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瘟疫

卡法，一三四六年

闊闊真在一二九五年成為伊兒汗國王后。伊兒汗國北邊，就是金帳汗國的疆土。到了成吉思汗之後兩代人，蒙古帝國已經分裂為四大汗國，其中就以金帳汗國（Altan Ord，譯為「大帳」比較貼切）與大元國疆域最為遼闊。金帳汗國從察臺台汗國（今天的吉爾吉斯）以西一路延伸到黑海，而大元則是從察合臺汗國以東往中國與太平洋開展。

如果札尼別（Janibeg）不是成吉思汗的直系傳人，就不能在一三四二年成為金帳汗。無論札尼別跟成吉思隔了幾代（答案是七代），只要少了這個起碼的資格，就不能成為大汗。兩代人之前的合贊享有一樣的資格，但是差了兩代，就代表札尼別跟他要上溯到六世祖才有共同祖先。成吉思世系的系譜跨度很大，但這就是一位游牧者的後代，在他死後超過一世紀以上的時間裡，統治歐亞大陸半壁的方式。不過，光是他的傳人還不夠，他有許許多多的傳人，不是每個人都能當大汗，札尼別也心知肚明。札尼別的父親在一三四一年過世時，他的哥哥繼承王位。札尼別不在繼承順位上，於是他掌權的唯一途徑，就是訴諸歷史悠久的血腥競承制，夥同另一名兄弟殺害哥哥。這一回，人們接受他的勝利，視為他有權統治的象徵，但這不代表他能安穩於位，一輩子掌握金帳汗國。他必須不斷出兵，確保金帳汗國在每一段邊境都勢如破竹，尤其是北邊和西邊與非蒙古人接壤之處。

奪權的一年後，札尼別聽聞一件發生在塔納（Tana）的意外。塔納位於頓河（Don River）的黑海河口，是義大利人的貿易口岸。金帳汗國大汗之所以容許義大利人在此，是因為他們能提供金帳汗國從其他管道所無法獲得的奢侈品。一名威尼斯商人在塔納當街侮辱一名蒙古貴族。雖然不是什麼大事，但侮辱自己人的名譽，就等於是侮辱札尼別本人的名譽。由於他才剛即位，代表他必須為此採取行動，就算此舉必然導致他中斷與地中海經濟的連結，斬斷源源流入的商品，讓他無以妝點自己的權威、獎勵手下廷臣也在所不惜。於是，札尼別派兵懲罰塔納。當地的商人（多為威尼斯人）的反應，是逃往距離塔納最近的另一處義大利貿易口岸，距離三百英里遠。這就是克里米亞半島南岸的卡法（Caffa，今天的費奧多西亞［Feodosia］）。卡法是熱那亞人的港口，他們也跟金帳汗國做生意。威尼斯與熱那亞之間長期競爭（回想一下，正是威尼斯與熱那亞之間的戰爭，讓馬可．波羅淪為階下囚，時間長得足以讓魯斯蒂謙寫下他的遊記），但面對金帳汗國的威脅，這點齟齬完全不算什麼。由於在塔納恢復名譽的機會溜走了，札尼別就在隔年出兵，包圍卡法，懲罰所有的義大利人，故事就此展開。

往卡法投擲死屍

卡法圍城戰始於一三四四年，曠日廢時，卻沒有決定性的結果。卡法是一座擁有城牆的口岸，海上的支援源源不斷。以陸戰為主的蒙古人，無法實施有效的封鎖來扼住這個港口，難以強迫義大利人為自己的傲慢付出代價。兩年後，金帳汗國的士兵開始生病。我們之所以知道接下來發生的事情，是因為一份地理學文集手稿因緣際會在樂斯拉夫大學（University of Wrocław）圖書館保存下來，而文集中收錄了熱那亞腹地城鎮皮亞琴察（Piacenza）的公證人——蓋布里耶．德穆希斯（Gabriele de’ Mussis）的回憶錄。他講述卡法城在士兵生病之後發生的事情，但他有先來一段前情提要：「一三四六年，在東方的國家有無數韃靼人與薩拉森人（Saracens）」——大致上指蒙古人與穆斯林——「被神祕的疾病擊倒，猝死。這些廣闊的地區與無邊的鄉野，恢弘的王國、都市、城鎮與聚落遭到疾病所粉碎，遭到可怖的死亡所吞沒，居民旋即消失一空。」

