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精神病是病吗

有时，我不愿将悲伤

诉诸言语。因为，

它近乎一种罪过：

言语，如同自然，

既敞开了灵魂，

又将灵魂遮蔽。

可是，对于不安的心神呐，

适当的表达是有益的；

诉苦，如同麻醉剂，

足以缓解痛苦。

——阿佛烈·丁尼生，《悼念集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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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有一位30多岁的女性来到密歇根大学的焦虑门诊部，说她过去10个月里每周都有好几次莫名的恐惧。每一次恐惧来袭时，心跳会突然加快，呼吸急促，浑身发抖，感觉一股厄运扑面而来，似乎马上就要死去。几年以前，这种病人常常以为自己心脏病发作了。不过这位妇女，同现在的许多人一样，读过相关的病情知识，知道这是“恐慌症”（panic attack）。在诊断过程中我们了解到，这种疾病第一次发作是在她开始一段婚外情的时候。当医生问她这两者之间是否有联系，她回答说：“我不认为有什么联系。我读过的资料上说，恐慌症是一种病，是大脑中异常的化学物质引起的病。我希望你给我一种药物让大脑里的化学物质恢复正常，就是这样。”

世易时移。20年前，如果有人坚持说他们的焦虑是体质性的，别人会认为他们在否认事实，企图回避下意识中痛苦的记忆。现在，许多心理医生已经同意，抑郁或者焦虑可能是大脑代谢异常的一种生理疾病，需要药物治疗。有些人，正如上文提到的女病人，坚信这种观点，以至于如果心理医生要追问患者的情感生活，会遭到非常大的反感。一篇广有影响的综述对这种变化如是总结：

近年来，精神病学领域发生了深刻的变革，研究的焦点从心智（mind）转向了大脑（brain）……与此同时，精神失常的原因也从“不协调的心理活动”变成了“生理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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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精神病学领域，人们越来越习惯于采用“疾病模型”来看待精神障碍。这种变化始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彼时，人们开发出了一些药物可以治疗抑郁、焦虑和精神分裂症。这些发现促使政府和医药公司投入大量的资金来研究精神障碍的遗传和生理基础。为了给精神障碍做出明确的定义，衡量不同项目的研究结果，人们发展出了新的精神病诊断方案。这种方案强调对不同症状进行明确区分，不像过去一样关注生理因素、过去经历和当前生活状况对个人情绪的综合影响。在学术界，精神病学家日益关注精神障碍的神经生理学成因。他们的观点通过培训项目传达给医师，或者通过进修课程传给临床从业者。最后，考虑到过去几十年里医疗保险基金的迅速增长以及美国即将实现的全民医保，精神病医生们认为精神障碍应该像其他疾病一样得到医疗保险。

恐慌症、抑郁症和精神分裂症是不是同肺炎、白血病和心脏衰竭一样都是医学疾病呢？在我们看来，精神障碍确实是医学疾病，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都有明确的生理原因，也不表明最好的治疗方法是药物。从演化论的角度看，我们认为精神障碍是一种医学疾病。正如医学领域里的其他现象一样，精神病的许多症状并不是疾病本身，有可能像发热和咳嗽一样是一种防御机制。而且，与精神病有关的许多基因很可能是有适应性益处的，许多引起精神病的环境因素很可能是现代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人类许多精神心理方面的不幸并非来自设计的缺陷，而是妥协的结果。

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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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把不愉快的情绪看作是一种同疼痛和呕吐一样的防御机制。正如感知疼痛的能力让我们避免眼前或未来的肉体伤害，感受焦虑的能力可以帮助我们避免未来的危险或其他的威胁，感受疲劳的能力可以让我们避免过度劳累，感受悲伤的能力可以让我们防止更多的损失。当我们明白了焦虑、沮丧及其他情绪的演化起源与正常功能之后，我们也就能够理解为什么它们有时会发展到适应失调的极端情况。当然，我们也需要找到这些情绪的近因解释，找到调节和表达这些情绪的心理和大脑机制。如果我们在焦虑或者沮丧的人的大脑里发现了异常的活动，我们不能简单地认定是这种异常引起了情绪的变化。这些伴随着焦虑或者沮丧的大脑变化，很有可能只是一种正常的运作机制。

情绪之于精神病学，正如生理之于其他医学领域一样重要。因为大多数的精神障碍都是情感障碍，你也许认为精神病学家们精通相关的科学研究，但实际上现在没有任何培训项目来系统地讲授关于情感的心理学。当下，对情感的研究正如精神病学本身一样零碎和混乱。幸运的是，在持续不断的专业争论之中，许多研究情绪的专家在一个关键的看法上正在逐渐达成一致：情绪是在适应环境的过程中被自然选择塑造出来的。这个原则为精神病学的迅猛发展带来了希望。如果情绪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我们就能像认识其他生物性状一样去认识它们的功能。内科医生的工作是基于他们对咳嗽、呕吐、肝脏、肾脏等生理器官功能的理解。同样，我们对情绪的演化起源和功能的认识也将为精神病学家开展工作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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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科学家已经对情绪的功能进行了研究。有些科学家强调情绪的交流功能。例如，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心理学家鲍尔·伊克曼（Paul Ekman）通过研究人类的面部表情，发现情绪有着跨越文化的一致性。另外一些科学家强调情绪在内在调控方面的作用。据这种观点，情绪本身并不是什么功能。相反，每一种情绪只是一种同时涵盖了认识、生理、主观经验以及行为的特殊状态，这种特殊状态可以使机体有效地对特定的环境做出反应。从这个角度讲，情绪就像一个计算机程序，调动了机器的各个方面来有效处理特定环境下的特殊要求。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心理学家李达·柯士密（Leda Cosmides）和约翰·托比（John Tooby）有一个绝妙的描述：情绪就是“意识的达尔文算法”。

人类的情感能力是由那些在演化过程中反复发生、对适应生存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塑造的。被猛兽袭击、被社会群体抛弃、遇见交配机会等，都是比较常见而且重要的事件，会塑造机体形成可以迅速反应的特殊行为模式，例如恐慌、社交恐惧、性觉醒等。危险的情境会塑造出厌恶的情绪，而充满机遇的情境会塑造出正面的情绪。我们的祖先需要面对的威胁似乎远远比机遇多，因为我们的语言中描述负面情绪的词语是描述正面情绪词语的两倍多。从这个角度出发，认为“正常”生活应当没有痛苦的时髦观念是不成立的。情感上的痛苦不仅不可避免，反而是正常的、有用的。用爱德华·威尔逊（E.O.Wilson）的话说：

