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经济为什么会陷入衰退

现在，我们开始接下来的几章，考虑萧条的影响并解释八个关键问题。萧条是衰退的极端形式，对它们的研究能够使我们更加集中于经济减速的本来原因。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期间，也就是本书写作时，它们的原因变得非常显而易见。

本章中我们来看看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两次萧条，一次是19世纪90年代的萧条，另一次是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对这两个案例的分析，将说明动物精神如何造成萧条。

19世纪90年代的萧条

我们的动物精神理论中所有的因素对于理解1890年代的萧条非常重要：与经济失败的故事、以及萧条发生之前若干年内腐败增加的故事结伴而来的信心破灭；强烈的对于经济政策不公平的感觉；未能准确认识消费价格下降造成后果的货币幻觉等。因此第一部分中的每一章都和理解经济萧条有关。

萧条之前，美国股票市场空前繁荣。真实的标准普尔综合股票指数，从1890年12月到1892年5月的短短17个月内上涨了36％，然后，到1893年6月，14个月的时间里又下跌了27％。 用市场到达顶峰前的狂野日子里的观点来看，大祸临头完完全全是个意外，毫无符合逻辑的道理。

19世纪90年代萧条的较早年份里，批发价格大幅下跌。Warren-Pearson批发价格指数从1893年2月到1894年12月下降了18％。之后，在剩下的萧条岁月里，物价总算多少保持了稳定。发现物价下跌后，雇主们告诉他们的工人，削减工资是必要的。尽管这样的说辞刻薄非常，此类工资削减还是发生了很多次。但是，一些工人对此进行了猛烈抵制，反映出他们具有货币幻觉，以及对于保持原有货币工资水平的公平感。例如，1894年某报纸的专栏有这样的报导：“桑福德纱厂的工人们在星期一早上得知，他们必须在减少工资和工厂关门之间作出选择。他们宁愿让工厂关门，也不愿意拿着降低的工资继续工作。” 这些人主动但是愤怒地选择了失业，而不是减少名义工资。对于是否公平的判断，总是和那些没有削减工资的企业进行比较得出的。按照标准的历史数据（来自Stanley Lebergott），1893年美国的失业率上升到了11.7％，在1894年达到了18.4％的顶峰，直到1899年才下降到10％以下。按照Christina Romer修正后的数据，美国的失业率在1894年上升到了12.3％，1897年到达最高的12.4％，1899年才降低到10％以下。无论是那种衡量方法，那都是一次严重的、耗时漫长的萧条。尽管其它国家的经济也因此而削弱了，但从美国的立场来进行分析还是可行的。该次萧条主要是美国现象。在美国触发萧条的最明显的事件是1893年的金融恐慌。信心突然崩溃，并以银行挤兑的形式爆发出来：人们都被取回自己的钱的愿望驱动，银行则没有足够的储备支付给储户。银行被迫拼凑现金，向企业界索还贷款，短期利率因此飙升，大量企业破产。当时美国还没有中央银行，因此也就无人发挥最后贷款人的作用。

不过，为什么要从银行抽逃呢？此种行为的意义难以确定。历史书把银行恐慌归因于1890年通过的白银购买法，该法计划逐步推行政府发行的纸币，但以白银和黄金作为纸币的支撑。因为美国政府允许以黄金或白银赎回法定纸币，所以人们都理性地选择了黄金，政府的黄金储备就不断减少。但是支撑法定纸币的是政府的储备，而非银行的储备支撑储蓄和现钞。当时纽约时报的一位作者、后来成为金融编辑的阿尔福雷德?诺伊斯观察到：

就其根本来说，恐慌毫无道理；所以，尽管1893年的金融恐慌是由于担心法定货币贬值，但受到惊吓的银行储户们第一个反应都是从银行里把每一分钱的法定货币取出来。不过真实的动机可能藏在货币的不同形式造成的问题后面。经验告诉储蓄者，在信用普遍崩溃的情况下，银行可能是大祸临头的第一个标志。有很多这样的储蓄者在1873年和1884年的银行倒闭中失去了他们的存款。因此，当在1893年又看到了同样的金融气候的标志时，本能引导他们，毫不迟疑地从银行中取出所有的钱握在自己手里，而且法定货币也是他们习惯上使用的唯一货币类型。不过，当内地银行的储蓄者们需要现金，而它们自己能够快速动用的储备又只及储蓄的6％时，东部随即就会出现大量的“储备代理商”。

