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从权力巅峰出局（54—56岁）

对三桓不利的举措——鲁定公也想拉拢——未必有过诛“少正卯”——弟子们先被抓了——辞职就能平安？——三桓家族的耳目

“堕三都”半途而废

孔子最重要的政治举措，是他54岁这年（鲁定公十二年，公元前498年）搞的“堕三都”，号召三桓家拆掉自己封邑的城墙。“堕”也写成“隳”，是拆掉的意思。

前面说过，三桓家族几乎瓜分了鲁国，他们各有自己统治的中心，季孙家的根据地是费城，叔孙家是郈城，孟孙家是成城。

孔子这么做有两重目的。首要的，是不希望三桓依托自己的封邑对抗国君，分裂国家。但这不能明说，不然他的大司寇就难干下去了。

能明说的目的，是防止出南蒯、阳虎这样的叛乱家臣。其实这种事情不只在季氏家里闹过。前年，孔子52岁的时候，郈城管马匹的家臣侯犯叛乱，不服从主人叔孙氏。孟懿子和少年的叔孙武叔带兵讨伐，围城数月，又从齐国请求援兵，才迫使侯犯出城逃亡。这是最近的前车之鉴。所以叔孙家有了教训，他们先响应孔子的号召，拆掉了郈城的城墙。

阳虎失败出逃时，公山不狃占据费城闹独立，到现在已经三四年了。这是季氏最大的心病。拆费城的城墙，首先就要替季氏赶走公山不狃，季桓子当面表示赞成，心里可能留了预案。

孔子在当官以前，就做出过和公山不狃合作的姿态。他从政之后，一直没推动攻占费城，驱逐公山不狃，或许还有点骑墙的意味，现在终于和公山不狃、阳虎一党彻底决裂了。他把这和“堕三都”、整理鲁国君臣关系绑在一起，让季氏为首的三桓不得不接受，这是他的政治手腕，颇有点“城府”。

公山不狃当然不甘坐以待毙，他听到消息，没等朝廷有动作，就带费城人主动出击，长途奔袭，居然打进了曲阜。孔子和季桓子、孟懿子、叔孙武叔这四位国卿，簇拥着鲁定公躲到了季氏家里的一座高台上，因为季氏家比国君的宫殿还森严。另外，那时的城墙、宫墙都不是太高大，城里出了什么乱子，君王显贵们一般都是往高台上逃。当年商纣王走投无路，也是跑到“鹿台”上自焚的。

费城人包围了高台攻打，差点把鲁定公抢过去，好在孔子部下的援兵及时到来，打败了费城人，解了围。鲁军一路追赶，公山不狃等逃往国外，费城得以光复。

子路立刻带人动手拆费城城墙。他还任命年轻的师弟——高柴当费城宰，这是趁三桓家里动荡的时机，安插自己得力的人。前面说了，孔子弟子多了，自己教不过来，那些年轻弟子大都是跟着老弟子学习。这个高柴其实可能是子路的学生。

孔子担心：费城宰责任重大，高柴年纪小，才二十出头，怕干不好吧？

子路只能解释：可以边干边学嘛。费城有百姓，可以学治理；有宗庙社稷，可以学祭祀礼仪。不一定非等书念熟了，再出来当官。

孔子听了很生气：我就烦你这种油嘴滑舌之徒！¹

不到紧急关头，孔子的书呆子气就难免发作，他不体谅子路的用心，子路也不敢明说。

所以理解孔子不是那么容易，他是书呆子的时候居多，但关键环节上“踩点儿”往往很准，甚至超出常人。

在拆到孟孙家的成城时，孟家大管家坐不住了。这个大管家叫公敛处父，很厉害，能打仗。前几年三桓和阳虎打仗，他出力不小，孟懿子也不太敢得罪他。

公敛处父对孟懿子说：咱们的成城离齐国不远，拆了可就没安全保障了。现在齐鲁关系是不错，但万一日后反目，齐国人一下子就能打到曲阜。再者说，成城是你们孟家的大本营，没了它，谁能保证以后孟家不出事？

孟懿子觉得在理，两人商量，先不拆成城，要是国君带兵来打，就由公敛处父据城顽抗，孟懿子假装不知情。

果然，季、叔两家和孔子、鲁定公看到成城抗命，都很恼火，定公亲自带兵攻打成城。但有孟孙家的人暗中捣鬼，仗也打不起来。孔子家一直是孟家老部下，也不好把事情做绝，这事逐渐不了了之，成城保全下来。

