河南的睢县、杞县、通许县一带。两国曾有约定，谁也不能开发这片荒地，留着做缓冲区。¹¹

在孔子那时代，今日中国范围内的总人口超不过一千万人，不到今天的百分之一。还可以描述得更直观一点：现在能看到一百个人的地方，春秋时候就只能见到一个人；如果现在连一百个人都没有，在当时就是无人区了。这可以帮助我们设身处地想象一下春秋时候的生活和旅行。

马车行驶在野外荒原上，能见到人烟村落的时候少，都是莽莽原野、丛林，因为人少也就不可能砍伐树林，平整土地。有各种野生动物——梅花鹿、麋鹿、野猪、狐狸、熊、狼、豹子、老虎出没其间，甚至还有野生水牛。孔子常常提到野生动物“兕”，就是野生水牛。商朝的时候，中国境内的温度比现在高，水牛的栖息范围都能到河北省中部的石家庄地区。¹²孔子这时候气温比商朝时已经低了，但河南境内还栖息着很多野生水牛。

人烟虽然稀少，但还有沟通列国的道路。周人占领中原以后，修筑了连接各诸侯国都城的大道，叫“周道”。《诗经·小雅》里歌唱：“周道如砥，其直如矢。”¹³大路像磨刀石一样平，像箭射出去一样直；也有迂回弯曲的，叫“周道倭迟”¹⁴；哪国政治混乱，境内道路失修，就会“踧踧周道，鞫为茂草”¹⁵。

夏日的骄阳之下，孔子的一队车马穿行在草野、树丛之间，不时要涉过小河，穿过溪水漫流的湿地。遇到马车陷入泥水、浮土，学生们就要一起用力推车。

孔子站在颠簸的马车上，看着穿过荒原、通向天际的隐约周道。他提倡诸侯们遵守的也是“周道”，就是周人开创的模范统治秩序。可对既得利益谁也不愿放手。对孔子的说教，那时没人公开反对，但都不往心里去。孔子只能继续在周道上仆仆奔驰。

路上偶尔驶过笨重的牛车、驴马驮载的商队，或者诸侯、贵族出使的马车队。贵族马车上有旗帜，上面的族徽显示主人的等级和家族名号。大国的大贵族国际知名，他们的族徽很多人都认得。他们出门或者是忙公事——国君的家事，或者是自家的私事，无非都是婚丧嫁娶之类，相识的亲戚、朋友死了，要去哭丧吊孝；自家娶媳妇要去说亲、接新娘；这是贵族最主要的社交事务。

唯独孔子一行，既不像商，也不像官，倒像个政治斗争失败的逃亡者。

那时旅店、宾馆很少很少。在外面赶路，遇到村野人家可以投宿。没有人家，就只能露宿。体面人出门，车上都带着帐篷、席子、垫子，预备露宿用。穷人连帐篷都没有，只能在主人的大车下面铺点草，和衣而睡。《诗经》里，一位驻防回家的士兵，就是一路蜷在车下面睡觉，他想起了草丛里盘成一卷的虫子，觉得自己和那虫子一样。¹⁶露宿的人，身上经常凝满露水。蜷缩在湿冷的夜色中，听着草丛里的虫鸣，这是旅人最想家的时候。¹⁷

孔子当过大官，是退职大夫级别，总得有顶帐篷睡。但弟子们就未必有这待遇了。特别是家境不好的弟子，露营的时候，他们要扎起帐篷，饮马砍柴，打水生火，架锅做饭，伺候老师吃完，最后挤在马车下面睡觉。

出远门的人要带干粮，方便路上吃。一般是炒熟的小米，有时还磨成粉，古代叫“糒”（音贝），或者“糗”。还有脯或脩，就是肉干。古代没有冷藏保鲜设备，杀了猪牛羊，都要晾肉干保存。孔子教学生常收一捆肉干当学费，正好带着路上吃。

要是遇见农家，就能投宿。那时的农民都怕贵族，别管是哪国的，看见驾着马车来的体面人，就会尽量好好招待。但农民一般说的都是口音很重的各地方言，和贵族老爷们的中原“雅言”很不一样，互相难交流。

农家条件差，一般都是跑风漏雨的茅草房子。那时还有很多穷人住半地洞式的草棚子：先在地上挖半米多深，四壁支起木棍，盖上茅草，从外面看就是个窝棚。“屋里”中间一般是火塘，屋角地上再掏两个小洞，就是保存粮食的地窖。考古学上，称这种为“半地穴式房址”，从新石器时代一直沿用到战国时候。

