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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6章 大生物学
科学进步所依赖的因素，按先后顺序可能是这几个：新技术，新发现，新思想。
——悉尼·伯伦纳，2002年诺贝尔生理及医学奖得主
在科学界，荣誉属于使全世界信服的人，而不属于首先有这种想法的人。那些播下种子，收获它，研磨它并让全世界受益的人比那些止步于灵光一闪的人更有价值。
——弗朗西斯·达尔文爵士，
第一次优生学会高尔顿演讲（1914）
一切看起来都很清楚、符合逻辑并且非常简单。我知道怎样在揭示人类基因方面做出真正的进步。我知道怎样实现这个伟大的抱负，我必须把注意力放在决定蛋白质的那百分之几上，至少目前尽力不要让其他97%的包括调整区、非编码DNA、废弃的旧基因、重复序列、寄生DNA、病毒以及一些谁都说不清的神秘片段干扰和分散注意力。当最终理解基因的重要性在于它的让人头晕的复杂性时，我可以通过简单寻找它指导其他细胞的行为而得知生命本身所要表达的要点。我的只需要注意很少量的遗传物质携带的遗传指令，而不是整个基因组的想法成形时，我的通往基因的快车设想被一些带着偏见的政客看作是对基因组计划存在的威胁。
1990年底，我想让世界都知道我正在进行的cDNA方法是多么顺利，就打电话给《科学》杂志讨论发表一篇论文。那个编辑很感兴趣，催促我把关于我们的新方法和基因发现的一篇专业文章赶快整理出来。我清楚地知道关于cDNA排序方法的第一篇论文必须尽可能地完整。我每天与马克·亚当斯碰面讨论计划的进程。到现在为止，实验室的其余人已经完全被说服了，我们正处在正确的前进道路上。马克正用一种新的方式为我们的研究收集cDNA，我联系了国家卫生研究院实验室的一位主任卡尔·梅林（Carl Merill），让他帮助把新基因绘制到基因组中，其他人正在开发新的软件来确定基因。
我也开始和其他科学家讨论我们的发现，并且做一些关于我们小组努力的演讲。不久我发现悉尼·伯伦纳也在思考随机选择克隆的cDNA排序的问题，他是在英国剑桥大学工作的分子生物学家。悉尼出自南非一个没受过教育的犹太鞋匠家庭，他很健谈、有创造力，可能是健在的最有才气的分子生物学家（他在2002年获得了诺贝尔奖）。因为我一向很尊敬他，所以我给他打电话说我听说他正在做类似于我们的工作，我解释说如果编辑们感兴趣的话，我们要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一篇文章，我问他是否愿意考虑发表一篇背靠背的论文。我们甚至能交换数据看我们是否能找到一些相同的基因。悉尼解释说他的成就还没那么大，但是他同意我所说的很有意义。我们计划不久后谈一谈。
后来，《科学》杂志说愿意考虑把我的论文和悉尼·伯伦纳的同时发表，我把这个消息转给悉尼，并重述了我最初的想交换数据的请求，另外使他确信我要推迟提交我的原稿以便给他留出时间让他自己做好准备。他解释说他与制药公司及英国政府有一个复杂的资助协议，因此不能随意交换数据，但是他建议我们这些搞生物信息学的人们应该相互通通气。安东尼·克拉维奇目前正与伯伦纳团队的一个人合作，为我们的排序研究一个新数据库，但是几周后，很明显没有交换基因组数据，也没有从伯伦纳那里得到他的原稿。最后，我给悉尼打电话，告诉他我们想提前递交我们的论文。因为他的还没有准备好，而且也不会很快准备好，他同意了。
完成我们的原稿之前，还有一件事要做：我们的技术需要一个命名。我们正在处理用在组织中的基因，但是在大多数时候，我们没有完整的基因，只是一部分基因序列。安东尼·克拉维奇知道现存的图谱绘制工具是“序列标签位点”或STS，他提议用“表达序列标签”或EST方法命名这个测序法，这个名字所描绘的正是我真正喜欢的，实验室其他人也和我一样。我们给我们的论文命名为《互补DNA测序：‘表达序列标签’与人类基因组计划》，然后于1991年初把它寄给《科学》。
我一直在考虑第四次尝试说服吉姆·沃森，我的实验室应该得到基因组计划的资金。虽然申请已经在评审中了，但是对我来说，更清楚的是，我的EST方法对于基因发现和理解基因组有难以置信的价值。我把《科学》上的论文预印本给沃森想听听他的想法，我们也通过简·彼得森询问他是否愿意允许我改变未决的基金计划研究中一些目的以便把EST方法包括进去。简·彼得森是一个政府中层官员，她已经多次用压抑单调的声音驳回传递给她的我们的申请。对于我的商酌，沃森的回应很干脆：不！虽然悉尼·伯伦纳和斯坦福大学的保罗·伯格曾经主张建立一个系统的cDNA排序计划，但是大多数人类遗传学家们劝告沃森要完全反对这个排序计划，原因和当初反对我的小组的原因相同。伯格与福瑞德·桑格由于在基因密码方面的贡献一起分享过诺贝尔奖。
1991年的春天，沃森评审团评审了我的第四份计划。简·彼得森再次打电话告诉了我结果，并且再次通知我，委员会认为技术太前卫了，以至于没有人真正知道这个方法是否奏效，等等。X染色体资助再次失败了，说我很沮丧是过于轻描淡写了。我对沃森很生气，因为他没有履行自己最初的诺言，也因为他让我经历了一个拖延了几年的评审过程，而我实在讨厌这个评审过程。我感到评审的最高议程不是科学，而是对金钱的支配。我知道我已经有了一个能改变基因组科学的突破性的方法了，我也知道我正在浪费时间、能量和情感与一群没有兴趣让我这样一个局外人分析人类基因组的家伙们做斗争。
我开始给沃森起草一封严厉指责的信。在过去的两年间，他帮助创建的官僚机构已经成为一套无意义的、令人讨厌的和使人沮丧的阻碍科学进步的形式主义了。我费了很大的劲给沃森写的四份申请现在什么也不是了，这也耽误了我推动基因组向前的研究。我指责他试图取悦他所有的批评者，而实际上他害怕领导这项计划。我告诉他我正撤出我的申请以便我能集中注意力在我的EST/cDNA方法上。这不需要他的资助。我的朋友们和同事们把这封信加工淡化。使它不再显得是对沃森个人的攻击之后，我于1991年4月23日把它寄了出去，这时距离我当初寄给他《科学》的EST论文的预印本已一年多时间了，他从来没有对此做出过回应。
沃森收到我的信后不久，简·彼得森给我打了电话。她很疑惑，我以前在她那儿从来没有察觉到这种情感，她问我是否知道我的资助好像已经批下来了。有时候我已经被指控感觉迟钝、喜好辩护，此时我诚实地告诉她，从我已收到的回应来看，我完全不可能觉察到任何少许的对我申请的积极回应或对于我的提议的感兴趣之处。我仍然对无止境的拖延和冷遇的方式感到生气，我一时气愤地告诉她我正考虑不同的科研管理方式，而且，如果我不能使用基金的一部分用在EST方法上，那么我将在没有基金的情况下继续做下去。
我想知道我是否犯了一个重大错误。尽管我将永远不会知道，如果我没有撤回我的基金申请我将会得到什么结果。汉姆·史密斯，我的一个关系最近的科学合作者，他认为如果我从沃森那里拿到了钱我可能就不会达到现在的成就。这次事件描绘了一次重大的而且是简单的生活教训：当你来到一个交叉路口，你只能走一条路。
那时，我的那篇EST的论文正受到科学界的评论家们吹捧似的反馈，很明显它将被接受并发表。当一个评论家建议我们应该引用我们没有见过的一篇文章作参考书目时，我们遇到了一个小挫折，这篇文章10年前已经发表了，乍一看，这篇文章看起来引导了我们的工作，因为它描述了150个克隆的cDNA的部分序列，这些克隆的cDNA是从野兔骨骼肌肉cDNA文库中随机选出的。如果说这篇文章确定了什么，那么它似乎确定了一个这样的观点：cDNA方法是不可行的。只有几个已知的高显性基因被这个小组发现，当然这个论据是用来反对使用任何cDNA方法的。不过，我很好奇，想知道论文是否已经产生了任何影响，或者它是否间接地影响了我本人的想法。作为一个经验法则，一篇论文越有意义，它被后来的工作者和科学家引用得就越多。我们调查了后来的文献，发现除了把它作为获得野兔肌肉克隆的cDNA的方法使用外没有人引用这项文献。我的论文将于6月发表，我只是太高兴而没有引用这一文献。
我能循着我自己的EST灵感，追溯到一次从日本返回的飞行之旅。但是当然，伟大的想法经常同时被几个人构思出来，他们以类似的方式对思想潮流做出了回应，很难精确确定一瞬间的灵感是什么时候、怎样诞生的。卡普兰已经教会我，好的观点对一个精明的人来说是很平凡的，唯一区分好与伟大的方法是看这个想法是怎样被实行的——也就是说它怎样变成事实的。
