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信心及其乘数

本书作者之一阿克洛夫想起了几年前一次晚餐聊天时的情形。他曾在一次家族婚礼上碰到过一位来自挪威的隔得很远很远的远亲，据说，在房价暴涨期间，这位远亲花了100多万美元，在挪威中部的特隆赫姆市买了一栋房子。对于纽约、东京、伦敦、旧金山、柏林甚至奥斯陆来说，这似乎不是什么大钱，但是，对于在挪威峡湾岸边人迹罕至且享有世界最北城市美誉的特隆赫姆市，这的确是一笔很大的支出。而且，它还不是一座大房子。这件事并没有引起阿克洛夫的注意，只是把它看作斯堪的纳维亚房价高企的又一个表现。

最近，他告诉另一位作者希勒，他一直在犹豫，是否应该再多考虑一下特隆赫姆发生的事。我们对此进行了讨论。阿克洛夫当时的反应有些大意，以至于把花高价买一栋小房子看作是一起无关紧要的怪事。与此相反，他应该把这件事看作是一种反常现象，积极思索，并把它放在更广阔的市场背景中进行分析。

我们确定，这个小故事值得认真思考，因为它可以让我们洞悉经济周期的两个主要特征——繁荣和衰退背后的思维模式，尤其是当前席卷全球的信心和信用双重危机背后的思维模式。

信 心

当经济陷入衰退时，报纸和专家告诉我们，需要“恢复信心。”这是J.P.摩根在1902年股票市场崩溃之后的建议，当时他和一帮银行家投资股票市场。1907年，他又重复了这句话，试图恢复信心。富兰克林·罗斯福在分析大萧条时也使用了类似的词语。他在1933年首次当选总统的演讲中说：“我们唯一应该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他在同一演讲中随后补充道：“我们并未遭受蝗灾。”自有美利坚合众国以来，经济衰退就一直被认为是缺乏信心的结果。

经济学家对信心这个术语的含义有过特别的诠释。很多现象都有两个（或更多个）均衡结果。例如，在卡特里娜飓风过后，如果谁都不在新奥尔良州重建家园，那么，其他人也不会去重建。有谁愿意居住在荒野中，没有邻居，也没有商店？但是，如果每个人都在新奥尔良重建家园，其他人也愿意重建。因此，可能存在一个好的(重建)均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说人们是有信心的。但是也可能存在一个不好的(不重建)均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说人们缺乏信心。从这个角度来看，信心只不过是一种预测，在上述例子中，就是关于其他人是否重建的预测。一个有信心的预测预言前途是光明的，一个没有信心的预测则预言前途是黯淡的。

但若我们查词典，就知道confidence可不光是一种预测。词典说，confidence这个词的含义是“信任”(trust)或“完全相信”(full belief)。这个词来自于拉丁文的“fido”，意思是“我相信”。在我们写本书之时，我们所处的信心危机也被称为是一场信用危机(credit crisis)。单词“credit”一词来自于拉丁文credo，意思也是“我相信”。

考虑到这些词的其他含义，经济学家们以双重均衡或乐观预测和悲观预测为基础的观点，似乎漏掉了一些东西。 经济学家只是抓住了信任(trust)或相信(belief)的部分含义。他们的观点表明，信心是理性的：人们利用手头信息作出理性预测；然后再以这些理性预测为基础作出理性决策。当然，人们经常按照这种方式自信地作出各种决策。信心概念的含义远不止如此。信任的真正涵义是，我们要超越理性。真正值得信任的人经常抛弃某些信息或者忽视某些信息。他甚至不会理性地处理他所得到的信息。即使他理性地处理信息，仍可能不会理性地行事。他采取行动，依据的是那些他确信为正确的东西。

如果这就是我们所谓的信心，那么，我们立刻就会知道，为什么随时间变化的信心在商业周期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好的年景，人们有信任感。他们自生自发地作出决策。他们本能地相信，他们会取得成功。他们把怀疑搁置一旁。而当每个人都这样做时，资产的价值就会升高。而且，可能还会再上涨。只要人们保持信任感，他们的冲动就不明显。一旦信心消失，浪潮消退，决策冲动就暴露无遗。

信心这个词指的是那些不能用理性决策来涵盖的行为，它在宏观经济学中起着重要作用。 当人们有信心时，他们就会买进。当缺乏信心时，他们就会退缩，就会卖出。经济史中充斥着信心爆棚和信心消退的故事。谁在远足的时候没碰到过一长段废弃的铁道，它代表着过去某人的发财致富梦？谁没有听说过发生在17世纪荷兰的郁金香大泡沫，值得一提的是，家道殷实的荷兰人名素有思想保守的名声，以致被揶揄为世界上最谨慎的人；又有谁不知道，即使是艾萨克?牛顿，这位现代物理学和微积分学之父，也在18世纪的南海泡沫中损失了一大笔？

