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子贡造神成与败

子贡制造假圣人——子夏去了晋国——曾皙豁达，曾参愚钝——曾参记录了真实的孔子——寡头制晚期的混沌

孔门危机

孔子去世前后，是孔门最为萧条的一段时间，他的弟子们政治上最得势的时期已经过去了：随着卫出公倒台和子路之死，卫国基本没有机会了；齐简公、宰予被杀后，孔门在齐国当权的也没有了。最后只剩了在鲁国工作的这些人，最重要的是冉有和子贡二人。

在孔子返回鲁国之后，新的一代三桓对他已经有些失望。他以前名声在外，家乡人把他想象得很传奇。等他回鲁国定居，季康子等人和他打交道多了，难免觉得名不副实。所以孔子临终的两年，这种观念在鲁国上层逐渐流传，到他死后更加流行。

这代三桓里面，叔孙武叔最直率，说话没遮拦，而且他现在是三桓里年纪最大的，资历高。一次在鲁国的朝会上，他谈起了孔子一些迂腐无用的主张，认为孔子徒有虚名，真正从政当官的能力还不如子贡。

子贡当时不在场，事后子服景伯向他转述，子贡坚决不同意，说：如果每个人都是一座宅院的话，我端木赐这座宅子，墙只有肩膀那么高，所以人从旁边路过，都能看到里面房子修得不错；而孔子这座宅院，墙有两三丈高，你要不从大门进去，根本看不见里面的房子是多么壮观，陈设、家当是多么富丽。能够迈进孔子院门的人太少了，所以有贬低他的言论，不也很正常吗？¹

叔孙武叔不讲面子，他还当面对子贡说过一些孔子没办好的事、没可行性的意见。子贡替老师辩护说：孔子不能和一般人比，一般人就像小丘陵，你想学习、超越很容易，但孔子就像太阳和月亮一样，别人是没法超越的。²孔子也会犯错误，就像日月会发生日食、月食一样，他的错误谁都可以看到，但改过之后，人们会更加景仰。³

孔子是著名的老师，但他自己并没有专门的老师，在他之前也没有专职教师这个职业。所以有人怀疑，孔子早年出身不好，怎么可能“无中生有”，成了大学者？卫国一位大夫就当面向子贡提出过这个问题。

子贡说：周文王、武王开创的治道，已经渗透到了当前士大夫生活的一切方面，贤能的人体悟得多，愚钝的人体悟得少，但都生活在其中。孔子随时随地都在总结和学习，也用不着有个固定的老师！⁴

孔子的商（宋）人血统，也一度成了鲁国上层批评和怀疑的对象。那时的人已经基本忘掉商文明血腥残暴的一面了，但关于末代商纣王，却有很多荒淫暴虐的传说，有人用这些传说诋毁孔子。子贡也要辩解：商纣也不像大家传说的那么可怕，只是因为他失败倒台了，墙倒众人推，人们就把坏事都编排到他的头上了。⁵

孔门弟子里，也有人觉得子贡比孔子出色。陈亢就当面对子贡说：您说得过分谦虚了吧，孔子难道比您还能干吗？

子贡说：说话一定要谨慎！常人哪里能明白孔子的伟大之处，就像你不可能顺着梯子一直爬到天上去！⁶

面对社会上对孔子的质疑和否定，子贡带头振作孔门，提升孔子地位，他的方法就是神化孔子，把孔子包装得全知全能、半人半神。

叔孙武叔等鲁国高层本来已经很看好子贡了，他为什么还要努力神化孔子呢？

首先，叔孙武叔等人对子贡的评价，还是针对现实的行政能力，而不是神异功能。如果子贡神化了孔子，让孔子具有超自然能力，那么他这孔子的得意弟子，自然也会继承一部分超能力。而且孔子已经死了，可以尽情创造关于他的神异故事，这是个不可替代的超能力“载体”，就像后世的神佛塑像。

其次，子贡在鲁国上层没有过硬的关系，要在官场上立足、发展，他能够依靠的主要是孔门同学。神化孔子，使同学们的形象都提高了，大家都有机会，这也是师门凝聚力。形成一个休戚与共的团队，才能继续发展壮大。

孔子和子贡的分歧

子贡这些想法，在孔子去世前十年，被蔡国人包围那次，两人谈话时已经表达出来了。孔子发愁自己的道无法推行，子贡给的建议是：您的道太高深，世间普通人接受不了，您可以稍微放低一些标准，搞通俗一点，他们就能接受了。⁷为此惹得孔子很生气。

子贡抬高、神化孔子的证据之一，就是孔子知道的东西多，好像是天生的本领。他对吴国的太宰伯嚭说过孔子的很多超常能力，伯嚭感叹：孔夫子肯定是圣人啊，不然怎么这么多才多艺！子贡说：这应该是老天的意旨，才给了孔夫子这些超能力。

孔子听说了，纠正说：伯嚭太宰应该是了解我的，我早年出身卑贱，所以会很多下层人的技能，真正的君子（贵族）用不着这样！⁸

伯嚭恭维孔子“圣”，这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在普通人看来，就是具有超自然能力的人，比如能预言未来、呼风唤雨、通灵捉鬼。而孔子对“圣”的解释，是能够造福天下的广大人民，是成功的政治家，尧和舜都未必够得上圣，别人就连想都别想了。⁹这种对“圣”的解释也没有任何神怪色彩。

孔子晚年时而听到关于他“圣”的传闻，他澄清说：“圣和仁者两个标准，我都是达不到的。我勉强能做到的是，对事业永不放弃，对学生诲人不倦，也就这两点了。”¹⁰孔子是个人，从没觉得自己是超凡脱俗的圣人、神人。他说过：“我不是生下来就什么都知道，只是喜欢古代的文化，一直在努力学习而已。”¹¹

孔子曾经问子贡：你觉得我知道的东西特别多，是吧？

子贡说：是啊，难道不是这样吗？

孔子说：你想错了，我的东西都是“一以贯之”。¹²

孔子说自己“一以贯之”是什么意思，已经不好猜测了。后人注释家多认为是“忠恕”这类道德标准。其实孔子可能还是说自己的个人经历，像早年干的会计、监工等工作，碰巧有那么大的身份跨界，所以技能多一些。

