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齐国流亡（35—40岁）

贵族繁衍过快的问题——鲁昭公试图铲除寡头——动乱与国君流亡——孔子和阳虎的私人对立——晋国心不在焉的干涉——在齐国初见世面

鲁昭公二十五年，即公元前517年，孔子35岁，刚在孟孙家当了一年家庭教师。这年他的儿子孔鲤15岁，女儿也许已经出生了。这时的孔子，还看不出成为大人物的苗头，但过的也算是衣食无忧的中产日子，事业在走上升路线。

九月，曲阜城内发生了一次大动乱，或者说内战。发起内战的，居然是国君鲁昭公。他想除掉三桓家族，首先是为首的季平子，结果失败，便逃到齐国过了七年流亡生活，最后客死他乡。

这场内战，孔子没有直接参与，但也深受影响。而且，深挖这次内战的根源，能找到中国贵族政治早早解体的原因。孔子的很多政治观念，与这有直接关系。

贵族的难题

中国的贵族政治，最典型的是西周到春秋这五百多年时间。西周具体什么样，史书记载太少。到春秋的三百年里，就很没秩序了，各国贵族内战不断。

为什么？说到根子上，就是个人口增长问题。古代一夫多妻，国君娶的女人太多，大老婆小老婆一大堆，自然生的儿子也多。大儿子——严格来说，是嫡长子，继承父亲的位置，这没问题，剩下的公子们怎么办？也得分一块封邑，让他们有个世袭产业。

这样，一个国家里面，就分出了好多国君后代家族，那时叫“公族”。这些公子公孙们又是娶一堆老婆，生一堆孩子，大夫的嫡长子固然要继承一块封地，其他的儿子也不能喝西北风，还得从老父亲的家产里面划分一块。

土地是有上限的，总人口的增长速度也非常非常慢。贵族人口的增长，却是“几何级数”，连着翻番，总有分不过来的时候，这就要争、要抢，日子就不太平了。

就说鲁国。“三桓”的始祖，是当今鲁昭公的七世祖——鲁桓公的三个儿子，也就是鲁庄公的三个兄弟：季友，叔牙，庆父。从第一代人以来，这三个家族就世代主持鲁国政权，成了世袭的寡头家族，国君逐渐成了徒有虚名的象征。这样积累下去，就有问题：

第一，鲁庄公和他以后的历代国君，都会生不少儿子，也都要当大夫，繁衍成公族。跟“三桓”家族比，我们可以叫他们“新贵族”，因为他们分出来得晚。这些新贵族怎么办？贵族们要的无非是两样：地产和官爵。三桓的族长世代当权，土地也基本让他们分完了，新贵族们就有意见。

第二，不光有新贵族，还有比三桓资历更老的老贵族。他们是更老的国君传下来的，有些在三桓出现以前曾很有势力，后来被三桓家族排挤到了一边，这些后人也有怨气。有个比三桓早两辈的臧孙氏，开始那两辈比较显赫，三桓垄断朝政后，还给臧孙家保留了一点份额，所以这个家族的族长，世袭鲁国的大司寇。此外还有很多家，没有臧孙家这种运气，怨气就很大了。

第三，三桓家族创立后，各自的人丁也在繁衍。历代的嫡长子都是族长，代表本家族掌权，但一代代的支庶子弟，繁衍越来越多，他们想占封地、当官，机会很有限。例如孟孙家，阳虎这样的支庶子弟，日子就不好过，自己家族里没发展机会，只能去给季氏打工。

第四，这些新老贵族、支庶以外，还有一群人野心更大，就是当朝国君的公子们。在他们看来，你们三桓家族不过始祖那一辈是公子，现在传了这么多代，跟我们血统早疏远了。我们是当朝国君的儿子，相当于你们的始祖，以后也要立家传世的。你们把什么都垄断了，我们、我们的后人怎么办？

当时不光鲁国这样，别的国家都是如此。

像郑国，到春秋后期，是由郑穆公的七个儿子形成的家族——“七穆”，世代垄断了政权。

孔子的老家宋国更热闹。开国以来，哪代国君都有一批公子繁衍成公族，都按国君谥号称呼，像武族、穆族、戴族、庄族、桓族，分别是宋武公、穆公、戴公、庄公、桓公的公子家族，经常打得一塌糊涂。

别的中原国家，没有鲁、郑、宋这么整齐，也都是个位数的几个寡头家庭垄断政权，他们往往是既有比较新的，也有比较老的公族。唯一比较特殊的是北方超级大国——晋国，他们有一套奇怪的国策，不许重用公族，到春秋后期世代掌权的寡头，是几个和国君不同宗的大贵族家庭。

