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注

1 流离中：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北洋政府曾拟通缉当时北京文教界包括鲁迅在内的五十人。鲁迅曾先后避居山本医院、德国医院、法国医院等处，避居德国医院时因病房已满，他只得住入一间堆积杂物兼作木匠作场的房子。

2 鸷（zhì）：凶猛。

3 “猫婆”：日本民间传说，传说一个老太婆养了一只猫，因为养得久了，猫成了精怪。之后精怪吃了老太婆，就以老太婆的模样去害人。

4 “猫鬼”：猫的鬼魂。据说古代的行巫者专门蓄养猫鬼，可以用咒语操纵它们去害人谋利。

5 “老鼠成亲”：旧时江浙一带的民间传说，传说夏历正月十四的半夜是老鼠成亲的日子。

6 膝髁（kē）：膝盖。

7 详情可参见《呐喊》中的“兔和猫”。

8 切切察察：象声词。现在多写作“嘁嘁喳喳”，指说话声音细碎、啰嗦。

9 “长毛”：指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起义军。为对抗清朝剃发垂辫的法令，他们都留发而不结辫，故称“长毛”。

10 《山海经》：中国先秦重要经典，记录了上古时代的地理及人文风俗，相传是秦始皇焚书坑儒时，唯一看了不舍焚烧的书。鲁迅称之为“古之巫书”。

11 “文学革命”：始于1917年，是“五四”时期反对旧文学、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提倡新文学的运动。

12 鼗（táo）：拨浪鼓。

13 称娖（chuò）：行列齐整的样子。

14 “眼学”：指亲自阅读研习。

15 卤（lǔ）簿：旧时帝王或官员外出时的侍从仪仗队。

16 “不胜屏营待命之至”：旧时官府下属呈请上级的公文结束处所用的套话。这里是肃立敬畏的意思。

17 斩衰凶服：旧时丧制中规定的重孝丧服，生麻制成，边际开散，不缝制。

18 “绍兴师爷”：清代官署中承办刑事案件的幕僚，叫做“刑名师爷”；从前绍兴人出外做这种幕僚的较多，因而又有“绍兴师爷”的名称。鲁迅在这里提及“绍兴师爷”，是因为陈西滢曾称鲁迅“有他们贵乡绍兴的刑名师爷的脾气”。

19 羼（chàn）：混杂，掺杂。

20 禳（ráng）：祈祷消除灾殃。

21 “虽有忮心，不怨飘瓦”：这里指心里虽有愤恨，却也不好怨谁了。

22 阿领：指妇女再嫁时带来的同前夫所生的孩子。

23 朱文公：即朱熹，宋代儒学集大成者。1919年，周家将绍兴老屋卖给当时绍兴的大地主朱阆仙（朱熹后裔），故鲁迅戏称为“朱文公的子孙”。

24 Ade：德语，再见的意思。

25 “怪哉”：传说中一种奇怪的虫。据说汉武帝在路上遇见这种虫，不认识是什么，就问东方朔，东方朔说，这种虫是秦朝冤死在牢狱里的老百姓的化身，是忧愁结成的，放在酒里就会溶解。

26 S城：这里指绍兴城。

27 光复：指1911年的辛亥革命。

28 “泼赖妈”：英语primer的音译，意即初级读本。

29 “支那通”：支那，近代日本侵略者对中国的蔑称。支那通，即研究和通晓中国情况的日本人。

30 放焰口：佛教仪式，是一种为饿鬼道众生施食，使之得以超度而举行的法事。

31 毗卢帽：放焰口时，主座大和尚所戴的一种绣有毗卢佛像的帽子。

32 Der Mann，Das Weib，Das Kind：这是初级德语读本上的内容，意思是：“男人，女人，孩子。”

33 朱舜水（1600—1682）：浙江余姚人，明清之际的学者和教育家。明亡后他曾进行反清复明活动，事败后亡命日本并定居。他在日本大力宣扬儒家思想，后形成“江户学派”，对日本后期的“明治维新”运动影响深远。包括1664年，水户蕃主德川光国也聘他为宾师。

34 电影：这里指幻灯片。

35 绿林大学：西汉末年王匡、王凤等率领农民在绿林山（今湖北当阳县东北）起义，号“绿林兵”；“绿林”的名称即起源于此，后来用以泛指聚集山林反抗官府或抢劫财物的人们。王金发18岁加入反清会党——洪帮，后成为其中一个堂口的“龙头”，故鲁迅在这里戏称他是“绿林大学出身”。

36 小田海僊（xiān）：擅长山水、人物、花鸟的日本画家。

37 拆梢：上海方言，指流氓制造事端诈取财物的行为。

38 “名者，实之宾也”：意为事物的本身是主要的，名称是从属的。

39 “伥（chāng）鬼”：旧时传说，人被老虎咬死了，他的鬼魂就会受老虎控制，成为“伥鬼”，又被称为“虎伥”。成语“为虎作伥”即源于此。

40 《野草》所含篇幅自1924年9月至1926年4月皆刊登于北京《语丝》周刊。

41 大欢喜：佛家语，指达到目的而感到极度满足的一种境界。

42 陈死人：指死去很久的人。

43 他：在五四初期的白话文中，不管称第三人称的女性或称物都用“他”。此文中的“他”、“他们”即分别指代天空、花草、枣树等。

44 老：死的意思。

45 1925年3月18日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中曾说：“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为我常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所以很多着偏激的声音。其实这或者是年龄和经历的关系，也许未必一定的确的，因为我终于不能证实：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

46 作者在《〈野草〉英文译本序》中说：“因为憎恶社会上旁观者之多，作《复仇》第一篇”；在1934年5月16日致郑振铎信中说：“不动笔诚然最好。我在《野草》中，曾记一男一女，持刀对立旷野中，无聊人竞随而往，以为必有事件，慰其无聊，而二人从此毫无动作，以致无聊人仍然无聊，至于老死，题曰《复仇》，亦是此意。但此亦不过愤激之谈，该二人或相爱，或相杀，还是照所欲而行的为是。”

