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当我的妻子奥黛尔（Odile）还是一个小姑娘时，一位年长的爱尔兰女子给她上过宗教教义课。该老师常把“being”（生物）念成“be-in”。奥黛尔把它听成了“bean”（蚕豆）。她对灵魂是脱离躯体的“活蚕豆”（living bean）的想法着实感到迷惑不解。但她只是把困惑埋在了心头，并没有和别人讲。

[2]“神经元”（neuron）是神经细胞（nerve cell）的科学术语。

[3]这个想法并不新奇。在霍勒斯·巴洛（Horace Barlow）的著名论文中就有特别明确的表述^[3]。

[4]碳核携带电荷数为+6，氧核携带电荷数为+8。因此，一个氧原子要保持电中性，周围必须有8个带负电荷的电子。

[5]主要的例外是放射性——一个原子变为另一个原子的罕见情况。这在星星、原子反应堆、原子弹、辐射矿的原子（这很少被注意）以及在实验室特殊设计的实验中会发生。辐射可以产生DNA（遗传物质）突变，因而不能被完全忽略。但它不大可能是我们大脑行为的重要的基本过程。

[6]加拿大哲学家保罗和帕特丽夏·丘奇兰德（Paul and Patricia Churchland，现在在加利福尼亚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已经非常圆满地回答了那些反对还原论的观点。参见有关参考文献和阅读材料。

[7]有必要记住这个术语。

[8]我有时交替使用awareness和consciousness两个术语。对于consciousness的某些特殊方面，我更倾向于使用awareness（如visual awareness）。某些哲学家认为这两个词具有严格的区别，但对如何区分它们却没有一致的看法。我承认，在日常谈话中，当我想使人有些吃惊时，我用“consciousness”，否则，就用“awareness”。

[9]约翰逊—莱尔德尤其对自我反应和自我意识感兴趣。出于策略上的考虑，这些问题先放在一边。

[10]杰肯道夫用自己的行话表达这一点。他把我称为“结果”的东西叫作“信息结构”。

[11]遗传学也关心各代之间和个体内部的信息传递。但真正的突破是在DNA结构把该习语所表达的信息显示得一清二楚之后。

[12]我不想赘述巴尔斯模型的所有复杂性。为了解释意识问题的各个方面，如自我意识、自我监控以及其他一些心理活动，如无意识的断章取义、意志、催眠等，他的模型附加了许多复杂性。

[13]下文我将广泛引述科赫和我在1990年在《神经科学研讨》（Seminars in the Neurosciences, SIN）杂志^[6]上发表的一篇关于该问题的文章中的思想。

[14]如果这看来像是唬人的话，你不妨给我定义一下基因（gene）这个词。尽管我们对基因已经了解许多，但任何一个简单的定义很可能都是不充分的。可想而知，当我们对某一问题知之甚少时，去定义一个生物学术语是多么困难。

[15]更加准确的术语应该是刺激野（stimulus field）。但对大多数读者来说，我认为视野（visual field）、视场（field of vision）、视景（visual scene）会更合适。当然，重要的是分清外部世界的物体和看这些物体时你头脑中的相应过程。

[16]图中单个黑色区域的实际形状——缺口圆盘，通常被称为“派克曼（pacmen）”。

[17]使用符号一词并非意味真正存在小矮人（homunculus）。它仅仅表明，神经元的发放与视觉世界的某些方面密切相关。这种符号是否应考虑为一个矢量（而不仅仅是标量）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在此我将不予考虑。换句话说，单个符号是如何分布的？

[18]正如我在第1章所解释过的，如果过于简单地理解“和”这个词，这当然是正确的。

[19]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心理学家斯蒂芬·帕尔莫（Stephen Palmer）提出^[1]另外两条定律：共同区域（common region）和联结性（connectedness）。共同区域（或称包容性）意味着相同的知觉区域组合在一起。联结性是指视觉系统把均匀的、联结在一起的区域知觉为单一单元的强烈倾向。