光看中国的历史，会觉得贵族政治注定短命，无解。可欧洲的贵族社会，怎么就能前前后后维持一千多年？

其实他们是托了一夫一妻制的福。欧洲的贵族再使劲儿繁衍，也没春秋贵族这么多孩子。他们的贵族没有儿子，女儿可以当继承人，儿女都无，就找别的亲戚继承。看似人丁不兴旺，其实正好实现可持续发展。

当然，欧洲的长子继承制度也比中国的严格。长子继承父亲全部家当，其余的出去当骑士，靠打仗挣家业，这样就没有“三桓”一类的问题。欧洲贵族只有一个老婆，没有嫡不嫡的区别，最多是私生子问题。

鲁昭公二十五年的动乱，就是上面说的这四种公族成员——老贵族、新贵族、当朝公子、三桓支庶，对三桓族长一致不满，最后引发战争，结果被三桓联合打了个惨败，一大群新老贵族和小公子簇拥着鲁昭公逃往齐国。

至于鲁昭公本人，史书记载他智商偏低，一直是十来岁少年的心智状态，贪玩，性情无常。他干过的最不合常理的事，是娶了吴国一位公主做夫人。因为吴国是蛮夷，同时又宣称自己的始祖是周文王的大伯、二伯，这就和鲁国国君是同姓了，同姓不能结婚。

本来，历代鲁君的夫人都要有周天子的册命，才算确定正式合法的婚姻关系，就像欧洲中世纪的国王们结婚，必须得到罗马教皇的书面同意。鲁昭公娶吴国夫人，自知理亏，一直没敢向周天子申请册命，从法理意义上说，他这个夫人是非法的。有了这个尴尬，此后鲁国的历代国君再娶夫人，也不好意思向周王申请册命了。¹

以鲁昭公这种智商，自然应付不了和三桓的争端，他被一群身边人裹挟着，稀里糊涂打起了内战，直到兵败出逃，客死异乡，都在被人利用。

鲁昭公出逃事件

鲁昭公身边的新老贵族、公子们策划除掉三桓的时候，是季孙家的族长季平子在位第十八年；叔孙家的叔孙昭子在位第二十一年，他们都正年富力强，如日中天。只有孟孙氏族长，孔子教授的孟懿子，还是个少年。

对于三桓寡头家族，鲁国的新贵族、老贵族、国君一家都不满，但乱子还是从三桓，特别是最有权势的季孙家里自己闹起来的。季孙氏家里的那些支庶子弟，不满季平子专权，颇有人想取而代之。

春秋时，列国贵族的动乱都差不多，根源是利益，导火线是女人。这原因也简单，后世官僚制度，是办公室（朝堂）政治，充其量发展到会议桌、酒桌上；贵族社会则是家庭政治，很大程度上是被窝里的政治。

季氏家族有个支房——季公氏，族长死得早，只留下一个寡妇和一个小儿子。这个寡妇原是从齐国的鲍氏娶来，就是成语“管鲍之交”的鲍家。季公氏的家产不少，由老族长的两个兄弟和老管家一起当家理财，准备孩子长大了再移交家业。

鲍氏风流，守不住寡，先跟家里的厨子私通。几位当家的看势头不好，商量着送她回娘家。鲍氏舍不得家产和厨子，先下手为强，去向大族长季平子告状，说几个当家的居心不良，想占她寡妇人家的便宜。按说季家这事儿已经是尽人皆知，但季平子认可了这女人的说法，当即派人到季公家，三个当家的抓起来杀了两个。这样一来，季氏家里的支庶旁枝都觉得季平子不公正，非常不满。

对季平子不满的，还有两家老贵族。一家是上面说过的臧氏，现在族长是臧昭伯。昭伯有个堂弟，是个小人，整天想把臧昭伯搞掉，自己取而代之。后来他阴谋败露，投靠了季平子家。臧孙和季孙从此失和。

另一个老贵族家——郈昭伯，跟季平子翻脸的原因更滑稽。这两人都喜欢斗鸡赌钱，还都耍鬼心眼，季家给鸡头上戴铜盔，郈家给鸡脚上装铜刺。结果郈家的鸡赢了，季平子越想越恨，觉得郈昭伯作弊耍无赖，就强占了郈家一处房产。两家反目成仇。

眼看着季孙家这么得罪人，最心动的是鲁昭公的儿子们。这些公子二十出头，正是血气方刚的时候，想趁着季平子不得人心，联合各路反对者一举除掉他，给自己争一份生存空间。所以公子们逮着机会就给鲁昭公吹风。鲁昭公刚听到这种鼓动，不是打就是骂，他怕季孙家权势太大，给自己惹麻烦。可经不住儿子们频频怂恿，他也就转了立场，暗中联络臧氏、郈氏，还有一个新贵族家——东门氏，要找机会下手。