诺伊斯提到的“本能”推动了恐慌非常重要。美国政府并没有任何符合逻辑的理由预见到白银购买法会引发银行恐慌。它本来是不应该有什么合乎逻辑的原因的，除了政府的黄金储备减少，有人觉得事情看起来不大对头，他们的信心也同样因此而下降之外。这种感觉随着人们更多地谈论起1873年和1884年的恐慌故事而增加，社会对于以前的记忆也因此强化。当时几乎每个人最容易讲起的就是这些故事，但在1893年它们突然重新回到了公众的幻觉中。人们担心其他人讲述的过去银行倒闭的恐慌故事重演，而在银行前排起长队，并进而引发更多响应时，银行危机作为一种社会流行病突然爆发。

银行挤兑引起混乱，这正是经济萧条最直接的先导信号。一些学者——特别是当时的观察家威廉·杰特·洛克在1897年的著作，以及米尔顿·弗里德曼和安娜·施瓦兹1963年出版的《美国货币史》 ——都把对于银行的恐慌当作后来整个大面积萧条的原因。

不过除了人们普遍认为1893年银行恐慌是萧条的重要诱因的事实之外，现在人们对于为什么萧条会如此严重并持续如此之长还不能形成一致的看法。道格拉斯·斯帝普利斯和大卫·维登提出了经济观察家们对于那次萧条的最佳看法的很多分歧之处。1890年代的萧条分别被认为是一次农业萧条(哈罗德·安德伍德·福克纳)，发挥安全阀作用的西部地区未开发土地被耗尽的后果(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以及全国的铁路网建设全部完成，从而使经济失去了投资机会的结果(约瑟夫·舒比特)。斯帝普利斯和维登没有给出理清这些使人糊涂的一长串原因的办法，反而强调了当时人民党和商业利益集团间的阶级争斗。这样的争斗在1896年的总统选举中达到高潮，当时正好是危机的中期，选举变成了关于通货膨胀目标的激烈斗争。民主党候选人威廉·詹宁斯·布赖恩鼓吹自由铸造银币，虽然可能引起通货膨胀，但是符合农民和其他债务负担大的人的利益。共和党候选人威廉·麦金力从商业阶层的利益出发，主张实行严格的金本位制。两个候选人争论的完全是美国各阶级财富如何重新划分的重大问题。

货币幻觉在那时思潮的转变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布赖恩快要赢得选举。他主张扩大货币供应，虽然会引起通货膨胀但可以使每个人都受益——如果可以在不损害债权人的前提下对债务人有所帮助。而反对布赖恩，说他欺世盗名的巨大呼声，也使经济学家第一次认识到货币幻觉的现象。在1895年，萧条的中期，哥伦比亚大型的经济学家约翰·贝茨·克拉克撰写的一篇文章首次提出了真实利率这个词，所谓真实利率其实就是经过通胀调整的利率——这个已经属于今天的经济学家们的日常用语的词汇，当时还一度是经济理论的奠基石。克拉克有些急于解释当时对通胀的混乱认识，但他未再考虑当时整个建立在此混乱基础上的关于复本位制的争论。从克拉克的文章发表以来，经济理论的世界从未如此统一过，尽管现在多数人一般不记得1890年代的萧条，我们对于通货膨胀的思考方式已经完全被它改变了。

围绕复本位制进行的争论，不仅在选举期间激烈进行，而且在那整个十年间都一直持续着。按照斯帝普利斯和维登的说法，那是“一种对危机普遍感到的切身痛苦，和对人类完美失去信心及深感怀疑的失望情绪。” 这种对危机的深刻感受，完全是来自人们受到的毫无原则的自私自利、腐化堕落，以及诡计多端的不公平的政治的影响。

当危机开始时，报纸报道腐败事例大量增加。1895年1月1日芝加哥每日论坛报的一篇文章报导了从1878年以来直到1894年间数额最大的侵占资金的阴谋，当时正是危机最为严重的一年。

