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为什么给将来准备储蓄如此随意

如果在课堂上和学生们讨论他们打算为将来的生活攒多少钱，我们就能看到最重要的为将来储蓄多少的决策会受到动物精神的多大影响。

我们问学生：“为什么不把你们收入的30％或更多储蓄起来呢？”这看起来是个惊人的问题，因为美国平均的人均储蓄大约为个人收入的0％。但吃惊的是，我们并没有看到有人反对这个问题，我们的学生一般都反映说，这个储蓄应该不会让他们承受太多牺牲。他们承认，假如早在15年或20年前毕业，他们的消费将和全部所得一致，因为实际收入大概每年只增长2％，而且他们也看到过去人们生活得和现在一样好。

问题的本质在于，从很大范围来看，他们似乎真的不在乎要储蓄多少。这就给动物精神干扰储蓄水平的决定留下了巨大空间。储蓄水平的确定，对于经济至关重要。短期内，外来原因导致合意的储蓄率上升仅仅几个百分点，就足以把经济拖入衰退，当前金融危机事实上就似乎发生了这样的事情。长期中，它会造成累积财富的巨大差异。在这个意义上，动物精神对于储蓄的影响，是我们寻找理解经济波动和未来增长前景的出发点。

长期后果和复利的威力

致富有很多办法：发明传真机；赢得世界上计算机操作系统的近似垄断的地位；买下一个因开采成本过高而倒闭的金矿，然后坐等黄金价格涨到每盎司1000美元；做全国最好的外科医生；做实习律师，打赢一个巨大的集团诉讼案；继承一大笔财富……。确实有人做到了这些事情。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通往财富的这些道路以及其它类似的方法，都是好运气意外成功罢了。

不过有一个办法，至少在从前，可以使每个人至少做到中等富裕。存很多钱，把它长期投资到股票市场，其经过通胀调整后的收益率约为每年7％。

考虑一下斯特法努和乌莱科的储蓄计划，在他们20来岁的时候，每年攒10000美元，连续10年。他们把攒下的钱投入股票市场，以备退休之需。即使他们在今后的工作期间里再也不节省一毛钱，他们退休时仍然可以过得很舒服。如果股票市场运行和上世纪的平均情况相当，在65岁时他们将拥有超过300万美元。当然，如果30岁以后他们还继续储蓄，他们还会更富有。

我们进行的关于斯特法努和乌莱科的思想实验，隐含了伟大的保守派经济学家马丁·费尔德施泰因的经济学理论的关键。费尔德施泰因的人生理想就是让每个人，以及整个国家都更多地储蓄。感谢复利造成的奇迹，即使只是稍微牺牲一点眼前的消费，来不断进行储蓄，特别是在人还年轻的时候，就会在他退休时产生巨大差别。

其实，本书作者之一就是费尔德施泰因智慧的直接受益者。回到20世纪70年代，助理教授们一到哈佛大学，学校就立刻给他们的退休账户缴存资金。但只有在受益人完成了声明如何拿这些钱来投资的表格后，账户资金才会产生收益。这个简单的任务只需要半小时就能完成。但费尔德施泰因观察到，多数助理教授都是在5年到6年以后，他们离开哈佛的时候才填写了表格（只有少数几个助理教授能够得到终身教职）。阿克洛夫的妻子，珍妮特·耶伦在70年代就是哈佛的助理教授。因为她听取了费尔德施泰因的劝告，结果光是这些年来利息的自然增长，他们就多得到了15000美元。对于仅需半小时的工作，那是相当不错的回报。它给我们上了有关复利威力的一课。

不过当我们和年轻的学生讨论复利的威力时，他们的眼神暗淡无光。他们觉得会过上更好的退休生活，但又难以想象退休后的差别到底是什么。他们还不能很好地设想老了以后，他们想要消费什么。

如果他们储蓄很多钱，他们可以把它留给自己的孙子辈，但他们大声提出疑问该拿这些钱干什么。他们的孙子能从这些财富中得到很大机会吗，还是他们发现自己被宠坏，因而储蓄的意义也就失去了？他们的孙子会把他们当作英雄吗，还是根本就不会念及他们？

