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记录我的密码

无论如何我们都必须承认（包括我本人在内），尽管人类具有各种崇高的品质，但是，在他的躯体内仍然保留着他出身低微的永不磨灭的烙印。

——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

DNA既不关心也不知道，DNA就是DNA。它是我们舞蹈的乐章。

——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

在我所有的童年记忆中，印象最深的就是我可以拥有完全绝对的自由。在当今社会，孩子的每一天甚至每一分钟都要由妈妈来安排。有些妈妈给孩子们配备手机以保持联系，还有一些甚至打算用GPS跟踪或用网络摄像来监视她们的孩子。这种事在半世纪前是不可能发生的，那时孩子们的生活一般是无人看管的。

我很幸运生在一个有自由传统的家庭里。母亲小时候喜欢赤脚攀登圣迭戈附近海滩上的峭壁。父亲则常常在爱达荷州的蛇河里用假蝇钓鱼，夏天在怀俄明州他叔叔的牛场里工作。我的童年是在加州度过的，父母常常对我说“玩去吧”，从不约束我。鉴于这种家庭影响，我发现我喜欢冒险和面对挑战——这一点并没有因为我的成年而改变。当时我尤其喜欢比赛，这个爱好直到现在我仍然保留着。

我最喜欢去的地方之一是当地的机场，我常常会站在跑道边的长草坪上，看着DC—3飞机的螺旋桨旋转起来并逐渐变得模糊。而后，当飞机向跑道边上靠近时，我血液开始沸腾，一旦飞机滑进起飞点，比赛即开始了。我先就近蹲下来数机身上面镶嵌的亮晶晶的铆钉，当飞机的两个引擎发动起来时，我就飞快跳上自行车，使足了全身的劲，弓着腰猛蹬脚踏板。飞机开始朝东冲进加州蔚蓝的天空时，我的心狂跳不止，低着头尽最大努力沿着跑道蹬车飞驰。

在靠近机场的湾边庄园，我的父母拥有一套9000美元的平房。和湾边庄园紧挨着的是距旧金山南24千米的密尔布市，它是一个只拥有不到8000人的小城市，以前曾是密尔家族的领地。202高速公路向东延伸，朝西是铁路，而我们的南边和北边是牧牛的草场。这唯一的一个乡村标志已经随着机场的扩建逐渐消失了。当年的旧金山地方机场在1955年已扩建成现在的旧金山国际机场了，而且它仍在无休止地继续扩大领地。我敢肯定终将有一天涡轮螺旋桨飞机也会被喷气式飞机所取代，从我们家低矮的平房上空呼啸而过。

我小的时候旧金山机场与现在大不一样，既没有任何安全设施，也没有监控装置，更没有铁丝网护栏。隔离飞机主跑道和公路的是一个排水沟和一条小溪。我经常和朋友们骑着自行车滑到沟底然后再上到沟的另一边。开始我们总是坐在草地上惊奇地看着飞机滑出跑道起飞，奇怪那只“大鸟”为什么在跑道上滑行那么慢。此时我已不记得是谁出的主意，但某一天我们认为我们肯定比飞机跑得快得多，于是我们等到飞机预备起飞时，跳上自行车和它“赛跑”。我们甚至在飞机加速并超越我们之前暂时跑在了它前面。这种时刻真令人兴奋啊！

今天我经常坐飞机飞来飞去，不管何时我站在相同的东—西跑道上，我都很怀念我的童年。当一个飞行员看见一群小孩子在飞机旁边狂奔时，不难想象他是多么着急啊！而一些乘客也凝视着窗外，他们有的向我们招手，有的惊讶得张大嘴，也有的简直被吓呆了。偶尔有时候飞行员会向我们晃动着拳头，甚至会通知地面控制塔派机场警察来。但因为跑道很长，我们很容易就能看见警察过来，于是马上就从小溪逃走了。后来的一天，我们骑车去机场发现我们和飞机赛跑的岁月结束了：因为机场周围新修了一圈栅栏。

我童年的每一天都是在玩耍和探险中度过的，这给我的成长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尽管我不像了解DNA那样确切地明白我当时所做的一切，但我知道学校里所学的任何东西都无法与之相比。我想我能成为一名成功的科学家的原因之一是我天生的好奇心没有被教育体制所抹杀。我甚至还发现竞争其实很简单，就像一群孩子试图超越大而笨重的飞机一样，而这种竞争所产生的长远利益和它给孩子们带来的短暂的快感一样多。在今天不论何时我看见跑道周围的栅栏，我都会为我对机场的安全所做的贡献而感到自豪。

我的DNA，我的生命

我这部自传涉及我身体的每一部分。我共有100万亿个细胞（除去精子和血红细胞），其中每一个细胞里都包含有我的46个染色体，我的DNA就包含在这些染色体中，这些染色体数量是通常的人类染色体的数量，没什么特别之处。只有黑猩猩、大猩猩和类人猿才有48个染色体（我们曾一度以为人类染色体也是这个数，直到1955年一位勤劳的科学家才完整地给出正确数据）。25000～35000个基因分布在我的染色体中，这比我们曾经认为的数量要少得多。它们似乎也不是以一种特别聪明的方式组织在一起的，而且并不是所有具有类似功能的基因都必须聚合在一起。

基因中的密码子是由3个碱基组成的，它是一个DNA的三联体，能编码专门的氨基酸，并与其他的氨基酸连接后折叠成蛋白质，它是构成和操控我的细胞的基本单元之一。利用全部的20种不同的氨基酸作为材料，我的细胞可以产生出让人眼花缭乱的排列组合从而生产出各种各样的蛋白质，就像我头发中的角质和血液中传输的血红素相当不同一样，这些蛋白质相互之间也有很大的区别。蛋白质能携带各种信号，如胰岛素；或接收信息，如我们的视觉色素、神经递质受体以及味觉和嗅觉的受体。所有的这些蛋白质在结构上都是相同的。没有一个染色体能编码大脑和心脏，每个细胞拥有整套可以组成任何器官的遗传信息，但是它们不能组成大脑和心脏。我们对于细胞有多大能力的理解只处于初级阶段，胚胎期的干细胞能结束不同基因的组合，形成大约200种在体内发现的专门的细胞，如神经以及可以依次形成大脑和心脏等器官的肌肉细胞。但是总的来说，我们确实知道DNA中碱基的排列顺序给形成唯一的克雷格·文特尔提供了妙方（即通过一个更为古老的基因分子RNA翻译成细胞的活动）。

