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从政：为寡头们工作（50—53岁）

开始受到三桓的重用——担任大司寇——推动齐鲁联合——“东方反晋联盟”——享受上层贵族的生活

“五十而知天命”

阳虎之乱改变了孔子的命运。

阳虎刚刚失败，孔子就收到三桓家族的邀请，请他出来当官，而且是大官。这年他50岁。孔子说，“五十而知天命”，他觉得正好可以干一番大事业，实现自己一贯的理想了。

掌权的三桓家族如何做出的这个决定，史书没记载。可以想象一下，这三个家族的领袖，季桓子、孟懿子和叔孙武叔，曾经如何紧张焦虑地在一起开会研究，就像一个连年亏损、险些破产的企业，几位股东凑到一起，试图物色一位得力的新经理人。

首先，三桓家族希望鲁国建立稳定的政治秩序，避免再次出现阳虎式的叛乱。

孔子的一贯主张，就是遵照周人灭商后周公建立的那一套政治秩序，诸侯服从天子，贵族服从诸侯，百姓服从贵族。这套道理掌权者都懂，也都不愿实践。但如今，阳虎之乱吓坏了三桓家族，当年他们对鲁昭公的行为，现在阳虎在他们身上重演了一遍。他们害怕这种来自下层的叛乱，需要孔子来替他们教育不得志的小贵族安分守己。当然，他们又不愿把权力都上交给国君，这是他们不能完全接受孔子的地方。现在病急乱投医，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

还有，三桓家族现在有点青黄不接：季孙氏和叔孙氏的当家人物都刚上台不久，年纪轻资历浅，难以控制局面。孔子学生多，这些人有文化，一直想当官，很多人地位也不低，作为一个群体，能量不可忽视。

更关键的是，三桓不争取孔子，他们的敌人就会争取。这是三桓家族最担心的。

阳虎虽然逃亡了，但还在国外虎视眈眈伺机杀回来。季氏的家臣、费城宰公山不狃是阳虎的同党，当年曾和阳虎一起迫使季桓子“盟誓”，现在公山还在割据费城，对抗季氏。他向孔子发出了邀请，要孔子来费城和他一起执政。

费城一直是季氏家族的大本营，如果孔子也倒向阳虎一方，像当年的南蒯一样割据费城，三桓的麻烦就更大了。

孔子也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他真考虑过去费城投奔“乱党”。老学生子路感到不理解：您老一辈子讲尊卑秩序，现在怎么想跟公山这种叛逆混到一起？（关键他还是阳虎的同党！）

孔子解释：现在公山不狃内外交困，处境不妙，他真缺一起干事的人，当然是我的机会。这次是真能干大事业的，就像西周乱了，周平王迁到了洛阳重新立足，不是也把东周维持起来了吗？我到了费城，也能干出这样的事业！¹

《史记》关于这段更详细一些，孔子的说法是：当年周文王、周武王在西方的时候，靠着丰、镐一小块地方，就灭商统一了天下。如今费城虽小，同样能干一番事业！

这消息肯定让三桓坐不住了。

其实和公山不狃合作并不是孔子的首选。真要那样，他早秘密出发了，不会这么磨蹭。放出这种消息来却不动身，也是在给三桓开价，让他们重视自己。

这一幕，和15岁的孔子把母亲的丧停在大道上，谋求去孔家认祖归宗很像。先把舆论造出来，让对方不得不重视；同时请中间人疏通、斡旋，直到对方开出自己满意的价码。现在三桓里孟懿子资历最老，年纪最大，当年又跟孔子读过书，他对孔子的推荐和保证应该起了很大作用。

到了有所作为的关键时刻，孔子就不是书呆子了，他有自己的一套生存智慧。

内政外交大转向

孔子和三桓一番接触后，终于出山做官了。他出身不够高，直接进朝廷中枢，以前还没先例。而且上面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得腾个缺才能安置孔子。

孟懿子等人的办法是先给孔子安排个过渡职务，让他担任中都宰，可能是都城曲阜的市长（也有人说是另一座城市）。名义上说，曲阜还没被三桓家族瓜分掉，还是国君能管辖的地盘，孔子担任中都宰这个职务，就是比士高一级的“大夫”了，但还不是高级的大夫，是“下大夫”。孔子也不可能接替阳虎的季氏大管家职务，那名分不高，对他太屈才，孔子不会接受。

另一方面，三桓解除了世代担任大司寇的臧孙家族的权力，给孔子准备位置。前面说过，十六年前鲁昭公想除掉三桓，臧孙家的臧昭伯参与其中。三桓赶走昭公，稳住阵脚后，让臧昭伯的堂弟臧会当了臧氏族长。这个臧会人品卑劣，三桓也看不上眼，现在正好给孔子腾缺。

孔子在中都宰任上干了不到一年，也没什么太出名的政绩。《礼记》记载他发布过关于葬礼的规范，要求棺材板不能薄于三寸。春秋的寸短，三寸大约是今天的七厘米，也不算太厚。那时“礼不下庶人”，这是对贵族葬礼的要求。

之后，孔子就被提拔成了小司空（大司空的副职），大司空是孟懿子。不久孔子又升任大司寇，正式进了中枢朝廷，主管鲁国政法工作。这就成了“上大夫”，也就是“卿”，相当于后世的宰相，能和三桓一起开国务会议、决定国策了。（见彩图4、彩图5）

