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货币幻觉

本书作者之一最近注意到波士顿通勤列车上的一块告示牌，上面写着“禁止吸烟——普通法第272条第43A款——单处或并处不多于10日的监禁，罚金不多于50美元”。这两种惩罚看起来很不相称。

这块告示牌描述的是货币幻觉。这也是宏观经济学欠考虑的一个要素。当决策受到名义美元金额的影响时，货币幻觉就会发生。现在，经济学家说，如果人们是“理性的”，其决策就只会受到他们用这些名义美元能够在市场上购买什么或者能够出售什么的影响。在没有货币幻觉的情况下，定价和工资决策只受相对成本或相对价格的影响，而不是受这些成本或这些价格的名义值的影响。

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没有人会因为违背第272条第43A款而蹲监狱。但是，对我们来说，列车上那块告示牌的荒谬性显而易见，因为它凸显了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根据那个基本假设，人们并没有货币幻觉。相反，告示牌表明，名义因素的确是重要的。我们随后知道，那条法律颁布于1968年，而且并无改变罚金上限的条款，从而使罚金的实际价值遭到了通货膨胀的侵蚀。自那时以来，50美元的实际价值已经下降了80%。在1968年，避免蹲监狱的成本居然低至一天5美元，现在看来，这低得可笑。

列车上的告示牌只是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没有货币幻觉——应当受到质疑的众多问题的冰山一角。

有关货币幻觉的思想史

长期以来，经济学家相信，经济中充满了货币幻觉。然后，在20世纪60年代，他们逆转了这种观点。在关于人们如何采取行动方面，60年代的经济学家有一些颇具说服力的观念，因此，尽管没有太多的证据，但他们依然认定经济决策是基于理性行为的。由于行为是理性的，所以根本就没有什么货币幻觉。由于我们即将解释的原因，这种观点的变化也深刻地改变了宏观经济学。

现在，很少有人还会对通货膨胀以及通货膨胀对他们的钱袋子的影响一无所知。伟大的古典经济学家欧文·费雪因其利率决定理论而享有盛誉。但是，他也还花费了大量心血来设计(或论证)他心目中的完美价格指数。他坚信，人们经常做出糟糕的经济决策，因为他们不知道通货膨胀。让公众知道美元的价值如何变动正是费雪努力要实现的目标。现在，这个梦想已经实现，公众和债券市场都知道消费者价格指数。

费雪在1928年的准通俗读物《货币幻觉》里举了很多例子，说明人们在没有认识到通货膨胀时可能会犯的各类错误。关于这些错误的小故事在书中随处可见。但是，费雪特别感兴趣的是发生在一位名叫科拉的女士身上的悲惨故事。费雪讲述了他和科拉去拜访投资顾问时发生的事情。科拉有50 000美元的债券，这在1928年是一大笔财富。但是，换成二十年前（也即1908年左右），科拉会更富有。因为，自从20年前科拉继承这些债券以来，它们的名义价值并没有变化，但是，按照费雪的计算，物价已经上涨了4倍。 因此，我们看到了1928年费雪和谨慎小心的科拉在投资顾问办公室里发生的一幕。投资顾问为自己辩护。他说，他一直保守地为科拉投资，风险是最低的。但是，费雪很生气。他认为，投资顾问不了解通货膨胀的风险和不断变化的美元实际价值。费雪同时还指出，科拉也没有意识到通货膨胀的发生，不知道她的债券的实际价值会下降。

在20世纪著名的经济学家中，也不是只有费雪才相信，人们容易受到这种货币幻觉的伤害。即使是我们的英雄，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为解释充分就业时的收入分配，也假设工人们不能通过谈判增加工资以抵消通货膨胀。

因此，在老前辈中，即便是系出名门的经济学家也坚信，人往往有货币幻觉。但是，职业经济学家的观点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很快，相信货币幻觉成了经济学的一大禁忌。