1946年2月我写过一本关于人类基因组的专著，那时我们还住在盐湖城犹他州大学的已婚学生住房里。我的父母，约翰·文特尔和伊丽莎白·文特尔，与我的哥哥也一起住在简朴的学校住房里，那些房屋曾经被美国军方占用。我的父母都很熟悉军营生活，不管怎么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他们作为海军陆战队的成员，都曾在太平洋的不同海岸上服役过。他们邂逅于加利福尼亚的潘德顿营区，我奶奶是一个虔诚的摩门教徒，而我爷爷不信奉任何宗教。

有一位来访者曾回忆说被我爷爷邀请到车库见一位老朋友“马尔科姆”，最后发现马尔科姆原来是一瓶苏格兰威士忌。我爷爷一直都不同意去教堂举办婚礼，所以奶奶只好等他去世后才举办婚礼，婚礼上由她弟弟来充当爷爷。父亲也步爷爷的后尘，最后被逐出了教会。虽然可能是因为父亲反对摩门教的什一课税制（收入的十分之一交给“教会”），但我总是认为是因为父亲喝咖啡和吸烟。不管怎么说，父亲被逐出教会除了给他母亲有些影响以外好像并没有给他自己带来什么麻烦，因为他并不特别信奉宗教。但是在奶奶的葬礼上，由于教会的人操控葬礼的方式，父亲与之发生口角，这加深了他对宗教的反感。

1946年10月14日，我，一个天真无邪的婴儿出生了。那时父亲正受惠于《军人权利法案》^[1]，在盐湖城的一个学校里攻读会计学位。当他艰辛地照看妈妈和我14个月大的哥哥加里（Gary）时，经济几乎入不敷出了。现在想来他当时肯定视我为额外负担，一个让他的生活更加困难的家伙。我母亲说在所有的孩子中，我是最像我父亲的。但是我们从来都不很亲密。

我母亲做了一段时间房地产销售，可是父亲很讨厌她的这份工作，因为在那个年代这被看作是地位低下的象征。她太诚实，这一点也不利于这份工作：她不愿推销她不喜欢的房子。艺术是她的创造力的发泄渠道，具体表现为无数的关于海洋的绘画，但是在我童年时期，她多数时候是家庭主妇。我最早的记忆是她从报纸上剪下优惠券然后一家超市一家超市地跑着去买最好的廉价商品。尽管附近有很多奶牛场，但我们为了省钱只喝奶粉。暑假时我们去野营或去圣地亚哥（San Diego）看望我的外公外婆，圣地亚哥这座城市在我的一生中占据了重要位置。我也能清楚地记得我那些亲戚们是怎样不停地褒奖我哥哥的。他是一个数学天才，表现比我好，而我总是被恐吓如果不听话就被送到少管所去。

Y染色体和原因

我的基因组有一个特点，当我一来到这个世界时，这个特点对于我的母亲、我的接生员或者任何一个人就是显而易见的了，更不要说一个获得诺贝尔奖的遗传学家、基因研究的领袖或测序大师了。我有一个X染色体（女性有两个）、一个Y染色体，而不是各有一对（就如同女性那样）。X染色体和Y染色体被称为性染色体，用来区分其余的常染色体。

同每个男性一样，我的Y染色体负责使男人拥有男性的特点，特别是一个叫SRY（Y染色体上的性别决定区域）的基因。尽管它只有14000个碱基对长，但当一个英国科研队把它植入一只绰号兰迪（Randy）的母老鼠使其变成公老鼠时，它的力量首次展示了出来。相对而言，这个男性基因的捐献者倒没给人什么印象。在人类的25000个基因中，只有千分之一的基因，也就是只有25个基因位于Y染色体上。尽管如此，这个小基因组的影响力被证明还是很大的。对于遭受Y染色体折磨的人们来说，生活从一开始就很艰难，而且只会越来越难。看看这个星球上最老的居民，你就会发现他们缺少一个Y染色体。从受精到最后死去的整个过程来看，相比那些拥有两个X染色体的人们而言，拥有Y染色体的人们正在逐渐衰败。Y染色体带来了很多特性，如冒险自杀、患癌症、成为富翁、秃顶等，这些可能性都比较大。

甚至直到两岁时，也许最能标志我的成功的一个特性才变得明显了，那就是冒险。对于那次事故，我已经没有任何记忆了，但是我被告知在与一个很高的跳水板的遭遇战中，我几乎被淹死了。后来我的一个导师布鲁斯·卡梅伦（Bruce Cameron）开玩笑说我喜欢做从高处跳进空池子的运动。（原话是“他试图计时，于是跳进盛满时间的池子，他撞到了池底。”）^[1]在那次我跳进我一无所知的水中后，我父母就坚持让我在当地的基督教青年会学游泳。我很高兴他们能这么做，因为游泳增强了我的信心，并且不管怎么说，在越南战场上它还救了我一命。

当我在密尔布（Millbrae）长大时，更多的证据证明我的血液里有着冒险的精神。早期在铁轨上冒险的经历似乎是我们生活的全部，每天火车的咔嗒声就是背景音乐。而火车也把我父亲带到旧金山去工作，每天晚上再把父亲送回来，在我当时看来，那座城市既大又遥远。我们居住在铁轨“错误”的一边。每次购买食物时，我和哥哥就跟着妈妈拉上我们的红色四轮马车“无线飞鸟”翻过铁路去商店把食物拖回来。

铁路是另一类禁地，我老是跟着哥哥以及我们的朋友们在铁道下面的排水管里消磨时间。从一个小男孩的眼光看来，每天几乎每个小时呼啸而过的蒸汽式火车简直是一台令人难以置信的既强大又迷人、振奋人心的机器。当火车慢慢驶向密尔布火车站时，火车司机会将蒸汽向我们这边喷放出来，我们就在气体的包围中看着心爱的大机器轰隆隆地呼啸而过。

