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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16章 出版和被诅咒
一个科学家应该没有愿望，没有感情——仅仅有一颗石头心。
——查尔斯·达尔文
与我们对手的停战实际上没有维持很久。我们最大的目标是发表我们所做的每一个细节，向我们的同僚们和我们的批评者们显示我们测出的无比壮观的人类基因组。最重要的是，首次详细阅读了人类之书后，我们想向世界展示我们对它的分析结果。所有这些都是为权威的杂志《科学》而计划的。
但是，当然，到目前为止，敌意这么强烈，这么深，以至于这简直是痴心妄想。白宫发布会的这几周内，公共计划正在镜头后面用一连串煽动性的文章到处游说反对我们的文章发表。一篇送到《科学》的文章宣称：“你们已经把自己一份骄傲的杂志降到了星期日增刊报纸的水平了，竟然接受一篇伪科学文章的广告的付费发表。”[1]一封电子邮件在研究者们当中传阅，号召他们联合抵制《科学》杂志。尽管我们努力使我们的数据对科学社团免费使用，但是他们的动机又一次指向数据发表。
虽然我明白关于出版的论点甚至原则，但是我相信一定存在对塞雷拉和我的积怨，因为我们抢走了其他人一心要拿的荣誉。在塞雷拉，对我和我的小组的约束真的很轻；对数据的唯一真正的约束来自塞雷拉股东们，他们已经拿出了数百万美元，当然想确保他们的投资没有因为让塞雷拉的竞争者们使用数据而贬值。
我们正与《科学》的编辑堂·肯尼迪和他的小组一起起草一份最好形式的协议，这份协议将允许研究者们免费、公开和无限制地使用塞雷拉人类基因组序列，而同时，限制商业公司重新包装和开发利用它们。但是我的批评者们想阻挡我们出版数据，除非一点限制也没有。令我惊奇的是，他们争论说如果我们的商业竞争者们不能使用我们的数据，科学界也就不能使用。我感到好笑的是，这个滑稽的哲学得到了那个弗朗西斯·科林斯的赞同，他写了一首动人的民歌，歌颂基因组应该属于每个人。
堂·肯尼迪不断地向我反映这些非难。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做这项游说工作做得最多的是埃里克·兰德或者叫“埃里克·诽谤”[30]，我的小组这样称呼他。他曾开创过很多公司，他现在做生物技术产业的顾问工作，有这些经历埃里克肯定知道真相，在我们与公共计划在杜勒斯进行的那次悲伤的会议前，他甚至就同意了我们现在提供给《科学》杂志的相同条款。埃里克很清楚地意识到塞雷拉不能让其他公司免费下载它的数据，这样会削减塞雷拉自己的繁荣的数据库业务。虽然这样，2000年11月，兰德还是说服瓦尔姆斯和其他麻省理工黑手党人（有人这样称呼他们），在力劝肯尼迪不要发表塞雷拉的文章的信上签了名。虽然兰德和科林斯尽他们所能在幕后阻止文章的发表，堂·肯尼迪还是坚持要发。同时，唐和我收到了数据发表协议的高层支持，包括来自国家科学院院长布鲁斯·艾伯特（Bruce Alberts）和既是诺贝尔奖获得者，又是帕萨迪纳加州理工学院的校长的戴维·巴尔的摩的支持。
作为最后一招棋，兰德和科林斯威胁说，如果不拒绝我的文章，那么他们就不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他们自己的基因组文章，而是把文章投向了它的对手《自然》。也许他们已经忘记了沃森是怎样告诉《自然》杂志，当他1994年阻止我发表我的人类基因组说明性文章时，美国基因组科学家没有一个会再在《自然》上发文章了。这件事再次说明，为了正当目的，可以不择手段。
