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死亡大学

我对战争既厌烦又恶心。它的荣耀全是鬼话……战争就是地狱。

——威廉·T.谢尔曼将军

每一种生物都必须在它的生命的某一时期、一年中的某一季节、每一世代或间隔的时期，进行生存竞争，并大量死亡。当我们想到生存竞争的时候，我们可以用如下的坚强信念引以自慰，即自然界的生存不是无间断的，恐惧是感觉不到的，死亡一般是迅速的，而强壮的、健康的和幸运的则可生存并繁殖下去。

——查尔斯·达尔文，《物种起源》

想逃离这个世界，我决定远离一切现存的、死了的、垂死的：那些想活而不能活下来的，那些动过切除手术的人可以存活，却不想活的；还有那些伤势严重的人，他们几乎不知道自己是否能活下来。成堆的尸体被从丛林里拉出来，炸弹毁掉的田地，以及摧毁的一间间茅草屋。我想到了来自我女朋友凯西的信——“亲爱的约翰……”她无法忍受再听到任何关于我的所见所感的令人毛骨悚然的事。现在我所能感觉到的是来自中国海域的暖暖的海水。5个月后，我决定游泳离开这个充满胡说八道、风言风语和极度恐惧的地方。

我的计划开始实行，也许我会筋疲力尽沉入漆黑的大海深处最终被海水完全淹没。我相信这不容易成为事实，因为我是游泳健将而且体格健壮。游离海滩2000多米的海面上，我看见有毒的海蛇露出海面呼吸，我开始怀疑我的所作所为是否正确。但是我仍坚持游过了一大片墨绿的海域——直到我碰见了一条鲨鱼我才回到现实中来，它袭击我，对我又撞又咬。我不停地游，但是慢了下来而且我的决心也开始动摇了。我踏水环望四周，空气中烟雾弥漫，我看不见海岸。有一段时间我很生气鲨鱼破坏了我的计划。然后由于害怕，我耗尽了我的勇气。我他妈的在做什么啊？我脑子里要死的想法消失了。我想活，这种念头比以往21年的生活中任何念头都强烈。

我回转身朝海岸游过去，极度害怕，纯粹是肾上腺素所驱使，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感到恐惧，倒不是害怕鲨鱼或者有毒的海蛇，而是害怕由于我想死的心情，想找条捷径逃离越南的野蛮和寂寞的愚蠢想法将导致我可能无法安全返回了。

游回岸边好像花了很长时间，我简直无法相信我已经游出去那么远了，那时候很想知道自己是否找对方向了。我那时候所考虑的是我多想活下来，我的行为是多么愚蠢啊。接着我突然碰到了小浪花，于是我知道如果能人体冲浪到海滩，我就有机会成功抵达岸边。我竭尽全力抓住一个浪头，骑上去，然后抓住第二个，第三个，直到最后一个浪头。我的双脚现在能接触到沙底了，我继续朝前游了一两码，在我彻底虚脱之前跑过了水面。

耐力

我能在水里游相当远的距离，部分原因是我的一段基因没有突变，这段基因负责腺苷单磷酸脱氨酶（AMPD1），后者在肌肉收缩中起主要作用。这种最常见的突变引起上述酶的缺乏，从而导致肌肉酸痛、抽搐和容易疲乏。所有这些都是因为一个碱基由C到T的改变，抑制这种酶的产生，结果使得耐力大为下降。幸运的是我是C/C而不是T/T。

我裸体躺在沙滩上数小时，感到筋疲力尽也很放松。我很高兴自己还活着，而且逃离了我对生命的错误观点而导致的致命的后果。现在在我脑子里毫无疑问全是想活下去的念头，我想让我的生命有意义，我想与众不同，我感到了纯真，我感到了活力，我感到我有坚持下去的力量。

我顺着泥脚印在海滩上走，这些脚印将会带我穿过陆军特种部队的营地，在一个沙丘脊边上，立着一个个竹笼子，每个大约有1米高，面积有1平方米。在每一个笼子里，都有一个人蹲着——很明显是个越南人，大概是越南共产党人。他们的遭遇我很难感同身受，但是我知道我的困境，对于任何一个囚禁在我面前的人来说都是像天堂一样。所以我甚至感到更加的生气，对自己更加失望，刚刚居然自愿过早地交出自己的生命。

我走过海军航空基地上了主干道。“1号大道”是一条铺砌的从岘港到猴山的双车道路，途中穿过海军医院。我穿过后门，上了几阶木质阶梯，然后打开小屋的门，屋里永远亮着微弱的灯光，到处可以感到潮湿、阴暗。这就是我睡觉的地方，是我唯一能逃离越南，唯一可以使自己幸存的地方。这里现在就是我的家。我大老远从南加州旧金山海湾地区来到这里，从一个冲浪运动者，一个自由、疯狂的孩子和一个反战者变成了现在的样子：海军看护兵。

在越南，我对生命最初最真实的一瞥已经留在了载我来的包机上，当飞机开始俯冲降落时，它的光芒也消失了。当我们靠近跑道时，我能看见向我们瞄准射击的枪口闪烁的亮光。从我1967年8月踏上越南这块土地的那一刻开始，生命就有了创伤。我发现自己置身于岘港港口，岘港与广南（Quang Nam）省和中国南海接壤，我在流动军队外科医院工作，这里既没有笑话也没有漂亮女人。身边正进行的这场战争是美国支持的南越军队同越南共产党之间的战争。前者我们统称为“阿文（Arvin）”。早在两年前，数百万的美国观众被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播出的一条晚间新闻报道所震惊，报道称一批越南农民的家被驻扎在岘港市附近村落里的美国军队放火烧着了。当我到达海军医院时，这种仅仅为了例行公事的纵火行为早就臭名昭著了。

像几乎所有其他人一样，我被安排到了廉价房舍内，这种住房在军用飞机场、兵营、医院到处都可以看见，他们称之为“匡西特”的活动房屋内。这一排排用钢筋条搭成的半圆形瓦楞顶的建筑，上面覆盖着波浪形的金属片，是以它的出产地匡西特罗得岛来命名的。我的铺位和柜子正好就在门边，所以很容易找到。屋里时常是漆黑的，因为医院实行12小时倒班制：从早上7点到晚上7点，然后再从晚上7点到早上7点。