我们的学生好像从未考虑过复利的威力在长期中能够给他们带来的各种可能，当我们提醒他们这些事实时，他们无法理解这些问题，也给不出比较确定的应该储蓄多少的答案。他们好像根本没有清楚地理解储蓄的最终目标就是给将来做准备。其实，这些可爱的年轻人在此类讨论中的表现，说明经济理论家们所说的人们会计算平衡当前消费和未来消费的好处，并将其模型化又多么荒谬。

如果他们拿出一段时间来认真思考一下储蓄的经济成本和收益，他们就可能从别处找到关于应该储蓄多少的启示——来自于其动物精神。这些启示都和我们的动物精神理论中的以下因素有关：信心，信任，各种警示和担忧，以及人们讲述的关于现在和未来生活的故事。

储蓄的易变性

看到各国的储蓄率极度不同，丝毫不应奇怪。有些国家净储蓄了国民收入的1/3，而有些国家的储蓄则是负数。美国的个人储蓄率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约为10％，但近年来已经成了负数。就和储蓄率大幅下降一样，美国消费者破产的案例则大幅增加，而它显然和不断下降的储蓄率有关。各人退休后的财富也有极大差别，也主要是由于储蓄倾向上的巨大差异造成的。

储蓄上的差别对于目前标准的关于储蓄的经济理论来说是个难题。按照标准的理论，人们会在储蓄和消费相互替代之间寻找精确的平衡。无论何时，人们在生活中都会平衡今天消费的1美元和暂不花费带来的未来收益。如果储蓄，他们就可以在将来得到这1美元及其利息带来的能够预期到的超额收益。我们会看到，这一理论在某些环境下是有用的，因为它确实反映了储蓄的某些真实动机。不过我们也会看到该理论违背了有关储蓄的很多事实。尤其是，它完全回避了储蓄差异性问题。为什么储蓄对于很小的一些信息和制度变化这么敏感呢？为了理解这个问题，我们必须给现有理论添加很多东西。

我们认为，储蓄只是标准的基本经济动机的部分后果。人们希望退休后有一笔积蓄。他们想给孩子们留下一点遗产，或者给他们的教堂甚至母校一点遗赠。不过标准的经济理论并未解释储蓄的诸多细节。为了综合这些详细的情况，我们必须要明白，储蓄取决于我们讲述的关于现在和未来生活的故事，以及如何作出消费和储蓄决策的故事。这种决策模式决定了人们如何回答以下问题“我应该再储蓄1美元（或者1元，或者1个第纳尔），还是应该把它消费掉？”这些故事和决策模式都在不停变化，动物精神的各种元素也就进入了储蓄决定。

该种储蓄决策在很多不同的层次上都有其影响。我们在购物中心可以看到其影响，人们拿出信用卡、不假思索地作出购买决定，如果稍微思考一下他们本应该不买这些东西的。我们也在经济实验中，尤其是在专门设计的、用来准确说明变化的精神状态如何影响人们的消费和储蓄决策的实验中看到其影响。我们在各国的消费差异中看到其影响，如美国和中国的消费差距。我们还可以从美国可能出现越来越多的个人破产案例的趋势中看到其影响，破产也越来越不被看作个人失败的标志了。

储蓄决策的重要性有一个通行的解释。人们需要经历艰难思考，才会理解要积攒什么。想象在遥远将来他们自己的情况，以及需要或不需要消费多少资金，都得经过艰苦的思考。他们甚至会觉得这种思考和它能够带来的好处不相称。所以，他们在作出储蓄决定时，很容易受到各种暗示的影响——那些暗示告诉他们应该消费多少，储蓄多少。这些暗示来自他人的行为和看法。例如，他人的行为可能指示出，我作为爱国的美国人或中国人，应该消费多少或者储蓄多少。这些暗示还来自人们对于如何理解他们的年龄和所处环境的感觉，如果一个年轻人应该考虑他的遥远的未来，通常会被觉得有点奇怪。这些暗示还可能非常及时，就好像一手拿着信用卡，它好像在喊“来消费！来消费！”；而另一手里是退休金计划的缴费单或分配条款，它们又好像在提示应该储蓄的数额和如何储蓄的方法。