我们与堂·肯尼迪和《科学》杂志达成了协议，任何想要一个完整副本的科学家们不仅可以进入免费网站搜索大量人类基因组序列配对的数据，而且我们提供给他们一个序列的DVD。塞雷拉也将给学术机构和生物技术以及制药公司提供一种订阅服务，后者不但提供巨大的计算机设备进行基因组的综合分析，而且提供庞大的软件和已经被测序的所有的基因组（包括老鼠的基因组）。
到2002年1月，塞雷拉数据库业务产生1.5亿美元年度收益，在不到3年时间里赢得了利润。订阅者包括大多数一流大学和学术机构，从加利福尼亚大学到哈佛到斯德哥尔摩的卡罗琳斯卡大学再到国家卫生研究院。在科学界（当然除了威尔康信托基金，它阻止它的受益人订阅）正在使用塞雷拉的序列数据的同时，科林斯、兰德和萨尔斯顿坚持重复说塞雷拉数据不能使用。
就在这新的一轮战斗激烈进行时，我在塞雷拉的小组正夜以继日地工作，分析我们努力产生的人类基因组序列。我们身上的压力很大，完全是我们自己给自己施加的。这项计划是由马克·亚当斯、尤金·梅尔斯、理查德·缪罗、格兰杰·萨顿、海姆·史密斯、马克·扬德尔（Mark Yandell）、罗伯特·霍尔特（Robert A.Holt）和我引导的。待发表于《科学》的文章经历了100多次反复修订，我们决定要全面阐述基因组和它的基因。我们都知道历史会通过这篇文章的质量来判断我们，这意味着我们的分析的质量和它关于人类的秘密。我想要对我们所发现的东西做一个详细严格的测试，然后满怀信心地把它呈献出来。
2001年2月16日我们的文章发表了。这不是一篇普通的文章。它有283名作者[2]，长47页（是普通长度的10倍），基因组图谱有170厘米高，用颜色标示，折叠插图，还让读者阅读大量的科学网页上的补充数据。一个主要的惊人之处是我们实际上发现的基因那么少。因塞特和HGS都声称已经分离并专利申请了20多万个基因，而且是用我们的EST方法。有时候，他们甚至声称有30多万个人类基因。几年前我发表了一篇文章指出这个数目应该很少，5万到8万的样子。现实是，最多只有2万6千个人类基因。
对基因总数做较大估计的失误基于简单的假设，人们假设基因是均匀分布于基因组上的，这个假设最后证明是不正确的。事实上，有一些区域（我们称之为沙漠）包含数百万的遗传密码碱基对，但是包含的基因很少甚至没有，比如13和18号染色体，还有X染色体。相比较而言，一些区域或染色体基因密集地聚集在一起，比如19号染色体。对我来说，这个分布令人着迷，我马上提出问题，关于人类的进化到底是什么。比较果蝇的密码可以给出强烈暗示。
因为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祖先，我们和果蝇共享一大套基因，而我们不共享的关于6亿年进化的基因很有意义。这些基因，包括与后天免疫力，细胞内和细胞间的信号传导途径，尤其是中枢神经系统有关的基因数目的迅速增长使我们成为唯一的人类。这类增长发生在我们染色体的基因密集的区域多于其他区域，尤其是通过复制一个给定范畴的基因。比方说，与细胞间沟通有联系的基因一再复制，能够在这些基因丰富的区域发生突变并且进化出新的功能。沙漠易于连接到更古老的区域和我们密码的功能，后者与维持生命的基本过程有联系。
看见发表于《科学》上的文章得以出版，这给了我所经历的最强烈的满足感。尽管有激烈的战斗，荒谬的言行，鸡毛蒜皮的挑剔和不断的埋怨，以及我们做的事是毫无希望的、不可能的和不能实行的预言，但是我们已经成功了。这是一个万分甜美的时刻：我已成功地测序了人类基因组，不是在15年内，而是在9个月内，由最棒的一个科学小组创造了历史。任何回报、奖品和赞扬都不可以代替这种美妙的感觉。