孔子也从不谈“超自然”的神异现象或能力，所谓“子不语怪、力、乱、神”。那时的科学水平还没办法彻底否定这些，但孔子是理性的经验主义者，就是只忠于自己见过的事实经验，对于别人转述的怪异、无法解释之事，他不发表任何意见，有点像现在人说的：“不听谣、不信谣、不传谣。”这本质上是“求真”的心态，不会人云亦云丧失主见，把学问搞成巫术。

孔子把专业技能叫“器”，他说“君子不器”，意思是，地位高的人不需要学很专业的知识，要全面发展。

但另一方面，领导对下属，就要“器之”，就是要发掘下属的专业技能，不要奢求下属是全面发展的人才。¹³现在人说“器重”“量才器使”这些词，就是从这儿来的。孔子早年给人打工，要干好一个下属的本分，所以掌握了一些专业技能。

子贡也很关心孔子怎么看待自己，他专门问过孔子。

孔子说：你也是“器”，什么器呢？“瑚琏也。”¹⁴

瑚琏是盛主食的器具，而且是祭祀用的礼器，可以说既体面，又有实用价值，但还没达到“君子不器”的状态。

可以说，对于一个人是不是“器”的问题，孔子有两种定位方法：一是分工的需要，任何人作为下属、雇员，就要履行作“器”的义务，像是大机器里的一颗螺丝钉，没的选择；另一种是个人的精神追求，能不能在现实利益之外追求点超脱的东西，或者说关心社会的情怀。有这点追求就算“不器”了。只关心个人利益和成功的，就还是“器”。所以他认为子贡是很精美，也很有用的“器”。

子贡曾经问过孔子：要是有一个人，被整个城区的人喜欢，您是不是也承认他是个好人？

孔子说：那得分开说。要是城里的好人都觉得他好，坏人都觉得他坏，才说明他是个真正的好人。

孔子思考问题是为了“求真”，要搞清楚它到底是什么（或者说应该是什么），而不是人云亦云，追随社会大众的舆论。子贡相反，他不太关心事物的“本质”，而是关心社会大众的态度，成功的商人、政客都是如此。能迎合、顺应大众的需求，就足够成功了，试图改变大众的观念才是费力不讨好。所以子贡搞的是“成功学”，专一的目标就是升官发财。

和孔子相比，子贡看到了人性更现实的一面：大多数人，包括列国的国君，三桓这种掌权贵族，他们处理的是现实政治，关注的是自己的现实利益，不需要人再来讲真实的历史和现实究竟是什么，更不接受那些克制欲望，建设理性政治的说教，那样太败坏他们的生活乐趣。他们需要的，恰恰是“超自然”的、神圣色彩的东西，就是通神的方士。巫术更符合他们的欲望，即使最终实现不了，追求的过程也是乐趣，它毕竟让人暂时超脱了庸常无聊的生活。

当然，子贡不是官迷心窍，不择手段往上爬的人，他能照顾好亲人、朋友、师生、同学、同僚们这些关系。他当年跟着孔子四处奔波，孔子去世后，他用各种办法提携、帮助同学，也是尽大师兄的责任。做人方面，子贡是有底线，有追求的。他对事业没什么底线，当个必要职业而已，没孔子那么多情怀，所以他能伺候各种当权者，给他们干各种事情，把自己的官当上去。

造神运动

活着的孔子不接受子贡的意见，死了的孔子却可以被任意包装，供庸人们崇拜。所以到孔子去世后，子贡就和孔子的理念全反着来了，他要把孔子塑造成神人、圣人的形象。

在比较忠实的儒家文献《论语》和《礼记》里面，孔子没有对任何“超自然”的现象发表过意见，他一直生活在很现实的世界里面。但稍晚的史书里，却记载了一些这方面的故事，很可能是子贡神化孔子的产物。

先看第一则。在孔子42岁这年，南方的吴国征讨越国，在今天的地图上，这是一次从苏州到绍兴的进军，但对那时的中原列国来说，已经是最遥远的南方世界。当吴军行进到会稽山时，发生山崩，出现了一些巨大的骨头，一根就可以装一辆车。现在看来应该是恐龙化石。但当时的人不理解，都很惊奇。

吴国到鲁国的使者带来了这个新闻。他向孔子请教这是什么骨头。

孔子解释说：这是古代的山神，叫防风氏。当年大禹在会稽山召集诸神，防风氏迟到，被大禹杀死，埋在当地。防风氏部族的人很高，都在三丈左右。这骨头应该就是防风氏的。孔子还说，最小的人族，身高三尺（那时的三尺不到今天的七十厘米），最高的人是他们的十倍，就是三丈高的防风氏。¹⁵

其实在吴王夫差之前，吴国和中原的联系很少，而且42岁的孔子还没当官，也没有接待吴国使者的机会。反倒是孔子晚年的时候，子贡担任外交官员，经常和吴国人打交道，才有可能听说这类故事，再把它的解释权安到孔子身上。

还有两则孔子在陈国定居时的传奇事件，可能也是子贡的创作，因为那个时候他已经陪在孔子身边了，他可以声称是自己亲眼所见。

第一则：孔子晚年周游到陈国，一只隼掉在陈国朝堂上，身上插着支一尺多长的短箭，箭头是石头做的。陈国君臣向孔子请教。孔子说，这种箭，是遥远的肃慎部落用的，这隼应该是从那里飞来的。当年周武王灭商之后，各遥远部落的人都来进贡，肃慎部落进贡的就是这种“楛矢”，周武王大女儿嫁到陈国，把那支楛矢当嫁妆带来了。你们现在到库房查查，应该还能找到。陈国人到保存古物的库房里翻了翻，果然找出了那支箭，和隼身上插的一模一样。¹⁶