潮流逆转

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经济学家相信，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存在着替代关系。当劳动市场紧张时，工人们会要求较高的工资增幅。当经济接近于充分就业时，物价也会上升，部分是由于劳动力要求工资上涨，同时也由于对企业产品的需求处于高位。因此，经济计划者，包括在美联储制定货币政策的人和在财政部制定财政政策的人，将宏观经济政策视为在反映通货膨胀和失业关系的曲线上选择一个最佳点。的确，经济计划者可以降低失业，扩大产出。但是，较低的失业和较高的产出是以较高的通货膨胀为代价的。这种替代关系以伦敦经济学派的澳大利亚经济学家菲利普斯的名字命名，被称为菲利普斯曲线。菲利普斯在1958年的论文中对工资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经济计量估计。 这种替代关系包含这一个痛苦的选择。如果美国的失业率达到不太高的水平6.5%，就意味着会有1 000万人失业，它相当于希腊或瑞典的全部人口。一方面，失业率的任何下降都可以给人们带来巨大的好处。但另一方面，较高的通货膨胀会给科拉这样的人带来不便，他们发现，很难在决策时把通货膨胀考虑进来。

但是，潮流已经逆转了，经济学家已经不再承认这种替代关系。而导致潮流逆转的一个关键事件便是1967年11月29日米尔顿·弗里德曼在美国经济学会华盛顿年会上发表的主席演讲。

根据60年代早期的菲利普斯曲线，人们所要求的名义工资增加只取决于失业水平。但是，弗里德曼改变了这一观念。他说，那样做是不理性的。他说，工人并不是为名义工资讨价还价。如果那样，他们会受货币幻觉的影响。相反，他们是为实际工资讨价还价。这意味着，人们除了要求名义工资的增加之外，还加入了对通货膨胀的预期。为什么？因为无论是购买劳动力的雇主，还是出卖劳动力的工人都只关心工资能够买到什么。他们只关心工资相对于物价的价值是多少。我们可以将弗里德曼的观点具体表述如下：假定失业率为5%，预期通货膨胀率为0，在此情形下，工人和其雇主为工资上涨2%进行谈判。那么，在失业率同为5%的情况下，若预期通货膨胀率为2%，则工人就会为工资上涨4%进行谈判，若预期通货膨胀率为5%，则为工资上涨7%进行谈判。由此得出的一个一般原理是，通货膨胀预期将会一对一地(one-for-one)加入到工资谈判中。

同样的原理也适合于价格上涨，它也会被一对一地加入预期通货膨胀。为什么？因为买者和卖者都没有货币幻觉。卖者只关心出售产品时的相对价格，而买者只关心他们购买产品时的相对价格。因此，通货膨胀预期也会加入价格决定。

弗里德曼还认为，如果通货膨胀一对一地加入工资和价格的设定，那么，就有一个通货膨胀既不会螺旋式上升也不会螺旋式下降的失业水平。假设我们从零通货膨胀预期开始，并假设失业是低的。在此低失业水平上，由于对劳动力需求大，对商品需求也大，因此企业就会设法提高其产品相对于其他企业开出的价格。 这意味着，价格的提高必须超过通货膨胀预期。但是，随后，人们将看到，通货膨胀高于他们的预期，因而，他们将向上修正通货膨胀预期。尽管这种修正包含他们对过去的误判，但不会降低通过膨胀预期的上升或通货膨胀的上升。只要需求维持在这一高水平上(即，只要失业保持在低位)，企业就会继续将其价格设定得超过预期通货膨胀；公众也会继续向上修正通货膨胀预期；而且，这些螺旋形上升的通货膨胀预期将继续一对一地加入工资谈判和价格设定之中。相应地，根据相同的推理，如果失业高，通货膨胀将低于预期通胀，价格和工资通货膨胀就将螺旋式下降。