科学历史中尽是关于某人拥有一个观点但是不把它坚持到底，最后只是看见另一个人有类似的灵感然后把它证明是有效的这一类故事。比如达尔文不是第一个构思或写出进化论的人，但是他确实用一生的研究和写作支持这一观点可行性。对于EST也是一样的。伯伦纳从来没有发表过他的数据，即使我相信他正在用和我相同的方式思考这个问题。从果蝇文库中取得的克隆cDNA应该随机选择和排序的建议也已经被史蒂夫·赫尼科夫（Steve Henikoff）写进1990年的基金申请中，这份申请是提交给国家卫生研究院的基因组中心的，史蒂夫·赫尼科夫在位于西雅图的弗雷德哈钦森癌症研究中心工作。而我很幸运地在内部项目资金有保障的国家卫生研究院工作，史蒂夫却必须通过一个漫长的撰写基金申请的过程，而且要等待9个月的评审进程。更糟糕的是，他收到了一份长达5页的批评意见，其中罗列了这个方法为什么不奏效的所有的论点，否认了对他的资助。我的文章在《科学》杂志上发表后，史蒂夫送给我一份这个批评意见的复印件，并且告诉我他把这份关于对他的申请的令人沮丧的评论复印件贴到了实验室的墙上，就在我的照片和《科学》那篇EST文章不远处。
一种思想观点复杂的起源也意味着对它们的起源的评注的开放性；仅仅考虑一下在不同的国度流传的关于谁发明了电视、谁点亮了第一盏灯等等的说法有多不同，我们就明白要统一某种说法的难度。甚至对于我在《科学》杂志上关于EST的论文的思想是怎样想出来的这样一个清晰的问题，我的批评学家们也经常混淆，或者至少加入了其个人的想象。比如，沃森在他最近的一本纪念双螺旋发现50周年的关于分子生物学和基因组历史的书描述了我怎样拜访了悉尼·伯伦纳的实验室，并且对他cDNA的策略留下深刻印象。“他几乎急不可耐地返回到他在华盛顿的国家卫生研究院的实验室，在那里他自己将运用这项技术来产生一个有价值的新基因。”[1]
当然，我没有拜访过悉尼，而且大约在沃森发表这段陈述10多年前，伯伦纳的老板英国医药学研究理事会基因组工作的头头托尼·维克斯（Tony Vickers）就描述了实际上在悉尼实验室发生的事：“当文特尔第一次提出这个问题时——它的排序系统刚刚运行了一个月，MRC小组不准备发表。”[2]但是沃森的书确实包括了一个有启迪作用的洞察力，它解释了为什么伯伦纳没有发表他的数据：“热切地想收获测序的商业利益，英国制药公司在有机会确立他们从中获利之前，MRC小组一直防止伯伦纳发表这些数据。”[3]
我自己测序工作的商业成果在1991年5月变得很明显了。当我正在国家卫生研究院行政大楼里闲逛寻找会议室时，我意识到我迷路了，于是我在走廊里向一个看起来能帮助我的人询问会议室在哪里。他碰巧是里德·阿德勒（Reid Adler），是国家卫生研究院技术转让办公室的头儿，这个办公室决定了代理商的专利政策。“你不是克雷格·文特尔吗？”他问道，然后解释说在收到马科斯·亨斯利（Max Hensley）的信后他已经打算去找我，马科斯·亨斯利是生物技术巨人基因技术公司（Genentech）的专利代理人，信里询问国家卫生研究院计划怎样使用我的基因发现的源泉。阿德勒想去我的实验室讨论知识产权问题。我告诉他我不欢迎这个主意。
关于专利和专利申请我并不了解很多，我对此多少有点反感。当我还在布法罗时，纽约州想将我和克莱尔提取的抗受体抗体提出专利申请。就我而言，主要的影响是当一个专利申请准备好并被提出来时它对我科学出版的阻碍。这完全是贝赫多—尔法案的一个结果，这个法案是1980年通过的，以它的提议人参议员伯奇·贝赫和罗伯特·多尔命名。法案鼓励利用在联邦资助下创造的发明，但是不可避免地使发现和商业的界限模糊了。结果，科学家、律师和经济学家不断争论大学的研究管理和联邦资助体系是否已经从对基本知识的追求以及知识的自由传递转移到追求能够被应用到工业的实际结果。我当时没有意识到我的发现将会使这一辩论火上浇油。
以技术转移的名义，国家卫生研究院已经就果蝇的真蛸胺受体和制造受体蛋白质的细胞排列申请专利。但是当提到我们发现和开发的EST和EST方法时，马克·亚当斯和我刻意做了一个忽视政府规则的决定，因为我们不想在关于我们的发现的专利申请上让我们的出版受阻。因此我告诉里德·阿德勒我们的文章已经被《科学》接受，将要在一个月内发表，而且，那怕是推迟一天发表我也绝不愿意。
阿德勒拜访了我的实验室，在我反对任何专利申请这件事上逼我。原因很简单，我告诉他，我们想让每个人能够利用我们的新方法和我们新发现的基因，并以不受阻的方式推动我们的研究。但是当然，这并不简单。就像许多科学家一样，我把秘密和专利等同起来，主要因为专利代理人的最初的所作所为确实延误了科学发现的公共推广。但是我现在懂得了一项专利就是政府与发明家之间成交的协议，它实际上是设计出来做相反的事：使信息可被更普遍利用，同时也给予发明家商业发展权。
对于那些寻求保护发明或发现的人来说，专利的一个附产品是商业秘密。自从1886年5月8号在佐治亚州一种用来制造饮料的糖浆被亚特兰大的药剂师约翰·斯第·彭伯顿（John Stith Pemberton）首次开发以来，可口可乐的配方是严格保密在公司内部的。在专利制度下，发明家将在一段特定的时间里，从商业角度开发他的产品；过后，这项发明可以被任何人利用于商业目的。可口可乐的配方申请了专利后，我们现在都知道在一杯可乐里装的是什么，而且专利期满后，竞争者们都可制造相同的冒泡的饮料。
专利在药物商业化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美国管制严厉的氛围下，公司必须提供大量数据证明一种新药物是安全有效的。经过耗资数亿美元的临床试验后，食品和药物管理部门才准予某种药物进入美国市场。经过了这些昂贵的测试的药物中只有不到10%被核准。而对于基因生产商来说，通过相仿的工程克隆药物是相对容易的。有争论说，如果不能保护知识产权的话，没有一个制药公司会冒险花数亿或数10亿美元制造一种新药物。
当咖啡因行凶时
我喝了无数听健怡可乐，但是幸运的是，我携带着良好的基因版本P4501A2（CYP1A2），它能帮助我处理我的嗜好。我的这段DNA值得一提，因为它再次强调了一些基因只是在与一定的生活方式结合时才变得有害——比如喝大量的咖啡、茶或者可乐时。在15号染色体上发现的基因负责肝脏中的一种酶，肝脏帮助咖啡因（“细胞色素”解毒酶的大家庭之一）的新陈代谢；这个染色体上的变异使代谢过程减速，结果增加了一个人心脏病发作的危险。一项对4000人的研究显示，每天喝4杯或更多咖啡的患者比每天喝不到1杯的患者得病的危险高64%，而对于有两个快速新陈代谢的基因复制品的被试者来说，相应的危险却不到1%，我就属于这一类。这个结果可以解释为什么咖啡消费和心脏病发作之间不存在决定性的联系。
直到阿德勒就专利问题与我交涉时，知识产权已经在20世纪80年代作为遗传学的一个主要争议出现了，那时胰岛素基因首次被分离，申请专利，并由基因技术公司生产，就是这个公司同样关心我的工作。重组（由基因发生改变的有机体生成）人类胰岛素标志着标准治疗的一个可喜的进步：人们从猪身上提取胰岛素，但是最终发生了抵抗激素的免疫反应。为了获得有效的治疗效果，他们要求更多剂量的胰岛素，但是当抗体胰岛素蛋白质联合体作用到肾脏时，患者经常早就死于肾脏衰竭。
另外一个生物技术巨人安近分离并申请了一项基因专利，这个基因是编码蛋白质激素红细胞生成素的，它增加红细胞的生成。红细胞生成素是首例耗资数十亿美元的生物技术药物，和胰岛素一道，它传送了诱人的信息，即基因专利的成本费用约为10亿美元。科学家、大学、各个州和联邦政府开始为每一项新发现的人类基因申请专利。曾经认为专利阻碍科学发展的许多科学家和联邦官员开始被一连串的事实动摇了，这些事实显示国家卫生研究院和哈佛在公共研究领域里的发现很少为公众产生过利益，因为它们从来没有被发展过。
阿德勒解释说，对于EST，法律是不清晰的。很可能我们的部分序列将会使整段的基因不能得到专利，因为怎样使用EST获得完整的基因和蛋白质序列是很明显的。这将使制药公司感到气馁，不再对基因感兴趣——因为他们不可能独享数据，他们研发的任何药物都能被容易地复制——这阻止了以基因为基础的新疗法的发展。换句话说，我们的论文的发表带来的坏处比好处多。但是如果国家卫生研究院首先申请了专利，那么学院就能免费地应用它们，而且商业投机也可以被收取适当的费用而合理使用它们。他让我们清楚轮不到我来做这样的决定，他能独自决定申请专利的进程。
马克和我同意与他合作，但是有两个先决条件：《科学》上的那篇论文将按时发表，阿德勒将努力使他的决定公共化，并使它引起沃森的追随者们的注意，确保这是正确的方法。我记得沃森在希尔顿海德的研讨会上有关基因专利的争论。但是我也记得，作为生物技术和制药工业方面一个潜在的巨大的推动力，他是怎样把基因组计划卖给国会的。
我经常被忠告对于我所要求的要仔细审慎，因为我可能刚刚与它劈面相遇而浑然不觉。递交专利申请前，阿德勒确实努力与国家卫生研究院人类基因组中心、沃森以及他的代理谈过话，但是关于这个重要的问题，沃森保持沉默。在那个时候，这似乎很奇怪，但是现在看来一点都不奇怪。几年后，当我们请求沃森支持一项为人类基因组迅速测序的计划，他告诉我们，他很想假装不知道我们计划，以便在向公众宣布这项计划时当场表示惊奇。现在他有相同的机会竖起眉毛表示震惊了，当阿德勒就我们小组发现的347个基因提出专利申请时，这些基因的发现先于我们的论文发表，论文发表于1991年6月21日的《科学》上[4]。