我更喜欢上晚班。晚上工作的那几个小时能让我有机会跑到海滩上游泳、冲浪。这种日程也有另外一个实际的好处，因为天黑后，海军航空基地的导弹就会在街道上空呼啸而过，周围的机械枪炮台几乎每晚都在射击。晚班也意味着我能避开老鼠，它们一到天黑就跑出来了。你唯一可以从军旅生活逃离出来的时候——做梦的时候——也会因为被老鼠啮咬或者乱窜惊醒，它们有时甚至会跳上你的脸。

夜晚基因

人人都本能地知道自己是猫头鹰还是百灵鸟——也就是说是白天工作者还是夜晚工作者。我总是挑灯夜战，结果（可能就是这个原因）发现早上很难早起。答案一定出在我的生物钟上。事实上，人体内除了一个超时钟外没有单独的计时器。时钟存在于每个细胞内，细胞是由蛋白质组成的，蛋白质具有月亮阴晴圆缺似的内在循环性。

这些时钟基因决定的蛋白质的齿轮共同运转起作用，它们由这些时钟基因构成，后者产生所谓的日节律，它将帮助控制各个不同的生物变化时间，包括激素的产生、血压、睡眠过程中新陈代谢减弱。那么使我痛恨起床的机制到底是什么呢？

有一项研究已经把周期同系物2（Per2）中的基因突变和“睡眠时相提前综合征”（即想早睡早起）联系起来了。

我的基因组和我的生活方式是一致的：我缺少这个特别的基因突变。

更有研究前景的是，另一个时钟基因周期同系物3（Per3）的长度差别和夜间工作者之间的相关性已经被萨里大学的一个研究小组在伦敦圣托马斯医院揭开了。这些荷兰人认为，这段基因的长度变异和早起是有内在联系的（尽管这个相关性仍在争论中）。缺乏这样的突变而喜欢夜晚工作的人则更为常见，它被称为“睡眠时相推迟症”。但是因为我的周期同系物3表明我不是一个夜晚工作的人，因此要理解我生物钟的特性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

尽管医院已经在基地和北越之间建立了一个缓冲区，炸弹仍然会突然坠落，在医院周围某个地方爆炸。医院的红十字标志就画在匡西特活动屋顶上，好像正好给攻击者指引了目标（我们推测越南共产党应该已经接受了日内瓦条约的条款）。一天晚上，当我正工作的时候，一颗炸弹正好在我的屋子前爆炸了，离我的铺位很近。墙上满是弹片留下的洞，有一大块弹片嵌入我刚睡过的床垫里。空袭警报在我屋子附近响着，当它响起的时候，通常会引起比炸弹本身更大的恐惧。我知道这是典型的巴甫罗夫条件反射，当人们处于沉睡中时，它的反应更强烈。

基因与上瘾

我痛恨越南，但是它没有让我对毒品上瘾。其中一个原因可能和多巴胺有关，它是神经传导中一个活跃的化学信使，能影响大脑对事物产生的欢愉感受。编码这种化学作用的一类蛋白质的基因是多巴胺4受体基因（DRD4），它包含一段由48个碱基对组成的片段，该片段有2～10次的重复。有主张称——尽管目前证据尚不确凿——这段较长的基因与精神分裂症、情绪紊乱和酗酒有关联。编码一个多巴胺受体的多巴胺2受体基因（DRD2）的一些变异，也与物质滥用有关。对于其他求助于酗酒和吸毒来寻求感官刺激的人而言，他们的基因组成意味着用更多的直接的方法可以激活大脑的快感中枢。

我确实喜欢喝酒，而且我有滥酗酒的家族史。我祖父63岁时，酗酒的并发症夺走了他的生命。而他的父亲的死也是由于在喝醉酒后又去赛马车导致的。这与我们的多巴胺基因组有关吗？我自己的命运已经被一段基因的重复定型了吗？事实上，我有多巴胺4受体基因的4次重复片段，这也就是个平均水平^[1]。其他基因也与多巴胺关联，所以多巴胺4受体基因并不能给出完整的图像。虽然我已经检查了我的多巴胺受体基因组（DRD1，DRD2，DRD3，DRD5和IIP），但是没发现任何特殊之处。

交朋友很难。很少有人对获得快感以外的东西感兴趣，麻痹自己可以逃离恐惧和无助。当成吨的大麻轻松地进入越南时，每个基地都在使用它。在医院门口，我只需花2美元就能买到一袋200个高质量的曼谷黄金大麻烟卷（战后不久这些瘾君子们马上转向可以给他们带来欣快感更强的海洛因和鸦片）。把自己灌醉是可供选择的唯一其他方案。医院有个类似夜总会的地方，那里酒很便宜，而且一天24小时都供应。越南人的乐队和歌手激情演唱披头士（Beatles）、滚石（the Stones）以及野兽（the Animals）乐队的歌。多数看护兵下了班都去那里，把自己灌得不省人事。我有时也那样做，边抽烟边喝酒，但多数时候，我一有空就去做运动。

我几乎每天都要在我的军事海滩上跑步，现在被叫作中国海滩。沙滩从猴山横跨一个大圆弧，猴山起自岘港，穿过大理石山，在那里几乎每天晚上都有疯狂的战斗。虽然很难做运动，但是就是在这珍贵的时刻，我能忘记战争，而且意识到自己处在一个风景优美的地方。山峦中隐藏着神秘的岩洞、隧道，其中有一些还有佛教和儒教的神庙。离我住的地方几英里处有一个大教堂似的岩洞，那被越南共产党当作野战医院。

沿海滩跑3英里（1英里为1.6千米）本身就是个冒险行为，尤其是当我一路前进穿过铁丝网的屏障和每个间距半英里的防护塔时。为了娱乐，海军队员们会用50口径的机械枪或者他们的M16向我射击。在枪林弹雨中，我学会了保持自己稳健的步伐。每次跑完，我会游一会儿泳，然后人体冲浪个把小时，直到后来得到一块冲浪板。