就是人们作出储蓄决策的方法的deer-in-the-headlights方面，和他们对于各种暗示的敏感性一起造成储蓄容易变化。很多政策建议——建立在标准储蓄理论、也就是基本经济原理的基础上，因此根本没有提到这些暗示——的小小迷惑，常常是错的。

经济学家赫什·谢弗林和理查德·泰勒用一个实验论证了这种想抓住救命稻草的倾向。他们问实验对象说，如果在以下三种可能的情形下，他们得到了一笔意外的、仅此一次的2400美元横财，他们会怎么花掉它？

第一种情形下，额外的收入是一笔新发放的工作奖金，它将在下一年里每月发200美元。中位对象说每个月会花掉100美元，总共花1200美元。第二种情形是，额外的收入在当月就一次性发给个人，中位回答者说会立刻花掉400美元，然后每个月再花35美元，所以只有总共785美元被攒下了。第三种情形是，继承了一笔存放在生息可转让账户中期限5年的2400美元，5年后每人可以得到2400美元加上它的所有利息（所以该笔遗产的现值仍然是2400美元）。中位对象回答说，今年不会花费该笔遗产的一分钱。

合理的经济理论应该隐含这样的结论：实验对象应对在所有三种情形下都消费额外之财的同样比例。谢弗林和泰勒把上述结果解释成它证实了人们的行为就好像把收入或财富放在不同的“精神账户”中——本例中是当前收入、资产和未来收入的账户——并以极其不同的心理来看待这些账户，从中消费的行为也差异极大。他们想要消费多少的决策高度依赖于他们如何表达这个问题“我应该存多少钱？”

从上述结论得出，环境和观念很显然对于储蓄决策都至关重要。其实，考虑到精神表达就能够让我们猜想，在我们的学生和哈佛的助理教授脑子里都有些什么想法。他们的储蓄行为其实都反映出了他们对于未来自己会成为什么人的看法。想想新到岗的哈佛助理教授，她理所当然地对于（终于）完成博士学业颇感自豪，现在她在哈佛大学——世界上最顶尖的大学工作。她脑子里最初全都是实现那些把她带入哈佛的期望——而不是填写关系到她遥远将来退休生活的表格的各项内容。我们的学生脑海深处也有类似想法。他们非常迷人地认为，他们将来会在世界上走出自己的道路。在他们现在的思想中，关于储蓄率的思考一定有什么地方出了错。在他们的职业生涯还未开始之前，就预见到未来的退休问题确实也不太恰当。

其它研究也证实了储蓄决策的易变性，且其对于各种应积攒多少收入的暗示及其敏感。泰勒 和施洛默·贝纳茨设计了一个储蓄计划来克服工人们的拖延倾向，他们称其为“为明天多储蓄”计划。他们还把该计划付诸实施。雇员被邀请加入该计划。他们可以事先选择一个工资或收入的比例，当作储蓄放在一边。泰勒和贝纳茨仔细分析了该计划对于一个中等规模的制造企业的影响。即便是这样小小的一个推动，也引起了储蓄的很大变化。工人们选择了当前收入的相对较小的储蓄率。但他们承诺要把未来工资和收入增长的较大部分用来储蓄。短期内，平均的储蓄率就翻番了。

另一个现象也再次指出了缴费和形成储蓄决策间的关系。很大程度上由于行为经济学家的要求，有关税收优惠的401k储蓄计划的管理规定在1998年被修改了。当时，美国国会允许企业自动使雇员加入储蓄计划并以默认的水平缴费，但雇员有权利通过填一张表拒绝加入。从那以后，美国公司越来越多地对其雇员使用该办法。在自动加入计划下，工人们加入的速度快了很多，所以符合条件雇员参加该计划的比率也从75％上升到了85％至95％之间。 最突出的是，多数工人都按照默认的缴费比例缴费。他们好像并不知道，他们应该储蓄多少钱。他们让默认的选项来决定自己该怎么做。