为了有助理解，我们应当记住，普通的盗用资金仅在其快结束时才能被发现。它是一个逐步走向终点的渐进过程，如同把河岸大坝上的泥土一点点掏空。开始时，有人在可怕的思想驱使下，从公款中拿走一小点，并没有打算归还。他冒险把这点钱投入投机活动，就像赌博，或者干脆就完全拿去赌博，当然就亏损了。他想要赢回亏损的部分，再拿一点公款，再次损失掉，周而复始，越陷越深。最后，他不停地盗用，同时还总是挥霍无度，日益不计后果。他还想保持世界对他的良好看法，但是末日到来时，他已经走得太远，还钱还是暴露是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不再次挪用，根本就无钱可还，但挪用造成的损失必然造成败露。去年的经济状况正好促使以前的投机活动产生上述后果。 如同社会历史学家卡尔·迪格勒记载的，美国19世纪90年代的社会氛围造成了工人和管理层之间异常严重的冲突。人们刚刚认识到的工会的重要性，虽然其可能并不成功，以及空前数量的罢工，都可以证明劳资冲突的严重程度。1892年卡内基钢铁公司在宾西法尼亚州何姆斯泰德工厂的工资争端，引发了罢工者和厂方雇来的300名平克顿警卫之间长达12小时的战斗。9名罢工者和7个平克顿公司的警卫死亡。劳工动荡的局势加剧了，并在1894年达到顶点，那年有50万工人参加了1400次罢工，创下了19世纪的最高记录。1894年芝加哥附近的普尔曼豪华客车公司发生的罢工，造成了罢工者和前来弹压罢工的军队之间的战斗，最后20个人死亡，2万辆铁路客车被破坏。

不公平、掠夺、自私自利、对未来缺乏安定感等感受，直至今天仍在重复。弗兰克?巴姆1900年创作的儿童小说《绿野仙踪》反映了当时的这种感受。黄色砖路和桃乐茜有魔力的银舞鞋（1939的电影中，为了在彩色银幕上更好地体现戏剧效果，把银色的鞋子换成了红色），就是对当时金本位和拟议的自由铸造银币正在进行激烈争论的一个隐喻。小矮人们代表了穷困的劳工阶级。邪恶的巫婆则站在自私的商业阶层的利益一边。巫师本人则是高明的欺骗家，即美国总统。所有仍然陪伴我们的这些和其它影像，作为一种象征性的陈述，说明了我们的动物精神理论中某些因素的重要性。

20世纪20年代的经济过热导致了30年代的大萧条

19世纪90年代的萧条以后，关于它的讨论有很多，人们后来也作出了调整，试图防止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国会在1913年通过法律创立了联邦储备体系，以防止引发萧条的银行抽逃再次发生。该法案被誉称为“防火的信用机构”和“抵御经济萧条的保护神”。伍德罗·威尔森总统，就是在1913年12月14日签署了联储法案的那位，对它稳定经济的能力过于乐观，他甚至把该法案称为“和平宪法”。

但是，新体系其实并没有像人们期待的那样发挥作用。第一件不对头的事情是一次巨大的经济繁荣，联储显然既未能正确理解它，也没有试图充分地加以调整。中央银行的行长们并不是没有认识到，该种调整本应是联储负担的职责。联储委员会主席，罗伊·A·杨在1928年对美国银行家协会的一次演讲中讲到，中央银行行长应当“致力于成为平滑器，并且更要努力创造机制，防止出现过热的部分和可能的爆发”，以及它们应该关注“所有信用水平的超常增长”。然而联储并未能有效控制住空前的对股票市场信贷量的增加，当时股票市场正经历着历史上最大的热潮；而且在1928年年中之前，也没有采取重要的措施来抑制股票市场的上涨。但到那是，股票市场已经上涨了超过6年。

银行家们没有正确认识到经济过热的严重性的原因部分在于，19世纪90年代的萧条之前类似的经济过热并不明显。所以，他们确实全面地意识到了危险，但是没能采取应对措施还有其它的解释。