交代完背景之後，德穆希斯轉而談起所有義大利人棄城從塔納逃往卡法一事。「老天！」他哭號。「看看異教韃靼人如何從四面八方湧來，瞬間包圍了卡法城，將無處可去的基督徒團團圍住，幾近三年之久。在大軍重重包圍下，他們幾乎無法喘息。」然而突然間，圍城的軍隊毫無預兆瓦解了。「整支軍隊受疾病影響，病魔在韃靼人中肆虐，每天殺害上千上萬人。這想必是箭矢於雨般從天庭落下，打擊、粉碎了韃靼人的傲慢。藥石罔效。」

包圍出現缺口，但在蒙古人放棄卡法離開之前，他們使出最後一招來報復——把屍體放上投石器，拋進城裡。投石器是一種中國發明的重力攻城器，就像彈弓一樣，當重物落下，懸帶便會將投擲物拋出。此舉奏效了，卡法受到感染。根據德穆希斯描述，圍城部隊出現「腋窩或陰部腫脹，隨後發燒腐敗」等症狀。卡法城居民也出現這些症狀，眾人陷入恐慌。「如山的死人就這樣被拋進城內，儘管基督徒盡可能把屍體丟進海中，卻仍躲不過也逃不開。」

圖5畫的就是蒙古投石器。這張插圖和第二章一開始，闊闊真妃與合贊成婚的畫一樣，出自《史集》（Compendium of Chronicles）一書。仔細一看，投石器頂插著一根竿子，黑馬毛纛飄蕩其上：戰旗已經舉起。從這幅畫中，我們看不出士兵們丟進城裡的是什麼東西，但肯定不是屍體。無論即將投擲出什麼，投擲斗都沒有出現在畫上，而是在書頁的左下角以外。但操作投石器的阿拉伯機械工身旁散落半打的炮彈，暗示了投擲物的內容。這幅畫畫的不是卡法圍城戰，我之所以擺上這張圖，是為了說明卡法當時可能的光景。大規模毀滅性生化武器發揮了作用。「腐屍旋即沾染空氣，汙染飲用水，」德穆希斯寫道，「臭氣薰天，上千人當中難有一人能逃過韃靼軍隊屍體。」

疾病並未在卡法城內自行消失。逃離卡法的義大利人身上帶著這種病。「有些船隻前往熱那亞，有些航向威尼斯，有些去了其他基督教國度，」德穆希斯娓娓道來，「等到水手抵達這些地方，與當地人相處，彷彿帶有邪靈附身：每一座城市、每一處聚落、每一個地方，都遭受傳染力驚人的瘟疫所毒害，居民暴卒，無論男女。」往來克里米亞與義大利之間的船隻，成為這種疾病傳入歐洲的途徑。戰爭將瘟疫帶到黑海的是戰爭，但將疾病帶進歐洲的卻是貿易。

瘟疫自東方來

若根據德穆希斯所說，在這段首先遍及整個亞洲的漫長傳染故事中，歐洲只不過是又一篇章而已。他列舉所有遭到瘟疫打擊的民族。「死亡的規模與發生的狀況，令活著的人一面淚流哀號，一面度過一三四六年至一三四八年間的慘痛事件，不得不相信末日審判已經到來——中國人、印度人、波斯人、米底人（Medes）、庫德人、亞美尼亞人、西利西亞人（Cilicians）、喬治亞人（Georgians）、美索不達米亞人、努比亞人、衣索比亞人、突厥人、埃及人、阿拉伯人、薩拉森人與希臘人，幾乎整個東方都受到影響。」這是一場東方的瘟疫，位居清單開頭的則是中國人。

亞洲早在歐洲之前便受到肆虐——傳聞如此，德穆希斯雖然沒有很好的資料能佐證他的說法，但歐洲人都這麼相信。謠言傳抵英格蘭。一三四八年八月十七日，巴斯（Bath）主教寫信給手下的總執事們，警告有疫病從歐洲大陸逼近他們，信中他稱之為「來自東方的瘟災」，在法國造成嚴重傷害，「除非我們虔誠禱告不止，否則類似的瘟疫將對這個王國伸出它有害的枝椏，擊倒、吞噬其居民」。主教告訴大家，每逢星期五，巴斯教區的所有教堂都要組織悔罪隊伍，這樣上帝才會送來「健康的空氣」。