彩图4（左）、彩图5（右）　明清人所画孔子为鲁司寇像（作者不详）

如果是现在，可以放在“政务公开”栏里。第一幅把孔子画得太凶了，画家可能想表现法官的威严，结果却像个门神。真正的孔子可能更像第二幅。

能接受孔子进中枢，三桓也是破例了。鲁国几百年历史里还没有先例，阳虎掌握过鲁国的实权，但他没这正式名分。

可是孔子毕竟不是大贵族出身，所以他当大司寇，却没有得到世袭的封邑，只拿俸禄（工资）。也许是他过于谦让，主动开口要的话也能得到一块儿，但孔子立志先干出一番事业再说。他的待遇是每年六万斗粮食，折合成现在的度量衡标准，是三十万斤左右，能养活七八百口人。

孔子知道他是靠什么走到这一步的。进入中枢后，他和孟懿子等三桓领袖一起规划，努力抹去阳虎在鲁国的痕迹，改弦更张。

首先是安排孔子的弟子们当官。阳虎等人逃跑后，三桓家族的很多职位都空缺，现在正好让孔门弟子填补。孔子教学生最强调思想品德，学生里少有阳虎这种敢想敢干的野心家，三桓自然放心。所以孔子的老弟子子路，现在当了季氏宰，首席大管家，这是阳虎以前的工作。

漆雕开、冉雍、原思等几个弟子，有的不想出来工作，有的想工作但不想拿工资，孔子还给他们打气。比如原思给季氏家当某地的宰，有九百钟粮食的年薪，原思不想要。孔子说别不要啊，你家不缺的话，可以分给你的街坊邻居啊！²

安排完人事，下一个举动是外交转向。

阳虎时期，鲁国是亲晋、敌齐。如今阳虎又逃到了晋国，所以外交要整个改弦更张，全反过来，和齐国结盟，一起对付晋国。这个转向不简单。从一百多年前的晋文公开始，鲁国一直追随晋国，从没有过二心。但到孔子这时候，情况变了。

晋文公以来的几代国君，都能驾驭国内的大贵族。但到孔子从政的时候，晋顷公已经控制不了国内的六大寡头了。这些贵族寡头之间矛盾越来越深，搞得中原列国无所适从。

齐国是大国，本来对晋国就不太买账，现在便公然反晋。原来依附晋国的卫国，在晋、楚之间摇摆不定的郑国，这时都下决心背叛了晋国，和齐国站到了一起。孔子也要实现齐鲁和解。

孔子弟子多，搞外交不缺人才。他先派弟子公西赤到齐国联络，商谈两国停战和好。公西赤留在家里的老母亲都拿到了国家津贴。孔子本来不愿出这笔开支，因为公西赤家本来就挺富有，但经不住冉有说情，还是签字批准了。³

“东方反晋联盟”

鲁定公十年（前500年）夏，孔子52岁，齐景公、鲁定公在鲁国的夹谷相会。会见和随后的盟誓仪式都由孔子主持。看到十余年前在齐国谋职的孔丘如今变成了鲁国执政之一，齐景公心中应该颇有些感慨，他把阳虎叛乱时带到齐国的几座城池归还了鲁国。齐鲁两国不仅实现了和解，还建立了一致对抗晋国的同盟关系。

这次会见，《左传》的记载很险恶，说齐景公先是想埋伏士兵，劫持鲁定公，被孔子识破了。《史记》的记载更像小说，说齐国人让一群侏儒小丑登上会场，唱唱跳跳，败坏了会场庄严的气氛，孔子很生气，下令把侏儒都砍成了两截。这个戏剧性很强的段子，被后世称为“夹谷之会”。

《史记》多出来的这段“杀侏儒”，应该是后人编的故事。即便是《左传》的记载，恐怕也有些夸张，因为齐景公在位这些年，待鲁国一直不错。当年鲁昭公逃到齐国，多亏齐景公照顾着，现在两国正式和好，没必要耍什么花招。齐国人性格都比较随便，大大咧咧，不拘小节，按司马迁的说法，叫“宽缓阔达”⁴。像孔子这种书生自然不适应，难免大惊小怪。

二十多年后，鲁定公的儿子哀公，和齐景公的孙子平公会见，齐平公一时高兴，给鲁哀公行了个稽首大礼——当时人都是在垫子上跪坐，最高的致意就是把手放在席子上，额头拜在手上，这叫稽首——哀公拘泥不肯还礼，让齐平公很愤怒，后来还自编了首歌，骂鲁国人都是只读儒书的呆子。⁵

虽然缺乏经验，跌跌撞撞，孔子这个叛晋亲齐的外交转向还是完成了。从地缘政治上讲，这是晋国寡头并立、内耗增加、影响力下降之后的必然趋势。

孔子促成了鲁国和齐国关系正常化，但这只是开端。接下来就要形成一个以齐国为中心，鲁、卫、郑参与的军事同盟，目标是共同对抗强大的晋国。

前面已经介绍过，郑国几年前已经和晋国翻脸了，阳虎当政的时候，还替晋国教训过郑国。现在郑国当然欢迎鲁国加入反晋阵营。

卫国和晋国反目则更有戏剧性，责任主要在晋国。

一百多年来，鲁、卫一直老实服从晋国的领导，但到孔子这一代，特别是阳虎掌权的几年，晋国的智、赵、中行等六家大贵族寡头争权，政出多门，决策紊乱，卫国君主灵公感觉无所适从，逐渐不服从晋国领导。在孔子50岁时（阳虎失败出逃的那年），晋国的执政赵简子带军队去和卫灵公会见。赵氏家族原来和卫国关系疏远，赵简子想借这机会给卫国施加压力，让卫灵公老实点。

