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为什么从长期看通货膨胀和失业此消彼长？

我们已经看到，对于理解经济为何波动如此剧烈，联储为什么能控制经济（正如它一直在做的那样），以及为什么存在非自愿失业方面，动物精神理论非常必要。 本章要再讲一个例子，动物精神——以及，特别是货币幻觉和公平性的相互影响——如何造成不同。

在第四章货币幻觉中，我们讨论过米尔顿·弗里德曼怎样破坏了当时宏观经济学的一个基本信条。比他更早的宏观经济学家们认为，一般情况下，只要人们愿意忍受更高的通货膨胀，中央银行通常能够制造更高的就业和产出。相反，弗里德曼坚持认为，只存在一个可持续的失业率水平——他称其为自然率——这个失业率既不会导致加速的通货膨胀也不会引起放缓的通货膨胀。自然率理论已是今天经济学家们的常识。它被绝大多数的经济学家接受——但正如你们将要看到的，我们认为这个观点并不正确。可是现在它已经成了极其愚蠢的经济政策的理由。

菲利普斯曲线

回顾过去，越战通胀之前的20世纪50和60年代，是较为纯朴的年代。经济学领域中和《leave it to beaver》相对的是保罗?萨缪尔森的教科书《经济学》。萨缪尔森无疑是当时的重要经济学家。他不仅是最主流的经济学教科书的作者，还是主要的学院派经济学家，以及肯尼迪当局经济政策方面的主要智囊。他相信经济科学已经解决了关于衰退和萧条等重大问题。如果货币政策真的不好，那在带领我们走出经济滑坡时不会有什么作用。不过财政政策可以使我们爬出大多数的陷阱。而且，作为一种附加的好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如果灵活加以运用，都能够产生出永远的低失业和永远的高产出。低失业是有成本的，但如能达到某一点，就值得付出这个成本。在按不断提高的通货膨胀衡量的成本和收益达到平衡之前，就业会一直扩大。因为通货膨胀和失业的替代关系——菲利普斯曲线——说明通货膨胀只有在很低的失业水平下才会涨到很高水平，它就意味着就业可以永远都很高。

这些观点最终受到了挑战，尤其是被米尔顿·弗里德曼，他认为由于存在货币幻觉菲利普斯曲线已经失效，以其做基础当然也有问题。弗里德曼说，在正确的菲利普斯曲线中，工资会随着预期的通货膨胀率变动。例如，在某个失业率上，如果雇主和雇员都预计通货膨胀率为3％，而不是0，那么工资就应该正好提高3％。把通货膨胀和预期的相互作用加入到菲利普斯曲线中，就不能得出长期中通胀率和失业率的消长关系。低于自然率的失业率并不会造成起稳定的通货膨胀。相反，它倒会引起加速的通货膨胀。高于自然率的失业率则会引起放缓的通货膨胀。

走得太远

弗里德曼和萨缪尔森互为对手。萨缪尔森认为弗里德曼确实总是有些好点子，但他觉得弗里德曼在这些观点上走得太远了。他评价说弗里德曼就像一个懂得怎么拼写banana却不知应该在什么时候停下来的小男孩。当然，由于考虑了通胀预期的作用，弗里德曼的理论还有一部分是对的。不过它只是一种普遍的感受，尤其在通货膨胀高涨的时候，工资谈判和价格设定都会考虑对通货膨胀的预期。他教给我们的只是如何拼写banana罢了。

不过萨缪尔森是对的。弗里德曼确实不懂得何时该停下来。如果根本就没有货币幻觉，自然率理论能够成立。不过，就像我们认为，和相信工资谈判和价格制定都不会考虑通胀预期过于幼稚一样，假定根本不存在货币幻觉也是太过天真了。看起来，在经济中某些地方不存在货币幻觉，好像也不太可能。而且，如果存在货币幻觉，那它不会引起通货膨胀和失业在长期中的替代关系吗？哪怕是被减弱了的关系？这就是本章的主题。

对工资行为的考虑

自然率理论看起来非常全面，因此很有吸引力。它只有一个关键的假设——就是人们没有货币幻觉。这个假设还似乎非常有道理，至少在我们不认真思考它的时候是如此。不过我们并不需要看得很远，就能找到明显的货币幻觉的例子，因此轻而易举地推翻了自然率理论的这个基本的、重要的、假想的最普遍的假设条件。人们觉得削减货币工资不公平，所以工资具有不能向下的刚性。