英格蘭修士湯瑪斯．沃辛漢（Thomas Walsingham）同樣把目光投向東方。他提到，一三四八年從夏至到聖誕節都在下雨；接著「東方的薩拉森人與其他不信神的人大量死亡，每十個薩拉森人都不見得能有一人活下來」。他確信「這種疾病來自東方」。阿維斯伯里的羅伯特（Robert of Avesbury）以類似的口吻說：「瘟疫首度流行於薩拉森人居住的地方。」羅切斯特（Rochester）有一位教會史家明確指出疾病爆發之處：「一開始是印度人大量死亡，接著席捲敘利亞和埃及的所有異端，經過希臘、義大利、普羅旺斯與法蘭西，抵達英格蘭——同一種致死的疾病殺死了三分之一的男女老幼。」對於印度在哪裡，或是什麼叫印度，這些提筆為文的英格蘭人其實沒有清楚的概念，頂多知道是在遙遠的亞洲，但大家都同意。當牛津郡（Oxfordshire）書記傑弗瑞．勒貝克（Geoffrey le Baker）聲稱這種「出人意料、席捲世界的瘟疫」來自「印度人與突厥人所居住的東方土地」時，他其實是在重複一般人相信的事情。

中東的穆斯林觀察家更接近事件的發生地，對於東方的地理形勢多少也比英格蘭人清楚。人在開羅的歷史學家塔基阿丁．馬基里奇（Taqi al-Din al-Maqrizi）寫道，這場瘟疫始於「大汗之地」，也就是金帳汗國。根據他的記載，疾病於一三三五年首度在近東地區爆發，地點居然是伊兒汗國。當時在位的是合贊的姪孫，第九任伊兒汗不賽因（Abu Said）。那年十二月，不賽因和他的六個孩子在進攻金帳汗國的軍事行動中盡皆身亡。假如馬基里奇所重建的過程正確，瘟疫就是在一三三五年從金帳汗國傳到伊兒汗國，然後才傳到更西方。（卡法的爆發是十一年之後的事。）伊兒汗國受到致命的政治打擊——隨著不賽因死去，成吉思世系在波斯的傳承就此斷絕。

阿勒頗（Aleppo）比開羅更接近事發地點，當地人而同樣望向東方。史家伊本．瓦爾迪（Ibn al-Wardi）人在阿勒頗，他短暫、親身經歷了這種瘟疫，於一三四九年染病而死。瓦爾迪相信，根據他所能確定的事實，瘟疫「始於黑暗之地」，這個詞彙泛指「北方」，很可能是說金帳汗國。據他了解，瘟疫在這十五年間席捲大片區域，而這「十五年」的時間長短，也符合馬基里奇所謂第九任伊兒汗因病死於一三三五年的說法。傳染病「折磨印度的印度人」，「信德地區（Sind，今日巴基斯坦東南）尤其嚴重」，「不僅攫住，甚至讓月即別人（Uzbeks）的土地落入陷阱」，也就是今日的吉爾吉斯地區，「害死河中地區（Transoxiana，大致是今天的烏茲別克）許多人，襲擊波斯（以前的伊兒汗國所在地）」，並「朝著契丹人的土地大步邁進」——此處的「契丹」可能不是中國，而是東突厥地區的喀喇契丹。他還把亞洲的另一個地區擺到瘟疫的傳播途徑上——中國：「契丹自不能免，連最強大的堡壘都無法自持。」一個世紀後，馬基里奇從開羅得出同樣的觀察結果。他寫道，瘟疫先是打倒了伊兒汗國，接著「傳遍東方各國」。印度自不待言，但「它在中國殺死最多的人，只有少數人倖存」。