卫灵公本来也接受了这个教训，但晋国方面狂妄得越来越过分。赵简子派手下一个叫成何的贵族代表晋国，和卫灵公举行盟誓仪式。晋和卫都是出自周王室的封国，如今晋国一名中下级贵族居然和卫国国君平起平坐，举行神圣的仪式，显然过于无礼；事情还远不止此，当双方歃血——向神灵敬献血酒时，成何不让卫灵公和自己同时举杯，伸出一只手拽住了卫灵公的手腕子，双方几乎发生肢体冲突。

卫灵公这时已是在位三十三年的老人了，实在咽不下这口气，他向卫国大夫们表态说：“寡人无能，羞辱了卫国的社稷，请各位占卜再选一位国君吧！我和各位一起服务这位新国君。”⁶

卫灵公这人个性并不嚣张，而是颇为隐忍。而且春秋的君主，远不是口含天宪的极权至尊，卫灵公没法直接命令贵族大臣们做出重大转向，只能用这种半是哀求、半是要挟的方式表态。但卫国这时也没有敢公然无视君主的大贵族，于是卫国上层决心彻底和晋国决裂，倒向齐国。

齐景公、卫灵公两个老人一拍即合，组成反晋联军，一度攻入晋国。

这样，齐、卫、鲁、郑四国正式联合对抗晋国，可以称之为“东方联盟”，因为它的核心国家——齐、卫、鲁，都在中原的东方，而晋国在西方。

组成这个联盟和晋国对抗，确切地说，是和掌控晋国的赵简子、赵简子手下的阳虎作对，是孔子在鲁国执政的主要事业。

大司寇和春秋的法

孔子的职务是“大司寇”，理论上说，这是主管治安、刑法、诉讼、劳役犯等一系列法律事务的最高长官，现在看来，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司法体系。

孔子的春秋时代，列国的官僚机器还很不发达，列国朝廷不会直接管理老百姓，都分封给贵族了。老百姓不能跟贵族打官司，百姓之间的纠纷、案子，都由封主贵族来管，实际是封主任命管家“宰”处理。朝廷大司寇管的都是贵族内部的纠纷，工作量就小多了。

而且孔子那时，从周王朝到列国的朝廷，都没有成文的法典，判案子或者处理纠纷，都是依据不成文的所谓“习惯法”——这是现代人的说法，古代统称“礼”，内容庞杂包罗万象。但孔子编辑的那些成文的“礼”都是礼仪类的，还没涉及法律，因为孔子并不重视刑法、民法层面的法律。

孔子当司寇审判案子，主要依靠前代传下来的各种惯例，而且要灵活运用。孔子说过：“审判案件的时候，我就像当事的原告、被告一样，把自己放到他们的立场去揣摩，才能真正理解案情和双方的感受。这工作的最高境界，就是让双方都服气，再不会上诉继续闹。”⁷

很多具体的案子，其实是孔子的学生替他做前期工作，拟定判决意见，孔子最后签字批准就行。子路干这工作很出色，别看他出身卑微，但很有头脑，处理行政事务的能力很强，而且效率很高，当天的事情都能立刻处理完，不会拖到第二天。孔子一当官，脱颖而出的就是子路。孔子夸奖他：“几句话就能把一个案子说明白的，也只有子路了！”⁸

在孔子这时，也有个别国家搞过颁布成文法的工作，这里也介绍一下。

第一次是在孔子16岁时（鲁昭公六年，公元前536年），郑国的“当国”（国务总理，犹如鲁国季氏担任的大司徒）子产下令“铸刑书”，就是把若干刑法条文铸造在一件青铜器上。

当时列国都不习惯这种搞“成文法”的行为，批评意见很多，晋国的大贵族叔向和子产是好朋友，还专门写信批评子产，大意是说：搞好政治，主要靠正面的教化，劝人向善。如果发生什么案子，大家开会分析讨论就行了。而你现在把刑罚都定出来，还向社会公布，这正好是鼓励人们用法条互相争斗，也就没有敬畏之心了！

子产的回信先是致谢，又为自己解释说：太长远的事情我也考虑不到，但眼下我是为了救急，“救世”，您的意见我虽然不能采纳，还是要牢记您的恩惠！

第二次是在孔子39岁时（鲁昭公二十九年，公元前513年）。晋国执政的两位卿——赵鞅和荀寅，也铸造了一个“刑鼎”。这个鼎是用铁做的，那时铁应该比青铜还贵，这些铁是向全国贵族的封邑均摊征收的。鼎上铸的刑法条文，却不是这两人编写的，而是三十五年前去世的范宣子（名士匄），他也曾长期担任晋国执政的卿。据说孔子也很不看好晋国这次铸刑鼎，说这样反倒会引起乱子。论调和当年叔向批评子产一样。

郑国和晋国这两次发布的法律条文，都没有保存下来。有现代学者推测，说这是战国“变法”的先河。因为战国时期列国变法，一般都要颁布成文法典，最早的是李悝在魏国搞变法，颁布《法经》，那是孔子之后近一百年的事。

但是如果我们对春秋历史了解得多一些就会知道，郑国、晋国这次所谓公布法律，和战国变法制定的法典不是一回事。为什么？因为战国变法，制定成文法的大前提，是国君搞了君主集权，把贵族势力压制下去了，要直接统治全国的老百姓（以前都是由贵族直接统治的），这就要有一套很具体的法律给地方官们用，不能让官员随意判案。

但孔子那时还不行，那时列国还没搞君主集权，都是大贵族寡头协商“共和”治理国家，他们不会给老百姓制定法律，靠贵族或管家的口头裁决就足够了。

那晋国和郑国为什么会出现最早的成文法？

因为这两国的特征，都是几家大贵族世袭垄断了国家政权，郑国是七家，晋国是六家。这些大贵族之间为了争夺权力、地产，矛盾越来越激烈，有时是宫廷政变，有时会升级成内战。范宣子和子产制定的法条，是用来规范贵族之间的秩序，主要是防止有人多吃多占引发矛盾，也防止有人反目动手开战。

