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

萬國

溫哥華，二○一九年

我服務於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UBC）。幾年前，一位躊躇滿志的UBC研究生到亞洲圖書館（Asian Library）的地理書區好奇轉轉。那兒有個二十世紀的精裝紙盒，他在紙盒裡找到一張折得整整齊齊、來自明朝（一三六八—一六四四）的壁掛中國地圖。攤開一看，這張地圖大得出奇——左右寬四英尺，上下長四點五英尺（見圖1）。嚴格來說，這張地圖並未佚失。紙盒上有索書號，藏書目錄中也有一條不完整的書目，而且東西就開架擺著，任誰都能取閱，只不過以前沒人這麼做。這張地圖在當時只是尋常物品。你用買個鍋子的價格，或是用兩磅高級菲律賓菸草就能換到這張圖。如今，這張地圖可是能以天價賣出，難怪當這名研究生把地圖拿給館員看，她立刻把東西從開架區下架，鎖進珍本藏書室。

這張地圖有明代工藝的典型外貌。圖上把中國塞進矩形，帶有天圓地方的涵義，長城則沿著北疆，把中國囊括其中。但這究竟是一張什麼地圖？我們看到這張圖，會認為是中國地圖，但明代人卻有不同的看法——這不是中國地圖，而是世界地圖。他們稱這種地圖為「華夷圖」。畫在海上的框格描述著從朝鮮、日本、汶萊到麻六甲等異國地方，位於長城以北荒地上的文字方塊則解釋了契丹人、女真人、蒙古人、突厥人與吐蕃人為何許人也。四個世紀之前，這就是人們心目中的世界地圖——精確來說，是「世界中的中國」地圖。

可是，我愈細看這張地圖，這張地圖就變得愈神祕莫測，難以捉摸。左下角的版權說明聲稱這張地圖印於南京——明朝的陪都與出版重鎮，由季名臺在癸未年所付梓。中國的干支紀年每六十年一個循環，干支前通常會加上當時皇帝的年號，以區別這一個癸未年與下一個癸未年。這張地圖的布局讓我想起，我曾經看過一張非常相似的地圖，也是在同一座城出版，年代則是一五九三年。於是我推論，這張圖的癸未年若非萬曆年間的癸未年（一五八三年），就是六十年後崇禎年間的癸未年（一六四三年）。後來我追到哈佛大學的哈佛燕京圖書館（Harvard-Yenching Library），館內所藏的一份複本，上面印了完整的年代：崇禎癸未年。年分就此確定：一六四三年。

我想到的那張一五九三年地圖，是溫哥華這張地圖的雛型。那張地圖也是大型牆掛地圖，是由一位名叫梁輈的老師所繪。該圖在一九八八年的蘇富比拍賣中現身，接著立刻消失在私人藏家手中，但它在公共領域中的時間足以讓人拍攝照片，流傳於學界。我之所以能確定這兩張地圖之間的關係，是因為它們有一樣的副標題：「古今人物事跡」。這種誇大的語調聽起來比較像是廣告詞，而非真實的描述。正是這種措辭，透露出兩者必然有個共同的源頭，至少是互相影響。不過，兩者的主標題並不相同。在溫哥華的地圖名叫《九州分野輿圖》。「九州」與「分野」這兩個詞相當復古，總結古代中國的地理觀念。一五九三年的地圖則有不同的名稱——《乾坤萬國全圖》。不像那張一六四三年地圖，一五九三年地圖的標題表示這是一張世界地圖——這實在令人嘖嘖稱奇，畢竟明朝對於百姓接觸中國邊界以外的行為時弛時禁。這幾張地圖在我們眼裡實在不像世界地圖，但圖上所汲取的外國知識著實不少。關於這一點，一五九三年地圖有明確的跡象——標有北極點的北冰洋首度出現，可惜季名臺在繪製他那版的地圖時遺落了這些細節。