很明显，当我们在《科学》杂志上按计划发表我们的成果文章时，公共计划采取威胁政策联合抵制《科学》杂志，他们开始只在英国杂志《自然》上发表文章。这对我是好的，因为我们现在将拥有自己的《科学》封面了。直至今天，一些《科学》杂志的职员仍然很不安，因为兰德和科林斯等人仍然只在《自然》上发表他们的基因组文章。
不幸的是，我的对手们继续努力一点点地破坏塞雷拉的成就。他们下一个攻击是发表在《国家科学院学报》上的一篇文章[3]，它声称我们的序列并不优于政府/威尔康信托基金序列，他们说它很强地依赖于他们的序列。根据萨尔斯顿所说，全基因组霰弹枪法没有声称的那样奏效，尽管桑格中心的理查德·德宾（Richard Durbin）已经承认了塞雷拉的序列在某些方面“比我们的好些”。[4]兰德认为它是一个“彻底的失败”[5]和“基因组的凉拌色拉”[6]而一笔带过。他们利用一些他们原本甚至都不相信的数学论据来严重地损害我们的工作信誉。我们的吉恩·梅尔斯，是由此受伤最深的人，他既痛苦伤心又愤怒。尽管我们考虑过采取法律行动，但是我决定用科学杂志上的数据和科学事实来反击更好些，永远铭记我的良师益友内森·卡普兰的话，“真相终将大白于天下”。
地球上最大的普通科学聚会——美国科学促进会年会，将要在旧金山举行。既然美国科学促进会是《科学》的发行人，所以这是《科学》文章的天然发散地。同时，政府资助的团队在圣诞节前在《自然》上也发表了一篇14页长的用他们污染了的数据组成的指责性文章。科林斯和我都被邀发表主旨演说。人群中爆发出欢呼声。之后，要求亲笔签名者和狂热仰慕者几乎将我压倒。
那天晚上，塞雷拉在旧金山设计中心主办了一场庆祝会，席上提供牡蛎、鱼子酱和冷冻伏特加酒。迈克·亨克皮勒参加了这次庆祝会，他错过了那次白宫发布会，因为当时他染上了水痘。晚会是我的职业生涯中最高兴的事，但是因为克莱尔的缺席而被破坏了，她说她太累了不能去加利福尼亚了。我和几位女士跳了舞，但是和希瑟跳得最多。在过去几年的战斗中，她一直都信任我。
我们测序完人类基因组后，继续测序老鼠的基因组。我曾经建议公共计划做老鼠的测序，而我们测序人类的，他们当时认为遭到了侮辱，但是我的出发点是好的。我们仅花6个月完成了测序老鼠的基因组，这使得塞雷拉在比较基因组学上占据了很大的优势[7]。这一次，很容易忽视公共计划，因为基本上没有老鼠数据可以利用。我们只用了从一个老鼠家族得来的霰弹枪法数据。避免使用较低质量的公共计划的老鼠数据污染我们的基因组，我们最终得到一个较人类基因测得更好的拼接结果。老鼠/人类比较首先显示了哺乳动物共享90%的基因，而且它们在我们染色体上出现的顺序几乎相同，在基因组层面毫不含糊地建立了进化关系。我们继续用从国家卫生研究院得到的资助测序老鼠基因组和疟蚊的基因组，后者携带疟疾寄生虫。
到目前为止，我已经在塞雷拉建立了新的计划，不仅有癌症疫苗的研究，而且包括世界上最大的蛋白质学部门（帮助指出所有那些基因是做什么的）。我在旧金山南部购买了一家制药公司，集中研究小分子。我与迈克·亨克皮勒合作组建了塞雷拉诊断学公司。我感到我正把塞雷拉引向正确的方向，从解读基因组到用它的密码发现新的测试和治疗。
一些机构对我们工作的赏识来得又快又密集。我去沙特阿拉伯接受费萨尔国王国际科学奖，随行的有E·O·威尔逊（Wilson），他是伟大的昆虫学家、生物学家和作家；我还去维也纳接受由前苏联总统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颁发的世界卫生奖。我从世界的一流大学获得了一大堆荣誉博士学位，而且获得了德国最高科学奖保罗·埃尔利希和路德维希·格达摩斯泰特奖；从日本获得了武田奖；从加拿大获得盖尔德纳基金会国际奖。政府资助的科学家们试图阻止我和我的小组分享盖尔德纳基金会国际奖，反对我独享保罗·埃尔利希奖的奖金时，甚至政治也界入其中，他们抱怨说，美国人类遗传学协会授予了我一个“未出版和未问世的研究”奖项[8]。