[20]这可能或多或少地依赖于估计信息内容时采用的是哪些“基元”（primitives）。

[21]一小部分人似乎缺少真正的立体视觉。

[22]大脑如何利用视差是个值得重视的理论问题。比如，需要弄清楚，一只眼睛的图像中的哪个特征与另外一只眼睛的哪个特征相对应。这称为“对应问题”。最初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大脑首先要识别物体。在贝尔实验室工作的匈牙利心理学家贝拉·朱尔兹（Bela Julesz），用随机点立体图进行的精彩的实验清楚地显示，两图之间的“对应”可以在先于物体识别的、低水平的信息处理阶段实现。

[23]这种从背景分离图形的任务提出了一个困难的理论问题，因为大脑必须在不知道什么是图形的情况下进行图形背景分离。

[24]严格地讲，我们都是色盲。因为除了像紫外线这一类我们不能看见的波长外，可以构造出任何数目的、在我们看来是完全相同的波长分布；而它们如果用一个合适的物理仪器去测量，实际上并不完全相同。除了少数情况有保留外，我们对任一波长分布的响应可以与仅仅三种波长的合适组合相匹配。这是早在19世纪就已确认的事实。按数学术语，颜色是三维的。

[25]即使对于同一观察者，位于注视线上的物体与位于视场外围的物体，它们的平衡点也可能稍有不同。

[26]这里有一个可供参考的证据，如果切除胼胝体，每半大脑就可以注意不同的物体^[2]。

[27]然而，大脑有可能把这些运动的点看成一个正在改变形状的单一物体的边角。

[28]经过练习，大脑可以把某组特殊的物体（比如一组字母）作为一个“组块”去跟踪。

[29]一个实验和另一个实验的响应时间差别很大。因此，要重复实验结果，就要让被试作出多次响应，并对响应时间进行平均。在某些情况下，需要应用若干个被试，并计算出他们的平均响应时间。

[30]有实验证据说明，这是可以发生的^[7]。

[31]有人提出过一个研究项目，用来探讨什么视觉特性可以跳出（它们应对简单特征，视觉“基元”进行响应）；而复合特征需要进行顺序搜索。

[32]还有其他一些这里没有提到的简单记忆形式，其中有经典的条件反射，操作性条件反射和启动（priming）。

[33]有证据显示，在最初的一段时间内，很多人清楚地记得当他们第一次听到林肯遇刺时的情景。

[34]红色颜料和绿色颜料的混合会形成褐色颜料，红光和绿光的混合则产生黄光。

[35]哲学家诡辩称，被试或许短时间意识到红色闪光，只是很快又全部忘记了。很显然，这不是“意识”（awareness）的通常用法。此类问题最好放到我们较清楚地懂得了在该条件下大脑内部发生的过程之后再讨论。

[36]雷诺兹报告他的结果时使用的术语是“刺激前沿非对称”（stimulus onset asynchrony, SOA）。由于刺激的持续时间为50毫秒，因此，50毫秒的SOA意味着刺激结束后掩蔽立刻开始。我把它称为零延迟。

[37]请注意，被试并非在一个实验中报告所有这些阶段。本结果是通过比较不同的掩蔽延迟之后的知觉做出的推论。

[38]我把里贝特（Libet）的某些研究工作放到第15章去考虑。

[39]当然，对于那些进行视觉意识实验的人，最重要的是要具备视觉心理学和各种视知觉理论的详尽知识。这样，起码可以避免出现不应有的错误。

[40]“关于大脑，你需要知道的一切就是如何模拟它。”哲学家、人工智能专家和语言学家常常采纳这种观点。在逃避严格的科学方法的人中间，这种观点并不陌生。

[41]构成所有这种复杂活动基础的基本学习机制可能只有几种。最终的解释很可能要根据正常发育形成的基本联结模式和修改这些联结及其他神经参数所需的关键学习算法。这样，根据固有的结构并以丰富的经验为指导，新皮质可能就具备了基本的简单性。它不是处于成熟大脑行为的层次，而是位于达到这种复杂行为所经过的路段。

