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秀的文学作品
欧文·斯通
(Irving Stone,1903——1989)
欧文·斯通是美国作家,以撰写著名历史人物的传记体小说闻名。他的代表作包括根据梵高的生平撰写的《渴望生活》(1934),根据米开朗基罗的生平写就的《痛苦与狂喜》(1961)和根据查尔斯·达尔文的生平写成的《起源》(1980)。下面这本书是《筚路蓝缕的先行者》,描绘了那些在19世纪40年代开拓美国西部和加利福尼亚州的勇士的故事。
亨利·爱默生
编辑和出版人
《杰出投资者文摘》
亨利·爱默生花了18年的时间跟世界上最伟大的投资管理者交往,其中包括沃伦·巴菲特和查理·芒格。他那份不可或缺的刊物的宗旨是:“尽量给我们的客户带来最有价值的资料——让日历见鬼去吧。”爱默生的刊物是各行各业的投资者必读的杂志。
问:你在《杰出投资者文摘》发表的文章结尾提到,只有少数投资经理能够创造附加值。你现在的听众将来都会成为律师,你认为我们应该怎样为司法业创造附加值呢?
只要成为能够正确思考的人,你们就可以创造附加值。只要很好地掌握正确的思考方式,能够见义勇为,当仁不让,你们就能够创造很大的附加值。只要能够防止或者阻止某些足以毁掉你们的事务所、客户或者你所在乎的某些东西的蠢事,你们就能创造很大的附加值。
你们可以使用一些有效的妙招。例如,我的老同学,斯卡登·阿普斯律师事务所的乔伊·弗洛姆,是个十分成功的律师,原因就在于他非常善于用一些精妙的比喻来有效地传达他的观点。如果你们想为客户服务,或者想要说服别人,用点幽默的比喻是非常有帮助的。
这是一种很了不起的本事。你们可以说乔伊·弗洛姆的本领是天生的,但他经常磨练这种天赋。你们或多或少都拥有这种天赋,你们也可以磨练它。
有时候你们会遇到一些不能做的事。例如,假设你有个客户非常想要逃税。他要是不逃税,就会觉得浑身不舒服。如果他认为有些漏洞可以钻但是他没有钻,他每天早上会连胡子都刮不干净。有些人就是这样的。他们就是不愿意安分守规矩。
你们可以用两种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A)你们可以说,“老子不给他干啦”,然后撒手不管,或者(B)你们可以说:“哎呀,生活所迫,我必须为他工作呀。我只是替他作假,不代表我自己作假。所以,我还是做吧。”
如果发现他真的想要做一些非常愚蠢的事情,你们这么对他说可能是没用的:“你这么做不对。我的道德比你高尚多啦。”
那会得罪他的。你们是年轻人,他年纪比较大,因此,他不会被你们说服,而是会作出这样的反应:“你以为你是谁,凭什么给整个世界设立道德标准?”
但你们可以这样对他说:“你做这件事情,不可能不让你的手下知道。所以呢,你这么做很容易遭到敲诈勒索。你这是在拿你的声誉冒险,拿你的家人和金钱冒险。”
这样做可能会有效。而且你们对他说的是实话。如果必须使用这样的方法才能让人们做正确的事情,你愿意在这种地方工作吗?我想答案是否定的。但如果你们只能在这样的地方待下去,从他的利益出发去说服他,很可能比从其他方面出发去说服他更有效。这也是一种有着极深的生物学根源的强大心理学原则。
我亲眼看到那种心理学原则是如何使所罗门倒掉的。所罗门的法律总顾问知道CEO古特福伦德应该尽快将所罗门公司的违法交易统统告诉联邦政府部门,古特福伦德并没有参与那些不法交易,不是主犯。总顾问要求古特福伦德那么做。实际上,他对古特福伦德说:“虽然法律可能不要求你这么做,但那是正确的。你真的应该说出来。”
所罗门兄弟公司的约翰·古特福伦德
约翰·古特福伦德(John Gutfreund)曾任所罗门兄弟公司的董事会主席和CEO;他发现了公司的违法交易,却坐视不顾,结果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有个所罗门公司的交易员非法买进了32亿美元的美国国债。虽然公司高层几天后就获悉了这项交易,但古特福伦德并没有认真对待,反而将其隐瞒了超过三个月。当媒体将这件事捅出来之后,古特福伦德立刻意识到他的知情不报将会导致他在所罗门38年的生涯走到终点。他打电话给所罗门公司的独立董事沃伦·巴菲特,求他拯救所罗门公司,重振它的声望。巴菲特举重若轻地解决了这个复杂问题,该公司得以活下来,并得到进一步发展;它后来作价9亿美元卖给了旅行者集团。
2004年3月3日,纽约州纽约市:前世通公司(WorldCom)CEO伯纳德·埃伯斯在联邦广场26号的联邦调查局总部招供之后被戴上手铐,押往法院听候处分。埃伯斯因为搞垮了世通公司而被指控犯有共谋罪、伪造证券罪、做假证罪等9项罪名。2005年3月,他被认定相关罪行成立。同年7月,被判25年有期徒刑,可能要在监狱里度过余生。
摄影:阿兰·坦宁鲍姆 / 北极星图片公司
但那没有用。这个任务很容易被推掉——因为它令人不愉快。那正是古特福伦德的选择——他把它推掉了。
除了CEO,总顾问在所罗门公司并没有什么靠山。如果CEO下台,总顾问也会跟着下台。因此,他整个职业生涯岌岌可危。所以为了拯救他的职业生涯,他需要说服这位拖拉的CEO赶快去做正确的事情。
这件任务简单得小孩子都能完成。总顾问只要这样对他老板说:“约翰,你再这样下去,你的生活就毁了。你会身败名裂的。”这么说就可以了。没有CEO愿意自毁前途、声名扫地。
这位所罗门的前总顾问为人聪明大度——他的想法也是正确的。然而,他丢了工作,因为他没有应用一点基本的心理学知识。他并不知道,在大多数情况下,要说服一个人,从这个人的利益出发是最有效的。
但就算遇到相同的情况,你们应该不会得到相同的糟糕结果。只要记住古特福伦德和他的总顾问的下场就好了。如果你们用心学,正确的道理是很容易掌握的。如果你们掌握了,在遇到其他人无法解决的关键问题时,你们就能够表现得游刃有余。只要你们变得明智、勤奋、公正,而且特别擅长说服别人去做正确的事,你们就能够创造附加值。
问:你能谈谈诉讼的威胁——股东的官司等等——和一般法律的复杂性如何影响到大型企业的决策吗?
