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思想和学术

春秋贵族的基本功训练——关于马车的礼节和技能——“礼”表现身份差异——“仁”唤起人类共性——一直被隐藏的哥哥和姐姐——天堂里没有食堂的预设——春秋鬼神的显灵方式——活人扮演鬼神，接受祭祀

孔子的课程：六艺

阳虎为政这些年，孔子没什么官职和社会活动，一直在专职授课。（见彩图3）40到50岁这段时间，是孔子思想的成熟时期，也是他的学说开始被人们了解、接受的时期。

彩图3　明清时人所画鲁定公初年孔子讲学图（《圣迹之图》，明，作者不详）

这是阳虎在鲁国掌权的时期。案上的线装书画错了，因为孔子时代只有竹简木牍。

孔子一生有很多弟子，《史记》说他弟子三千，有名有姓列出来的有七十多人。这又有不同情况。首先，像孟懿子、南宫敬叔这种高级贵族，请孔子担任私家教师，他们基本没有什么师生之礼，主要是雇主和雇员的关系，不会列入孔子的学生名单。

其次，有一小批弟子，像子路、颜回、子贡这种，长期追随孔子，关系超越了一般师生，甚至接近父子，等孔子当了官，他们也有机会，这是孔门弟子的核心成员。

再次，多数弟子，交了学费跟孔子学点文化，但没有太深的关系。特别是孔子地位高了以后，慕名而来的弟子多，孔子自己教不过来，主要靠那些核心弟子分别教，这些可以算再传弟子。

孔子教弟子的知识，早期是“六艺”：礼、乐、射、御、书、数。

先说“礼”，它是各种社交礼节，背后则是身份制度。所以周人的礼，混合了制度和民俗两个层面的东西。小到一般贵族（士人）的婚丧嫁娶、祭祖待客，大到国君会见国君、国君朝见天子，周人都有一套繁琐的礼节。这些礼节，孔子喜欢说是周公制定的。其实周公掌权时周人刚开国，忙的是“大分封”这类军政大事，应该还顾不上婚丧嫁娶的礼仪问题。

贵族阶级的民俗，也是慢慢发展来的，有些是先在一个地方出现，逐渐传到别的地方。像晋国，丧服穿黑色（中国传统丧服都是白色，欧洲反倒是黑色），那是因为晋文公刚死，晋国要跟秦国打仗，觉得穿白丧服出去不吉利，就变通成黑的，这么保存下来的。

再比如，鲁国女人服丧，要用麻线扎在头发上，这是孔子出生前18年，鲁国跟旁边的小国——邾国打仗，死了很多人，家属去迎接拉回来的尸体，都在头发上扎根麻线。为什么扎？不知道。但此后鲁国女人服丧，扎麻线就成礼俗了，又被孔子编入了正规的丧礼。¹孔子的学生南容（也是他的侄女婿）母亲死了，孔子还教侄女怎么往头上扎麻线。²

再如，鲁国贵族送见面礼，本来鹅（大雁）、羊羔都可以，没有轻重之分。但孔子50岁那年，也就是阳虎掌权的最后一年，晋国来帮助鲁国打齐国，双方见面时，晋军统帅范献子拿的礼物是羊羔，两名副手拿的是鹅。鲁国人从此觉得羊羔比大雁高级了，“鲁于是始尚羔”³。

到孔子教弟子的时候，他们开始拿笔把这些礼节记录下来，方便记忆和传授。这就是现在的《仪礼》等篇章，里面有士人的成人礼（冠礼）、婚礼、相见礼，还有贵族们请客宴会、出使外交、国君招待大夫、大夫朝见国君、丧事、祭祀等种种礼仪。这些礼仪越来越繁琐，一般人逐渐搞不明白，得有专门懂的人，给贵族或国家当管事、司仪。这些人就是后来的儒家，礼是他们的老本行。

乐，是音乐。

周人贵族的礼仪，特别是外交、祭祀，都要有音乐伴奏。所以儒家不能不懂音乐，这也是孔子教授的必修课。他给弟子上课，常常是几个人坐着聊天，讲一阵自己的学习心得，弹奏一会儿琴。

孔子自己特别喜欢音乐，这是他最大的爱好（不能算业余）。在没有收音机、录音机以前，音乐都是奢侈品，各国朝廷里有专门的乐官，叫“师”，都是盲人，因为他们听音敏感。大贵族自己有家庭乐队。春秋贵族吃饭要有乐队伴奏，叫“钟鸣鼎食”。比如宋景公，一次想找个大臣商量事情，听见大臣家那边有钟声传过来了（那时编钟是乐器），宋景公知道这是大臣在吃饭，就让人等音乐停了再去叫。

一般人，甚至一般贵族，都养不起乐队。像孔子这样实在喜欢的，只有自己学。孔子周游列国，到了哪儿都要跟当地的乐师学音乐。他听见别人唱没听过的歌，也要让人家再唱一遍，自己跟着弹琴，把调子记下来。

还有一点现在人不太了解的，就是古代的“乐”也包含了舞蹈。那时贵族宴会，宾主经常一起跳舞。还有更正式的场合，朝廷的典礼、祭祀，也都有集体舞蹈的程序，有点像现在的团体操表演。贵族子弟从小受教育，舞蹈是很重要的一项内容，要从十几岁学到二十多岁。⁴

射、御，分别是射箭和驾马车。

这是打仗的技能，贵族的基本功。但这两样不是书本知识，得靠平时有条件多训练，再加实战锻炼。

西周的时候，周王朝廷有专门的贵族学校，教贵族子弟们驾车、射箭，也教一点文化课，那时就叫“大学”。但自从西周终结，朝廷东迁以后，王室的权威不行了，贵族学校也办不起了。到孔子时代，贵族只能在自己家里学这些，因为他们养得起教练师傅。

除了打仗，这两样还有用处。射箭也是贵族的游戏。那时贵族宴会上一般不玩牌，而是比射箭。出城打猎，也用得着射箭。

驾车像现在开汽车，自己用车当然方便，伺候领导也用得着。而且，春秋贵族的车是专用的双轮轻便马车，车体很小，敞篷，也可以加一个伞形的车盖，驾四匹或两匹马（天子可以驾六匹甚至八匹），可以跑得很快，也可以作战车用。这种车可以做得很高级，比如用昂贵的檀木制作，叫“檀车”⁵，还可以进行很复杂的髹（音休）漆，再加上错金、鎏金等工艺，“美泽可以鉴”，鉴就是铜镜子，这是说车体就像镜子一样光亮华美。⁶

对木器进行漆加工，是中国古代的独特技术。明朝末年开始有欧洲传教士来中国，最早的一位是意大利人，叫利玛窦。他写了一本《中国札记》，里面就提到了他对中国油漆桌椅的惊奇，他觉得木器经过这种处理，就成艺术品了。