到目前为止，我的小组已经筋疲力尽了。吉恩、马克、海姆和我知道我们已经到达了生命中很少获得的一个高点，在我们有生之年这个高点将很难和不可能再次到达。吉恩和马克开始寻找新机会。我开始考虑回到TIGR，做其他我想做的科学。如果塞雷拉是一个独立公司，我会待在那里，但是我越来越清楚，继续与托尼·怀特合作，我不能也将不会幸存，所以我开始计划我的出路。事实上，从怀特痛苦地在白宫被迫退居二线的方式看，他也已经计划出路了。
然而，悲剧将介入我们的生活。2001年9月11日，前一夜在旧金山做了一个报告后，我正前往机场，有消息说一架飞机正撞向世贸大厦。像所有其他人一样，当我看到第二架飞机撞上大楼时，吓呆了。那时，害怕恐怖袭击将遍及全国，所以我决定驱车出城到密尔布去，我母亲和继父住的地方，登记入住凯悦饭店，在那里我可以搁置几天。当悲剧的范围弥漫扩散时，正如每个美国人所做的，我也想做一些事去帮助灾害中的人们。假如数千人在这次火海和倒塌中丧失了生命，我认为塞雷拉测序设备可能帮助做DNA分析的重要工作，从而确认死者身份，对于常规实验室这是一项巨大的任务。鉴于遗体的状况，最好的办法是研究更丰富的线粒体DNA。尤其因为应用生物系统制作了一个法医测序试剂盒，它广泛被执法机构应用，所以我打电话给迈克·亨克皮勒。迈克建议我们打电话给托尼，接下来，他表示支持，并且允许我提供帮助。
几个月前，我在纽约国家历史博物馆做演讲后，我就见过纽约市的法医实验室的领导罗伯特·沙勒（Robert Shaler）了。我打电话给他，告诉他我所想的事。那时，所有航空交通仍然停飞，但是在托尼·怀特的专用喷气飞机和专门出入港许可证的帮助下，我和迈克的取证部门领导朗达·罗比（Rhonda Roby）出发了。我们是第一架允许飞过国家上空的非军用飞机，必须每隔30分钟向北美防空司令部报告，否则就有被击落的危险。
朗达和我着陆时遇到了纽约州警察，他们护送我们去纽约商业区。审查员办公室的气氛十分混乱，几乎毫无秩序。我们见到了鲍勃和纽约州法医办公室的领导，告知他们塞雷拉希望尽快获得法医实验室合格执照。当问及我们是否想参观出事地时，我说想，主要因为我弟弟的办公室在一号楼的第三层（我发现他办公室的每个人都没有受伤，心里就放心了）。当朗达和我以及州警察实验室的头头爬出警察巡逻车时，我被这场灾难的所见、所闻以及受灾程度所震撼。在法医的帐篷里，我们看见遇难者分离的遗体，有心脏，部分躯体，小骨头以及其他斑点和碎片。总的来说，大概有2万个需要分析、确认并返还给遇难者家属的样本。这些所见所闻又把我带回到在越南的时光，带回到了那次轰动一时的新年攻势，那时我必须选择帮助哪个严重伤员活下来，以及留下哪个让他死去。但是在这些帐篷里，没有人可以被救活了。
当我们回到塞雷拉时，很明显，要成立一个法医实验室，在我们前面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因为做身份确认不能有错。朗达·罗比和于辉·罗杰斯（Yu-Hui Rogers）（现在是文特尔基因组序列中心研究所的领导）建立了我们所谓的“翱翔的鹰小组”，并且为了从联邦调查局和纽约州获得认证难以置信地努力工作着。然而，随着时间推移，托尼·怀特起初展现的热情已经消失了，他开始坚持回到商业运作。应用生物系统精心安排了塞雷拉的撤退，朗达被召回了福斯特市。我感到沮丧和尴尬，把我的话传给罗伯特·沙勒，我说这次可怕的悲剧之后，我们想做一些与众不同的事，而不是为了赢利。