梁輈在他那張地圖頂端印製的文字中，表明自己製圖時加入的新內容，是來自一部不久前在南京初刻於石碑上的六幅世界地圖，人人都能參照。梁輈聲明，「始知乾坤所包最鉅」，而這部巨作的作者，則是他口中的「西泰子」。梁輈不曉得此人之名，但我們曉得。此君就是一五八三年來華的利瑪竇（Matteo Ricci），他是第二位來華的耶穌會傳教士，也是本書第八章的其中一位角色。然而，梁輈此處的故事確有可疑之處，因為利瑪竇直到一五九九年才搬到南京，比梁輈印在《乾坤萬國全圖》上的年分還晚了六年。

但這些年分的順序怎麼會錯亂？我認為最可能的情況是，梁輈的出版年分是信口胡謅的。沒錯，這張一五九三年的地圖確實得到利瑪竇一五九九年地圖的啟發，因為前者根本不是一五九三年印製的。梁輈之所以把自己的地圖上溯到一五九三年，是為了隱藏一個事實，讓人無從發覺，歷來似乎也確實沒有人注意到：他侵犯了別人的版權。事件的順序想必如下所述：一五九九年或一六○○年，利瑪竇的地圖張貼在南京某個人人都看得到的地方；一位可能名叫梁輈的製圖師，擷取利瑪竇地圖中的元素，製作了修正版的明代標準形式世界地圖；接著某個人沿用了梁輈的名諱，剽竊他的地圖為己用，在刊印年分上動手腳來遮掩自己的行徑。我們恐怕永遠找不到利瑪竇與梁輈之間失落的環節，畢竟明朝在一六四四年滅亡時，許多這個時代的地圖都毀於一旦。梁輈的地圖上還有一手傑出的惡作劇。地圖左下角出版資訊欄位有著古怪的留白，只直截了當警告：「不准翻印」！

總之，梁輈是個盜印者，但我很快發現他不是故事裡唯一的小偷。回想一下溫哥華地圖上，那個年分「癸未」是不完整的。不完整的可能原因跟時節有關。王朝更迭的其中一個影響，就是前一個朝代的地圖會遭禁。清兵於一六四五年六月攻陷南京城，此後在南京城一旦擁有或印製明代地圖，就是對前朝效忠，等於叛國。刊印地圖的人必須選擇毀了自己的木刻版，或是設法改動，除去任何一絲有明的痕跡。「癸未」前的空白，恐怕暗示著季名臺竄改了木刻版，如此一來，他才能在一六四五年之後繼續印他的地圖。

然而，等到我深入研究這張地圖，上面這段言之成理的故事也隨之崩解。當我注意到哈佛複本上「明臺」的「明」字不是同一個字的時候，UBC地圖的真實性也開始解體。季先生的名字，從哈佛地圖的「明臺」，變成溫哥華地圖的「名臺」。把中間這個「ㄇㄧㄥˊ」（「明」與「名」完全同音）換掉，就像是開一間快閃咖啡店，掛的牌子寫著「星吧克」，消費者不注意的話大概就不會留意到。我一有機會能詳細比較兩張地圖，就發現溫哥華的這張地圖其實是哈佛那張地圖的草率複製品。我那張季名臺地圖，不是真正的季明臺之手筆。跟梁輈的事情如出一轍（假如真有「梁輈」此人的話，那就是某個冒充梁輈的人），我這位製圖師也犯了盜版的罪。

揪出這些騙子還挺好玩的，不過，雖然他們的行為證明當時的世界地圖市場多麼火熱，但這完全不是我們的目的。重點是，這些在明中國的最後半個世紀間成為「中國」地圖定本的內容，其祖上還包括了一位義大利人。事情不僅如此。梁輈（或是假冒梁輈之人）在那張「一五九三年」地圖頂上的文字欄裡表示，西泰子的地圖是來自某位「歐羅巴氏之鏤版」。（「Europa」很難轉成中文的音節。）梁輈叫不出這位「歐羅巴氏」的名字，但我們可以。此君是十六世紀安特衛普（Antwerp）的製圖界巨擘，亞伯拉罕．奧特留斯（Abraham Ortelius）——他在一五七○年發表的《地球全圖》（Typus orbis terrarum），是歐洲第一部地圖集。利瑪竇意識到，歐洲人製作的地圖具有扭轉中國人世界觀的潛力，於是他寫信給以前的老師——如今成為耶穌會總會長的克勞迪歐．阿夸維瓦（Claudio Acquaviva），請他寄給自己一份世界地圖。耶穌會在安特衛普的關係良好，阿夸維瓦輕鬆弄來一份地圖複本，寄到中國，讓利瑪竇為中國友人重新繪製。