这种高速轻便马车，商代后期的殷墟时期才出现，到秦始皇时还在用。它的制造技术很复杂，特别是和高速驰骋有关的车轴、车轮等制作工艺。《庄子》里记载一个专门制作车轮的工匠，他说：我这技术是多年学习加揣摩出来的，想把自己儿子教会也没那么容易。

但从汉代开始，这种两轮高速轻型马车就逐渐失传了，后世再也没能复原出来。因为汉代已经流行骑马了，有急事都骑马，不再靠马车赶路，马车朝着宽敞舒适、车厢封闭的方向发展，用来拉车的马也少了，一般是一匹，车速就慢多了。

再到宋代以后，文人已经完全不知道春秋时候的马车是什么样子了。明清时期的画家画过很多孔子事迹图，里面的车都是驾一匹马（甚至一头牛）的厢式慢车。直到近现代，考古发掘出了很多商周春秋的殉葬“车马坑”，都是用真车真马随葬，这才重新了解了春秋时期的高速马车造型。

孔子成为贵族以后，也补课学会了赶车、射箭。他给学生们教这些，最需要的是那些穷人家出身的学生，他们以前没机会接触这个。驾驭四匹马的车，需要很复杂的技术。以骑马为例，靠系着马嚼子的缰绳控制方向，拉右边绳子马就往右拐，拉左边的就往左拐，两根一起往后拉，就是“刹车”。四匹马驾车，就有六根缰绳了，它们怎么抓在手里，怎么操控，《诗经》叫“六辔在手”，大有学问。⁷

四匹马为什么是六根缰绳，而非八根？因为只有靠外的两匹马负责转弯，各需要有两根缰绳。靠里的两匹马不负责拐弯，两根缰绳就合成一根，只负责“刹车”。

驾车技术之外，还有专门的知识和礼节要学。

那时马车都是载三个人，战车的规矩是驭手在中间，弓箭手在左，戈手在右，分别叫“车左”和“车右”。三人的级别是驭手最高，弓箭手、戈手次之。分左右的依据是什么？因为正常人都习惯用右手，左手持弓，右手拉弦最方便，所以弓箭手站在左边最合适。驾驶战车对打，距离稍远时，要让对手处在自己的左前方，方便弓箭手射击；但如果两车靠得近了，就要把对手放到自己车的右边，给戈手制造砍杀的机会。

国君、指挥官乘坐的车，和普通战车的规矩不一样，是领导在中间，驭手在左边，卫士（车右）在右边。当驭手和车右的，必须是贵族身份，至少是士，而且最好和长官不是同姓（同家族），三人的服装要有明显区别，让车下的人不容易认错。⁸

平时出门前，驭手要先拿着马鞭子站在车前，监督仆人们把马套在车上，因为驭手也是有身份的人，套车这种事不用亲自动手。

车套好以后，驭手把固定车轮的“軨”打开，绕车一周，检查车身有没有问题，然后撩起衣襟，从车后边登车（马车上、下车都在车厢后方），扶着车厢上的扶手带子（绥），在自己的位置跪坐下来。拿起马鞭的同时，双手把六根缰绳（辔）用手指分别夹好，赶车走上几步，检查一切正常。然后停车，起立，等待领导出门上车。

侍从们簇拥着领导登车时，驭手要把缰绳和马鞭都抓到一只手里，腾出一只手帮着领导抓扶手带子。领导的专车有两根扶手带子用于登车，一根领导专用，另一根给驭手、卫士用。

等领导上车后，车下的侍从退避，马车缓步朝院子外面走，侍从们徒步跟在车两边。到大门的时候，领导拍一拍驭手的手，示意放慢速度，转头命令卫士（车右）上车。当车驶近门道、沟渠减速的时候，车右都要跳下去步行，预防意外事件……⁹

给孔子驾过车的学生，有子路、樊迟、宰予、冉有、颜刻，家境大都不好，孔子让他们当义务的司机，他们也借这机会练习赶车，学这套本领。

不仅赶车有礼节，乘车也有。孔子乘坐马车的讲究是：上车以后面朝前站立，手抓牢扶手带子；在车厢里不乱转身，不大声吆喝，不指指画画。¹⁰这样有安全的考虑，避免惊动了马匹，或者干扰驭手的注意力，另外也是表现庄重的身份，因为只有贵族能乘坐马车，必须有上等人的威严。

那时的马车上可以站着，也可以跪坐，但道路不好，马车又没任何防震设备，跪坐着会颠得很难受。有些高级的马车，会用整张牛皮做车厢底，这叫“革车”，坐在上面就不那么硌了，再垫上厚垫子更舒服。但孔子好像没有过这么奢华的马车。

在马车上行礼叫“轼”。轼本来是车前面的扶手横木，在车上表达敬意时，要身体立正，表情肃穆，两手放在横木上，所以叫“轼”。一般进城门、街区门时，乘车人都要“轼”，以示敬意。孔子乘车时见了穿丧服的、修城墙的，都要“轼”。修筑城墙的都是底层百姓，但他们是在给国家工作，所以贵族也应当表示敬意。¹¹

书和数，是书法和算数，也是实用技能，给贵族家当文书、账房先生，这两样有用。孔子以前给季氏家干活，管仓库，管牛羊，就是用这两样。

以上“六艺”，是孔子早期教学生的必修课，也是士的基本技能。随着孔子和弟子们年龄越来越大，社会地位和学术水平越来越高，课程就提高到了“六经”。或者说，孔子教弟子，前期主要是六艺，后期主要是“六经”，我们到孔子晚年再介绍“六经”。

世袭社会的规矩

孔子关心政治。他那个时代，列国政治都有点乱了，孔子就希望重建政治秩序，他后来从政也是为了这目的。

孔子理想的政治秩序没什么新鲜的，就是周人灭商，建立王朝之后的“封建”秩序。首先是周王（天子）和诸侯国的关系。周王要有权威，国君们必须服从周王，定期去朝觐，为王室服务。其次是诸侯国内部国君和贵族们的关系。和周王与列国的关系类似，国君要有权威，贵族们服从国君。

但到春秋晚期，这两层秩序都已经乱了。周王指挥不了诸侯列国，被各诸侯国敬而远之。列国的国君，很多也指挥不了大贵族，少数大贵族变成了世袭寡头，把国君控制得像傀儡。孔子梦想把这两层关系都正过来。

这套道理说起来没人敢反对，但真正的掌权者却都不愿实践：各诸侯国君，当然希望国内的贵族寡头服从自己，但自己不愿服从天子；贵族寡头也一样，希望家臣、百姓都老实听自己的，自己却不愿听国君的命令。既得利益谁也不愿放手。