因此，弗里德曼得出结论，只存在一个失业率，在该失业率水平上，通货膨胀既不会螺旋式上升，也不回螺旋式下降。他将此称作自然失业率。

弗里德曼运用这种手法永远地改变了宏观经济学。如果没有货币幻觉，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就不存在可以由货币和财政当局决定的替代关系。相反，根据弗里德曼的观点， 这些决策部门的作用应该是将失业率稳定在自然率水平上，以避免螺旋式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而且，由于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不存在替代关系，因此，应该让通货膨胀保持在低水平。毕竟，保持低通货膨胀带来的唯一损失就是失业率上升。

所谓的自然率理论几乎一夜之间就流行起来。人们很快就接受了它，这既有很好的思想认识方面的原因，也与经济学家们日益认为经济学应该更科学的观点相一致。经济学家所谓的科学是指，从最大化原理中能够推导出理论上假设的行为。经济学家所谓的科学还意味着动物精神没有用武之地。在决定工资和价格时，货币幻觉也不起作用。

但是，弗里德曼观点的流行还有另一个原因。菲利普斯对1861—1957年英国的名义工资和失业数据进行了计量经济学分析，他发现名义工资变动率和失业率的倒数高度拟合。当失业率升高时，通货膨胀下降。他的工资方程没有包含通货膨胀预期的调整。但是，在60年代末期和70年代的美国，通货膨胀和失业都上升了。这似乎与菲利普斯已经发现的替代关系相矛盾。自然率理论对这一现象给出了一种解释：它将通货膨胀的上升解释为当时发生的严重的石油供给冲击和通货膨胀预期上升导致菲利普斯曲线向外移动；它将失业的上升解释为需求下降的结果。

而且，新的计量经济学估计将通货膨胀预期的调整纳入菲利普斯曲线，这一扩展后的菲利普斯曲线表明，弗里德曼的理论与数据高度拟合。这些估计没有推翻弗里德曼的推断，即通货膨胀对价格和工资的设定有着一一对应的影响。 然而，这些估计也是十分不精确的；因此，它们并不能证实自然失业率可以有效地支持弗里德曼的推断。 但是，对菲利普斯曲线的标准处理忽略了这一不利的事实。

因此，教科书通常将自然失业率看作是一个“不过如此”的故事。这个故事是这样讲的，以前的宏观经济学家假设价格变动和失业相互关联，工资变动和失业相互关联，通货膨胀在其中不起作用。弗里德曼觉察到，只有当工资和价格的制定者有货币幻觉时，这样的理论才适用；也就是说，在工资谈判和价格制定时不能有通货膨胀预期。弗里德曼修改了关系，在工资和价格方程与通货膨胀预期的影响之间建立了一一对应的关系。通过巧妙地运用经济理论，弗里德曼解释了60年代末70年代初通货膨胀和失业同时上升之谜。该理论还与大多数的经济计量估计相符。

自然失业率理论已经成了宏观经济政策的基础，美联储、美国财政部和经济顾问委员会的绝大多数政策制定者都依赖它。不仅在美国，而且在欧洲和加拿大，它也被广泛接受。

不存在货币幻觉是支撑自然率失业率理论的关键假设，因此，它也是宏观经济学的核心假设。在继弗里德曼发美国经济学会主席演讲的四年后，米尔顿·弗里德曼的主要对手詹姆斯·托宾也发表了他本人的美国经济学会主席演讲，他在演讲中宣称:“当然，一名经济理论家所犯的最大过错，莫过于假设存在货币幻觉。托宾没有提到，就在四年前，货币幻觉还是标准的观点。它是20世纪主要经济学家的宏观经济学理论中的核心，这些经济学家包括凯恩斯、保罗·萨缪尔森、罗伯特·索洛、欧文·费雪、弗朗科·莫迪格里亚尼以及托宾本人。