这个东门氏，是三桓始祖的兄弟——鲁庄公的公子后人。几代人以前，这家就想反对季氏，失败后曾经流亡国外好多年。鲁昭公觉得东门氏值得争取，也拉了进来。

这年九月，叔孙家的叔孙昭子离开都城，到地方上办事。孟懿子还小，不用担心，所以鲁昭公身边的新老贵族趁这机会，一起起兵攻打季孙氏。

季平子连忙纠集家族武装，关门固守。开始时，国君一方声势浩大，季平子觉得这次绝对没希望了，吓得躲到了一座高台上，向鲁昭公求情，先说要离开都城，反思悔过，鲁昭公不答应。季平子又退一步，愿意辞去一切职务，回封地养老。鲁昭公还是不答应。

季平子最后的条件是：只要国君能留自己一条命，就带五辆马车离开鲁国，再也不回来。春秋时候的贵族政治斗争，这种彻底驱逐出境也算一种解决方案。孔子先人就是这么从宋国逃到鲁国，变成鲁国人的。

可鲁昭公铁了心要除掉季氏，这也不答应。但他没太大的权威，手下的各家贵族没有主心骨，有的主张斩尽杀绝，有的觉得灭了季氏，好处是别人占得多，就持观望态度，打仗不卖力气。一整天里，巷战就这么打打停停。

季孙家被围攻，最紧张的是叔孙、孟孙两家。叔孙家族长在外未归，他的管家们在一起商量对策，最后的结论是，国家大事，咱们当家臣的管不了，可季孙家要是垮了，叔孙家也没好日子过，咱们的饭碗就保不住了。

那怎么办？动手吧！

叔孙家的臣子们马上武装起来，朝被围困的季孙家冲去。鲁昭公一方的联军，本来在三心二意等谈判结果，被打了个冷不防，纷纷逃命。

这时，那位斗鸡的郈昭伯正在孟孙家。他是来监视孟懿子，不让他们乱动的。孟家的人站在楼顶上，遥看季孙家那边，只见叔孙家的人打着旗子冲过去了，国君一方被打得四散奔逃，忙偷偷报告了孟懿子。孟懿子才14岁，可挺有主见，听到这个消息，立刻纠集家人把郈昭伯杀了，也起兵支持季孙氏，一起攻打国君。

鲁昭公见势不妙，忙带了众公子、家眷和支持他的那些新老贵族，连夜出城逃奔齐国。鲁国不大，马车跑了一夜，第二天他们就到齐国境内了。

齐国国君这时是齐景公，按当时习惯，国家间都有互相救助的义务。他忙派人到边境上招待鲁昭公一行，又派人到列国报信：鲁国大臣叛乱，把国君赶到了齐国，希望列国速速救援。

这时的中原列国，还顾不上鲁国这档子事儿。为什么？因为洛阳天子家也在打仗，王子朝和王子匄兄弟俩争夺天子宝座，打得比鲁国还凶，各国都在忙不迭地调停说和，暂时没人顾得上鲁昭公。

齐景公想，鲁昭公住在齐国寄人篱下，难免觉得委屈，时间长了也不是个办法，就派兵占领了鲁国边境的一个城市——郓城，把鲁昭公安置在了那里。后来有一次，齐景公和鲁昭公宴会，喝得高兴，又把靠近郓城的一个齐国城市——阳谷，也给了鲁昭公。《水浒传》里的好汉，宋江是郓城人，武松是阳谷人。

春秋时，这种贵族叛乱，赶走国君的事很多，特别是郑国、卫国，史不绝书。但在鲁国，这是头一次。贵族翻脸打内战，鲁国也是最少的，二三百年里屈指可数。据说因为鲁国是周公的后人，最知书达理。现在闹到这种地步，各方都不知道如何收场。

叔孙昭子回到曲阜，发现国君没了。季平子请他出面调停，叔孙昭子就跑去请鲁昭公回国。鲁昭公自己没个准主意，身边人七嘴八舌说什么的都有。还有死硬派，准备暗杀叔孙昭子，吓得他忙跑回曲阜。

不久，叔孙昭子就病死了，《左传》说他是觉得对不起鲁昭公，羞愧而死，这是溢美之词。因为赶跑昭公，三桓家族都是受益者。郈昭伯追随国君被杀，他家的封地郈城，就作为战利品分给了叔孙家，成了叔孙家的大本营。这也是季平子拉拢叔孙家的措施。

昭公一党出逃，三桓乘机打击异己，再度瓜分鲁国，这是一个例子。

季平子知道，万一鲁昭公回来，自己的日子肯定难过，但鲁昭公在外面流浪，自己就是千夫所指的叛臣，哪天列国联军赶来平叛，自己就有杀身之祸。所以他一面跟鲁昭公继续打，同时一批批地派人去给鲁昭公赔罪，劝他回家，想着鲁昭公在外面过日子缺什么，都置办了让人送去。