爱与恨交织在一起，勇敢与畏惧交织在一起，进取与退缩交织在一起，依此类推。这种设计并不是为了个体的生存和快乐，而是为了把基因最好地传递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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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痛苦的情绪并非都是有用的。有些焦虑和抑郁是大脑的正常反应，而另外一些则来自大脑的异常机制。遗传因素对焦虑、抑郁和精神分裂症的发作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在未来的若干年，人们必能发现控制精神疾病的某些基因。目前，神经科学家已经发现了这些精神疾病的生理因素，正在进一步揭示相关的近因机制。他们获取的知识已经改进了药物治疗的效果，而且为预防提供了可能。对于精神病学家和精神病病人来说，现在是充满希望的时代。药物治疗的进展之快，安全性、有效性又如此之高，许多人恐怕还闻所未闻。事实上，现在的治疗效果已经远远超出30年前医生的想象了。

这些进展也伴随着疑惑。人类的思维往往倾向于过度简化问题，把绝大多数的负面情绪归结于基因和激素，或者归结于心理和社会事件。但真相是错综复杂的：大多数的精神问题源于遗传易感性、早年的生活经历、药物、当前的人际关系、生活处境、认知习惯、心理动力学等因素复杂的相互作用。说来也怪，对于许多精神疾病，我们还没有理解就开始治疗了。

正如同免疫系统是由若干部分组成，防范不同类型的危险；情感也有许多的类型，不同的情感类型保护我们免受特定情况的威胁。此外，正如免疫系统的唤醒一般都有一个很好的理由，而不是调控机制的异常，我们相信，大多数的焦虑和沮丧也都是有原因的，虽然我们不一定能发现它们。另一方面，免疫系统的调控也有可能发生异常，可能太过活跃而攻击不应攻击的组织，引起自身免疫疾病，例如类风湿关节炎。类似的调控异常也会发生在情绪系统，进而引起焦虑性精神障碍。免疫系统也会在应当做出反应时没有做出反应，引起免疫缺陷。会不会有“焦虑太少”这一类障碍呢？

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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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虑可能是有益的。我们都知道，那些去采浆果但不知逃避黑熊的人，那些在冬天的风暴中独自出海捕鱼的人，那些在期末考临近却不抓紧学习的学生，最后会吞下了什么苦果。在危险面前，焦虑会改变我们的思维、行为和生理，使我们处于更活跃的状态。在危险十分迫近的时候，比方说一头大象要冲过来了，一个逃开的人要比一个若无其事继续聊天的人更能避免伤害。逃跑的时候，幸存者会感受到心跳加速，呼吸急促、出汗。早在1929年，生理学家瓦尔特·坎农（Walter Cannon）就对这些“战斗或逃走”（fight or flee）反应中的各个组成部分的功能做出了准确描述。匪夷所思的是，他的这种适应主义的观点迟迟没有被应用到其他类型的焦虑中去。

虽然焦虑可能是有用的，但是大多数时候它都显得小题大做。我们会担心明年6月份举办婚礼时会不会下雨，我们在考试中常常无法保持专心致志，我们因为害怕飞行事故而拒绝乘飞机旅行，还有，在人群面前说话时我们会紧张、结巴。15%的美国人至少经历过一次临床焦虑症，其他的人也会时常感到紧张。我们该怎么解释这种明显过分的焦虑？要判断哪些焦虑是必要的，哪些不是，我们必须理解自然选择的力量怎样塑造出了调节焦虑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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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焦虑可能是有用的，时常处于焦虑中似乎是一种最佳的选择。这当然会让人感到难受，但是自然选择只关心是否有利于生存，不关心我们是否舒适。我们之所以有时还会保持平静，是因为焦虑要消耗额外的能量，干扰我们的日常生活，而且会损害机体组织。为什么压力会损害机体组织呢？试想一系列保护我们免受危险的身体反应。那些“廉价”的安全的反应不妨经常使用，而那些“昂贵”的或危险的反应则不能。事实上，在我们的身体里，它们是捆绑在一起的，就像一个急救箱。只在当利大于弊时，我们的身体才会启动它们。某些成分之所以被小心地密封在急救箱中，正是因为它们会引起身体的损伤。所以，长期压力会带来损伤并不意外，并不说明机体设计不当。事实上，最近的研究已经提示，“压力激素”皮质醇（cortisol）很可能并不防御外来的危险，而主要保护机体免受压力反应的伤害。

既然焦虑可能代价高昂而且带来危险，那为什么调节机制没有把它调整到只在确实有危险的时候才发作呢？很不幸，在许多情况下，焦虑是否必要是难以弄清楚的。前面提到的烟雾检测器原理，也适用于这种情形。因为被杀死一次的损失远远大于对一百次误报做出反应的代价。有一个实验可以说明这个问题，把一群孔雀鱼（guppy）根据它们对小嘴鲈鱼的反应分成三组：躲起来的、游开的、与捕食者对视的。每一组孔雀鱼与一条鲈鱼一起放进一只鱼缸中，60小时之后，40%胆小的和15%普通的孔雀鱼活了下来，但胆大的一条也没有活下来。

心理学家试图理解自然选择是如何塑造了调节焦虑的机制。在概念上说，这就像电子工程师在嘈杂的电话线中分辨信号和噪声。信号检测理论提出了一种分析这种情况的办法。判断一个电波是信号还是噪声，依据有四：①信号的响度；②信号与噪声的比率；③把噪声当作信号的代价（误报的代价）；④把信号当作噪声的代价（漏报的代价）。

设想你独自在丛林中行走，灌木丛后面突然传来树枝折断的声音。那可能是一只老虎，也可能是一只猴子。你可以逃走，你也可以逗留。要决定最佳行动策略，你必须知道：①这样强度的声音来自老虎或者猴子的可能性有多大？②这个地方出现老虎或猴子的机会有多大？③逃跑的代价（误报的代价）。④真是老虎而没有逃跑的代价（误算的代价）。假如灌木丛后传来的是一个中等大小的树枝折断的声音，你又会怎么办？那些能够对实际情况瞬间做出准确判断的个体更可能生存下来。