孔子也有自知之明，知道周王和诸侯的关系太重大，牵扯太多，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不是他这代人能解决的，所以他重点关注国君和大贵族寡头的关系，在鲁国就是国君和三桓家族，希望三桓家族能退让一些，把几代人以来侵夺国君的权力、土地退出来一部分，上下有序，相安无事。他后来从政，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干这个。

孔子关于“礼”的言论，最重要的内容就是讲等级身份的区别：天子、诸侯和大夫、士这些世袭的贵族，都有和地位配套的待遇、礼仪，比如天子用“九鼎八簋”吃饭（鼎是装肉食的，簋是装粮食类主食的），天子死了，也用这套东西随葬。诸侯是七鼎六簋，大夫是五鼎四簋，士是三鼎二簋……甚至坐的垫子有几层，都有专门的规定，而且从生管到死，还要管到后人的祭祀。孔子热衷研究这一套礼仪规范，最反对下级僭越，使用上级的排场。

上面是统治阶级内部的秩序，此外还有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关系：贵族和农民。那时农民几乎都是贵族家的私产，没有属于周王、国君的了。

在孔子看来，老百姓都是笨人，天生就是伺候贵族的，这是万古不变的秩序。他说，上层人聪明有文化，下层人愚蠢，这道理到哪儿都不会变；¹²治理老百姓，让他们糊里糊涂地听话就可以了，不能让他们太聪明；¹³都是这个意思。

穷人过日子困难，对富人（贵族）难免有仇富情绪，特别是那些跟贵族打交道多一些的，没有了距离感和敬畏感。孔子很担心这种趋势，他说，穷人要是喜欢暴力，仇视富人，就会出乱子，特别是在富人为富不仁的情况下。¹⁴

在颜家庄长大的孔子最了解老百姓的心态，这关系到怎么统治这些人。古代的老百姓没文化，一个共同点就是怕官府、怕老爷。到了民国时候，阿Q上了大堂还不由自主膝盖发软，跪在地上。所以孔子就教学生，你们以后当官，管老百姓，得端着架子，不能乱说乱笑，“君子不重，则不威”。¹⁵有分量，有威风，才镇得住老百姓。

现在看来有点滑稽。但那时的老百姓就吃这一套。别看阿Q那么个小人物，他放胆闹起来也很难缠。要让他老实听话，就得板着脸拍惊堂木，不行再打几板子。孔子早年的弟子很多都是穷人，颜家庄的老乡亲。孔子得教他们怎么当上等人，当老爷。那些阔学生，贵族子弟，不需要学这个，他们从小就有下人伺候，知道怎么指使、驾驭下人，甚至比孔子还拿手。

中国后来的历史，从战国列国搞变法，基本消灭了贵族阶级，专制君主直接统治黎民百姓，社会的阶级划分就不那么明显了，普通老百姓通过个人努力也能改变命运，进入官僚队伍。或者是底层造反、改朝换代，比如陈胜吴广造反，高喊“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阶级差别已经糊弄不了老百姓了。再到隋唐，科举制度建立，通过读书考试改变命运，成了天经地义的事。所以孔子时代的世袭阶级观念，在后世中国并不是主流。

但放到全球范围来看，中国又是个特例，专制皇权和官僚机器成熟得太早了。其他古代人类文明里，身份世袭制度更普遍、更长久，一直持续到近代。所以欧洲、日本的文化里，老百姓都有安分知足的一面，能接受祖辈传承下来的职业身份，“工匠精神”，改变命运的奢望不是那么强烈，对社会上层也更尊重。换中国人就不行，都欲望很大，想金榜题名或造反革命，变成达官显贵——他们宁有种乎？

“仁”很简单，也很复杂

孔子承认阶级差别、高低贵贱，但在这个基础上，他不主张贵族和统治者们为所欲为，而是号召他们对老百姓好一点，让老百姓有条活路。他提倡“仁”，具体到政治和阶级关系上，就是号召贵族和当权者们别盘剥得太厉害，更别草菅人命。

这跟孔子的出身有关。他童年时卑贱，在颜家庄的下层老百姓中长大，知道老百姓也是人，老百姓的日子不好过。所以，他劝贵族们别太奢侈，因为奢侈要靠本钱，就得剥削老百姓。他不光尽力帮颜家庄的老乡亲们改善生活，还同情整个穷人阶级。

这种“仁政”观念，战国的孟子更加重视，到处宣传。战国以后贵族阶级没有了，但皇权和专制国家机器更厉害，控制社会和聚敛财富的能力更强，所以“仁政”的观念没有过时，两千多年的传统社会里，一直是主流意识形态。

另外，孔子“仁”的观念，不局限在处理阶级关系上，而是所有人互相打交道的准则。它的道理最简单，就是“爱人”，对别人好，和别人处好关系。“仁”这个字的字形，就是两个人形。

但一味地好也不可能，还要有具体操作的方法，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¹⁶。你希望别人怎么对待你，你就怎么对待别人。其他的一切人与人相处的准则，都可以从这一条推导出来。比如，你想升官发财过好日子，你就应该尽量帮别人升官发财过好日子。孔子称这是“能近取譬”，就是从自己的心态里面，揣摩出别人的心态和需求来，尽量帮助别人。¹⁷

这种思想方法看起来太简单，但它还真是中国古代文明的独家特色。因为其他的人类古文明多是宗教文明，人和人相处的原则都要靠“神的戒律”来确定。比如，人不能偷东西，在基督教的《旧约》里面，这是上帝发布的戒律；在伊斯兰教中，是先知穆罕默德传达的真主的戒律；佛教里面，是佛祖释迦牟尼颁布的。这些宗教的信徒，就不用问人为啥不能偷东西，这是神赐的经书里写的，你照着做就行了。

但按照孔子的思路就是：你不希望别人偷你的东西，那你就别去偷别人的东西。其他的各种道德戒律，或者说法律原则，都是这么推导的。国家的政权运作，或者贵族对封地百姓的管理，都应该贯彻这套道德和法律原则。

在没有“神”这个立法者的前提下，孔子提供了非常简单而高明的社会规范来源。信宗教的人总是担心：不信神的人，没有神的教导，岂不是要为所欲为，没有顾忌了？其实他们没能理解到这一层。

孔子有时拿这种论证方法给大贵族讲道理。比如他晚年的时候，季氏族长季康子向孔子抱怨：最近老百姓结伙犯罪的案子越来越多了，社会没有安全感，该怎么办？

孔子说：这些人偷的、抢的，都是值钱的东西吧，这些东西您也喜欢啊。那些您不感兴趣的东西，贼人也没兴趣，就算白给，他们也不会要的。¹⁸

孔子这么说，是在提醒季康子，你们季家聚敛的财富太多了，所以有些老百姓日子就过不下去了，只能铤而走险去犯罪。你如果有点大局观念，别搜刮那么厉害，让老百姓有条活路，他们也不至于走到这一步。