[42]在第1章中已提到，“神经元”是神经细胞的科学术语。

[43]灵长类动物的第一视区是例外，它有大于两倍这个数目的神经元。

[44]丘脑这个词来自希腊语，它的意思是内房，即洞房的意思。视觉丘脑的一大部分被称为枕叶，这个词的原意是枕头。

[45]对脑干和其他一些稍有些扩散的系统不是这样的。

[46]嗅觉是个例外：鼻子的右侧连接到大脑的右侧。

[47]我将会集中讨论在脊椎动物（如人类）中发现的“典型”的神经元，这些神经元在无脊椎动物（如昆虫）中几乎没有什么区别。

[48]对人工神经网络来说，信号可以沿着反方向传输，称为逆向。

[49]红细胞是例外。

[50]目前还不清楚它更精确的数目。

[51]它的体积比一个细菌的细胞如大肠杆菌约大1000倍。

[52]这种解释过于简化了——离子的流动还依赖于跨膜的电位差。

[53]1型突触具有圆形的囊泡，而2型的囊泡通常呈椭圆型或扁平状，2型比1型更具对称性，且它的突触裂隙要小些。

[54]有些仅对跨膜电压的变化有响应，有些仅当某些特殊的小分子——神经递质——与膜外的蛋白质相结合时有响应。有些蛋白质具有离子通道，它能迅速地打开，让离子通过去，有些不具有这些功能。它们在细胞内通过间接的方式产生慢效应，是具有神秘色彩的第二信使。

[55]谷氨酸是构成蛋白质的20种氨基酸中的一种，它有时被用来放在食物中以增加香味。

[56]这类受体的基因已被分离出来。

[57]主要有两类GABA受体，A型是一个快速的离子通道，它允许氯离子通过，B型受体速度较慢，是第二信使系统的通路。

[58]当成熟后，这种神经元在树突上很少或没有棘，它们的突触直接位于树突或胞体上。它们一般比具有棘的兴奋性神经元发放更快。有几种相当不同类型的抑制性神经元，但详细地描述它们已超出了本书的范围。

[59]有一种“篮状细胞”，能在某个皮质区内有相当长的抑制性连接。

[60]例如，一个称为Ic的钾离子通道，能被钙离子的内部浓度激活。

[61]除了编码平均发放率外，发放模式中也可能包含另一些信息。

[62]神经元能够沿着轴突发送化学信号。在一些情况下，它们能传递额外的一些信息，但这种传送速度太慢，以致不能携带快速的信息。

[63]彼得·梅达沃爵士，英国动物学家。因为他和伯内特（F.M.Burnet）在免疫耐药性方面的杰出贡献，两人分享了1960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译者注

[64]希波克拉底誓言（Hippocratic oath），世界各国医学院毕业生行医前宣读的誓言，表示遵守医学和职业道德等。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c），公元前460—前370，古希腊名医，史称医学之父。——译者注

[65]在极少数情况下，出于医学原因必须在脑组织中很深地植入永久性电极。但植入的电极数量很少，故能得到的信息也十分有限。

[66]目前常用的一种近似方法是假设脑中存在四个中心产生大部分电活动。这样，通过数学手段有可能求出这些中心的大致位置。有一种方法用来检验这种假设的有效性，即假设存在五个中心并重复上述计算。如果得到的四个中心很强而另一个非常弱，那么四个中心的近似就可能是相当有效的。即便如此，这也仅仅是一个有根据的猜测罢了。

[67]正电子在与电子结合以前会漫游一小段距离。结合后，两个粒子都湮灭，它们的质量转变成辐射，成为按几乎相反方向运动的两束γ射线。记录这些γ粒子的是一个环状的相干计数器。有一台计算机综合处理所有衰变的痕迹，并分析出最可能产生这些γ射线的区域。

[68]在哺乳动物中，即使存在着从脑其他部分投射到视网膜的神经元，也是很少的，当然，移动我们的眼睛，可以影响视网膜神经元的发放。

[69]还有第三类，有时被称为“W细胞”，其包括相当多的神经元，并且具有各种特性。

[70]然而，请注意，由于所需的输出仅是一个简单的二维向量，因此，当一个区域同时要处理更为复杂的信息时，这种方法是不能用的。

[71]也称为“纹状皮质”和“17区”。

[72]一个例外是一种被称为“篮状细胞”的抑制性神经元，它的轴突在皮质内延伸长得多的距离，能有一厘米或更长。当它们与另外一个神经元连接时，在它的胞体和附近的树突上形成多个突触。因此它们能在神经元的重要部位产生相当强的抑制。对它们确切的功能还不了解。我们这里也忽略了一种著名的抑制性细胞的功能，这类细胞被称为“枝形细胞”（chandelier cell）。它的轴突仅与锥体细胞相连，并且仅在它们轴突的起始部位，形成多个抑制性突触。