當這場瘟疫的肆虐範圍在一三四○年代擴展開來時，有一位同時代的穆斯林觀察家，正好在整個歐亞大陸旅行。此君就是豪情萬丈，但多少有點自視甚高的摩洛哥人——伊本．巴杜達（Ibn Battuta）。他從瘟疫範圍的邊緣擦身而過，提到許多地方的疫情，但不包括印度或中國。當瘟疫於一三四六年抵達卡法時，他說自己已經走海路，完成從印度出發往返廣州的行程——意即馬可．波羅半世紀前所走的路線。但是，出現在他旅行紀錄中的時間日期實在不太可靠。假如他真的搭船前往廣州，等於他不到一星期就掉頭離開，因此就算他沒有提到中國的疫情，我們也不能太過當真。他第一次提到瘟疫的時間點，是一三四七年秋天。此時，他正從荷姆茲出發，穿越伊兒汗國，前往大馬士革。在伊兒汗國，他聽說瘟疫在十四年前帶走了第九任伊兒汗（合贊的姪孫）和其子的性命。伊本．巴杜達之所以前往大馬士革，是因為他曾經在二十年前造訪過那座城市——時間夠他跟一位摩洛哥同胞的女兒結婚，讓人家懷孕，然後再離婚——並驚訝得知自己多了一個兒子。了解到這個男孩在十年前就過世之後，他於一三四八年六月動身前往阿勒頗，但後來聽說瘟疫來臨，便又掉頭回去。瘟疫的腳步在他前往大馬士革的途中與他擦身而過，先他一步抵達耶路撒冷、加薩與亞歷山卓。他從亞歷山卓出發，溯尼羅河而上，渡過紅海，前往麥加。一年後，瘟疫也席捲麥加。最後，伊本．巴杜達終於調轉腳步，返鄉探望母親，到家才知道幾個月前，母親已經在坦吉爾（Tangier）過世了——死於瘟疫。

若要把中國寫入瘟疫的歷史，有許多挑戰得克服。其中之一是，我們無法叫出任何一個中國人的名字，能像伊本．巴杜達、伊本．瓦爾迪與蓋布里耶．德穆希斯等人一樣，跟黑死病有所關聯。我們聽說有上百萬中國人在遙遠的地方病死，但沒有一個能讓我們接觸，問問究竟發生過什麼事。有些研究瘟疫的西方史家根據十四世紀基督徒、穆斯林作家的觀察，作為瘟疫起於東方的證據；另一方面，某些中國史家反而接受缺乏中文史料的事實，作為推論黑死病並未傳到中國的根據。由於缺乏文獻，比我更慎重的史家說不定會避開這個主題，甚至根本不會在寫書談中國與世界的關係時提到黑死病。我之所以冒險，是因為我們對瘟疫歷史所知的一切，幾乎都因為嶄新的基因定序科技（馬上會提到更多）而改頭換面。基因研究已經開闢出一條迷人的道路，筆直通往紛雜的全球瘟疫史。我保證，即便我們還看不見這條新路的盡頭，但尋幽探賾想必仍然很有幫助。

黑死病

英文中的「plague」（瘟疫）一詞，原意是指受到衝擊而產生的傷口，後來用於泛指打倒一大堆人的傳染病。如今，科學家稱之為耶爾辛氏桿菌（Yersinia pestis），以紀念第一位分離出鼠疫桿菌的科學家——瑞士生物學家亞歷山大．耶爾辛（Alexandre Yersin）。瘟疫在十四世紀中葉爆發時，當時的歐洲人稱之為「大毀滅」（Great Death）。十九世紀之後，世人一般稱呼這種疾病為「黑死病」（Black Death），但專業上，我們稱之為第二次大流行（Second Pandemic）。