鲁昭公却又硬起来，季平子派来的人都抓起来不放，送来的东西坚决不要，又舍不得扔掉，怎么办？卖给齐国人。

天子家内战之事平定后，中原列国开始过问鲁国的事了。宋国、卫国的国君，都派人到中原霸主晋国去，请晋国出兵送鲁昭公回国。晋国派了一位执政的卿——范献子（范鞅），带兵处置鲁国的乱局。

范献子军队到了齐鲁边境，季平子连忙赶来迎接。他先通过私人关系给范献子送了厚礼，又表示忏悔，穿着孝服，光着脚，跪在范献子面前认罪，说一定改正错误，迎接昭公回国。

这时的晋国，基本上是荀（中行）、范（士）、智、韩、赵、魏六家贵族垄断政权。范献子在国内的地位、处境，和季平子相似，骨子里同情季平子，所以首选和稀泥，调停了事。

范献子带着季平子去见鲁昭公，想劝他跟季平子和解。鲁昭公一万个不同意，发下毒誓：只要季家的人还在，就坚决不回国。范献子看不好办，就带兵回晋国去了。

鲁昭公在外面住了七年后死去，尸体拉回国内。季平子不让鲁昭公的太子即位，而是选了鲁昭公的一个弟弟，就是后来的鲁定公。这次鲁君和寡头的战争，国君一方完败，因为列国普遍是寡头当权了，这是当时中原的政治大气候。

两个人的战争

鲁昭公闹剧期间，孔子扮演了什么角色？

一言难尽。

动乱发生之前，季孙家和国君摩擦不断，已经不是什么秘密。各家贵族拉帮结派，划分阵营，不等事变爆发，大体谁倾向哪派，也是八九不离十了。

孔子一开始还没被卷进去。他层次太低，没用处，两派谁也不会想到拉上他。但他是孟家少主人孟懿子的文化教员，时不时出入孟府，各种流言都会听到一些。他肯定有自己的看法和打算。

他整天读古书，学古人的做人道理，当然知道，臣下不能跟国君打架。天下的核心是天子，列国诸侯服从天子，各家贵族服从国君，这是周人理想的政治秩序。季平子跟昭公撕破脸对打，当然不占理。

但孔子家族，要算孔纥老爷家世系的话，世代给孟孙家当臣僚。三桓里面，季孙家又是老大，没有季孙家，就没有孟孙家的地位。孔子已经在季孙家当了十几年雇员了，他对三桓家族还不敢有革命的想法。

春秋时期的大道理是，国家不能消灭，贵族也不能消灭。哪个贵族为非作歹，实在天怒人怨，最合适的办法是把他法办：或驱逐，或砍头（不太体面，一般是责令自尽）。但他这个家族不能消灭，得找他的兄弟、堂兄弟，继承族长地位，继续繁衍下去。

所以，孔子也不赞成把季氏、把三桓都赶尽杀绝。

鲁昭公一党逃奔齐国，孔子在家冥思苦想一阵，结论是：走，带上老婆孩子，追随国君，流亡去也。三家都叛乱了，要继续跟着季平子、孟懿子混饭吃，就是立场不坚定，投靠叛乱者。孔子知书达理，这个觉悟不能丢。

他刚有了辆马车，出门方便，结果成全了他这次忠君行为。这是孔子生平第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

但孔子内心深处，最关注的还是——阳虎。

动乱爆发时，阳虎在季氏家当家臣。他喜欢打仗，对他来说，动乱就是机遇，有仗打才能往上爬，至于为谁打仗，那倒在其次。现在曲阜火并，季平子正需要能打的人，阳虎义无反顾，冲锋在前。他不能老是当孟孙家的支庶、季孙家的小吏，他要出人头地，干大事业，内战给他带来了机会。

就在鲁昭公流亡郓城的第二年秋天，季平子派鲁军前来攻打。名义上的统帅是孔子的学生孟懿子，但他才16岁，指挥打仗还太嫩，真正的统帅是阳虎。

昭公一面派人抵抗，一面到晋国请求援兵。阳虎在城外击败了昭公的武装，大概还抢收了郓城外的庄稼，才班师回曲阜。

对孔子来说，从少年时代起，阳虎就是他的假想敌，他行动的参照物。阳虎往东，他就要往西。阳虎投靠季平子，他就要投奔鲁昭公。孔子就这么拉家带口到了齐国。偷偷出发的时候，他大概满怀意气，感慨万千。去国从君，舍生取义，这是臣子的天职。他不惜跟季孙、跟三桓家族决裂，就是为道理二字。

说来有趣，战国以来，研究孔子生平的文献可谓汗牛充栋。孔子这次齐国之行，《史记》等史书里都有记载，《论语》里也提到过好几次，但历代学者都没察觉到它和鲁昭公出亡的联系。