在《科学》的一篇社论里，小丹尼尔·柯什兰德（Daniel E.Koshland Jr.）说我们已经发现了“一个当前最实用的捷径，对理解人类基因组有很大好处，通过提供互补DNA的显性序列标签，大量新基因被揭示（尤其在大脑中）。同时，也在染色体上以灯塔的作用为疲倦的测序仪指路，力克了模糊的限制图谱的诸多不足。”但是期刊刊登了一篇预示着一场即将来临的暴风雨的新闻预报，即莱斯利·罗伯茨（Leslie Roberts）题名为《有关基因组测序捷径的赌博》的新闻报道。实际上，我不倡议把cDNA当作基因组测序的替代品，而是当作一个“便利的助手”，并且认真地指出，我用自己的方法不能发现100%的人类基因。沃森当然感到这是一个主要的缺点，但是我已经回答说：“如果我们只要得到80%～90%的人类基因，我就不会觉得我们已经失败了。”甚至是今天，在罗伯茨的文章中，英国分子生物学家约翰·萨尔斯顿（John Sulston）的嘲笑仍然令我汗颜，他曾经讽刺说：“我敢打赌，那肯定不是80%～90%，我认为更像是8%或9%。”[5]
萨尔斯顿研究秀丽隐杆线虫（Caenorhabditis elegans），一种靠食细菌为生的小土地虫。他在英国的基因科学的诞生地和大本营——剑桥的英国医学研究理事会（MRC）分子生物学实验室里工作。悉尼·伯伦纳曾经提议全面探索一种动物的全部功能（吉姆·沃森曾经以为这个想法太狂野了所以没有资助他），他决定最好以简单的东西开始：蠕虫。萨尔斯顿在1969年首先遇到了线虫，那时他开始与伯伦纳的小组合作，开始了那项使他一举成名的研究，30年后他与伯伦纳一起获得了诺贝尔奖，他们耗费了很大的精力探寻线虫的一毫米的体内所有959个细胞的血统记录。到1983年，萨尔斯顿联合福瑞德·桑格手下最得力的大将——阿兰·考尔松，绘图并测序这个线虫的基因组。
但是他对于EST价值的极度悲观的估计令我震惊。主要因为我碰见萨尔斯顿和他的合作者罗伯特·沃特斯顿（Robert Waterston）时，我们曾经讨论了这项工作，沃特斯顿是伯伦纳的另一个前蠕虫研究员，他后来在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创建了自己的实验室。在会上，我也曾提到我的小组里迪克·麦克白希望把这个方法应用到秀丽隐杆线虫的研究上。萨尔斯顿和沃特斯顿不想与我们合作，他们和多数人的观点相仿，认为这没有什么科学价值。这些并不奇怪，但是当他们强烈要求我不要发表EST论文因为它可能被看作是破坏基因组计划时，我被吓着了。后来，一位资深科学家告诉我，沃特斯顿因为担心会吓跑政府的资助他已经中断了评定DNA测序中错误的论文的发表。萨尔斯顿在2002年发表的有关基因竞赛的“精确而质朴的描述”[6]中承认他认为我的EST方法对他自己的工作是一个威胁：“如果他的实验室每次都能识别大量的线虫基因，而我们只有几个……它将不利于我们获得资助。”[7]尽管在一年内，萨尔斯顿和沃特斯顿就开展了他们自己的EST测序计划，为秀丽隐杆线虫测序。萨尔斯顿说：“意识形态最好避免：一个好的基因组计划应该是由所有可用资源处提供数据，然后把它融合到一个完整的图像中。”
《科学》上的EST论文发表后不到一个月，我被邀参加参议院关于由新墨西哥的彼得·多米尼西（Pete V.Domenici）主持的基因组计划听证会，彼得曾在我的希尔顿海德那次研讨会上做了主题发言。这是我与参议院的首次相遇。令我感到安慰的是，这次听证会被看作是感觉良好的：共和党人多米尼西是参议院最早最强的基因计划的支持者，这部分地要感谢能源部查尔斯·德利斯的努力，他曾经起草了一份备忘录，其中预测了将要发生什么，包括从民营部门获得的利益，并提供了有说服力的数据。当天出席的另一个参议员是阿尔·戈尔，他也是支持的。听证会的部分内容是讨论知识产权问题，甚至到那时为止，仍然没有公开提及国家卫生研究院就我的小组发现申请过专利。
在听证会上，我不仅描述了EST方法和由此产生的人类基因发现的快速发展，而且表达了我对国家卫生研究院的专利成就的关心，这个问题我很高兴把它公开。许多人被这个信息惊呆了，房间里一片寂静，然后沃森突然大叫道申请这样的专利是“彻底的精神病”，还说“事实上，任何猴子”都会用EST方法，他对此感到“恐惧”。[8]杜克大学的与会者库克·迪根描述了整个事件，“沃森正在埋伏等待着，用大炮瞄准。”[9]那时，库克·迪根是沃森的助手，他后来告诉我沃森在听证会开始前就已经做了准备。
我当然被他的反应惊呆了，因为沃森几个月前就已经知道了专利这件事，作为基因组中心的领导人他有许多机会正式地发表看法。一个旁观者描绘了我的震惊反应：“你可以看见匕首插进去——杀了他。”[10]没有经过可能缓解或甚至防止冲突的非正式沟通，沃森选择了在媒体和两名参议员面前哗众取宠，针对该项专利的申请强烈谴责我，作为一个诋毁他已经感到的对其预算的威胁的手段，甚至沃森后来也承认他对我太苛刻了。
沃森说得对，我是一个灵长类动物
既然现在我分析了我的基因组，我就原谅了沃森这次感情爆发了。没有提到猴子和猿的区别，吉姆无意中用一种迂回的方法暗示了15年后在我的DNA序列中的一项发现，虽然他对猴子和猿之间的区别没有给予重视。我有部分基因组在标准人类基因组上，老鼠基因组上，甚至在赛雷拉使用的参照人类基因组上是不存在的，[11]但是却出现在黑猩猩基因组中。吉姆可能打算说的是：“克雷格有猿的DNA，所以有可能任何猿都会使用EST。”
我的同事塞缪尔·莱维（Samuel Levy）浏览了我的基因组并且把它和由NCBI创建的标准人类基因组和其他生物的基因组比对时有了一大发现。他在我和黑猩猩的基因组中都发现了5.4万个碱基对基因码，但是在其他人身上这好像不常见，甚至在老鼠身上也不常见。我与猿的共性在于19号染色体上DNA区域上的另外500个字母，这条染色体译码为所谓的锌蛋白，它与DNA连接以调节基因的影响力。[12]似乎我的猿版本连接了少量DNA，因为它比明显的“正常”版本的编码稍微长一些。（很明显因为基因组长度的有效数据如此之少，所以我们计算出的哪个变型是正常的，哪个是不正常的只具有尝试的性质。）
有人可能会想象这个差异将影响我的基因调节体内蛋白质的方式，但是揭露所有的细节将要花许多年。谁知道？也许在人类基因排序的竞争中，正是这些黑猩猩区域给了我优于公众对手的能力。
除了受到政治性抨击，把我当成权谋政治家，知识欺诈也是我的罪名之一，我担心这次突发事件会挫败马克·亚当斯和这个年轻的小组的士气，他们在这个突破性工作上如此努力。幽默是解除紧张状态的最好方法，克莱尔这一点做得比我好。她第二天穿着一件大猩猩的衣服出现在我的DNA测序实验室，外面穿着国家卫生研究院的白色实验服。当大家和大猩猩一起在测序仪上工作时，整个小组轮流照相留念，这个大猩猩也会坐下来读沃森的书。这很幼稚，但是作为有效治疗本小组心理压力的权宜之计，我们都怀着报复的心理回到了工作中。
第二天，我收到了《华盛顿邮报》记者拉里·汤普森（Larry Thompson）的电话，他告诉我他想了解我们所正在做的科学工作，要求见一面。我们花了数小时谈了谈新型自动化DNA测序仪的方方面面、计算和数百种每天发现的新基因。接下来的星期一，他的报道出来了，那是完全有关政治的，而非科学。这次见面教会了我如何了解媒体的十分有价值的教训：不要以为一篇报道的内容和一次访谈的内容是对应的[汤普森后来成为沃森的接任者弗朗西斯·柯林斯（Francis Collins）的新闻助理]。
汤普森把专利之战描绘成沃森和伯娜丁·希莉（Bernadine Healy）之间的战争，希莉是第一位领导国家卫生研究院的女士，她是一名心脏病专家，曾经担任罗纳德·里根总统的代理科学顾问。汤普森的这个角度可以理解，因为沃森已经把他的攻击面扩大到希莉，认为她是现在他喜欢称作“文特尔专利品”的同谋。这场战斗被看作是一场巨头们之间的斗争，世界著名的分子生物学家与最强大的生物医学研究行政官之间的对抗。在科学机构中，这些攻击通常不屑一顾。但是当遇到商业团体，则可能会有破坏性的结果，就像他们最终所做的一样。
愤怒在继续着。与阿德勒的初衷直接抵触，EST方法专利近似于被判死刑，因为批评家说“它将削弱对那些长期而艰苦工作的人们专利保护，他们一直努力解释由基因编码的蛋白质的功能。”[13]最终争论呈现了国际化特色。沃森告诉《科学》，“如果克雷格能申请专利，英国也能申请。”沃特·波曼爵士（Bodmer, Sir Walter），一个很受尊敬的人类遗传学者，警告说“如果文特尔继续这一大规模的专利活动，那么英国可能不得不相应跟上”。[14]更有力的反应是MRC基因组计划的领导托尼·维克斯证实，“文特尔的美国专利申请应该会成功，英国研究者们将被迫勉强仿效”，还说法国人也正在考虑申请专利[15]。对我而言，这些故事中最显著的特点是沃森把阿德勒在国家卫生研究院的工作成功转变成“文特尔的专利”之争，并且有效地把我转变成研究商业化的海报人物，一个替罪羊和一个坏蛋，所有都融为一体。