我们也经常在铁轨上玩耍。其中有一个游戏是把你的耳朵紧贴在路基上看看谁能听到最远的火车发出的第一声细微的将要来临的震颤声。我们会把硬币放在铁轨上让火车压扁它。（最近一次去密尔布我又尝试了这个游戏，可是却发现现在的硬币不是铜做的，所以太硬压不扁，仅仅在铁轨上留下了一个金属痕迹。）当我大约7岁时，我们变得更加胆大了，居然敢跳上呼啸而过的货车。对于一个孩子来说，即使是一辆行驶缓慢的车，要爬上它也不是件容易的事，经常有在车尾押货的列车长冲我们喊叫，赶我们下车。

那时父亲已是约翰·福布斯公司的合伙人了。他虽然做得很好，但是为此他也不得不付出代价，他给公司的定额支付使我们的家庭收入受到限制，他沉重的工作压力意味着他经常晚上在电视机前睡着，即使是在拳击赛或是《黛娜海滩追赶秀》里女主角那著名的吻别画面前。但是到了1953年，我们积攒了足够的钱从我爷爷那里买了一辆结实耐用的1949年产的斯图贝克四门车。我们也需要一个更宽敞的住处了。现在我有一个姐姐苏珊和弟弟基斯。我们的新家在密尔布的山里，位于铁路另一边较远的地方，但是我们仍能感受到铁轨的感染力。每天早上，我母亲开车送父亲去车站，晚上再接他回来。这些短途旅行变成文特尔一家的每天的固定行动了。路上母亲总把我惹的麻烦和搞的恶作剧向父亲报告。现在我哥哥加里争辩说我们那时的行为都是一样的，只是我乐意被抓住，“可能那时你具有一个坏孩子的形象吧”。

在那方面，我的新家和邻居也没能改变我。我搞恶作剧的灵感来源于一个朋友，他父亲是铁路工人，家住在车站附近铁轨边上的一个车厢里。我认为他的生活最美好所以经常去看望他。他给我演示了一些有用的恶作剧，比如怎样释放车闸来使火车停止，怎样连接和分开车皮。毕业那一年，他家搬到了另一个车站，这让我父母如释重负。我看着他的车厢咔嗒咔嗒地离开了我的生活。

接着我的冒险活动从铁轨转移到了老海湾高速公路上，这条高速路沿着海湾的岸边绕行直抵正在发展壮大的旧金山机场。在20世纪50年代时，这一带还未被开发出来，很空旷，没有任何建筑物。我和我的朋友们经常骑自行车穿过天桥去老海湾路。几年后在高中，这也是我们飙车的场所之一，我们甚至最终发展到了玩“比胆大”的游戏，就像《飞车手罗德》书里描述的那样，在年轻的飞车手浪漫的眼光看来谁先打方向盘躲开谁就是懦夫。

然而，我的成长经历不仅显示了我热爱自由可以不顾一切的一面，我的早期成长经历的另一个明显的重要特征，就是我无休止地想要制造东西的冲动，从晶体管无线电装置到堡垒无所不造。当我把一些东西捆扎到一起，用我的想象力去创造出一些仅用天然材料和工具所不能完成的东西时我总是最快乐的。就在我的同龄人在学校里毁灭他们的创造力之时，我可以做我能做的任何事情，用我的双手去边学边干地建造东西。

我早期许多的杰作都得到了小弟基斯（他现在仍做相同的行当，是美国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的建筑师）的帮助，这些创举通常是在我们的后院完成的，我们把它叫作“后院”，因为它处在我家花园的后边。花园栅栏有1米高，那个后院的一边有一个肥料堆，一部秋千，还有一棵野苹果树；院子另一边就是我的领地了，一棵杏树，一簇黑莓灌木丛，还有就是我建造使用的大量的泥土。

我的建筑开始时并不十分夸张，大多数是很小但很精致的隧道和城堡。每个月我也会尽力省下1美元去买个塑料轮船或战斗机模型。感谢无聊的时间、打火机油和火柴，我们发现我们可以有更真实的战斗场面，那就是把模型点着。玩具兵燃得很旺，看着热塑料不断往下滴我非常满意。当我的隧道初具规模时，我的纵火癖发展到了开始在隧道里面放鞭炮的程度。

我日渐扩大的地下隧道堡垒用一块60厘米宽、1米多长的夹板盖住，上面再铺些泥土。但是几个星期以后，它还是被我父亲发现了。父亲害怕地下堡垒有塌方危险，命令我将它填满，我的建筑工作只好转移到地上。用建筑工地上找来的废木料我开始修建一座组合堡垒和俱乐部。为了能再利用那些废钉子，我们能花上几个钟头把它们从木头里拔出来弄直。我相信即使是20世纪30年代早期电影里照顾孩子的史潘奇都吃惊我们盖起了一座两层的建筑物。我们有数不尽的杏、黑莓和野苹果来充当我们战斗的军火。最终由于一个邻居抱怨说那个堡垒简直是他的一枚眼中钉，我的创作再一次被摧毁。

所有这些建筑的故事发生在我7—10岁年间。后来我的活动移到了院外的街上，在那里，我试图把我两个最初的最爱——建造和冒险，结合到一系列交通工具上，从四轮马车和肥皂箱赛车到粗制过山车，都充分利用了我们家坐落在山顶的优势。我们甚至做了一个早期版本的滑板——用螺栓把一只冰鞋的两边固定在宽60厘米、长1.3米的木板的两端。基斯和我比赛从山顶往下滑，直到我哥哥加里玩的时候把胳膊摔断了这项活动才宣告中止。

受到《大众机械》（Popular Mechanics）的启发，我的野心转移到了传动装置。这个杂志有一个计划：仅用船舶夹板制造一艘2.5米长的水上划艇，而不用任何复杂的基本框架。生活在旧金山海湾的我们被水环绕着，但是如同陆地上的像网球、高尔夫球等兴趣爱好一样，我们也很少利用这些天然优势。在这些蓝图中，我第一次看到享受海浪的可能。我割草坪和发送报纸挣来的钱，足够买我必需的材料了。我的朋友汤姆·凯很有艺术方面的才能，他告诉我怎样把计划转化成实实在在的木料，以及怎样利用基本的工具。修建那条船花了我几个月时间。我父亲确信我不能成功，其理由是我没有舷外发动机。最终我花14美元从他的一个机械学方面的朋友那里买到一台20世纪40年代晚期使用过的已经坏了的舷外发动机。我不得不学习怎样拆除发动机又怎样把零件装配到一起使其继续工作。我用一个50加仑的油桶作为测试桶，结果发现我成功了。我重新让这个古董运转起来了，它在我家后院嘎嘎地响了长达数小时。