费城到这时拆了一半，也没继续拆下去，后来慢慢又修上了。

“堕三都”的事业，就这么成了半吊子工程。三桓家族慢慢开始回过味儿来：原来孔子这人不是那么好使唤的，他有自己的主见，而且还会损害三桓家族的利益。

但三家也没有立刻解雇孔子，因为晋国和阳虎的威胁还在，三桓需要个能给他们维持局面、装点门面的人物。

跟鲁定公合作吗？

孔子进中枢，不仅三桓家族抱了很大希望，国君鲁定公也有期待。他还是公子的时候，就关注着哥哥鲁昭公和三桓家族的较量，现在当了国君，也不甘心当三家操控的傀儡。

堕三都，定公知道这是在削弱三桓的势力，对自己有好处，很是兴奋，觉得看到希望了。但他是季氏扶植即位的，又怕贸然行动落个鲁昭公那样的下场。所以他很想试探试探孔子：这个老书生是彻底投靠三桓，一起架空我呢，还是和阳虎一样，能争取过来对付三桓？

《论语》里记载了鲁定公和孔子的两次对话。第一次，定公的态度比较隐晦，他问君臣如何相处：“国君指挥大臣，大臣侍奉国君，这个道理对吧？”

孔子回答：“国君应当在‘礼’的指导下指挥大臣，大臣应该抱着‘忠’的态度侍奉国君。”²

第二次大概是在私下场合，没有外人在场，鲁定公就说得明白点儿了，他让孔子用一句话表个态：“听说有时一句话就能让国家兴盛起来，‘一言兴邦’，有这回事吧？”

这话，乍看不知道什么意思，在当时的语境下，是暗示国君和三桓的关系，让孔子表态站在哪边。在定公看来，兴邦丧邦，就在孔子这一句话。

但孔子的态度是骑墙。他希望为君的定公，和为臣的三桓，都能从自己的欲望往回退一点，维持个彼此相安的局面，长期共存。在孔子看来，天子、国君、贵族，三者缺一不可，他还没敢想象消除寡头势力。所以他把球踢回给了鲁定公：“话不能这么随便说。有句俗语叫‘为君难，为臣不易’，您要能好好体会为君的难处，也就有点‘一言兴邦’的意思了。”

这有点挑明说君臣关系了——您这国君也不能梦想为所欲为，把一切不顺眼的都扫荡一空。君臣互相忍让一些，理解一下对方的难处，这日子才能过下去。

鲁定公还不满意，要问到底：“据说一句话就能让国家垮台，‘一言丧邦’，这话对吗？”他又在试探孔子会不会和自己作对。

孔子还是模棱两可地回答：“话也不能这么随便说。有句老话，‘我也没觉得当国君有多享受，不过看到我说的话没人敢违抗，还是有点开心。’如果您说的话有道理，臣下没人反对，怎么不是好事？可万一您说的没道理，大家还是不敢违抗，一窝蜂照着去做，那不成了一句话搞垮国家吗？”³

这时的鲁定公是个傀儡，还真没有一句话就断送国家的机会。所以孔子是贵族、寡头和国君之间的骑墙派，一直希望哪边都不得罪，各方和平共处，把周武王、周公开创的政治局面维持下去。

但这不是历史的趋势。后来（战国）的历史潮流，是国君物色到了一些肯给自己卖命、不计后果的底层士人，比如魏国用李悝，楚国用吴起，秦国用商鞅，搞“变法”运动，消灭寡头家族，削弱贵族阶级，建立集权的国家机器，而且真成功了。有些战国君王也是从春秋寡头变来的，比如瓜分了晋国的韩、赵、魏三家，在齐国成功篡权的田氏。只要能走到这一步的国家，都成了“战国七雄”。鲁国寡头共和的根子太深，谁也改变不了，所以越来越弱小，最后被楚国吞并。

回到孔子。当初，真有这个历史的选择摆在孔子面前。如果他没那么瞻前顾后，再急功近利一点，和鲁定公结成铁杆主奴关系（后世人熟悉的“君臣”关系），一起下手算计三桓家族，也未必没有成功的机会。