商人和经济学家总是在理解经济过热的概念时有点困难，因为它本质上是依赖于动物精神的——而这个概念并不总是对他们的胃口。在流行的出版物中，过热经济这个词被广泛使用，而且它看起来意义丰富。然而专业的经济学家很少使用这个名词，这就是最典型的对大众经济学的瞧不起。有时，他们会把通货膨胀的经济说成是过热的。过热经济这个词，如同我们使用的意义一样，是指这样一种状态，信心超出了正常的边界，越来越多的人丢掉了对于经济前景的一般持有的迟疑看法，开始相信一个新的经济上涨时期会到来。那时，消费者们大手大脚地消费成为常态，坏的投资决策被作出，投资者只是希望别人会把它买走，而不是真正对其对应投资的稳健性充满信心。那是腐败和奸诈横行的时代，因为它取决于其他公众满怀信任的行为和政府监管者的无动于衷。但是，腐败总是要在事实发生后、狂欢结束时，才能被公众意识到。那还是一个人们感受到社会压力的时代，每个人都高消费，因为他们看见别人都这么做，而自己也不想让人看作落伍者，他们不担心过高的消费支出，因为他们觉得别人也不担心。

多数经济学家对于这种想法都会感到不安。我们的案例中，这样的事情真的会发生，主要原因是我们在第一部分总结的心理研究，以及关于经济波动本质的直接证据。

如果我们请学院派经济学家来定义过热一词，他们大部分都会说过热描述了这样一个时期，即按消费者价格指数来衡量的通货膨胀在增长。过热应该有这种含义，但其含义一般来说要丰富得多。

通货膨胀本身，尤其是当其上涨的时期，最终总是会给经济环境造成负面的影响，类似于破碎的窗户和到处涂鸦给城市的影响。从世界上一切都应合理的角度来看，所有这些都会导致人们对市民社会的感觉崩溃。不过通货膨胀并非经济过热的同义词。其实在20世纪20年代，尽管股票市场显著膨胀并且土地泡沫泛起，消费者价格却并未明显上升。

20世纪20年代，是兴旺的20年代，是和平繁荣的时期，是有趣、社会充满活力和经济强劲增长的时期。全球股票的价格都壮观地上涨，并在1929年世界范围的股票市场最终崩溃前达到了高峰。从那以后，世界就掉进了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为了理解这些事件，我们必须再次回到我们的动物精神理论，及其主要观点。

为什么股票市场会如此上涨？为什么它一定会发生？光是说1920年代是公司盈利迅速增长的时期还不够，因为盈利的迅速增长从某种重要的意义上来说，是繁荣的后果，繁荣刺激了消费和经济从而促进了盈利的增加。

《非理性繁荣》一书说明，股票价格上涨激发起的人们想法的相互传递，足以放大最乐观的新时代故事。投资者的激情本身就宣传了这些故事。

那就是似乎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的往事。人们真的相信在他们的成功背后隐藏着投资的天赋，尽管它本应平淡无奇，因为“市场造就了成功”。聪明的投资者的传奇被广为接受。塞缪尔·英萨尔是当时的传奇式投资者。他的书记员后来回忆说：“银行家们称呼我们的方式，就像杂货店老板叫他的妈妈，并且努力把他们的钱塞给我们。麦肯罗太太，我们今天有些不错的生菜；英萨尔先生，我们还有点挺好的新鲜绿钞，你能不能找些什么事把它用出去1千万美元？” 英萨尔通过高度杠杆化的投资实现了表面的成功，但在萧条时崩溃了，最终把自己也给毁掉了。

埃德加·劳伦斯·史密斯1925年出版的《作为一种长期投资方式的普通股》（Common Stocks as Long-Term Investments）光大了这样一个故事，即股票通常在长期中会有出色回报、而且它是在聪明的有远见的投资者间内部保守的秘密。人们开始觉得自己就是这种长期投资者，但事实上他们对于股票的热爱只有在市场上涨时才会持续。诺伊斯描写了当时的情况：

1929年的投机狂热，看起来既没有地域上的边界，也没有社会等级的差别。那时，即使在社交谈话中表现出对投机的不赞成或稍加怀疑，都会引起如同政治和宗教争吵可能带来的怨仇……。在时代期刊上撰文指出对我已经颇为明显的危险信号，无论从哪个方面说都不是惬意的任务。发表这样的意见必然会招来攻击，说这个作者妄图抹黑或终止美国的繁荣。