发动机安装好后，我把船体喷气装置刷成黑色，船头配上橘黄色的亮边。令我既惊奇又高兴的是父亲居然自豪地帮我完成最后的测试。水上划艇被抬到他那辆新的1957年产的“水星”旅行车车顶上，一家人开车去机场南面的小狼尖海港。海湾入口处没有滑道，我们也没有香槟酒瓶来打开庆贺。我们必须抬着它走过一片泥地才能使船下水。水淹住发动机后，我鼓起勇气发动引擎，船体迅速拍打着海浪，船头冲起巨大的浪花，眼前什么也看不见。虽然那天成功地完成了任务，但那个时好时坏的发动机让我感到很不满意。我梦想着有一天能做得更好。

在七年级的科学课上，我发现我对一些与我的知识相关的实践活动很感兴趣。和父亲一起去烛台公园（Candlestick Park）参观旧金山巨人后，我受到了启发，决定为初中棒球场建一个电子计分板。当我发明的计分板第一次出现在赛场上为比赛计分时我感到很满意。同时这也很明显地表明，我今后将会因为生存而做一些特别的尝试。

1960年9月我进入米尔中学但有关这段历程我不记得什么了。因为学校既不是我的兴趣所在也不是我的强项。由于早年痛恨死记硬背和考试直到现在我的拼写仍然有问题。在幼儿园时我曾是尖子生，可自从那以后我的成绩每况愈下，中学时，只有体育、游泳和木工课得了A。当我说不想做家具想建一艘时速可达100千米的水上划艇时，我的木工课老师并没有对此很在意。我开始实施这项计划时，才发现这是一项复杂的工作，红褐色的船板被架在蒸汽船头框架之上。300多美元的材料费正好超过了我的预支能力，但是我这个项目得到了特德·麦尔斯（Ted Myers）的资助，他每天开着“雷鸟”车去上学。他是个游泳爱好者，而且很专业。但是他对手工制作不感兴趣，而且对他那个拥有一个建筑公司的父亲深感厌烦，他的父亲倒是希望有一个更具男子汉气概的儿子。只要我能让特德动手做，他父亲就资助买两艘船的材料。我同意了，特德也同意了。

然而其实特德只是偶尔来帮帮忙看看，最后只完成了一艘船。在建造水上划艇的过程中，我给我父亲带来了不便，我占用了父亲的车库（最终我发现了一种给父亲的车腾地方的方法，就是利用一种复杂的滑轮系统每天晚上把我的船升到天花板下）。而且我还有一个真实的重大发现：做任何工作最甜美的时刻不是在工作完成时而是在胜利在望时。当我完成了它的框架时，当我的想象力能够完全表现在这艘划艇上时，我更喜欢这个特别的工作了。时至今日当我完成修建新房子、实验室和其他工程之后，我仍然发现脑子里的最后版本往往总是定格在修建过程中对修建物短短的一瞥上。

在朋友和家庭这样的养育环境中，教育无疑是最有影响力的因素之一。但是在1961年12月的世界舞台上正上演的风云事件也同样对我的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肯尼迪总统授权美国政府压制越南共产党领导的起义，并扶持南越成为美国在西贡资助的独立政府。对于一个生活在密尔布的10来岁孩子来说，尤其当这个孩子心中的典型角色并不是战争影片中的那个瘦长脸明星，而是像詹姆斯·迪恩（James Dean）和马龙·白兰度（Marlon Brando）一样饰演的反英雄角色时，战争看起来好像很遥远。我的朋友们和我立志要打扮得像歹徒。我的一头金发很难看地泛着油光，但是我还是竭力创作出一个鸭尾巴式发型，把头发全梳到前面聚成一点，这种发型是一伙湾区的家伙们发明的，他们喜欢骑摩托车去上学。

反叛和不服从命令使我在高一那一年备受折磨。我经常要么被长期管束，要么关禁闭数小时。我母亲甚至有时检查我的胳膊看是否有针头，唯恐我注射海洛因。作为孩子，尽管我可以自由地乱逛，但是晚上如果没有同伴的话，我甚至不允许去看中学的足球比赛。有一次，家人们在看台上看比赛，我偷偷溜出来和我的朋友们在露天看台下玩，他们在那里喝啤酒、抽烟。我们离开看台想去圣马蒂奥郡，我发现自己坐在一辆偷来的汽车后座上，汽车已经发动了。我们愉快地出发了。当警车闪着警灯响着警报器追来时，我惊慌失措，我们突然掉头开进运动场附近的小巷子里，使劲踩住刹车，我赶紧下了车飞快地跑回了露天看台我的家人身边，我又回到了正常生活中。虽然我可以冒险，但我不能犯罪。我又以一个新的展望开始了高中的第二年。我不知道我想干什么，也不知道我要走向何方，但我知道我不会做一个不幸的无赖。

我人生最大的一个转折点发生于1962年的夏天。我遇见了一个女孩，她是校乐队的小提琴手，瘦小的个子，浅黄色的头发，已经出国巡演过。琳达（Linda）开始把我引进到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超越了加州的界限，不仅仅是游泳和建造划艇。我们在当地的书店喝咖啡，讨论文学，听古典音乐，还去圣马蒂奥学院听鲍勃·迪伦（Bob Dylan）的演唱会。夏天结束时，我的罗曼史也随之结束了，但是从那时开始她已经把我的生活引向了新的方向。