47 鲞（xiǎng）头：即鱼头；江浙等地俗称干鱼、腊鱼为鲞。

48 没（mò）药：中药名，是橄榄科植物地丁树或哈地丁树的干燥树脂，有镇静、麻醉等作用。

49 作者在《〈野草〉英文译本序》中说：“因为惊异于青年之消沉，作《希望》。”

50 奁（lián）：盒子。

51 小兄弟：这里指的是鲁迅的三弟周建人。

52 伽蓝：梵语“僧伽蓝摩”的略称，意思是僧众所住的园林，后泛指寺庙。

53 鲁迅在写下本文不久后给许广平的信中说：“同我有关的活着，我倒不放心，死了，我就安心，这意思也在《过客》中说过”。

54 火聚：佛家语，指烈火聚集的地狱。

55 鲁迅在写作本篇一个多月前，他在《集外集•杂语》中概括辛亥革命后军阀混战给人们带来的深重灾难时说：“称为神的和称为魔的战斗了，并非争夺天国，而在要得地狱的统治权。所以无论谁胜，地狱至今也还是照样的地狱。”

56 剑树：佛教语。地狱中的酷刑之一，不断受利剑的斩截之苦。

57 铦（xiān）：锋利。

58 □（chǔ）：指牙齿接触酸味时的感觉。

59 鲁迅在《〈野草〉英文译本序》里说：“《这样的战士》，是有感于文人学士们帮助军阀而作。”

60 头钱：旧时提供赌博场所的人向参与赌博者抽取一定数额的钱，也叫“抽头”。

61 鲁迅在《〈野草〉英文译本序》中说：“段祺瑞政府枪击徒手民众后，作《淡淡的血痕中》”。

62 “天之僇民”：同“天之戮民”，指受天惩罚的人；罪人。

63 鲁迅在《〈野草〉英文译本序》中说：“奉天派和直隶派军阀战争的时候，作《一觉》”。

64 □（hòng）洞：绵延，弥漫。

65 这是鲁迅存世最早的旧体诗，生前没有在任何刊物发表过。1898年5月，鲁迅18岁进入江南水师学堂，次年2月，他因为不满学堂里的“乌烟瘴气”，转学到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路学堂。1900年初，鲁迅在家里过完寒假再回到学堂后，因为想念家人，写了这首诗，之后又托同学将诗捎回绍兴家里。这首诗的署名是鲁迅自己取的别号“戛剑生”。据鲁迅的三弟周建人回忆，鲁迅到南京读书后，“刻了两颗图章，一颗是‘文章误我’，一颗是‘戛剑生’，意思是说，以前读古书，做古文，耽误了我的青春，现在我要‘戛’的一声拔出剑来，参加战斗了”。

66 1901年鲁迅放寒假回到绍兴，正赶上家乡举行送灶神的祀典。但当时，周家的家境已经败落。1893年，鲁迅的祖父因为替亲友向浙江乡试的主考官行贿，事发后被捕入狱；第二年，他的父亲也一病不起。这两件事也使得周家花了大量的金钱用来“救人”、治病。这首诗虽然是鲁迅一时兴起，用“戛剑生”这个笔名随手写了送给他的二弟周作人。但整首诗通过对旧时“送灶日”的描述，直接写出了鲁迅当时家境穷困的窘境。

67 1900年秋，鲁迅20岁，正在南京矿路学堂求学。当时校方为了鼓励学生用功读书，规定每星期作一篇文章，获得第一名的人奖励一个三等银牌；凡四个三等银牌可以换一个二等银牌，四个二等银牌又可以换一个三等金牌。鲁迅当时是同学中年纪最小的一个，他因为刻苦勤奋，常常考得第一名。他用银牌换得金牌后，就立马拿去换钱，换了钱第一件事就是买书，为了买书，他甚至没有多余的钱做衣服。据许寿裳回忆，鲁迅那时候在南京过冬，他穿的棉袍已经破旧得可怜，肩部都已经没有一点棉絮了。《莲蓬人》整首诗运用拟人的写作手法来咏赞莲花，体现了鲁迅对自己在艰难的环境中始终保持如“莲花”般“出淤泥而不染”的志趣。

68 据鲁迅的回忆录记载，他小时候很喜欢看书，对书保护得很仔细，总是注意不让书被弄脏或者被虫蛀坏。这篇《祭书神文》是鲁迅在1901年的除夕夜所写，诗中生动形象地描述了在除夕的夜晚，“我”献上粗茶淡饭，并朗诵《离骚》助兴，来款待“书神”。场面描写既生动又逼真，让人有身临其境的感觉。鲁迅早期看过不少古书，也一直很喜欢屈原、宋玉的骚体遗风。本诗是鲁迅效仿骚体诗的风格，借以抒发他的爱书之情。

69 鲁迅23岁，当时正在日本东京的弘文学院留学，在他把辫子剪掉之后，他专门拍了一张照片留影，在这张照片背后他题了这首诗，随后将照片及诗一并送给了好友许寿裳。当时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正在国内蓬勃发展，就连日本东京都被很多革命党人作为活动中心，他们在东京大力宣传推翻清朝制度，建立民国的政治主张。包括鲁迅在内的爱国留学生对此纷纷响应。1903年，鲁迅用署名“自树”在《浙江潮》杂志中发表《斯巴达之魂》一文，用来抨击清朝统治者的丧权辱国。这之后，他毅然剪掉了辫子。可以说，“剪辫”是青年鲁迅自觉接受民主思想的鲜明标志。