[73]就是奥斯卡·沃格切开并且检查了列宁的脑袋，是苏联当局授权与他的。

[74]同一物种的不同猴子的条纹和斑点的准确图案大致相似，但在细节上并不完全一样。即便对一只猴子而言，脑一侧的图案与另一侧也不相同。这就好像你左手的指纹与右手并不完全一样。由于同样的原因，这种细节多少依赖于发育过程中的偶然事件。我们又一次面对这种形式，它具有某种程度的秩序，细节上则是显著的杂乱无章。

[75]最大的混乱在于这种细胞是否可能完成视觉场景的付氏变换。从字面上讲这是荒谬的。在任何情况下，它们更适于完成伽柏（Gabor）变换。但这种观点是否有实际用途尚有待确定。可以肯定的是，某些神经元对细微的细节（它们常被称作“空间频率”）反应最佳，其他一些神经元则对中间或更粗糙的细节反应更好。

[76]如图15所示，它们可能参与形成由直线端点构成的错觉轮廓。

[77]前者相应于一个衰减的余弦波，后者相应于衰减的正弦波。

[78]这有助于我们领会在展平的皮质表面显示凝视中心及视野的水平和垂直子午线的位置的那些标志。

[79]主观轮廓，也称作“错觉轮廓”，是我们看到的一些虚假的直线，它们实际上在视野中并不存在（见图2和图15）。

[80]我称之为“反向投射”，因为习惯上把从视网膜到侧膝体到V1然后到V2的广泛的信息流认为是“向前的”。人工智能领域的工作者通常用自下而上这个术语来代替“向前的”一词。他们称相反方向的信息流为自上而下的。

[81]从数学的角度讲，某些位置的高斯曲率远偏离于0。

[82]最近，哈佛医学院的理查德·波恩（Richard Born）和罗杰·图特尔（Roger Tootell）显示^[7]在枭猴MT区有两种类型的神经元，每一种都存在于许多小的柱状簇之中。第一种类型的行为与文中的描述大致相同。第二种类型的神经元，其外周并不抑制反而增强了神经元的主要反应。

[83]该方向也可能向下。这取决于柱子的旋转方向以及条纹画的方式。

[84]V4区很大。事实上，范·埃森把它分成三个子区：V4t, V4d,V4v。

[85]V4向V1的反向投射很强，但从V1到V4的向前投射通常很弱，或者没有。

[86]原则上，如果这种损伤不是进行性的，则可以在病人死后立即详细检查他的脑而确定损伤的位置，但这通常是不可能的（进行性的例子，如癌症及老年痴呆症）。

[87]这种差异已经在第5章提到过，在本章后面还会涉及。

[88]这些在动物身上取得的结果导致人们对脑分裂的病人进行更加仔细的检查。这些工作特别是由斯佩里、约瑟夫·伯根（Joseph Bogen）、迈克尔·伽扎尼加（Michael Gazzaniga）、欧兰（Eran）、戴利亚·蔡德尔（Dahlia Zaidel）和他们的同事们开展的。

[89]虚构症（confabulation），指患者用随意的编造来填补记忆中的空白。——译者注

[90]他在猴子身上进行了大量的平行工作，但在这里我并不打算叙述它们。

[91]实际上这个结果遭到了怀疑。例如，一种反对意见是，引起这种行为的原因是：眼睛把光散射到视网膜的其他位置，对应于病人可见的视野。但似乎并非如此，特别是现在表明照射到盲点的光不能产生这种效应（回想一下，在盲点没有光感受器，因此不会对光反应。另外，盲视病人的光感受器是完好的，并能检测信号。最初损伤的是视皮质）。进一步的实验已经回答了所有这些反对意见，目前对于盲视是个真实的现象已没什么可怀疑的了。