托尼·怀特和我之间的紧张关系在旧金山的一次投资者会议上达到了一个极限。断断续续地，我陈述了我的标准生意经；对于允许我说的东西，几乎没有什么真正实质性内容。当提问开始时，托尼和阿普莱拉的首席财政官丹尼斯·温格各站在我的两边。会议一结束，我就离开了，带走了希瑟，她随我一起坐飞机离开，然后我们开车去看看我常去的一些地方。从某一点上看，我正回顾我的一生，从密尔布到塞雷拉。我开车去了我父亲埋葬的地方——普西迪。我们在保卫城市的炮台旧遗址间行走，这是我中学时最喜欢的地方。我们然后前往索萨利托，那是我曾经去航海和度周末的地方，最后和迪恩·奥尼西一起共进晚餐，他是我在总统克林顿的晚宴上认识的，我发现他是一个热心肠的家伙。迪恩已经研发了一种低脂肪饮食，配合谨行和冥想的生活方式，作为改变得心脏病的风险的一种方案，现在正尝试着用相同的方法作癌症研究。桌边的人们——他的前列腺癌团队——像我一样，远离某个托尼或某个埃里克·兰德，他们是鼓舞人心的。直到很晚，我们开车回到了城里，我知道我该做什么了。
因为我不擅长把心事埋在心里，我向两个阿普莱拉董事会成员吐露了心事，说我想走，但是想以一种不会伤害塞雷拉的方式离开（换句话说，以一种不会伤害我的朋友们和同事们的方式）。我尽量想要一个优美的退场式，但是当到了托尼·怀特那儿时，我本该意识到是时候算账了。如果一个关系要结束，那么总是要留下一个决定的，一个能显示谁掌权、谁支配的决定。2002年1月，阿普莱拉董事会在塞雷拉我的办公室外面集会。参与者包括迈克·亨克皮勒，他曾打开了我生命中的这一章，还有塞雷拉诊断学的领导凯西·奥当尼斯（Kathy Ordo ez），他曾经从霍夫曼·拉罗什那里加入到这家公司。下午四点钟，董事会派公司律师威廉·索奇来见我。我被解雇了。
离我能够利用我的1/4认股权（775000股）还有几天，这个外财现在不得不丧失了。我将有30天时间出售我持有的任何其他股。索奇有两篇准备好的新闻稿，一篇是如果我合作，就发表，如果我不合作，另一篇就作为一个威胁。第一篇在1月22日发表。阿普莱拉股份公司宣布作为塞雷拉基因组团队的领导，我已经辞职了。托尼·怀特将暂时接管塞雷拉，他表扬我取得了“难以置信的成就”，但是说塞雷拉现在正转入药物开发：“我们的董事会、克雷格和我都同意，塞雷拉正在进行的最大利益将为另外的在制药发现和发展方面有经验的高层管理提供空间。”并且我发现自己在新闻稿中同意“我相信这次辞职将给塞雷拉留下最佳位置以便它能继续创造历史”。已经测序了果蝇、人类、老鼠、小鼠和蚊子基因组后，我离开了塞雷拉，留下一宗赢利的数据库业务、一条蛋白质学管线、一家制药公司、一家新的诊断学公司以及塞雷拉金库里的10亿美元现金。
就算你知道结局就在眼前，你自己也不能真正为现实的打击做好准备。尽管我想离开塞雷拉，我仍希望有时间感谢我的小组，因为他们惊人的决心和他们的推动，他们给了我110%的信心和力量。而作为回报这一切的，却是我马上就得离去并开始清理我办公室一些纪念性物品。我的幸运图腾——海蛇的干皮——不会让我失望，但是现在，它被很快地和那些装在相框里的文章以及剩下的我的东西打包在一起运走了。我不允许自己回去，不允许自己看或对我的高级小组或1000多名我雇用的员工的任意一个说再见。林恩·郝兰德（Lynn Holland），我在TIGR时他曾经是我的私人助手，和我办公室小组的另一名成员克里斯汀·伍德（Christine Wood）流泪了。
那天晚上，我被安排在华盛顿的经济俱乐部发表一番主要演说，在那里我是贵宾。我回家换上晚礼服，然后给克莱尔打电话，但是她被一些事弄得悲痛欲绝，以至于不能和我说话。我在俱乐部做了即兴演说，希瑟仍然声称这次演说是我最好的演说。第二天，现实开始被充分理解。克莱尔感到不安，因为她知道我想回到TIGR和我的工作中，像当初计划的一样。到目前为止，她想保留她在TIGR的领导头衔胜于一切。我也有一种真正的失落感，因为只有现在，我才意识到，我们共同努力创建了塞雷拉之后，我的小组对我来说有多重要。