70 1901年4月，鲁迅过完寒假离家回到南京后写了这首诗给他的二弟周作人。与《别诸弟》的性质差不多，诗中表现的都是离家后的离愁别绪。鲁迅曾在致萧军的信中说过：“我的祖父是做官的，到了父亲才穷了下来，所以我其实是‘破落户子弟’，不过我很感谢我的父亲的穷下来（他不会赚钱），使得我因此明白了许多事情，因为我自己是这样的出身，明白底细，所以别的破落户子弟的装腔作势，和暴发户子弟之自鸣风雅，给我一解剖，他们便弄得一败涂地，我好像一个‘战士’了。使我自己说，我大约也还是一个破落户，不过思想较新，也时常想到别人和将来，因此也比较的不十分自私自利而已。”在鲁迅这段带有自嘲意味的信中，家庭败落让他对于“破落户子弟”的自我定位很清晰。结合他一个人到南京求学的孤单，也就不难理解他对家乡、对母亲、对兄弟的难舍的牵挂以及浓郁的思念了。

71 鲁迅在1901年3月用“汉真将军后裔”这个署名写了这四首诗。藏春园主人名叫林步青，湖南人，他曾在《海上文社日报》上发表过《惜花四律》，这四首诗即是鲁迅依着他《惜花四律》的韵脚所作。读《朝花夕拾》时不难发现，鲁迅小时候很喜爱栽花，并且喜欢看《花镜》、《南方草木状》、《释草小记》之类的书，对植物学也很感兴趣。这四首诗通篇都紧扣了一个“惜”字，将怜花、惜花的心情写得细致入微。

72 鲁迅的著作中挽联仅有一副，即1901年12月所写得这首《挽丁耀卿》。丁耀卿是鲁迅在南京矿路学堂的同班同学，虽无法考证两人之间的友情，但鲁迅18岁便离乡孤身一人往南京考入江南水师学堂，由人度己，鲁迅对于同学丁耀卿还没有来得及为国为民尽力就年华早逝，不能侍奉双亲，自然是深有感触。这首挽联写得情意深重，言辞哀婉，这也是鲁迅早期诗歌的特点，侧重抒情。

73 “仲弟”即鲁迅的二弟，周作人。1906年，周作人考取官费生，跟随鲁迅的脚步，前往日本留学。1911年，他从日本回国，随后便投入到了国内的教育及文学工作领域。《题照赠仲弟》、《和仲弟送别元韵》，鲁迅的诗中这两首都与周作人有关，兄弟间的亲密可见一斑。至于后期鲁迅与周作人为什么失和，众说纷芸。但鲁迅曾有笔名“宴之敖”，对于这个笔名鲁迅曾解释：“宴从宀（家），从日，从女；敖从出，从放；我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赶出来的。”鲁迅所指日本女人，便是周作人的日本妻子羽太信子。

74 诗歌录自鲁迅1903年发表的《斯巴达之魂》。1903年4月沙俄将东三省一带归入到俄国版图，对此，东京留日学生们自发组织了拒俄义勇队。鲁迅写《斯巴达之魂》就是为了鼓舞同胞，同时他也运用楚辞体的格式在这篇文章中添加了这首《战哉歌》，表达自己的爱国热情。

75 这首诗鲁迅写于1912年7月22日，范君即范爱农，他是鲁迅的同乡，两人在日本留学时认识，相识之初互相没有好感。直到回国后，两人在绍兴偶遇，之后只要一有空他们就常约在一起喝酒。绍兴光复后，鲁迅被任命做了师范学校校长，范爱农做了监学。共事没多久，鲁迅因为不满督军王金发的处事，又恰逢南京教育总长蔡元培的邀请，于是辞职去了南京做教育部部员。鲁迅32岁这一年离开绍兴后，范爱农的境况变得越来越差。直到后来鲁迅听说他跟朋友去看戏，坐船回家的途中落水被淹死的噩耗。事实上，鲁迅知道范爱农的水性很好，所以怀疑他实际是自杀身亡。因而在悲痛之下，鲁迅写下这三首诗以哀悼亡友范爱农在黑暗的大环境下的不幸命运。

76 1924年秋，原任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的许寿裳因故辞职，校长一职由刚从美国留学回来的杨荫榆接任。杨荫榆上任后作风专横，常用高压的手段禁止学生参加进步活动，甚至连孙中山先生逝世，她也明令禁止学生参加公祭。之后江苏和浙江两派军阀开战，导致部分学生因交通受阻无法在寒假后及时到校，她借此强迫三名国文系学生退学。学生自治会代表为这三名学生与杨荫榆交涉，也遭到她的辱骂。以此为导火索，该校驱杨运动爆发。对于这场学生运动，杨荫榆的处理方式先是宴请拉拢该校评议会的会员，紧接着开除了刘和珍、许广平等在内的6名自治会干部。事态最后的发展，是杨荫榆宴请的评议员之一汪懋祖借曹植的《七步诗》指责女师大学生运动的“相煎益急”。由此，鲁迅“活剥”曹植的《七步诗》，为女师大学生叫冤的同时也指出到底是谁“煎”谁的事实真相。

77 三首歌最初写在鲁迅的小说《铸剑》里，自从1927年在《莽原》发表，它就常被人作为小说中的难点看待。针对不断有人提出歌意难懂的问题，1936年3月28日，56岁的鲁迅在致友人增田涉的信中还特别解释说：“在《铸剑》里，我以为没有什么难懂的地方。但要注意，是那里面的歌，意思都不明显，因为是奇怪的人和头颅唱出来的歌，我们这种普通人是难以理解的。”三首歌实际讲述的是小说《铸剑》里一位来历不明的“黑色人”，名叫“宴之敖者”，他嫉恶如仇，决定以眉间尺的头，借眉间尺的宝剑，来帮助他报楚王杀了他的父亲干将的这笔血海深仇。当眉间尺与楚王两人的头颅在宝鼎中殊死搏斗，难分高下时，“宴之敖者”毅然砍下了自己的头，他的头颅掉入宝鼎中，与眉间尺的头颅合力，这才把楚王的头咬得无声无息。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宴之敖”是鲁迅曾经用过的笔名。