[92]如果一个神经元的所有输出只到达死亡的神经元，它本身往往也会死去。

[93]HC是海马（hippocampus）的缩写。——译者注

[94]海马系统的确切功能及其神经元完成这些神经功能的精确方式，目前有很大争议。不过，虽然有人会在术语上对我所描述的大致情况吹毛求疵，它还是会被广泛接受的。

[95]更精确地说，如果y=ax+b，其中a和b是常数，则y和x线性相关。

[96]查尔斯·安德森（Charles Anderson）和戴维·范·埃森提出^[1]，脑中有些装置将信息按规定路线从一处传至另一处。不过这个观点尚有争议。

[97]尽管如此，仍有不少理论工作者在默默无闻地继续工作。其中包括斯蒂芬·格罗斯伯格（Stephen Grossberg），吉姆·安德森（Jim Anderson），托伊沃·科霍宁（Teuvo Kohonen）和戴维·威尔肖（David Willshaw）。

[98]每个输入对单元的影响是将当前的输入信号（+1或-1）与其相应的权值相乘而得到的（如果当前信号是-1，权重是+2，则影响为-2）。

[99]该网络以一个早期网络为基础。那个网络被称为“自旋玻璃”，是物理学家受一种理论概念的启发而提出的。

[100]这对应于一个适定的数学函数（称为“能量函数”，来自自旋玻璃）的（局域）极小值。霍普菲尔德还给出了一个确定权重的简单规则以使网络的每个特定的活动模式对应于能量函数的一个极小值。

[101]对于霍普菲尔德网络而言，输出可视为网络存储的记忆中与输出（似为“输入”之误——译者注）紧密相关的那些记忆的加权和。

[102]在1968年，克里斯托夫·朗格特希金斯（Christopher Longuet.Higgins）从全息图出发，发明了一种称为“声音全息记录器”（holophone）的装置。此后他又发明了另一种装置称为“相关图”，并最终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神经网络形式。他的学生戴维·威尔肖在完成博士论文期间对其进行了详细的研究。

[103]PDP即平行分布式处理（Parallel Distributed Processing）的缩写。——译者注

[104]他们和其他一些想法接近的理论家合作，在1981年完成了《联想记忆的并行模式》，由杰弗里·希尔顿和吉姆·安德森编著。这本书的读者主要是神经网络方面的工作者，它的影响并不像《平行分布式处理》一书那样广泛。

[105]更准确地说是误差的平方的平均值在下降，因此该规则有时又叫做最小均方（LMS）规则。

[106]指一个英文字母或字母组合在不同的单词中的发音可能不同。——译者注

[107]29个“字母”各有一个相应的单元；这包括字母表中的26个字母，还有三个表示标点和边界。因而输入层需要29×7=203个单元。

[108]例如，因为辅音p和b发音时都是以拢起嘴唇开始的，所以都称作“唇止音”。

[109]中间层（隐层）最初有80个隐单元，后来改为120个，结果能完成得更好。机器总共需要调节大约2万个突触。权重可正可负。它们并没有构造一个真正的平行的网络来做这件事，而是在一台中型高速计算机上（一台VAX 11/780 FPA）模拟这个网络。

[110]计算机的工作通常不够快，不能实时地发音，因而需要先把输出录下来，再加速播放，这样人们才能听明白。

[111]塞吉诺斯基和罗森堡还表明，网络对于他们设置的连接上的随机损伤具有相当的抵抗力。在这种环境下它的行为是“故障弱化”。他们还试验以11个字母（而不是7个字母）为一组输入。这显著改善了网络的成绩。加上第二个隐单元层后并不能改善它的成绩，但有助于网络更好地进行泛化。

[112]除了上面列出的以外，NETtalk还有许多简化。虽然作者们信奉分布式表达，在输入输出均有“祖母细胞”，即，例如有一个单元代表“窗口中第三个位置上的字母a”。这样做是为了降低计算所需要的时间，是一种合理的简化形式。虽然数据顺序传入7个字母的方式在人工智能程序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却显得与生物事实相违背。输出的“胜者为王”这一步并不是由“单元”完成的，也不存在一组单元去表达预计输出与实际输出之间的差异（即教师信号）。这些运算都是由程序执行的。

[113]这种比较不太公平，因为神经网络的一个单元更好的考虑是等价于脑中一小群相关神经元，因而更合适的数字大约是8万个神经元（相当于一平方毫米皮质下神经元的数目）。