假 设

我们认为，费雪和凯恩斯原本意义上的货币幻觉是一个相当不成熟的信念。它的确需要严肃的修正。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跳到另一个极端。相反，根本不存在货币幻觉也未必正确。那只是一种可能性。我们认为，采用自然失业率理论，毫无证据地直接摒弃货币幻觉，也是相当天真的。鉴于它在宏观经济学中的核心作用，理论应该检验，检验，再检验。然而，令人吃惊的是，对这一理论的正式检验少之又少。

实际上，这也是为什么列车上的告示牌突然引起我们注意的原因。如果我们正视货币幻觉，以正确的方式思考货币幻觉，就会发现经济中到处都有货币幻觉的代表物。这些代表物意味着，弗里德曼的自然率假说，尽管是对现实的最好近似，但并不是现实本身。

经济学教科书在讨论货币主题时总会说，货币具有“交易媒介、价值贮藏和记账单位”等职能。货币的前两个功能已经被经济学家分析透了，它们是经济学家所谓的“货币需求”的核心，货币需求将人们希望持有的货币数量和人们的收入及现行利率联系起来。但人们很少关注货币的记账单位功能。所谓记账单位是指，人们用货币来思考。它意味着合同是以货币来计价的。同样，记账是按名义值进行的。而且，许多法律条款，包括那些税收征缴条款，也都是用货币来描述的。

在这些情形中，人总是调整名义数量，以保证用作计量单位的货币不会受到影响。在上述每一种情形中，都会有对通货膨胀的自动调整，例如通过指数化或生活成本调整（COLAs）。

用不久以前的经济学家的话来说，货币只不过是一层“面纱”。如果人们看透了通货膨胀，如果通货膨胀对实际交易没有影响，此话倒是不假。这也正是那些相信不存在货币幻觉的经济学家的观点。当然，这种可能性是有的。但是，我们认为，在将名义美元转换成实际美元的过程中，会有损失。这样的损失就是货币幻觉的后果。

工资合同和货币幻觉

只有极少的劳动合同包含生活成本调整(即指数化)，经济学家为此感到吃惊。与这个问题有关的最好数据来自1976-2000年加拿大工会合同。 这些合同中只有19%是指数化的。而且，即使有这样的指数化，它也远非一一对应的，相反，通常只有在通货膨胀已经上升到超过某一设定的目标值时，生活成本调整才会启动，在到达该水平之前，通货膨胀对工资没有影响。在大约1/3这样的指数化合同中，实际通货膨胀率低于临界值(threshold)。 可以肯定地说，那些提供或接受指数化合同的人至少在一定程度上用货币来而不是用实际值来思考。这种不对称的生活成本调整清楚地表明，货币幻觉是存在的。

当然，单凭劳动合同非指数化并不能自动说明货币幻觉的存在。正如弗里德曼所指出的那样，在签订合同时，通过一对一地调整通货膨胀预期(不同于生活成本调整，后者是在通货膨胀发生之后对实际的通货膨胀进行调整)，通货膨胀就可以进入工资和价格。但是，我们认为，如果人们拒绝了一份生活成本调整协议，通货膨胀就不太可能进入工资和价格。在我们看来，工资谈判的各方放弃机会，不是要求签订一份对实际通货膨胀进行充分调整的工资合同，而是要签署一份对预期通货膨胀进行准确调整的工资合同，似乎有些令人难以置信。大多数的工会合同并没有生活成本调整，即使有生活成本调整，也离完全调整差得很远，这些事实告诉我们，在工资谈判中，对通货膨胀预期进行准确调整是极不可能的。

还有进一步的证据表明，在工资和价格决定中，存在货币幻觉。拒绝降低货币工资(被经济学家称为货币工资具有向下的刚性)是人们的确有货币幻觉的另一个标志。 正如挣工资的人似乎拒绝工资下降一样，消费者似乎也不喜欢物价上升。丹尼斯·卡尔顿对工业品的价格刚性进行了研究，他发现有许多工业品的价格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甚至一年以上，保持不变。