78 卢骚即卢梭。1927年梁实秋发表文章称卢梭论教育，无一是处，只有他论女子教育这部分才确实精确适当。针对梁实秋的观点，鲁迅写了一篇《卢梭和胃口》，指出：梁实秋根据“男女天生的差别”进行所谓正当的教育，是“使弱不禁风者成为完全的弱不禁风，蠢笨如牛者完全的蠢笨如牛”。鲁迅与梁实秋“交火”的起因正是源于这一争论。《吊卢梭》是事后鲁迅“活剥”《三国演义》中明代学者王士祯写来讽刺袁绍的一首诗而成，写作目的即是为了替卢梭正名。

79 根据《鲁迅旧诗探解》：这首诗最初是写在冯蕙熹的小册子上，并没有题目，鲁迅在诗的结尾处还郑重其事地一并签了名盖了印章。最早发现这首诗的是吴世昌。发现的过程是1933年，吴世昌的一个学生受人之托拿了一本小册子希望他能在上面写一篇已经发表的短文。当时这本册子上已经有了很多题词，其中一首就是鲁迅的这首短诗。而这个拜托的人就是冯蕙熹。冯蕙熹是许广平的表妹，在鲁迅为她题词时她还是医学院三年级的学生。

80 O.E．君即日本商人小原荣次郎，他是内山完造的朋友，在日本有一家专卖中国杂货的店叫“京华堂”。他当时常到盛产兰草的绍兴一带收集兰草。1931年1月17日，包括柔石等五位左翼作家在内的24名革命青年被捕，鲁迅闻讯后经内山完造的协助暂时避居在外。2月12日，鲁迅在避居期间写这首诗时，还不知道柔石等人已于2月7日被残忍杀害。恰逢小原荣次郎回国前向他讨求墨迹，他于是寓意双关，把这首充满悲痛以及激愤心情的诗作为临行礼物赠送给他。

81 邬其山即鲁迅的日本友人内山完造。鲁迅1927年10月从广州到上海后，常常到寓所附近的内山书店选购书籍，一来二往就与书店的老板内山完造熟识。1930年至1934年间，内山完造曾四次掩护鲁迅避难，在鲁迅逝世后，也曾营救被捕入狱的许广平及周建人。许广平曾谈及鲁迅写这首诗的情况，是有一次鲁迅在书店里与内山完造聊天，内山完造对鲁迅感慨说：“我在上海住了二十年之久，眼看着中国军阀、政客们的行动，和日本的军阀、政客们的行动，真是处处相同；那就是等待时机，一朝身就要职，大权在握时，便对反对他们的人们，尽其杀害的能事。可是到了局势对他们不利的时候，又像一阵风似地销声敛迹，宣告下野，而溜之大吉了。”鲁迅是听了这番话之后，有所感触，于是根据两人的谈话，写下这首诗赠予他。

82 与《O.E.君携兰归国》的创作背景相同，都是在国民党南京政府与地方实力派之间的军阀混战期间，国民党当局由于文化“围剿”失败，于是开始陆续对付左翼作家。鲁迅的青年作家朋友李伟森、柔石、胡也频、冯铿以及殷夫五人便被国民党当局在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里秘密枪杀。这首诗便是鲁迅闻讯后在悲愤中为悼念“左联”五烈士而写。鲁迅当时也在被捕名单内，他的母亲鲁瑞在北京听到他已经被捕的谣传，十分忧虑焦急。这首诗既表达了鲁迅对于柔石等人惨烈牺牲的愤慨之情，同时他也感怀于因为自己以致于让年老的母亲忧虑伤心、妻儿生活颠沛流离。

83 “歌人”即日本的中国京剧评论家升屋治三郎，经由内山完造的介绍，鲁迅与他认识。他当时在上海研究中国的戏剧，但那时国民党当局正在实行文化专制主义，一方面通过实行高压政策，禁止传播进步文化，以致很多好的戏剧难以上演，另一方面又允许一些宣扬色情和迷信的戏剧充斥舞台。《西游记》和《封神演义》就是当时被歪曲了的两部著作，就如《盘丝洞》这出连台本戏，它的许多情节就远远偏离了《西游记》，甚至被某些人称之为色情戏。因此，在升屋治三郎回日本前，时年51岁的鲁迅写了这首诗给他。

84 这首诗的创作时间是在国民党当局发动的第一、第二次革命“围剿”之间。1930年10月，蒋介石集结10万大军发动第一次革命“围剿”，失败后，又紧接着在第二年2月发动第二次大规模“围剿”。鲁迅运用倒叙的手法，由当下的内战时事联想到往事，即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面对动荡不安的时局，鲁迅写下了这首诗。

85 《湘灵歌》与《无题（大野多钩棘）》、《送O.E.君携兰归国》都发表于1931年8月的上海《文艺新闻》，标题是《鲁迅氏的悲愤》，副标题是“以旧诗寄怀”。鲁迅创作这首诗时，他刚经历了从“长沙事件”的大屠杀到柔石等左联作家的牺牲，他的内心极其悲愤。国内有不少学者都认为鲁迅的《湘灵歌》实则是以“湘灵”来见证1930年震惊全国的“长沙事件”。鲁迅对这一事件格外关注，其中一个原因是为了他当时留学德国的友人徐诗荃。徐诗荃祖籍湖南长沙，在“长沙事件”后，鲁迅在寄给他的信中便附了这首《湘灵歌》。

86 第一首，鲁迅51岁时送给了日本律师宫崎龙介；第二首，他同时送给了宫崎龙介的夫人，日本女作家柳原烨子。宫崎龙介的父亲宫崎弥藏是支持中国民主运动的志士，叔父宫崎寅藏更是曾经协助过孙中山从事辛亥革命运动。这两首诗都抒发了鲁迅对南京往事的哀悼。