第二则：孔子再次到陈国的第二年（鲁哀公三年）夏天，消息传来，说鲁国都城内发生大火了。孔子猜测说：烧掉的应该是桓公、僖公的庙吧？后来证明果然是这两座。¹⁷因为按照周礼，国君只能有前三代人的祖庙，更老的要废掉（还有两个更古老的远祖庙，永远不废）。到鲁哀公这一代，桓公、僖公已经在三代之外，现在人没拆毁，天命也要把它们烧掉了。

这两则神异故事，《论语》和《礼记》里面都没有。这些故事里，孔子已经具有了关于神异世界的知识，也有了探究“怪力乱神”世界的兴趣。这已经具有了巫师的职业特征，再往下就是呼风唤雨、未卜先知。

子贡这些神化孔子的举措只取得了有限成功，因为其他弟子很难配合。《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孔子去世后，有若被安排充当孔子化身，要接受众弟子的提问，表演孔子的预言能力。新创的故事情节是：孔子有预测天气的能力，天没下雨的时候，他会告诉学生出门带伞，然后果然下雨了；一个叫商瞿的学生一直没儿子，母亲想让他娶个小妾，但孔子说不用，他40岁以后会有五个儿子，后来果然应验了。

按照剧情，应该先由其他弟子当众讲出这两则事迹，向有若（扮演的孔子）提问。有若则给弟子们解释自己为何能够预言，并继续提供新预言。结果轮到有若开口的时候，他根本不知道该怎么表演，其他弟子看实在不靠谱，也放弃了这个扮演孔子的闹剧。

孔门多数弟子都是按孔子的正统教导读书，适应不了子贡倡导的这个转变，这就是从学者到巫师和算命先生的差距。

孔子去世后，子贡终于挺过了孔门最为萧条低落的时期，把孔子思想传播得更远，同时也把孔子塑造得超凡脱俗，成了庸众心目中标准的圣人。这个过程里面，子贡的官也越当越大，他晚年甚至“常相鲁卫”，就是在鲁国和卫国都当过宰相。

如果没有子贡的一番活动，孔门弟子可能早就风流云散，在历史上留不下任何痕迹，关于孔子的很多著作也未必能产生，那将不会有影响中国两千多年的儒家学派，我们今天对孔子的了解，也会像周公、老子一样稀薄而不可靠。

子贡提携同学，尽量给大家找发展机会，也有人不买账。有个叫原宪的孔门弟子，在孔子去世后，他看不惯子贡拉帮结派，也不愿参与为孔子服丧的活动，躲到了乡间过农民日子。他的观念可能和颜回差不多，最看重读书做学问，洁身自好，觉得当官就要追随当政者，同流合污干坏事。

子贡有次想起原宪，去看望他，应该是有什么职位出缺了，想拿这位老同学顶上。他随行的学生、仆役众多，车队浩浩荡荡驶入了原宪住的贫民区。这里平时都没有车来往，路边长满了荆棘杂草，车队就像在草丛里穿行，最后停在了原宪的破房子前。

原宪出来见客人，穿着一身满是补丁的旧衣服。子贡觉得很没面子，说：您日子过成这样，不是太惨了吗？

原宪说：我听说，没钱叫贫，学了道却不能实行才叫惨，像我原宪这样叫贫穷，不叫惨。

子贡被搞得很没面子，讪讪告辞离开了。后来他特别忌讳这事，谁也不敢在他面前提原宪了。这事就成了“原宪居贫”的典故。

子贡知道，自己追求的是人生的成功，具体说，是富贵，当大官，挣大钱，而不是孔子追求的“道”——合理的政治秩序。这是他和孔子最大的不同。

三晋新天地

追随在子贡身边的，主要是孔子从卫返鲁后新招的学生，这些人都比子贡年轻十几岁，学的东西不太够，资历也浅，正需要有人提携。除了有若，这个群体还有曾参、卜商等。

子贡看到鲁、卫、齐这些老牌中原国家工作机会已经不多了，但更远的地方还有机会，特别是孔子没有周游过的国家，比如南方的吴、越（吴国这时正在被越国征服），西方的晋国、秦国。他是做外交工作的，经常到这些国家出使，积累了一些人脉，正好可以把同学推荐过去。那里以前没接触过孔子的学说，会觉得新奇，更容易发展，这也算“外来的和尚好念经”。

向外发展最有成效的是卜商（字子夏），他去了晋国。

卜商比孔子小四十四岁，《论语》里面收了不少他和孔子的谈话。这个人的特色是治学、做事都不严格，对什么都不太在乎，生活态度大大咧咧，孔子说他“不及”，也是这意思。比如他说：一个人要是规规矩矩做人，老老实实做事，就算他没上学不识字，也称得上文明人了。他安慰同学司马牛说“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后来成了成语。

孔子平生最讲礼制，特别重视程序和仪式。卜商却认为内容比形式重要，他和孔子聊天，说到了绘画，卜商的推论是：找个美女当模特，如实画下来就很好，颜料、画布的质量倒在其次。他还引申：孔子主张的那些“礼”也是如此。这说法让孔子大跌眼镜，觉得太有见地，卜商以后能和自己平等探讨问题了。¹⁸因为孔子到老年之后，很多想法都和年轻时不一样了。

卜商当过莒父城的宰，孔子给了他两条施政建议，就是搞政绩不要贪多图快，别去争小利益，不然就是“欲速则不达”。¹⁹

孔子也担心，卜商会不会太没原则，把所有准则都丢光了？所以他告诫卜商：你要当“君子儒”，不要当“小人儒”！孔子觉得小人为了名利会为所欲为。

孔子去世后，卜商去晋国，在魏氏寡头辖区里收徒弟讲学，那里被称为“西河”，在山西南部，黄河大拐弯的东北角。卜商长期生活在西河，直到老死。那时的晋国只剩了魏、赵、韩三家大寡头，他们已经瓜分了晋国，形成了三个事实上的独立国家，所以这三国常被合称为“三晋”。这是中国历史从春秋进入战国的里程碑。