就在孔子这个时期，晋、郑这几国不光有法律颁布，还有很多贵族们的集体盟誓，就是一致向神明发誓：要搞好团结，公忠体国，不能搞内部纠纷。像阳虎当年带着鲁定公和三桓搞的盟誓就是。晋国和郑国更多，郑国都城遗址（在今河南新郑）发掘出来很多春秋晚期的祭祀坑，里面埋的是盟誓的时候献给诸神的祭品，猪牛羊。晋国故地发掘出来的，则是盟誓的文书，写在玉片上，埋在祭祀坑里，在山西侯马出土，叫“侯马盟书”。（见彩图6、彩图7）

彩图6（左）、彩图7（右）　赵简子的盟书，出土于山西侯马（山西博物馆藏）

这是赵简子和晋国贵族的盟誓文书，制作时间在孔子55至63岁之间。当时赵简子一边与齐、卫、鲁、郑的东方联盟作战，一方面和晋国的范氏、中行氏内战。为取得其他贵族支持，赵简子和他们频繁盟誓，制作了大量盟书，仪式结束后盟书被埋入地下。

《诗经》里说：“君子们经常搞盟誓，可越这样乱子越多啊！”⁹因为团结的时候不用盟誓，频繁盟誓恰恰说明已经不团结了。晋和郑发布成文法，跟这些盟会的意义差不多。而且，这法条能铸造在鼎等铜铁器上，内容肯定不会太长，最长也不超过一千字。这么点篇幅，没法像战国的法律那样方方面面规定很细，只能是约定一些贵族间的政治规范和违规的处罚标准。

郑国、晋国用法条规范大贵族的关系，孔子和当时列国贵族的舆论都普遍不看好。从后来的历史看，也确实没起到什么作用：晋国的几大贵族还是继续争斗，打到最后剩三家——韩、赵、魏，分裂成了三个国家。郑国倒基本稳定住了，没打起来，算是寡头共和制度维持比较好的，但国力却越来越弱，最后被新兴的韩国灭了，鲁国的下场也一样，被楚国吞并了。

如果看看欧洲的贵族时代，视野会更广一些。欧洲中世纪，国王们和贵族也有分权的矛盾，但像春秋这样贵族彻底架空国王的还不多。所以欧洲是贵族们和国王搞盟誓，订法条，规定各自的势力范围和权利义务。英国这个现象最明显，就是八百年前的“大宪章”，主要是贵族们防范国王权力扩张。公元1500年之后，英国的王权还是慢慢扩张了起来，侵蚀贵族的权力，把贵族规训成服务王权的角色。欧陆其他国家大同小异，有特色的是法国。1500年以来也是王权加强，制服和收编贵族，后半程经常闹革命，没有贵族身份的老百姓造反，贵族和王权站在一起，都被革了命。

贵族的生活

孔子早年生长在乡下农家，成为贵族后才搬到都城曲阜里面。《论语·乡党》记载了一些孔子在乡里（社区）生活的言行，而且是和他从政时的各种言行放在一起的。所以孔子当了大司寇之后，可能搬到了新社区的新房子里面，这两种记载就放一起了。

这里说说孔子在“社区”的生活，这属于社交生活和邻里关系。

春秋时阶级划分明显，“士、农、工、商”，是最主要的世袭阶层。其中士是贵族，其余的都是平民。能居住在曲阜城内的农民很少，主要是士、工、商三个阶层，或者说职业。那时的居住区划分比较严格，各阶层的人各有城区，不会杂居。商人居住的城区是“市”——市场，那时大街上不能随便开门店做生意，必须在“市”的街区里面。手工业者也有专门的城区，现在考古发掘出一些西周春秋的城址，都能看到这种手工作坊集中的城区。因为像冶金、制陶、制作骨器这类作坊，遗址很容易分辨。士大夫等贵族，也集中在自己专门的城区里面。

当然，高级贵族会有好几个“家”，都城里有一处主要的家，供在朝廷上班用。大贵族的宅院很大，往往要占一个街区甚至更多。春秋不像后世，官僚机器没那么发达，官府衙门也很少。大贵族除了上朝和国君、同僚们议事，平时都是在家办公。比如季氏当司徒，他家就等于司徒府（衙门）。

此外，贵族在都城郊外往往有一处乡间别墅，供假日里家人、同僚们休闲聚会。然后，在自己的封邑还会有一处家宅，如果犯了错误，得罪了国君，贵族往往要辞职回封邑里居住，表示闭门思过。大贵族的封邑很大，像三桓家族瓜分了鲁国，他们都要营建一座城池做自己的封邑中心。

都城里士、工、商分城区居住，这是普遍情况，但也有例外。比如齐国的老丞相晏婴，他家就住在市场附近，而不是贵族城区。他解释说：这样买东西方便。但鲁国是很重视传统礼仪的诸侯国，按阶层分区应该比较严格。

那时不仅农村里有乡，城里的城区也叫“乡”。跟贵族生活有关的“乡”，都是指都城里的城区。比如贵族礼仪里，有专门的“乡饮酒礼”“乡射礼”，有人误会成在乡村里喝酒、射箭，其实这是贵族们的宴会，一般是在家里举办。城里同乡的街坊邻居叫“乡党”，也不是农村老乡的意思。

孔子成了贵族，肯定会尽量住到“士”的城区里面。从《论语》记载的他的社区生活可以看到，他正是生活在贵族士大夫扎堆的街区。比乡再小的街道、社区叫“里”。孔子说：家所在的“里”，一定要有仁人做邻居才好，这样便于求知。¹⁰