我们可能都举得出这类反对工资下降的例子，也即我们每个人自己都找得出事实真相。此外，还有一些统计上的证据。从工资变化的数据中很容易找到工资不能向下的刚性。需要做的全部事情只是看看它们的分布。如果我们观察到工资变化全部加在一起正好等于0，而且高于0的变化数量远远多于低于0的变化。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雇主在削减工人工资前肯定没动脑子。这确实就是我们观察到的情况。一些认真的研究证明，澳大利亚、加拿大、德国、日本、墨西哥、新西兰、瑞士、美国和英国都存在此种工资粘性。工会的工资合同中很少有降低工资的条款。美国的工会也很少接受降低工资（除了在1982年的衰退期外）。加拿大有些数据富有戏剧性：在1992～1994年严重衰退期间，加拿大的通胀率降低到了1.2％，而失业率上升到了平均11％。然而，没有通胀调整条款的工会合同中有47％有首年工资不变的约定，只有5.7％的合同接受工资削减。

耶鲁大学的杜鲁门·比雷提供了一些关于货币工资粘性的定性证据。他对新英格兰州居民进行了一次深入的面谈调查，了解工资形成的程序。他问，为什么在1991～1992年新英格兰的衰退中货币工资没有降低。在当时失业率很高的情况下，任何以辞职对抗减薪的工人都会被轻易且迅速地替换掉。不过比雷发现雇主即使在衰退期也不愿意降低薪水。在雇主的观念中，工人们会觉得这时候减薪太不公平。那样做会让工人减少对于工作的责任。还有，当经济复苏时，他们可能还在生气，并很可能因此辞职。比雷发现只有极少数企业会减薪，但也一定只是在发生了难以承受和持续的损失之后。在这些罕见的例子里，工人们都把减薪当作公平的事情接受了。那是最后的办法，对于保住他们的工作确属必要。

面对这些无可辩驳的证据，宏观经济学家们同意——尽管不那么情愿——是，可能是存在什么像货币工资粘性之类的东西。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还是认为，它只是非常次要的因素，根本不会严重地影响自然率的结论。作者之一（阿克洛夫）曾与威廉·狄更斯和乔治·佩里一起研究过工资粘性的影响到底有多大。我们用一些实地挑选的变量，模拟了通胀率从0上升到2％时对失业的影响。在作为比较基准的一个模拟中，通货膨胀率从2％永久性地下降为0会使失业率永久性地提高1.5％。我们从计量模拟和数百次其它模拟中得到了大致相似的结果，这些模拟使用的变量都是在合理范围内随机选择的。

进行一个简单的计算就能说明为什么这个结果会发生，而且还那么稳定。如果工人反对减薪，通胀低时他们的工资实际就会高一点（如果失业率保持不变）。在我们当作基准的模拟中，通胀率为0比2％时的工资高0.75％。其它计算方法也会得出类似结果。对于工资的0.75％的影响会转化成1.5个百分点的失业率。我们怎么知道的呢？在菲利普斯曲线的估计中存在一个拇指法则：失业率降低2％会减少1％的通货膨胀率，所以为了抵消企业成本的0.75％的上升，失业率必须上升1.5个百分点。

货币幻觉和替代关系的其它原因

如果自然率理论正确，它对货币政策就有一些重要的推论。如果它正确，低通货膨胀目标就几乎不会引起任何损失。长期内的价格稳定性，以及通货膨胀为0的目标，都可以在不造成持久负面影响的情况下实现。平均来说，在很长时期内，失业不会受到通胀率目标选择的影响。

另一方面，如果自然率理论不对，那么通货膨胀和失业率之间在长期内就存在替代关系，0通胀目标就是一个糟糕的经济政策。失业率提高1.5％会产生很大不同。从人口角度看，这样的提高就会使美国增加230万失业人口——比波士顿、底特律和旧金山市区内的全部男人、女人和孩子加起来还要多。它还会使美国的GDP蒙受超过每年4000亿美元的损失。

货币工资泄漏实情

使货币工资成为自然率理论的潘多拉之盒的，并非只是这些模拟和计算。自然率理论依赖一个前提，几乎是哲学性的论点——人们并没有货币幻觉。如果并不那么容易指出货币工资粘性的反例的话，这个论点似乎倒还好得多。正如比雷的访谈指出的，货币工资弹性的发生，主要是因为工人以及雇主都觉得削减工资不公平。如果货币幻觉能够以某种形式进入对公平问题的考虑（雇主不应该减少工资），那它以其它方式进入这种考虑也不是太令人吃惊的事情。