春秋农民使用的农具、工具还有很多石器，这可能让今天人很不理解，毕竟青铜器已经出现在公元前两千年的中原地区了。但中国铜矿分布很少，铜的价格一直高昂，只能给贵族使用，普通农民很少能用得起，他们生活中还离不开石头、骨头、蚌壳制造的各种工具，考古发掘的商代、西周、春秋时期村落遗址基本都是如此。可以说中国“铜石并用”的历史时期很漫长，整个“青铜时代”社会上层用铜器，下层用石器，上层少数人代表了下层多数人而已。直到战国时期，冶铁的技术发展起来，才把石器、骨器、蚌器彻底取代了。铁的熔点比铜高，所以冶铁技术出现、普及得晚，但铁矿分布多，成本低，这个铁器革命才是影响到全社会每个人的，而不是仅限于上层。

出门的孔子大概宁可住帐篷，也不住石器时代的这种农家窝棚。但他幼年在颜家庄，可能也是在这种房子里长大的。

如果是村落或小镇，孔子一行会打听：本地的贵人是哪家？这种人家，或是大贵族派在乡间的管家，或是本地的小封主。

打听明白了，就先派弟子登门，向主人介绍：我们先生，鲁国退职的大司寇，孔丘先生，从这里路过，来拜访贵主人。还要奉上礼物，按礼节一般是腊肉、鸡、鹅、小猪、小羊，比较常见，容易买到。各地礼节都差不多，就是所谓周礼。

按习惯，主人得谦让，说：我这就去门口迎接！学生说不用，让我们先生自己来。然后推让礼物，主人不肯收，学生坚持要给。争一番，主人暂时放下礼物，到门外迎接孔子。

这是宾主等级相同的情况。如果主人级别高，就不用出院门，而是在院子里或者屋檐下迎接。反之的话，主人要更谦恭。

宾主互相谦让着进了院子，进入堂屋，主人还要坚持退还礼物，又客套一番，才算收下。双方落座在垫子上，再次做自我介绍，再互相介绍各自国家最近的动态，客人讲讲来时一路见闻，主人讲讲本地风土人情，话题可以一直持续到饭菜摆上来……宾主互相敬酒，用餐。

主人家的下人，也招待孔子的随从、佣人吃饭；或者这些人自己打火做饭，还要给马喂料。饭后，主人安排客人住宿安歇。古代人出门一般自带被褥甚至简单炊具，因为那时的餐饮住宿服务业还不太发达。

第二天起来继续招待早饭。客人出发前，算着主人家招待的开支，再留下适当的礼物。下次什么场合再见了面，大家就是老朋友了。

这种路上借宿结识的主人家，当时叫“馆人”，孔子在卫国就曾经结识过一户“馆人”。后来孔子又路过这里投宿，发现主人刚去世了，孔子到灵堂哭了一次，又命令弟子从拉车的马里面选一匹，送给这家人做丧礼的份子钱。弟子们不理解：按照礼节，对“馆人”这种交情，不用送太重的礼物。但孔子觉得他和主人太投缘，还是坚持送了一匹马。¹⁸

郑国：无人理睬

走过了宋、郑之间上百里的林莽荒野，慢慢开始有农庄、人家。这是今天的河南尉氏县，进入郑国的地界了，道路开始变得宽敞平整，路边也有像样的行道树了。

继续走下去，人烟、农舍越来越稠密，时而还有小市镇，有几家摊贩或小店铺。然后人烟越来越密，房舍村落越来越多，小河上也有了木头或石头的桥梁，开始有冒着黑烟的陶窑、炭窑和铜器作坊，远远能看见城墙的轮廓——快到城市了。

郑国都城叫新郑，这个地名现在还在用，在河南省中部。为什么是“新”郑呢？这要从郑国的来历说起。

郑国分封晚，是西周倒数第二个王周宣王的弟弟封来的，开始时封在了关中，今天的陕西省华县。周幽王之乱以后，关中失守，王室东迁洛阳，郑国也跟着东迁，灭掉了河南当地支持幽王、褒姒的两个诸侯国——东虢国和郐国，安定下来，新迁的都城就叫新郑。