《纽约时报》引用了一个研究者关于EST方法专利的评论：“这是快捷而肮脏的土地掠夺，没有创新。”（尽管他后来给我写信否认一些引用的话出自于他。）[16]《自然》警告说专利热的基础是“全世界的研究者们突然对专利办公室的工作发生了兴趣——对文特尔简单的技术也一样”。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的梅纳德·奥尔森把EST方法专利称为“一个可怕的主意”并且认为它是在“避重就轻”而不加理会：“提倡这样方法的科学家们是在玩火自焚。”[17]
但问题并不是——像许多人当时认为的那样——最终关于使用序列信息的权利。申请专利以后，任何时候我都可以把我的序列信息通过发布给基因银行使其公共化，因为这不会危及专利本身。《自然》的记者克里斯多夫·安德森（Christopher Anderson）敏锐地发现了在论战中真正困扰沃森和他的支持者们的是什么：“大规模的cDNA测序绝对不是体育运动。基因组计划从国会那里的要价是：耗时15年，耗资30亿美元绘制和测序整个人类DNA分子的基因组。现在文特尔说在几年之内也许只要1千万美元他就能得到几乎所有的基因——多数国会议员关心的那部分基因……这使国会相信另外25亿美元仍需要花在给剩下的基因组排序上——有97%～98%根本就不包括基因——可能很难。”
“不公平”的主题几周后在《旧金山纪事报》的1991年12月2日那一期出现过：“设想一下，埃德蒙·希拉里[9]（Edmund Hillary）先生不是辛苦跋涉爬上了珠穆朗玛峰最高点，而是坐直升机飞到那里却因为爬上了世界最高峰而得到了好评。那么这位新西兰爬山运动者毫无疑问将创造一个国际辩题。”国家卫生研究院取得专利权就“相当于坐飞机征服峰顶的爬山运动员从此基因之峰飞到彼基因之峰，并全部插上国家卫生研究院的旗帜从而宣称对整个山脉的征服”。[18]但是这个比喻有误导之嫌：论题中心是哪个科学家能吃苦耐劳可以忍受又慢又单一的旧式方法，而不是哪个能从遗传学获取一些重要的知识开始尽快指导临床治疗。你可能对那个花了一天时间爬上山顶医治你的断腿的坚强的救护人员印象深刻，但是如果他坐直升机在两分钟内赶到的话，你会更轻松些。
当瑞克·布鲁克（Rick Bourke）进入到故事里时，基因组第一次真正的商业前途的暗示到来了。在与伊莎多尔·艾德尔曼（Isadore Edelman）的一次电话谈话中，我第一次听说了这个来自康涅狄格州诺沃克的商人和前壁球冠军，伊莎多尔·艾德尔曼是哥伦比亚大学杰出的生理学家，他在电话里说他正在给布鲁克当顾问。布鲁克不仅是妇女皮革饰物公司布鲁克—杜尼公司的那个布鲁克，而且他还和亨利·福特的曾孙女——埃利诺（Eleanor），昵称“诺尼”——结了婚。布鲁克对基因组学感兴趣，并且已经和这个领域的一些前沿科学家初步接触过了，其中包括查尔斯·康托尔（Charles Cantor）和李·胡德。现在布鲁克想和我见一次面。当然可以，我告诉艾德尔曼欢迎光临。
这两个人乘坐布鲁克的私人喷气机飞到华盛顿。布鲁克很明显对我们的发现很激动，想知道我是否愿意离开国家卫生研究院加入一个新的基因组公司。我热爱能够在国家卫生研究院做的科学，那时感到我能轻松地留在那里。而且我也知道，基础科学不能总是在商业环境里忍气吞声。作为一个顾问和科学董事会成员，我经常看见患上我所称为的“祈祷螳螂综合征”的人：他们开办生物技术公司，常常是为科学研究寻找资助的一种方式，当冷眼的投资者最终要求把基础科学转向发展适销对路的产品时，生物技术公司的创办人最后只能是被狠狠地批评、解雇或者降职。我想继续做基础科学，决定我是否离开国家卫生研究院的唯一标准是我是否能建立我自己的研究所。
我把这一切都告诉布鲁克，他解释说他仍然只对商业机会感兴趣。但是他邀请我7月份花几天时间去他在缅因州的住所。布鲁克的避暑山庄在芒特迪瑟特岛，阿卡迪亚国家公园所在地，那里山海相连，是东海岸中最壮观的景色之一。我和李·胡德、查尔斯·康托尔、托马斯·卡斯基以及三个参议员一起，他们分别是乔治·米切尔（George Mitchell），他是参议院的领导，也是预算委员会的头，从田纳西州来的尚慕杰（James R.Sasser），还有来自马里兰州的保罗·萨班斯（Paul Sarbanes）。这是一次轻松的聚会，所以家庭成员也受到了邀请，康托尔带来了他的女朋友卡珊德拉。邻居也来了：戴维·洛克菲勒（David Rockefeller）和佩吉·洛克菲勒（Peggy Rockefeller）。
这所房子是我曾见过的最惹眼的豪宅之一，也是我第一次被介绍到这样既有财富又有权威的精英社会家庭。我带上了我的儿子，当克里斯和我到达那里时，布鲁克的看门人向我们问候致意，然后把我们带到儿童游戏室的客房，这样叫它是因为它从主房间分离出来了，而且有室内壁球场，一个台球室和一个像模像样的游泳池。外面是一个斜坡道，一直向下到达水边的码头。那天，我和克里斯坐上了布鲁斯家的一条波士顿捕鲸船，我们用它在海港探险，观赏房子和船，尤其是这条一流的航行快艇，它是1928年由欣克利公司制造的。傍晚结束时，克里斯和诺尼在玩一副木制拼图。这种拼图是一件艺术作品，值2000多美元，我恰好也收藏了一副。
肥胖基因
随着从脂肪细胞发育到使我们感觉饥饿的大脑机制所对应的各种基因被逐渐发现，过去仅仅依赖饮食控制和锻炼效果的肥胖症有了新的发现，2007年在《科学》上的一项研究特别有意义，它是由英国埃克塞特市半岛医学院的安德鲁·哈特斯莱（Andrew Hattersley）和牛津大学的马克·麦卡锡（Mark McCarthy）共同撰写的，不同于以前的文章，这篇文章建立了一个很普通的与轻微肥胖之间的基因连接，而不是与过度肥胖之间的罕见连接。
这项研究——进行了15年，有42位科学家参与其中——首先通过对2000名患2型糖尿患者和3000名志愿者的对比组的研究确定了和肥胖之间的基因连接，研究者们然后更进一步对来自布里斯托尔、敦提和埃克塞特以及英国、意大利和芬兰等其他许多地区的37000人进行了测试。在每一个案例中，FTO基因的相同变体——大多数是在大脑和胰腺和其他重要组织中出现——和2型糖尿病和肥胖有关联。
如果人们携带FTO基因变体的一个复制体，它将导致体重增加1.17千克或者腰部增加1.27cm，变胖的风险率将为1/3。英国普通人群中有一半人是这样的。发现携带FTO基因变体中的两个复制体的人群，占普通人群的1/6，这些人将比那些不带变体的人多增重近3千克，变胖的风险率将高达70%。
黄嘉祺（Jiaqi Huang，音译）和塞缪尔·莱维（Samuel Levy）为寻找FTO的这一变体，搜索了我的16号染色体，发现我有这两个低风险的复制体。我还没有体重增加这一特殊的遗传倾向，以及它的所有关联特性，比如渐增的患糖尿病和心脏病的风险。但是尽管这项工作提供了有关肥胖的新见解，就在我写这本书时，FTO的实际生物学作用就像很多其他的基因一样仍然是神秘的。
那天晚上，我们去野餐，这次野餐并不像我们以前曾经去过的那样。客人们和船员、厨师以及服务员都登上了布鲁克的大功率游艇“午夜号”，游艇带着我们去了远离缅因州海岸的几百处岩石岛之一。到站后午夜号下了锚，我们排队乘着爆满的小游艇渡到海滩上。我发现自己和佩吉·洛克菲勒坐在一起，她是一个很可爱、很端庄的女人。岩石阻止了这条爆满的小游艇着陆，我想知道：佩吉将会被服务员背到海滩吗？她给出的答案是：下了小游艇，自己涉水上岸，在那里的岩石上，船员正在准备一堆篝火和一场美酒盛宴。
在我们大快朵颐的时候，我们谈到了基因组学的重要性和国会是否会同意资助基因组学公司。我们讨论吉姆·沃森是否会涉及在内。对此康托尔、胡德和卡斯基表示强烈反对，我感到很奇怪。当康托尔的女朋友问是否有一个卫生间时，严肃的气氛消失了。她被引到了树林边缘，但她拒绝走进黑暗深处。布鲁克的看门人拿着灯笼陪同她，每个人都不说话了。当她返回来时，汤姆[10]·卡斯基问她是否噪声打扰了她。什么噪声？哎呀，摄像机的呼呼声呀，汤姆开玩笑说。这次关于基因组等的讨论，是接下来几个月多次这样的谈话的第一次。布鲁克、胡德和康托尔反对研究所模式，更喜欢一家成熟的公司。布鲁克想让卡斯基来当公司的头，但是汤姆不准备离开贝勒（大约一年后，他离开那里去了梅克制药公司）。胡德相信DNA测序是唯一能向前推进的方法，他想让我来主持测序工作。尽管大家都喜欢讨论这些计划，但我吃不准他们是否认真想把它们实现。最后，几个月后，在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和胡德开了一次紧急会议，在那里我们起草了一个科学计划和预算。我们和布鲁克详细地讨论了这项计划，我告诉他们，他们需要在两个星期之内做出决定否则我要继续我的工作了：这些谈话消耗了我的时间和精力。
我回到国家卫生研究院时，被召到主任伯娜丁·希莉的一号楼办公室。我马上就理解了，估计这和正在进行的专利传奇事件有关。她把我迎进她的办公室，当她告诉我她已经听说了一些关于我要离开国家卫生研究院的传闻时，我消除了疑虑。她担心人才从贝塞斯达流失。她能做什么来改变我的想法呢？