岘港有汹涌的海浪和强大的激流：潜流或“河流”里的水在这里汇合，然后又返流回大海。面对我每天要在营地遭遇的这一切，我总是毫不犹豫地跳进离岸流。海浪就像滑雪斜坡上方索道里的椅子，会把我带到海洋深处。有时被拽到水下不得不屏住呼吸几分钟，但是一旦我征服了它，将是一场惊心动魄的驾驭。水里有丰富的海洋生物，包括鲨鱼、六步梭鱼、海蛇等。海蛇是最令人恐惧的。黑背海蛇和剑尾海蛇是南中国海岸很常见的蛇。它们通常如潮涌来，蛇潮有数英里长，半英里宽。蛇不是典型的攻击性动物，但是一旦遭到惊扰，就会又撞又咬，体内释放的一种含有神经毒素的毒液可以很快置人于死地。几乎每天都有报道称越南渔民抓海蛇时被咬伤致命。

一天下午我正在做人体冲浪时，感觉有东西撞我的腿。于是我把手伸下去推开那个入侵者，马上发现我抓了一条海蛇。我的手正握着的不是它的扁尾巴，而是它头附近圆溜溜的身体，我绝不能让它溜了。它张开口试图咬我。海蛇游泳能力很强，所以我得尽全力坚持攥住它。用一只胳膊游泳还不住地被海浪打翻，我可不建议大家坚持攥住一条在海浪里翻滚的海蛇不放。最后，我的脚终于能站稳了，不过还是被海浪又打翻了一次。好不容易气喘吁吁、跌跌撞撞跑到海滩上，看见一些浮木，我拿起来就往蛇的头部打，一直打得它不再动弹了。我拿着这个战利品让一个朋友照了张相，记录下生命中的这段险些丧命的遭遇。我不想忘记这段经历，于是跑到医院后面用小刀把蛇皮剥了下来，用注射器针头把它钉在一块板子上，在太阳下晒干。为了提醒自己那场遭遇，我现在仍把那张蛇皮挂在我的办公室里。

我在重症病房是一名高级看护兵。重症病房是一个独立的单间，无窗，只有两个门，20床被子。条件差得难以忍受，由于天气又热又潮湿，雨季期间，这个地区常会有梅雨天气（法国人称为毛毛雨）出现。这时通常会闹洪灾，大家都在木板上行动。多数的夜晚我们面临的是附近炸弹的爆炸，因为我们的伤员不能动，我们必须和他们待在一起，和其中睡不着的人说说话安抚他们的恐惧，也是在安抚我们自己。不管怎么说，基本没什么机会睡觉。穿过高速路，就是海军航空基地，每天不断有噪声从飞行香蕉“H21肖尼”、蝌蚪形的“乔克托人H—34”、载货机“奇努克人CH—47”、“休伊”等一些其他的越南人称为“大铁鸟”的直升机上传来。直升机在我们房子后面的空地降落，每次着陆都会带来很多遇难者，有碰上地雷的，被尖竹树桩扎伤的，子弹、手榴弹打伤的，各种炮弹、炸药炸伤的，白磷烧伤的等。

重症病房的结构床可以靠一个圆形架子旋转，这让我们能再放一条薄垫子在瘫痪患者身上以便让他能从上到下地翻转过来。我们这里从来没有空床，我看到它们的占有者被用我再也不希望用到的方法检验伤势和生命体征。我们经常会有双肢都被截的患者，一般是地雷爆炸所致。双腿动脉被切断后，他们只能一直躺在那里。他们之所以能活着躺在那里，一方面证明了医护兵的技术高，另一方面也证明了使用直升机来清理伤亡人员的效率。这些伤员经常意识到自己的困境，经常在发现自己没了腿、脚、手或胳膊后，大声痛苦恐惧地嚎叫。脑外科患者，“素食者”，经常不知道自己是谁，或者他们失去了什么。最极端的要数胸部和腹部受伤的了。

在我的病房，伤员面临两种命运：要么他们足够幸运可以被直升机送到日本或菲律宾经过治疗而存活下来，要么他们在这里停止呼吸。我见过几百个士兵死在这里，经常是当我按摩他们的心脏时（每次都是徒手），或者是给他们做人工呼吸时。有几个人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里。有一个18岁的海军战士，他的状况让我很为难。他看起来很普通，很健康，身上没有明显的伤，但是他一直不省人事。经过仔细检查，我发现他的头部后面垫有一小块沾了血迹的纱布。在我们进一步检查之前，他的心脏就停止跳动了。这是很常见的事，作为心搏骤停抢救小组的头头，我照例开始了一套训练有素的程序。我们有很好的成功记录，因为我们的伤员年轻而强壮，但是这次这个年轻人例外。我们试着电击他的心脏，然后给心脏注射肾上腺素，不断对心脏进行按摩，但是一个多小时后，我们不得不接受一个事实：他死了。

他的死令人不解，于是对尸体做了解剖。因为这个孩子的死让我感到费解，他们问我是否愿作解剖助手。第二天早上，我去了病理办公室，我的患者赤裸着躺在桌子上。年轻的病理学者注意到没有什么伤，除了头后面有一个小洞。我发现甚至是开第一刀之前尸体解剖也是难以忍受的：在这样又热又潮湿的小屋里，一旦你闻到了从尸体身上散发出的甲醛味道，你就再也不会忘记它了。当病理学者从尸体的一边到另一边切了一个马蹄铁形状的切口，拉起一大块皮组织，把它反搭到尸体脸上时，我强忍住恶心看着。他用大剪刀剪开了胸部中心以下的肋骨，把心脏暴露在外，这颗心脏几小时前我们曾努力地想使它活起来。没有明显创伤。

病理学家又用解剖刀切开战士的头，露出他的头颅，并且用剃骨锯刺穿头颅上边。把大脑移出来后，他把它切开。我们看见一颗子弹停在一条铅笔长的小径的一端。我很惊奇大脑不到百分之一的伤害何以致命，我向病理学家寻求答案。他的回答只能是子弹一定打中了一些重要的东西。尽管轮我换班休息了，可是我睡意全无。我们身体里的每一个细胞在有盖培养皿中无限期地生长，而仅仅因为其中几百万的细胞被毁，组成年轻人身体中100万亿个细胞就都毁灭了。