春秋后期的历史特征，是贵族政治、寡头政治已经日薄西山，却没有新的东西来取代它。真正的变革发生在晋国寡头分裂出来的这三个国家，尤其是魏国。

因为第一，晋国的高级贵族，基本都不是国君家族成员，不是三桓七穆这种所谓“公族”，所以晋国贵族寡头们缺乏“共和”的传统，斗起来就是你死我活，绝对不留活口。至于为什么晋国有这个传统，要追溯到春秋前期的晋献公，就是晋文公的父亲，限于篇幅，这里不多说。

第二，晋国的高级卿大夫家族，原来有十几家，经过很多次政变和内战，到春秋末年打得只剩了魏、赵、韩三家。内战也是优胜劣汰的过程，各家为了应对竞争，慢慢都放弃了贵族分封的管理方式，组建统一指挥的军队，用雇佣的文职管理人员代替世袭封臣等等，所以到战国初期，魏、赵、韩变成了最早建立君主集权的国家。这当中，魏国最为强大，最早推行系统的“变法”，是其他战国国家变法的鼻祖。

当年阳虎在鲁国失败，在齐国也待不下去，就去晋国投奔了赵简子，这是他有眼光之处，在那里能力更重要，不会埋没了他。战国人有个故事，说赵简子得知阳虎来了，准备迎接他，身边人劝说：“阳虎可是善于窃国篡权的人，您收留他，还让他当大官，不怕有麻烦吗？”赵简子说：“阳虎善于篡权，我偏偏善于守权。”他有一套驾驭阳虎的办法，让阳虎不敢再生妄念，老老实实为赵氏服务，奠定了后世赵国的基业。²⁰

这个故事不一定完全真实，但确实反映了赵、魏、韩三家的领导策略，他们虽然出自寡头，但已经超越了搞寡头共和、贵族世袭的层面，向战国的集权君主转型了。

孔子当初对晋国、楚国都曾经动心，但最后也没下决心前去，他也许失掉了一些机会。到弟子卜商终于弥补了这个遗憾。

卜商到晋国的时候，魏氏名义上还是晋国的一家贵族卿大夫，实际上已经开始建立自己的国家。这时是魏桓子（魏驹）在位，他的太子魏斯向卜商求学。后来魏斯（魏文侯）继承了家业，把魏氏建成了一个真正的诸侯国，而且是列国中最强大的。他任用丞相李悝，发起了战国最早的全面变法运动，废除了贵族制度，把魏国建成了君主集权的官僚制国家。李悝是法家人物之一，他最有代表性的工作就是法制建设。后来战国列国的变法，建设新型国家，都是用法家思想做指导。

魏文侯手下还有一位著名的将军，吴起。后来吴起到楚国谋职，又把魏国的变法经验移植到了楚国。这些是稍晚的事，和本书无关，唯一有关的一点，就是李悝和吴起，在年轻时都曾师从卜商。因为西部的老晋国这一带本来没什么学者，卜商在这里办学，是在一张白纸上作画，容易产生影响。

至于卜商在魏（晋国）西河讲学的内容，就不太清楚了，因为他没有著作流传下来。从个性看，他这人通脱，不拘泥于教条，所以他应当针对魏国这边的实际情况，对孔子的学说有所取舍，比如忽略那些贵族社会的礼俗讲究，更侧重为国君服务的一面，来适应魏国的官僚政治。他能够长期在魏地立足，培养出这么多出色的学生，其实是探索用法家手段治国的先行者。这一派对战国乃至中国后世的影响也极为深远。

但卜商在西河定居后，和老同学们的联系就很少了，可能他觉得这边的环境和鲁国太不一样，大家也没什么共同语言。到他年老时，儿子先死了，卜商很伤心，眼睛都哭瞎了。曾参听说，专程赶来看望他。卜商还沉浸在丧子的哀痛中，曾参发怒说：你也太没出息了！你在西河这么多年，没好好弘扬孔夫子的事业，这都是活该！

卜商只能接受，他在西河搞的学问和孔子当年太不一样，在老同学面前有点抬不起头来。

曾氏父子不一样

卜商等人事业的成功，其实也是他们大师兄子贡的成功。但子贡神化孔子的事业没有完全成功。因为他是搞政治的，没时间著书立说，只能编造一些孔子的神异故事口头流传。把孔子真实事迹写下来，形成《论语》和《礼记》的，是子贡的小师弟曾参。可以说，曾参几乎把子贡神化孔子的事业给毁了。

曾参，这个“参”就是大写的三，因为他字子舆，“舆”就是马车，那时一辆马车拉三个人是标配。他比孔子小四十六岁，比子贡小十五岁，鲁国人，家庭成分是农民。他父亲曾点也是孔子的学生，“点”是脸上的麻子，那时还有天花病，得过天花的人容易落下麻子脸，他字“子皙”，就是长得白皙，配着麻子相映成趣。

经籍里对曾点的记载不多，比较零碎，《论语》里就是他和孔子谈自己的春游计划。孟子说，孔子对曾点的评价是“狂”，就是不拘礼节，洒脱任性。据说当年季武子死了，曾点听到消息，靠在自己院门上唱歌，显示他对鲁国这个大权臣很不尊重。²¹但季武子死的时候，曾点应该年纪还小，甚至还没出生，让他唱歌的死者也许是季平子。

曾点爱吃“羊枣”，可能是羊睾丸，让他儿子曾参很受不了。²²另外，曾点还爱打儿子，据说有次拿棍子打，打得曾参昏过去很久，差点死了。²³曾点没什么显赫的公职和社会活动。但他儿子曾参就有了：孔子去世后，子贡把曾参推荐到了新兴的越国。

在曾参之前，已经有个孔门弟子到南方发展，这个人叫澹台灭明（字子羽，羽毛扇可以扇灭烛火，所以是“灭明”），学习很刻苦，特征是长得很丑陋，孔子不喜欢他。子羽发现自己不受孔子待见，就去江南发展了，在吴国招收了弟子三百人，名气很大。但吴国旋即受到了越国的猛烈进攻，子羽可能死于战争，他的坟墓在苏州。孔子晚年说：“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²⁴