这种论证方法，正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思路。

可以说，从人性的层面，孔子的“仁”已经认可了所有人在情感、价值方面都是平等的，这么推论下去，就会是人人平等的社会理念。但孔子又认为，人的理智和道德水准有差别，他觉得这代表了贵族和百姓的差别，所以希望阶级的划分依旧存在下去。

好像有点矛盾？但也正常。任何一种试图指导社会的思想或者宗教，都会有点自相矛盾的地方，因为社会本身太复杂了。

孔子亲历了农民（农奴）和贵族两种身份、两种生活，这是春秋时期一般人难有的经历。所以他对两者都有一点理解和同情，希望做个沟通的纽带，两者之间的调停人。这是乐观的立场。但搞不好的话，他会两头不讨好，两面不是人。贵族社会难以真正接纳他，追求全面平等的人又会批判他。

仁的道理说起来简单，但真的做起来，就没有止境了。因为它不像宗教戒律，哪些事情不能干，一二三四写得很清楚，照着做也不难，标准明确。但“仁”就不行了，它是活的、动态的，你接触的每一个人，个性、爱好和道德观念可能都不一样，要在这些“变数”里面掌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当然不那么容易。

而且还有个问题，就是“己之所欲”，是不是一定要“施于人”？自己喜欢的，是不是一定要和别人分享？有些宗教或意识形态的信徒就有这理念，觉得我这东西太好了，是唯一正确的，一定要跟你分享才行；跟你说了你还不信，那你就是异端……孔子的“仁”也处理不了这种具体问题。

所以孔子从来不说谁能完全贯彻“仁”。他首先说：我不是圣人、仁人。他最喜欢的学生是颜回（字子渊），最勤奋、刻苦，物质欲望最低，孔子也只是说，颜回能够坚持三个月不违背“仁”的原则。¹⁹言下之意，超过三个月，也难免做不到。

至于其他的学生，他就根本不拿“仁”来评价了。比如孔子晚年时，一个大贵族问他：子路仁吗？孔子说：不知道，他管理国家的财政和军事倒还可以，仁就不好说了。这位大贵族接着又问：那冉有仁吗？孔子说：冉有给大贵族当个家臣，能干得很好，是不是仁就不知道了。这位又问：公西赤仁吗？孔子说：公西赤搞外交工作很拿手，仁也不好说。²⁰

还有学生拿当时的著名政治人物问孔子：这些人“仁”吗？孔子说：他们这种可以叫“忠”，可以叫“清”，但是不是“仁”，还真不知道。²¹

说到做不到的“孝悌”

孔子经常拿家庭比国家。他教弟子，第一课是孝悌，孝顺父母，服从兄长，“弟子入则孝，出则悌”²²。他说，在家里伺候父母，和当官伺候国君、上级，是一个道理。孝悌，是孔子学说的另一个品牌。

和“孝”理念搭配的，是一套“丧服”礼仪，其中最重要的，是父母去世了子女要服丧三年。这三年里不能从事职业工作，要穿着孝服待在家里，不能喝酒、唱歌、参加社交娱乐，不能结婚，也不能过夫妻生活……

不过古人的三年，不是满三年、三十六个月，因为古人计算年份都按“虚岁”，过二十五个月就算满三年了。其他的亲属去世了，也按亲缘关系的远近，服相应时间的丧，比如一年、九个月、五个月、三个月……

亲属关系分成五级，有不同的服丧时间，这叫“五服”。比如祖父母死了，服丧一年，曾祖父母则九个月，高祖父母则五个月。过世者的辈分越高，反倒服丧期越短，因为服丧的核心，是父母——子女关系至高无上，不是全按辈分来的。妻妾对丈夫，也要服丧三年。

春秋时期，天子和列国的国君还没有这套严格的服丧制度，它是孔子提倡起来的，这么做只有一点点文献上的根据，就是《尚书》的《无逸》篇，这是周公对少年成王的教导，列举了商朝著名帝王的修身自律，其中有高宗武丁王。据说武丁即位以后，曾经三年不说话，以此纪念父亲小乙王：“高宗谅暗，三年不言。”“谅暗”有不同的解释，孔子这派就解释成为父亲服丧了。另外古人的“不言”，未必是不说话，可能是不主动开口，等别人发问才回答。

孔子从《无逸》里取了“三年”这个标准，作为追悼父母的时限，至于服丧的具体方法，大多是从祭祀前的斋戒事项照搬来的。另外，人想完全独创出一套礼仪是很困难的，孔子提倡的这套服丧的做法，也许曾经是某些地方或族群的风俗，被他借用来，要搞成普遍的道德规范。但从战国到秦汉，儒家这套丧服理念一直没成为主流，到唐宋时候，朝廷才开始全面推行。

曾经有弟子宰予给孔子提意见，说三年的服丧期太长了，耽误各种事情，不现实。孔子的解释是：人刚生下来，要让父母抱三年，才能自己走路，所以父母死了，孩子要用三年丧来悼念，这才符合人的天性！²³

按照儒家的丧服原则，儿子死了，父母也要服丧，当然不用三年那么长，具体时间根据嫡长子或者庶子、次子之类又有区别。这就不好用上面的道理解释了。

孔子这么用心提倡孝道，但他自己没有实践的机会。他从小没爹，15岁母亲去世以后才开始认字学道理，以前未必这么自觉。比如当年，他穿着丧服去参加季氏的宴会，被阳虎赶出来，说明他那时还没有严格的服丧观念。

所以孔子讲孝，某种程度上是追求一种心理补偿，越是没有经历过，就越觉得好。

至于“悌”，孔子本来有实践的机会，因为他排行老二，上面还有个哥哥。但可惜的是，不管在《礼记》《论语》这些可靠的早期文献里，还是后来的各种史书乃至杜撰的孔子故事里，我们都找不到孔子和他哥哥打交道的任何记录。

而且，孔子还表现得好像从来没有哥哥嫂子一样。他曾经跟弟子们谈起自己生活里的各种遗憾：官当得不够大，不能一直跟公卿们共事；没有爸爸、哥哥可以照料；替人办丧事难免不尽心；难免喝酒误事。²⁴这几样，丧事和喝酒是从严要求自己，跟外人无关；说没有爸爸也对，毕竟孔纥去世得早，孔子都没见过；但说没有哥哥可以照料，就实在让人不理解了……

我们至少知道，他这哥哥并没有早逝，因为《论语》提到孔子给哥哥的女儿办婚事，把她嫁给了自己的一个学生。说明这哥哥至少是活到了生儿育女的年龄。

而且，这位哥哥如果死在孔子前面，就得由孔子主持料理丧事，但史书里丝毫也没提到。《礼记》对和孔子有关的丧事记载得非常详尽，连孔子给姐姐服丧都提到过，但唯独没有记载过孔子哥哥的丧事，所以有两种可能，或者孔子没管他哥的丧事，或者孔子去世时这位大哥还在世。