本书作者之一（希勒）曾进行过访谈式的研究，来考察经济学家和普通大众对通货膨胀的看法有何不同。两类人对于有关通货膨胀问题的回答大不相同。访谈问到的问题中有四个对于说明这种巨大差别尤其有效。

如同我们描述过的，经济学家给出的答案都可以很容易地用自然率理论来解释，但要附加一个假设，就是通货膨胀是由于中央银行稳定地增加货币供给造成的。在此情况下，通货膨胀对经济几乎没有影响，对工资的购买力也几乎没有影响。经济学家中只有12％，公众则有77％，认为他们对通货膨胀最大的烦恼就是，通胀使他们变穷了。经济学家强烈认同这个观点：“雇主之间的竞争使我的收入上升。我可以得到外面其他雇主给出的出价，因此，为了把我留下，我的雇主就不得不也提高我的收入”。经济学家中有60％，而公众只有11％认为它描述了“广泛的工资和收入增加是如何和我自身情况联系起来的”。

经济学家和普通大众在有多担心通货膨胀负面影响上的差异也非常明显。只有20％的经济学家，而有86％的普通百姓同意以下说法：“当我看到对未来数十年的预测说，大学教育费用和生活成本会提高多少倍时，我就颇有生活艰辛之感：这些通货膨胀的预测确实使我担心，我自己的收入不能像成本提高那样增加。”经济学家和老百姓对如下表述也有不同的反应：“我觉得，如果我的收入上升，我就会从工作中得到更多满足感，即使价格也同比上升了。”共有90％的经济学家，而只有41％的老百姓，不同意这句话。

经济学家们的反应可以按照自然率理论解释，而老百姓对此的反应则似乎还有简单明了的说明。他们认为工资增加，是因为他们的老板愿意对他们进行奖励。他们不能理解，他们的工资至少有一部分反映了由于通货膨胀造成的影响。这也容易说明为什么他们认为通货膨胀会使他们变穷，为什么他们不觉得竞争或老板对于公平性的感觉能够带来通胀调整，为什么他们会担心他们要如何才付得起小孩将来的大学学费，以及为什么他们会对工资努力跟随通货膨胀上涨而感到满足。

替代关系的进一步原因

我们并不确切地知道工人具有此种货币幻觉，但至少有一些证据表明，经济真的就是按此方式运行的。这些证据说明了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存在替代关系的另一个原因（并非对于削减工资的厌恶）。如果工人们真的认为，如果工资上涨能够赶上通货膨胀他们就能获得额外的满足，那么在较高的通货膨胀水平上，雇主只需要付出比保持购买力少的钱给工人，就能让他们保持不变的满足感。 在这种对雇主非常合意的冲击下，企业就能够节约劳动力成本。随着通货膨胀上升，可持续的失业水平就会下降。

还有一些证据表明，在通货膨胀较低时工资谈判确实具有货币幻觉，但是一旦通货膨胀加剧工资谈判就会考虑通胀预期的因素。人们形成对通货膨胀预期的一个简单又自然的方式，是把过去的通货膨胀进行加权平均（更为正式的办法是考虑其滞后分布的影响）。在此情况下，估算出的菲利普斯曲线中以前通货膨胀率的系数之和，就说明了自然率理论的正确程度。如果系数之和为1，那么预期到通货膨胀上升时，工资就会上升刚好相同的幅度。如果系数之和小于1，工资上升就小于对通货膨胀的预期。

那么上述观点是怎样操作的呢？看起来，当预期的通货膨胀接近于0时，它并不会引起工资的增加。但当通货膨胀高涨时，预期到的通货膨胀就会被添加到一次一次的工资上涨中。 它也和如下观点一致：当通货膨胀不高时，雇员们会认为老板不在工资中加入通货膨胀调整是公平的，而当通货膨胀加剧时，他们就觉得老板应该加上通胀调整。

我们应当承认，估计通胀预期对菲利普斯的影响方式是很困难的。不过经济政策必须要在充满不确定性的环境中作出决定。我们关于自然率理论的问题并不在于理论本身。我们认为，该理论确实提供了正确的观点：工资和价格的决定都要受到通胀预期的影响。但我们高度怀疑，这些通胀预期会精确地、不变地、逐一地影响工资和价格的决定。我们的模拟和估算指出，即使在低通胀条件下，上述影响关系仍存在很大疑问。