87 增田涉是日本中国文学研究者，1931年3月到中国上海，后经佐藤春夫和内山完造的介绍拜到鲁迅门下学习。在鲁迅的亲自辅导下，他先后读完了鲁迅的《朝花夕拾》与《中国小说史略》两本书，并将《中国小说史略》译成日文。作为鲁迅的异国学生，增田涉在上海学习期间，经常会到鲁迅家里“蹭饭”，一起喝酒。1931年12月，增田涉回国时，鲁迅写了这首诗送给他。之后，两人也是始终保持通信往来。1936年7月，增田涉得知鲁迅病重的消息，立刻专程赶到上海探望，当时鲁迅已经卧病在床，但他依旧坚持起床陪增田涉一起吃饭。7月9日，增田涉来向鲁迅辞行时，鲁迅准备了礼物要赠送给他。夫人许广平包装的时候，鲁迅觉得包得不好，就把礼物拿过来自己亲手重新包装，包好了，才肯送出。

88 1931年，国民党政府主席蒋介石与立法院长胡汉民，因训政时期是否应该制定《约法》这一问题产生争执。两相争执不下之际，日军继“九•一八”事变占领沈阳后，又于11月22日攻占锦州。锦州被占后，上海和北京的大学生代表纷纷赴南京向国民党政府请愿，请求抗日。然而当时，国民党内部矛盾严重，他们彼此互相推脱。鲁迅将当时的时事借用最通俗易懂的民谣方式表达，清晰地刻画了彼时的现状。

89 这首诗内容与《好东西歌》紧密相连。当时，蒋介石领导的南京国民政府与汪精卫领导的广东国民政府，两大派系争执不休。争执不下后，双方约定和谈，先是分别在南京和广州召开“四大代会”，后又在南京召开“四届一中全会”。会议期间，双方特地到南京中山陵去祭拜孙中山先生。

90 这首诗作于1932年1月。在国民党当局执政专制的大环境下，鲁迅写下这首诗并赠予日本友人高良富子。高良富子是东京大学的教授，也从事日本的基督教妇女和平运动，1932年，她前往印度拜访圣雄甘地，途径上海时与鲁迅结识。

91 1932年3月31日，鲁迅作此诗并赠予沈松泉。沈松泉，当时光华书局的老板，曾出版鲁迅主编、设计的《萌芽月刊》。南京国民党政府自建立起，除了对工农革命军进行军事“围剿”，同时也对进步文化进行相应“围剿”。第一步就是剥夺文化书籍出版的自由，1930年12月，国民党当局颁布《出版法》，开始实施对报纸、杂志、书籍的管控。紧随其后，1931年1月，左联的五位青年作家柔石、胡也频等被捕，继而惨遭枪杀。鲁迅身处这样一个“禁锢得比罐头还严密”的文网中，他有感于文艺工作者的牺牲，以及好的文章难以出版的境况，创作了此诗。

92 1932年“一•二八”战争前夕，当时上海风声紧张，租界范围外的居民都在纷纷迁避。左联成员穆木天一家就住在租界外的四川路上，他的妻子因为要迁避但又找不到丈夫，情急之下，就雇了两辆人力车往住在基斯菲尔路的姚蓬子家寻人。鲁迅的好友姚蓬子，同是左联成员，主要从事创作和翻译，他的住所在英美势力的公共租界边上，较为安全。穆妻并没有在姚蓬子处找到丈夫，于是便暂住姚家。当时姚蓬子的妻儿在乡下，家里只有他和一个保姆，穆妻突然住下，生活上自然有所不便。姚蓬子迫于无奈，只得自己到外面另寻住处。当时，正是上海的一月，天气寒冷。鲁迅听闻此事后，便将这首诗写在字幅上送给了姚蓬子。

93 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军向上海闸北一带发动进攻，直至3月3日停战，因战争而死伤的军民万人有余。“一•二八”战争期间，鲁迅经内山完造的帮助，一家避居在内山书店。事后，在1932年6月5日，鲁迅写给台静农的信中曾说：“今年春适在火线下，目睹大戮，尤险，然竟得免，颇欲有所记叙，然而真所谓无从说起也。”1929年，山本与内山两家毗邻而居，鲁迅到上海后，因为几乎天天去内山书店，因此结识了日本女诗人山本初枝。“一•二八事变”爆发后，鲁迅一家与山本初枝母子都在内山书店避难。直至战争结束，同年6月，山本一家决定迁回日本，山本初枝在向鲁迅辞行时向他求字留念。鲁迅当下没有写，后来写了两幅便委托内山完造转寄给山本初枝，分别是这首《一•二八战后作》及《无题（惯于长夜过春时）》。

94 有一种说法，说是华盖星照在人的头上，这人就要倒霉。1932年，鲁迅历经了“一•二八事变”，他的母亲鲁瑞也在这一年生了场重病。除此之外，他依旧身处在国民党政府的文化“围剿”下。面对险恶的社会环境，糟糕的个人生活，他既无法改变，也无法摆脱。对此，他只能自嘲自己就好像是交了华盖运一样。

95 许寿裳在《怀旧》中说：“这是一方写豪奢，一方写无告，想必是1932年‘一•二八’闸北被炸毁后的所闻。”“一•二八事变”从1932年1月28日至3月3日，共持续一个多月的时间，伤亡一万多人。除此之外，这次事变也炸毁了无数人的家园，使他们痛失亲人，流离失所。战争无疑是残酷的，但《所闻》这首诗里，鲁迅也清晰写明了，对于“豪门”而言，战争对他们并没有任何影响，他们依旧在华灯下举办盛宴。与此同时，鲁迅也借“娇女”指代那些因战事失去家园、亲人的弱势群体，她们即使内心痛苦，也只能装作看罗袜来遮掩泪痕。

96 1932年12月28日，是古历正月上春的日子，此时鲁迅刚从北平探完母亲的病回上海。他在上海开设医院的两位日本友人邀请他到日本饭店一起吃新鲜的河豚，酒席之间有绍兴口音的女招待唱歌助兴，这无端勾起了鲁迅对故乡以及对年迈母亲的思念之情。酒席散后，他回到家，一觉惊醒后，辗转反侧，再难入眠。他独自面对灯下的影子，回忆起过去的点点滴滴，一时惆怅不已。