对于倡导孝悌的孔子，兄弟关系该是很重要的生活内容，但为什么史料里偏偏留白了？很难解释。

《论语》里有两句话，“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和“唯上知与下愚不移”²⁵。我怀疑这是孔子在念叨他哥。“性相近”，换作两个陌生人不好解释，但如果是说兄弟俩就容易理解了。这意思是说，即使血缘关系很近的两个人，行为和教养也会有天壤之别。至于“下愚”，“下”是出身卑贱，社会地位低；“愚”是蠢笨，脑子死不开窍，和“上知”——出身高、有智慧的人正好相对。

所以我大胆推测，孔子这个哥哥，是和他同母但不同父的兄长，没变成贵族孔家人，一直过的是外婆家那种农民的日子，而且人品也是粗俗愚昧，唯利是图，就像小说《红与黑》里于连的哥哥，孔子也没法拿他现身说法，给学生们演示“悌”，索性就装作这人不存在。

关于同母异父的兄弟死了该怎么服丧，孔子也没有留下任何指导意见。他死后，弟子卜商和言偃两人才研究了这个问题。²⁶

当然，哥哥可以不管，但哥哥的家人，还是要尽量照顾一下，所以孔子要给侄女操办婚事。这叫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不是一个“孝悌”理念就能解决问题。孔子自己都没法实践自己的理念，这是他的学说和生活的矛盾之处。

孔子的姐姐，经史记载也非常少，只知道这个姐姐死在了孔子前面，孔子好像没有专程参加她的丧礼，也没搞隆重的纪念活动，所以弟子们都不太知情。²⁷这个姐姐，应该也是和孔子同母异父，地位不高，成家、生子都在颜家庄那个农民圈子里。假设她是孔纥家这边的女儿，身份高，会嫁个正式的士人贵族，孔子也就有个体面姐夫了。史实显然不是这样。

孔子的家庭关系都不太顺利，除了兄弟关系，我们后面还会谈到他和妻儿的关系。

周人的鬼和神

要了解春秋时人的思想，还必须介绍他们的鬼神观念，包括当时人跟鬼神打交道的方法——祭祀。孔子学说的重要内容是研究各种祭祀礼仪，他和弟子们也常担任各种祭祀活动的主持人，“祝”，就是代表世间和鬼神打交道的人。

早期的人类宗教观念都差不多，觉得各种自然现象、动植物后面都有神灵，死去的人也有鬼魂，可以干预活人的世界，这叫“万物有灵”观念。这种宗教形态被称为“萨满教”，它没有统一的教义，就是早期人类很朴素的宗教观念。后来西方产生的几大宗教，就有人为加工创造的因素了，神灵的谱系也简化了，最典型的是三大“一神教”——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只认定一个真神。

中国的商代也产生了一个比“万物有灵”更高端一点的大神：帝，也叫上帝（后来基督教的“上帝”，是翻译成汉语时借用的词）。这个帝字究竟是什么来历，现在还说不清，反正在商人的甲骨文里面，任何和神圣有关的字，都有和“帝”共用的偏旁。“商”的字头也和它一样，说明商人认为自己是被“帝”保佑的。那时人间统治者只能叫“王”，不能叫“帝”。

对帝的崇拜出现以后，其他的各种神鬼也没有消失，都要接受尘世凡人的祭祀。商王祭祀帝和鬼神，要杀大量的牲畜和人。商贵族祭祀先祖，也会杀人、杀牲。周朝灭商后，周公建立新制度，就不允许搞杀人献祭了，杀牲畜的数量也很少。

中国古人的祭祀观念里，总默认天堂里没吃的，要靠地上的人送饭（祭祀），不然神和鬼都得饿肚子。其他的主流宗教，比如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就很不一样。他们也认为人（好人）死了会升天，而且那里什么都不缺，比地上生活都好，自然也就不用活人去搞祭祀。古代犹太教也祭祀上帝，奉献各种吃的，但基督教把这些都取消了。

在西周和春秋，天子、国君、贵族们平时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祭祀，他们的宗教原则，是按政治权力的大小祭祀不同等级的鬼神，并得到这些鬼神的保佑。天子有资格祭祀上帝，祭祀历代周王；诸侯只能祭祀本地山川神、自己的历代先祖，但没有资格祭祀周王，即使是王室后裔也不行，因为那是嫡长子序列（就是历代周王）的特权；贵族士大夫就只能祭祀自己家的灶神、门神等小神，祭祀自己的历代祖先，但也不能有国君，和国君不能祭祀周先王一个道理。

在春秋的诸侯国里面，鲁国比较特殊，鲁君能祭祀上帝，能祭祀周文王甚至更古老的祖先，比如周人的始祖姜嫄、后稷，这母子俩有半人半神的属性。这是特例，因为鲁国是周公之后，周公曾经长期辅政，地位高，所以有王室特许。

到孔子的时代又有新问题，就是周人只能把祖先追溯到姜嫄、后稷，这是单亲妈妈和未婚先孕、来历不明的儿子。东方的其他民族，比如商人，还有其他原住民小国，都有自己的祖先传说，和周人的不搭界。但在活着的人的观念里，各族那些半人半神的祖先们不能没关系，总得排个座次。那怎么办？就需要继续创造神话传说，把各族的祖先神都放进去。

周人占领中原之后，已经进行了一些这类工作，比如最古老的夏朝人——夏朝人早没了，但有些部族自称是夏朝的传人；比如山东原住民小国，杞国；再如陈国人，自称始祖是舜帝，周人也接受了这些半神半人的存在，在神话里把他们捏到一起去了，说后稷正赶上尧舜的时代，还在尧舜的朝廷里面当过管农业的官。

但还有些部族的祖先神没有被“整合”进来，比如商人的始祖，简狄和契母子俩，还有其他东方原住民族。孔子时代的人们就在继续创造神话，给所有这些始祖写“前传”，说他们各自还能往上追溯若干代，还有一位共同的始祖——黄帝。

孔子时代，鲁国朝廷祭祀始祖神，正在尝试往里面加一些新造的比姜嫄、后稷更早的神。这种祭祀半神始祖的仪式叫“禘”和“祫”，每年只能搞一次。孔子对增加新神很不满，但他谨慎，不敢公开反对，只是说：这种祭祀我不想往下看了。他还晃着自己的手掌说：懂“禘”这种祭祀的人，大概觉得天下就像这样（容易掌握）吧！²⁸