至此，我們得出一份能上溯四代人的族譜，從我當地的大學圖書館往回依序是：季名臺的《九州分野輿圖》，梁輈的《乾坤萬國全圖》，刻在南京石碑上的利瑪竇地圖，最後是奧特留斯的《地球全圖》。兩個中國人，兩個歐洲人：世界大同！

萬國

利瑪竇給自己這張地圖取名為《坤輿萬國全圖》。「世界由萬國組成」的這種想法，並非出自他的發明。他從古代的卜筮經典《易經》中找來這個數字。《易經》成書於三千年前小國林立的青銅器時代，當時沒有任何可以稱之為「中國」的統一政體，而統治者的目標在於「首出庶物，萬國咸寧」。隨著某些國家掌握了足夠的資源與人力，足以摧毀鄰國之後，列國並存的情勢也於焉改變。邁入西元前三世紀之後，「古有萬國，今有十數焉」成為常態。等到離開這個世紀時，上述十數個國家全都滅亡了，僅餘一國——秦國（英文中「China」的字源）。直到秦國統治者在西元前二二一年一掃華北平原各國，推進長江流域之後，「萬國」的典範才就此消失。建立秦朝的皇帝（自稱秦始皇）正式宣布他和他的後代將統全天下為一國，千秋萬世。萬國的時代結束了。中國的單一大國之姿就此開始，至今猶是。

事實證明，這個新模式的虛構成分不亞於現實成分。每有新王朝征服前朝，國家就崩潰一次。秦創下最差的紀錄，不到十五年就瓦解。接下來一千五百多年，中國碎裂為許多小國的時間，就跟統一的時間一樣長。儘管事實上朝代一而再、再而三地瓦解，但或許也正是因為如此，統一的理念才會站穩腳跟，成為政治理想。每一次瓦解，逐鹿天下之人都夢想將歐亞大陸的東緣再度組成單一國度。有些歐洲統治者也懷抱相同的夢想，他們遙想羅馬帝國，思量自己能否在這輩子將之重建。但這個怪夢每一回嘗試都會夢醒，從未成為常態。即便歐洲與中國大致維持相同人口（一六○○年時約一億兩千萬人），面積也大致相同（一千萬平方公里），歐洲卻始終是小國構成的拼圖，而中國則一再統一為單一國家。

利瑪竇就來自那個拼圖世界——從來不到萬國，但一度也有數百。身為傳教士，他的任務是前往一個大不相同的世界，說服百姓放棄自己最根本的信念，轉而擁抱完全不同的歐洲基督信仰典範與儀軌。試想，一旦認定自己本身是由哪些事物所界定之後，大部分人都會緊抓不放。傳教士的要求之驚奇由此可見一斑。利瑪竇希望，講道理說不定就夠了，但他還需要證據。來華的第一年，他就開始繪製世界地圖，供登門拜訪的人一看。他希望來人一眼看到他來自哪裡，但更希望他們了解：還有其他能建構世界的方式，還有其他想像生命、死亡與救贖的可能性——而他知曉這一切時所使用的方法，比來人的方法更能站穩事實的腳跟。傳統的宇宙觀把中國置於世界中心，將其餘所有文化降格為邊緣，從文明滑落到茹毛飲血的程度，也因此不會有什麼好東西。利瑪竇必須把傳統觀點攆下寶座。一張「反映真實」的世界圖像，豈不是最能匡正視聽，吸引他們改變原本行為的道具？正因為如此，利瑪竇便在地圖的名稱上援引「萬國」一詞，以期能說服中國人：國家的數量遠比他們的哲學中所想像得更多，而且文明程度不亞於中國。季明臺還沒準備好擁抱這整套觀點，因此將「萬國」從地圖中去除，但梁輈心服口服，其他人也是。這種觀點盛行起來，「萬國」一詞逐漸成為中國人與日本人稱呼「世界」的定語，直到二十世紀之交。即便如此，「一國」與「萬國」之間的緊張關係依舊存在——而且將與我在本書中講述的所有故事交織在一起。