都是基因惹的祸

注意缺陷与多动障碍（ADHD）的典型症状是粗心、活动过多和冲动、注意力不集中——我十几岁时正是如此。最近的研究表明ADHD与先天性口吃有联系，后者与多巴胺转运基因DAT110次重复片段有联系。这段基因负责脑神经对化学信使多巴胺的再摄取，同时它也是安非他明和可卡因的靶基因。也许这种基因突变会影响儿童对哌醋甲酯——一种治疗ADHD的激素药物——的反应。我的基因被检测出的确有这样的10次重复。所以我的童年的不安分行为就有了解释了。这样我们就不得不相信简单的先天性口吃就能够导致如此复杂的行为特征。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同意这一点。

另一个转折点与英国文学课有关，当时教我们这门课的是28岁的戈登·利斯，他有一头深黄色的头发，是比特·塞恩（Beat Scene）的追随者。他的第一份作业恰恰是杰罗姆·大卫·塞林格（J.D.Salinger）的《麦田里的守望者》（Catcher in the Rye），正是我所认同的英雄。直到那时，我仍然不安分，很烦躁，在班上爱制造事端。如果有幸运降临到老师头上的话就是我不理会他，眼睛只管盯着窗外或者盯在他的后面。我也经常在课上和朋友们说话，打断老师讲课。当然，今天如果哪个孩子像我当年那样做，那他肯定会被认为吃了利他林（Ritalin）了。但是利斯有一种比毒品还强大的精神力量深深地吸引了我。他也好像对我特感兴趣，我们经常在课下讨论文学和生活。我平生第一次尝试着去接纳别人的观点，很长一段时间我在学校天天读书、学习，健康成长。

利斯的英国文学课是一天中的第一节，同乡下的其他孩子一样，我们必须诵读“效忠国旗宣誓”。对于这个宣誓，我们向利斯表达了不满，因为这好像与课上讨论的自由相违背。利斯知道我们的抗议，有时候就绕过这一程序。后来校长宣布利斯被解雇了，因为他不配做美国人^[2]。我们气晕了，有些女孩甚至哭了，我很气愤，唯一一个我可以谈得来的老师现在走了。

我说服其他学生参加我组织的室内静坐抗议活动，这可能是高中第一起静坐事件。抗议像滚雪球一样迅速壮大，最后逼得学校只好暂时停课。第二天我们继续示威游行，当地新闻媒体把这变成故事上了报纸。作为事件的发起人，我被传唤去向校长表明我们的要求。要求当然很简单：利斯老师的工作必须恢复。校长问我是否因为我担心将失去利斯老师课上得的唯一的A。事实是甚至连利斯老师的课我也注定会不及格，因为我没有做他要求的特定的作业。由于同学们被威胁要被停学，游行第二天就悄悄地结束了。

由于我对利斯的忠诚，我被停课一周在家。我的父母管教了我一个月，这比以前任何一次都长。我想念利斯，不足为奇，几年后我的另一个英语老师将成为我的良师益友。利斯自己后来回忆他被迫离开他的教师工作岗位是“在教室里引起任何轰动的人引发的平常的不幸事件的一个结果”。^[3]对我来说幸运的是他承认在米尔中学的“罪行”中包括“让学生们对讨论的观点如此兴奋，在大厅里可以听见他们喧哗的声音”。^[4]几乎40年后，看见我在电视里，利斯还和他的一个朋友，同时也是我最大的对手，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评论说：“我想我知道这个家伙，我忘不了——用犹太人的话讲我们说那张旁利姆（punim脸）——上帝所赐予克雷格的独特的一张脸。”

今天回过头来想想，我年少时的叛逆正好反映了身为老二的心理特征，完全是生活在老大成功的阴影下的。我怀疑当加里因为优秀而得到我父母的奖励，我也能因为自己的不优秀而备受家人瞩目。我曾努力地想向加里学习，但又不得不承认他是难以效仿的。我曾试着把他抓到越野赛上去，毫无疑问这种做法既痛苦又缺乏自信心。仅仅为了再次跟随加里的足迹，春天时我加入了游泳队。开始很难适应每天下午3小时的游泳训练，那段时期，我简直臭名远扬了。

但是我真的很喜欢实际的比赛，当我获胜了的时候包括我自己在内每个人都惊呆了。加里认识到自己在仰泳方面敌不过我，于是转向蝶泳发展了。胜利对我来说是一种新的体验，也很容易让人沉迷于此。尽管我的技术不怎么样，姿势也很丑陋，我仍然努力成为B组里游得最快的。加里和我加入了由前奥运运动员雷蒙德·塔夫脱（Raymond F.Taft）开办的游泳俱乐部，在这里我很快提高了我的游泳速度。逐渐游泳主导了我的生活。我被邀请参加各种比赛，而且在100米仰泳中夺得了冠军。这距离很适合我，我能在1分钟内全力出击，因为我的肾上腺激素很旺盛，虽然在练习中我仍然会有失误，不过多亏了激素的旺盛，我从来没在实战比赛中失败过。

在我高中游泳生涯的最后一个夏天，我完成了400米混合接力赛，包括加里在内的我们四个人创下了美国新的纪录。高中最后一年我们在联盟锦标赛上夺得冠军，并且战胜了一个老对手，还创了校纪录、镇纪录甚至联盟纪录。金牌和当地新闻报纸铺天盖地向我袭来，这对我的自信和自尊影响很大，而且我也赢得了女孩子们的欢迎。

但是当我的运动项目如日中天时，我的学习成绩却给我拉了后腿。校方威胁我说糟糕的学习成绩会影响到我在游泳队的地位，也会影响我的毕业。幸运的是，我洋洋洒洒写了一篇关于激进的共和党人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竞选总统的文章，他的口号是“在你心里，你知道他是对的”。批改我文章的老师好像是戈德华特保守派的一员，他给了我一个D而不是F。我就以这样的成绩高中毕业了。

雷蒙德·塔夫脱觉得我是块奥运的料，告诉我说我是他见过的最有发展前途的人，但问题是我总是独自战胜他们。他想让我在泳池里忘掉我的坏姿势开发我的新技能。但是我太想赢了不想改变什么，自那以后，我无论如何不想和游泳比赛再有任何瓜葛了。尽管我的成绩提供了我去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奖学金，但是17岁的我放弃了游泳，放弃了学校和密尔布。厌倦了被管束的日子，渴望自由的我只身前往南加州。