那样的话，鲁国就开创了战国“变法”的先河，战国七雄里就要多一个鲁国了。

为什么孔子不敢和鲁定公“合作”？

也许是他不想冒风险，但孔子也不是真胆小的人，他还想过和阳虎共事（反叛）呢。后来他周游列国，不止一次遇到危险，他远比弟子们沉得住气。

也许，他预感到权力都集中到国君一个人手里后，会出现另一种失控的局面：暴君专制，为害天下。在孔子时代，这方面的典型是两位末代帝王：夏桀和商纣。这背后其实藏着别的问题，不全是一个“暴君”造成的。但孔子时代的人，还是习惯把它解释成暴君现象。反过来，在寡头共和制度下，倒没有暴君为恶的可能。

所以孔子专门谈过“专制”的危险：如果国君能直接指挥士（不经过中间的大夫），那国家的治乱，就全由国君的个人素质来决定了。如果国君是悖逆之人，他统治的国家也就完全走向悖逆了。《诗经》里有一句“那个无良之人啊，偏偏做了我的国君！”就是对悖逆之人为君专权的控诉。⁴

孔子脑子里预存的历史借鉴太多，就像下棋一样，他看了好几步远，没有盲目的乐观。但这样的从政心态，恰恰建立不了什么功业，对历史产生不了影响。真正在历史上轰轰烈烈、有一番大作为的，往往是短视之辈，只争朝夕，光看到眼前的一点利益和建功立业的可能，甩开膀子就干，最后确实改天换地了，但很可能把自己也断送进去了。后来的商鞅、李斯是这号人，陈胜吴广、刘邦项羽也是这种人。

从这角度讲，后人又没能完全理解孔子，要么把他看成不食人间烟火的干瘪圣人，要么是完全不通时务的书呆子。其实这两样都不准确。笔者写作这本书，也只是注意到一些现象而已，没能说明白的还是太多。

代理丞相

孔子进中枢第四年，鲁定公十四年，孔子56岁。这年，孔子“由大司寇行摄相事”，当了代国务总理，算是到达了权力巅峰。鲁国本来没有丞相、宰相的说法，这是从齐国学来的。

季氏家族一直垄断鲁国的相位（大司徒），不知道为什么要让孔子暂时代行权力。也许是觉得“堕三都”半途中止，给孔子一个补偿，大家面子上过得去。另外，这年夏天，鲁定公去卫国会见卫灵公、齐景公，商讨对晋国赵简子作战的事，季桓子可能也跟着去了，留下孔子看家，就让他代理一下国务。

孔子特别认这一套，他很在乎官衔，就没再坚持“堕三都”，决心要干更大的事业——整顿鲁国的世道人心。徒弟们觉得有点不对劲，提醒他当心点，谨慎第一，别掉什么圈套里去。孔子表面上答应，其实没听进去。

《史记》记载，孔子刚刚代理丞相就办了件大案：诛少正卯。这件事《史记》只记载了一句，《论语》《礼记》都没提起过，搞不清的地方很多。

我们追溯一下。关于杀少正卯的说法，是战国后期《荀子》里开始有的，东汉王充的《论衡》说得更详细。《荀子》里面，孔子解释杀少正卯的原因，说这人虽然没有犯盗窃这类常见的罪，但思想很危险：行为怪癖而坚定，言辞虚伪而有说服力，学的都是荒谬的道理，而且涉猎很广。他还喜欢召集很多人一起议论时政，会引起动乱，对社会的危害性极大，不能不杀！⁵

《论衡》里更具体，说孔子还没当官，还在曲阜开班办学的时候，少正卯也在曲阜招徒弟讲学，把孔子很多弟子都吸引过去了，“孔子之门三盈三虚”，只有颜回忠心耿耿追随孔子。⁶这么说，少正卯就是孔子教育事业的竞争对手，而且“少正”是个官名，这是以官为氏，说明这人的出身地位比孔子高，比孔子的竞争优势更大。

但这些说法未必靠谱。因为如果是真的，这绝对是孔子生平的一件大事，不可能在《论语》和《礼记》里一个字不提。如果真是孔子干的，以他的个性，肯定会念叨很多遍，把少正卯这个人彻底否定掉，“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比孔子晚一百多年的《庄子》特别爱拿孔子开玩笑，肯定也会把少正卯的故事重新演绎一遍。但这些都没有。