当市场终于在1929年彻底崩溃以后，故事也完全变了个样。全世界主要国家的经济都陷入了萧条，故事的主调也转向了不公平、腐败和欺诈。

大萧条

和19世纪90年代美国的萧条不同，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肆虐了大西洋两岸。美国的失业率在1930年11月上升到超过10％，1933年5月达到了最高的25.6%。英国的失业率在1929年股票市场崩溃的那个月就超过了10％，在1931年1月达到了最高的26.6％，直到1937年4月才又降到10％以下。德国的失业率在1929年10月超过了10％，在1930年11月最高时达到了33.7％，到1935年6月才又降到10％以下。萧条还不仅仅影响了北美和欧洲。例如，澳大利亚的失业率在1928年12月就超过了10％，并在1931年9月达到最高点28.3％，并且直到1937年1月才降到10％之下。

为什么大萧条会发生？和19世纪90年代的萧条相比，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还伴有金融上的诱因：1929年世界范围内的股票市场崩溃，尤其是1929年10月28日至29日的暴跌，以及相关的银行危机。不过，我们再次面临这样的问题，仅从诱因的角度来看，很难理解当时经济下滑实际具有的重要性。

从巴里·埃森格林和杰弗瑞·萨克斯的著作中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到，通过金本位体制的失败，1930年代的大萧条从一个国家传向另一个国家。由于全世界范围内人们对通货丧失信心，中央银行保卫金本位制度的手段就只剩下大幅提高利率，因此压制了本国的经济。埃森格林和萨克斯发现，那些坚持金本位制度时间较长的国家，遭受的痛苦也较大。而较早将货币贬值的国家复苏也较早，其原因不仅在于较低的利率，而且还由于较低的对外价格带来的竞争优势。但还有很多国家（最突出的当属法国）努力维持不让货币贬值，并作出了一些无用的努力来保卫大势已去的金本位制。中央银行的这些做法扣动了扳机，股票市场崩溃，经济陷入长期萧条。

但不能把大萧条完全归结于这些技术原因。让我们考虑一下公平问题。和19世纪90年代一样，20世纪30年代的萧条引发了强烈的对于劳动关系的不公平的感觉，并导致全世界的劳资斗争汹涌发展。共产主义进入全盛期，因为全世界的知识分子都把它当作解决劳工阶级受剥削和宏观经济失败的药方。关于商业机构并不牢靠的感觉增长了，同时人们还担心社会合同会毫无征兆地被更改。

大萧条最初几年的显著特征是通货紧缩。美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从股票市场崩溃的1929年10月开始，到触底的1933年3月，下降了27％。(在萧条的其它时期，消费者价格通常会缓慢上涨)30年代早期的紧缩意味着，除非狠狠压缩工资，雇主根本赚不到利润：

他们出售商品的收入大大减少，如果不削减工资，他们还必须按照和以前一样的数目付给工人们工钱。换句话说，如果名义工资不能降低，真实工资就会上升，可能会超出大多数雇主支付的能力，因此就会引起大规模的失业。

经济学家安东尼·布瑞恩发现，在大萧条的头两年里名义工资几乎没有变化。他提供的数据表明，1931年1月制造业的名义工资仅仅下降了2％，而消费价格已经下降了8.1％，1931年8月制造业的工资总共才下降了3.5％，而消费价格则下降了12.7％。在1932年至1933年间，危机更加严峻，工资相当幅度下降的事例也有所增加，不过尽管如此，由于30年代的真实工资持续上升，到那个10年结束时真实工资超过趋势性工资增长达20％。这样的真实工资上涨似乎无法和大萧条期间的大规模失业联系在一起。

很多人明确地表达过削减工资的必要。例如，在1932年2月18日在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市一处公立学校里，有150名选举人参加的集会上，一名与会者就问道：“如果食品和衣服的价格都下降了28％，那么政府雇员的收入减少25％会造成什么损害呢？”显然这是一个正确的观点，但同样明显的是，如果整个城市提高税收来支付较高的真实工资，他就代表着把财富从纳税人手里重新分配给政府雇员。

可惜，名义工资必须下降的朴素简单的逻辑从未完全支配过公众的思维。由于货币幻觉，被削减了名义工资（如果不是真实工资）的人们会觉得受到伤害，因此公众就会寻找理由抵制这样的削减。工会领导并不承认，真实工资而非名义工资才是问题所在，因为承认这样的事实并不符合他们自己的利益。较高的名义工资才是通往富裕之路的观点，已经在20年代成了普遍的认识，而现在它被看得更加重要了。美国劳工联合会发表的一个声明称“我们现在的目标是增加工资，而不是减少它。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增加购买力，并保持经济增长。”