我的Y染色体和性欲

我16岁时，留着一头金黄的披肩长发。我被完全地推到了我的Y染色体遗传程序面前了。我有一个女朋友叫金（Kim），她转到米尔中学后我们相识了。在金的16岁生日宴会上，我们趁她的父母亲离开时初尝了禁果。那个时刻对我来说当然是很甜美的，当时她穿着可爱的透明贴身内衣引诱我。在那次之前，我仅有的性方面的经历就是每天做着青春白日梦，强行抚摸学校里不同的女孩子，甚至包括金最好的朋友。我的初恋内啡肽自从那次和金发生关系后升高了。所有这些都应归咎于人类的Y染色体，它由2400万个碱基对组成，拥有25个基因和基因组。其中之一就是决定男性睾丸发育的SRY基因。

当金随她的家人搬到柏林盖姆后，我们有了更多的机会，因为我们两家只相隔10分钟的路程。那是1963年的夏天，每当大家都熟睡后，我就搭个绳梯从家里溜出来，再爬到金家的一楼卧室里，这样持续了几周。一天早上，我回家时发现绳梯不见了，原以为是基斯（Keith）在开玩笑，没想到当我偷偷摸进门后，看见父亲正坐在走廊的楼梯上。他警告我，如果再被他抓住，他就把一切告诉金的父亲。面对这种威胁，我只好暂停。

可是几周过后，我的老毛病又犯了。不久我再次发现我的绳梯被拿走了，而且门也锁住了，我和父亲吵了一架。后来我再去找金时，她爸爸正等着我，一看到我就拿着枪对准我的头。6个月后，金一家搬离了柏林盖姆，也从此在我的生活中消失。我无法原谅爸爸对我的背叛（在我看来是背叛），甚至认为他这样做比用枪指着我还糟糕。我把这一切都归咎于Y染色体，它是男性激素分泌的关键因素，而男性激素又是与攻击性和侵犯行为联系在一起的。

在南加州的新港滩，水温达32℃，而不像是北加州的海浪，只有10℃，但我仍能在里面冲浪。那段时光，海滩有一条小木板路，感觉就像在吉盖特电影里一样。我所追求的是酒、女孩和用冲浪板冲浪。打到冲浪板上的海浪可以把脊柱压碎。我和四个室友住在一所小房子里，为了谋生我晚上在一家希尔斯（Sears）罗巴克（Roebuck）仓库里工作，我的任务是把标有价格的标签贴到玩具上。我还做过夜班店员、机场燃料货运司机和行李搬运工（在那里我不得不因计件制而加快工作，这导致了当把行李转移到飞机上时会有更多破损的包裹、污损的行李箱和其他的毁坏）。

尽管我没有几个钱，但是我的日子是自由的，可以尽情享受无数的冲浪。我甚至意识到我不能每天只是冲浪、闲逛、做佣工，我加入了位于科斯塔迈萨（Costa Mesa）的橙色海岸专科学校，那里离美丽的海滨只有几分钟的路程。但是现在东南亚的形势的发展对我不利的一面已经显现了。收到我的征兵通知已经太迟了，以至于我不能申请学生缓期应召。像其他的成千上万的年轻人一样，征兵令将我从60年代偏远的美国庇护环境里清扫了出来。

我很矛盾，从个人角度说，我反对战争，但是我出生在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军人世家。在独立战争期间，一位祖先是一名横笛手和实习医生。我的高曾祖父在1812年的战争中是名骑兵，曾祖父在内战中是同盟军的神枪手，而祖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是一名士兵，在法国服役，他受伤很重，爬了几千米才获救。当然我的父母亲都是海军。

我父亲对我被征入军队很为不安，于是他劝我和海军征兵人员说说——也许这是他给我的最有用的建议——关于我的游泳特长。多亏了我的游泳纪录，我得到了我认为的最佳待遇：3年服役而不是通常的4年，去海军游泳队一段时间，另外还有一次在美国游泳大赛中比赛的机会。尽管我对战争有疑虑，我仍然希望自己能为祖国服务，也能为它游泳。这好像不是个坏选择，我从来不认为我会在越南牺牲。即使当我进入圣地亚哥新兵营时，越南战争已经升级了，到1965年圣诞节前美国军队将增兵到18.5万人。我开始我的军队生涯时，长金发被剃了。我发现自己和上万的年轻人在带刺的铁丝网后面转来转去，这些年轻人里，有来自农场的看来有很体面职业的年轻人，也有逃跑的囚犯。我正处在传统的漫长的精神抑郁的开始阶段，这样我就会变成一个工作有效而且顺从的水手。品行不端就意味着要背着鞍状沙袋跑一天（如果你慢下来或是停下来就有士兵揍你）。我很痛苦，新兵营就像是蹲监狱一样。

我甚至考虑和一个同样感到痛苦的新兵一起逃走。后来大海再次给了我逃跑的机会，我们所要做的是顺着流过基地的小溪，一直游到大海。那时我每天要游3.5千米，所以我想这对我来说是很容易的事。但是我没想到当我和一个朋友讨论这项计划时，却隔墙有耳，于是当我们正打算努力争取自由时，连队的长官发表一项重要声明，两个白痴正计划逃跑，他想提醒他们，战争期间逃跑就是死罪。

我实际的海军游泳生涯还没开始就结束了。因为1964年8月爆发了东京海湾事件，其中涉及两次声称由越南北方炮舰舰队发起的对美国驱逐舰的攻击（2005年国家安全局的一项报告称第二次进攻没有发生）。林登·约翰逊力主升级战事，取消一切军人运动队，这就意味着我必须在海军中找一份新职业了。

在一次智力技能测试中，我得了142的高分，这在几千名被招入伍的新兵中，我的成绩是最好的。我感到很吃惊，这样的高分足以让我在海军中得到任何工作。在所有有趣的选择项中，从核工程到电子学，只有一项不要求任何征募限制和额外时间。我想我的职业是不需要用大脑的，我将去医院特殊兵种学校（我很有见识地认为这项工作可能正好反映了我潜在的兴趣，因为我曾在七年级年鉴中提到自己要做一名医生）。那时没人向我解释军队不厌其烦地扩大招募海军看护兵的原因是因为伤亡率很高。