另外两名伤员对我影响也很深刻，因为他们提供给我一个不同寻常的证明：有关人的精神以及生或死的愿望。他们都是大面积腹部受伤：一个是高加索人，35岁左右，被M16射中腹部，不是被敌人抓住就是在一次“友好的射击”中的意外受伤。由于这种武器的小型循环极端不稳定——甚至一层薄纸都能让子弹翻滚到其他方向——这会导致讨厌的伤害。我曾经见过身体的一侧有一个子弹进口和对应的在另一侧似乎不太可能的位置有一个出口。这个患者也不例外：他的部分肠子碎了，其余的也被子弹撕裂了。外科大夫把肠子破损的部分切除了并确定他能活下来。他不是一个作战战士而是一些辅助部门的兵，无意中遇到了袭击。他不久苏醒过来，惊奇自己还活着，精神很好。但是腹部手术带来的疼痛很剧烈，不久他的情绪开始低落。三天后，病房的门被撞开了，一个新伤员被推进来：一个18岁的非洲裔美国人，也是腹部受伤，机关枪所致。他的肠子已所剩不多，而剩下的大多都堆在担架上。外科医生和医疗队尽全力抢救，但因为这个人不仅同时失去了脾和部分肝脏，大肠还在流血，所以估计活不过第二天早上。可是惊奇的是，当我回来换班时，这个伤员醒来了而且很警觉。他的性格很温和，很善谈。他描述了他的部队怎样遭伏击，他又是如何关心他们的。他有吸引人的生命活力，在这样混乱的局势中，连我都被感染了。我知道他伤势很重，所以一晚上都在陪他谈话，谈他的家庭、他的朋友和这次奇怪的袭击，但大多数是有关回家和他打篮球的梦想。最后当我下班时，他已经睡着了。我不指望可以再见到他。可是第二天我值班时，他还在那儿谈论暴风雨，挑战他的伤病和他的生理功能。他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所有的事一天天地继续着，一次我给那个35岁的伤员换药，他问我能否帮他一个忙。他想给他妻子写封信，由他口述，告诉她他还活着，他很爱她，但是他无法忍受疼痛，他想他不能再见到她了。我认为他康复的概率还是很大的，我希望他能在一两天之内被直升机接走，从他的病况来看，他不久就能逃离这场战争。不管怎么说，我的拼写和书法以及我这20年的情感无法胜任此重任，所以我让别的看护兵帮他这个忙。我也很生气他要放弃治疗。1967年在战区恶劣的环境下，医药短缺，但我们仍尽全力抢救他。我认为我被激怒了，因为关于死我已考虑过很多次，它是最容易的出路。当我回来换班时，他死了，就在中午，验尸官指出“他放弃治疗了”。多么不可思议的对照！那个应该可以活下来的人却死了，而那个被认为马上会死的人却出乎所有人的想象，因为他想活下来。人们通常不会放弃生命，是生命弃人们而去。

尽管后一位伤员被带到菲律宾几天后还是不免一死，他向我展示的是比任何毒品还要强大的人类精神和纯毅力的作用。我们所有的努力多给了他几天的生命，这个努力没有白费，因为他已经赠予我们所有的人一份绝好的礼物，尤其是对我而言：他已经赢得了我们的尊重，给了我们对人生的渴望，这是我遇见他以来几乎每天都渴望得到的。我经常谈到和想起这两个人，感觉是他们部分地推动了我未来的事业。他们把我从一个漫无目的的年轻人转变成一个迫使自己理解生命本质的人。在越南这块土地上，生命是如此廉价以至于我觉得我的使命迫在眉睫。

花了几个星期忍受这种冲突——必须处理几百名伤员——对我来说反战是很明确的了。不仅是我一个人，在越南的美军里，有任何人支持战争都是不寻常的。像我很多的战友们一样，当我听说我将会得到两个重要官员——副总统休伯特·汉弗莱（Hubert Humphrey）和驻越美军最高指挥官威廉·威斯特莫兰德（General William Westmoreland）的接见时，我无动于衷。汉弗莱好像支持林登·约翰逊总统的政策继续扩大战事，而威斯特莫兰德——1965年《时代》周刊年度人物——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军人，他培养了一套荒唐的战争统计人数的哲学。这套哲学有它残酷和险恶的成分：就是用更多的炸弹、弹片和凝固汽油弹来缩减人员。美国的战争机器杀死越南游击队和北越部队的速度比河内方面通过胡志明小道提供援军在南方作战的速度要快得多。柯蒂斯·李梅（Curtis LeMay）。空军总参谋长，在影片《奇爱博士》中被乔治·斯科特（George C.Scott）讽刺说他曾发誓要“把越南炸回到石器时代”。在这场没有胜者的战争中，测量战争进展的两个数据一个是对越南军队的“人体统计”，另一个是计算有多少年轻美国人被杀和受伤。

当他们和记者一起到来时，副总统和最高指挥官被引见给在岘港医院工作的150名医务人员。我以前曾不时地幻想要上新闻头版头条来抗议战争，使上层感到尴尬，但是我当时所能做到的就是鼓起勇气拒绝和他们中的任何人握手，然后嘀咕着，“我们在越南犯了可怕的错。”而这只引起一小会儿的难堪而已。过了一会儿我的一个患者，一个双截肢的伤员做了一个更有影响力的姿态。当摄影师和记者在旁看着，最高指挥官威斯特莫兰德准备把勋章戴到这个伤员胸前时，伤员对他说：“把这个黑心拿走，挂到你的屁股上吧。”威斯特莫兰德瞪了瞪我，气愤地走了。副总统继续保持镇静，抓住那个伤员的手说：“我理解你为什么有这样的感受。”在后来的生活中，我对汉弗莱的评价充分改善了。

看护兵连接了生命和死神，经常不是变成忏悔者就是医治者。我渐渐看到了部队里的很多不同的抗议和叛乱形式。在越南休息娱乐时，有很多人开溜，有人拒绝参战，尤其在战争接近尾声时，还有人用手榴弹等武器杀伤军官，这是一个很阴险致命的抗议形式。尽管海军战士之间存在神秘的同志关系，这意味着他们从来不丢弃死者，但是他们可能会用一颗子弹处死疯狂的海军少尉，因为他只顾追求“杀敌”数字，一味想升官，根本不管他射击的是一个村民，还是一个越南共产党人。有很多次杀伤军官的事件均使用了不同类型的地雷去铲除一个指挥官，在士兵们看来，这个指挥官也会无故将他们都杀害。