安娜·玛丽亚·卢萨迪和奥莉维亚·米切尔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了人们的储蓄决策是多么缺少计划性。因为几乎没有计划，所以储蓄行为对于人们该怎样做、不该怎样做的一些提示非常敏感，就毫不奇怪了。卢萨迪和米切尔在美国健康和退休调查中增加了一个关于退休计划的模块。该调查从50岁以上人口中随机抽样。引人注目的是，考虑到这些调查对象都年纪不小——事实上其中多数人都已退休——只有31％的人说他们或其配偶曾试图制定此类计划。在这31％里，又只有58%表示他们曾制定过该类计划。我们发现，真的应该注意，只有如此少的人——尤其是老人——肯不怕麻烦花费时间和精力，为如何支撑他们成年生活中相当大的部分制定一个计划。毕竟，退休生活通常要持续很长时间。按照现在的生命表，50岁的男子有48％的可能性活到80岁，而50岁的女性有62％的可能性再活30年。女性活到90岁也很常见（26％的可能），但活到100岁的可能性只有2％。

与标准经济学中储蓄决策理论的比较

以上所有事实——储蓄似乎是偶然决定的本质、不储蓄、储蓄对于环境的敏感性——都明显不符合经济学家们所说的储蓄决策的情形。

凯恩斯认为多数人根本就没思考过他们应该储蓄多少。他认为，人们只是自动对其收入变化作出反应：“人们有一种倾向，作为一种规则并平均而言，当收入增加时也增加其消费，但不会像收入增加的那么多。”关于消费的这个观点，和本章集中关注的多变性难题并不冲突。其实，凯恩斯小心插入的这句“作为一种规则并平均而言”，似乎就恰恰承认了我们所说的储蓄决策缺乏精确性的事实。但在凯恩斯之后，经济学家们关于消费的观点开始僵化，储蓄是理性最优决策的结果这样一个假设逐渐蔓延到了经济学中。经济学家们也在寻找更加精密的模型，以便在其上开展计量研究。从出现最优控制和动态规划理论开始，他们就发展了这样的观念，个人精确地在不同日期间平衡消费带来的额外利益。现在，不论在宏观经济学中还是其它经济学分支中，它都是基本的研究范式。

当然，因为人们确实有储蓄的经济动机，储蓄才会发生。考虑了这些动机而非其它因素的理论，才真正会在事实上——恰当地以及合理地——预测到最容易观察到的消费行为的一个方面。这就是生命周期中的消费行为理论。 该理论正确地预见到了美国和其他地方的人们，通常都会在年轻时储蓄，为将来积攒资金，到老了以后再逐渐花掉它。即使对于本章研究的最马虎的计划者，这也不是什么让人吃惊的发现。即使是拙于规划的储蓄者，其行为背后也存在某些合理性，那足以解释这些储蓄模式。不过标准的理论似乎对于为什么储蓄如此易变根本就一字未提。在某些主要的方面，它既不完备也不严密。

同样引人注意的是——因为标准的经济框架假设储蓄决策是最优的——它不能用来分析我们关注的储蓄方面的多数问题。按照假设，如果人们对于储蓄的决策是最优的，那么不论发生什么情况，他们一定会储蓄同样的数目。如此假设当然也就离题万里。按照我们描绘的图景，人们并不会认真思考他们的储蓄行为，它在很大程度上被各种制度的和精神的状态影响。平均来说，多数人都储蓄不足。这就使他们在老年生活时经济非常脆弱。

当然，储蓄不足在多数发达国家是一个流行的概念。在美国的一项调查中，76％的受访者表示，他们的储蓄还不够。另一项调查问了两个问题，一是“你储蓄了多少？”，另一是“你认为应该储蓄多少？”。两个问题的答案大约有10％的差距（相对于收入），说明人们认为他们应该储蓄得更多一些。为了弥补不足，多数发达国家的政府都大力扶持老年人退休后的生活。此外，大量雇主都要求雇员缴纳养老金，并为其提供资助。很多类型的储蓄还可以享受税收优惠政策。但是，尽管有这些养老支柱，人们一般还是认为，家庭户的金融资产仍然远远少于维持退休后消费所需的水平。