那时的贵族街区，基本都按家族亲属关系分布。孔子在曲阜城里安家，在孟氏家族生活区建房子的可能性比较大，因为他这家庭一直和孟氏有上下级关系。

对于不务正业、屡教不改的贵族子弟，当时有“强制搬迁”的惩罚措施：第一次惩戒，先强制搬迁到相邻的城区（乡），离开家族、宗族的聚居地；如果还不改悔，就强制搬到郊外；再不改，搬迁到边境，直到最后放逐到化外蛮夷之地。后世的流放刑罚就是从这来的。

乡饮酒和乡射，是都城贵族们主要的社交聚会。孔子编辑的《仪礼》中，对它们的程序有详细说明。古代注释家说，这是管理乡的大夫组织的活动，按时令举行。其实不一定，有影响力的贵族可以随时召集，像孔子少年时，季氏宴请所有“士”以上的贵族，就算是一次大型的乡饮酒礼。孔子成了大夫，肯定常参加这类宴会，他家也可能组织类似的聚会。

乡饮酒礼，或者比较正式的社交宴会，一般主人家拟好需要宴请的宾客名单，派发请帖，还要请一位擅长社交的贵族担任司仪。客人到了以后，按照年龄在堂内依次就座。古代中国不像现在坐椅子、沙发，那时都是“席地而坐”，地上铺一张大席子，上面有每个人坐的小垫子，宾主登堂入座，要脱鞋、脱袜子，跪坐在垫子上，具体说就是先跪下，再坐在自己脚后跟上。成语“正襟危坐”，这个危坐就是跪坐。孔子坐有讲究，“席不正，不坐”¹¹。

中国古人喜欢用“磕头”表示尊敬，跟这坐姿有关，因为那时坐着就是跪着，弓腰低头表示初步的敬意，这叫“拜”，其实就是跪着鞠躬。更高的敬意，就要把手放到席子上（左手在右手上），躬身把额头磕到手背上，这叫“稽首”，类似于后世的磕头。唐宋以后，中原人不再席地而坐了，磕头就成了很特殊的礼节。

如果席间表示恭敬、致谢，就跪着把身子直起来，这叫“作”。孔子在社交场合很谨慎，如果见到穿丧服的、穿礼服（正式的冠冕，上朝的装束）的，哪怕是很亲密的私交或者比自己年幼的，都要表情严肃，跪起来“作”一下，表示尊重。见到盲人经过也是，这种人一般是乐师。如果穿丧服、礼服的或者盲人已经落座了，孔子经过他们面前就小步快走（趋），这也表示尊重。¹²

宴会和射礼

贵族的社交宴会有一套复杂程序。主家仆人先请客人洗手，有专人端着温水壶（匜）和接水的铜盘伺候，洗完有人奉上手巾。商周青铜器里面，有很精美的“盘”，比如著名的“虢季子白盘”，都是接洗手水的。当然，只有在很隆重的社交宴会上，才会用这种精美铜盘。

这么洗手的时候有讲究，就是手上的水不能乱甩，要等主家人奉上手巾擦手，不然就是对主人的不尊重。晋文公重耳早年流亡时，一次没在意这规矩，就惹下了麻烦。

席地而坐吃饭，没有共用的大餐桌，而是每个人面前摆几只盛菜肴的高足盘（古代叫“豆”，字形就像个高脚盘），搭配酒樽和盛主食的器皿，比如盛米饭的小竹篮——“笾”。这有点像西餐的分餐制，而且连桌子都不用。

吃饭前，宾主一般先举一下酒和肉，表示敬一下天上的神明，然后每一步吃什么，喝什么，都有专门的主持人负责安排，上酒、菜都有顺序。

正餐有各种的炖熟、烤熟的肉和内脏，顿顿吃得起肉，是贵族最主要的特征，他们也叫“肉食者”，这种人大都长得白白胖胖，普通农民就又黑又瘦了。

餐具有类似西餐的餐叉，主要是吃肉用，还有勺子和筷子。这些餐具有竹木质地的，也有铜或骨制的。

除了肉食，还有主食——主要是蒸饭和稀饭，佐餐的调料酱，腌菜，米酒（那时没有白酒）。腌菜和调料酱的种类很多，各种蔬菜、野菜、肉类乃至水产品都可以做酱、腌菜。《礼记》里写道，吃饭时不能用手把米饭捏成饭团（毋抟饭），说明当时人可能还有用手抓饭吃的做法，只是不能搞得太随意。

吃到一半，几位乐师登场奏乐，乐曲顺序都是定好的，还有歌手演唱《诗经》里的篇章，一般都是和宴会有关的内容。演奏完毕后，主人还要向乐师敬酒，上饭菜。

光看这些程序规定，会觉得太拘谨了。其实宴会的后半场，这些仪式性的活动就少了，气氛更加自由、活跃。主人或宾客可以起身唱歌、跳舞，这叫“式歌且舞”¹³，就是又唱又跳。先跳舞的人，还要用动作邀请坐着的人来一起跳，“坎坎鼓我，蹲蹲舞我”¹⁴，“蹲蹲”不一定是往下蹲，而是跳来跳去的样子，在鼓点伴奏下翩翩起舞。唐宋以后，汉人基本都不会跳舞了，其实之前是很流行的。

喝过三轮酒之后，往往就有人开始醉了，入席时还正儿八经，颇有威仪，这时就大喊大叫，灌别人酒，说些让人难堪的胡言乱语，跳舞也站不稳，时不时摔个跟斗，把盘、碗餐具踢翻了，甚至帽子都掉了。这时主人就感到麻烦了，主持人会试图控制醉汉，但也不容易，因为他很可能是地位高的人物，不敢得罪。要是醉酒的人再多一些，宴会就可能以打斗收场了。¹⁵