其中有一个故事来自溪山（Khe Sanh），它所描绘的不仅仅是生命的廉价，还有那些日子的无情和绝望。有三个受伤的海军士兵来到医院，告诉我他们是怎样杀死他们的指挥官的。一些地雷是当人踩上去引爆的，而另一些——就像他们使用的那个——则是设计好当这些受害者移动时压力减轻后才引爆。这三个人描述了他们怎样观察指挥官的行为，注意到他是怎样每晚在帐篷里喝一瓶苏格兰威士忌。出于自卫的想法，士兵们把威士忌放在地雷上，晚间时分，指挥官出来最后一次喝了他的威士忌。像这样的事件并不是独立事件。

每个人都服从命令应付特殊的压力。我找到了一个不太可靠的同盟者比尔·阿特金森（Bill Atkinson），他在入伍前住在加拿大边界附近的蒙塔纳山里的小木屋里，那里没有电，只有煤油灯和柴火。他甚至养了一匹狼当作“宠物”。比尔在医院的体检记录、患者转移办公室工作。一天我问他能否帮一位强烈反战的军官的忙。尽管他已经受伤了，但是他应该回到战区去。他愿意帮忙，比尔以健康原因使很多人退伍了。我们不久发展了一种制度：遣送那些我们看来精神即将崩溃，或是迫切要逃跑的人回家。

我在岘港工作的前6个月结束时，海军决定应该以陆军为榜样把女护士送到越南。女士总是很受欢迎的。但是比起年轻、活泼和有同情心的陆军女护士，海军派来的却是大龄的校官或者尉官们，她们与实际的医务护理大相径庭而且浑身都是官僚气。身处困境的人们的尽力工作、琐碎的规则和官样文章碰在一起是很容易发生冲突的。对我而言，实用主义者和原教旨主义之间的冲突导致了一场遭遇战，那是上夜班时，病房里堆满了刚来的伤员，我们人手短缺。

在新送来的伤员中，有一个是带着呼吸器的韩国士兵，他的头部严重受伤，身体被炮弹碎片严重摧残。他旁边是两个战俘，一个是中国人，严重受伤但是还有意识，另一个则是一名也带着呼吸器的越南共产党人，我和另一个看护兵对他们进行抢救。两个人都有守卫，但两个战俘都伤势严重，哪里都去不了。当我正要去帮助那个承受极大痛苦的韩国人时，我无意间听到一名新来的护士命令一名我们的看护兵给越南共产党人洗手指甲和脚趾甲。他肯定得洗得干干净净，因为他可能在一个地下碉堡里住了几个月了。但是他现在不需要，因为胸腔的血液无法从管子排出，他几乎不能呼吸了。

作为高级看护兵，我不想让我的手下从更加重要的拯救生命的工作上分心。于是当我让那个看护兵继续他的胸腔管引流操作，而护士长自己做自己的事时，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第二天早上，那个越南共产党人死了。我换了班然后去床上睡觉。后来被一个军事宪兵叫醒，他陪我去了基地长官办公室。我被告知，虽然我是最好的看护兵之一，但是我再也不能回病房了。因为那个护士长已经向军事法庭提出控诉我对高级官员的不尊重，不服从命令。我被解职了。虽然在战区逃跑几乎是不可能的，直到合适的惩罚令下来以前，我还是要被软禁在我的兵营里。几个月前在长滩发生的事又重复了，现在是另一个护士长想要增加我被杀的概率非要送我到战区。

两天后，一个有独特的五点左右的须根阴影^[3]的长官来找我。罗纳德·纳达尔（Ronald Nadel）医生是主管皮肤病和传染病门诊部的，不太整洁。他正在寻找一个有能力的看护兵和他一起工作。他知道我遇到了指控的麻烦，我马上感受到他的温暖就接受了他的提议，一方面因为我对传染病感兴趣而且有这方面的经验，另一方面因为我要从重症看护病房解放出来，也不用去禁闭室或者进入丛林了。那天晚上，我一直在考虑我是怎样再次用类似的方式把自己从类似的命运中拯救出来的。

当我在门诊部工作时，我的生活立刻得到改善。罗纳德·纳达尔医生是一个很好的老师，我喜欢学什么，他就乐意教什么。我们的团队工作效率很高，他很信任我，开始让我独立承担手术任务，而他自己去给别人做手术。他知道我会考虑到自己的知识局限，如果我发现一个新情况，在没有得到他或任何其他人的指导之前，我决不会自行试图处理它。虽然如此，通常当我无法辨认一些东西——比如切除一个囊肿的外科手术中遇到一个不同寻常的组织——对罗纳德来说也是新鲜东西。我们每天要面对200多名伤员，必须处理令人惊奇的大范围的各种问题，从疟疾、丛林腐烂到肿瘤和性病，性病在越南几乎随处可见。从岘港到一号高速公路沿途一路上都有妓院，被称作内衣屋（skivvy houses），大概是以内衣“skivvies”来命名的。

卖淫是一种行业，包括女军人，甚至乡村孩子也受到了间接影响。在人们做交易的小屋里，空气中混杂着迷幻摇滚乐曲、烟、大麻、啤酒和玉妈妈（nhoc mam），后者是一种鱼发酵后提炼出来的辛辣味道的调味品。他们也会聚集在嘈杂的酒吧里，听着“阿—勾—勾”的摇滚乐，跳着兔子舞。他们必须买西贡茶来取悦酒吧女孩，几小时的性服务不计算在内。皮条客会大声叫喊，“你想轰炸？”或是“想买我妹妹？”我的答案总是否定的。作为给去过内衣屋的男人治病的看护兵，我虽然也忍受了很长时间没有性的日子，但我知道我不能利用它。

每天都会有使用抗生素治疗梅毒和淋病的病例。诊断梅毒，我必须让士兵脱掉内裤，然后我戴上手套，把下疳挤出，然后在显微镜载玻片上吸干脓汁。在黑色显微镜下，性病的菌群在载玻片上显示出来，它们是螺旋状的细菌，即梅毒螺旋菌。30年后，当我考虑哪种有机体需要基因解码时，我首先想到了梅毒螺旋菌，因为它造成的危害贯穿整个人类历史。在2002年，我和有机体的发展史发生一些关联，那年我被授予德国保罗·艾利希（Paul Erlich）奖，这是以现代化学疗法之父保罗·艾利希的名字命名的，他是第一个提出有效治疗梅毒的人。