新兵营结束后，我在世界上最大的军队医院——附近的Balboa海军医院接受了医护兵的训练。不久我就成为那里的一名高级看护兵，允许住在基地以外。我祖父母在海滩附近他们的老房子后面有一个小房间，我于是住在里面。每天我要骑着我的305毫升的本田梦想（当时本田制造的最大的摩托车）穿梭于医院和住所之间。我是从一个海军看护兵那里买的这辆摩托车，他在神经外科工作期间看过了这么多神经错乱的人以至于自己绝望地放弃了这辆车。

工作让我对人类的疾病有了不同寻常的看法。我发现我有能力给脑膜炎患者实施脊柱麻醉，而且能从肝炎患者身上切取肝脏活组织切片进行检查。过了一段时间后，我被安排负责传染病大病房，在那里我组织了一个20多人的医疗队三班倒轮流照顾疟疾患者、结核病患者、霍乱病患者等上百个患者。几十年后，我解码了引发这些疾病的传染性媒介的基因组。

医院成了我逃避规则、军纪和每天早上7点钟的内务例行检查的避难所。我几乎很少穿我的制服，我喜欢牛仔裤或者外科医生的白大褂。每天下午3点钟我轮休，然后加速骑车去冲浪。只要能逃脱惩罚，我就会留我的长发，因为海滩上的女孩子们总是尽可能地远离海军士兵。比较中学而言，在这段时间内找到异性伴侣是很难的。

我周围确实有海军护士，但是我作为一名应征的看护兵，是禁止与她们约会的，因为她们是军官。当然这也阻止不了我。首先是护士长。然后我开始对她的朋友感兴趣——事实上我已经开始约会她的朋友了。这最终将会是个大错。每个月，看护兵都要面临从海军到舰艇工作的第二次征兵，那时舰艇上也使用海军的医务兵。我的医护兵训练期被限定最多只能6个月就要开赴越南。大多数看护兵在战争中是充当医务兵的，并且很快就会阵亡。每个杀死看护兵的越南士兵，只要能上交战利品的某个凭证，比如身份证，就会被记功。6个星期后，1名看护兵只有50%的存活率。

但是因为我曾经得到了圣地亚哥医生们的高度评价，所以当每个月的征召名单出台时，我总能幸免——有时是在最后一分钟被剔除的。当最后我的名字被张贴出来之前，我还获得了一次长达14个月的特赦期。因为那张征召告示有一个脚注：我将被送往长滩（Long Beach）的海军驻地，让我在急诊室工作。我又吃惊又高兴。主任医师很高兴，对他最后的拯救感到很满意。

那个我与她的朋友约会的护士长得知我再次避开了越南战场感到很恼怒。当我离开时，她告诉我让我去剪头发。在去长滩之前我只能再玩两周的冲浪了，逃避上战场最后的希望只能是他们会削减征兵。但是对于护士长的劝告，我却很不礼貌地回应了她，甚至告诉她滚开。我还没来得及骑上我的摩托车，两个宪兵就抓住了我，要送我去军事法庭。我很快知道不服从一项直接的命令是有罪的——我的金色长发够倒霉的——我要被判在长滩的禁闭室里待3个月。我面临的是艰苦的劳作、一项犯罪记录和一份预定的通知——决定去越南或者不光彩地从海军退伍。

那两个宪兵拿走了我的记录和对我下的命令，把它们装在一个厚厚的淡黄褐色牛皮纸信封里，外面用绳子绑着最初的命令副本。隔一会回来送我时，用亮红色的信封装着我的修改命令。海军机构的一个特点是，去禁闭室之前我仍能请两周的假。我回到了祖父母的家，感到既孤单又担心。我很担心告诉他们关于军事法庭的事，更别说我的父母亲了。我在医学领域的前景遭遇了不测。

我盯着那个淡黄褐色的信封看，猜测里面究竟装了些什么。这是1966年。那时还没有电脑记录，所以当军事人员调往新驻地时，所有的记录会随着他们被带走。我在想我的简易军事法庭，想知道信封里的命令副本是否和信封外的原始命令相同呢？他们修改了我所有的命令还是只修改了原始命令呢？我决定把我的为难之处告诉我的叔叔大卫，问他我是否该冒险对信封搞点小破坏。尽管顾虑重重，他仍很高兴搞点小把戏，并且把祖母也牵涉进来。检查信封的时候，祖母命令大卫叔叔在炉子上将水烧开，当她把信封拿到滚水的水蒸气上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过了几分钟，信封自己就开了，她然后把信交给了我。

当我取出我的档案记录时，我发现我去长滩医院的原始文件未作改动。我把里面的文件整理好后，祖母帮我把信封重新粘贴好，我现在要做的就是丢掉附在信封上的修改命令，然后想出一个貌似真实的理由说它丢了。我肯定要骑我的摩托车去长滩，所以我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借口：当我飞速骑车下高速路时，把信封滑脱，然后这些文件就散开了。我叔叔认为这是个好计划。为了更真实点，我们又开始在街上扔信封让它顺着人行道滑行。我们把原始命令其余部分全部扔掉以便所有红色印记都消失。

也有可能有第二份把我投进监狱的命令副本会在我之前送到长滩去。但是我考虑到，既然我已经无论如何也要被关禁闭了，那我面对的就是在自由与进监狱之间直接做出选择。直到那时我仍坚信军队机构是无能的。虽然如此，去长滩的2小时路途中，这些阴郁的想法几乎要毁了我。在基地大门前，我忐忑不安地被指示去了报到处。

我把那个破烂不堪的信封递给了坐在桌子后面的长官，那张脸令人难忘，他把信封撕开，检查了有关我的命令然后皱着眉头骂道：“你真是个混蛋。”我的心在下沉，开始有点恐慌，我给他讲了那个摩托车的悲惨故事，但是他根本不听，只是重复着：“你真是个混蛋。”然后就走了，回来时仔细考虑了一下，然后告诉我要受到严厉的惩罚：我必须去运输营禁闭1周并做清洁工作。只有当我已经认识到忽视海军财物的教训时，我才能去急救室恢复我作为高级看护兵的职责。我确实学到了一条重要的教训：冒险掌控自己的生命是值得的。