上文我们把情绪障碍与免疫障碍做了类比，这种类比暗示着可能还存在着一种尚未被认识到的焦虑障碍——“焦虑不足”。伦敦大学的焦虑症专家伊萨克·迈克斯（Issac Marks）创造了低恐惧状态（hypophobic）这个名词来描述这些人。他们从不诉说焦虑，也不寻求心理治疗，但是往往被送进急诊室或者丢掉工作。当精神病学家越来越多地开出新的抗焦虑药物时，我们就有可能人为地制造出这种情况。例如，有一个病人，在服用了抗焦虑药之后不久，冲动地要求与她的丈夫离婚。她的丈夫虽然感到惊愕，但还是照办了。一个星期之后，她才意识到她有三个小孩子、一份房贷，没有收入、没有亲人。如果当时她有一点点的焦虑，便可能不会如此草率地离婚。当然，事情不是都这么简单。这个女人对婚姻生活一直不满意，长远来看，这一次的情感爆发对她也许是好事。她的故事说明了激情不同于理性决定的功能。正如康奈尔大学的经济学家罗伯特·富兰克（Robert Frank）指出，一时冲动也可能带来长远的收益。

新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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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第5章“创伤”中讨论过猴子畏惧蛇的实验，猴子对蛇的畏惧是“与生俱来的”。我们大多数的过度畏惧都与这种“与生俱来”的畏惧有关。黑暗、远离家园以及成为一群人注意的焦点都曾经与危险有关，现在却会引起不必要的畏惧。那些多次经历恐慌症的人，一半也患有广场恐惧（agoraphobia）。御宅族们看起来难以理解，但是，想一下吧，在古代的环境下，恐慌基本都是在遇见野兽或者在危险的野外。经历过几次险象环生之后，聪明的人就会尽可能地留在家里，只有在同伴的陪同下才出门，而且稍微有点动静时就马上缩回去：典型的广场恐惧症。

焦虑症是否也像许多疾病一样是新环境下的新刺激引起的呢？往往并非如此。新的危险，诸如枪支、药物、放射性物质、高脂肪食物，几乎不会引起畏惧。对于这些新的危险，我们的焦虑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从这方面看，我们都有一定程度的“低恐惧症”，但是很少有人找心理医生治疗这种问题。有一些新情况，尤其是飞行和驾驶汽车，确实常常引起恐惧。这两种情况中的恐惧与人类长期接触的别的危险有关。飞行的恐惧跟高度、突然下坠、噪声和密封空间等相关危险有关。飙车的刺激是新的，但是它们也类似于古时候一些危险，例如猛兽的突然袭击。现代的汽车事故如此普遍也如此危险，以至于我们很难说害怕驾驶究竟是有益还是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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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传因素在焦虑性疾病中占有很大的分量，恐慌症病人的亲属里往往也有同样的病例。许多研究正在寻找有关的致病基因。这种基因会不会是没有被完全淘汰的突变基因，它们会不会有别的益处？对恐慌症的遗传易感性是不是一种的极端情况，正如有些人感冒之后更容易发高热或者呕吐一样？当我们找到与恐慌症和焦虑症有关的特定基因之后，我们还要阐明这些基因为什么会存在、为什么会保留下来。

悲伤和抑郁

抑郁似乎是一种现代瘟疫。自杀是北美青年人死亡的第二大原因，仅次于交通事故。大约有10%的美国青年人经历过至少一次严重的抑郁症。而且，在近几十年里，抑郁症的发病率似乎一直在稳步增加，在许多工业化国家中几乎每10年要翻一番。

抑郁看起来毫无用处。即使不说自杀的危险，整天愁眉苦脸地凝视着天花板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严重抑郁的人会对所有的事情失去兴趣，包括工作、朋友、食物、性，就好像控制着愉快和积极主动的开关被关掉了。有些人会不由自主地哭泣，另一些人却漠然毫无表情。有些人每天清晨4点起床然后就无法入睡；另外一些人却每天睡眠12～14小时。有些人有幻觉认为自己贫穷、愚蠢、丑陋，或者患了癌症濒临死亡。几乎所有的人都有一种自我贬低的倾向。这些症状是如此糟糕，以至于考虑它们对我们的生存有什么好处本身都显得很荒谬。然而，抑郁又是如此常见，与一般悲伤的关系是如此密切，我们不得不去思考到底抑郁是一种异常，还是一种正常能力的调节失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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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许多理由认为悲伤是一种适应性性状。这是一种大家都有的能力，某些原因会诱发它，而这些原因往往都与“损失”有关。悲伤的特征在不同的文化之中是相对一致的。困难在于弄清楚这些性状用处何在。快乐的用处不难理解。快乐使我们开朗，让我们积极，并且不屈不饶。但是悲伤呢？没有了这种情绪，我们难道不是更好一些吗？回答这些问题的一种实验方法就是找到那些感受不到悲伤的人，然后观察他们是否生存得更好。或者，是使用一种药物阻断正常的悲伤。我们猜想这种研究已经在大规模人群中进行了，因为有越来越多的人服用新的抗抑郁精神药物。在我们等待这些研究结果的同时，悲伤的特征和引起沮丧的原因已经提供了一些线索，有助于我们认识它的功能。

引起沮丧的“损失”是生殖资源的损失。不论是钱、配偶、声誉、健康、亲属或者朋友，这些资源，在大多数人类演化过程中，都可以增加生殖成功。损失如何能有利于我们的生存呢？损失提醒你，也许你做错了什么事情。如果悲伤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改变我们的行为，终止当前或者将来的损失，那它就是有用的。

人们在遭受损失之后是怎样去改变行为来促进生存的呢？首先，你必须停止正在做的事情。正如疼痛可以让我们丢掉一个烫手的山芋，悲伤促使我们停止正在引起损失的活动。其次，把人类通常的乐观主义暂时放一放，也是比较明智的选择。最近的研究发现，我们大多数人都高估了自己的能力和效率。乐观主义的倾向可以帮助我们在尔虞我诈的社会竞争中取得成功，也可以使我们在暂时没有得到利益的时候依然坚持重要的战略和关系。然而，在遭受损失之后，我们必须摘下这副玫瑰色的眼镜，客观地考量我们的目标和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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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突然的损失，还有其他的情况，就是无论你付出多大的代价、做了多好的计划、尽了多大的努力，那些重要的“生殖资源”就是不存在或者根本得不到。工作会终止，友谊会破裂，婚姻会失败，有些目标不得不放弃。有些时候，我们不得不放弃一项重大项目，把有限的资源投入到别的事情上。这种放弃不应当轻易为之。一个人不应该在冲动的时候草率辞职，因为在另外一个工作岗位重新训练从头做起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同样，轻易放弃已经付出重大投入的、重要的友谊关系或者生活目标，也不是明智之举。因此，我们通常不会很快地做出重大的生活改变。低落的情绪使我们不会为了逃避暂时的困难匆匆改变目标，但是当困难依然存在甚至增加，生命中的能量浪费更大时，这种情绪有助于我们放弃无望的投资，去考虑别的办法。治疗师们早已知道，只有当一个人最终放弃某些孜孜以求的目标，把精力投向新的方向时，许多抑郁才会消失。