孔子在世时，学术思想的“争鸣”时代还没开始，孔子想找个人辩论一下也不容易。而且孔子这人不喜欢暴力，他退休以后，季氏族长季康子（季桓子的儿子）曾经向他请教：我想杀个“无道”之人（就是离经叛道之辈），来教导民众向善，这样可以吗？

孔子回答：您都是鲁国的执政了，哪里用得着杀人呢？只要您走正道，一心向善，老百姓都会跟着您学，您就像是风，老百姓就是草，他们不可能跟您顶着干。这就是榜样的力量啊。⁷

所以，“孔子诛少正卯”这事，很可能是战国后期学者们的创造。因为那个时候“百家争鸣”，儒墨道法兵农各学派，争论、竞争很厉害，上要争各国的君王，下要争青年学生。争到一定程度就起了杀心，幻想能消灭对手的肉体。特别是荀子这人，总是鼓吹用法律手段统一思想。他的学生韩非子干脆就是法家，说一切对君主没用的知识分子都是社会蛀虫，应该消灭掉，那语气和《荀子》里面批少正卯非常像。这些跟孔子时代都不沾边。

孔子代相干的事，主要是整顿社会风气。开头三个月，表面上一帆风顺，鲁国显现出一派新气象。市场里卖假货的少了，大街上谈恋爱的年轻人不敢拉手走一块儿，列国的使者到了鲁国也发现接待的办事效率高了。人们知道，孔子是道德先生，最好别正面跟他撞上。⁸

弟子入狱

但就在这一派祥和安定下面，反对孔子的人们开始行动了。

由于这段史书都是亲孔子的人书写的，“为尊者讳”，我们不知道孔子从政末期这场斗争的具体过程，甚至是哪些人在反对他也不清楚。但我们可以推测，孔子当了大司寇，代理丞相，首先挤掉了老贵族臧氏家族的位置。臧会偏偏是个阴险小人，肯定会卖力地反对孔子。孔子弟子们，当季氏宰、费城宰，也很妨碍了一批人的仕途。这些人自然都想把孔子赶走。

最早的冲突，从孔门弟子内部爆发。

子路给季孙当大管家，是实权人物，开始有人攻击他。孔子的一个不太著名的弟子，公伯寮，找机会向季桓子进谗言，说子路对季氏不忠，有成为阳虎的趋势。

恰好，有一位出身孟孙家的官员，子服景伯，把这消息偷偷告诉了孔子：季氏最近有点让公伯寮给搞糊涂了，怕对子路不利。不过我现在是主管这方面的官，可以先下手为强，把公伯寮法办了，从重从快，死刑。

子服景伯也曾经跟着孔子学习，但没列入孔子学生名单，因为他身份比较高，就像孟懿子兄弟，是不能当学生使唤的。现在孔子是大司寇，又代理国政，学生们也都当着官，想除掉公伯寮不算困难。

公伯寮这名字里面的“公”字，是春秋后期（就是孔子这个时候）鲁国兴起的一个风气，国君后人形成的家族，氏的第一个字是“公”，这个公伯寮应该也是远支公族。

孔子不同意，他反对把政治搞成杀人：我这事业（道）能不能成功，是天命决定的，凡人起不了作用。他公伯寮就能改变天命吗？⁹

孔子这态度，也跟后世“诛少正卯”的故事完全不沾边。

但由不得孔子视而不见，反对者们下手了。

孔子两个弟子，南容和公冶长，先被逮捕了，想从他们身上打开缺口，搜集指控孔子的证据。孔子这几年干大司寇，判的官司多，都是学生们替他具体办案子，找点由头指控他们不难。

公冶长老实，义正词严跟对方争辩，最后言多必失，被抓了个把柄，判了几年，进了监狱。

南容被指控的罪名更严重，一旦落实了就要“刑戮”——死刑。他聪明，咬紧牙关什么都不说。逼急了，就是《诗经》里的两句：“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意思是，白玉上面的污点，还能磨掉，我要说了什么错话，那就是一辈子的污点，永远洗不掉了。审他的问不出口供，拿他没办法，最后放了。

两个弟子吃官司，对孔子打击很大。为了补偿弟子，他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公冶长，把侄女——哥哥的女儿，嫁给了南容。