消沉
我这几年所承受的攻击和挫折容易使人陷入深深的消沉中。也就是说我不断地下沉，但是我幸运的是，我基本能逃离临床上所说的不可测抑郁症。这是因为我的基因吗？由悉尼的圣文森特医院和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的凯·威廉（Kay Wilhelm）发现，在消沉开始时厄运的影响对于那些从双亲那里继承了17号染色体上一个血清素运送基因，通称5—羟色胺转运体基因短版本的人而言尤为巨大。
长度差异在于被称为“激活序列”的基因的一部分，它控制制造多少蛋白质。由于有一个较短的版本，所以大约1/5的人群制造少量蛋白质，即负责运送大脑的化学物质血清素，后者在情绪和疼痛协调、食欲和睡眠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且受百忧解的影响。如果他们在5年之内经历了3次或更多的消极事件，那么他们中就有80%的几率变成临床抑郁症。我们再一次有了破坏单纯的遗传决定论的研究：大脑化学作用既依赖于基因和又依赖于环境，既依赖于生物和又依赖于社会。
这项研究也显示，那些有“遗传恢复力”的长版本基因的人反抗压抑，如果在类似环境下，这些基因只有30%的几率发展成精神疾病。其余人——大约一半的人——有两个混合遗传型。许多其他研究已经把短的版本和与焦虑有关的个性特点连在一起；其中包括伤害回避和神经过敏症以及越来越多的非法麻醉体验。对我来说幸运的是，我有两个长版本的基因和更多的血清素。
我与我的亲密朋友和顾问戴伍[31]·基尔南一起与阿普莱拉的律师最后协商，我同意一年之内不说任何有关批评托尼·怀特的事，如果我不说他的坏话，或不侵犯任何重要人物，他们就在最后给我剩余的股份。马克·亚当斯首当其冲——他必须留下来。但是我们努力改变条款以便海姆、希瑟、林恩和克里斯能够和我待在一起，如果他们愿意的话。一旦我们在条款上达成一致，我就不再老是想着过去，开始展望未来了。
在24小时之内，我的最亲密的塞雷拉同事很少表示不听我的召唤的，而其他人表明一旦我在其他地方安定下来，如果他们可以的话，他们就跟着我。我最亲密的同事和伙伴想马上就跟我出去，但是我强烈要求他们留下来。我认为这对林恩、克里斯和希瑟是最难的，因为他们必须应付我的退场和新闻界，另外托尼·怀特趾高气扬地在我的位置上转悠。我的离开成为头条新闻，但是以我们的协议精神，我是不能评论的。到4月，我的工作被凯西·奥当尼斯取代了，132名人员被裁员，这相当于塞雷拉16%的职员。
离开塞雷拉对我影响巨大，以至于《福布斯》的一名记者说，我曾脱口而出：“这至少有一个和死于疾病一样好的机会让我自杀。”[9]即使我曾这样说过（我不记得曾经这样说过），可能是某天晚上喝了酒闲聊时生动地夸张的结果。任何我的日子不好过时，我都有一个简单而有效的方式不再让自己难过：我所要做的是考虑令人难以置信的生命、乐趣和科学，如果我把自己淹没在越南，我就会错过这些事。
我在一件能使我快乐的事情上寻求安慰：我启动我的船，动身前往圣巴特斯碧蓝的大海航行，它位于法国的时尚区加勒比海。无论何时我努力理解我的生命和科学，无论何时我寻求新的挑战，我都面向广阔的大海，它是我的一个避难所。航行到看不见大陆了，接受不到手机和电视信号了，我找到了平静，并且有时间去思考、重新振作和恢复元气。