情绪高涨或者低落的能力，似乎是一个能够按照当前情况适实调整，实现资源最佳分配的机制。如果付出得到回报的希望很小，最好还是什么都别做，不然只是浪费精力而已。房地产商在经济衰退的时候投资可能是个错误。不能通过某项课程的学生，有时最好还是改选另一课程。农民在干旱的时候播种很可能会破产。相反，如果我们遇见一个转瞬即逝的机遇，我们最好还是不顾风险迅速做出最大的努力争取最大的收获。当100万美元现金在底特律大街上从运钞车上掉下来的时候，迅速做出反应的人，必定获利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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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久的未来，对悲伤的理解将变得至关重要。我们随心所欲选择心情的能力正在迅速提高。新一代精神药物的药效和特异性都在增强，而副作用越来越弱。十几年前，曾经有强烈的呼声反对“索马”（soma），阿道司·赫胥黎（Aldous Huxley）在《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一书里虚构的让人们能够忍受沉闷无聊生活的一种药物。奇怪的是，现在类似的药物已经成为现实，但是质疑的声音却消失了。人们不知道事情的发展有多快吗？我们确实应当努力减轻人们的痛苦，但是消除正常的情绪低落是否明智？许多人直觉地认为用药物人为地改变情绪是不好的，但是他们也很难反对使用那些不上瘾又有很少副作用的药。除非这种药物会干扰某些正常的生理功能，否则，我们无法提出合理的医学理由反对使用这种药物。我们预计，在不久的将来，人们就会知道悲伤在什么时候有用、什么时候没用。演化论将为解决这些问题奠定基础。

我们承认，这样的分析未免失之过简。人们并不是受到某种内在的控制，如同计算机程序，去追求生殖成功最大化。人们会形成一些深刻的、持续终生的感情纽带，会体验到塑造他们生活的爱与恨。人们有宗教信仰规范他们的行为，有各自的目标和野心，也有亲朋好友形成的关系网。人类的生殖资源并不同于松鼠地窖里的松子和坚果；相反，它们是不断变化着的微妙的社会系统。所有这些复杂的因素，并不违背我们那些简单的论断。它们反而说明，利用适应主义工作程序来理解人类情感的功能是一件多么迫切的事情。

有些情绪低落是正常的，有一些却明显是病态的。这些病态的情绪低落，有着十分复杂的原因。遗传因素对躁狂抑郁症有决定性的影响。病人的情绪会在深度抑郁和进攻性妄想之间大幅度摆动。如果父母之一有躁狂抑郁症病史，后代患病的风险因素会增加5倍。如果父母亲都有此病史，风险则会增加10倍，发病率可能达到30%。这些基因并不罕见，躁狂抑郁症在人群中的发病率为0.5%。我们的下一个问题，读者想必已经猜到了，为什么这些基因会保留在基因库中呢？答案同样也不陌生：它们可能在特定的环境中，或者在与其他基因联合起来发挥益处。爱荷华大学精神病学教授南西·安第逊（Nancy Andreason）的一项研究发现，在久负盛名的爱荷华作家创作室（Iowa Writer’s Workshop）里，80%的作者都有某种情绪障碍的经历。引起抑郁的基因是否有益于创造性？这种病严重破坏了一些人的生活，但是引起这种病的基因，似乎能够给一些病人带来某些好处，或者给携带这个基因但并未发病的人带来某些好处。

纽约州立大学的演化论研究员约翰·哈顿（John Hartung）观察到，抑郁症在那些“功高盖主”的下级中比较常见。一个下级，如果充分显示了自己的能力，就有可能遭到上级的打击。哈顿提出，最好的自我保护就是韬光养晦，在上级面前表现得很平庸，不露锋芒。这便能很好地说明，为什么许多很有成就的人常常自卑。哈顿的理论再一次提醒我们，人类的情感是很复杂的。

情感研究的另一个学派，他们追随的是英国精神病学家约翰·普莱斯（John Price）的理论。约翰·普莱斯关注的是情感在维持人类等级制度中发挥的作用。当一个人在争取更高社会地位的斗争中失败，但又不愿意向获胜者臣服的时候，抑郁症就会发生。他们提出，抑郁症有可能是一种“非自愿的服从”的信号，这种信号会使他们免受胜利者进一步的攻击。这些研究人员描述了一些案例，在这些案例中，患有抑郁症的人在做出“自愿服从”的决定之后病情就大为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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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迈克尔·罗利（Michael Raleigh）和迈克尔·麦圭尔（Michael Mc Guire）已经发现了联系情感与社会地位的大脑机制。在对绿长尾猴的研究中，他们发现，群体中地位最高的雄猴脑内神经递质（血清素，serotonin）的水平要比其他雄猴高出两倍。当这些身居高位的雄猴失去了地位时，它们的血清素会立即下降，它们开始变得萎靡、呆滞，拒绝进食，完全就像患了抑郁症。这些行为可以用抗抑郁药，例如氟西汀（prozac）来防止，因为氟西汀可以提高血清素的水平。更加惊人的是，如果把最高等级的雄猴从猴群中带走，然后随机选择一只雄猴让它服用抗抑郁药，这只雄猴会马上变成新的最高统领。这些研究表明，血清素水平在一定程度上调控着社会地位，而某些情绪低落很可能是地位竞争的产物。如果真的是这样，我们不得不想一想，现在大公司里越来越多的员工开始服用抗抑郁药，后果会如何呢？

理解抑郁症的另外一种角度，就是考虑秋天到来白天变短对人情绪的影响。很多人都患有季节性忧郁症（seasonal affective disorder, SAD）。它与寒冷季节有明显的关系，许多研究人员都认为：情绪低落可能是残留下来的一种冬眠反应，或者是这种反应的一个变形。季节性忧郁症在女性中更为多见，这可能意味着这种反应与生殖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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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社会，是否有新的环境因素促进了抑郁和自杀？尽管各个年龄阶段的人似乎都认为他们的生活不如早年快乐，最近有证据显示，抑郁症案例的确更加普遍。一组研究人员分析了来自世界上5个不同区域、9个研究项目、共涉及39000人的数据。研究发现，每个国家的年轻人都比他们的长辈更容易患上抑郁症。而且，在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国家里发病率更高。我们还需要等待更多的研究来支持这些发现，但是毫无疑问，现代生活中某些新的环境因素可能促进了抑郁的流行。这里我们只提出两点可能的原因：大众传媒，以及社区的解体。