当了几年大司寇，孔子懂了些世事人情。按他原来的学究脾气，见人蹲监狱，肯定觉得是罪有应得，现在他总算知道司法那套东西是怎么回事了。孔子佩服南容，居然能从那些人手里逃出来，不简单。公冶长蹲了监狱，受的罪多，把女儿嫁给他，算多补偿一点。¹⁰

从这事能看出来，孔子不怕风险，有担当。同党被人整肃，胆子小的政客要赶紧划清界限，自保为上，甚至落井下石，踩上一脚证明自己清白。孔子不光不避嫌，还要结亲。他后来丢了官，周游四方很多年，弟子们照样追随他，吃苦受累甚至担风险，班子一直没散掉，还越来越大。这非常难得，不但之前没有，后世也再没有过这么坚定团结、能折腾的师生团队（除了墨子一伙人，可关于墨子的记载太少，我们不了解详情），这跟孔子的个性很有关系。

用现在的话说，孔子不是个出色的行政官僚，但是个合格的政党领袖。

季桓子实际在暗中纵容反孔子的一派。但闹到一定程度，三桓就要有个最终意见了：到底还用不用孔子？两派斗得已经不可开交，必须有一方出局才行。

三桓这时最担心的，是孔子和鲁定公结成一伙，那样三桓家族就又有危机了。偏偏孔子太讲君臣道义，各种礼节上都把鲁定公抬得很高。这么做的时间长了，国君的威信慢慢就积累起来了，三桓不能不在意。

孔子40岁就觉得自己“知天命”了，公开的宣言就是不结党，能干好工作就干，干不好就辞职走人，继续当老师。自己有文化，到哪都有人交学费，饿不死。他对钱看得不轻，但也不重。钱多了吃的穿的讲究点，没钱了就“饭蔬食，饮水”，有口吃的饿不死就行。凭劳动挣钱，就是给人家赶车也不丢人，就是不能为钱做违心事儿。

三桓是最大的既得利益者，对他们来说搞政治就是结党营私，最恨洁身自好的假清高，脚踩两只船的骑墙派——我们费了这么大力气，把你从一个穷书生、半冒牌的小贵族，提拔到权力中心，就是让你来卖命的，这叫攻守同盟、利益共同体。你不愿趟浑水冒风险，口口声声不当官了就教书去，我们总不能跟你一样吧？

孔子跟鲁定公那番模棱两可的表态，最不讨好。那番话鲁定公不满意，传到三桓耳朵里，他们还是不高兴。他们觉得孔子跟鲁定公的关系很危险，保不定就是下一个阳虎。

孔子这人不是职业官僚，他太少从个人利益的角度考虑问题，当官就想推行他那套理想化的“道”。如果他换个思路，只关心自己的利益，结局可能就完全不一样了。比如，他可以一心趋奉三桓，特别是为首的季氏，拿自己那点学术吹捧季氏，论证诸侯国内的首席贵族才是周礼的真正代表，反正有周公可以作先例；同时把老婆换掉，从季氏家族里迎娶一位新夫人，他是异姓大夫，正好有结亲通婚的便利。这样他的官位就会很稳当，还有可能获得一块世袭的封邑，成为货真价实的世袭大夫。

如果他注意打探鲁定公的动向，及时向三桓打小报告，甚至引诱鲁定公做出反三桓的盲动，同时把消息报告给三桓，就能重演一次当年鲁昭公的内战，他会更受三桓家族的青睐，甚至可能让孔家成为鲁国的第四世袭家族。

不要觉得这太荒诞，中国历史上的历次宫廷政变，都有这种不计后果、试图一本万利的搅屎棍角色活跃其间，离孔子最近的就是鲁庄公那次内战。这当然是火中取栗，有风险，在内战里可能断送自己的性命，风险和收益从来都是成正比的。

但孔子从来没有想过用这套方法混官场，他有底线，追求的不是世俗意义上的成功。

被冷处理了

从政生涯到此时，孔子颇有些意兴阑珊。

孔子从政之前，学术声望已经很高，举国上下期望值也大，觉得他一出来当官，鲁国肯定能有一番新气象。可实际上，孔子解决不了鲁国最大的难题：三桓专权。当初孔子从政时，季桓子、叔孙武叔上台不久，资历尚浅，孟懿子一人独立难支，需要个社会声望高的人来帮助维持局面，过渡一下。现在季桓子等已经羽翼丰满，不需要孔子做点缀了。