我倾吐了我的挫折，陈述了从沃森那里得不到基因组资助的经过。只要国家卫生研究院有内部基因组计划，我解释说，我就能继续我的科学研究，我不用忍受与人类遗传学界争夺资助，这些资助是由政治而不是价值所驱使的。她问我是否认为国家卫生研究院的其他的研究所也将支持这项内部计划，我回答说他们会的——他们将受益于能够阅读到人类遗传密码。这次会见以她决定给我支持而结束。她有自由支配主任预算的权利，愿意用它资助我的计划使我能在国家卫生研究院留下来。我愿意主持内部基因组新组建的新委员会吗？当然，我说。那天之后，我给胡德和布鲁克打电话告诉他们我在国家卫生研究院的前景已经无限制地改善了，所以我决定从他们的基因组公司撤出——这项决定将会带来许多意想不到的结果。
由于胡德和布鲁克现在需要另外有人指导他们的测序工程，他们马上开始去引诱萨尔斯顿和沃特斯顿，后两位热切渴望讨论一项商业投资，因为它将提供新技术和巨大的资源。对于萨尔斯顿而言，这比他桌子上的从英国医药研究理事会送来的一份提议有更多的诱惑，但是萨尔斯顿开始意识到他的初恋——线虫——不在布鲁克的议程上。就像我在他们之前做的一样，萨尔斯顿和沃特斯顿坚持继续他们的基础研究——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份10年的线虫基因组测序计划。他们也坚持任何发现“必须留在公众领域”。布鲁克甚至与沃森讨论了这件事，同意遗传信息应该公共化，只要创建者在使用这些基因信息去诊断测试和药物时比他的竞争者有优先权。
到现在为止，沃森已经开始惊慌了。在我之后，他开始相信萨尔斯顿和沃特斯顿是最佳的基因测序的主角了，如果他们离开了，他的计划就落空了。为了强调这一点，正如他说的，“打开一点龙头。”沃特斯顿曾经写信给沃森表示他需要得到从国家卫生研究院的资助，“我们不想让计划被二流的竞赛者利用更多的资源胜出。”[19]
沃森飞到伦敦与戴瑞斯（Dai Rees）见面，戴瑞斯是MRC的秘书，他前一星期曾经告诉报纸说引诱萨尔斯顿的企图是“臭名昭著地出价，是为了产生一个人类遗传学的IBM”。[20]同时，沃森赋予相同的故事以英国式风格：他说，线虫类计划是“英国科学王冠的宝石。对于英国科学来说，失去它将是一个严重的退步”。然后，才是沃森真正的要点：“对于我们正在试图建立的美妙的国际协作，它将是一个重要的打击。从这项协作中获得的专门技术将对所有的科学家们开放。”[21]
已经有人准备好了要帮助MRC了，她是一位仙女教母[11]，名叫布里奇特·奥格尔维（Bridget Ogilvie），她是总部设在英国的威尔康信托基金的主任，该基金是美国企业家亨利·威尔康（Henry Wellcome）在1936年过世时创办的，威尔康把100%的以他名字命名的药物公司的所有权捐赠给了该基金[后来格兰素威尔康公司（Glaxo Wellcome）被吸收进了格兰素史克公司（Glaxo SmithKline）]。10年来信托基金已经利用威尔康公共有限公司的药物股权的股息资助了医学、热带疾病等疾病的研究计划。当20世纪80年代由于它的抗艾滋药物AZT的推动，威尔康公司的股票飞速高涨，威尔康的董事们劝说英国当局容许他们违反亨利·威尔康的遗嘱。遗嘱规定信托基金保留公司中所有的股份，除非有“无法预料的情况”发生。
威尔康股份两次抛售——1986年和1992年——净赚40亿，比信托收入的两倍还多。威尔康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医药研究慈善团体，把大量资金分配给缺少资金的英国科学家们。
艾伦·克鲁格（Aaron Klug）是分子生物实验室的主任，他曾是诺贝尔奖获得者，他把布鲁克的猎头行为看作是“一件非常讨厌的事情”。[22]通过他和瑞斯的努力以及奥格尔维的保佑，沃森让威尔康信托基金5年内给线虫计划提供5千万英镑的支持，这使得萨尔斯顿留在他的阵营里面。萨尔斯顿和克鲁格一起为威尔康的遗传学顾问小组写了一份简报，简报描述了怎样基于他的线虫计划的“团体精神”建立人类基因组计划，到1997年1月，按比例增加至40兆碱基对，包括研究酵母菌和发展老鼠大脑的cDNA。
为了推动测序的起步，奥格尔维任命迈克·摩根（Michael Morgan）为威尔康信托基金高级行政官，摩根以前是大学里的生物化学家。以本领域伟大的先驱的名字命名的桑格中心在英国剑桥附近一个叫海斯顿公园的地方建了起来，那里曾是破败的工程实验室所在地。（“它最好好一点”，当萨尔斯顿向他征求意见时，桑格说。）[23]对于沃森来说，这是一个大成果，对于英国科学来说，这是一个好消息。奥格尔维相信它会带来更广泛的影响，唤醒全世界的基因组学：“我们的行动像在过度饱和的溶液里加进一颗水晶。加入其中的每颗水晶都经过我们的充分筛选。”[24]
但这只是沃森努力抨击布鲁克的开始。如同《双螺旋》曾生动地表现的一样，沃森显得有些轻率，与布鲁克会面后，他马上显出不喜欢布鲁克的神情，布鲁克于1992年2月25日写了一封抱怨信给希莉，而且把它复印了一份交给大布什行政部门的高级官员。信里提到，沃森正在干预布鲁克的商业利益，布鲁克评价说沃森自己本身有利益冲突，因为在他担任国家卫生研究院基因组中心的领导的同时，他在几个生物技术和制药公司也拥有股份。希莉此刻很厌烦沃森对她的攻击，于是展开了一场调查。她的办公室告诉《华盛顿邮报》，“希莉博士不会忽视道德问题的，甚至对于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亦是如此。”[25]
所有这些都发生在我开始担任国家卫生研究院基因组委员会主席之时，这个职位使得沃森向《自然》记者抱怨我现在比他更有影响力。委员会的现任成员是国家卫生研究院的大人物也是好人们，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马歇尔·尼伦伯格；心脏、肺和血液研究所的基因临床医学家佛朗西·安德森（French Anderson）；国家医药实验室的基因组数据库的领导戴维·利普曼（David Lipman），还有儿童保健科学主任阿特·列文（Art Levine），像我一样，他的基金申请也被沃森的人类基因组研究办公室，现在叫人类基因组研究国家中心拒绝了。我们的议程是要决定国家卫生研究院的内部科学家们怎样集中精力参与识别疾病基因。1991年12月，我把一份备忘录送到国家卫生研究院主任那里，备忘录里列举了委员会成员，概述了他们对这份内部基因组计划的支持，同时我也保留了对于基因组研究的组成的一些明显的不同意见。“人类疾病基因和显性基因的生物特征的研究不能被人类基因组中心的任务所掩盖，”我写道。我解释说我曾递交给沃森中心的申请是“一个错误”，并且说明了理由：它可能打击院内科学家的士气，使他们怀疑自身是否具备从事高风险研究，设立长远目标和审时度势，当科学研究需要时超越常规的能力。备忘录决定国家卫生研究院内部应该集中研究显性基因，尤其是与人类疾病相关的基因。1992年3月10日，委员会给国家卫生研究院主任发了最后的报告，几乎每个主任都签名表示支持。
之后的一天下午，我接到戴维·利普曼的电话。沃森想私下通过利普曼给我一个“基因城”提议。这将是一个场所，可能会远离国家卫生研究院主园区，作为基因组测序工作的一个附属单位，它将完全投入到基因研究。作为最后一张王牌，戴维告诉我，“沃森想让你当基因城的市长。”
考虑到沃森以前的行为记录，我想把让我作“基因城的市长”的提议以书面形式提出；只有在那时，我才将它分发给我的委员会成员们。所以，一场长达10天的马拉松式讨论和协商开始了。沃森的办公室送来一份3页的基因城描述，草拟于1992年3月6日，有个枯燥无味的标题：“关于在国家卫生研究院建立一个专业基因组分析的机构的提议。”
令我感到惊奇的是，这份备忘录听起来更像是我已经分发给委员会的提议。甚至更奇怪的是，沃森、萨尔斯顿和其他人曾经对EST法的攻击以及那些用来破坏我试图筹集资助的事情好像已被遗忘了。就像沃森写的：
DNA短序列，即EST法，已经从快速测序cDNA中获得，它们在基因组的分析中有潜在用途。最初的结果已经证明了它们在确定蛋白质同族关系中的用途。但是EST法的分析能力扩大到超越了从DNA序列对比获得的信息。与基因组图谱的联合它们的潜力可以更加充分地实现。一个专门的机构在法国已建立，该机构主要任务是绘制基因图谱和提供发展科学社会和工业的资源。由于科学和竞争双重原因，美国是该建立一个类似的机构的时候了，国家卫生研究院就是一个合理的地方。
在备忘录中提及的法国计划是由人类多态性研究中心（CEPH）的丹尼尔·科恩（Daniel Cohen）领导的，他曾创建法国人类基因组计划（Genethon），这是巴黎附近的一个遗传学中心，该中心得到法国肌肉萎缩症协会组织的长期连续电视节目的经济支持。科恩是理解基因组研究的关键点之一就是在设计好的组织中使用自动操作法的科学家之一，但是他仍然没有为他的伟大成就赢得足够的荣誉。