大众传媒，尤其是电视和电影，一方面破坏了我们亲密的社会网络，另一方面却有效地把所有的人变成一个竞争的整体。竞争不再只是在50个或者100个亲友和熟人之间进行，而是在50亿人之中进行。在你的俱乐部里，你可能是最佳的网球手，但在你的城市里就不一定是了，如果是在你的国家里，或者是在这个世界上，这种可能性更加微乎其微。人们几乎把一切活动都变成了竞争，不论是赛跑、唱歌、钓鱼、划船、吸引异性、绘画，甚至是观鸟。在以前，你很有可能在某些方面是最好的。即使不是最好的，你身边的人也会尊重和赞赏你的技能。但现在我们却是与全世界最强的对手竞争。

在电视上看到这些成功人士会引起观众的妒忌。妒忌在古时候也许是有用的，因为它促使我们的祖先去努力做到别人做到的事情。但现在，我们没有几个人能够实现这个目标，而且我们没有人能够过上电视里展现的那种生活。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那个漂亮、潇洒、富有、热情、可爱、勇敢、智慧、富有创造性、有力量、光彩照人的英雄，在现实世界里根本不存在。我们自己的妻子（丈夫），父亲和母亲，儿子和女儿，相比之下太逊色了。所以，我们对他们不满意，甚至对自己也不满意。心理学家道格拉斯·肯立克（Douglas Kenrick）在深入地研究之后发现，人们在看过电影、电视故事中理想的伴侣之后，对现有伴侣的忠诚度下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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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技术也瓦解着社会组织。作为一个社会性的物种，最糟糕的惩罚便是被孤立，但现代的组织并不见得好多少。它们多半是由竞争者组成的，几乎没有血缘关系，只有偶尔遇到的一两个志同道合的朋友。随着每个人各奔前程，大的家族结构已经瓦解了。即使是核心家庭，社会中最后一个稳定的组织，似乎也在走向末日。超过半数的家庭因离婚而解体，越来越多的儿童是在单亲家庭里长大成人的。

我们都有着一个根深蒂固的心理需要，即，在一个支持我们的群体中找到一个安全的位子。没有了家庭，我们就会到别的地方去满足这种需要。越来越多的人在朋友中，在各种各样的支持性社交机构中，甚至在心理治疗小组中寻找他们的社会立足点。许多人皈依宗教，很大程度上也正是因为它提供的归属感。有些人积极宣扬“家庭价值”，企图保护这种受到威胁的生活方式。我们大多数人最想要的还是找到一段亲密关系，一个“真正爱我的人”，他（她）爱的是我这个人本身，而不是因为我能够为他（她）做的事情。对许多人来说，这种追求是苦涩的、没有结果的。

缺乏依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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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析和行为科学认为，亲子纽带是哺乳和抚养的结果。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威斯康辛大学的灵长类学者哈利·哈罗（Harry Harlow）在研究了猴子的行为之后，就对这种学说提出质疑。他把幼小的猴子同母亲分开，然后给它们两个替身母亲，一个是用铁丝制造的，冰冷生硬但却有一个装牛奶的奶瓶；另一个是用软布制造的，柔软温暖但不提供食物。虽然幼猴会从铁丝猴的奶瓶中喝奶，但它们依恋的却是布猴，如果把布猴拿开它们会尖叫。哈罗得出结论认为，某种演化机制可以促使母婴之间形成依恋的纽带。莱茵·斯匹茨（Rene Spitz）发现，孤儿院抚养大的儿童缺乏社交能力，受此研究启发，哈罗设计了另一个实验：在隔离状态下把婴猴养大。这样养大的猴子都不正常，它们无法与别的猴子相处，难以找到配偶，不关心自己的幼猴，甚至还攻击它们。

1951年，英国精神病学家约翰·鲍尔比（John Bowlby）与生物学家朱利安·赫胥黎（Julian Huxley）一道参加了一个研讨会。受到赫胥黎的启发，鲍尔比开始阅读康拉德·洛伦兹（Konrad Lorenz）所做的一系列印记实验。雏鹅在幼年的关键时期，会获得对母亲或者其他类似大小的活动物体的印记。洛伦兹的靴子就足够相似，所以他有许多照片记录了他被许多雏鹅尾随的情景。鲍尔比立刻联想到，许多病人的症状像是早年的依恋关系出了问题。当他询问他们幼年的人际关系时，他发现到处充满问题。有些人的母亲从来就不想要这个孩子，有些人的母亲因为自己太过抑郁而没有理会婴儿的微笑和呢喃。许多人的母亲曾威胁要杀死他们，而他们一直就在这种阴影下长大。人们早年的遭遇正对应了他们长大之后经历的问题。他们无法信任别人，认为别人的拒绝理所应当，觉得必须讨好别人不然就会被抛弃。鲍尔比敏锐地洞察到，被忽视的婴儿的一些依赖和回避的行为，可能是一种企图与母亲拉拢关系的适应性行为。他认为我们不应该责备病人“过分依赖他人”，因为他们只是在试图保护自己免受一些可怕的分离。

心理学家玛丽·爱因斯沃斯（Mary Ainsworth）和她的同事做了一系列对照实验，把鲍尔比的学说发扬光大。她把幼儿放到一间陌生的房子里，观察他们在母亲离开又返回时的行为表现。根据这个“陌生情境”测验，她把这些婴儿分成三类：安全型依恋、焦虑型依恋、回避型依恋。这种分类可以非常准确地预测多年之后孩子们许多方面的特征，包括跟人相处的模式和性格特点。要确定依恋问题、成人心理与遗传因素的关系，还需要许多的工作。心理学家不应当忘记母亲不仅提供了孩子的早期生活经历，还提供了基因。目前，我们有理由相信，许多成年人人际关系的问题可能来源于最初的依恋关系。