而且，到鲁定公十四年（公元前496年），国际形势出现大变化：以齐国为首的“东方反晋联盟”，和晋国正式开战了。起因是晋国的内战：赵简子为首，智、韩、魏三家站在赵氏这边；另一派是中行氏和范氏，两派正式刀兵相见。赵简子这派实力强，掌控着晋君和晋国的政权，中行氏和范氏就成了反叛者，只占据了晋、卫交界处的几座城池。

“东方反晋联盟”立刻支持范氏、中行氏，因为齐鲁卫郑诸国都对赵简子不满。齐、鲁、卫联军开进了战区，帮助反叛者对赵简子作战，鲁定公甚至亲自带兵出征。

这场战争对孔子有什么影响？主要是负面的，他在三桓心目中的分量减轻了。因为三桓最怕的是阳虎，阳虎正在赵简子手下。原来虽然齐鲁结盟反晋，但仗没打起来，三桓很紧张，怕鲁国国内的势力和阳虎悄悄联手，尤其怕鲁定公这么干。现在仗已经打起来了，鲁定公反晋、反赵简子的立场也完全亮明，成了鲁国上下一心的共识，三桓就放心了：鲁国没人敢再勾结阳虎了，大家都是一根绳上的蚂蚱！

所以，借助孔子对抗阳虎的时代也过去了。他现在成了鸡肋，难免鸟尽弓藏。

但怎么把孔子打发走，也是个不大不小的难题。

后世的皇权专制的游戏规则，是雷厉风行、令行禁止，动辄株连九族、满门抄斩，读过《汉书》的人都有体会；贵族寡头政治不一样，斗争方式是温温吞吞、百折千回，斗而不破、藕断丝连，很少能把事做绝。何况孔子这老头子是道德先生，经济上查不出什么问题，也不爱出头露面、惹是生非。

季桓子采取的办法是冷处理，把孔子闲置起来，不去理睬。

恰好，齐景公送来了一个女子乐队，有美女八十人。这是送给国君的，但季桓子直接拉到自己家里，此后三天没上朝，也没见孔子。

子路给季桓子当大管家，知道老板心思，忙向孔子打招呼：“季氏有想法了，您还是先换换环境，出国走动走动吧？”

孔子还不死心，想再等等，看看。

鲁国随后有祭天仪式。按惯例，仪式过后，祭祀的肉食要分给大臣。孔子等了几天，也没等到给自己送来的那块肉。季桓子的态度已经很明确了。孔子只好请长假走人。¹¹

还要补充一点，齐景公送美女，《史记》说是因为怕孔子掌权让鲁国强大，威胁齐国，故意用的反间计。这有点过分了。老齐景公不会把孔子放在眼里。孔子那一套政策，充其量是搞了点思想教育，离富国强兵还差得远。而且鲁国掌实权的是季桓子为首的三家，孔子只是点缀而已，这谁都明白。

齐国到卫国

不当官了，孔子要出国。大概因为落差太大，一下子不好适应，需要出去走走，缓冲一下。他选择了去齐国，十几年前他追随鲁昭公去过齐国，在那里生活了几年，比较熟悉情况。

而且，这时的孔子还有点奢望，他还想当官。春秋时候，贵族大臣离职，去别的国家工作的不少，一般要比原来“降级”一点，但也有按原来待遇的。靠着自己当政期间和齐国的友好关系，在那边谋个职位应该不难吧。

孔子虽然不当官了，但子路这些学生，还在季氏家里继续干。在季桓子看来，这些人比孔子好用。孔子这大司寇最终没白当。

到这里，子路这人值得一说。以前人评价子路，都觉得和《水浒传》里的李逵差不多，很实诚的粗人武夫。其实不全是，孔子自己都不这么看，他对子路的评价是：可以治理一个“千乘之国”——有一千辆兵车的国家，在春秋早期算一流大国，在春秋后期也是二流的大国，就是鲁国、卫国这样的规模。

比如孔子罢相、辞职这事，背后有很凶险的斗争，也显示了三桓对孔子的失望和不满。子路替孔子办事最多，他当着季氏首席管家，这是风口浪尖上的位子，想不得罪人都很难，但他就是没被卷进去，季桓子照样要用他。这需要非常高超的头脑和手腕。