使用他所谓的“怪物”，科恩正在生成一份整体基因组图谱。所谓怪物是一种新方法中的明星，这一方法是增加和操纵大于正常尺寸的人类遗传物资，叫Mega-YAC（巨大酵母人造染色体）。常规方法只能处理大约长3.5万对碱基的基因密码片段，科恩声称他能用YAC处理100万对碱基的片段。科恩正打算揭示21号染色体的图谱，努力在3个月内绘制出人类基因组的25%的图谱。
虽然我们现在知道Mega-YAC有一个根本缺陷即很不稳定，但是法国的表面的成功刺激了沃森。他要求：
建立一个全面的研究小组，能完成各方面的工作，发展所需的新技术，提高绘图和测序的速度……作为比较，类似的法国人类基因组计划有152名员工，1992年的预算至少1400万美元。利用本身存在于几个基于EST的活动的协同合作，将不但使国家卫生研究院在完成人类基因组工程中发挥主要作用，而且在联合校内一流的临床和基础研究项目中也发挥主要作用，这将引导生物医药学研究进入一个完全实现潜在可能的领域，这个潜在可能是对有关人类基因组学和人类疾病的基因基础上的理解。
最后的句子尤其令人震惊，它承认了基因组学的商业含义，当然，这要依赖于专利：“这个被提议的机构也可以想象成一个基于基因的工业中心（基因城）的核心，它将包括围在它周围的几个卫星组织，它将致力于基于基因的产品的研究和商业化。”
甚至今天，过了15年后，重读这份备忘录时我还是既生气又悲伤。当我送给沃森一份我的EST文章的预印本时，他就很清楚EST法的价值了，这样的一项建议本来一年前就该提出了。他在公共面前的故作姿态大概受一种恐惧心理的驱使，他害怕我的EST计划将把资金从还停留于一个字母一个字母读取基因的计划中抽走。
但是，这项提议仍存在一个问题：有一位主任不相信它来自沃森，因为文件是写在一张白纸上的。我因为读到的一些书面内容而感到非常奇怪，以至于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的确，考虑到沃森在公共场合对于EST法和专利的态度以及这份备忘录与我曾写的类似程度，我能够理解我的同事的疑惑了。戴维·利普曼再次得到了备忘录，这次，信纸上方印有沃森的抬头，委员会支持它。现在，通过戴维，沃森送来了新的请求，一份几乎使我不知所措的请求：沃森打算为他的年度绩效评价会见希莉；在会议之前，我能使她接受这个提议吗？我说，我一定试试。
当我向希莉概述沃森的计划时，她没有说话。你确定吗？是的，我说。并且给她出示了印有沃森抬头的文件。你和它观点一致吗？当然，我有我的考虑，我承认，但是我信任戴维，委员会的其余成员也都支持这个计划。假如我们都同意，希莉说她两天后若与沃森见面，就表示支持基因城。当我把这一消息告诉戴维时，我们都很兴奋，也很乐观：沃森要提正式建议了，希莉要接受它了，我们的基因组科学将以难以置信的方式启动了。这项计划不可能失败了。
沃森与希莉会面那天，戴维和我在我办公室等着，一起聊起如果我们都在基因城里工作该是多酷多美好啊。事实上，我们都担心；伯娜丁许诺会谈后联系，等待好像永远继续着。当电话最终响起时，我拿起来，希望听到好消息。但是她很生气，说明她被激怒了。我从来没听过她这么不安，而且真的很震惊。沃森提了这个建议了吗？“没有，”她吼道，对沃森和我都感到万分生气。当伯娜丁最终平静下来，我发现了事实的真相。
沃森出席了那次会面，简单礼貌地开始了谈话。他曾在1985年就与希莉有过一次公开的争吵，当时他说到白宫科学技术政策办公室：“负责生物的人不是妇女就是个不重要的人物。他们需要把一个妇女放到某个位置。”[26]他提到的科技政策办公室的生物医药学事务的副主任，就是指伯娜丁·希莉。在这次激动的见面过程中，他开始大声责骂基因专利，然后开始冲着伯娜丁大叫。在此长篇激昂的演说中，基因城一字未提。当沃森的愤怒结束时，国家卫生研究院的一个冲突和解机会也结束了，也把我们作为合作者而不是竞争对手去挑战基因组的机会结束了。因为那次糟糕的会面，和他那二流的管理能力，我相信希莉做出了沃森必须走的决定。瑞克·布鲁克可能是把枪放到桌上的人，但是是沃森而不是希莉扣动了扳机。
沃森在国家卫生研究院的日子指日可数了。他的退出是由迈克·亚斯特（Michael J.Astrue）处理的，他是卫生与人类服务部（HHS）的首席法律顾问。在一次奇怪的巧合中，亚斯特和公共健康服务的首席法律顾问理查德·赖斯伯格（Richard Riseberg）拜访了我的实验室，他们能够理解烦人的国家卫生研究院专利申请背后的科学。（亚斯特与希莉就此事发生了冲突，他认为EST专利没有满足一项发明的法律要求。）我的电话响了，有人找亚斯特。当他的拜访结束时，他告诉我他有重要的电话，让我离开我的办公室一会儿。
大约45分钟后，他终于出现了，他解释说他刚处理了沃森的辞职。1992年4月10日，星期五沃森在指控声中辞职了，他作为生物技术公司股份所有者，与他的政府工作之间呈现了一个实际的或者潜在的利益冲突。但是他一年后告诉英国记者，他因为坦率地说专利是“疯子”而被解雇了，明显他很痛苦。希莉很聪明，沃森说，但是他抱怨说，“她什么也不知道……拥有权力，并在没有知识的情况下运用它很危险。”[27]
如果沃森知道亚斯特的电话是从哪里打来的，他可能会更难受，确信我一定在幕后指使。但是事实上，把我看作亚斯特的帮手都有点勉为其难的，我发现他十分不能令人信服，因为他试图把政治议程插入已经炒得很热的专利问题上来：在一次我出席的HHS会议上，他说，实际上，我们都不会永远当权的，这些专利太强大了不会留给民主党人。
这件事发生后，我在国家卫生研究院的日子也没几天了，因为新的机会在召唤我。在这段时期，拜访我的实验室的一个高级政府官员告诉我：“年轻人，你明显做得不错啊。”他没有说我是精通科学之人，所以我问他为什么我的成功如此明显：“这是华盛顿，我们通过他们敌人的质量来评价人，年轻人，你有一些最好的敌人。”
直到这时，一条划算的撤退路线已经呈现出来了：我被邀成为一家生物技术公司基因图谱（Genmap）的首席执行官，签约酬金是400万美元，这个数额超过我的想象，比我职业生涯收入的总和都多。但是，由于我怀疑纯理论科学在商业环境下是否能兴旺，我拒绝了这份工作，选择继续留在国家卫生研究院。对我来说，那是我第一次真正感到科学完全比金钱更重要。但是作为那些谈判的一部分，我遇到了牛津合伙人艾伦·沃尔顿（Alan Walton），他是一个具有化学博士学位的投机资本家。我喜欢艾伦，他明白我为什么最后对基因图谱公司不感兴趣，但是他仍然好奇地想知道，如果有的话，是什么会让我离开国家卫生研究院。学术界够危险了，我告诉他我所相信的是令人不满的和不切实际的真相：唯一可能的吸引力就是一个开办我自己的基础科学研究所的机会，这项计划10年内将需要5000万到1亿美元的资金保证。我深信我的发现是十分重要的，而且随着时间推移将更为重要。
艾伦认为我的需求是可能的或切合实际的，至少他没有说他认为不可能。他确实告诉我唯一一家可以考虑承担这样水平的资助的基金：卫生保健投资，由一个有趣的人物华莱士·斯坦博格（Wallace Steinberg）领头，他深信科学正处在解密永恒生命的边缘上——他希望，正像网球的多次来回击打有益身心健康一样，科学界的争论也有益于重大发现的诞生。在强生公司工作后，有关瑞城牙刷的报道给他带来了名誉，这是第一批上市的抑制齿菌斑的牙刷，沃利[12]（Wally）开始了他的创业基金，在马里兰和我在国家卫生研究院的同事佛朗西·安德森（French Anderson）一起开办了两家生物技术公司，曼迪牟恩（MedImmune）和基因治疗公司。艾伦许诺给沃利打电话，但是因为听起来很难成功，我没有多想，又回到了工作中。
在前一年里，1991年，我完成了我的转变，从一个以神经传递素受体为基础的生物化学家转变成一个基因组科学家，那年我合著的每篇论文都是与基因组研究相关的。到那时为止，我已经为搜寻大脑基因设定了一个新目标：我想找到至少2000个新基因。这个目标不是随意的。那时，在公共数据库中已知人类基因为2000多，还有什么比我花一年时间就使过去大约15年积累的基因数目总和翻一番更能说明我的方法的威力巨大的？1992年，《自然》杂志很热情地发表了我们的论文，题为《2375个人类大脑基因序列确认》。专利之争继续，国家卫生研究院感到有必要对所有2375个基因提出第二次专利申请。我设法从里德·阿德勒那里和技术转让办公室得到了一次让步：我的方法将被放到公共领域内（用行话说，它现在是“法定发明登记”）以便让那些想用EST方法的科学家们不必从政府获得许可。
适合沃利的一个基因
基因“克洛托”是以希腊女神的名字命名的，传说她纺生命之线，因为它能促成长命百岁。日本科学家们在老鼠身上发现这个基因，注意到如果没有克洛托蛋白质，啮齿动物们就会患上动脉硬化症、骨质疏松症、肺气肿和其他常见老年病。同样，重复使用这个基因似乎能延长生命。结果显示基因拼写的改变与长寿和常见老年性疾病包括冠心病和中风有关，这强烈暗示了克洛托可以控制老化。哈里·迪斯（Harry Dietz）和在约翰·霍普金斯（Johns Hopkins）的同事们发现，婴儿体内普遍存在克洛托的一个不十分常见版本的两个拷贝，是65岁以上人们的两倍，于是克洛托控制老化这一点似乎得到了证实。有个基因（微卫星标记1的17号等位基因）的一部分（外显子）的一个变体通常在新生儿体内比老年人更多。也许生来携带这个变体两个拷贝的人会比其他人早死，我不知道沃利是否有这个变体，但是我确实知道我没有。