虐待儿童

虐待儿童的报道似乎越来越多。怎么会这样？为什么我们会攻击自己的孩子？他们可是我们生殖成功必需的载体啊。是不是有一些父母更容易虐待孩子？加拿大心理学家马丁·达利和马果·威尔逊（Martin Daly&Margo Wilson）从演化论出发，探讨虐待孩子是否与血缘关系的有无相关。鉴于有关虐待儿童的报告极不可靠，他们用一种容易计算，又无法隐瞒的结果——孩子被父母杀害来评估。结果的显著性远远超乎他们的想象。比起正常家庭，非原生家庭里发生致死性虐童的风险增加了70倍。虽然有继父母的家庭有更多酗酒、贫困和精神障碍，但这些因素都无法解释致死性虐童风险的显著增加。几十年来，没有任何其他的因素能够像亲缘关系一样准确地预测儿童遭受虐待的风险。许多研究儿童虐待问题几十年的人都没有想过血缘的作用，但是对演化论学家而言，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诱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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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利和威尔逊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加利福尼亚人类学家莎拉·赫地（Sarah Hrdy）等对动物杀婴行为研究的启发。1977年，赫地报告了她的发现：雄性叶猴从其他雄猴那里夺取部落后，总是会把这个部落里原有的幼猴杀死。当时没有人相信她的报告。她在报告中说猴妈妈会试图保护她们的婴儿，但是往往并不成功。失败之后，雌猴中断了哺乳，新的发情期很快到来，雌猴就与杀死婴儿的雄猴交配。赫地注意到，雄猴杀死现存的婴儿可以增加它的生殖成功，因为停止哺乳可使雌性进入发情期，更快怀上它的后代。

随后的野外研究证实了赫地的发现，并且拓展到其他许多物种。雄狮开始与新的雌性交配时会杀死雌性原有的幼狮。在小白鼠中，一丝陌生雄性的气味就足以引起雌性的流产——很明显，这是雌性避免更多地向前途未卜的婴儿进行投资，这是一种适应性行为。动物们都是依据本能不择手段地去增加自己的繁殖成功率，这是自然选择不可避免的结果。当然，很多行为在人类看来非常荒唐。

雄性动物杀死其他雄性的子女的倾向，在某些环境条件下是演化产生的一种适应性行为。人类的虐童是否与此有关呢？过去我们认为无关，一来是男性夺取一批带有幼儿的女性这种事情在人类历史中很少发生；二来，许多养父母都能很好地抚养非亲生的子女。我们过去认为，儿童受虐待不是演化产生的适应性行为，而是因为父母与幼年的孩子接触太少，没有建立正常的依恋关系。然而人类学家马克·富林（Mark Flinn）在特立尼达的研究发现，无论与婴儿的早期接触多么密切，继父母对继子女要比对亲生子女粗暴得多。人与人之间依恋关系的建立不仅是花时间相处这么简单，还有其他未知的机制。要揭开这种复杂现象的奥秘，还需要更多更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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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裂症（schizophrenia）

与焦虑或抑郁症不同，精神分裂症不是正常的生理功能。幻听、妄想别人可以看穿自己的想法、情感冷漠、信念古怪、恐惧社交、偏执等，这些症状往往一同出现，并不是因为它们是演化形成的防御机制。更有可能的是，它们是大脑受损导致的功能障碍，正如心脏损害可以引起气短、胸痛和脚踝肿胀一样。精神分裂症破坏了感知—认知—情感—动机系统。这种拗口的描述方法也说明，我们仍然不知道该如何去描述大脑的高级功能。

精神分裂症在世界各个社会中的发病率大约都是1%。最近有一些资料表明，现代社会中精神分裂症的病情要比以前严重些，但是，精神分裂症似乎并不是一种文明病。有非常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精神分裂症是由基因决定的。精神分裂症病人的亲属患病的可能性要比普通人高出若干倍，哪怕他们是在身心健康的收养父母家庭抚养长大的。同卵双胞胎中如有一个患病，另一个患病的概率为50%，异卵双胞胎的概率则为25%。另外，有证据表明，精神分裂症病人的生殖成功率偏低，对男性来说尤其如此。

这些观察让我们想起来一个古老的问题：这种不利于生存的基因为什么会有这么高的频率呢？如果精神分裂症基因的存在是突变与选择相互平衡的结果，那么自然选择的强度应该使这些基因的频率更低才对。此外，在不同人群中相对一致的发病率说明这些致病基因并不是最近产生的，而是已经存在了上千年了。看来，精神分裂症的致病基因一定有某些益处，否则无法平衡它的沉重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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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可能性是这些基因在特殊环境下是有优势的，正如单个镰刀型细胞贫血症基因可以抗疟疾，但拥有两个拷贝就会引起镰刀型细胞贫血症。或者，这些精神分裂症基因在大多数人身上会带来些许好处，在少数人身上却会造成疾病。许多研究者都在猜测，精神分裂症基因对携带者可能有什么好处：也许它们增加了携带者的创造力，或者它们会让携带者的直觉变得非常敏锐可以感知别人的想法，又或者，它们可以保护携带者免受其他疾病。有些研究人员认为多疑的倾向本身就有可能在某些方面弥补精神分裂症的短处。支持上述这些观点的证据还很少，但这些观点值得进一步研究。许多精神分裂症病人的正常亲属取得了极高的成就，这样的事实已经为上述观点提供了一些支持。对这个领域的探索才刚刚开始。

睡眠障碍

睡眠，同许多其他的身体功能一样，只在出了差错时才会引起我们的注意。睡眠问题五花八门。睡眠，同许多别的事情一样，时机常常是关键因素。大多数的睡眠问题是该睡的时候睡不着，或者不该睡的时候打瞌睡。人群中30%以上的人失眠，这催生了一个庞大的产业，从非处方药到专科门诊。苦于白天嗜睡的人，通常晚上睡不好。晚上读书时打瞌睡是一种烦恼，早晨闹钟响后打瞌睡是一种障碍，而开车时打瞌睡则很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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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睡眠相关的，还有关于梦境的各种问题，包括噩梦和夜惊。有些人在睡眠时会发生失调的状况，一方面意识已经清醒，另一方面却仍在梦中、身体无法动弹，确实令人恐惧。有些人患有嗜睡症，可能在白天的日常活动中突然睡着，而且睡着得如此之快以至于他们常常会摔倒伤到自己。还有些人患有睡眠窒息症，在睡眠过程中会间歇性地停止呼吸以至于晚上无法好好休息，白天疲惫不堪，甚至造成大脑伤害。为了理解这些问题，我们必须首先对正常睡眠的来源和功能有更多的认识。