嗯,每个大企业都为法律成本叫苦,为规章制度之多叫苦,为公司事务的复杂性叫苦,为控方律师——尤其是集体诉讼的控方律师——叫苦。所以你完全可以把一家公司的叫苦单照搬给另外一家公司,一个字都不用改。
传说罗马帝国皇帝尼禄曾经在罗马发生大火期间怡然自得地拉小提琴。实际上,人们常说的小提琴要到罗马大火之后数百年才被发明出来。
但对于律师事务所来说,让它们叫苦的这些情况实在是好消息。多年以来,大型律师事务所的业务一直处于上升通道。它们根本忙不过来,就像大瘟疫中的收尸人。当然,如果在瘟疫期间,收尸人一边手舞足蹈,一边拉小提琴,那会显得非常怪异。所以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会说:“唉呀,真叫人悲伤——这么多复杂的问题,这么多的官司,这么多的司法不公。”
但说真的,他们多少有点精神分裂才会抱怨这种情况,因为这实际上对他们非常有利。最近加利福尼亚州出现了一些有趣的事。部分辩方律师想让公民投票否决某个议案,但是这么做有害于他们客户的利益,所以他们只能偷偷摸摸地进行游说,免得被他们的客户发现。他们这么做的原因是,那个法案使得控方律师更难提出诉讼。
如果你是辩方律师,靠的就是和这些极端分子斗智斗勇,以此来为孩子交学费——那个法案无异于将他们的饭碗打破。所以身为成年人,他们只能作出这种成年人的选择。
所以大公司适应了。他们遇到更多的官司,不得不设立规模更大的法务部门。他们为他们不喜欢的东西叫苦,但他们适应了。
“就意识形态而言,我们非常支持警察。”
丹尼尔·罗德里古厄兹警官——人们称他为“警察歌星”——在2002年冬奥会开幕式上献唱。(美联社图)在“9·11”的悲剧发生之后,罗德里古厄兹警官给纽约人和许多美国人带去了安慰。
问:可是在过去几十年里,这种法律的复杂性消耗了企业大量的资源,是吧?
是的。几乎所有美国公司的诉讼费用和为了遵守各种规章制度而支出的费用都比20年前高出了一大截。确实,有些新的法规是很愚蠢的。但有些则是不可缺少的。这种情况将会一直延续下去,只不过轻重程度会有所不同。
问:是否有些企业由于担心失败或负法律责任而不太可能去投资那些风险较高的项目?您有看到或经历过企业决策上任何这样的变化吗?
我曾经和朋友——不是沃伦,是另外一个朋友——一起碰到过这种情况。我们控股的一家子公司发明了一种更好的警察头盔。那是用凯夫拉尔(注:即对位芳纶,美国杜邦公司于1960年代研制出的一种具有低密度、高强度性能的新型复合材料)之类的原料制成的。他们把这种头盔带给我们看,要我们生产它。
就意识形态而言,我们非常支持警察。我认为文明社会需要警察队伍——虽然我并不认为每年牺牲的警察很多,给社会带来了太多的孤儿寡母,但我们赞成警察该有更好的头盔用。
然而,我们看了一下头盔,然后对那个发明它的人说:“我们公司很有钱,可是我们造不起这种更好的警察头盔。现在的文明社会就是这样的。考虑到各种风险因素,我们不能生产这种头盔。但我们希望有人愿意生产。”
“所以我们不会漫天要价。去找别人生产它吧,把技术卖给能生产它的人。我们自己就不要生产了。”
因此,我们并没有试图阻止警察获得这种新头盔,但我们决定我们自己不要制造头盔。
考虑到文明社会的发展方式,有些行业的情况是这样的,如果你是该行业最有钱的人,那么它会是一个糟糕的行业。比如说,在高中的橄榄球比赛中,难免会有球员因头部受伤而导致半身麻痹或者四肢麻痹。除了那家最有钱的头盔制造商,伤者还能找到更好的起诉对象吗?每个人都为伤者感到遗憾,都觉得那些伤病非常严重,所以制造商输掉官司的概率很大……
我认为在我们这样的文明社会,富裕的大公司生产橄榄球头盔是不明智的行为。也许法律不应该让那些起诉头盔制造商的人轻易胜诉。
我认识两个医生——他们的婚姻都很美满。后来医疗责任险的保费升得太高,他们就都离婚了,把绝大部分的财产转移到他们的妻子名下。他们继续执业——只是没有投保医疗责任险而已。
他们对文明制度不满。他们需要适应。他们信任他们的妻子。所以就出现了那种情况。自那之后,他们再也没有为医疗责任投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