宴会正式结束，要长者先离开。那时60岁的老人可以在公共场合拄拐杖，孔子每次宴会，都要等持杖的老人都离开了再退场。¹⁶当然，这肯定是他60岁以前的事，以后就和老先生们一起离场了。主人家主仆要关照客人离开，特别是喝醉酒的，得哄着扶他上车，老实着别摔下来。

按礼仪，参加宴会的客人，第二天还要到主人家答谢，再一起吃一顿，这次的礼节就不那么严格了。

乡射礼，是比赛射箭的聚会，它的起源，应当是周人早年的习武操练，到春秋时也变得文质彬彬了。乡射礼的前半段和饮酒礼差不多，都是主人招待客人进家，吃喝，奏乐，然后开始比赛射箭，有专门的主持人兼裁判，而且不止一位，各有分工。

参加射礼的人多，先要选出两个“代表队”，一个队里要兼有主人家的人和客人，也要兼有不同等级的贵族：大夫和士。比赛一般进行三轮，每次每人射四支箭。代表队射完后，主人和地位高的嘉宾射，再由其他宾客射。

要选一个人报告射箭命中的靶数，他躲在箭靶附近的一块牌子后面（避免被误伤），这块牌子叫“乏”，所以那时有个“承乏”的习语，是担任某种职务的谦称。在射箭的时候，射手是“袒”的，就是把上衣褪下来塞到腰间，裸着胳膊便于拉弓开弦。有些地区风气开放，比如齐国，或者更南方的陈、蔡等国，因为长期受南蛮楚国影响，贵妇人也会参加社交宴会，喝多了气氛就比较暧昧了，常出各种艳遇乃至丑闻（但史书中还没有女人参加射箭比赛的记载）。

每一轮比赛结束后，射手退场回到坐席，计算两队的成绩，输的一方要喝酒，由赢的一方倒酒，端给输家喝。所有宾主都射完后，入座吃喝、奏乐。然后可以再比赛一轮。最后既有个人成绩，也有代表队的全体成绩。

在这种社交场合，孔子一般都比较低调，很少高谈阔论，“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¹⁷，连射箭的机会也尽量推让。有个街坊“达巷党人”觉得这是深藏不露。孔子听说了，对弟子们说：“射箭和赶马车，我干一样就行了，还是赶车吧！”¹⁸大概常有喝高的人，得有人驾车把他们送回家。

射礼包含了很多吃喝宴会的内容。而在正式宴会里，还可以举行简化版的射箭游戏，就是“投壶”，把箭投到一个长颈陶壶里，这种壶一般高一尺多，口径接近六厘米，壶肚子里装满豆粒。比赛投壶也分主、宾两组，有专门的主持人，规则比射礼简化了很多。

孔子对射礼的评价不错，他说：君子没有什么要争的，非要说有的话，就是射礼了吧！双方互相揖让，再登上射位，下场后又互相敬酒。这才像君子的争法。¹⁹

孔子时代搞射礼的时候，古希腊小城邦的男人们正在光着身子赛跑、摔跤，扔标枪、铁饼。相比之下，周人的竞技比赛项目确实太少，而且没有对抗很激烈的。

孔子的交往圈子里，也有些比较“出格”的人物。比如一个叫原壤的，他是孔子的老朋友，但不是颜家庄那个环境的，应该是他认祖归宗后在孟氏贵族社交圈里结识的。这个原壤的风格很像魏晋名士，不遵守各种礼法，任性放荡。这和同性恋一样，也算是贵族社会到晚期的文化现象，但孔子时代是刚出现这种苗头。

据说原壤母亲病逝，孔子尽朋友的义务，去原家帮助操办丧事，给尸体入殓。原壤却不干活，他爬到了院里一棵树上大喊：我好久不唱歌了啊！然后唱了一首情歌。孔子只能自己该干啥干啥。

有人问孔子：他自己家的丧事都不关心，你何苦忙活呢？孔子说：我就是把我该干的干好。²⁰

在社交场合，原壤也经常放荡不拘礼节，比如在宴会上，他公然把两条腿伸直了坐席子上。那时正规姿势是跪坐，把脚伸到前面很不礼貌。孔子就拿手杖敲原壤的小腿，一边还骂：你小时候不尊敬家长，大了没什么作为，老而不死，这就是贼啊！²¹这时的孔子和原壤应该都是五六十岁的人了。

鲁国还有个叫“互乡”（也许是他住的街区的名字）的士人，大概有比较严重的洁癖和自闭症，甚至还有忧郁症，很难和人交流。但有一次，他居然到孔子家登门拜访了。

当时陌生士人结交，有一套“士相见礼”。最重要的是，第一次登门拜访时，要有一位起引荐作用的中间人。如果没有，可以让自己的仆人在前面敲门，递送名片和礼物，反正不能自己一个人登门，那样太冒失。这个互乡见孔子，却只带了一个小孩子当介绍人，大概是他的儿子。

孔子的弟子们都很纳闷，不知道该不该接待他。孔子说：既然人家来了，还挺按礼节办事的，就见见吧。反正到家里就算咱们的客人，离了我家，他干的事情就和我无关。²²

当大司寇的第一年

当领导一段时间，孔子自认为有了不少实践经验。他开始明白，政治上的事儿牵涉方方面面的利益关系，没书本上写的那么简单、那么理想。想干成点事业，原则之外还要搞点权变。他感叹，当年和他一块儿学习的老朋友们，未必都能一起干事业，剩下几位一起干事业的，也未必都会搞权变。他还感叹，庄稼苗长起来，未必都能长穗子，就算长了穗子，也未必能长粒收粮食。²³这是他早年在农村的经验，应该是觉得很多学生当年功课都挺好，但现在不会当官办事。跟那些人比，他自认为更懂权变，会实务。