「大國」

根據傳統中國史的說法，中國是在西元前二二一年成為那個「一國」。在本書中，我打算用不同的方式講述這段歷史。如果回到兩千多年前的過去，會讓我們與眼下的情況距離太遙遠，反而讓真正具有影響力的事物被形式上的元素所掩蓋，至少對我來說，那些元素頂多只是象徵而已。國家數量由多而一的轉變固然是道重要的門檻，但我認為更有效的做法，是把注意力擺在更晚近的轉變——在十三世紀的那一刻，來回於一統國度與分裂王國之間的王朝擺盪或多或少就此畫下了句點，中國則遭到蒙古成吉思汗的後裔所占領。這場第二次大一統之後，中國等於變成完全不同的國家。毋庸置疑，唐、宋兩代的光輝遠比蒙古入侵好看，而這兩個遙遠朝代的遺產至今仍影響著中國文化。但若讓歷史學家就長期而論，今日的中國更像是蒙古時代的後繼者，而非秦代的傳人。有些讀者不會同意我的看法，但你不需要同意，也能享受我在本書中所講的故事，或是掌握這幾段故事銜接而成的變化軌跡。

對中國史領域而言，我講這段新故事時不可或缺的概念——「大國」——並不尋常。「大國」是一種內亞的概念。今天的中國人不會認同這種說法，接受就更別提了。但是，自從忽必烈汗的時代以來，這個概念對中國政治思想一直有巨大的影響。一二七○年代之前的中國是個王朝國家，一家獨占政權核心，畢竟理論上是上天將排外的統治權力賜予這家人。隨著蒙古人的到來，人們所深信的概念也發生轉變——這種「天賜」蘊含了一種權力，讓這家人有權將整個世界納入其發號施令的範圍，將所有既存政體賦予統治者，讓他們收入一套軍事實力至上的體系。這就是「大國」，就是中國成為的模樣。

「大國」的概念出現得很晚，是成吉思在一二○六年成為蒙古大汗之後那幾年才浮上水面的。這個詞在蒙古語中讀作「也克兀魯思」（yeke ulus），「也克」是「大」，而「兀魯思」是「國」。當眾人奉成吉思為「蒙古國」（Mongqol ulus）的統治者時，他便開始打造一種更大的新政體，將鐵騎踩在底下的土地吸收進來。根據研究，將這個稱呼推薦給蒙古人的，是大金國的舊官員。大金是女真人的政體，十二世紀時統治著中國北方，在蒙古崛起的過程中遭到摧毀。新的蒙古政體人稱「也克蒙古兀魯思」——大蒙古國。「大國」的概念表明了政權領土的疆界絕非與生俱來，身為統治者的目標就是透過征服來擴張領土。英語中常常將這個新政體稱為蒙古帝國，但我傾向於堅守蒙語詞彙，以免把這段歷史轉變與歐洲的帝國經驗混為一談。兩者也許是同一回事，但你得證明。

並非每一位十三世紀之後的中國統治者都能於征服有成，但此後的每一位統治者都宣稱其政權為「大國」。忽必烈汗在一二七一年便是如此，他對他的中國子民宣布自己建立了「大元」，也就是大元國。當朱元璋在一三六八年宣布建立「大明」，亦即大明國時，也是一樣的做法。皇太極在一六三六年依樣畫葫蘆，這位滿州大汗宣布成立「大清」——大清國，接著在一六四四年併吞大明。直到一九一二年民國（英文中通常譯為「共和國」）成立，中國才停止採用這種「大國」的命名方式——但「大國」仍然存在於韓國，這跟日本帝國主義之遺緒有錯綜複雜的歷史因素。從字面上看，南韓的正式國名——「大韓民國」，就是「大韓共和國」。