后来把这件事阐述明白的，居然是1970年代“批林批孔”的一本书，而且是图画版的小人书——《孔老二罪恶的一生》。（见图2、图3）

图2　《孔老二罪恶的一生》封面

萧甘编文，顾炳鑫、贺友直绘画，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

图3　《孔老二罪恶的一生》插图

这本小人书，当年定价9分钱，第一次就印刷了250万册，在社会上影响很广。它的文字作者是“萧甘”，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作家巴金，可能因为巴金曾经有个“芾甘”的笔名。但近年来已经有人指出，那其实是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编辑甘礼乐的笔名。

为什么没用真名？可能因为甘礼乐这名字，和儒家、孔子的关系太密切，印在“批孔”的书上有点不对劲。

另外，为这本书绘画的著名美术家贺友直，名字也来自孔子。孔子说过：“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²就是说，人应该和正直、宽容、博学的人交朋友。

这本书是为了完成“批林批孔”的政治任务而作，里面的主要观点当然不成立，比如认为孔子代表的是“没落奴隶主阶级”，反对的是“新兴地主阶级”。孔子有很多反对三桓的言论，这本书就把三桓塑造成了进步的“新兴地主阶级”。

但另一方面，这本书对孔子生平事件的系年很准确，对当时人的服饰、起居细节表现得也很真实，画面的构图、留白都很有美术功底，是下了真功夫的作品。当然也有疏漏，比如孔子时代的马车都是单辕，驾两匹或四匹马，但这书里都画成了一匹马的双辕车，那是汉代以后流行的了。

齐鲁之别

在鲁昭公的流亡宫廷里待了一段，孔子失望了。这些流亡的贵族一人一个主意，各怀鬼胎，根本没法成事。就说鲁昭公的那些年轻公子们，为争太子的位置，都无所不用其极。这些，其实在鲁国宫廷里早就有了，但那时孔子还没机会看到。现在这些人流亡在外，挤在一起争夺有限的资源，内讧更加激烈。

还有，孔子出身还不够高，也没法接近鲁昭公。跟昭公出亡的这些新老贵族，都想当第一号佐命元勋，对来投奔昭公的新人，防范得比季孙派来的人都紧。每次季孙或外国的使者到来，包括阳虎带兵打来，这些贵族都要吵成一团，是回，是留，是到外国请救兵，谁都根据自己的利益坚持自己的主张。鲁昭公就是这些人争夺的一个傀儡。

除了这些无谓的人和事，还有一个问题孔子不能不考虑，就是他得养家糊口。他在齐国没有收入来源，流亡政府也不给他开工资。他拿什么养活老婆孩子？现在漂泊在外，那些仁义道德、国际秩序都没用，不能给儿女们当饭吃。孔子变得理智和现实了一点，离开了昭公的流亡朝廷，到齐国一个大贵族——高昭子家当雇员，打工挣钱混口饭吃，就像他在鲁国时到季氏家里当职员一样。

如同鲁国的三桓，齐国也有一群老贵族，最有名的就是国氏、高氏。他们的渊源非常久远，据说要追溯到西周。以孔子当时的能力，可以给高家做点文书工作，或者继续当家庭教师。

孔子这次在齐国到过不少地方，还去过一些周边的小国，应该都是为高昭子家出公差。比如他曾经登上齐鲁交界处的泰山，举目四望，觉得天下尽收眼底。以前他只登过鲁国的“东山”，觉得已经够高了，现在和泰山比，就不算什么了。³

孔子还第一次欣赏了“韶”乐，据说是上古帝王舜时候创作的，算是华夏文明中最古老的艺术。孔子听得入迷，“三月不知肉味”，感叹说：“想不到音乐可以这么让人开心！”⁴那时没有录音技术，音乐爱好者都要自己学习演奏乐器，孔子在鲁国已经学过弹琴了，这时他就试着把韶乐学下来。

在鲁昭公逃亡到齐国的第三年（鲁昭公二十七年，公元前515年），吴国的一位公子，即现任吴王的叔叔季札，出使中原列国，这是他第二次到中原出访（第一次是在27年前）。中原人眼里的吴国人是野蛮人，但季札人品好，有文化，在中原名气很大，他结交的都是列国国君和高级贵族。这次出访完毕，他经齐国返回，随行的长子病死在齐国，准备在当地埋葬。

孔子这时正在齐国，也慕名前去围观葬礼——他的身份不高，还不够跟季札平等地交朋友。

季札给儿子挖的墓穴，以没挖到地下水为限度（古代地下水位高），死者穿着“时服”，就是去世时令的衣服。埋葬完毕后，还堆起了一个小土堆，宽度像车轮大小，高度像个茶几，不到一米，平顶。这些工作都完成后，季札露着左膀子（左袒），围着坟顺时针走了三圈，一边说：“人的躯体最终回到土地，这是命中注定；至于灵魂，哪里都可以去，可以去！”⁵