债务合同和货币幻觉

不仅大多数的工资合同以名义值表示而未指数化，而且金融合同通常也采取这样的形式。美国或其他国家的政府机构发行的债券(一张债券相当于一份债务合同)在到期前通常按某一固定利率支付利息。虽然通货膨胀在变化，但大多数现有的债券合同所提供的利率是不会变化的。许多抵押贷款执行的是固定利率。而且，即便是可调整利率的抵押贷款（利率随当前利率而调整）也根本不是通货膨胀中性的：即便是通货膨胀中性的抵押贷款，本金的美元价值也会随着通货膨胀率而上升。因此，当通货膨胀发生时，按实际值计算，可调整利率的抵押贷款的持有人会以较快偿还贷款，

如果人们不存在某种形式的货币幻觉，我们似乎就会再次陷入一个悖论。为什么债券合同和抵押贷款合同不能根据实际发生的通货膨胀进行调整？正如在工资合同中的情形那样，在签署债券合同时，购买者和出售者对通货膨胀预期进行调整，这在理论上是可能的。例如，名义利率可以考虑通货膨胀预期。这可以体现在债券发行价和发行后的交易价上。但是，债券价格不能被指数化(以及抵押贷款合同只是通过可调整的利率而部分地指数化的事实)的问题与我们在讨论工资指数化时提出的问题并无二致。如果这些合同的各方当事人回避原本可以对实际发生的通货膨胀进行调整的指数化，那么，这些合同对预期通货膨胀进行极其充分的调整的可能性会有多大呢？

鉴于这么多合同都是以名义值签署的，因此，货币似乎不可能只是一层面纱。

会计核算和货币幻觉

据说，会计核算是企业的语言。管理者使用损益帐户来评判他们是表现“出色”并扩张业务，还是表现“糟糕”并收缩业务。会计核算是资本决策的基础，还有另一个原因：外部人对一个企业的财务状况的看法也是以该企业的各种会计账户为基础的。于是，会计核算是股票价格的基础，也是放款人决定向企业收取贷款利润以及是否否放款的基础。会计账户也是企业大多数税务核算的基础。损益账户决定了利润所得税。它们在决定企业何时或是否宣布破产中发挥作用。

既然会计核算起着如此重要的作用，如果会计账户是以名义值而不是实际值计量的，就可以推断，以会计核算为基础的决策也是建立在名义账户的基础上，所以它也以货币幻觉为基础。如果这是事实，那么货币幻觉一定存在。

由于大部分经济合同以及大多数账户都是以名义值计量的，因此，这种形式的合同是否会影响实际决策似乎也能很容易地知道。但是，事实表明，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为什么？由于决策者的目标是复杂的，相应地，合同的目标也是复杂的。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目标通常是观察不到的。我们可以观察到经济决策的结果，但是，我们需要一个将目标和决策结果联系起来的理论，通过这个理论来了解这些决策的动机是什么。

经济学家弗朗科·莫迪格里亚尼和理查德·科恩提出一个检验。 他们的检验使用了公司会计核算中已知的通货膨胀偏差。他们分析了股票价格反映的究竟是经通货膨胀偏差调整后的利润，还是未经调整的利润。他们发现，股票价格并没有反映出通货膨胀。不存在货币幻觉的假设似乎又一次被违背了。

小 结

我们已经看到，现代宏观经济学最主要的假设之一是，人们能够揭掉通货膨胀的面纱。这似乎是一个极端的假设。鉴于工资合同、价格决定，债券合同以及会计核算的性质，这个假设似乎是完全不合情理的。通过指数化，这些合同可以轻易地把通货膨胀的面纱抛在一边。但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中，合同的各方当事人并不选择指数化。这些例子只是货币幻觉的少数几个体现而已。我们将看到，考虑货币幻觉给了我们一个不同的宏观经济学，一个会得出完全不同的政策结论的宏观经济学。我们又一次看到，动物精神在经济运行中扮演着重要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