其实，这些问题也常常是国家政治问题的核心。布什政府未曾遭遇过太多反对，直到它提出试图将社会保障体系私有化的重要建议为止。在此问题上，也是第一次，公众反抗了。约瑟芬 Q. 普博雷克可能不是优秀的财务规划师，但她至少大体知道在她老年时对社会保障的依赖有多重。布鲁金斯研究所的Gary Burtless研究了她将来的准确的依赖程度。他把65岁及以上人口按收入分成了20％等分组（每组包括20％的人数）。在每个收入水平，前四个等分组（从0到80％的人数）的非工资性收入中有一半以上来自社会保障体系，前三个等分组中这个比例更高。大多数人口依靠社会保障生活的情况，说明了人们对于政府提出的私有化建议为什么反应如此激烈，以及社会保障计划为什么如此流行。人们依靠它，是因为他们给自己退休准备的储蓄太少了。

本书作者之一（阿克洛夫）个人的经历也可当作注解。他曾经在2004充任凯利竞选团队的经济顾问小组成员（较不重要的一个）。直到选举之前，该小组每两周都召开一次电话会议。从第一次直到最后一次会议，阿克洛夫都坚持，凯利应明确表示支持社会保障体系维持现状。到最后，奥斯坦?古斯比（现在是巴拉克?奥巴马总统的主要顾问）开玩笑说，“现在我们会收到乔治的来信，他说凯利应该煽动社会保障的话题。”凯利一直开火抨击布什的私有化建议，因为他根本设计不出一个计划来保持目前的收益规则，除非进行外部注资。我们那时能够理解这个问题，但我们觉得那只是次要的问题。布鲁金斯研究所估算说，要保持现在的社会保障水平，要花去可征税收入的2％。后来我们认为，而且现在也还这样认为，凯利的措施让他付出了选举失败的代价。

储蓄与国民财富

我们已经讨论了个人的储蓄决策，为什么储蓄会不同，以及它对于人们退休后的福利有多重要。不过关于储蓄还有另一个重要问题。国家的财富有巨大差异。按人均收入，最富的国家和最穷的国家有200倍的差距。如果包括卢森堡和布隆迪，差距接近1000倍。收入和财富取决于各国的贸易自由，人们的技能，它们的地理位置，现在和历史上的战争，以及政治和法律制度等。最近以来，经济学家们强调了技术变化作为经济增长主要决定因素的作用。但古典经济学家，如亚当?斯密，强调的是来自储蓄的资本积累。

即使今天也有些国家，尤其是在东亚，认真地执行斯密的原则。他们采取储蓄战略来摆脱贫穷。 其中最突出的例子是新加坡。1955年它开始建立中央准备金（CPF）。CPF与泰勒和贝纳茨的“为明天多储蓄”计划类似，但其决策由政府作出。起初，它要求雇员和雇主分别按照员工收入的5％向CPF缴纳资金，但后来缴纳率迅速提高。1983年前，缴纳率持续上升，雇主和雇员都被要求缴纳雇员收入的25％（加起来是50％！）。此后，缴纳率开始缓慢下降，但在2006年雇员仍需缴纳20％，雇主需缴纳13％。该体系并非现收现付，而且集中起来的资金确实也真正用在了投资上。很大程度上由于CPF的作用，新加坡的总国民储蓄率数十年来一直接近50％。

该计划的制定者李光耀曾长期担任新加坡总理，可能是20世纪最伟大的经济思想家之一。他创造的高储蓄经济已经成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榜样。中国实现了新加坡的储蓄成就，同时也实现了新加坡式的连续数十年的显著经济增长。中国和美国在储蓄上的差异，正好处在储蓄行为谱的两端，能够说明为什么各国的储蓄行为有这么大的差别。毫不奇怪，两国的储蓄者们对待消费和储蓄也有不同的态度。

中国的储蓄率是世界上最高的之一，只是近来才被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超过。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取得的奇迹般的经济成就，多半也要归功于其高储蓄。中国的总储蓄（包含折旧），包括个人储蓄（个人的储蓄）、公司储蓄（企业的储蓄）和政府储蓄（政府的税收超过支出部分的储蓄）加在一起，近年来达到了GDP的一半。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总个人储蓄超过了GDP的20％，今天也还差不多有这么高。

美国政府和中国政府多年来都致力于推动个人储蓄。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就用一些专门的税收激励来推动储蓄，如个人退休账户，401(k) and 403(b)计划，以及储蓄债券运动等。