提高真实工资以便增加购买力的基本原理，曾经被广泛使用。赫伯特·胡佛总统就信奉这个理论，一些产业领导人也奉若圭臬。这种观点当然有点似是而非，因为在较高的真实工资水平上，雇主就会雇较少的工人。但把它作为争取正为高工资奋斗的工会的政治支持的借口时，它看起来就非常地华而不实了。一旦通货紧缩结束，要求名义工资降低的观点就会失去动力，争取公众支持增加工资的愿望就又重占上风。这些感受导致的政治氛围，产生了1935年的劳工关系法（瓦格纳法）。它极其有利于劳工，并在30年代后半期显著提高了真实工资。而其后果则是持续的失业。

美国政府应对公众对于公平问题感受的其它措施，也延长了萧条持续的时间。与价格下降导致了经济问题的观点一致，罗斯福当局在1933年成功地制定了国家产业复兴法（NIRA)。该立法创造了“公平竞争的规则”，它有助于提高产品价格和在职人员的工资，代价则由失业的人承担。 经济史学家哈罗德?科尔和李?欧汉涅认为，由于允许公司有效地串谋和保护垄断优势，罗斯福当局进一步恶化了美国的萧条局势。按照科尔和欧汉涅的看法，即使在1935年美国高等法院否决了NIRA中的竞争条款后，政府其实还在支持该条款，他们延缓了针对那些默许工会提高工资要求的公司的反垄断行动。

然而，大萧条并不能够以真实工资完全解释。同样重要的还有信心的普遍丧失，它还演变成了对资本主义的未来的真正的担忧。经济史学家Robert Higgs总结说，在美国“很多危险的新政措施、尤其是1935年之前的那些措施加在一起，使得商人和投资者们有足够理由担心，市场经济的任何与传统相似的、甚至和它迅猛发展时期相似的东西都可能无法幸存，也许某些集体专政主义的东西也都不能被排除出去。” 这些担心把商业投资压制在极低的水平，并使企业的扩张计划都停顿了。

对于公众看法的调查强化了商人们的担心，这种担心一直持续到20世纪40年代。1941年11月，就在美国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财富杂志对企业高管们进行的调查问了这样的问题：“下面哪一项最接近于你预测战后我国会出现的经济类型？”选项如下（括号中是选择它的百分比）：“1、很大程度上沿着战前的路线恢复的自由企业制度，视当时情况进行一定调整【7.2％】；2、政府接管很多以前由私人管理的公共服务业，但仍给私人企业留下很多机会【52.4％】；3、一种半社会主义社会，几乎没有可以操作的利润空间【36.7％】……；4、法西斯式或共产主义式的完全经济独裁【3.7％】。” 超过90％的企业高管期待对当时的国家经济体系进行某种较为激烈的改革，这种经济体系已经减少了他们投资于企业的期望回报。当然，关于为什么他们在大萧条期间投资如此之少，这也还是一个不太准确的解释。

不过萧条的影响范围这么大、持续时间这么长，其原因似乎还不止政府管制，以及人们对商业团体缺乏信心的应对和后果。在整个30年代，更加严重的经济萎靡不振逐步出现。当时的很多观察家都注意到了这种乏力状况，但他们的观察成果却总是被现代的经济学家们忽略了。这些经济学家一般都不具备当代估测那些无法科学确定的市场心理的优势，而且他们也更愿意关注他们有办法衡量的事物。

1931年伦敦出版的《时代》杂志上发表了一篇作者署名为“卡利赛内斯”（希腊哲学家，记录了亚历山大大帝东征这一历史事件——译者注）的评论，题为“信心的责任”。该文呼吁市民们拿出道德感和爱国情操，来努力抵抗他们在思想上和行动上的软弱。

信心衰落是一种极为严重的民族弱点。如果这些词句不是由于夸大地和误导地使用而显得毫无新意的话，我们应该把它称为一个危险或一种灾难。不管说的多严重，它都几乎不会夸大一个国家由于缺少信心而给自身造成打击带来的损失。失业人数每周都在增加，因为缺少信心，创办和发展那些本来可以提供就业的企业受到了阻碍。我国失去了更多的外国市场，原因是我国的制造商没有足够信心来进行大规模的生产，而它又是保住国外市场所必须的。信心，信心，更充足的信心，对于提振经济必不可少，而经济部门又是带领我们走出绝望境地的核心——公众的信心能够渗透到经济领域，还能够推动经济部门自身产生崭新的信心。现在，很清楚，信心已经不再只是对良好服务的随意奖赏，它已经成为每个公民朴素的和持久的义务。