另外，孔子还发现，早年那些穷伙伴，“鄙夫”，如今靠他的提携当了官，但未必都想认真干事业。这些人祖祖辈辈穷怕了，刚混到上层人里边，最忌讳提到当年的苦出身。而且他们更唯利是图，捞起钱来不知满足，往上爬不择手段，其用心之深，贵族出身的人都比不上。²⁴

孔子没点名，说的大概是他早年的一些学生。另外他哥哥——颜家老大，估计也不会闲着。弟弟当了这么大的官，哥哥难免在乡下打着他的旗号折腾。

总的来说，孔子当大司寇的头一年，自我评价还不错，毕竟“知天命”了。他告诫学生们：“后生可畏，你们到了我这年纪，肯定比我还成功吧？人要到四五十岁还没什么名气，可就有点白活了！”²⁵

《论语·乡党》还记载了一些孔子“上班”的表现，主要是对国君、同僚和上下级的关系，基本特征是恭敬、慎重：和比他低的“下大夫”谈话，表情和蔼、随意；和同级的“上大夫”（卿）谈话，就比较郑重了；上朝和国君在一起时，就恭敬而慎重。²⁶这么看孔子像个闷葫芦的时候居多，但他有爱说话的时候，就是鲁国太庙里举行祭祀典礼，这是他最拿手的领域，所以很乐于发表意见。²⁷

孔子这司寇没自己的衙门，主要工作都在国君的朝廷办了。所以他最主要的工作是上朝，也有一套规范：

春秋的诸侯国还都是小国寡民的状态，没有故宫“三大殿”那么气派的朝堂，上朝的官员数量多了，屋里就装不下，所以官员们都是在院子里列队，国君坐在敞厅（朝堂）里接受朝见。孔子进国君宫殿的大门时弓着腰，缩着身子，不走大门的正中央，不踩门槛，很低调地进门。

进了庭院，要先上朝堂拜见国君，因为他级别高，要先跟国君见个面，看有没有什么需要单独交代的，再回到院子里自己的座位。孔子走过庭院里众官员的队伍时，表情庄重，轻手轻脚地快步过去，说话也不敢高声。然后是上台阶进朝堂，还要做鞠躬状，两手把朝服的前襟提起来一些，以防上台阶的时候踩住摔跤，呼吸也几乎要屏住……

面见完国君走出朝堂就不一样了。下台阶时他呼吸就比较自如了，手还要提着前襟，表情放松、开心；到最后一级台阶，变成小步快走——“趋”，然后放下前衣襟，两臂朝外平伸一下，再拱手到胸前——朝服的袖子肥大，这动作就像鸟张开了一下翅膀，“翼如也”。然后是回到百官队伍，到自己的位子，又要像来时一样恭敬谨慎……²⁸

此外，孔子还有为国君招待外国使者、祭祀祖先的工作，都是谨慎恭敬加必要的放松，和上朝大同小异。

讲究的私生活

当了大司寇，孔子的车马也升级了。有次孔子下朝回家，听说家里失火把马厩给烧了，问伤人了没有，却没问马的损失。这是他在乎人的安全——“仁”，马倒不重要，也说明孔子已经有比较像样的马厩了，马的数量应该不止一两匹。²⁹

孔子本来是穷苦人出身，后来当职员，当教师，生活水平也不算高。但当了官以后，待遇高了，生活也变得精致起来，衣食住行都有一套讲究。

吃饭的讲究程度最高，“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就是米磨得越细越好，鱼和肉切得刀工越细越好，没有上限，追求极致。鱼或肉腐败、变味、变色不吃，这些符合养生之道，还说得过去。下面的就有点过分了：烹调技术不好的不吃；鱼和肉切得刀功不好，不吃；没有搭配的调料酱，不吃……孔子小时候估计饭都吃不饱，肯定是有啥吃啥，可一旦富贵了，就做得有点过。还有，外面食品店买来的酒、肉，一概不吃（既有食品安全的考虑，也是身份问题）。³⁰

怎么吃饭也有规矩，必须在固定时间开饭，吃饭还不能说话。这似乎是东方特色，不光汉族，很多别的民族里也有这讲究，据说是食物不足年代的普遍现象，觉得吃饭是很神圣的事情，随便说话就对不起老天赐给的这口饭了。同理，吃饭的时候不能愁眉苦脸、唉声叹气：“当食不叹”³¹。

说到对食物的尊重，孔子还有个习惯，就是每当有丰盛的饭食端上来，必须要“变色而作”³²。就是沉默，表情严肃，跪坐着把身子直一下。哪怕吃不太讲究的粗粮、蔬菜，他也要面色凝重，表达恭敬重视之情。

西周和春秋的贵族，还有“佩玉”的讲究，就是在腰带上挂一些小玉饰，主要是为了听声音：当人走路、乘车的时候，玉佩会随着步伐节奏碰撞出叮叮当当声，一派雍容华贵气象。如果一大群人这么叮当作响地走过来，就更有效果了。

贵族每天让下人伺候着穿衣打扮好，要先看看是否一切齐备，还要走几步，听听佩玉的声音是否满意，这叫“观玉声”，确定都没问题了才能出门。玉佩有环、玦、璜等不同的造型，佩戴有讲究，要用它们的碰撞声制造不同的音响效果，发声的频率、音阶要不一样，各有讲究。为了达到这效果，人的活动必须舒缓自如，四平八稳，不能火急火燎地毛躁，那样响声就乱了。这也是阶级身份最明显的体现。