我在岘港最美好的时光要数每个星期三去当地一家孤儿院给孩子们看病的时候了。罗纳德和我带上药品坐吉普车去那个孤儿院所在的小村庄。越南军队已经深入到海军防线了，尽管在岘港市郊不断有暗杀军官的事件发生，但是出于人道主义考虑，我们还是留下来了。和我们一起的还有一名护士翻译，外号叫“大班笔”，她是一个天主教徒，1954年法国溃败以后从北越逃来的（天主教徒们为了自治与法国人打过仗）。她对待我们不论美国人还是越南人一视同仁地冷淡。我告诉她怎样用一些特殊药品，让她把复杂的过程翻译给患者听，她就用最短的句子翻译一遍，而当讨论较简单的治疗时，她却故意长篇大论。我们一起处理每件事，从怀孕到脓疱病到昆虫感染或是骨折。但是战争永远不会走远。当发现我们所留下的药品从孤儿院外流向军队时，我们改用注射，不用抗生素药片了。

在孤儿院行医是我在越南期间最辉煌的时刻。我发现拥有基本的卫生常识和肥皂就能使人们的生活质量提高，会达到高级药品同样的效果。孩子们有聪明、天真、热情的脸庞。由于我们每周都会来，所以很容易与他们发展友好关系。在这充满了死亡和痛苦的世界里，用我仅有的知识做点好事，我越来越确信我未来生命的方向了。如果我能回家我将去上大学，然后去医学院，在发展中国家行医。但是1968年当我坐在岘港郊外的小屋时，我只是4年前从高中毕业而已，唯一能做的就是在战争中救死扶伤，回家好像很遥远，更别说进入大学了。但是我很幸运，罗纳德·纳达尔——我所敬佩的少数人之一——帮我确信我一定能成功。

我在门诊的工作也触发了我毕生都热爱的航海运动。一天下午，一位海军军官走进门诊要求给他除去身上的文身，被我拒绝了，因为在战区是不准随意选择外科手术的。几次尝试后，这名军官很绝望，于是给我讲了他伤心的故事。在到达越南至少6个月后，海军全体人员曾有一次往返一周的休养度假机会，地点在越南之外的地方。这个长官和其他许多人一样，第一次就选择去了曼谷。而且和其他人一样，他在到达那里的途中醉倒了，第二天早上醒来发现身边多了三件东西：醉酒后的身体不适，一个年轻的女朋友和双手手指上的文身，上面写着玛丽（Mary）。

现在回到岘港了，他有资格进行第二次休养度假了，这次他被安排去夏威夷，在那里他将见到他的妻子。当然她不是玛丽。这个军官好像既无辜又悲惨，所以我决定帮忙。那天门诊关门后，我用当今的标准给他消除了文身，即从他的大腿移植了一块新鲜皮。几周后，很明显不仅移植成功，而且他现在也有一些感人的战争伤对他妻子炫耀了。

在岘港港务长办公室工作时，我的患者可以用各种不同的小工艺品冲抵医疗费，而港务长则提供给我一条8.5米长的波士顿捕鲸船和7.5米长的玻璃纤维闪电帆船，它是一艘只有一根铝桅杆和两张帆的活动防浪板船。在一个休息日，罗纳德和我没什么事可做，于是我们驾着捕鲸船出了岘港港口，绕过猴山，然后上岸。在战区里，坐着一条小机动船在海上移动，这样悠闲的日子是不常见的。在空旷的水面上，这是多么美好，多么令人心旷神怡啊！这里远离了每天的生活，远离了岘港的死亡。从此以后，我总会到海上清醒大脑，恢复我的感官能力。

我也想试一试帆船。我经常梦见有一段自由的时间，在海上航行成为这个梦想关键的部分，因为我经常阅读关于海上航行冒险的故事。但是能让我驾驶帆船的一个条件是我们中的一个人必须有能力安全通过海边的拍岸浪并且能再次返回。我请教了一下我的战友，但是他们没人知道怎样航海。所以我只好做我自己的老师，我觉得航海并不是难到我根本不能掌握。每一次出航，我和我的海军乌合之众会比上一次航行得远一些。靠近海军航空基地时，我们就成为他们开“玩笑”的目标，通常是从直升机上往下扔烟幕弹，有时是手榴弹。

微风拂面的日子，我们会试着用手术传动装置做成的将就能用的滑轮装置来捕鱼，一天，我们钩住了什么东西，我们这艘原始的小船被拽得又是下沉又是摇晃。几分钟后，钓线再次被拉紧，接下来我们就被快速地拽着倒退着行驶。我确定我们已经抓住了一条鲨鱼，我们可不想加入到它的水世界里去。一小时左右以后，我们控制住了它，开始欣赏它在海里乘风破浪，但是它好像并不疲倦。几次它想停下来，游向海平面，我们看见的情景出乎我们的想象。带动我们船只的“引擎”是一条近3米长的灰鲭鲨，它以速度和敏捷著称。幸运的是，海域区经常见到的越南渔夫们看见我们的船一直退着行驶，他们就发动小渔船跟上我们，然后要求我们把鱼给他们，作为交换他们给我们固定好绳索以及控制好钓绳上不停乱窜的鱼。交易成交了。我们把绳索转给他们，看着他们4条木头平底船一起把鲨鱼拉上了岸。

甚至在战区，好奇经常可以战胜恐惧。越南海岸线很美，水面上的小峡谷被浓密的植被覆盖着。海滩附近有一个当作神殿或寺庙用的小木塔，是层级的金字塔结构，上面雕刻着各种美丽的装饰。我们想乘坐帆船去猴山上的小峡谷探险，这座山不是完全在美军控制之下的。在我们这次冒险活动中，我的战友决定带上他们的M16型枪，因为不止一次，这种安静的景色被军队的枪声惊扰了。战友们会回击，而我们则在船里躺倒，航行得尽可能快些。我想在这次航海中我有了唯一的一次遭遇子弹的经历。

忍受了越南6个月生活后，我有资格进行我的首次度假，我以前读过关于在澳大利亚飞行医生的故事，被那个国家的景色迷倒了，所以我选择去悉尼。几小时之后晕乎乎地离开了战区返回到正常社会，喝着咖啡，在宾馆收音机上听着《只一匙的爱》（The Lovin’Spoonful）。我感觉好像刚从一台时间机器里走出来。第一天早上，我从宾馆朝海滩方向走了两个街区后，我与她注定相遇了。一个可爱的女孩正朝我走来，她提着两袋子食品，当我经过她时，她手里的两袋东西全掉了，散落在人行道上。于是我趁帮她捡东西时，问她人体冲浪最好的海滩在哪里。她对我说是布朗特（Bronte）海滩，离这条街大约半英里，另外她还说她叫芭芭拉（Barbara）。我去海滩前我们聊了一会，好像很谈得来，芭芭拉给了我她的电话号码。