孔子看过这个葬礼，觉得很符合礼制。按道理说，人死在外地要归葬祖坟，但也不能太固执，如果路途遥远，就近埋葬也可以。

孔子早年的事迹，多半都没有准确的系年，但季札出访是当时的国际政治大事，《春秋》等官方史书都有明确记载，所以我们能知道，这一年孔子是生活在齐国的。但他这时是在鲁昭公的流亡朝廷，还是已经给高昭子当雇员，就不知道了。

刚在齐国工作的时候，孔子对这里的印象还不错。他有个说法：“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⁶说的好像齐国不如鲁国，但也不是不可救药，稍微改良一下，就能达到鲁国的地步；鲁国再稍微努力一下，就可以到“道”的好境界了。孔子为什么这么想？这得说说齐国和鲁国的来历。

齐国的来历，是辅佐周武王灭商的“姜太公”，这是后世人给的称呼。他本名叫吕尚，是西部羌人吕氏部族的头领，和周人是传统盟友加姻亲。周武王灭商以后，就把吕尚封到了山东半岛北部的齐这个地方，都城在临淄。山东半岛上有很多原住部族、小国，被称为“东夷”，商朝时他们就不太服从商王，这时也不愿服从周朝。姜太公扑灭了很多原住部族的反抗，慢慢在东方立足。不过开始的时候，太公家族还没觉得自己是“齐国人”，死了以后还要把棺材送回关中老家埋葬。到第六代齐国君主，才开始在本地下葬。⁷

山东北部平原开阔，北边和东边是汪洋大海，南边是山区，各种资源都很丰富，原住部族也慢慢被齐人征服、同化，所以齐国国力强盛。加上姜太公在周王室里权威很高，朝廷就给了姜太公一些特殊的权力：他可以讨伐周边不听话的小国，帮助周王维持东方的国际秩序，因为那时交通通讯不方便，地方上出点什么动乱，不能只靠汇报和等待关中朝廷的命令。

到了春秋前期的齐桓公时（比孔子早一百多年），管仲做齐国的丞相，齐国更加强大，还打着维护周王权威的旗号，召集中原列国会盟，一起对付狄人、楚国，成了“春秋五霸”的第一位。那时的“霸”不是凭势力大欺负人的意思，而是要替周王室维持正常的国际秩序，是个好词。

但另一方面，齐国人做生意的多，不光经济发达，人的脑筋也灵活。这里流行各种神仙方术和各种坑蒙拐骗的政治权谋学，不太相信仁义道德那套古板的教训。这是孔子觉得齐国不如鲁国的地方，但可以提高。

至于鲁国的来历，它的开国者是周武王的弟弟——周公旦。在周武王准备灭商的时候，周公旦起了很大作用，而且灭商之后不到一年，武王就病死了。继位的成王周诵年幼，全靠周公旦辅政（有一派史家甚至说，周公辅政期间是称王的，还用了周王的全套正式排场）。周公先扑灭了商朝残余势力的反抗，又规划了“大分封”，包括把姜太公封到齐国。周人管理中原的各种政策，都是周公奠定的基础。所以后人都说，周公是事实上开创周朝的人，是“周礼”的创制者，地位非常高。孔子对周公也非常崇拜。

周公旦为什么叫“周公”呢？因为周不仅是王朝的大名，它本身也是一个小地方的地名，就是周人当年曾经的龙兴之地，关中西部的周原一带，这里后来被文王分给儿子旦作封邑，所以旦才被称为周公，就是统治着周原这一带地方的公。

在灭商之后的大分封里，周公旦给自己定的封国是鲁国，在山东南部。但他一直在朝廷主持政务，分不出身来建立诸侯国，这个工作是他的大儿子伯禽完成的。周公还有个小儿子形成的家族，世代统治周原的旧封地，同时在王朝担任卿，服务历代周王，在春秋几百年里也很显赫，这个家族一直叫“周公”，和鲁国是两个家支。王室东迁之后，这个周公家族也随之到了洛阳，在周原的封地就丢掉了，但“周公”的名字一直没改。

由于周公旦在周朝的特殊地位，鲁国在各诸侯国里就很有特色。据说它继承了周公开创的制度和文化，有些本来只有周王室才能有的文献书籍、歌舞礼仪，鲁国国君也可以有一份。这是其他诸侯国比不了的。鲁国从国君到贵族，也普遍拘谨、守礼。