所有这些都把我们再次带回到特隆赫姆。阿克洛夫错误地看待了他那位亲戚的百万住宅所反映的现象。他本应该看到，特隆赫姆高昂的房价不仅反映了斯堪的纳维亚的房价过高，而且是全球性的房价泡沫的一部分。他的亲戚过于信任经济了。

这就把我们带回到凯恩斯关于动物精神的描述。当人们在作出大的投资决策时，他们必须凭靠信心。标准的经济理论则不这么认为。它为理性决策给出了一个正式程序：人们考虑所有可能的选择，这些选择的结果、每个选择的优势、每个选择的概率，然后再作出决策。

但是，我们真的能这么做吗？我们真的有办法确定那些概率和结果吗？或者相反，经济决策，以及我们自身关于买什么资产、持有多少资产的大部分决策，不是或多或少地建立在我们有无信心的基础上吗？这些决策过程不是更接近于我们扔飞盘或打高尔夫球时所做的决策吗？我们所做的大量决策，包括我们生活中最为重要的某些决策，都是因为它们“看起来是正确的”。在通用电气担任了多年CEO的杰克·韦尔奇是全球最成功的CEO，他说，这些决策都是勇往直前的结果 (后文还会讨论到他)。

但是，在宏观经济层面，总的来说，信心时有时无。有时候，它是合理的，有时又不合理。它不仅仅是理性预测。它是动物精神的第一个要素，也是最为重要的要素。

信心乘数

凯恩斯经济学理论的最基本元素就是乘数概念。这一概念最初由理查德·卡恩作为一种反馈系统中提出，后被凯恩斯所用，成为其经济理论的核心。 在凯恩斯出版《通论》后的一年内，约翰?希克斯发表了对凯恩斯理论的定量解释，该解释强调一个刚性的乘数，以及乘数效应与利率的相互作用。希克斯的解释很快就取代了凯恩斯的原著，成为凯恩斯主义理论的权威化身。 凯恩斯的著述需要反复思考、结构松散、不连贯、甚至令人费解，但又发人深省且趣味盎然，而希克斯的论述则有条有理，言简意赅，逻辑完整。因此，希克斯风靡一时。他的名气不及凯恩斯，因为在人们眼里，希克斯只不过是凯恩斯天才思想的诠释者，但是，就希克斯对思想史的影响而言，“凯恩斯革命”同样是一场“希克斯革命”。

但是，我们相信，希克斯所代表的凯恩斯思想过于偏狭。我们应该研究信心乘数这个关联概念（allied concept），用它取代希克斯的简单乘数概念。

对数以百万的在校大学生讲授了几十年的凯恩斯乘数是这样起作用的。任何初始的政府刺激，例如增加政府支出的某个项目，让人们手中赚到钱，然后再由他们花出去。初始的政府刺激是“第一轮”。政府所花的每一美元最终都会变成某些人的收入，有收入在手，他们就会将此收入再花出一部分。这个比例就是边际消费倾向（MPC）。因此，支出的初始增加会带来第二轮的支出，这轮支出是由人们而不是由政府花费的。这些支出又会成为某些人的收入，其数额为MPC美元，这些人再次花费收入的一部分，即相当于MPC的平方的美元。这就是第三轮，不过，这个过程不会终止。随后是一轮接一轮的支出，因此，政府最初支出1美元的效果是$1+$MPC+$MPC2+$MPC3+$MPC4 ……。所有这些数值的总和并不是无穷大，它实际上等于1/(1-MPC)，此数值被称为凯恩斯乘数。但是，这个和可能要远大于第一轮的政府刺激。若MPC为0.5，凯恩斯乘数就是2。若MPC为0.8，凯恩斯乘数就是5。

凯恩斯在《通论》中阐述的思想吸引了许多人，随后，希克斯在1937年抓住了这一思想。它被阐释为可以解释大萧条之谜。大萧条一直是个难解的谜，因为人们找不到这一重大事件的主要原因。乘数理论说明，支出的小幅下降会产生放大了的影响。如果消费支出有实质性的小幅下降，例如由于人们对1929年股票市场崩溃恐慌过度，那么，这就像是一个负的政府刺激。人们的消费每削减1美元，就会有另一轮的削减支出，然后，一轮接着一轮，这意味着，经济活动的下降会远大于初始的冲击。大萧条会持续多年，因为受多轮负的支出冲击，经济会陷入更深的危机。该理论获得了普遍赞誉(只不过没有立刻付诸于政策执行)，因为它看起来就像是大萧条在1929～1933年间进一步加深时所发生的情景一样。