那天的海浪出奇的高，只有几个人敢于挑战下水。鉴于我在越南的经验，我并不担心，于是我开始在4.5～5.5米高的大浪里做人体冲浪运动。我在水上待了几小时，享受我的生活，感到很自在。后来，我注意到一群人聚在海滩上，人们正焦急地指着离我不远处的水面。一个女孩正奋力抗击激流，于是我朝她游过去，最后终于把她拖上了海滩。

布朗特海滩的救生俱乐部成员们帮这女孩上了岸，同时也四处吹嘘这件事：一个美国佬不仅在恶劣的环境下在他们的海滩做人体冲浪运动，而且还救了一个人。他们邀请我去他们的俱乐部里，让我做他们的名誉成员。那天晚上，他们用踏板车载着我一个酒吧一个酒吧地转悠着喝酒。他们强烈要求我找到我开始遇见的那个女孩，因为她是新西兰来的。澳大利亚人都知道新西兰姑娘“很容易上钩”。幸运的是我有她的电话号码。

芭芭拉和我那天晚上就待在一起了，剩下的一周也一样。当我返回越南时，我们约定再见面，常通信。3个月后，我有了第二次度假的机会，这次在我一个同事的推荐下，我选择了香港。令我感到惊奇的是，他在半岛宾馆已经用文特尔医生的名字预订了房间，而芭芭拉也同意去欧洲路过这里并在这儿停留。我走下从岘港派出的军用飞机时，受到了宾馆代表的接待，并且用劳斯莱斯载我去我的豪华套间。芭芭拉和我在宾馆见面，她也同样吃惊，就像我对豪华套间和三名侍从的待遇感到吃惊一样。在越南没有什么开销，除了喝酒抽烟，现在我感到我要挥霍一下了。我们的大多数时间不是逛街就是在床上。短短一周结束时，我发现很难再返回越南和回到战场上。芭芭拉和我暂时约定战后在伦敦再见。

当我返回岘港时，我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和平主义者，决定只挽救生命而决不索取任何东西。很多看护兵被扯进战场之前都持这样的哲学态度。当医院在一系列的被称为春节^[4]攻势中被占领时，我自己的思想开始发生改变。在1968年1月30日黎明开始的那场战斗中，我们的境遇变得如此悲惨，海军护士从岘港撤离了，海军护卫队要求看护兵武装起来帮忙击退敌人的攻击。

医院附近不断地遭受到炮轰，就在我已做好心理准备，我要用我的M16避免成为5万多名年轻殉难者之一时，我再也不用执行这样的任务了。相反，我和每一个能用得上的人一起处理伤员。春节攻势改变了美国公众对战争的态度，也改变了我。关于治疗类选法的常识，我比任何一个20岁的年轻人应该知道的还要多，我学会了把那些你能救治的伤员和那些你不能救治的伤员分开处理，后者我只能在他们死去时帮他们减轻点痛苦。我不是在生命大学学习，而是在死亡大学学习，死亡是一名强悍的老师。

我最后的3个月尤其难熬。在越南我经常亲眼看见人们怎样努力培养能够活下来的希望，却又发现希望破灭了。一天，我发现自己正影响着一个和我年纪相仿的步兵，他在去飞机场准备回家的路上遭到狙击手袭击受了重伤。在那段时间，我记得有一个特别的夜晚，我和朋友们航行了一天后回到空军基地，仰面躺着，抽了一晚上大麻烟卷后感到很舒服，当炸弹又开始在附近爆炸时，我们竟然没有躲进地道里，而是仍然躺在那，好像被那种奇异的迷惑的亮光催眠了，就像电影《现代启示录》里的景色一般。第二天早上回想起前天晚上的愚蠢行为时，我决定如果我想在岘港幸存下来，以后不能再干傻事了。我没有再抽过一支大麻，只是偶尔喝点酒。我更加努力地跑步，每天空闲下来就冲浪。最后终于等到我跟战友们说再见的时候了，我们乘坐707专机离开越南。

因为没有装甲保护，飞机最易受到攻击。而在救护直升机上，我们已经学会坐在自己的钢盔上，避免被从臀部射穿，但是飞机上没有钢盔。为更加安全，所有的起飞降落都安排在晚上，机下夜空中闪亮的流弹仍然令大家感到恐惧。尽管有这些情况，也没人抱怨。我屏住呼吸，当我们脱离了狙击兵的射程时，任何人都能感到飞机上很轻松的气氛。最后大家都庆祝：我们现在确定不用再疑惑什么了，我们已经在越南存活下来了。我感到快崩溃了，对未来既感到安慰又感到惊恐。发生了这么多事，也改变了这么多。我在部队仅待了2年零8个月，但是我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只知道做人体冲浪的年轻人了。现在我将回家过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

生命是我的礼物。我曾见过上千的同龄人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被杀或致残。我没有那种生还者的内疚心理。但是我想用我的生命做一些事情向所有我现在无法帮助的人们致敬。我再次回来对我的命运负责，那么我将再一次自己对自己的命运负责。我认识到如果我对死亡和毁灭说再见的话，那么我也就对一个医生所关切的和我知道自己只有经过10年多的平民生活中紧张学习和训练才能恢复的那种医疗水平说再见了。我可能再也无法达到那种水平了，谁都知道我的受教育程度低，我连最基本的单词都拼不出，因此首先被送到越南。我还要向不确定的人生致意。

随着我们飞过日本、关岛、夏威夷、阿拉斯加、西雅图、北加州的特拉维斯空军基地，最后到达洛杉矶附近的空军部队基地，平民生活越来越近了，随着每一段旅程的推进，我变得更加惴惴不安。最后我们着陆时，我只是有点高兴而已，当下飞机时，和我一起的有些人弯腰亲吻大地。没有管乐队和旗子欢迎我们。只有朋友们和亲戚相拥着问候返回的士兵们，没有人来迎接我。回到美国，我感到一种难以置信的孤独。