我生命中每一次主要的转变都伴随一次新的扩大眼界的航海冒险活动，为了使我保持头脑清醒，当我驻扎在越南时，我会驾驶我的7米长的闪电号小船围绕猴山航行，并且从岘港上行数千米。当我写我的博士论文时，我乘一艘敞篷小船从卡塔琳娜岛航行了数百千米去墨西哥。当我尝试使用自动测序时，我驾驶我的坎普岛瑞33“天狼星”号进行了我一生中最伟大的航行，穿过了百慕大三角多山的海域。我开始测序人类基因组之前，我曾驾驶我的28米长的单桅帆船魔法师号完成了穿过大西洋的比赛，当我完全投身于这次特别的人类基因的挑战时，我卖了它。现在，离开塞雷拉后不久，我又置身于一条新的快艇上，航行在新的海域，寻找新的科学机会。
当我在《快艇》杂志上看见这艘快艇的广告时，一眼就相中了她。她是一艘单桅帆船，总长33米，只有两岁，几乎没用过。船是由德国的弗莱斯设计的，他是魔法师的设计者。船在奥克兰建造，已经泊在新西兰。弗莱斯告诉我魔法师的妹妹和魔法师在设计上几乎如出一辙，除了她的船体更大速度更快。我飞到新西兰，驾驶她从奥克兰航行到豪拉基湾火山岛。我马上爱上了她，并且出了价。因为没有时间用她航行回家，所以我安排用货船把她运回佛罗里达。自从她2000年12月到达那里，我就有了极大的乐趣和娱乐，夏天驾驶她去科德角和缅因州海岸，冬天驾驶她去温暖的加勒比海。
2002年1月，当我驾驶她在加勒比海碧蓝的海水里航行时，我正在思考测序人类基因组后该做什么的问题。我将这么多精力和我自己全身心投入到了塞雷拉，再次白手起家是难以想象的。对我来说，回到TIGR曾是我安慰性的一个选择，但是因为我曾经放弃他们去建设塞雷拉，因此已经与克莱尔和其他人结下了所有的怨恨，从而回到TIGR是不可行的。
我原本可以远离科学躺在沙滩上，或者一直航行到我的坟墓里，但是这提醒了我，让我想起了在越南的那个伤员，或者因为太艰难、太痛苦了，他放弃了生命，最终死了。我的事业尚未完成。我已经成为一个梦想者和一个建设者，现在不是停止的时候。我决定从头开始比较容易，正如几年前我在国家卫生研究所做的一切。我决定行动起来，至少努力做一些新鲜事，比测序人类基因组有更大的影响力的事。
我保留了我在塞雷拉的股票，但是我宣布离开后，它的价格跌到历史最低点。结果，因为价格低于我的股票购置价，我的许多股票都无法出售了。但是我很幸运，我的钱虽然不像曾经那么多，但是支持我现在想要做的还绰绰有余。我把我在塞雷拉一半的股份给了我的非营利基金会，当价格高一点时，基金会可以卖掉股票，结果，我现在有1.5亿美元可以用来做我想做的科学研究。正是科学的思想，我以前从来没有时间追求的思想，慢慢把我带出了意志消沉的境地。我可以使人类基因组与患者发生更直接的联系；我可以看见基因组学为环境做了什么；我可以利用测序探索大海或城市空气惊人的多样性。还有许多东西我们不理解。我要追求最终的挑战：合成生命本身。我决定从头创建一项新的研究工作，就像我以前做的那样。希瑟、林恩和克里斯都告诉我，我一旦需要他们，他们就离开塞雷拉。我重新提起精神，振作起来，准备尝试着再次开始。
超越基因组
我们现在开始意识到一些遗传影响是我们自己的DNA密码无法解释的。我祖父母的生活——他们呼吸的空气，他们吃的食物以及他们承受的压力——都可能影响到我，尽管我从来没有直接经历那些事。这些“跨越世代的”的影响开始被关注。比如，人们研究北瑞典的一个遥远的教区，感谢上卡利克斯市登记了出生和死亡日期以及详细的收成记录，研究发现爷爷在9—12岁期间吃得较少的人们，则似乎可以活得长一些。效应是按性别分布的：爷爷的饮食只与孙子的寿命有关，奶奶的饮食只影响她们的孙女。这些影响可能起因于一个“后生说”的机制，一个影响后代基因启动或关闭的方式，而不是基因本身的变异或改变[10]，人类表观遗传学组计划现在正在进行中，它要探测出遗传密码是怎样被身体利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