孔子年轻的时候，晋国的一个高官韩宣子到鲁国访问，参观了鲁国官方的藏书典籍，感叹：“周朝的礼制都保存在鲁国啊！”⁸孔子8岁的时候，吴国公子季札初次到中原游历，在鲁国受到国宾级招待，欣赏了鲁国朝廷的传统音乐、舞蹈。这些都是纪念周朝开国的壮举，祭祀文王、武王、周公用的，季札十分感慨，“叹为观止”这个成语就是从他的感叹来的。孔子从年轻时就读书好学，也是受鲁国大环境的影响。

当然，鲁国人这种书呆子风格，在国际上经常闹笑话，齐国人尤其爱拿这个捉弄鲁国人。孔子觉得齐国可以改良成鲁国，是有点盲目乐观了。

孔子曾好几次谈起对管仲的评价，肯定他的功劳：管仲召集中原国家对抗蛮夷的威胁，整顿“国际秩序”，如果当年没有管仲，我早该是“被发左衽”的蛮夷了吧？⁹周人男子留长头发，但要用笄（簪子）别起来，贵族戴礼帽（冠），老百姓用布包头。所谓蛮夷，头发就直接披在肩上。“左衽”是蛮夷的穿衣习俗，衣服的右边衣襟压住左边，前襟向左。中原的“右衽”则相反。

孔子对齐国国君、贵族的观感，主要是生活奢侈。这一方面是因为齐国比鲁国富裕，另一方面，就是齐国君臣普遍不太遵守“周礼”那套秩序，过日子讲究。

齐景公有时到高家做客，孔子在席间作陪，能跟齐景公说上两句话。齐景公听说孔子有学问，就问他：搞政治搞到什么样，才算成功？

孔子的回答是：国君要有当国君的样，臣下要有当臣下的样。父亲、儿子，也按这规矩来，这叫“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这个对话的背景，是鲁昭公还在外面流亡，齐景公想吸取教训，不想蹈鲁昭公的覆辙。孔子见识过了三桓、昭公和昭公身边那群人，这个回答，就是从对那些人的观察得来的。

所以齐景公很赞同：是啊，当臣子的要不像个臣子，那农民收的粮食，还轮得到我吃吗？¹⁰这时大家脑子里想的，都是鲁昭公这个反面教材。

鲁昭公出逃这年，是齐景公在位第三十一年。景公已经见识过这种动乱，当初是他哥哥齐庄公当国君，和大贵族崔杼的夫人私通，被崔杼捉奸杀掉了，然后崔杼扶植了景公即位。所以在景公初期，国内大贵族专权很厉害，还打内战，很强大的崔氏、庆氏都失败垮台了。趁着大贵族互相残杀，齐景公慢慢掌控了局面，提拔了一些势力不太强大的贵族，比如老牌的同宗国、高两家，还有异姓的鲍、晏、陈等家族，政治比较稳定。

按《史记》的说法，齐景公对孔子的印象不错，想给孔子一块封邑。齐国的丞相晏婴很妒忌，说孔子坏话，这事没办成。¹¹

这很可能夸大了孔子的影响。获得国君赏给的封邑，那意味着成为大夫，高级贵族，要论地位出身，孔子不够格。要论声望，孔子是做学问的，这事业年轻人不行，得老子那样一把白胡子，孔子这时资历还太浅。

再者，齐景公在位三十多年，都快成精了，这么几句话也糊弄不了他。他真想听的，是鲁昭公流亡朝廷里面的一些具体动向。不过孔子和晏婴丞相互相看不顺眼，倒是事实。

晏婴和齐景公一样，也是很长寿的人，在齐国的政治舞台上活跃了几十年。他和孔子是完全相反的风格：个头很矮，性格诙谐乐天，能把国君逗得很开心；同时又很有心机，什么人对自己有用，要找机会提拔，什么人没用，得尽量打发得远远的，别让国君重用他。史书里有晏婴“二桃杀三士”的故事，虽然不太真实，但确实是根据晏婴的个性创造出来的。像孔子这种不识时务的书呆子，晏婴肯定不待见。

四十不惑：坚决不结党

跟鲁昭公混不出什么名堂来，在齐国也慢慢待烦了，孔子又要回鲁国了。

这是孔子第一次到齐国，很可能有子路跟随他。孔子哪年从齐国回到鲁国，史书没详细说，从孔子自己的话看，大概是鲁昭公三十年，孔子40岁之前。孔子说自己“四十而不惑”，就是到40岁什么都想明白了。

他想明白了什么？

从这次流亡生活总结出来的经验，就是：把教书和做学问当成最重要的事业，不能为了利益去搞政治，不能卷入结党营私。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¹²矜持而不争斗，广交朋友但不搞利益同盟。别管是政治权力，还是物质利益，孔子都不想去和人争，更不会为了争这个去结党。