不过子路这人平时有心思，到生死关头就容易犯冲动，他的登场和谢幕，都有点像李逵，这造成了后世的普遍观念。

到了齐国，老齐景公按接待外国卿相的标准接纳了孔子一行。按说孔子这时已经不在职了，受这种招待算是超标，或者破例。厚待来本国讨生活的外国贵族，算是齐国的一大传统，追溯起源的话，至少要到一百多年前的齐桓公。

这时，齐国老丞相晏婴已经去世了。孔子当年不太喜欢晏婴，现在却有点怀念这个人，可能是因为在官场上历练了一番，他体会到了晏婴弥合君臣上下的辛苦。晏婴为人诙谐大度，不拿架子，在列国的贵族圈子里很少见。孔子说：晏婴这人擅长和人交往，开始觉得没什么，但相处时间越长，就越尊敬他。¹²

老齐景公并不打算给孔子任命什么实职。因为孔子在鲁国没太深的根基，对齐国用处不大，他和三桓无法共事才辞职来齐国，如果太重用，肯定影响当前的齐鲁关系。

其次，孔子提倡“君君臣臣”的政治理念，也没法在齐国推行。齐景公在位已经五十多年了，他早年扶植了一些势力不大、比较听话的贵族，有老牌的国氏、高氏，有外来的异姓陈氏。这些人一直比较恭顺，但到齐景公晚年，他们的势力已经很强大了，互相盘根错节，结下了不少宿怨，也非常排斥外人。孔子在鲁国搞尊君，堕三都，这些贵族看在眼里，都知道于己不利，他们绝对不能容忍孔子在齐国得势。

在齐国干耗了一段时间，孔子发现实在没有当官的可能性，失望了，要回鲁国。

《史记》说，孔子这次离开齐国，是因为接待标准不够高，老齐景公算账：按照接待孟孙家族的标准，有点低了，按照接待季孙的标准呢，又有点高了，应该按低于季、高于孟的标准安排孔子食宿。结果引起孔子不满，告辞走人。其实这说法不对，孔子哪敢奢望高过季氏或者孟氏。他是当官习惯了，没官做闲不下来。

但他回了鲁国又不适应，思来想去，决定去卫国试试。

这还有个原因：孔子当大司寇的这几年里，他身边的家人、学生，大都当官发财了不说，还有些人当了移民，把家产都转移到了国外，主要是西邻的卫国。比如子路的大舅子颜浊邹，现在已然不是颜家庄的泥腿子了。

这未必是孔子授意的，他不一定都知道，知道也未必管得了。现在，他去卫国谋发展，那里正好有人接待，算是无心插柳，歪打正着。

齐鲁关系密切，来往多，但去卫国就是“探索未知世界”了，孔子还没正式去过卫国。他二十多年前陪南宫敬叔去洛阳，经过了卫国，但没跟当地政界人物打过交道。这次去，不知有什么际遇在等待他。

三桓也在关注退职后的孔子，防范他心有不满，做出什么对三桓不利的事来，最铤而走险的就是投奔对立面阳虎了。孔子出发去卫国时，季桓子派了一位宫廷盲乐师——师己送行。

孔子喜欢音乐，走到哪儿都和乐师交朋友。师己同情孔子，说您虽然免官了，可干得挺好，鲁国上下都想念您。

孔子听了感动，即兴作了支歌，师己伴奏，孔子自己唱。歌词大意是：那女人的口舌啊，能把人赶走；那女人的活动啊，能败坏事业。算了，我还是游游逛逛，安享晚年吧！¹³

两人同行了一天，又住了一晚，第二天师己才告辞返回。

他一回去，就向季桓子如实报告孔子的言行。季桓子感叹：老头子太实诚，他还真以为我是为了女人啊！

孔子懂一些官场的游戏规则，但他负担不起玩这套规则的代价——人格，所以把责任都推到了女人身上。他知道季桓子不是因为女人才把他一脚踹开，但他只能这么安慰自己。

其实这也是他的自我保护。他当然知道师己是季桓子派来试探自己的，不能乱说。

关于孔子对女人的态度，我们后面会说到。

盲人的隐秘世界

孔子那个时代，宫廷乐官都是盲人，因为他们音感和记忆力好。季桓子为什么选了个盲人当自己的耳目，是个很有趣的问题。因为那是个“明眼人”完全不了解的世界，暗藏着一个沟通列国的信息网络。