本書不是中國政治史，但我發現我得用「大國」的概念，才能為我所說的故事提供架構，談中國人與非中國人之間在過去八個世紀中形成的關係。「大國」的君主與生俱來有權將全天下視為潛在領土：領土範圍內的人必須唯命是從，範圍外的人則必須歸順聽話。這個概念非常重要，畢竟對於那些必須效忠「大國」的人，以及那些從範圍外進入「大國」的人來說，這都是基本事實。「大國」提供了象徵性空間結構，讓中國人與非中國人互動其中。「大國」為他們想像自己是何許人也的方式增色，為他們所呼吸的道德空氣添上一抹暗香。「知道自己是中國人」，代表你知道自己站在「大國」的寶蓋之下。在第五章裡，一群海盜打劫遭遇船難的朝鮮人，搶走他們僅存的財物。即便是這些海盜，也誇口自己是「大國」的子民（當時統治的其實是大明，只是他們搞錯時代，宣稱自己是大唐子民）。如此一來，在中國沿岸行船的外國人才知道情況，才懂得害怕。

娓娓道來

發生在本書裡的一切，都是以國家為背景，以國際為脈絡，以全球為範圍。然而，為了講述這些故事，我選擇盡可能聚焦於發生在特定地方環境中，聚焦於發生在真實人物身上的事情，例如一四八八年二月時，停泊在浙江外海的船上所發生的事件。我支持讀者廣泛思索中國跟世界的關係，以及歷史如何形塑現今，至於要多廣泛則由各位決定。我的任務是提供各位十三段故事，讓你們能用來擘劃更全面的故事（見地圖1）。與其要讀者沿著七個半世紀的中國史康莊大道列隊前進，我寧可提供一系列近距離的人物肖像——有些是中國人，有些不是中國人——以實例說明世界對中國來說要緊在哪兒，中國對世界來說又要緊在哪兒，以及中國一路走來如何置身於世界，進而指出這一切如何左右那些身處中國與世界之間的人，左右他們因應兩者之間的張力，並理解自己生命的方式。

因此，書中並非所有角色都是中國人。其實在前三章的內容裡（時間斷限落在中國朝代年表上所說的元代［一二七一—一三六八］），中國人的數量還沒有非中國人多。第一章的主題是一個蒙古人——忽必烈汗，也就是把中國納入大蒙古國的統治者。觀察忽必烈的行動，讓我們有機會想像蒙古人植入中國的政治制度具備什麼樣的本質，而中國後來的歷史又如何流瀉其中。進入第二章，我們把目光從陸地轉投海洋，深入了解蒙古人為了主宰中國以外的海上世界所做的嘗試。為此，我們將追溯馬可．波羅（Marco Polo）的航程——他以隨員身分，陪伴一位蒙古公主前往波斯，並且在旅程的最後返回故鄉威尼斯。在第三章，我們要眼觀整個歐亞大陸，重新探討一個老問題——一三四○年代橫掃中東與歐洲的黑死病，是否也對中國帶來打擊？假如是，那麼對於中國在世界上的面貌，這件事又揭露了什麼呢？歐洲人與蒙古人霸占了這一章的篇幅，原因主要在於以這場瘟疫為主題的中國史研究，仍有待來人撰寫。

本書的下一個部分，將帶我們進入大明國的時代（一三六八—一六四四）。第四章重新探討第二章提到的若干議題，細查明朝的第三代皇帝如何仿效他的元朝前輩，居然在一個世紀後派遣大艦隊，沿著與馬可．波羅雷同的路線涉足印度洋。這段故事的主角是三寶太監鄭和。有些人推崇他是中國的克里斯多夫．哥倫布（Christopher Columbus），但這種相提並論卻會讓人忽略鄭和下西洋的特殊之處。第五章同樣以海洋開篇，不過不是印度洋，而是中國沿海——一群朝鮮人遇風偏離了航線，發現自己非得和形形色色、從海盜到地方官的中國人打交道，而且還不時遭到直接威脅。這一章的背景是一四八八年，大明國的政策不久後便從明初皇帝的雄心壯志，轉變為強化中外邊防的焦慮方針——個人層面與國家層面皆然。這一章還要調查當時銜接朝鮮與中國經濟體的馬匹貿易。