前人对孔子这话有很多不同理解，其实我们只要知道一点，就是孔子那个时代的诸神体系和祭祀礼仪也不是完全固化的，它正在经历因为族群文化融合带来的新一轮“造神运动”，已知的“天下”各族的祖先神都要被编织到一个新体系里面。孔子不同意这种创造，但也不好公开反对。他对未知世界非常谨慎。

孔子对鬼神的态度，是“敬而远之”，人要把人间的社会使命、家庭使命完成好，不需要鬼神干预现实生活。对鬼神，只要按照传统把祭祀的礼仪举办好就可以了，“祭如在，祭神如神在”²⁹，他没明确说有或者没有鬼神，祭祀的时候表现得好像有就可以了。

这种态度倒不是孔子的独创，而是周人的文化传统。商人非常迷信，杀人和牲畜献祭多，用甲骨占卜也非常多。周人灭商以后，总结了商人灭亡的教训，觉得是他们太依赖神鬼，荒废现实的责任。所以周人发展出来一套比较理性、务实的观念，对神灵的祭祀主要是象征性的，不指望鬼神直接干预尘世的现状。当然，生活中总会有些过于迷信的人，但在周人的政治传统里，这种人都被人瞧不起。

在孔子之前一百来年，曾经有一个“神”降临到虢国某地（今河南省三门峡市一带），很可能是当地某人出现了被“附体”的表现。这消息传到洛阳王室，周惠王问内史（主管王室文献）官员：这是怎么回事，该怎么处理？

内史说：神降临到人间，是来考察人间统治者的“德”，看政治是不是搞得好。陛下平时是怎么祭祀上帝的，现在就怎么派人去祭祀就行了。

周王按照内史的意见办了。这是对神“敬而远之”的态度，不指望神给自己办什么具体的事情。虢国的国君就更迷信一点，他也派大臣去祭祀这位神，还提出了一些具体的“祈愿”要求，神（被神附体的人）很满意，承诺将赐给虢君更多疆土。

虢君这么做，就有点违背周人的理念了。代表他去祭神的大臣私下说：“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如今我们国君搞各种混乱的政策，又迷信鬼神，快要亡国了！周王室的人听说了虢君的作为，也都觉得虢要亡了。不久，虢国就真被晋国吞并了。³⁰

孔子也是周人的正统观念，在生活中很少谈到鬼神，“子不语怪、力、乱、神”³¹。他还说，贤明的王者，不会拿自己的私人事务去麻烦上帝，王者向上帝献祭，祈求的是天下风调雨顺，而不是为了自己的私人事务。³²以此类推，贵族或者普通人祭祀先祖或家里面的灶神等小神，也是例行公事，不是为了个人的某种私事。这和基督教等西方宗教很不一样，那些宗教认为，人的一切活动都在上帝的监督之下，任何人有任何生活疑难，都应该向上帝求助，求得指导。

“尸位素餐”的来历

神和鬼人都看不到，怎么祭祀？后世的办法是造神像。从佛教开始，道教和儒家跟着学，都给自己的祖师造泥胎镀金的圣像，给像献上祭品，烧香磕头。普通人家祭祖宗，造不了像，也要画像，都是穿着官服正襟危坐的标准像，挂在墙上接受子孙祭祀行礼。但在先秦时代，还没有给神灵造像的习惯，考古也很少见到那个时代的神像。

没有神像，用什么来代表祖宗神灵呢？周人有两个办法：不太隆重的祭祀，用写字的牌位；隆重的，就要用活人代表鬼神，这种人叫“尸”。

那时天子要有七座宗庙，诸侯有五座，依次递减，普通的士有一座，其实就是家里的一个单独的小院或一间屋子。宗庙里的祖宗牌位叫“主”，祭祀活动必须在宗庙里面。别的地方不行，祖宗不肯去。那时贵族逃亡，离家时有个重要程序，就是到宗庙跟祖宗告别，送上最后一顿饭，向祖宗道歉，说子孙不孝，以后没法按时给您送饭了，肚子饿您就忍着点儿。有聪明懂变通的，把祖宗牌位装在车上拉走，到哪儿都能祭祀。但当时多数人不认可。

祭品摆在供桌上，又没变少，祖宗怎么吃的？那时人们说，神灵享用祭品不是用嘴吃，是用鼻子闻，叫“歆”。祭品主要是猪、牛、羊，做得好，味道香，祖宗的灵魂飞来，在天上闻一闻就饱了，然后就会保佑地上的子孙。反过来，祖宗挨饿就会生气，地上子孙们的日子就不好过了。

自己不在家，请别人来祭祀行不行？不行。祖宗只吃自己子孙送上的东西，外人送的不吃。当年季平子赶走了鲁昭公，国内就没有国君了，但鲁国历代先君不能饿肚子，季平子就干起了祭祀历代先君的工作，这是政治僭越。当时晋国人赶来调停，鲁昭公还赌气不肯回国，晋国人就对季平子说：你们国家这事一年半载调解不了，祭祀祖宗的工作，你就先代理着吧。这是宗主国也承认了季平子的“代理国君”身份。

隆重的祭祀，要用“尸”扮演祖宗。这尸是活人，选择有讲究：要选被祭祀者孙子辈的后代，或者孙子的孙子，孙子的孙子的孙子，奇偶顺序不能搞错。

为什么有这讲究呢？有学者解释，可能是从母系部落时代传下来的遗风。那时还不是夫权的小家庭，男女关系比较随意，但为了防止出现亲属乱伦，对代际辈分非常敏感，上下两代人交往有很多禁忌，隔代（爷爷辈和孙子孙女辈）反倒没啥禁忌，经常生活在一起。

后来周人的祭祀制度，就保留了很多这种“隔代亲”的遗风。比如祖先牌位的摆放，最辉煌的那位老祖宗放在正中间，他的儿子放在左边，孙子放在右边，孙子的儿子又放到左边……以此类推，都是隔代的亲人们在一起。祭祀的时候，同宗的男女老少都要参加，在宗庙里分左右两边站立，也是隔代在一起的原则。这左右两边的人，分别叫“昭”和“穆”，这就是周人的昭穆制度。

当尸的人，必须父亲已经去世。小孩符合这条件也可以，孩子太小，可以让大人抱着充当尸。尸也不能是主持祭祀的族长，因为他不能同时担任两个角色。如果在同宗里面实在找不到合适的人，可以扩大范围，同姓的也行。像孔子这种早年丧父的，如果他们孔家还有别的家支，他可以被选择去充当尸，接受祭祀。但史书里没有这方面的记载，可能真没什么别的传人了。

如果祭祀女性先祖，尸也必须是女性，而且不能是她生养的后代，必须从家里的妯娌、儿媳里面选，跟本家人不能是同姓。

在祭祀祖先之外，天子或国君还要祭祀上帝、山川等诸神，是不是也要选个人充当“尸”？目前的文献不是太清楚。从一些蛛丝马迹来看，可能也是要选活人当尸，而且是在君王的宗室亲属里面选。