其实孔子是很关心政治的人，特别想当官，推行他那套政治主张，这一点到死也没改变。但他的原则又很明确，不会在政治沉浮里丧失最基本的人性，这可以算他人生的底线。比如他说，“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如果国家有道，政治清明，你却活得又穷又没地位，就是你自己没本事，你的耻辱；反过来，如果国家无道，政治黑暗，你还过得又富裕又有地位，这是你不择手段没底线，也是你的耻辱。¹³用一句话来归纳就是：宁可活得平庸，也决不给坏人当帮凶。

孔子的这个底线类似于“不为恶”原则（Do not be evil，常译成“不作恶”，其实“不为恶”更准确）。这和历史上的很多政治人物不一样，因为政治人物一般都有最高理想，但没有最低的底线，结果往往就成了打着最高理想的旗号，践踏人伦秩序和道德底线，坏事做绝。

孔子思想的特点就是不走极端。他有好几个层次的目标，或者说标准，优先保证最低标准；能实现最高的固然好，但不能为了最高的就不要最低的。

后世说儒家、儒者，想到的是舍生取义，杀身成仁。这是东汉以后的事。从孔子到西汉的儒者，极少有为统治者送命的。孔子周游列国，“危邦不入，乱邦不居”¹⁴。他效劳过的贵族、国君很多，干得不顺心就换地方，标准是“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¹⁵，双方权利义务对等。上级如果没出息，孔子就拍屁股走人，跳槽换东家，绝对不会以死效忠。先秦三位大儒，孔子活了七十多，孟子八十多，荀子七十多，他们都不只效忠一个主人。

“文革”时全民“批林批孔”，也没能把孔子彻底“批倒批臭”，就是因为孔子真有底线，他不会为了利益结成主奴关系，做丧失人性的事，哪怕跟国君他也不干。《孔老二罪恶的一生》这类批判作品真正展现的，也只是孔子的不合时宜和有点悲凉的失败人生。

经过这一番流亡、换工作，孔子发现，真正适合自己的还是著书立说、开课讲学。毕竟大贵族的家臣、雇员多得是，不缺他孔丘一个，但对于鲁国那些穷学生，孔子是能改变他们命运的人。靠着这些学生，孔子也才可能干出点有影响的事。在齐国几年，这方面是荒废了。

想到这一层，孔子就对富庶安定的齐国没任何留恋了，立刻收拾家当赶回了鲁国。¹⁶从这以后，他再没有放松过学问和教育事业，一直到死。

孔子这次出逃，三桓家没有追究。但这次回来之后，孔子就不再给季氏家当职员了，他要全力投入文教事业。

孔子对鲁昭公的感情也很复杂。

鲁昭公在外面流亡了七年。他死后，尸体被运回曲阜，季平子肯定不想按规矩办丧事，但事情也不能做得太过让人指指点点，就把昭公埋在了国君陵区的最外边，意思是说这国君当得不太够格。孔子晚年在鲁国掌权，那时季平子早死了，孔子让人在昭公墓外面挖了条沟，把陵墓圈到了国君陵区的范围内。对这个他曾一度追随又实在扶不起来的无能国君，孔子最后尽了一点臣节。

孔子晚年，陈国一位高级贵族曾问他：你们鲁昭公，算是懂礼的人吗？

孔子说：当然懂礼啊。

那位陈国贵族当面没表态，事后托人转告孔子：鲁昭公娶了吴国公主做夫人，违背了“同姓不婚”的祖训，这怎么能算懂礼呢？您曾经说“君子不结党”，又这么公开袒护不懂礼的鲁昭公，这还是在结党啊！

孔子自然很尴尬，向传话的人道谢：您看，我犯点儿什么错误，就有人给指正，真是幸运啊。¹⁷

追随鲁昭公这事儿，道义上站得住，理智上就不那么靠谱，因为鲁昭公这人实在没出息。这算是孔子一段失败的经历，跟他提这个，有点像揭人旧伤疤。

1　《礼记·杂记下》：“夫人之不命于天子，自鲁昭公始也。”

2　《论语·季氏》。

3　《孟子·尽心上》：“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

4　《论语·述而》：“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

5　《礼记·檀弓下》：“骨肉归复于土，命也。若魂气则无不之也，无不之也！”

6　《论语·雍也》。

7　《礼记·檀弓上》：“大公封于营丘，比及五世，皆反葬于周。”

8　《左传·昭公二年》：“周礼尽在鲁矣！”

9　《论语·宪问》：“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

10　《论语·颜渊》：“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

11　见《史记·孔子世家》。

12　《论语·卫灵公》。

13　《论语·泰伯》：“子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14　《论语·泰伯》。

15　《论语·八佾》。

16　《孟子·万章下》：“孔子之去齐，接淅而行。去鲁，曰：‘迟迟吾行也，去父母国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孔子也。”

17　《论语·述而》“陈司败问昭公知礼乎”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