不同身份的人，佩玉规格也不一样，《礼记·玉藻》这方面的记载比较多，比如天子用黑丝带佩白玉，公侯用红丝带佩“山玄玉”，大夫用白丝带佩“水苍玉”等等，还有些关于孔子佩玉习惯的记录。孔子肯定有不止一套玉佩，他还有个象牙环，直径五寸（约12厘米），系杂色丝带，也是和玉佩挂在一起听声的。

“君子无故，玉不去身。”佩玉是端架子的行为，自然会有不适合的场合。比如守丧期间不佩玉。在大臣上朝、士人伺候上级、晚辈侍奉长辈时，甚至翻脸动手打架时，也不能端着四平八稳的架子，这时要把佩玉塞进腰带里，这叫“结佩”，那时的腰带是布带子，宽，正好可以做这个用。³³

孔子穿衣服的讲究，首先是不穿太花哨、太艳的颜色，夏天的衣服不能太薄太露，冬天的皮袍子要配外罩。罩袍和皮里子必须同色搭配，比如黑羊羔皮配黑罩袍，白鹿皮配白罩袍，黄狐狸皮配黄罩袍。

当年齐国的老丞相晏婴，一件狐狸皮袍子三十年不换，小气的名声传遍了列国。孔子当官没几年时间，吃穿的讲究都比晏婴高很多。

古人大衣的衣服袖子都长，但孔子要求把右边袖子截短一点，便于工作，这是实用的标准。去国君的宫殿上朝，都有专门的礼服（朝服），斋戒的时候也有专门的衣服。

坐垫也很有讲究，那时席地跪坐，席子上还要放单人坐垫。孔子喜欢狐狸皮或貉皮的垫子，毛厚舒服，冬天暖和。

民国学者林语堂说，孔子吃穿讲究太多，孔夫人伺候不过来，两人就离婚了。孔子晚年确实和夫人离婚分开了，但不是为吃穿这些具体事，因为大司寇家里，伺候吃穿这种事都有专门的厨子、仆人负责，不用家主母亲自动手。孔子当了官，孔夫人正好能跟着享受。两人当年的穷日子都过来了，离婚的原因不是为生活上的讲究。至于两人怎么过不到一起，后面会谈到。

1　《论语·阳货》：“公山弗扰以费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说（悦），曰：‘末（蔑）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

2　《论语·雍也》：“原思为之宰，与之粟九百，辞。子曰：‘毋！以与尔邻里乡党乎！’”

3　《论语·雍也》：“子华使于齐，冉子为其母请粟。子曰：‘与之釜。’请益。曰：‘与之庚。’冉子与之粟五秉。子曰：‘赤之适齐也，乘肥马，衣轻裘。吾闻之也：君子周急不继富。’”

4　《史记·货殖列传》。

5　见《左传·哀公二十一年》：“鲁人之皋（迂腐），数年不觉，使我高蹈（气得跳脚）。唯其儒书，以为二国忧。”

6　见《左传·定公八年》。

7　《论语·颜渊》：“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

8　《论语·颜渊》：“子曰：‘片言可以折狱者，其由也与？’子路无宿诺。”

9　《诗经·小雅·巧言》：“君子屡盟，乱是用长。”

10　《论语·里仁》：“子曰：‘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

11　《论语·乡党》。

12　《论语·子罕》：“子见齐衰者、冕衣裳者与瞽者，见之，虽少，必作；过之，必趋。”《论语·乡党》：“见齐衰者，虽狎必变。见冕者与瞽者，虽亵，必以貌。”

13　《诗经·小雅·车舝》，这首诗是描写一场迎亲的宴会。

14　《诗经·小雅·伐木》。

15　《诗经·小雅·宾之初筵》：“宾既醉止，载号载呶。乱我笾豆，屡舞僛僛。”

16　《论语·乡党》：“乡人饮酒，杖者出，斯出矣。”

17　《论语·乡党》。

18　《论语·子罕》：“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子闻之，谓门弟子曰：‘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

19　《论语·八佾》：“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

20　《礼记·檀弓下》：“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椁。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托于音也。’歌曰：‘狸首之斑然，执女手之卷然。’夫子为弗闻也者而过之。”

21　《论语·宪问》：“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孙弟，长而无述焉，老而不死，是为贼！’以杖叩其胫。”

22　《论语·述而》：“互乡难与言，童子见，门人惑。子曰：‘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唯何甚！人洁己以进，与其洁也，不保其往也。’”本节文字历代注家多有歧解。

23　《论语·子罕》：“子曰：‘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实者有矣夫！’”

24　《论语·阳货》：“子曰：‘鄙夫可与事君也与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无所不至矣。’”

25　《论语·子罕》：“子曰：‘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26　《论语·乡党》：“朝，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与上大夫言，誾誾如也。君在，踧踖如也。与与如也。”

27　《论语·乡党》：“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庙、朝廷，便便言，唯谨尔。”

28　《论语·乡党》：“君召使摈，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揖所与立，左右手。衣前后，襜如也。趋进，翼如也。宾退，必复命曰：‘宾不顾矣。’”“入公门，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门，行不履阈。过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摄齐升堂，鞠躬如也，屏气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颜色，怡怡如也。没阶，趋进，翼如也。复其位，踧踖如也。”

29　《论语·乡党》：“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

30　《论语·乡党》：“沽酒市脯不食。”

31　《礼记·曲礼上》。

32　《论语·乡党》。

33　《礼记·玉藻》：“君在不佩玉。左结佩。右设佩。居则设佩。朝则结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