子贡经常和吴、越上层打交道，知道他们的实力不容小觑。如今越国灭了吴国，还想对中原施加影响，这是把孔门学派推广到南方的好机会，也及时填补上子羽之死留下的空白。曾参到越国之后，被越王勾践授予了显赫的官位，住进了富丽堂皇的大宅，出门时车队多达百辆。²⁵这说法可能有点夸张，但确实是过上好日子了。

不过曾参没在越国干太久，就又回到鲁国了。这时孔子的孙子孔伋已经十几岁，需要拜师求学。他父亲、祖父都已经去世，曾参就当了孔伋的老师兼监护人，他在越国挣了大钱，这时正好可以帮孔伋过日子，成家立业。

到曾参晚年，干了件影响深远的工作：编辑《论语》和《礼记》。孔子在世时编辑了“六经”，那都是古代的经史文集，没有他自己的观点和事迹——“述而不作”。到孔子去世后，他的弟子们都还记得些孔子的教导，每个人听到的会不太一样，大家交流一下就比较全面了，再口授给下一代学生，也没写成文字。再后来，子贡去世了，曾参也老了，他有了完全的自主权，才和学生们合作，把孔子生平说过的话、办过的事正式写下来，这就是《论语》和《礼记》两部书。直到曾参死后，他的弟子们还在往《礼记》里面增补各种内容。

“论”是汇编，《论语》就是孔子的语录汇编。《礼记》的内容就更庞杂了，有关于婚丧嫁娶、祭祀的礼仪，还有很多日常行为规范，有孔子和弟子们的言论事迹，也有大段的编者（曾参师徒）的话，还有些比较晚的篇章，可能是汉代才补进去的。这在先秦诸子文献里也很常见，比如《庄子》一书，大家都承认是庄子写的，但里面也有些后人补进去的篇章。

关于《论语》《礼记》这两部书，史书没记载编者是谁，后世学者为什么推断是曾参和他的弟子们呢？因为书里对孔门弟子的称呼不一样，一般是称名或称字，这是比较平等的称呼，但把曾参则一直写成“曾子”，这是学生对老师的尊称，而且“曾子”出现的频率最高，这明显是曾子弟子们写下来的。

关于孔子生平的言行，最确切、最翔实的来源，就是这两部书。这两部书里没有，更晚才出现的故事，大多是后人编造的了。

曾参这个人的风格和他父亲完全相反。曾点是聪明、洒脱，曾参则是老实、愚蠢，也许是从小被他爹打傻了，也许是因为傻才挨打多。孔子在世时，对曾参的评价是“鲁”，也是笨拙的意思。²⁶

孔子的形象被比较真实地记录下来，多亏了曾参的老实，这主要是《论语》；把儒家学说搞得不近人情，没人性，埋下了“吃人的礼教”的伏笔，则是因为曾参的愚蠢，主要代表是《礼记》。所以，要说塑造儒家的功劳，除了孔子这个开山始祖，就是曾参这个记录、转述人了。

曾参还原和曲解孔子

曾参最有价值的工作，是编辑《论语》，保存了一个真实的孔子，而不是子贡创造的那个具有超自然能力的孔子。

曾参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就因为他老实。孔子的弟子们都知道，活着的孔子是个人，有学问有道德的人，但不是圣人或神仙，他们保存下来的那些孔子言行没有任何神异之处。曾参也不例外，而且他父亲更早就追随孔子了，他知道的孔子言行更多。

所以曾参晚年和弟子们整理、编写《论语》的时候，没有收入任何关于孔子神异能力的离奇故事，《论语》专门写了：孔子不喜欢谈论“怪、力、乱、神”。关于孔子说过什么，记录下来比较容易，没说过什么，就不那么容易总结了，这叫“说有容易说无难”。《论语》的这一条非常重要，应该是曾参对子贡神化孔子的行为很不满，觉得完全背离了孔子在世时的教诲，才特意写下的，此举可谓功德无量。

甚至关于孔子早年母亲死了停丧不葬，到处打听孔纥坟在哪里的事件，也是被《礼记》记载下来的。这是关于孔子早年私生子身份的直接证据。如果编写《论语》《礼记》的人是子贡而不是曾参，就不会记录下一个这么真实的孔子。这是历史的幸运。

但和《论语》相比，《礼记》的负面作用就比较大了，曾参的愚蠢在《礼记》里反映得很充分。关于曾参怎么曲解孔子的言行，先讲一个事例，这是曾参自己口授，载入《礼记》的：

孔子去世后，弟子们要收集他的言论和学说，经常在一起讨论。一次，有若和曾参聊起了这个话题。曾参说：“我听孔子说过：辞职服丧的人，就应该穷起来；死了下葬的人，就该早点烂掉。”

有若听了大惊：“这可不像君子说的话啊！”他觉得太刻薄，不近人情。

曾参说：“真的，这是我从孔子那儿听来的原话。”

有若还是不信，曾参还是坚持。有若没办法，他没亲眼见到孔子讲授，只好暂时承认了。

后来，曾参和师兄言偃聊天，说起了他和有若的这场争论。言偃听完又吃惊了：“原来有若的想法和孔子这么像！”

言偃比曾参大几岁，伺候孔子的时间长，见闻也更多，他详细解释孔子那两句话的来历：“当年孔子路过宋国，听说桓魋给自己做豪华的玉石棺材，三年还没做成，所以孔子说：‘与其这么奢侈，还不如死了早点烂掉！’这话是针对桓魋的事情说的。至于辞职服丧期间该怎么过日子，说的是南宫敬叔，他那时不当官了，经常用马车拉着财宝到朝廷去，给在位的高官们送礼，希望早点给自己任命个职位。孔子为此说：‘要是这么公然行贿的话，还不如变成穷光蛋呢。’这是专门针对南宫敬叔说的。”²⁷

这件事能看出曾参的愚蠢，对孔子的言论断章取义，而且缺乏常识，对这么违背人情的结论都不知道质疑、求证一下。另外，他可能把道听途说来的记成自己亲眼目睹的了，这是糊涂。