與中國接壤，代表朝鮮人早已有數個世紀的經驗，能應對跟老大哥之間的關係，曉得如何採取官方或私人立場，小心翼翼地打交道。但歐洲人沒有這種經驗。第六章就是要精確再現中外關係伊始時的歐洲人：葡萄牙人此時抵達中國南海岸，試圖與中國官員協商出一套能順利運作的關係，只是不果。第七章轉而談歐洲人如何在中國之外的爪哇島適應中國。中國人與英格蘭人在爪哇首度和彼此打交道，當雙方試圖為了致富而以鄰為壑時，互動也急轉直下，釀成暴力事件。第八章以相當不同的方式探討這種關係——來自歐洲文化與中國文化中的個人，發現他們必須認識彼此，於是在彼此之間耕耘出知識的風土，而本章就要探索這片土壤。我們將看到利瑪竇以及其他耶穌會傳教士，費盡心思讓他們的宗教順應中國的情境。但是，唯有中國人願意大幅讓步，讓傳教士了解該怎麼做時，傳教才能有成。

一六四四年至一六四五年間，明朝倒在滿人的面前。第九章以幾個中國人的日記為題材，詳述他們內心大駭，眼看滿人入侵，大清國漸次往南推進，占領其國土的震撼經歷。就算「大國」的政治特色曾一度在明代晚期的皇帝統治下減弱，此時也重新在滿人的統治下復歸，而且程度更甚以往。這場征服對中國意味著什麼？在一六四五年還看不清楚，不過當時人人都在回顧蒙古的占領，自忖能否以史為鑑，得知自己將經歷什麼，又該有什麼期待。

身為外人，滿人需要有人幫忙，才能讓與之競爭的內亞民族順服。第十章帶領我們前往一七一九年，位於滿人勢力範圍邊緣——青海的一座佛寺。大清皇子與第七世達賴喇嘛在此磋商來年大清國入侵西藏的方式。入侵的目的在於將蒙古人逐出西藏，但滿人的占領也導致一系列的事件，對中國在內亞政局的位置帶來決定性的影響，甚至造成今日中華人民共和國與西藏之間困難關係的無解脈絡。

在第十一章，我們將從陸地回到海洋，跟著一名想在廣州做生意的瑞士商人，回顧中國與西方關係的緩慢開展。一七九○年代，來華的歐洲人仍然需要大清國。到了十九世紀中葉，中外關係隨著清朝地位的低落而翻轉，外國人則信心滿滿，來來去去。這種翻轉的其中一個結果，就是苦力出口不列顛帝國。第十二章重建一九○五年時，一位身陷南非苦力買賣的無名中國人遭遇的不幸，以及那位虐待他的荷蘭人。但中國仍具有足夠的分量——上述事件以一種相當迂迴的方式，幫助自由黨在同年年底的大選中掌握政權，溫斯頓．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也因此以殖民地事務部次官的身分進入內閣。

大清國在六年後瓦解，新一代的中國軍人與知識分子走向臺前，從滿人手中奪取政權，以中華民國（一九一二—一九四九）取代大清國。他們滿心認為漫長的外族占領史——先是蒙古人，後是滿人——終於結束，但事實並非如此。二十年後，大日本國首度武裝襲擊中國大陸，並在一九三七年發動軍事入侵，占領北平與上海，朝著第二次世界大戰邁出頭幾步。中國再度遭到外國人占領。第十三章帶我們前往占領結束的一年後，探討一位中國政治人物的叛國審判。選擇與日方合作的此君，發現自己在歷史上站錯了邊。

中華人民共和國在一九四九年成立，誓言絕不允許外國征服者再度入侵中國。這段時期超出了本書的探討範圍，但我會在尾聲反思特定的情況——它們一脈相承、延續到你我身處的這個世紀。

「這是什麼地方？」

如何縮小中國人與外國人習慣在彼此之間保持的距離？這不僅是我的關懷，也帶領我走過這個課題。當然，有許多差異處讓中國有別於外界。如果談中國時不談差異，就沒有意義。但是我了解到，相較於指出分歧，尋求溝通的橋梁能讓我們得到更多的認識。尤其目前世界各國多半以懷疑的態度緊盯中國的每一步，異中求同也就更形重要。