在共产主义中国没有收入税，激励储蓄的努力采取了宣传动员的形式。今天，人们收集了过去的宣传画。一张1953年的宣传画展示了一群幸福、微笑的工人在中国人民银行把现金换成了国库券。1990年的宣传画上，年轻、英俊、传统的英雄雷锋，微笑着在一个钱盒子上写下“储蓄”两个字。20世纪90年代，街道上悬挂的大红横幅写着“储蓄光荣”。这些运动使得储蓄成为每个人的爱国义务，为今天的高储蓄率打下了基础。

中国的现代经济史开始于1978年，那是毛泽东主席去世后两年。在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副总理的著名讲话中，他明确表示政府鼓励私人在中国投资。中国的经济奇迹开始了。

中国的一些小村庄，如华西村和刘团村，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创办的村办企业中进行了极其成功的投资。由于成功的声誉，它们成了全中国的榜样。在这些村庄里，以对村办企业贡献的劳动和资金形式出现的储蓄，事实上是村里的老人们极其需要的。我们曾经派一个学生吴迪,到刘团村去访问村长邵长学。我们想知道村庄的领导人是如何鼓励人们作出牺牲，来推动村庄经济发展的。邵长学领导这个村庄数十年，经历了它从贫穷的社会主义公社向全中国的过于节俭的创业者榜样的转变。

邵最初创造刘团模式，是从1972年他自己经营不合法的金属铸造作坊开始的。在改革使其合法化后，他在1982年把它交给了村里。村民们成了企业的股东。吴迪问他为什么要把已经很有价值的企业交给村子。这位村长回答说：“这么做有几个原因。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不想在村民目前表现得过于突出。如果他们都很穷，而我却有很多东西，我会觉得不好受。我也是希望在村民面前表现得好点的那种人，我只是不能在别人都很穷的时候过好的生活。”

吴迪注意到他的屋外停着一辆宝马765，他就问村长这车和他的观念怎么能够一致起来。他回答说：“实际情况是，我给儿子买了这辆车。此外，我敢说很多村民都买得起像宝马这样的汽车，他们只是不买罢了。我们老年人真的不喜欢买那些贵的东西，像你这样的年轻的一代才想要那些名车和贵衣服。我们还是受到老的像雷锋那样节俭、和困难条件做斗争的榜样的影响。”

吴迪问他是否曾经提出过爱国主义或集体主义的要求，要村民们给企业做贡献，这位村长回答说：“是的。我用的基本上是三类理由。第一，国家在变化。邓小平打开了国门，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改变这个国家，让她变成更好的地方。第二，我告诉他们村办企业对村子本身有好处，对每个人也都有好处。第三，我告诉大家，我偷偷地经营这个企业已经十年了，懂得应该怎样经营，所以我的管理能力应该可以信任。”“他们信任你吗？”“是的。我很感激他们信任我。刘团的人们都是好人。他们热爱自己的国家和自己的村庄，也愿意为了使它成为更美好的地方做任何事情。”

从这些先驱开始，从像刘团村这样的小村庄的启示里，一个国家的故事、关于个人奋斗和牺牲的故事开始占据了中国人的想象。这些奋斗和牺牲都源于个人动机，但它们也受到了普遍的对于中国未来前景的爱国情绪的推动。有一种开创新的历史纪元的感觉，它终将把中国再次推上人类成就的高峰。中国将重回若干世纪前所处的地位。每个人都会通过作出自己的贡献赢得尊敬。暂时，在中国贫穷还不羞耻，因为她还是转型国家。关于奋斗和牺牲的故事，有朝一日他们会满怀欣慰地讲给孙辈们听。

购物中心和信用卡

在美国，我们会看到完全不同的景象。美国关于购物中心和信用卡的情形说明了我们对于储蓄的懒散态度——正好和我们在中国看到的相反。美国人对信用卡的热爱用一个简单的统计就能表明：美国人持有13亿多张信用卡。那不是太大的数字：它意味着美国的每一个男人、女人和儿童都持有超过4张信用卡。相反，中国的12亿人总共只有总共500万张信用卡。