[114]它是由斯蒂芬·格罗斯伯格、托伊沃·科霍宁等人发展的。

[115]我不打算讨论竞争网络的局限性。显然必须有足够多的隐单元来容纳网络试图从提供的输入中所学的所有东西。训练不能太快，也不能太慢，等等。这种网络要想正确工作就需要仔细设计。毫无疑问，不久的将来会发明出基于竞争学习基本思想的更加复杂的应用。

[116]在本书中，consciousness和awareness的意思都是意识，只是前者作为范围更广的、比较书面化的词，而后者则更多用于感觉系统（特别是视觉系统），是比较口语化的词（见第1章脚注）。在本书的第一和第二部分，它们均译作“意识”，并不引起歧义。但在第三部分当中，作者以visual awareness作为consciousness研究的突破口，须区分这两个词。故在第三部分（第14章至第18章）中特将awareness按心理学译为觉知。——译者注

[117]将杰肯道夫的观点归纳起来而不曲解他的意思，这并不容易。如果读者希望进一步理解，可以参阅他的书。我并不打算叙述他对音韵学、句法、语义等方面的论点以及他在音乐认知方面的见解。相反地，我将试图简化他的基本观点，特别是它们在视觉上的应用。

[118]想精确理解杰肯道夫的话的读者可以查阅他的著作（他的理论的最终版本，即理论八，还谈到了情感）。

[119]他的原话是：“每种觉知形式所表达的形态上的差异是由对应该形式的中间层次的结构引起/支持/投射的。该结构是短时记忆表象的匹配集的一部分，而这种表象是由选择机制指派的，并为注意处理所丰富。特别地，语言觉知是由音韵结构引起/支持/投射的，音乐觉知则对应于音乐表面，视觉感知来自2.5维图。”

[120]如果一个集团中的神经元空间上离得很近（意味着它们可能有某种相互连接），接受有些相似的输入，并投射到多少有些相似的区域，那便不会引起任何特别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它们就像是单个神经网络中的神经元。令人遗憾的是，通常这种简单的神经网络每次只能处理一个目标。

[121]现在还不能完全肯定捆绑问题如我所说的那样真实存在，或者脑通过某种未知的技巧绕了过去。

[122]回忆一下，大多数皮质神经元具有成千上万的连接，其中很多在开始时很弱，这意味着只有当脑已经大致按正确方法构造好，才可能容易地、正确地进行学习。

[123]这一观点是克里斯托夫·冯·德·马尔斯博格（Christoph von der Malsburg）在1981年的一篇相当难懂的文章中提出的。此前，彼得·米尔纳（Peter Milner）及其他人也叙述过。

[124]当然，一个群内轴突的脉冲并不必彼此精确同步。当电位变化沿接受脉冲的神经元的树突传向细胞体时，从时间上看它们的效果会有所扩散。此外，当脉冲沿许多不同轴突传播的时间延迟也有不同。这样，一群神经元的发放时间只需在大约几毫秒范围内是同时的。

[125]一种稍微详尽的理论引入了轴突传递过程中这种必然发生的时间延迟，使得离细胞体较远的突触比较近的略早接收到输入。这样，由于树突延迟时间上的小的差异，两个信号的最大效应将同时达到细胞体。更为详细的理论还考虑局部的抑制性神经元产生的抑制性效果的调节。所有这种定性的考虑应可通过小心的模拟定量化，如在计算机上模拟单个神经元在这种环境下的行为方式，并引入时间延迟等因素。

[126]这种发放不太可能像图57表示的那样有规则。

[127]这样一条曲线称为“心理测量曲线”

[128]时间间隔遵从γ分布。

[129]在快速眼动（REM）睡眠上，脑波与清醒时很相似，表明这时脑至少是部分有意识的，如同我们做梦时好像是有意识的。而慢波睡眠（非快速眼动）的脑波与警觉时相差很大，此时很少做梦。因而有理由假设慢波睡眠时我们通常是无意识的。