周王、国君祭祖，朝廷里同宗的后人都要参加，异姓的大臣也要参加。士大夫祭祖，全家人、各种亲戚以及奴仆都参加，如果有关系要好的异姓同事朋友，也可以列席观摩。

祭祀之前，参加者要斋戒，就是不喝酒，不参加娱乐和社交活动，不过夫妻生活。³³

斋戒的原则是节制自己的欲望，用一种虔诚、洁净的状态和神明打交道。斋戒前七天还比较松散，可以参加必要的工作和社交，后面三天就很严格了，要关在自己家里静心思索，尝试与神明进行心灵沟通，体面人家都有斋戒专用的居室，还有专门的衣服。

当然，祭祀活动要准备各种酒肉饮食，安排邀请宾朋，这些要靠管家来做。主人夫妇必须斋戒静思。

祭祀开始的时候，祭品在宗庙里摆好，宾主都入座。然后奏乐，音乐声里，尸被隆重请进来。尸一般要穿着被祭祀的那位祖先留下来的礼服，代表祖宗。陪伴尸的就是祝，他负责尸和祭礼主人（族长）间交流的工作。

尸登上接受祭祀的位子，坐下。司仪人员把准备屠宰祭祀的牲畜牵进来，请尸过目。一般是头牛，级别低的也有猪或羊，往往要披红挂彩，表示喜庆。尸表示同意，然后牵到门外宰杀。

按照周人原始部落时代的传统，应该由主人亲自动手宰杀祭牲。后来的周人文明些了，贵族不想亲自屠宰，就由屠夫和厨子代劳了。但在祭祀活动里，必须由族长——周王、国君或贵族亲自动手向尸供奉吃喝（献祭），不能让别人代劳，女主人（王后、国君夫人，以至各级贵族的夫人们）也必须出场，和丈夫一起操持献祭。

在主持人（祝）的指挥下，主人夫妇先端上一些点心、凉菜，亲自盛好给尸品尝。这种吃法很像西餐，是单人份的，而且分成很多道程序，每道只尝一点点，不能一下子就吃饱。

外面宰杀的牲畜，不同部位或烧烤或炖煮，也按程序依次端上来。除了主人夫妇，其他家庭成员、来宾也要依次给尸上菜、上饭、敬酒。

菜主要是猪牛羊的内脏、肘子肉（前腿，要连着骨头）、里脊肉、鲫鱼等。主食是蒸饭，要搭配调料酱和素菜。喝酒的时候，要用猪羊的肝蘸盐下酒。

尸依次吃喝，同时夸菜做得好吃，酒也好喝。然后尸给主人、主妇、宾客赐酒，这是祖先也要自己的孩子们吃好喝好。

尸最后吃饱喝足，祝高声宣布：“神已经喝醉了！”这是祭祀结束的标志。于是尸起身，再次表扬孩子们的孝心：所有的祭品都很丰盛，我吃得很开心，这就先回去了，下次再来看你们……然后在音乐里，祝陪同尸离开宗庙。

尸退场后，其余的人才正式开始吃饭，尸在的时候，别人都是象征性地吃喝。饭食准备得多，尸只能吃很少一部分，别的都算他吃剩下的。后人吃祖先的剩饭，便得到了祖先的赐福保佑。主人夫妇先吃，然后是其他亲属、宾客，最后是家里的奴仆家童，一个人都不能少，象征祖先保佑了全家老小上下。

如果宗族成员因为某种原因被族长剥夺了参与祭祀的资格，那是非常严重的惩罚，几乎就是被“赶出家门”了，走到哪儿都抬不起头来。

祭祀过程中会有突发事件，比如卫国某位国君正在祭祖，接到报告说，一位德高望重的大臣刚刚去世了。卫君要赶去死者家中吊唁，就对尸做了两次“稽首”长拜，请假说：“我国有个叫柳庄的大臣，他不是寡人私人的臣，而是卫国的社稷之臣，我听说他刚去世，请您允许我赶去吊唁一下。”³⁴

周人祭祀祖先，一般是祭祀夫妻俩，比如祭祀周文王，就连他的夫人大姒一起祭祀。那么在确定尸的时候，应当也是选择男女两位，他们一起出场，扮演祖先夫妻。而且这两位扮演者可能年龄差距比较大。所以在具体操作中，应当有很多有趣的现象。可惜经史文献对当时的祭祀细节记载太少了，今人难以靠想象复原。

孔子主持丧礼、祭礼，就是和鬼神，和尸打交道。他对鬼神的态度众所周知，敬而远之，不信仰也不怀疑，和鬼神世界保持距离，自己主动把人间的事做好，其余的听天由命。

这些观念，与其说是对鬼神的态度，不如说是对充当“尸”的人的态度，因为鬼神都要附在尸身上。祝和尸，实质是导演和演员的关系。祭祀活动前，祝要教尸如何举动、发言。祭祀过程中，祝更要保证一步步行礼如仪，不能出偏差，更不能让尸自由发挥，不然那麻烦可就大了。

孝子们供奉尸的时候有一个特点，就是要先上菜、上饭，一定让尸吃饱，然后再敬酒。这可以避免尸空着肚子喝酒，不然容易喝醉，后面的程序就难以圆满完成了。祝要控制尸喝酒的量，看尸喝醉了，要马上宣布祭祀结束，陪尸出门回家。如果尸已经醉得厉害，就由祝代为致辞告别，避免出意外。

尸虽然扮演的是祖宗鬼神，但说什么、做什么没有任何自主权，都要听祝的指挥，最后吃一顿饱饭，所以会有“尸位素餐”这个成语。

对充当尸的人来说，忽然变成了祖先的神明，接受子孙们的拜祭，这是一种全新的体验。特别是对那些未成年的孩子，或者容易接受心理暗示的人，往往会真有神灵附体的感觉。以后的生活里，他们可能也还会有附体的表现。春秋时常有“降神”的记载，这不是神真的自己显灵了，而是附在了什么人身上。后世直到近代，这种附体、降神在民间都很多。萨满教的巫师也是靠作法使鬼神附体，通过被附体的人发布指示。

“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学说

和一般人理解的“圣人”（或者创立一个学派的大思想家）不同，孔子的学说其实没有什么“革命性”，或者说，没有什么太原创性的东西。他更多是把之前周人社会里一些早已成型的、成熟的观念讲授给学生，并写成文字，系统保存了下来。他自己加进去的新东西少之又少。

孔子说自己是“述而不作”，只陈述以往的历史和惯例，不创作新思想、新学说。据说他还说过：我想写一些空洞的道理，但又想了想，还是让事实来说明一切更好。³⁵可见他是有意识地不搞新理论、新学说。