97 1931年7月，国民党当局对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军事“围剿”失败后，蒋介石又在1932年12月集结了约50万的军队，计划发动大规模的第四次“围剿”。与此同时，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又公布“宣传品审查标准”，规定凡是宣扬共产主义、批评国民政府和涉及抗日言论的文章，一律禁止发表。诗的前两句，即是鲁迅对于国名党当局残杀同胞这一行径的指控。而后两句则是表达了他作为文化工作者的无奈，屈原能在流放中也依旧创作出《离骚》这样的著作，然而他在文化“围剿”的大环境里却是连言论自由的权利都没有了。

98 这首《答客诮》是鲁迅对那些借题发挥称他溺爱孩子的人的回应。许寿裳就曾说：“这大概是因为他的爱子海婴活泼会闹，客人指为溺爱而作。”周海婴是鲁迅与许广平唯一的儿子，出生于1929年，当时鲁迅已经48岁，中年得子，又是独子，可想而知，鲁迅对周海婴自然是十分疼爱。1919年，鲁迅曾写过一篇《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其中就说到“没有法，便只能先从觉醒的人开手，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99 1933年元旦，在节庆欢乐气氛的烘托下，鲁迅不由想起一年前，当时全家人因为战事避居内山书店，安全都是问题，就更不用说过节了。“一•二八”时隔一年后，租界里的那些达官贵人们依旧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他们在打牌声中度过了一年。此情此景下，鲁迅感时伤怀，因而作此诗并赠予台静农。

100 1932年12月，国民党当局对革命根据地发动了大规模的第四次军事“围剿”。南京作为国民党政权的核心，无数革命党人的鲜血都洒在了这片土地上。鲁迅当时住在上海，他想象着国民党当局的这一大规模的“围剿”势必又将造成血流成河的惨象。他在悲愤下作此诗，并将它赠予他的画家朋友望月玉成，希望他能独具匠心地用鲜红的颜料来描绘中国被鲜血染红的山川大地。

101 1933年，日军大举进攻华北之际，面对国民党政府忙着古董南迁，准备投降的行为，大学生们纷纷抗议，并指出他们“于今古物之迁移是不从事抵抗之表现”。对此，国民党政府一面继续搬迁古董，一面斥责大学生们“妄自惊扰”。鲁迅以大学生们叹息不如玉佛重要，借以反映当时大学生们沉痛的心情，以及对国民党政府将国土拱手让敌这种行径的讽刺。

102 自东北“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又于1932年秋进逼关内，对华北的侵略野心昭然若揭。当时国民党当局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蓄谋将北平的古董文物迁到南方，接着撤出华北。大学生们预感到战事迫在眉睫，然而大敌当前，国民党当局自己预备撤离的同时，却不准大学生们逃难，也禁止他们游行示威。对于国民党当局这种罔顾人命，只“重物”的做法，鲁迅通过“活剥”崔颢著名的《黄鹤楼》来加以指责。除了这首《吊大学生》，鲁迅还连续发表《逃的辩护》、《崇实》、《论“赴难”和“逃难”》、《学生和玉佛》等作品。

103 《呐喊》是鲁迅的第一本小说集，收录了他1918年至1922年所写得14篇小说，并于1923年8月出版。鲁迅在《呐喊•自序》里曾说：“在我自己，本以为现在是已经并非一个切迫而不能已于言的人了，但或者也还未能忘怀于当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罢，所以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1933年3月，鲁迅在赠人的两本小说《呐喊》及《彷徨》上分别各题了一首诗。本诗即题在小说《呐喊》上的一首。恰好距离《呐喊》的出版已整整十年，因此诗中所写即《呐喊》自出版这十年间，这本小说也好，鲁迅自己也罢，所遭遇的种种。

104 《彷徨》是鲁迅的第二本小说，收录了他1924年至1926年所写得11篇小说，并于1926年8月出版。出版后，鲁迅曾在1926年11月说过：“我已决定不再彷徨，拳来拳对，刀来刀当，所以心里也就舒服了。”（《两地书•七九》）鲁迅在小说《彷徨》上题诗赠人时，他正置身于国民党文化“围剿”的大环境下，言论不自由，出版受限制。这样的文坛，他感到十分寂寞。许寿裳看到鲁迅写得这首诗时，曾对他说：“你的诗‘两间馀一卒，荷戟独彷徨’已经成了‘两间馀一卒，挺戟独冲锋’了。”（《亡友鲁迅印象记》）

105 杨铨与鲁迅、宋庆龄、蔡元培等人同是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成员。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国爱国民主政治团体，杨铨在其中担任总干事一职。1933年6月18日，杨铨驾车外出途中，在上海的亚尔培路上被埋伏的特务枪杀。鲁迅得知后，就写下这首诗以哀悼他的离世。据称，鲁迅当时也被作为“反动堕落文人”，他的名字也在暗杀的名单上。但杨铨送殓当天，鲁迅没有拿上自家钥匙，就直接去参加送殓。

106 西村真琴，日本生物学家，1932年2月到上海。当时正值“一•二八”战事，上海近郊及闸北一带在遭受日军飞机的轮番轰炸后，已经破败不堪。在一条叫三义里的胡同里，西村真琴发现了一只无家可归的鸽子，他把它带回了自己的住处，并给它取名“三义”。直至西村真琴回国之际，他把“三义”鸽也一并带回日本。鸽子到日本没多久就死了，西村真琴认为鸽子的死是因为它怀念故土所致，于是就慎重地安葬了鸽子，并给它立了碑。《题三义塔》是西村真琴把这件事告诉鲁迅，并向他征求诗文时鲁迅根据他的描述所作诗篇。

107 1933年，日军进一步扩大侵略，向古北口、冷口一带逼近。在外敌入侵的情况下，国民党当局却是集结军队向革命根据地进行了大规模的第四次军事“围剿”。鲁迅曾说过：“边疆上是飞机抛炸弹”，“腹地里也是飞机抛炸弹”，“边疆上是炸，炸，炸；腹地里也是炸，炸，炸”，“虽然一面是敌人炸，一面是自己炸，炸手不同，而被炸则一。”针对如此现状，鲁迅作此诗，诗中既包含鲁迅对日军及国民党当局的控诉，也有他对战事中无辜百姓的深深同情。