兩造的關係並非始終如此對立。法國哲學家伏爾泰（Voltaire）便提醒同時代的人，「那些小國以為真理只屬於它們，而中國這個大帝國則是錯的，這簡直是人心之恥」——他話中的「小國」，就是歐洲國家。伏爾泰發表這番意見時，正值歐洲人對全世界、對彼此愈來愈好鬥的時代，而他想為了寬容的態度做出最後一搏。當歐洲勢力擴張，大清力量衰弱時，輿論的風向也隨之改變。一八一八年，英格蘭浪漫派文學家托馬斯．德昆西（Thomas de Quincey）在鴉片藥效的影響之下——不列顛將印度鴉片運往中國時，並未料到吸食的習慣會傳回本國——寫出他的《英格蘭鴉片吸食者的自白》（Confessions of an English Opium-Eater）。他在書中提到自己擔心「被流放到亞洲環境中。我不知道在這一點上，其他人會不會跟我有同感；但我時常在想，假如我被迫離開英格蘭，到中國生活，身處中式禮節、生活方式與環境中，我肯定要抓狂」。時人看待這種論點，會認為他說得合情合理。

我第一次去中國，是在一九七四年大學畢業之後。當年，中國是個不太對外界開放的國家。我之所以獲准入境，是因為孤立的情況正開始改變。不像我其他參加官方交換計畫的同學，當我到達北京時，並不期待能發現一條有別於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可行選項。等著我們的，不是社會主義理想國。我期盼的是找到一個地方，與我曾造訪之處截然不同。感覺幾乎每拐一個彎，都能找到和我成長的地方以不同方式交織的社交生活紋理。對我來說，中國成了一個重新思索世界的好起點。當然，隔閡與誤解會浮現於我與和我共同生活的人之間，但是克服這些障礙而不放棄我的尊嚴，不讓我們之間的差異化為實體，甚至退到差異之後，則是我必須做的事。

不過，我的異中求同偶爾也打了水漂兒。有一次，我從北京大學騎著腳踏車，在下午的時候去西黃寺。西黃寺孤獨淒涼，矗立在當時新開的北三環路所圍成的住宅工業混合區裡。清朝皇帝在一六五一年下令興建該寺，為第五世達賴喇嘛赴京預做準備。皇帝和達賴喇嘛試圖在滿人的大清國軍事權威，與達賴喇嘛的藏傳佛教精神權威之間求得正確的關係。廣袤的蒙古世界以達賴喇嘛為精神領袖，而這個世界超出滿人的掌控範圍。倘若滿人想主宰之，達賴喇嘛的祝福就不可或缺。只要達賴喇嘛在政治上與新成立的清政權取得一致，滿人對內亞的凌雲壯志便能有另一番氣象。對滿人來說，達賴喇嘛接受邀請赴京是件可喜可賀的結果，而他們自然得為佛陀在世間最尊貴的化身安排夠格的宅第，西黃寺由是興建。我滿心好奇，想看看屬於這段歷史的古蹟。

西黃寺不僅不開放參觀，甚至沒有告示牌表示這兒是西黃寺。當我在那個颳著風的豔陽天靠近前門時，有個守門人從裡面出來會見我，臉上的表情介於漠不關心與敵意之間。我決定採取親切的觀光客手法，而不是展現我對這座佛寺的知識，讓對面的這個人落於下風。

「這是什麼地方？」我試著用最純正的北京腔問。

「這沒有什麼地方。」他答。

這一還擊，我們的對話就結束了。中國擁有豐富、複雜、問題重重的帝制過往，而我們就站在其中一件效力充分的證物前。但我被算在外國間諜那一類，而他則是政府治安部門的下級雇員，沒有什麼能穿過我們之間。假如西黃寺不存在，對我們倆都好。於是我就讓它消失，騎車離開。

在當時那種夢遊仙境的時日裡，我經常試著從四面八方吸收一切，結果發現一個焦慮的國家，想從每一個角度封鎖我的視野，而那場相遇就是其中的一次。面對一般人，我調適自己的做法配合他們，他們也如是對我。我學會講他們的語言，然後相處融洽。儘管德昆西恐懼萬分，但我仍然成功在中國生活，身處中式禮節、生活方式與環境中，而且沒有抓狂。我遇見了一個令我心醉神迷的國家，我遇見的人引領著我，讓我一輩子教的、寫的都是世界另一端的地方。這本書或許稱得上總結了我的發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