比如政治原则，天子、诸侯、贵族应该有等级秩序，周人开国以来就是这么做、这么提倡的，不是几百年后的孔子才发明出来的。孝悌原则也是。那时等级身份都是世袭的，家长的权威很重要。儿子对父亲，弟弟对兄长，肯定要尊敬和服从，不然也就没有周人那套贵族制度了。各种礼仪，都是贵族们在长期生活中慢慢发展出来的，孔子只是把它们如实记载下来而已。

鬼神观念也是。在孔子之前，周人贵族文化一直排斥用鬼神干预现实生活，反对宗教狂热。孔子一直遵循这个基调。搞仁政，对老百姓好一点，孔子之前的政治家也懂，也有这方面的举措，这不是孔子的专利。

至于“仁”的观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思维方式，周人也早就有了。因为他们不像商人那么依赖鬼神，就要摸索一套新思路，来处理现实世界里的人际关系，这方面的文献太少，但能找到一些蛛丝马迹，像《诗经》里说，“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别人心里怎么考虑的，我设身处地地想一下，也就知道了。³⁶孔子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表达出来，就更清晰明白，操作性更强。可惜的是，他论述很少，没有写成长篇大论的文章。在孔子之后，中国漫长的传统时代，也很少有人深入地讨论。

既然孔子这些学说没有多少独创性，为什么他在后世有那么大影响，甚至被尊为“圣人”呢？

这主要是靠孔子自己的行动。他一辈子倡导这些尽人皆知的大道理，这种角色恰恰是很少见的。在孔子那个时代，这些大道理谁都懂，但多数人都知道它们难以落实，生活中管用的，还是各种实用的小道理、潜规则。孔子认死理儿的地方就在这，他真要把这套大家表面上都信奉，但实际上又都不当回事儿的理念给落实了，讲学授课，在鲁国当官推行过，行不通还要周游列国，到处推销。

当时有人评价孔子，说他是“知其不可而为之”，知道成功的概率几乎是零，但还是忍不住要尝试。从政治上讲，孔子不算成功，没哪个国君真采纳他的意见（采纳了也难成功）。但从学派的角度，他又成功了，他毕竟有了一大套教材，带出来一群弟子。这些弟子有些还算混得可以，让他这学派的观点可以一代代传承下去。

大致讲，战国以后，专制皇权逐渐建立起来了，需要找一套学说作为官方思想形态。那时“诸子百家”已经很多了，皇帝们比较了一番，发现还是儒家最合适。因为第一，儒家的书多，传统文化都被他们一网打尽，编到“六经”里面去了（我们在孔子晚年那部分再介绍“六经”），后来兴起的那些新学派就没这优势。第二，孔子的儒家推崇天子的权威，这也适合皇帝的需求。特别在西汉的时候，诸侯王的实力强大，皇帝总觉得不放心，正好拿孔子的学说来用，强调诸侯必须服从天子。所以汉武帝开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到隋唐以后，诸侯和贵族基本都没有了（即使有也是纯粹的形式），国家管理层的人员变成了考科举出身的文官，科举考试的课本就是儒家经书。科举文官没有了春秋士大夫的世袭特权，但还是喜欢拿春秋士大夫来比拟自己。儒家思想经过这么多变通，或者说改良、扭曲、与时俱进，一直流传下来。

1　见《左传·襄公四年》。

2　见《礼记·檀弓上》。

3　《左传·定公八年》。

4　见《礼记·内则》。

5　《诗经·小雅·杕杜》。

6　《左传·襄公二十八年》。

7　《诗经·秦风·小戎》。

8　《礼记·坊记》：“子云：‘君不与同姓同车，与异姓同车不同服，示民不嫌也。’”

9　《礼记·曲礼上》：“君车将驾，则仆执策立于马前。已驾，仆展軨。效驾，奋衣由右上，取贰绥；跪乘，执策分辔，驱之五步而立。君出就车，则仆并辔授绥，左右攘辟。车驱而驺，至于大门，君抚仆之手，而顾命车右就车。门闾、沟渠必步。”

10　《论语·乡党》：“升车，必正立，执绥。车中，不内顾，不疾言，不亲指。”

11　见《礼记·曲礼上》《论语·乡党》。

12　《论语·阳货》：“子曰：‘唯上知与下愚不移。’”

13　《论语·泰伯》：“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14　《论语·泰伯》：“子曰：‘好勇疾贫，乱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

15　《论语·学而》。

16　《论语·颜渊》《论语·卫灵公》。

17　《论语·雍也》：“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

18　《论语·颜渊》：“季康子患盗，问于孔子。孔子对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

19　《论语·雍也》：“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

20　《论语·公冶长》：“孟武伯问：‘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问。子曰：‘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带立于朝，可使与宾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21　《论语·公冶长》：“子张问曰：‘令尹子文三仕为令尹，无喜色；三已之，无愠色。旧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崔子弑齐君，陈文子有马十乘，弃而违之。至于他邦，则曰：“犹吾大夫崔子也。”违之。之一邦，则又曰：“犹吾大夫崔子也。”违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22　《论语·学而》。

23　《论语·阳货》：“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

24　《论语·子罕》：“子曰：‘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丧事不敢不勉，不为酒困，何有于我哉？’”

25　《论语·阳货》。西汉刘向的《新序》记载舜的弟弟叫“象”，是个“下愚不移”之人，看来古人也怀疑此语与兄弟、亲人有关，见《新序·杂事一》。

26　见《礼记·檀弓上》“公叔木有同母异父之昆弟死”条。

27　《礼记·檀弓上》：“孔子与门人立，拱而尚右，二三子亦皆尚右。孔子曰：‘二三子之嗜学也，我则有姊之丧故也。’二三子皆尚左。”

28　《论语·八佾》：“子曰：‘不知也；知其说者之于天下也，其如示诸斯乎！’指其掌。”

29　《论语·八佾》。

30　见《左传·庄公三十二年》。

31　《论语·述而》。

32　《礼记·表记》：“子言之：‘昔三代明王，皆事天地之神明，无非卜筮之用，不敢以其私亵事上帝……’”

33　关于上古斋戒期间能不能吃肉，儒家经书没有明确的说法，从其他文献看，可能食肉的种类或数量有限制，但并非完全不食肉，比如唐宋类书引《汉旧仪》，汉代皇帝斋戒的礼仪是：“斋则食丈二尺旋案，陈三十六肉，九谷饭。”

34　《礼记·檀弓下》：“卫有大史曰柳庄，寝疾。公曰：‘若疾革，虽当祭必告。’公再拜稽首请于尸曰：‘有臣柳庄也者，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闻之死，请往。’”

35　《史记·太史公自序》：“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36　《诗经·小雅·巧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