睡眠是不是自然选择塑造的一种性状？有若干肯定的理由。第一，睡眠作为一种本能，在动物界广泛存在，在脊椎动物中可能更是普遍存在。某些似乎不睡觉的动物，例如海豚，事实上可以有一半大脑睡着而另一半大脑醒着——也许这是因为它们需要反复游到水面呼吸。第二，所有的脊椎动物似乎有一种共通的睡眠调节机制，而且控制做梦睡眠（也叫快速动眼睡眠）的中心都位于大脑内比较原始的部分。第三，哺乳动物的睡眠模式，包括快速动眼和快速脑电波的周期，跟鸟类的如出一辙。而鸟类跟哺乳动物在恐龙时代以前就已经独立演化了。第四，哪怕在亲缘关系密切的哺乳动物之间，具体的睡眠模式差异也很大。这说明，无论共同的祖先采取了哪种睡眠模式，它都会迅速演化，与该物种的生态位相适应。第五，如果缺乏睡眠，所有动物都会功能紊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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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好地理解睡眠方面的困难，我们要先了解睡眠是如何增强生存能力的。1975年，英国生物学家雷·麦笛斯（Ray Meddis）为解决这个问题做出了重大贡献。他提出，睡眠长短和具体时间是由昼夜循环的时间段里我们潜在的生产能力决定的。正如一位书评作者指出，我们在夜间睡眠的原因是晚上最好不要在街上逗留。如果在黑暗中外出会有危险又成不了什么事，那么我们最好是睡觉吧。这解释了为什么人类和别的动物受益于白天活动，但是它没有解释为什么我们要在夜间睡觉而不是保持安静的清醒状态，准备好面对可能发生的机遇或者危险。这也没有解释为什么我们变得如此依赖睡眠，以至于缺少睡眠我们就无法正常生活工作。

睡眠的演化起源可能是这样的：假设某个远古的祖先不需要睡眠，如果他有一支后代在昼夜循环中的某个时间段会遭遇巨大的危险（为了方便讨论，假定这个时间段是夜间），而白天会有更多的机遇，那么不在夜间活动的个体将获得适应方面的优势。当这一物种逐渐地把活动限制在白天之后，它们在夜里安静的时间变得越来越长而且越来越固定，直到最后它们几乎每个晚上都有好几小时都不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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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这样一种可靠的每天定时不活动的周期之后，别的演化因素也会随之起作用。动物醒着或入睡时，细胞的活力可能不尽相同。如果某些功能在大脑空闲的时候工作得更有效率，自然选择就会把它们从白天推迟到晚上，这便促进了睡眠状态的发生。就这样，正如1969年爱丁堡大学伊安·阿斯华（lan Oswald）提出的，大脑的某些修复过程便越来越局限在睡眠中，而我们也就越来越依赖睡眠。在这个阶段，睡觉的个体当然必须是相当安全的，否则它们很快就被自然选择淘汰。就像食物中大量的维生素C使得人类形成了依赖，只有在有了固定的安全的休息时间之后，身体的某些修复机制才开始局限到睡眠中完成。研究哪些代谢过程是局限于睡眠时进行，或者是在睡眠时进行得更快，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需要睡眠。事实上，脑部扫描已经揭示，在无梦的睡眠中蛋白合成最多，而合成某些神经递质的机制仅靠白天是不够的，因此一定要在夜间进行补充。此外，组织中的细胞分裂在睡眠时最快。

一旦睡眠因为生理修复的需要被进一步确立了下来，自然选择就有可能把其他的功能也排在这个时间段进行。最常提到的一种可能性是记忆调节功能。学者艾伦·霍布森（Allan Hobson）和罗伯特·麦卡利（Robert Mc Carley）认为，有梦睡眠可以巩固学习能力。弗朗西斯·克立克（Francis Crick）和格雷姆·米基森（Graeme Mitchison）有证据表明，有梦睡眠的功能是清除不必要的记忆，很像我们定期从计算机上清除垃圾文档。我们不准备讨论这些想法的细节，但是需要指出，这些想法并不一定是相互排斥的，它们跟阿斯华“睡眠是为了组织修复而演化出来的”的想法也并不矛盾。这些假说与麦笛斯所观察到的“睡眠调节的活动周期取决于该动物的生态环境”也不矛盾。与其他性状一样，睡眠无疑有多种重要的功能。每一种假说提到的功能都需要加以检验。支持一种功能假说的证据只有在两种功能不相容时才能反驳另一种假说。研究多种动物的睡眠模式、生活方式以及它们之间的演化关系，将为我们提供许多有用的证据。

现在，我们已经极少受到猛兽夜袭的威胁，人工光源也使得昼夜都可以进行有生产力的活动，按时睡眠已经变成了一种麻烦，尤其是在国际旅行产生时差问题时。任何有关睡眠功能的知识都可能帮助我们调整睡眠，或者可以使我们在晚上阅读的时候不打瞌睡，然后需要睡眠的时候可以忘却烦恼，沉沉睡去。

梦境

自古以来，梦境就引起了人们的兴趣。近年来，科学家提出了许多有关梦的功能学说，从弗洛伊德的“梦满足了被禁锢的欲望”到克里克的“梦整理记忆”。但是，学界至今没有定论，以至于当代的一些权威人士如哈佛大学的艾伦·霍布森（Allan Hobson）认为梦可能什么功能都没有，只是大脑活动的副现象而已。我们觉得并非如此，因为简单的观察已经表明缺乏有梦睡眠会引起严重的病态。例如一个用猫做的实验，把猫放在池中央的小台上，猫可以入睡，但是当它进入有梦睡眠时会因肌肉失去力量而滑入水中，于是惊醒，这些被剥夺了有梦睡眠的猫变得狂野、性欲旺盛，而且短命。

即使还不知道梦的明确功能，从演化的角度去思考，我们也能够对梦有进一步的了解。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演化人类学家唐纳德·西门思（Donald Symons）指出，由于演化的原因，我们在梦中能体验到的刺激非常有限。尽管每一个人的睡眠行为差异巨大，但是在梦中，我们都倾向于“看到”自己的许多活动，但是很少“听到”声音、“闻到”气味或者“感到”机械刺激。我们可以梦见正在做事但身体不动，因为在有梦睡眠这段时间，我们的运动神经是瘫痪的。我们可以记得梦中的形象和听到的话语，但很难记住他们的声音。我们可以记得在梦中愉快地喝了一杯酒，却常常记不起它的味道。我们可以记得在梦中被人打过，却想不起来那是什么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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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有这些局限性，在西门思看来，是因为石器时代实际情况的需要。我们可以承担视觉的幻觉，因为闭上的眼睛本来就什么都看不见，何况黑暗也使视觉失去了作用。相反，警惕的呼喊、老虎的气味、孩子惊慌的抓手，这些重要的信息都需要我们警惕的听觉、嗅觉和触觉。有些动物在睡觉时依然睁着眼睛，而人类睡觉时依然竖着耳朵，我们不能让梦阻碍听觉。西门思的理论解释了梦境的一些已知的特点，也预测了一些尚未注意到的特点。这个假说能否成立，要看它的预测跟今后发现的梦中感觉的组成是否符合。截至目前，大部分已得到的证据似乎都支持这个假说。