从商丘到这里，不用走太快，四五天也就到了。

一路在马车上颠得难受，如今快要到达郑都，孔子可以下车走走，活动一下身子，看看热闹。没想到，在新郑城的东门外，孔子和弟子们走散了。

新郑是中原的商业中心，这东门外，又是新郑的商业和娱乐区，很繁华。《诗经》里唱：“出其东门，有女如云。”¹⁹这么多女子站在店门外招揽生意，让人眼花缭乱。弟子们大多没见识过这么发达的服务业，难免东瞧西看，挤挤挨挨回头就找不见老师了。结果，孔子一个人先到了东门下。

孔门弟子里面，子贡心眼儿最多，他忙向当地人打听。孔子长得太特殊，应该不容易走丢。

有人告诉他：现在东门下有个大个子老头，长得奇形怪状，又累又迷糊，像条丧家狗转来转去。子贡赶紧找过去，果然是孔子。

孔子很吃惊：这么闹闹嚷嚷的地方，你怎么找来的？

子贡汇报：本地人告诉我，说东门下面有个人，头长得像谁，肩长得像谁，腰以下像谁，反正都像古代的圣人贤人；整个儿看，说是像条丧家狗。

孔子开心大笑：模样不重要，不过说像丧家狗，确实，确实啊！²⁰

孔子刚从市场里挤出来。他在体面的贵族圈子里待习惯了，不适应嘈杂的商业区，又是平生第一次出这种远门，所以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

孔子想来看看，郑国有没有当官的机会，结果不乐观。

从一百年前开始，郑国被郑穆公七个儿子的家族垄断了，简称“七穆”，是罕、驷、丰、国、游、良、印七家，都是用始祖那一代公子的字做氏。和鲁国的三桓一样，七穆也是在和老贵族、新贵族、国君的一轮轮斗争中抓牢权力的，而且郑国的斗争更激烈，更血腥，好几家的家长都死在了政变中。

郑、鲁还有一个不同。鲁三家的权力排名固定不变，别管哪代人，永远是季孙、叔孙、孟孙的排序；郑国这七家却是轮流做庄，按资历和能力相结合的标准，国务总理轮流当——郑国的最高行政职务不叫丞相或司徒，叫“当国”，二把手叫“执政”。孔子幼时到如今，是罕、国、游、驷四家依次当国，如今当国的人叫驷歂。至于国君，完全是七家操纵的傀儡。如果引起七穆家族不满，会被杀死换人。

这种极其稳定且封闭的寡头共和制度下，七家的当权者们肯定不会对孔子感兴趣。像“堕三都”这类政策，那是要了七家的老命。七穆在一代代贵族内斗的血战中站稳脚跟，可没那么见识短浅。他们把权力垄断得滴水不漏，阳虎那样的权臣都没机会出现。

郑国虽然加入了东方联盟，和鲁国一起对付晋国，但那是为了所谓“国家”（七家）的利益，跟孔子没私交。

比孔子早一代人，郑国当国的是国乔，字子产，这时已经去世二十多年了。子产是“七穆”的第二代人（第一代人是公子，他这代是公孙），著名的政治人物，在列国影响很大。他当政的特点，是在七穆家族中倡导和衷共济，避免因为利益分配不均而爆发内斗，所以他处处（对另外六家）隐忍包容，高风亮节，一碗水端平。

孔子早年也久闻子产的大名，很景仰，说过不少衷心赞誉的话，就是因为子产隐忍、宽容的风格。但这是为了“七穆”不内斗，为了七个家族的长久利益，真不是为了平民百姓。

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没太注意子产和孔子的年龄差别，以为两个人年龄差不多，说孔子像对待兄长一样和子产交往，“兄事子产”。其实子产在世、当国的时候，孔子还是没什么地位的年轻人，两人不可能打上交道。

这次到了郑国，也没哪个贵族出来给孔子“做主”，孔子遭遇的是尴尬的冷场和漠视。

这时的郑都颇为喜庆，因为他们刚打败了宋国一次。两国开战的原因，还和“东方联盟”有关系。因为宋国人有种傻实在、认死理儿作风，一百多年以来，他们都服膺晋国的中原霸主地位，现在还是转不过这个弯儿来。齐、鲁、卫、郑东方联盟和晋国开打，宋国就想援助晋国，派兵赶往黄河战区。郑国履行自己在东方联盟的义务，派兵北上截击，把这支宋军击退了，战场在“老丘”（今河南开封北），没在孔子从宋国赶来的路上，不然孔子一行就可以围观一下战场了。