108 丁君，即丁玲，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员。1931年2月，她的丈夫胡也频牺牲，同年9月，她出任《北斗》杂志主编一职，成了一位具有影响力的左翼作家。1932年，丁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3年5月14日，她在家中遭到国民党特务的绑架，并被押往南京。宋庆龄、鲁迅等人曾对此发起过抗议，无果。《悼丁君》是鲁迅在以为丁玲已经牺牲的情况下所作。事实上，丁玲并未牺牲，1936年9月，她在革命党人的协助下，逃离南京。

109 这两首诗鲁迅作于1933年7月。诗中，鲁迅清晰地表明，对于战争，他认为最值得同情的是那些因为战争痛失亲人，以及时刻担心亲人遇害的女子。她们因为战争流离失所。在鲁迅看来，她们才是战争最大的受害者。

110 这首《无题》中的“一枝清采妥湘灵”被多数人认为鲁迅所写是瞿秋白。许广平在《鲁迅回忆录•瞿秋白同志与鲁迅》中讲到，1933年3月，瞿秋白同志在一天里写了《关于女人》、《真假堂•吉诃德》、《内外》、《透底》、《大观园的人才》等五篇杂文，说：“能在同一天里写作出来，真使人感到秋白同志的革命才华，足令我们人民感到骄傲，令敌人为之丧胆。他为革命文学的威力增加了不少分量。”

111 郁达夫青年时期留学日本，留学期间开始文学创作，早年经历与鲁迅颇为相似。1927年初，他到上海，不久后与鲁迅相识。1930年，郁达夫参与发起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当时，上海处于国民党当局实施文化“围剿”的中心，不少进步人士都遭到了打压以及捕杀。郁达夫因此计划离开上海，搬到杭州去。身为郁达夫的好友，鲁迅首先希望郁达夫能够在文化“围剿”的打压下不退缩，其次，他也深知，杭州其实并不安全，它同样也在国民党当局的掌控下。因此，鲁迅作首诗并将它赠予郁达夫的妻子王映霞。

112 1932年年底，国民党当局的文化“围剿”愈发猖獗，鲁迅随时有被捕的危险，处境十分险恶。1933年7月10日，有署名“道”的人在《社会新闻》上捏造《左联作家纷纷离沪》的消息，并造谣说：“据确迅，鲁迅赴青岛。”事实上，鲁迅在这样动乱不安的环境里，时常避居在外，就犹如渔夫在烟水中漂泊，他也早已习以为常。但鲁迅无法容忍莫须有的造谣污蔑，听到他逃离青岛的谣言他便当即回应说：“杨杏佛一死，别人也不会突然怕起来的。”

113 1934年3月，《盛京时报》上有人造谣鲁迅“患脑炎”，天津《大公报》紧随其后也刊登了一则这样的内容：“据最近本月初日本《盛京时报》上海通讯，谓蛰居上海之鲁迅氏，在客观环境中无发表著述自由，近又沪患脑病，时时作痛，并感到一种不适。经延医证实确系脑炎。当时医生嘱鲁十年（？）不准用脑从事著作，意即停笔十年，否则脑子绝对不能用，完全无治云。”针对这样荒诞的谣言，鲁迅在书信辟谣无果后，便写了这首诗，以作为对造谣者的直接反击。

114 1934年5月，日军侵华势力不断扩大，无数百姓流离失所，家破人亡；与此同时，国民党当局在进行军事“围剿”之中也加紧了文化“围剿”。1933年11月，上海艺华影片公司被捣毁，良友图书公司被袭击，后神州国光社也被捣毁。1934年2月，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密令查禁149种文艺书刊。诗中，鲁迅既对战事中的无辜百姓寄以同情，也对国民党当局的“围剿”诉以控诉。但“于无声处听惊雷”，鲁迅同时也深信黎明前的黑暗终将被冲破。

115 1934年4月28日，国民党政府在杭州发起“时轮金刚法会”，并请第九世班禅到灵隐寺。当时法会对外宣传要邀请著名表演艺术家梅兰芳和徐来、胡蝶两位女明星在会期内表演五天的歌剧。另外，法会期间，国民党政府也借“酪果”向百姓募集捐款。对此，鲁迅另外也写了包括《法会和歌剧》、《偶感》、《难行和不信》等多篇相关杂文。

116 1935年1月，鲁迅在送给许广平的《芥子园画谱》上题了这首诗，并将它与画谱一并赠予妻子许广平。这首诗在此之后的三十多年来从未有过对外发表，直到1964年，许广平才从家里的藏书中偶然找到。自1925年3月许广平与鲁迅通信时算起，至1935年鲁迅将这首诗赠予许广平，刚好整整十年。这十年，鲁迅先后从北京到厦门，再到广州，最后定居上海，可以说是他最为动荡的十年。而这十年里，无论鲁迅处于如何艰难的境地，许广平都始终相伴左右，与他同甘共苦。两人期间相濡以沫的陪伴，从这首诗中便可窥见一二。

117 《亥年残秋偶作》常被称为鲁迅感事伤怀的压轴之作。这首诗写于1935年12月，是鲁迅去世的前一年。在最后的这段时间里，鲁迅除了多部文学作品的译著工作，同时也在时刻关注着时局变幻。许寿裳曾评此诗说：“此诗哀民生之憔悴，状心事之浩茫，感慨百端，俯视一切，栖身无地，苦于益坚，于悲凉孤寂中，寓熹微之希望焉。”