在临时兵营待了两天后，我的等待结束了。对我下的最后的命令如下：“从现役退伍转为海军预备役。”那天是1968年8月29日。除去这一年的开支，我的账户上还剩2800美元。我有算得上在行的医疗技术，三枚军事奖章——国防部服役奖章、越南服役铜星奖章和越南战役多次奖章——这是一次光荣的退伍，最重要的是我还活着。我拿上我的包，登上了去旧金山的飞机。

美国的生活在继续，好像没有战争一样，但是这个地方对我来说已不是以前那个地方了。我4年前离开的那个家现在已感到空荡荡的，而且很陌生。家里四个孩子有三个已经离家了，那段时间，我认为弟弟基斯是家里“唯一的孩子”。父亲最终支付了他在福布斯公司的合股，现在是西海岸专门的会计公司。在父亲的一生中，他第一次有可以任意支配的钱和时间去发展与基斯的关系，他们经常在一起打高尔夫球。父亲现在开一辆凯迪拉克，他很自豪，现在已经是青山（Green Hills）乡村俱乐部的正式会员了。当然这里也就是我父母亲决定庆祝他们的儿子从越南回家的地方。

逃离了死亡大学，我的感觉和《毕业生》里的本杰明·布雷多克的感觉一样迷茫，他在南加州郊区的双亲也为他举办了家庭庆祝宴会。晚餐时我快迷失方向了，这时一群共和党的权贵们边喝酒抽烟边讨论要是杀死几个共产党和亚洲人的自豪感。对于他们来说，越南共产党的顽强抵抗使我们更有理由杀死男人、女人和孩子，更容易做一些荒唐的事，比如把死水牛扔到井里使井水有毒性。关于无数死伤人员，我想大声呼吁，告诉他们上千名已致残或伤痕累累或已死的年轻人其实什么都没得到——除了向我们的敌人证明我们更愿意牺牲我们的青春。我离开了这个晚餐讨论，我借口说我有点飞机时差反应，所以回家了。

我预订了第二天去伦敦的飞机票。我计划——或者说我的希望——尽快离开美国和芭芭拉会面。到达希思罗机场（Heathrow），我感到很不受欢迎。1968年反战示威游行与日俱增，并且有暴力冲突。我是一个21岁的美国人，背着黑色旅行包和睡袋，还有一张被西贡政府停用的美国护照，停用原因甚至到现在都难以探究。英国政府官员断定：这个茶棕色头发的年轻人来到英国，一定是帮助激起反战运动的。我被调查了，每一个项目都进行了严厉的审查，我猜想是为了找毒品。过了半天后，我终于被释放了，允许进入英国境内，我平生第一次进入了我的祖先的国度。我没地方住，因为是酷暑时节，旅游旺季，没有空房。有一个旅馆建议我唯一可去的地方是基督教青年会（YMCA），果然，我在那儿找到了地方过夜。

第二天，我在一个便宜旅馆找了个小房间，然后联系芭芭拉。她刚花3个月时间搭便车游览了整个欧洲，她说这是一个很伟大的旅程。我们坐火车去了多佛（Dover），然后上了一条渡船，在加来（Calais）海滩露营，就这样开始了我们吉卜赛式的流浪生活。我后来变得讨厌搭便车：对于一个年轻的单身女性来说，这是一种很有效的旅游方式，但是对于一对背着背包的夫妇来说却很不奏效。后来在法兰克福，我买了辆二手大众汽车。当我们去法国、西班牙旅游时，我仍想逃离大城市去寻找一个隐蔽的、平静的地方减轻压力，理理我的思绪，调整一下不在战区的情绪。在瑞士的阿尔卑斯高山上，我租了一间牧民的小屋，它地处日内瓦末端洛桑市附近。我们长途跋涉，做饭，休息，做爱，读书，自我调整。但是当灰暗的日子和冬季第一场雪来临时，我对开始新生活变得越来越没把握。在海军工作将会有很快的晋升机会，但是我无法做到一味地听从命令。我可以参加医生助手或是注册护士考试，但是我又想尝试其他更多的工作。从与罗纳德·纳达尔和其他人的交谈中，我知道应该去上医学院，我不仅必须要去一流大学，而且还要取得好成绩。既然凭借我的专业成绩，我不会被那种好学校录取，我只好去了社区学院，然后到三四年级时再转到一所大学。

圣马托（San Mateo）学院离我成长的地方不远，它是学院中最好的，这里也学习为斯坦福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大学安排的课程，我能在1月份就读，甚至更好的是，只有计算机编程证书的芭芭拉也愿意跟我一起回去读书。我们与美国大使馆协商，却被告知新西兰人要等很久才能获得去美国的签证。更糟的是，他们甚至不保证芭芭拉最终能否拿到签证。但是如果我们结婚了，她将被准许直接获得签证。

我愿意和芭芭拉生活在一起，并且去上学。在我的一生中，我并不渴望婚姻的承诺。我还年轻，不成熟，只是需要性和友谊。我向哥哥加里征求意见。这是20世纪60年代，他告诉我：“大多数人在他们的一生中会结四五次婚，所以不用担心婚姻。”芭芭拉和我在日内瓦用民间仪式结婚了，这好像是对一对来自美国和新西兰的夫妇地理上的折中。

芭芭拉后来获得了美国签证，在回美国的路上我们去英国拿了些我在越南曾经幻想过的东西。其中帮助支撑我渡过难关的梦想之一是摩托车精华中的精华，胜利巴纳维亚650。这是经典的历史年代最火的公路车，该车总是与好莱坞影星——詹姆斯·迪恩（James Dean）、史蒂夫·麦奎因（Steve McQueen）和马龙·白兰度（Marlon Brando）——联系在一起。它能发出别具一格的轰鸣，从低声咆哮到嘶哑的喉音，然后是尖声吼叫。还在岘港时我就订购了一辆，说我要在英国接货——以这样的方式我就能把它作为一辆已使用过的车进口回美国，可以节省很多关税。

我带着一辆新摩托和一个妻子返回了密尔布，可是这两样没有一样特别受父母的欢迎。不过我现在的心理素质比刚从越南回来时好多了。我要试图理解在岘港看见的事情，而返回学校上学是最难迈出的一步。为了发现生命，我渴望开始我的教育，即使是从零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