但另一方面，他又很老实，不固执己见，也不替自己狡辩。言偃讲得有道理，他听懂了就真心认可，承认是自己理解错了，不以为耻，到晚年又跟学生们老老实实讲这事，写进了《礼记》里面。只有老实和愚蠢兼备的人，才能干出这种事儿来，缺了哪一样都不行。

《礼记》里面记的规矩特别多，其实没人能完全照它做，孔子也做不到。像《礼记》说，贵族男人应该30岁结婚，“三十而有室，始理男事”。孔子20岁就结婚生儿子了，春秋贵族、国君也都是早婚，30岁一般都子女成群了。其他各种关于君臣、父母子女、夫妻、大小老婆的规矩，更多得数不胜数。这些规矩和禁忌，从民俗学、人类学角度是研究的好材料，但真用在生活里就很可怕了。

比如关于夫妻之间的规矩：夫妻的挂衣架不能混用，女人的东西不能放到丈夫的柜橱里，不能一块儿洗澡；夫妻可以一起睡觉，如果有未满五十的妾，丈夫要五天去睡一次，妾要提前做好准备，洗漱、斋戒、整理服装、鞋帽、头发，光整理头发的工序就有“栉、纵、笄、总角、拂髦、衿缨”，现在人已经搞不太清楚都是干什么的了。还有更奇葩的：如果正房夫人不在家，丈夫就不能跟妾睡……

关于儿媳妇和公婆的规矩：儿媳妇白天都要守在公公婆婆身边伺候，没有老人的命令，不能回自己屋里。儿媳有任何事，不论大小，必须请示公婆。儿媳不能有自己的物品和财产，不能借别人的，也不能把自家的借给别人。如果有人送给自己东西，要接受下来，送给公婆，公婆要接受了，儿媳就表示高兴；公婆要是把东西赐（还）给自己，要推辞，推辞不过的，接受下来，收藏起来，预备着老人什么时候用得着。如果儿媳想给娘家那边兄弟，也必须再向公婆请示一遍，得到批准后才能……

《礼记》里最反人性的，是关于丧礼的规定。比如亲人刚死，家人三天三夜不能吃也不能喝，“水浆不入口”，要做到“伤肾、干肝、焦肺”，把自己往死里折腾，同时还要嚎啕哭丧，接待吊唁者。父母下葬以后，子女只能喝最粗的粥，住在临时搭建的棚子里，在草垫子上枕着土块睡觉，这几乎是家畜的饲养方式，一定要“身病体羸”，靠拐杖才能站起来。曾参自称父亲死时自己七天七夜没吃喝，根据今天的医学常识，人七天不喝水肯定会死，这大概有夸张的成分了。²⁸不过曾参确实记忆力不好，有时会把假的记成真的，把道听途说的记成自己亲眼目睹的，倒不是他有意捣鬼。

这里列举的只是《礼记》里面各种规矩的一小点，其他充满压抑和奴性的东西还有很多。到宋代，书生们又把这些翻出来，要在生活中全面贯彻，这就是所谓“理学”或“道学”。可以说，儒家传统文化负面的东西，《礼记》要负一多半责任（当然《礼记》并不都是规矩教条，日常的内容也有不少）。

曾参不光是记录这些他认为千真万确、亘古不变的人伦规矩，他自己还努力身体力行，全按这些规矩做。他死都死得符合规矩。

《礼记》记载，季孙氏曾经送给曾参一条席子，曾参觉得这席子太高档了，不是自己这个级别的人能享用的，只有大夫才配，就一直藏着这床席子（为什么不肯送人呢？也许是期待自己成为大夫）。到他年老病危了，儿子和学生们伺候他，悄悄把这床席子给他垫上了，希望他最后一刻能舒服点儿。

可惜，曾参发现了，说：我已经动不了了，你们把我抬起来，把这席子给换了。我配不上这席子，你们不能害我。

儿子们只好把他抬起来，换了席子。在这番折腾当中，曾参断气了。这是中国第一位道学家的一生——跟曾参相比，孔子真算不上道学家。

到20世纪初，西方现代文化传入，中国人开始反思和批判儒家思想的愚昧落后，搞新文化运动，说儒家思想是“吃人的礼教”，这完全有必要，儒家思想里真有这些污点。但这跟孔子关系不大。孔子这人虽然总结、记录各种规矩，但他毕竟懂“权”，就是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可以搞点变通，不坚持原则。他年纪越大，对规矩就看得越淡，所以他晚年喜欢的，是卜商和曾点这两个洒脱人。

可无奈的是，把儒家这些规矩整理到《礼记》里去的，正是曾参这个缺少人性的蠢人，不懂任何权变时宜。后世的朱熹等儒家原教旨主义者，就直接追溯到《礼记》去了，把儒家搞成了反人性的学派。这方面，孔子是替曾参、朱熹等人背黑锅。

除了编书，曾参还有一个重大影响，就是他是孔子孙子——孔伋的老师。孔伋自己写过一篇文章《中庸》，也收入了《礼记》里面。曾参晚年和弟子们一起编写《礼记》《论语》，孔伋可能也参与了。孔伋死后，还有个再传弟子，孟轲，就是著名的孟子。所以孔伋、孟子这一派受曾参影响，特别讲究修身，规矩最多。

儒家思想已经被新文化运动清算了一部分，但没有完全完成，因为以前都没有注意到曾参在这里面起的作用，所以没能把儒家思想里面不属于孔子的、愚蠢的这部分基因挖出来。

成神成圣的新趋势

子贡开创的神化孔子事业，也没有因为《论语》和《礼记》的成书而消失。因为社会上总有信神怪的人，有这个市场，所以后世里神化孔子的事情一直有人做。在战国时候，关于孔子的神异传说就不少了，汉代达到顶峰。