118 1918年5月，38岁的鲁迅在《新青年》发表《狂人日记》的同时，也以“唐俟”为笔名发表《梦》、《爱之神》、《桃花》三首新体诗。鲁迅曾说他是“不喜欢做新诗的”，“只因为那时诗坛寂寞，所以打打边鼓，凑些热闹；待到称为诗人的一出现，就洗手不作了”。鲁迅立志学过医，后又弃医从文，1911年辛亥革命期间，他对这场革命也存过期望。可以说鲁迅也有过“梦”，但这些“梦”大多没有实现，但这仍不妨碍他依旧做“梦”。

119 《爱之神》是鲁迅“五四”期间写的白话诗，其核心是围绕恋爱自由、婚姻自主这一观点。鲁迅与朱安的婚姻是他的母亲连蒙带骗一手安排，是没有爱情的婚姻。而在这首《爱之神》中，鲁迅也提出了“应该爱谁”这样的问题。在他看来，“爱”的觉醒是人性最初的觉醒，要求得到爱情，更要先解决“爱谁”的问题。

120 鲁迅借由“桃花”和“李花”比白的拟人化描写，表明即便是花也都喜争第一这样的观点。当时鲁迅正处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他所身处的文化界可谓算得上“百花争艳”。鲁迅的“不懂”实则是他的希望，他希望文化工作者们的思维能够更加开化，对于新思想、新文化不能一味抵触，眼界不要局限于个人。

121 《他们的花园》及《人与时》两首诗都发表于1918年7月15日的《新青年》上。鲁迅在这首诗中，借由“大花园”、“许多好花”指代当时从国外留学归来的进步青年，他们学习了西方的先进思想，并希望将之在国内传播，但却遭到了多数人的异议和抵触。对此，鲁迅站在理性的角度，用叙事的方式含蓄地描绘了这一现象。

122 整首诗分别从“人”与“时”的角度表达了“双方”的不同看法。“人”对“时”有三种看法，这也各自代表了三种类型的人：或把理想寄托在未知的空想之上的人；或对过去念念不忘，对新事物、新思想拒绝接受的人；或是没有自己明确的看法，只知道得过且过的人。反观“时”，“时”觉得无论哪种“人”，都是在侮辱他的“现在”。鲁迅借由“时”的回答发表了他的观点：即“人”都错在对“现在”所持有的观点上。

123 这是鲁迅诗歌中抒情意味较浓的一首，诗中描写了从夏天到秋天，从秋天到冬天寻不到“他”的光景。鲁迅反应的是当时社会上某些沉迷于幻想的青年，他们无法在现实中找到方向。同时，诗中也隐寓了鲁迅对这些青年应该回到现实的规劝。

124 鲁迅曾说：“题作《我的失恋》，是看见当时‘阿呀阿唷，我要死了’之类的失恋诗盛行，故意作一首用‘由她去罢’收场的东西，开开玩笑的。”由此，这首诗是鲁迅专为了讽刺那些无病呻吟的失恋诗而作。除此之外，还有一种说法，是说鲁迅写《我的失恋》的直接原因是源自徐志摩与林徽因的爱情纠葛。徐志摩自称是林父林长民的“一个忘年的小友”，他虽然苦恋林徽因，但徐志摩出生在商人家庭，与出生官宦世家的林徽因门不当户不对。况且他年纪又比林徽因大上许多，还离过婚。自然，徐志摩的苦恋最终以失恋告终。而之所以有人认为这首诗歌与徐志摩有关，是因为鲁迅44岁创作《我的失恋》时，孙伏园正在编《晨报副刊》，他收到这篇作品即刻发排时，却被当时任代理总编辑的徐志摩同乡兼朋友刘勉己抽了下来，最终没有在刊上发表。

125 1926年3月18日上午，包括北京女师大在内的北京学生团体，齐聚天安门前举行反对八国最后通牒的示威大会。在会后游行示威中，学生团体与预伏军警发生争执被武力镇压，当场打死包括北京女师大刘和珍及杨德群在内的47人，史称“三•一八惨案”；3月23日，北京各界人士、各社会团体、各学校学生齐聚北京大学大操场，为亡灵们举行万人公祭大会。媒体和知识界纷纷谴责段祺瑞政府，鲁迅先生更是激愤不已，为此终止正常创作，连续写了七篇檄文，《记念刘和珍君》便是其中之一。有研究表明，段祺瑞在知道政府卫队打死徒手请愿的学生之后，随即赶到现场，面对死者长跪不起，之后处罚凶手、辞去所有职务退居天津，成为虔诚的佛教徒，自号正道居士，吃斋、诵经、看书、下棋，从此终生食素。

126 1933年初，在宋庆龄、蔡元培、鲁迅、杨铨发起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会的邀请下，77岁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萧伯纳偕夫人到上海作短暂访问。2月17日中午12时，宋庆龄设家宴款待萧伯纳，参加欢迎午宴的有蔡元培、杨铨、林语堂、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等人。萧伯纳见到鲁迅，称他是“中国的高尔基，而且比高尔基还漂亮”，鲁迅望着萧伯纳“雪白的须发，健康的血色，和气的面貌”，诙谐地回答：“我更老时，还会更漂亮。”

127 章太炎（1869—1936），名炳麟，浙江余杭人。近代著名学者，民族革命的代表人物之一。1908年7月11日，鲁迅和弟弟周作人，加上钱玄同、许寿裳等留日学生开始到章太炎处听讲音韵之学。后来，因章太炎与鲁迅在对社会认识与解决之道上观点不同，少有往来。1936年6月14日，67岁的章太炎病逝于苏州，国民党给他冠上“纯正先贤”的名号，宣布要进行“国葬”，有些报刊也称之“失修的尊神”，而将他早年革命家的身份掩盖起来。为此，鲁迅不顾病重，于逝世10天前写下了此文为自己的老师鸣不平。

128 本文是鲁迅先生于逝世前两天所写，因身体原因，未能完稿。

129 服膺（yīng）：衷心信奉。

130 戕（qiāng）：杀害。

131 《訄书》：訄（qiú），逼迫。这是章太炎的第一部自选学术论文集，书名的用意是“逑鞠迫言（穷蹙的环境迫使他非说不可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