有些经济学家相信信用卡消费在美国储蓄率下降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让我们看看实验的证据。普度大学的消费者科学和零售领域的教授理查德?费恩博格，询问参试者如果他们受到信用卡（并非自己的卡）出现的暗示，会不会想要消费。他们通常会在受到暗示时，消费数量明显加大，他们还决定更加迅速地消费。费恩博格总结说，人们已经习惯于“信用卡的出现和消费联系在一起。” 在另一项实验中，德拉曾·普里列克和邓肯·西蒙斯特向MBA学员们拍卖波士顿本地体育比赛的门票。一种实验中可以用信用卡购买，而在另一种实验中要用现金。实验的设计保证了两种支付方式在便利方面的差别微不足道。在用信用卡支付的情况下，MBA学员们多付出了60％～110％。

这些实验结果富有启发。但仅靠它们，很难在统计意义上检验我们看到的历史上信用卡使用的增加是否造成了储蓄下降。储蓄的下降和信用卡使用并不严密吻合。但在经济总体上，很多预计会影响消费的其它东西确实在信用卡使用增加时发生了。例如，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期股票价值和私人房产价值的巨大上涨，就可以看作是减少了储蓄。还有，信用卡债务上涨的很大部分可以用分期付款的减少来解释。所以，我们可能永远都不知道信用卡在多大程度上直接造成了美国的低储蓄率，或储蓄率的下降。

不过即使信用卡并非直接原因，它们也确实反应了美国人的一些特点，这些特点一定是导致低储蓄率以及其不断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我们对于信用卡和购物中心的关注，只是更加广泛的对于美国人认为他们自己是什么人、应该怎样行动等的观点的一个征兆罢了。

美国的国家认同感在于对美国作为世界上最资本主义的国家而颇感骄傲。在第三章，我们提到了资本主义的双重本质。资本主义让生产者们有利可图，他们可以卖给消费者他们想要的东西；但它同时也让消费者获得好处，因为他们想要购买生产者们不得不卖出的东西。在对资本主义的认同上，美国人觉得，把资本主义提供给他、并让他把想要购买的东西全部吃光用尽完全正当。他应该有一张信用卡。如果在商场看到能够激发他的爱好的东西，不要拒绝它就是正确的做法。这就是资本主义的全部含义。这也是做一个好美国人的全部意义。由于具有这样的价值观，美国居民拥有这么多的信用卡或者说美国的储蓄率这么低，都不会令人惊讶，根本就不必考虑这些信用卡是否消费的直接动机。

一个不平常的事实似乎也支持上述观点。事实上，又一次是例外证明了规律。现在只有极少数美国人没有信用卡。平均来说，他们也并不比一般的美国人明显地穷。它可能说明，他们的金融资产相对于收入要少得多，因为较富裕的美国人会把收入的较大比例储蓄起来。不过，我们看到的情况并非如此，而是恰恰相反：非持卡人拥有的金融资产相对于收入的比例较高。那些以不要信用卡来抵制美国梦的人，似乎以另一种方式宣告他们的不服从——更多储蓄。

对于国家的含义

一国的储蓄政策会产生很多后果。首先，它决定了人们是乐享退休生活，还是不得不和贫穷斗争。正确的社会保障政策必须反映出人们对于财务规划的厌恶。如果没有这种规划，他们进行储蓄的决定就都来自环境的暗示。如果没有社会保障，人们会极度地储蓄不足。储蓄政策在修正他们的错误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目前大多数西方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非常流行，因为它们正好满足了这样的需求。人们有理由担心，如果都依靠自己，他们可能无法为自己的老年生活攒下足够的钱。在美国，把社会保障体系私有化，让人们的退休生活完全依靠自己的计划，将会是一场灾难。他们不应该这么做。同时，政府应该鼓励那些能够提高储蓄的榜样，就像不应该鼓励使人们消费的模范一样。

不过，美国文化只是很多文化中的一个类型，西欧同属此类只是程度稍弱，在这种文化中人们普遍认为应该花掉他们的钱。东亚国家——例如新加坡和中国——对于人们应该怎样消费和储蓄，具有完全不同的理解。事实上，这两个国家也都把极高的储蓄作为实现伟大的经济增长的主要工具。如同我们看到的，储蓄政策同样是一国经济增长的关键之一。

动物精神理论解释了储蓄如此随意和多变的难题。因此，理解动物精神，对于设计一个国家的储蓄政策就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