精神病学的未来

近年来，精神病学竭力模仿医学的其他分支，设计明确的诊断分类（尽管有些比较勉强），使用可靠的衡量方法，并统一实验设计和数据分析的标准。现在的精神病学研究，与其他的医学领域一样，采用定量的研究手段。这些表面的严格是否已经使精神病学成为跟神经病学、心脏病学或者内分泌学相似的另一个医学分支呢？几乎没有。虽然研究的发现是可靠的，但缺乏统一的理论把它们衔接起来。在模仿其他医学分支去研究疾病的分子机制的同时，精神病学恰恰丢失了那些为其他医学分支提供了理论基础的概念。现在的精神病学在不了解大脑正常工作机制的情况下便尝试寻找疾病的分子机制，这实在是本末倒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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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焦虑的研究就是一个好例子。精神病学家现在把焦虑分成9个类型。许多研究人员把它们看成一些不同的疾病，分别去研究它们的流行病学、遗传学、脑化学以及对治疗的反应。这样做的问题在于，焦虑不是一种疾病而是一种防御机制。不妨想象一下，假如内科医生像现在的精神病学家研究焦虑一样去研究咳嗽，会发生什么事情呢？首先，内科医生会定义出一种叫作“咳嗽病”的病并且列出一系列客观的诊断标准。也许这些诊断标准是这样的：如果你持续两天以上平均每小时咳嗽两次或者更多，或者你有阵咳持续两分钟以上，那么你就被诊断为患有“咳嗽病”。然后，医生根据临床特征、遗传学、流行病学以及对治疗的反应把你的咳嗽归类为特定的咳嗽亚型。他们有可能会发现以下几种咳嗽亚型：伴有流鼻涕和发热的轻微咳嗽、与过敏和接触花粉相关的咳嗽、吸烟相关的咳嗽、致死的咳嗽。接下来，他们通过研究咳嗽病人神经机制的异常来探索各种咳嗽亚型的病因。一旦发现咳嗽跟控制胸肌收缩的神经的活动增加相关，就会提出许多关于“哪种生理机制能够让这些神经过度活跃”的猜想，而关于大脑里咳嗽控制中心的发现又会引起一轮关于“哪些因素可以使控制中心异常并导致咳嗽”的争论。一旦知道可待因（codeine）可以止咳，一些科学家又认为咳嗽可能是因为体内缺少了可待因类物质。

这样的咳嗽研究方案明显是荒唐的，但是我们之所以能够认识到它的荒谬之处，仅仅是因为我们知道咳嗽是有用的。因为我们知道咳嗽是一种保护机制，所以在寻找病因的时候，我们不会去产生咳嗽的神经和肌肉里找，也不会去调节咳嗽的大脑机制里找，相反，我们会从那些会引起咳嗽反应的刺激中去寻找原因。虽然有些罕见的咳嗽确实是咳嗽调节中枢异常所致，但绝大多数咳嗽都是一种把呼吸道异物排出去的适应性反应。只有在找不到这种自然刺激之后，医生才会考虑咳嗽调节机制本身是不是出了差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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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精神病医生为了帮助经常惊慌、紧张、恐惧和失眠的人而研究焦虑的个体差异，这是一个有意义的研究课题。然而，这种研究方法也引起了许多质疑。如果研究咳嗽的注意力集中在这样的个体上：他一辈子对最小的刺激都发生咳嗽，这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医生会说他们患有一种“咳嗽病”。很快，有人组织寻找这些患有“咳嗽病”的人进行研究，期望能找到引起咳嗽调控机制异常的致病基因。毫无疑问，肯定有一些基因使得他们更容易咳嗽，但是，这些研究对我们了解咳嗽的病因帮助不大。

焦虑和咳嗽的类比当然有不恰当的地方。焦虑远比咳嗽复杂，它的功能更不明显，而且个体之间的差异也更大。更重要的是，焦虑的诱因比咳嗽的诱因更难捉摸。咳嗽是由呼吸道的异物引起的，而焦虑则是各种诱因在思维中以未知的方式发生。焦虑最明显的诱因是危险事物的形象，或者是引起疼痛或厌恶的刺激。然而，大多数临床焦虑都是由更复杂的诱因引起的，需要更精细的解释。例如，在停工休假的某天，老板没有同你打招呼，会议也没人邀请你，朋友故意躲开你，你可能就会感到十分忧虑。相反，如果这一天是你的生日，你可能会以为别人正在为你准备一个惊喜派对，同样的事情可以引起十分不同的反应。这个例子只是略微触及了精神系统的复杂性。还有许多的愿望和感觉常常会在下意识中引起焦虑。那个在开始婚外情时第一次遭遇恐慌症的女病人坚持认为这两者之间没有关系。许多引起焦虑的诱因不容易弄清楚，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不存在，也不意味着它们引起的焦虑无用或者是大脑机制异常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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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仅仅因为大多数焦虑是正常的，也不意味着所有的焦虑都有用。此外，有许多焦虑症是遗传因素引起的。我们现在还不知道该用遗传缺陷还是正常差异去理解这些症状。但是可以肯定，各种威胁的类型和危险程度对每一代都不大一样，这便足以在调控焦虑的机制中维持相当程度的遗传差异。

如果精神病学保持当前的发展方向，它只能治疗那些由大脑缺陷引起的障碍，而日常生活中的痛苦和烦恼只好留给别的医生去治疗。这对病人和精神病医生都是不幸的。医学的其他分支会治疗正常的防御反应，为什么精神病学不能这么做呢？在这些方面，用演化论的方法看问题可以帮助精神病学与其他方面的医学真正整合起来。努力了解情感的各种功能以及调节机制，对精神病学来说至关重要，正如生理学对医学来说至关重要一样。这种知识可以提供一个框架，让我们像研究病理生理学一样去研究病理精神病学，发现机体正常功能出错的地方。我们预期，演化论的方法将把精神疾病研究带回到医学中来，而不是依赖于一个粗糙的“疾病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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