其实，以上讨论将本书作者之一（阿克洛夫）带回到了40年前的记忆。1964年春天，他在MIT选修保罗·萨缪尔森的货币理论课程。萨缪尔森讲起说，艾森豪威尔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一个成员，雷蒙德·索涅尔曾经提出过以下建议：在短期中以高通胀为成本来实现低失业是可行的。但当通货膨胀发生时，人们对于通胀的预期就会上升，所以为了维持低失业水平就要引起更高的通货膨胀。这个建议听起来很熟悉——在此它和保罗·萨缪尔森相联系，而不是米尔顿·弗里德曼。

不过该建议直到最后也没能让我们想起弗里德曼。萨缪尔森总结说尽管这个主意颇为诱人，但它并没有说明世界运作的实际情况。如果货币和财政当局照其操作，而它又不对的话，我们就将永远处于高失业状态中。他考虑的特别大量的失业，具有可与波士顿、底特律和旧金山的人口全部加起来相比的规模，我们在前面也已经提到过。我们看到，其内在逻辑在今天还和四十年前一样有说服力。

有很多原因说明为什么自然率理论不成立。工资确定和价格决定都涉及到关于货币幻觉和公平性的各种考虑。这些考虑都和自然率理论的假设相反。我们不应该毫无保留地接受它。

去北方

我们只需要去北方的邻居加拿大，就能看到萨缪尔森的忧虑成真的实例。加拿大的经历提供了一个例子，否定了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的替代关系不仅重要而且极其重要的观点。美国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蓬勃发展，但我们的北方邻居却经历着“巨大的加拿大衰退”。加拿大的著名经济学家皮埃尔·福廷给它起了这个名字。1996年福廷比较了这次衰退和20世纪30年代所经历的情况。他对两次萧条都测量了劳动年龄人口中的受雇用部分从顶点累计下降的幅度。1996年，加拿大经济累计损失的就业岗位，已经相当与30年代大萧条的30％。福廷在1996年说，这次萧条还没有差到那个程度。大萧条比它更深入，持续时间也更长。他当时不可能知道，经济回到复苏还需要再经过4年时间。

福廷把问题归结在什么地方了呢？他列出了可能导致衰退的原因清单，如贸易政策，财政政策，低工资和限制性的货币政策等。很快他就去掉了其它原因，只留下了一个：加拿大银行的限制性货币政策。1987年，加拿大给它们的中央银行选择了一个新领导，约翰·克劳。克劳出生在伦敦，毕业于牛津大学，后来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了12年，然后转到加拿大银行的研究部任职。之后他就在加拿大银行一路晋升，先后任研究部副主任，研究部主任，行长助理和副行长。在克劳接任行长时，通货膨胀率是4.8%。他真诚地接受了确保物价稳定的任务。克劳是自然率理论和央行有能力降低通胀信条的信仰者。而且在完成此项任务时他也很成功。1993年通胀率降到了1.8%，但成本高得吓人。失业率达到了大萧条以来的最高点，1992年时高达11.3%。

但是，克劳对于他所做的一切非常自豪。他认为，为低通胀付出的成本是暂时的，而其利益，由于人们的预期改变，则是长久的。克劳斗志昂扬地捍卫他的政策，以致于加拿大媒体描述他“好斗”并且“粗鲁”。1994年他被永远都那么礼貌和蔼的戈登·泰森取代。但是——站在央行行长的立场上，他从克劳经营的同一家加拿大银行店铺里学会了怎么做生意——泰森又把以前的低通胀目标政策继续实行了7年还多。

这个故事是一个警示。人们赋予了自然率理论太多的信任。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里，美国实行了灵敏的货币政策，它在价格稳定和充分就业两个目标间小心翼翼地进行平衡。不过我们非常担心，将来联邦储备委员会的理论家们会把自然率理论当作有用的格言，认为价格稳定就是0通胀，并把它当作他们的职责，却看不到实现0通胀目标的巨大成本。只需少数几个人信仰该理论——只有部分正确的理论——就足以造成“巨大的美国衰退”。

事实上，我们对于未来出现这种情况的担忧，是写作本书的主要动机。如果真的被这样的理论家接管，我们希望，联储主席及其成员能够更像是克劳而不是其继任者泰森。让我们期待她不会总是那么彬彬有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