我们无从衡量这篇执意召唤信心的爱国檄文在多大程度上改善了萧条状况。但我们确实知道，当英国的经济开始复苏时，有所好转的状况的确应归功于这些努力。值得尊敬的商人和官员Lord Meston说，“我们走出萧条谷底的真正秘密在于，企业的男人和女人们下决心专注于他们自己的事务，并努力做到最好。它保证了贸易和商业活动诚实清白，也支撑了英国的声望和德行。”

美国从危机中恢复过来就慢一点。通用汽车的主席，阿尔福雷德·P·斯隆绝世，在1938年的评论中指出美国经济乏力依然非常明显：

为什么会发生萧条？只是因为，人们担心美国企业的未来，以及将来引导企业的那些规则。换个方式说，我们的困难是政治经济方面的，而不单纯是经济问题。我认为，补救办法只有一个，就一个。我们必须在坚实的基础上重新树立信心，这个基础就是要证明和理解美国经济能够满怀信心前行的目标和办法。万金油只会加重现在的信心短缺。

拉蒙特·杜邦，以他本人名字命名的化学公司的总裁，也持有类似观点，华盛顿邮报的作者安娜·P·扬曼将其归纳如下：

日前，杜邦先生指出，未来税收负担、劳动量成本、政府支出政策、对产业的法律限制等还不大确定，而所有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利润和损失的估算。正是这种不确定性，而非对政府政策的任何深刻对抗，才能够解释产业的短暂瘫痪。也正是这个原因，使得人们疑虑，产业的恢复力量能否像从前一样，把产业从目前的萧条中带回复苏。

大萧条期间信心的跌落是如此严重，以致于它持续了约10年。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信心以及经济本身才恢复。它完全改变了经济形势，也改变了人们生活的主要故事。

总结萧条的历史

我们已经看到，美国历史上两次最严重的萧条，基本特征都在于经济中信心的变化、追逐利润的意愿强烈到足以危害社会、货币幻觉，以及对于经济中公平问题感受的变化。大萧条和这些难以量化的变量紧密联系在一起。

历史上的这两个时期看起来似乎已经遥远，我们可能也认为我们的经济制度已经改进很多，足以防止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前两次危机都和银行抽逃有关，而此种抽逃似乎已经是过去的事了，因为在20世纪30年代，已经建立了全面的存款保险制度。19世纪90年代的那次萧条发生在美国央行，联邦储备体系建立之前；而从第二次即20世纪30年代的萧条以来，关于中央银行的理论已经得到了长足发展。

另一方面，次贷危机也可以直接溯源到缺乏现代存款保险制度。美国从20世纪90年代早期发展起来的、缺乏存款保险保护的影子银行部门，以次级贷款人的形式，以发行商业票据来支撑其发放贷款的行为。更有甚者，即使是美联储，在2007年初一家接一家的金融机构倒闭时，也没有尽到阻止这种极其类似银行抽逃行为发生的责任。因此，联储必须彻底改造自己，并引入新的贷款机构，来经营远远超出原来的储蓄性范围的业务。金融体系不断增加的复杂性，使得如存款保险、中央银行等经济机构很难走在金融创新的前面。

现在中央银行关心的是紧缩，他们并不愿意让它发生。但是它们并不必然能够阻止其发生——我们都见识过日本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到21世纪初期的通货紧缩。 如果今天再次发生通缩，我们会比上世纪30年代的人们更明了名义工资的削减吗？会不会，还真是难说。头脑发热时，清楚的经济事实也很容易迷失。

很多过去发生的事情都起源于人类的本性，这些本性历来都具有强大的力量。人们还是那么在意公平，还是容易受到腐败诱惑的攻击，还是憎恨别人被揭发出来的恶劣行径，还是为通货膨胀困扰不已，他们的思想还是被空洞的故事而非经济理性占领。我们深感怀疑，和我们刚刚讲过的前两次萧条一样的事件，能否被完全归作过去的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