在春秋时代，列国的盲人乐官有自己跨国的师承体系，他们的音乐技艺复杂，还要团体协作，培训工作量很大，没法在一个小诸侯国里面自养、自传。就说现在，一个省也未必能有一个音乐学院。春秋的中原诸侯国，跟现在的一两个地级市差不多大，人口还要少上百倍，又要从中选盲人培训成乐师，几乎是不可能的。

当然，不太上档次的乐队，比如贵族私家养的，就没这么讲究了，也未必是盲人乐师。像齐景公送给鲁定公的那个女子乐队，肯定不是盲人，那纯粹是娱乐消遣用的，不能在朝堂宗庙里演奏。

孔子和盲人乐官的圈子有所接触。《论语》里面记载过八位乐师，大师挚、亚饭干等等，分别去了齐、楚、蔡、秦、河、汉、海谋生，后面三地应该是指民间而非诸侯朝廷。这八人可能原来是一个乐队，或者一起接受训练的，他们四散天下后还有联系。在列国朝廷工作的盲乐官，靠着师生、师兄弟、师叔侄关系，就构成了一张连接起整个华夏世界（外加一些蛮夷国家）的情报信息网。

季桓子担心孔子出国后有不利于他的举动，所以安排个盲人乐官盯一下，外国的盲乐官体系自然也要联动，及时反映孔子的动态。但孔子也不傻，他本来就喜欢音乐，在齐、鲁都有当乐官的朋友，他周游到哪国，也要主动结交当地的乐官，拜师学习，其实也是和这些人维持好关系。

《论语》专门记载过孔子当大司寇时接待盲人乐官的情景，可以看到孔子和这些人交往的细节，包括孔子对他们的尊重：一个叫“冕”的盲乐官来拜见孔子，他走到客厅的台阶前面时，孔子会提醒他“到台阶了！”，走到入座的席子前，又提示“到席子了！”，等乐官和其他宾客都坐定了，孔子会告诉他：你左边坐的是哪些客人，右边和前边又是哪些……直到把这位乐师送出门。孔子还跟学生解释：记住了，以后就这么和盲乐师打交道。¹⁴

笔者老家是河北保定，有盲人当算命先生的传统，这些盲人也有自己的传承体系、信息网络。据老乡回忆，“文革”以前，冀中地区的盲人还有若干年聚集一次的传统惯例，方圆数百里甚至邻省的盲人算命师都会参加，他们在一起干什么，外人不太清楚。聚会的时间、地点如何确定，参会的信息如何传达，外人（甚至包括这些盲人的家人）都不太知情。现在的社会学、人类学都还没发掘到这些层面的课题。

1　《论语·先进》：“子路使子羔为费宰。子曰：‘贼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子曰：‘是故恶夫佞者。’”

2　《论语·八佾》：“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3　《论语·子路》：“定公问：‘一言而可以兴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为君难，为臣不易。”如知为君之难也，不几乎一言而兴邦乎？’曰：‘一言而丧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予无乐乎为君，唯其言而莫予违也。”如其善而莫之违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违也，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

4　《礼记·表记》：“子曰：‘唯天子受命于天，士受命于君。故君命顺，则臣有顺命；君命逆，则臣有逆命。《诗》曰：“鹊之姜姜，鹑之贲贲。人之无良，我以为君。”’”

5　《荀子·宥坐》“孔子为鲁摄相，朝七日而诛少正卯”条。

6　《论衡·讲瑞》“少正卯在鲁”条。

7　《论语·颜渊》：“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8　《史记·孔子世家》：“与闻国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饰贾；男女行者别于涂；涂不拾遗；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归。”

9　《论语·宪问》：“公伯寮愬子路于季孙。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于公伯寮，吾力犹能肆诸市朝。’子曰：‘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10　《论语·公冶长》：“子谓公冶长，‘可妻也。虽在缧绁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论语·公冶长》：“子谓南容，‘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论语·先进》：“南容三复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11　见《史记·孔子世家》。

12　《论语·公冶长》：“子曰：‘晏平仲善与人交，久而敬之。’”

13　《史记·孔子世家》：“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妇之口，可以出走；彼妇之谒，可以死败。盖优哉游哉，维以卒岁！’”

14　《论语·卫灵公》：“师冕见，及阶，子曰：‘阶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师冕出。子张问曰：‘与师言之道与？’子曰：‘然。固相师之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