在长滩的急救室里工作时，我的爱情生活重新开始。通过一个朋友我遇到了凯西，她是住在帕萨迪纳的一名艺术系学生，我们一起共同度过了大多数的夜晚。尽管我在生活和爱情方面都走了好运，但是不久显而易见的是我只能在长滩待几个月，因为去越南是不可避免的。当我开始为即将到来的事做准备时，我的心在绞痛。在我遇到了一位刚从越南搞研究回来的年轻军官后，我的未来——或者至少是我生存的机会——将会改变。他告诉我如果我能被送到岘港（Da Nang，越南港市）的海军医院，那么我存活下来的概率将会大大提高。但是这里有个大问题：处在我这个职位上的看护兵只有少数的几个能得到这样的工作。我怎样才能使用计谋得到它呢？医学中心的头头建议我给美国海军外科总部写封信，在我收到官方委任书之前自愿要求去医院工作。

每个人都认为影响海军行政管理机构的企图简直是妄想，但是我再次感到我什么也不能失去。我的信描述了我在圣地亚哥传染性疾病病房有广泛的经验，以及在急诊室的经历。作为最后高潮部分的议论，我还说我的医学技能在岘港将比待在长滩更有用武之地。几个星期过去后，我变得越来越消极，然后过了一个月，我的命令下来了：通知我到岘港的海军医院报到。在这种情况下，主动可能会挽救我的生命。

被送往战区之前我有30天的假期，这无疑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凯西有一辆小型英国产的凯旋TR4型跑车，我们驾着它绕海岸线从洛杉矶一直到旧金山。我们来到密尔布我父母的住处，和我哥哥加里以及学校时的朋友们一起坐上我的水上划艇在沙斯塔（Shasta）湖上滑水。我们又去了旧金山的海特—阿什伯利地区（Haight-Ashbury district）^[2]，在那里的义务小诊所工作了一周。海特—阿什伯利交叉点的地区是嬉皮士经常出入的中心地带，那里的生活就是每天大型的烟雾缭绕的吸毒者的聚会，反战情绪高涨，年轻人势力庞大。我遇到的每个人都告诉我去加拿大才能避免去越南，但是我好像感到那是条错误的路。也许是因为我不想丢掉在医学领域的职业机会，也许是对战争抱有不稳定情绪，也许与我的家庭出身有关。我读了一些关于越南战争的书，没有发现可行的中间立场。政府的路线是直接从老一辈人，包括我那海军特种兵出身的父母亲那里一线贯之的，他们都认为战争是制止共产主义的唯一途径。我愿意相信这个观点，但是我发现怀疑者的立场更可信。奇怪的是，我也相信战争，我个人认为它能改变我。我遇到了一些在越南打仗的服役人员，他们显然在某些方面与众不同，但是又难以说清是哪些方面。我想经历这次冒险，我认为越南可以提供给我关于生命的一些基本问题的答案。甚至在我到达那战场之前，我就理解了所有服役人员之间的那种手足情意。

我和凯西坐着TR4沿一号高速路行驶在旧金山和华盛顿之间的海岸线上。在弯弯曲曲的路上，我们行驶得很快，一个骑摩托的警察开始追赶我们。当他追上我们时，我解释说这是我去越南之前最后的假期。结果发现他原来是一名退伍军人，曾经被看护兵救过，所以不一会儿我们就达成了协议。他告诉我开车慢点，不要还没等去越南就葬送了自己的性命。

出发前，我接受了一个月的反游击战训练。前两周是在弗吉尼亚海滩的两栖作战基地——小溪（Little Creek）度过的。在那里一些倒霉的军官会给我们灌输政府的绝对立场。当他例行公事地把政府路线教给我，我会问他一些难以回答的问题。虽然我抗议政治指导，拒绝武器训练，但是我确实发现我是一个神枪手，所以不可避免地喜欢上了打靶训练。或许这样也好。我已被告知在越南，大多数看护兵最终会比他们的战友们武装得还要全面。

最后一周我们被分成几队，然后在一片沼泽中分散开，不携带任何食物。在被带有军火的部队搜捕到之前，我们只能依赖于我们的生存训练。如果被擒，我们将被送进战俘营度过剩下的几天。我这个队里有一个南方士兵是从小吃那些青色的羽衣甘蓝长大的，现在在这里这种食物成了我们饮食的主要组成部分，其他还有野草莓，以及用植物根制作的茶。有的人还吃青蛙和沼泽里的鱼。不管怎么说，我们算是混过来了。

我这个队是唯一一个躲过抓获的队。当最后我们自己主动投诚时，我们受到了嘲弄、恐吓并被带到了战俘营。在那之前，其他队已经被迫承受了各种不同的羞辱。我们发现他们被迫蹲在泥泞里，内衣裤里都是污垢。我在加州少数民族人口居多的地区长大，关于人权运动、密西西比自由、黑人力量的崛起等感触较少，但是当我对白色南方人的偏见得到证实时，我感到了恐惧。黑人被挑选出来接受更为野蛮的特殊待遇。有一个被来复枪杆撞了一下，头部鲜血直流，我走上去想给他处理伤口。当我被拒绝后，我要求说我要全力去照看他，但是我也遭到来复枪柄的一击，并且和我的“患者”一起被押进一个小房间。回到驻地时，我提出了抗议。

营地长官在训练结束前的一天找我，他语重心长地向我解释黑人需要受制于这种残酷的待遇，如果他们在越南被抓了，好知道如何应付，在那里他们可能会被改造、折磨或者被杀。然后他们提供给我一个典型的军事审判的“选择项”：要么我撤回我的申述，然后第二天毕业；要么让我留在战俘营，不过保证让我拥有“特殊待遇”，直到我同意他的要求。我被迫放弃了我的抗议（几年后，国会出面开展一项针对虐待士兵的调查后，战俘营关闭了）。现在没有什么事可以让我再避开不去那个国家了，在那里10年前胡志明曾经告诉法国人，“你可以杀死我的十个人来换取我杀你的一个人，即使以这样的比例，你们仍将会失败而我们仍将会成功。”关于生命的脆弱，越南教会我的比我想要知道的要多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