这些传说里面，孔子总是跟黑色的龙、神有关，这大概跟孔子模样有点怪和丑有关。荀子说孔子“面如蒙倛”²⁹，就是脸上像戴了鬼戏的面具。古人有驱鬼辟邪的仪式，会戴着鬼的面具跳舞，象征恶鬼为害人间，最终又被驱逐。

还有种种更神奇的说法：

当年，颜徵在和孔纥在尼山上祈祷神明，感动了黑龙之神，让颜徵在怀孕了；³⁰

孔子出生的当晚，有两条黑龙从天而降，围着颜家的宅子飞舞，还有神女、“五老”降下来助兴；

颜徵在当初在野外的湖边游玩，打了个盹，和黑帝“梦交”怀孕，黑帝还预言了孔子出生的地方。³¹后来孔子生下来，头上的疙瘩就像尼山的形状，胸部还有字“制作定世符”……³²

还有人说，这黑龙、黑帝是“水精”，水里的神怪。因为战国的阴阳五行家认为，五行里水的元素就是黑色。反正孔子都被指向黑色、水生神怪的私生子。

还有关于孔子神异能力的传说，比如，据说他被匡城人误以为阳虎，被包围起来了，孔子就弹了一支琴曲，立刻有暴风刮起来，把匡城的暴徒都给刮跑了。

子路也被神化了，说他是“雷精”之子，他被剁成肉酱的消息传到鲁国，孔子听了伤心，让人把厨房里的肉馅都倒掉，这时天上雷鸣四起，好像雷神在为自己的儿子致哀。³³

汉代儒家还有更耸人听闻的说法：孔子是得了天命的人物，就像商汤、周文王一样，注定要开创一个属于自己的王朝，但他太仁义，不愿动刀兵，就整理“六经”，把他创建新王朝的施政纲领都写进去了，这叫“素王”，就是有实无名的王。³⁴这等于说孔子是周朝的叛逆，乱臣贼子。

以上是汉儒们比较狂野的传说，都比较低端，吸引的是文化水平不高、分辨力不强的人群。

但从战国到汉代，还有一种关于孔子“圣”的观念也在积累、成长，这种说法不那么离奇。它的大背景，是中国传统时代崇尚古代的观念。因为传说中最早的三皇五帝都是半人半神，他们那时是人类的黄金时代。比他们次一等，周朝建立的“封建”政治体制，西周和春秋的贵族士大夫政治，在后世人眼里也是比较古老的，可以算个白银时代。

生活在战国和秦以后帝制时代的人，就觉得自己活在黑铁时代，冷酷实用，缺少分封诸侯、士大夫世袭政治和贵族社会的温情。而且经过战国的变法，到秦朝统一六国，旧贵族阶级的遗存几乎被打扫干净。经过这两三百年的战争和社会革命，周朝封建社会、贵族时代的多数规矩，汉朝人都搞不清了。像司马迁写《史记》，就搞不懂周人姓和氏的区别，不光他自己，别的汉朝人基本也都不懂。

但越是这样，孔子越是“升值”，他编辑的“六经”，都是记录周朝典章制度、文化风俗的，在半通不通的汉朝人眼里，这是更古老、更权威的东西，虽然在现实中未必能完全推行，那也是因为时代堕落了，人心散了，不是老的制度和文化不好。这是后世孔子“圣人”形象更重要的来源。

这比黑龙、水精那派要老实一些，但对周朝制度和孔子也有光晕一样的美化。它的代表就是《史记》。司马迁在编写《史记》的时候，神怪版本的孔子故事已经很流行了。但司马迁的态度比较严谨，他写《孔子世家》，仍然以《论语》和《礼记》为依据，基本上剔除了这些怪力乱神的东西，但还有点把周朝看作三皇五帝时代的尾声，孔子是尾声的尾声，抱有浪漫主义的推崇。我们可以把这种思潮下的孔子形象，归纳为“怀古派的圣人”。

从汉朝开始，儒家思想成了官方意识形态。汉代以后的官方精神，和文人知识界的主流，就是延续司马迁的基调，把孔子看成一个比较温和、现实的圣人，代表了怀古思潮的精神象征，一直到现代的新文化运动（这中间还有过一个很特殊的时期，王莽的新朝，那时孔子被塑造成了怪力乱神之神。但王莽很快就失败垮台，这个势头也就过去了）。

而在文化程度比较低的群体里面，孔子的神异故事还是受欢迎。宋代以后，小说和戏剧发展起来了，孔子本来是改编神异故事的好题材，但历代朝廷都有禁令：不许用孔子形象写通俗小说，演戏剧。这防止了孔子被进一步非理性化、神化。专制王朝很提防宗教，哪怕是打着孔子旗号的宗教，因为儒家思想被官方提倡，本来影响力就很大，如果再出一个“教主”，肯定会侵夺皇权，分享官僚机器的一部分职能和利益。这个大背景下，孔子基本保持住了真实的形象，充其量是个温和的“怀古派圣人”。比孔子晚一点的老子、庄子，就被后世道教塑造成了神仙人物。

应当感谢曾参和他编辑的《论语》，给后世留下了一个真实的孔子，不至于荒腔走板演生成宗教教主。当然《论语》也有些遗憾，就是只侧重孔子教学、修身方面的言论，其他方面记载很少，比如孔子当官的几年，处理的政务肯定很多，但都几乎没有记载，关于政治斗争和丢官的过程，记载得更是模糊。可能孔子早年的弟子不太喜欢提那些伤心事，晚期弟子就不知情了。

另外，关于孔子的私生活，《论语》只侧重记载他作为一个大学者、德高望重的老人的一面，其他很多方面都是空白。比如，孔子和妻子、和女性的关系，他喜欢诗和音乐，有这种修养的人，年轻时总应该有些比较浪漫的经历，不可能一辈子都是干巴巴的道德先生。再如，孔子说自己很难“不为酒困”，意思是常有喝酒误事的时候，说明他嗜酒，《论语》里有些语气比较激烈的话，可能是喝高了跟学生们吹牛的。³⁵但这方面的记载都是空白，今天也没法进行太完整的复原。