克洛托基因产物或者克洛托蛋白质隐藏在细胞膜内。当被其他酶分离时，它潜入血液，那里它似乎作为一种防衰老激素发挥作用。这个蛋白质好像刺激了细胞分解有毒有害活性氧化物质的能力，在身体处理胰岛素中发挥了作用。好消息是，以我为例，我也有克洛托基因变体的混合物（分别来自父母），形成所谓的KL_VS等位基因，这个等位基因与患冠心病、中风低风险率以及有可能长寿有关。但是当然，我们都有“好的”和“坏的”基因，而且谁都不知道当环境的影响也考虑在内的话它们的影响是怎样实现的。
在这段时间，我的工作有了一个新的方向，这个方向最终导致我向美国总统和整个内阁发表演说。这次演说的起因是一个致命病毒：天花，历史上它已经夺走了数不清的生命，致残的就更多了，它破坏受害者的肾脏或者使他们的皮肤留下脓水疱溃破后的疤痕。仅在18世纪，这种砖型病毒每年就杀害大约50万人；当欧洲人把它带到美洲时，它杀死了一半的土著美洲人，他们缺乏自然的免疫力。直到1967年，这一疾病在40多个国家仍普遍存在，大约有1000多万病例。
最后一个自然感染这一疾病的是一位索马里厨师，他死于1977年10月26日。两年后，世界宣布摆脱了这种疾病的困扰，最后的病毒被安全放置在两个权威地点：佐治亚州亚特兰大的疾病控制中心和俄罗斯莫斯科的病毒预防研究所。在1990年世界卫生大会的致辞发言中，美国卫生与人类服务部部长路易斯·W·沙利文陈述说，技术进步使得3年内完成整个天花基因组的测序成为可能，这是永久消除这一疾病的重要的一步。许多科学家相信消灭天花病毒首选的第一步是确定它完整的DNA序列，这样做是为了保留即将灭绝的一个实体的必要的科学信息。因为我的设施完善设备齐全，我被卫生部长要求领导CDC-NIH的联合计划——天花病毒的测序。我拜访了CDC，遇见了布赖恩·马伊（Brian Mahy）和约瑟夫·埃斯帕斯托（Joseph J.Esposito），前者是滤过性病毒性疾病与立克次体疾病部的主任，后者是梅毒病毒科学家。尽管最大的天花基因组有将近20万对碱基，但是这对测序来说似乎不构成特别的挑战。就在那时，我的小组已经测序了几十万碱基对的人类基因组和数千的EST。
我建议通过提升霰弹枪测序法的应用，我们就一次测序这个病毒基因。没有人喜欢这个主意，理由很充分：霰弹枪测序法是用一个喷雾器装置射击基因组，担心一些微量的病毒可能会通过空气传播出来。早年有一个可怕的案例证明了这些恐惧并非庸人之忧。1978年7月，英国伯明翰医学院解剖系的一个摄影师感染了此病并于一个月后死去。人们认为病毒混进了实验室的空气中并且通过空气流通系统进入了她的暗室，于是她就被感染了。她的病被确诊后，储藏病毒的实验室的领导就自杀了。
也是出于安全考虑，我小组的安东尼·克拉维奇指出我们没有一个计算机算法能拼接整段天花基因组霰弹枪碎片。那时，基因组领域里最好的计算机程序处理1000个DNA片段也有很大的困难，天花病毒的霰弹枪法测序将产生的片段是这个数的3～5倍。
不过，虽然有这些限制，还有一个不直接但较容易的测序方法。约瑟夫已经通过制造一系列限制消化（回想一下限制酶是怎样在独特而特定的位点识别和切割DNA的）分解了天花基因组，从而产生了基因组的小片段。我的小组成员将在每个片段上运用霰弹枪法测序，一次一个片段。一旦我们确定了一个策略，我们就开始测序得病率最高的亚洲主要种族——孟加拉1975，而俄罗斯将测序一个次要的种族，所有的活动都将在世界卫生组织的监督下进行。
按协议上所要求的，我们的计划中涉及了一个国际小组，包括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的科学家们，以及从我实验室来的专业测序技术师特里·厄特拜赫。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除了我们的俄罗斯科学家，一个和蔼可亲的爱好喝酒的人。我到实验室经常发现尼古拉（Nickolay）在长椅下睡着了，旁边放着空伏特酒瓶。起初我被告知尽力而为，因为大惊小怪可能会引起一个外交事件。但是他饮酒达到了必须送医院的地步，并且连续三天不醒来。后来他被送回家了。
我们的努力被称为人类首次有意灭绝一个物种（相比较我们无意灭绝的数千物种），有观点认为首次记录它的DNA序列将战胜任何对它采取强行灭绝的异议。那时，我同意灭绝天花物种，因为它已经夺走了无数人的生命，对人类的杀伤力比其他传染性疾病总和还要大（在艾滋病出现之前）。
这项工程激发了最初的关于基因组数据是否该放在公共领域的讨论。在伯娜丁·希莉的办公室里，我与国防部和其他政府部门的官员们碰了面，他们十分关心天花基因组被公开化。有人把它比作公开了原子弹爆炸的设计蓝图，还有人则谈到要在我实验室周围安装倒钩铁丝网防止泄密。
让我离开国家卫生研究院去一个商业化实验室的引诱一直存在着。安近公司联系了我，他们每年从生物技术药物净赚10多亿美元，他们正在寻找新路子把他们的盈利再投资。经过与研究部的领导劳伦斯·M·苏泽（Lawrence M.Souza）和首席执行官戈登·宾德（Gordon Binder）的一番谈话后，议题转向了在华盛顿区开办一所新型非营利性研究所，安近小组欣然同意这个主意，尽管我认为像我在文特尔研究所做想做的基本研究一样，他们当然想让我在安近研究所做他们要的商业性研究。当我去加利福尼亚的橡木城拜访安近时，这个话题再次被提出，安近公司将给我7000万美元，承诺10年间在马里兰的罗克维尔建立安近分子生物研究所。我将担任研究所的所长，并被任命为安近的高级副总裁。薪水是我在国家卫生研究院的近3倍，包括在安近的职工优先认股权。我仍然感到不安，但是这次提供的待遇如此慷慨，于是我向他们承诺我会和妻子商量。
令人吃惊的是，艾伦·沃尔顿所提过的冒险资本家沃利·斯坦博格的想法似乎也得到了回应。卫生保健投资有兴趣和我谈谈，而且派来了他们的代表蒂德·布莱尔（Deeda Blair）和哈尔·沃纳（Hal Warner）。蒂德是华盛顿的社交名流，他的工作是帮助斯坦博格从国家卫生研究院挖科学家到他的公司（有丰厚的报酬），哈尔·沃纳是一名博士化学家，他是个务实家。蒂德的魅力在我这不起作用，哈尔3年内好像要提供给我1500万美元，这是一笔典型的生物技术研究启动资金，这正是我已经拒绝的方案。我告诉他们无须进一步讨论了，但是他们坚持说我至少要见一见沃利，他下周就要到这附近的盖瑟斯堡来。我勉强同意见见他。
见面那天，我等了他一会儿，这无疑满足了沃利的头牌雄性的自我定位。然后斯坦博格前呼后拥地走了进来，其中包括蒂德·布莱尔，艾伦·沃尔顿，我在国家卫生研究院的同事佛朗西·安德森，他是基因治疗公司的创办人；另外还有詹姆斯·卡瓦诺夫（James H.Cavanaugh），他是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和杰拉尔德·福特总统的工作人员，也是罗纳德·里根总统的特别顾问。沃利是我们的麦克风控制者，他隆重作了介绍，有点过头，尤其过分夸奖了佛朗西。在他独自评价了卫生保健投资的所有公司后，我们讨论了我所想的：为我自己的基础科学研究所投资，作为交换，我会在有限的时间内——6个月——提供我的发现给一家能把这些发现发展成新式疗法的新型生物技术公司。
斯坦博格打断了我的陈述，频繁地问问题，然后另外用10分钟重述了哈尔·沃纳已经说过的令人失望的出价。当他结束发言时，我感谢他花时间来看我，说很高兴见到他，然后站起来要离开。为了更清楚地表达我对他的出价的看法，我告诉他我需要赶快去杜勒斯机场飞往洛杉矶。沃利上钩了，他问我为什么，我解释说，我要最后一次去安近公司，与他们讨论他们要在10年内提供我7000万美元建立新的分子生物研究所并且让我当所长的事宜。我详细描述了安近的出价，包括股票、薪水和在安近的地位，告诉了他一切——当然，除了我对安近的疑虑。沃利静静地坐了30秒，然后突然说：“我10年内给你7000万美元，用你自己的模式，包括生物技术公司的股票。”
我能看出他很认真，因为他的合作人看起来好像要晕倒了。佛朗西打破了沉默，他指出这个数是他所能得到的5倍。我的脑子现在在急速运转，当我衡量这个机遇时，沃利专心地注视着我。安近提供了稳定性，但是我为要面对几个新老板和一家医药公司的环境而感到麻烦，他们并不吸引我。斯坦博格似乎许诺给我在研究和生活中的自由。
最后（事实上，不过30秒钟后），我做了决定，并宣布说，“如果你是认真的，我接受你的提议。”我告诉他们，我需要列一个重要条款的清单和时间去理解他们提议的详细内容。我和沃利以及其他去机场的人握手。整个会议只用了15分多钟。后来在安近的会议进行也很顺利，我告诉他们我要给首席执行官戈登·宾德打电话告知我的决定。