孔子心情越来越低落，他当官时开创的国际格局还在延续，但他已然成了出局者，没人理睬了。

新郑城外有一条河，叫洧水。孔子在新郑的时间里，散步或者饮马，常来河边游逛一下。

洧水是条浪漫的河，水流平缓，河道曲折，形成了很多湖荡和回水湾，水边有垂柳、香蒲、芦苇丛，水中是睡莲和摇曳神秘的水草。郑国的青年男女都喜欢在河边幽会，或者驾着小船在河中游荡。那时郑国的贵族和平民中，传唱着很多关于洧水的情歌。现在的《诗经》里，还保存着好几首。

孔子好像不喜欢这个，他把“郑声”和“佞人”相提并论，说：郑国的歌曲都很淫乱，奸佞的人败坏道德，所以我执政的话，就要严厉禁止郑国歌曲，把奸佞之人赶走。²¹

其实在孔子晚年编辑的《诗》里，郑国那些情歌都保留下来了，孔子没有把它们真删掉。别的国家也有类似的情歌，孔子是喜欢诗和音乐的人，他大概不是真的讨厌郑国的诗歌，而是对这里的七穆家族太不满：不给当官也罢了（毕竟真请孔子当官的国家也不多），但对人那么冷淡，连点儿贵族圈子里最基本的人情味都没了。

可他又不敢公然开骂，因为七穆的高傲冷漠，对他形成了绝对碾压。在七穆家族眼里，孔子不过是个出身低贱而又野心勃勃的跳梁小丑而已，子产那套温情和隐忍，都不是给他这种人预备的。

一旦身份等级问题被定位、聚焦，孔子就像蛇被拿住了“七寸”，一点儿挣扎动弹的力气都没有了，一是他没有那实力，二是那样只会证实、宣扬了自己的低贱身份。最好就是悄没声儿赶快走人。

相比之下，他在鲁、卫、齐真是过得很幸福，但他对卫灵公、齐景公和三桓的批评言论也最多，对最冷漠的宋和郑，倒不敢说什么，只能借“郑声”说两句酸溜溜、不明不白的话，含沙射影一下。除了子产，孔子没法对七穆再发表什么意见。

想象一下，如果孔子出生在郑国，会是什么命运？

附录　贵族社会的同性恋风气

孔子抱怨卫灵公好色不好德，不全是针对南子的女色。那时男色也很流行。

贵族社会到晚期，同性恋风气会流行，这好像是个共同特征。春秋晚期到战国时代，欧洲文艺复兴以后，都是如此。法国写《追忆似水年华》的普鲁斯特，可能就算是这种风气的遗韵。

早期的贵族都是军事征服者，尚武好战，没女人气。过了若干代人，习惯了安逸生活，尚武的精神消磨了，要靠文化标榜自己与众不同。特别是到贵族社会晚期，下层出身的人逐渐威胁贵族地位的时候，贵族会更强调自己的身份，变得自我欣赏和顾影自怜——这就和女人心态很像了。贵族社会的同性恋风气，大概都跟这个有关。

孔子的时代是春秋晚期。到战国时期，像弥子瑕、桓魋这类女性化的贵族就更多了。最著名的，要算魏国的龙阳君（战国早期，晋国分裂成了韩、赵、魏三国）。后世称同性恋为“龙阳之好”的说法，就是从他来的。

据说魏王和龙阳君在一条船上钓鱼，龙阳君一会儿工夫就钓了一堆鱼，却眼泪汪汪哭起来。他跟魏王说：我钓到第一条鱼，很高兴。不久钓到条更大的，就想把前面那条给扔掉了。如今，我在床上伺候大王，天下的美男听说您好这口儿，都得来找您，到那时候，我不跟最早钓上来那条鱼一样了？魏王听得很是心疼，下令：再有来给我推荐美人的（没说是男是女，大概都包括），一律满门抄斩！²²

楚国还有一位安陵君，是楚王的男宠，本来地位不高。一个说客给他出主意，说您以色侍君，以后色相衰老，难免失宠。不如您找机会跟楚王说，等楚王去世的时候，您来殉葬，这样楚王和您的感情就不一般了。安陵君照做了，楚王果然大喜，把安陵封给了他，也当了一个小国君。