孔子身后事

关于孔子身后的学说和形象，其实与孔子本人没什么关系了，别人如何看待他、讲述他，把他当成圣人或者反派，都是别人的事情，和他无关。我们最后交代一下和孔子有关的人与事。

孔子的墓地变成了“孔里”，成了孔门弟子和后人聚居的地方。他生前很多用具，像颜回父亲请孔子卖掉的那辆马车，还有孔子穿过的大号鞋子，大概陪他踩过淮河边的泥土、黄河岸的沙砾，都保存在孔庙里面。三百年后司马迁到曲阜，看到这些，使他睹物思人，“低回留之不能去”。

后来，这些遗物被汉朝廷征调到东都洛阳，保存在最戒备森严的地方：武库（中央兵器库）。和它们存放在一起的，还有汉高祖刘邦的斩蛇剑、王莽的头骨等珍贵历史文物。不幸的是，晋惠帝元康五年（公元295年），武库被一把大火烧毁，孔子遗物和二百万士兵的装备一起化为灰烬。

阳虎最后一次见诸史书，是孔子去世前七年，此后再无下落。他大概终老于晋国赵氏门下。战国的赵国如果纪念开国先贤，里面应该有阳虎。

得罪过孔子的那位桓魋，一直在宋国掌权。他还带兵攻打过一次郑国，结果临阵胆怯，弃师而逃。桓魋在国内权势太大，宠爱他的宋景公也逐渐不满。孔子71岁那年，桓魋和宋景公反目成仇，兵戎相见，失败后逃到了齐国，继续在那里做高官，直到老死。孔子去世后六年，宋景公也死了，冉有代表鲁国前去吊唁。

流亡多年的卫国蒯聩太子，回国赶走自己的儿子卫出公辄，登上君位的三年后，因为得罪赵简子，又被迫流亡。会说吴语的出公辄再次回国为君，几年后又被贵族赶走。出公曾试图请子贡帮他回国，子贡没答应。但出公后来似乎又一次（第三次）回国为君。至于他的父亲蒯聩，却不知所终。

孔子去世四年后，越王勾践灭了吴国，夫差自杀。越国势力一度笼罩中原。鲁哀公忍受不了三桓的专权，逃到了越国，试图靠越国人的支持夺回权力，却没有成功。这和他伯父鲁昭公当年的经历差不多。

孔子的老亲戚，移民卫国的颜浊邹，后来又迁到了齐国定居，具体原因不详。孔子去世六年后，齐军入侵晋国，颜浊邹在军中战死。按他的年龄和出身，似乎和打仗不沾边，也许是他有治“痈疽”的医术，随行当军医去了。他的儿子颜晋因此获得了一块封地——五个村子。他是孔子弟子、亲人中唯一确定获得世袭封地的人。

孔子会见过的南子夫人，在卫灵公死后也不知所终。后世有人说，南子和相好的公子朝一起去了晋国，在那里白头偕老。但这是重名误会：南子爱的，是宋国的公子朝，去晋国的那位，是卫国的公子朝，不是一个人。卫公子朝去晋国，是孔子见南子前二十七年的事情，不是一代人。当时人为了区别，特意叫宋国的公子朝为“宋朝”。

这种考证其实很无聊，因为它不能否定南子和宋公子朝最终没能生活在一起。毕竟，面对这个充满纷扰忧虑、变幻无常的世界，后人唯一能祝福的，也只有“有情人终成眷属”了。

1　《论语·子张》：“叔孙武叔语大夫于朝曰：‘子贡贤于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贡。子贡曰：‘譬之宫墙，赐之墙也及肩，窥见室家之好。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门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

2　《论语·子张》：“叔孙武叔毁仲尼。子贡曰：‘无以为也！仲尼不可毁也。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逾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人虽欲自绝，其何伤于日月乎？多见其不知量也。’”

3　《论语·子张》：“子贡曰：‘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

4　《论语·子张》：“卫公孙朝问于子贡曰：‘仲尼焉学？’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

5　《论语·子张》：“子贡曰：‘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

6　《论语·子张》：“陈子禽谓子贡曰：‘子为恭也，仲尼岂贤于子乎？’子贡曰：“君子一言以为知，一言以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

7　《史记·孔子世家》：“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盖少贬焉。”

8　《论语·子罕》：“大宰问于子贡曰：‘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贡曰：‘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子闻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

9　《论语·雍也》：“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

10　《论语·述而》：“子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

11　《论语·述而》：“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12　《论语·卫灵公》：“子曰：‘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对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

13　《论语·子路》：“子曰：‘君子易事而难说也：说之不以道，不说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难事而易说也：说之虽不以道，说也；及其使人也，求备焉。’”《论语·为政》：“子曰：‘君子不器。’”

14　《论语·公冶长》：“子贡问曰：‘赐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琏也。’”

15　见《国语·鲁语》。

16　见《国语·鲁语》。

17　见《左传·哀公三年》。

18　卜商这些言论，见《论语》的《八佾》《子张》《颜渊》《子路》等篇。

19　《论语·子路》：“子夏为莒父宰，问政。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20　见《韩非子·外储说左下》。

21　见《礼记·檀弓下》。

22　见《孟子·尽心下》。

23　见《韩诗外传》卷八、《说苑·建本》。

24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25　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正义引《韩诗外传》。

26　《论语·先进》：“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喭。”

27　见《礼记·檀弓上》。

28　见《礼记·檀弓上》《礼记·问丧》。

29　《荀子·非相》。

30　见《礼记·檀弓》孔颖达正义引《论语撰考谶》。

31　见《艺文类聚》卷八十八引《春秋演孔图》。

32　见《太平御览》卷三百七十一引《春秋演孔图》。

33　见《太平御览》卷八百六十五引《风俗通》。

34　见《拾遗记》。

35　《论语·乡党》记载孔子“唯酒无量，不及乱”，意思有点遮遮掩掩，大意是说孔子喝酒没有特定的量的限制，但不会喝到撒酒疯（乱）的程度。这是孔门弟子们对老师比较恭敬的说法，写实程度恐怕不如孔子的自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