[130]他们也测试了一些侧膝体的神经元。

[131]即，神经元对刺激的发放率与背景发放率之比更高。

[132]如果任务是简单的，那么发放大致相同。如果颜色的鉴别变得更困难，注意会提高发放率。

[133]丘脑后结节包括三个主要部分和一个较小的部分。其中两部分前区和侧区是与视网膜区域相对应的，每个均有一个或更多的关于视野的投射。它们与大多数初级视觉区域有双向连接，并接受来自上丘的很强的、非双向连接。第三部分称为中丘脑后结节，并不具有与视网膜区域的对应，而主要与顶叶及额叶有双向连接。它可能对其他感觉反应，而不仅仅是视觉。它可能更多参与认知过程，而很少参与形成生动的视觉觉知。

[134]回想一下，上丘与眼动控制有密切联系，而眼动控制是视觉注意的另一种形式。另外，从上丘到丘脑后结节的输入，看来更多地与视野不同部位中显著特征有关。

[135]安德森（Jim Anderson）和范·埃森（David van Essen）[14]也提出了这种观点，并将其作为他们的移动回路理论的一部分。

[136]由于两个原因我将不描述这些实验：它们并不直接与视觉系统有关，而且很难解释并引起了争论。这样，如果要全面讨论它们，要用一定的篇幅来描述。这作为一个旁证来说太长了。它们更多地与自由意志问题有关，我将在跋中作简要讨论。

[137]维弗雷多·帕雷托（1848～1923），意大利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他在华莱士之后将数学应用于经济学。他的关于社会的精英理论对后来的墨索里尼的法西斯党有很大影响。——译者注

[138]这篇文章是他在休假时写的，并不太为人所知。克里斯托弗·科赫和我之前都没听说过。幸运的是，1991年我们和彼得在亚利桑那州参加一次会议，他向我们谈到了这篇几乎被遗忘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还提出了解决捆绑问题的相关发放观点。这些年来斯蒂芬·格罗斯伯格、安东尼奥·达马西欧、西蒙·厄尔曼等人对这些回传通路的功能提出了类似的观点。

[139]这些神经元产生的轴突脉冲并不完全很规则，时间间隔并不随机；相反地，它们倾向于在一个时刻产生一短簇几个脉冲，而不同簇之间具有较长的间隔，其间只有极少的脉冲，甚至没有脉冲。

[140]如果它们仅仅是突触前的——它们并不依赖于突触后侧发生的一切——它们就不可能像冯·德·马尔斯博格所要求的那样是赫布型的。是否存在赫布型的瞬间改变尚在研究中。非赫布型的瞬间变化则长时间被理论家忽略。

[141]他们也使用2—脱氧葡萄糖技术，显示与前额皮质连接的区域，诸如海马结构，后顶皮质，以及丘脑的中背核，在这样的任务时活动更加剧烈。

[142]皮质区域比丘脑的区域要多得多。既然每个皮质区至少与一个丘脑区域连接，这意味着，一般来说一个丘脑区会与几个皮质区相关。

[143]几何子（geons），来自词根geo-，表示地理的、几何的。——译者注

[144]乐队需要指挥吗？这个不严谨的问题不能被过多追问，一小群音乐家并不需要指挥，而一个非常大的乐队通常具有指挥。

[145]最近这种观点被哈佛的数学家戴维·芒福德（David Mumford）发展^[17]。吴泉风（音译）送给我的一篇未发表的文章也涉及了这种观点。

[146]人们认为中央核参与了凝视的控制。

[147]某些集合可能仅有一个成员，如V1区。

[148]原文标题为“Dr.Crick’s Sunday Morning Service”。在西方，人们在星期天早上到教堂做礼拜。教堂的神职人员负责向教徒讲道。本章为全书的最后一章，作者在此总括“惊人的假说”的主要思想，故以做礼拜布道作比喻。——译者注

[149]不客气地说，哲学家通常是这样一种人，他们更喜爱想象中的实验而不是真实的实验，并认为解释这样一个现象用日常用语就足够了。

[150]奥蒂弗雷蒂（Odifreddi）教授对我指出，应当假定，决策与相应行为之间应当有某种一致性。

[151]邻近的运动附区也被破坏了。

[152]约翰·埃克尔斯爵士先前提出^[3]，靠近24区（运动附区）的位置可能是“自由意志”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