战国这种风气很普遍。墨子抱怨说，列国的王公大人，有喜欢的美男，就给他们封大官，不管他们有没有本事。²³荀子说过两次：到乱世的时候，男人都喜欢穿花哨的衣服，打扮、举止跟女人一样。荀子更不满的是，这样的男人不光男人喜欢，女人也喜欢，“妇人莫不愿得以为夫，处女莫不愿得以为士”，跟他们私奔的女人很多。²⁴

春秋之后，中国还有过一个不太标准的“贵族时代”，就是魏晋南北朝。这个时期，士族门阀世代控制政权，现在人说魏晋“风流名士”，就是那批士族。

但士族不是像周人那样，靠老祖宗军事征服打天下的，他们没有经历过早期贵族武夫那个阶段，所以魏晋还不算真正的贵族时代。正因为这样，魏晋名士一开始，就具有贵族社会末期的特征，他们标榜文化，顾影自怜特别厉害，其中更不乏女性气质。

比如魏晋名士的老前辈，曹魏时的大名士（也是大官僚）何晏，他是魏晋玄学的开创者，关于《论语》最权威的注解就是他写的。史载何晏“美姿仪而色白”，喜欢涂脂抹粉，最大的业余爱好是穿女人衣服，走路都在欣赏自己的影子。

到西晋灭吴，国家统一，天下太平，士人都追求风流，以致男宠流行，美男子甚至比美女还受士大夫们追捧，那些不是士族的平民老百姓也跟着学这风气。有些和男宠关系太亲密的，甚至和老婆离了婚，两个男人公然居家过日子。²⁵这已经有点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因为中国古代重家庭、子嗣，一般的男同性恋尽量要娶个老婆，生孩子。

古代的男同性恋，一般还要分男性、女性角色，比如《红楼梦》里的秦钟、蒋玉菡就是女性角色，薛蟠、贾宝玉是男性角色，其实是双性恋。这种男女角色，经常又和社会地位有关，一般男角都是社会地位高的，像卫灵公、楚王，他们的男宠都是臣下。美国学者苏成捷专门研究中国古代的性与法律问题，就注意到了这个现象。但在魏晋时期，这个规律似乎也不太有效，有些高级士族，比如何晏，似乎喜欢充当女性角色。

中国古代男同性恋关系，还有一个和现代社会不太一样的。就是现代社会里，男同性恋往往会形成一个自己的社交网络，有特定的接头地点、行为方式，形成一个“亚文化圈”。但古代没有，因为那时是熟人社会，同性恋都是在君臣、同僚或者乡里熟人社交圈内的个别行为。前面说过，传统时代的盲人，往往有自己的亚文化组织体系，但现代社会已经没有了。这和同性恋的发展趋势正好相反。

1　这组诗在《诗经》的最后一卷，有五篇，分别是：《那》《烈祖》《玄鸟》《长发》《殷武》。

2　《论语·八佾》：“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3　《论语·公冶长》：“子曰：‘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论语·微子》：“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论语·述而》：“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

4　《史记·孔子世家》《论语·述而》。

5　《礼记·礼运》。

6　《论语·八佾》。

7　见《韩非子·说难》。

8　见《孟子·万章上》。

9　见《淮南子·泰族训》《吕氏春秋·慎大览》《盐铁论·论儒》。

10　《孟子·万章上》：“孔子不悦于鲁、卫，遭宋桓司马，将要而杀之，微服而过宋。”按：这个“要”，就是在半路上拦截，而不是在商丘城里动手。

11　《左传·哀公十二年》：“宋郑之间有隙地焉。”

12　河北省博物馆：《藁城台西商代遗址》，文物出版社，1977年。

13　《诗经·小雅·大东》。

14　《诗经·小雅·四牡》。

15　《诗经·小雅·小弁》。

16　《诗经·豳风·东山》：“蜎蜎者蠋，烝在桑野。敦彼独宿，亦在车下。”

17　《诗经·召南·行露》：“厌浥行露，岂不夙夜？谓行多露。”

18　见《礼记·檀弓上》。

19　《诗经·郑风·出其东门》。

20　《史记·孔子世家》：“形状，末也。而谓似丧家之狗，然哉！然哉！”

21　《论语·卫灵公》：“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

22　见《战国策·魏策》“魏王与龙阳君共船而钓”章。

23　见《墨子·尚贤》。

24　见《荀子·乐论》《荀子·非相》。

25　《宋书·五行五》：“男宠大兴，甚于女色，士大夫莫不尚之，天下皆相仿效，或有至夫妇离绝，怨旷妒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