凯恩斯的乘数理论在计量经济学家中也很流行，因为它可以量化并可以建模。在凯恩斯的《通论》和希克斯对它的诠释发表前后，有关国民消费和收入的权威统计数据已经出现，这就为他们的分析提供了数据。最早的国民消费估算数据是由布鲁金斯学会在1934年发布的。 米尔顿?吉尔伯特在20世纪40年代早期建立了美国的国民收入和产出帐户，并将其纳入一个适合用凯恩斯-希克斯理论进行分析的框架。 到今天为止，美国政府(同其他主要国家的政府一样)都是按照这一理论的要求编制国民收入和消费数据的。尽管经济学文献瀚如烟海，但似乎令人奇怪的是，在希克斯之后，还没有哪个宏观经济模型有如此的权威，可以引导国民数据搜集方式的重大改变。从某种意义上说，理论不仅是构建正式模型的基础，也是数据收集的基础，因为我们今天所拥有的数据都是从一套理论中产生的。

数据集的创建导致对各国经济创建大规模计算机仿真模型的大发展。简?丁伯根在1936年为荷兰经济建立的计量模型和1938年为美国经济创建的一个包含48个方程的模型，拉开了这种建模方式的序幕。1950年，劳伦斯·克莱因建立了一个美国经济模型，在其后几十年里它发展成了一个巨大的预测链条(Project Link)，连接着世界上每一个主要国家的计量经济模型，总共包括几千个方程。在这些模型中，动物精神的作用很少，凯恩斯对这些模型持怀疑态度。

不过，设想信心在这些模型中能起一定作用还是有可能的。我们通常认为，乘数只与那些通常能容易地进行度量的变量有关。但是，这个概念也同样适用于特殊变量，或者不那么容易度量的变量。因此，不仅有消费乘数、投资乘数和政府支出乘数，它们分别代表当消费、投资或政府支出发生1美元变动时，收入会发生怎样的变动。信心乘数也同样存在。它表示由于信心的1个单位变动——这种变化总有办法感知或度量——而导致的收入变动。

像消费乘数那样，我们也可以认为信心乘数是若干轮支出的结果。与上文例举的各轮消费支出中的反馈机制相比，信心乘数中的反馈机制要有意思得多。信心的变化导致收入的变化和下一轮的信心变化，而每一轮变化都会进一步影响未来各轮的收入和信心。

人们对如何衡量“信心”的研究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其中最著名的是密歇根消费者信心指数，以及其他指标。有些统计学家已经研究出了模型，使用这些数据来检验信心对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反馈。这种可衡量的信心是未来支出的预测器，对此没有什么疑问。对几个国家的因果性检验表明，当前衡量的“信心”的确会引起未来GDP的变动，这一结果似乎证实了信心乘数中隐含的反馈机制。 其他统计学家利用信贷质量利差(用有风险性债券和风险不大的债券的利差来衡量)进行了类似分析，他们将利差解释为信心的衡量指标，并检验它们是否影响GDP，或是否有助于预测GDP。 但是，我们相信，这样的检验实际上价值不大。即使检验结果可靠，也并不必然意味着动物精神起到了什么作用。为什么？因为信心指标可能并不是在衡量信心，而只是反映了消费者对当前和未来收入的预期。

当然，我们希望它们能够预测未来的支出和收入。衡量信心对收入的影响也是困难的，因为我们认为不同的时候，信心对收入的影响是不同的。我们认为，当经济开始下行时，信心的变动与收入变动之间的关系就特别大而且特别重要，但在另一些他候，则不那么重要。奥列维·布兰查德正是用信心指数来描述美国1990-1991年的衰退 (有时它被称为科威特衰退，因为在萨达姆?侯赛因入侵科威特之后，石油价格的上升引发了这场危机)。布兰查德相信，信心指数反映了当时正好发生的情况。他发现，在经济衰退之前，密西根消费者信心指数有一个不可预测的大冲击。他认为，这归因于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之后出现的悲观潮。紧随信心丧失的是消费的大幅度下降。

信心的存在对乘数有进一步的含义。其他乘数也高度依赖于信心水平。对当前的经济(截至到2008年11月)状况揭示了其中的原因。信心低落导致信贷市场冻结。贷款人不相信能收回贷款。在这种情形下，那些想花钱的人发现，他们难以得到他们需要的信用；那些提供商品的人发现难以获得他们所需的流动资金。其结果是，通常的财政乘数，无论是来自政府支出的增加还是减税，都会较小，而且有可能更小。

在第七章的附录中，我们建议，在解决当前的危机时，政府要设定两个目标。第一个目标(而且是正常衰退时所需要的唯一目标)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共同起作用，使经济恢复到充分就业。但是，由于严重的信贷紧缩(由信心低落引起的)，这样的刺激是不够的。的确，在信贷紧缩的时候，为了实现充分就业，可能需要很大幅度地增加政府支出或减税。因此，我们认为，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应该有第二个目标，或中间目标，也就是宏观经济政策应该将信贷流量锁定在充分就业时的水平之上。在第七章，我们将讨论美联储如何制定灵活的计划，以便在当前的危机时期，也能实现这样的目标。这一目标的实现可以恢复因信心突然下降而消失的信贷流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