两周后，我进入了在马里兰州的贝塞斯达的凯悦宾馆的一个会议室里，只有克莱尔陪同，去签订与斯坦博格的协议。坐在我们前面的是哈尔·沃纳，十几个律师包围着我们，他们与那张条款清单一起等待着我的新生活——作为一所非营利研究所的所长，准备好了让我签名。没有法人代表的我，感到自信心正慢慢溜走。哈尔签署了文件然后递给我一支黑色万宝龙（“好的写作工具”），这是那个冒险资本家和生物技术主管的签字笔。我瞥了一眼克莱尔和律师们，然后慢慢地写上我的名字。“我禁不住感觉我正在与魔鬼签一份协议，”我开玩笑说。日期是在1992年6月10日，离我父亲去世整10年，离沃森被迫辞职整3个月。
对我来说很难离开国家卫生研究院。内部主任欧文·柯宾一直以来都在支持我，当他意识到我没有进行谈判但是却真正辞职了，他很担心。我开了一个实验室会议，告诉我的小组我要个别与每个人谈谈他或她的未来。有些人为有新的机会很兴奋；其余人想到改变感到惊恐。我想让我小组的大多数人跟我走，但是很清楚有些人喜欢或需要为政府工作的安全。只有一个人拒绝了我：马克·达布尼克（Mark Dubnick），他是个糖尿病患者，又是盲人，我觉得他有政府的医疗保险金会过得很富裕。我给马克·亚当斯和安东尼·克拉维奇安排了新研究所选址的工作。
我最后的任务也是我最害怕的一件事是通知伯娜丁·希莉我的决定。我深深体会到与她的友谊，并且发现她是一个很有效率的领导。我怀疑许多针对她的攻击更多是出于乏味的、男性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卫生研究院对于一个相对年轻和有魅力的女性的不信任态度，而不是她的实际能力。尽管我们年龄相近，但是我感到我好像是在告诉国家卫生研究院的母亲，我要离开家了。伯娜丁对我的支持最大，或者说对我是最宽容的。但是她确实需要帮忙，于是问我；在我要离开的消息公之于世之前能不能消失几天？佛朗西·安德森刚刚已经宣布要去南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娜丁的批评者们已经利用这件事作为人才流失的证据证明她管理上的失误，声称她的计划导致最优秀的科学家们离开。她不想由此让她在国会上关于国家卫生研究院的预算的陈述受到我离开的消息干扰。我知道怎样避开甚至是最固执的调研记者的最好方式：我要参加安纳波利斯到百慕大的航海竞赛。在最后一小时的会议结束时，我们一起合了影。
那时，我的船是一艘中国台湾制造的14米长的护照40，命名为“百慕大快感号”，综合了早年我乘坐凯普岛瑞33漂泊于风暴中的超凡感觉。我决定第二次做得更好些，并且说服克莱尔一同前往——这可不容易，因为她已经明白从安纳波利斯到科德角的一次旅行就是一次考验。我另外的船员包括我的舅舅巴德·赫娄，他的儿子我的表兄罗布，还有一个叫艾伦的年轻人，他来自安纳波利斯快艇俱乐部。我们在强风中径直下到切萨皮克海湾。风起初平息了些，然后风开始转向，直接刮向海湾上方，以至于我们不得不调整风帆，慢慢地向大海中航行。当夜幕降临时，我们郁闷地发现：我们的制冷器不工作了。克莱尔花了相当多时间冷冻了一些适宜定量的食品，尽管我们知道她的食物将至少还能保存两三天，之后情况就会变得很残酷，但是我们不是懦夫。
风力开始加强，我们开始再次在浪中穿行，这一次是正确的方向。“百慕大快感”有杆甲板上的桅杆，不同于附着在船龙骨上的桅杆，当她在强风中航行时，船内部也开始转向。我和克莱尔共用的船舱在桅杆的前方，当我们的船在波浪中跌落时，我们会变得像空降一样，头撞到船舱上头，然后摔回到床铺上。当我们跌落在一个巨浪中时，克莱尔发现坐在船头也是严重挑战。因为船头撞进浪谷的力量是巨大的，当克莱尔坐的马桶被折断时，她飞了起来。至今我一想起如果我坐在上面会发生什么时，我的眼睛仍有泪水。
我们奋力朝百慕大前进了两天后，我更加郁闷了，因为我看到两艘船从我们后面的地平线出现，然后几小时之内慢慢追上我们，两条船都是轻捷有力的航船，17～20米长。我的堂兄是一个初级保健医师，他必须尽快去百慕大恢复他的实习。我们用完了紧急罐装食物；现在我们人在百慕大，却得支付圣乔治旅馆客房的租金。我不情愿地启动了引擎——退出了我的竞赛——发现我们是第三条进入圣乔治海湾的船。对于没有完成航行我感到懊恼，但是第二天当一场强暴风雨来临时，我的懊恼就消失了。两条即将到来的竞赛船在暗礁上被冲走了，另一条没有了桅杆。总之，超过一半的船都没有完成竞赛旅程。
回到干燥的陆地上，我几乎马上就开始打长途电话。希莉的办公室正在准备新闻发布。一些有可能成为新实验室的选址也已经找到。卫生保健投资的人们想按协议工作。克莱尔没有如我所愿，也从国家卫生研究院辞职与我一同离开了，她同意飞回马里兰时看一看选好的实验室基地，对不用乘船返回科德角感到很轻松。我再次去了大海上，而我的生活由此发生了改变，平凡的1100千米旅途结束后，我于7月第四个周末返回了马里兰。希莉的新闻综述将于7月6日出版发行。我只做了几个改动，尤其是加上大写T，我的新家的名字将是基因组学研究所——我的研究所是一只老虎（TIGR），而不是一只老鼠（Igor）[13]。新闻发表宣布：“由克雷格·文特尔领先在国家卫生研究院的内部实验室里完成的创新技术已经发展成熟。现在是文特尔博士把他引人注目的发现带出国家卫生研究院的时候了，从思维的伟大领域带到美国的市场，带到私人产业的市场。”
连续几天甚至几周内关于我的行动的连篇累牍的新闻报道令我感到奇怪，《华尔街日报》头条新闻：“基因科学家文特尔将离开国家卫生研究院，创办私人的研究所。”就《自然》杂志而言，我是一个“有争议的国家卫生研究院的基因组研究者”，而令人愉快的是，它报道了我的新研究所本周以来怎样“受到研究者们的欢迎，他们既欢迎基因组计划准备随之扩大规模，又认为这是具有长期商业潜力的产业”。文章最后一句话来自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维克多·马克库斯克（Victor A.McKusick），他将成为我的朋友和顾问。虽然“一开始会有不适感”，他说，“但开始的轨道方向是正确的。这就是要使工作完成所做的努力。”[28]《生物技术新闻观察》是华盛顿的政策报纸，它引用了迈克·高兹曼（Michael Gottesman）的话，沃森离开后，高兹曼担任国家卫生研究院人类基因组项目的代理主任，他曾是伯娜丁医学院的同班同学，他赞许这次冒险活动：“长期以来这是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希望，在某些阶段会有足够明显实际应用，这个生物技术公司将会变得有权益。”[29]
沃利·斯坦伯格与一家签约媒体公司合作，安排我们拜访位于曼哈顿的《纽约时报》的吉娜·柯拉塔（Gina Kolata）。沃利总是很夸张，使我感到好像我是一只奇异的宠物，被它的主人到处炫耀。但是当他发现他不能回答吉娜提出的有关我的科学理念和更广意义的关于我正在做什么的敏锐问题时，他有点泄气了。
7月28日，《纽约时报》星期二的科学版面正体现了吉娜的特色：“生物学家的快速基因测序方法吓跑了同行但是赢得了支持者。”我们再一次经历了逻辑学上常见的巨大跳跃，从为几个基因申请专利到拥有整个基因组专利，正如文章所描述的，研究者们是怎样“害怕人类基因组可能被锁定，由私人投资者拥有……他们害怕这种人类基因组上的抢夺地盘的行为将最大限度地阻止科学进步和免费交换信息”。吉娜描绘了奇怪但是熟悉的科学家们的画面，他们怨恨打破了他们的生活安逸的突破，好像他们是15世纪的抄写员，抱怨古滕堡新研制的印刷方法：“他通过一条通常不能识别功能的捷径从人类基因上拽出了新基因片段。批评家们说工作的艰难在于计算出一个基因的整个结构，并且测定它在人体内的作用。”[30]但是她很好地描述了科学问题，而且使我感到轻松的是，她清楚地表明多数有争议的专利不是我的主意而是国家卫生研究院的。
沃利的梦想成真了：他在威信颇高的报纸有了自己梦寐以求的专栏空间。当被问到为什么他同意资助TIGR时，他回答：“因为克雷格用枪抵着我的头。我想要他的技术和那些仅有的他同意的条款。”[31]当然，那是真正的答案。但是我从这篇文章得知沃利的计划有比做我的赞助人更多的内容：他要成为整个美国生物技术界的救星。“华莱士·斯坦伯格是卫生保健风险投资公司的董事长，负担文特尔博士的经费，他说他突然意识到有一个国际竞赛锁定人类基因组。如果美国人不参与，他说，我们将丧失竞赛权，丧失得到像英国、日本和其他在竞赛中获胜国家的有价值的基因的权利……”沃利的引文最好地显示了他的无私和爱国主义情感：“我突然对自己说，‘上帝啊——如果这件事在美国没有以实际的方式完成，那在美国这就是生物技术的尽头。’”[32]因此我准备卷起袖子，坚定决心，帮助沃利拯救美国的生物技术工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