這種瘟疫是地鼠身上的細菌性寄生物。地鼠是細菌的宿主，吸食地鼠血液為食的跳蚤則是病媒，瘟疫的細菌就是透過這種方法，從一隻地鼠傳到另一隻地鼠身上。十四世紀的醫學觀察家並未把地鼠與瘟疫聯想在一起，更別提跳蚤了。他們把生病的人與他們所生存其中的宇宙聯繫起來，法國國王希望知道究竟發生什麼事，一三四八年的《巴黎醫學團隊報告》（Report the Paris Medical Faculty）應他的要求而寫成，從內文中便能一窺人與宇宙的這種關聯。報告中，作者群把黑死病歸諸於行星的排列，造成他們所謂的「腐敗的空氣」之故。他們認為病灶透過肺入侵人體，因此著手研究「肺炎性瘟疫」的傳染形式——空氣中的小水珠進入肺裡，在肺裡致病。「一旦吸入」，用他們原話來說，「便必然會穿透到心臟，導致居於心臟的靈魂質敗壞，進一步腐化周圍的體液。產生的熱摧毀了生命力，而這就是當今這場傳染病的直接原因」。這種傳染形式，讓預防難上加難。「畢竟人人都得呼吸，人人都有吸入腐敗空氣的危險」，這是醫生的觀察。體質濕熱的人尤其容易中招：「過度勞動、性與洗浴的人；瘦弱的人；愛操心的人；嬰兒、女人與年輕人；以及面孔紅潤、體型肥胖的人」。巴黎的醫生預測，這種瘟疫將比任何已知疾病有更高的致死率——完全正確。「染上的人裡，能逃過死劫的人確實少之又少」。他們的結論是，瘟疫的終極原因是上帝的憤怒。唯一有效的治療是悔罪，而非藥物。

這一波疾病在一三五○年代減弱，接著在一三六○年代再度來襲，然後又減弱。但這種瘟疫並未絕跡於歐洲，而是讓歐洲人始終保有對瘟疫的恐懼，認為是折磨人類的最嚴重疾病。這種疾病後來遁回地鼠族群中，直到十九世紀晚期爆發另一次大流行——這一回發生在香港。

等到瘟疫在一八九四年重新出現在香港時，醫學已經發展出分析、治療傳染病的新典範。支持這種新典範的科技突破，是一種神奇的儀器，叫做顯微鏡。第一個用顯微鏡看到鼠疫桿菌的科學家是耶爾辛，他是瑞士醫學研究員，原本在路易．巴斯德（Louis Pasteur）手下工作，研究白喉與狂犬病（他的博士論文以結核病為題）。他後來搬到西貢，從事一種新的全球規模醫學，也就是後人所說的「熱帶醫學」。一八九四年，在不列顛政府的請求下，他調任香港，協助處理當地爆發的瘟疫。耶爾辛成立一個簡單的實驗室，得以分離、辨識出造成這場瘟疫的細菌。為了紀念恩師，他將之命名為巴斯德式桿菌（Pasteurella pestis）。等到耶爾辛在一九四三年過世之後一年，這份榮譽又回到他身上。如今，這種細菌的學名稱為耶爾辛氏桿菌，簡稱耶氏桿菌。

耶爾辛從事的這種新學科，確認了上述瘟疫雖然會造成感染者嚴重的傷害，但這並非來自人類的疾病。一旦害菌進入人類血液或肺部，複製的速度會快到令人體淋巴系統（抵禦感染的屏障）超過負荷，隨後崩潰。腋窩與陰部的淋巴結會紅腫，或是隆起為硬塊，因為淋巴系統正奮力過濾病原體。如果不施用強力抗生素，淋巴系統將在幾天內失效。正是因為如此，人類並不是這種瘟疫的長期宿主。人們迅速死亡，細菌也隨之而去。除非能繼續傳染，否則病原體會自己走上末路。人類跟這種細菌自然的繁殖或生存無關，因此不是有效的宿主。

相較之下，齧齒類面對這種疾病時能發展出有限的免疫力，等於牠們可以透過人類做不到的方式，與這種寄生菌共存。細菌靠著跳走，從一隻動物宿主傳到另一隻動物宿主。對跳蚤來說，最合適的生態系是地鼠（例如囊地鼠、沙鼠與土撥鼠）的地洞。不過，一旦該生態系受到擾動，這種細菌也能轉移到其他齧齒類宿主身上，最有名的就是老鼠。隨著這項發現，世界各地的公衛當局便能把注意力轉移到滅鼠與限制老鼠移動上。一九○三年，香港已經實施一套控制鼠患的方法，包括垃圾集中，或是規定船隻必須錨鍊上加裝擋鼠板，以防老鼠從船索上下。

判斷出瘟疫的自然宿主並非與人類共存的齧齒類（例如老鼠），而是野生齧齒類的人，是曾在劍橋大學與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受訓的檳城醫生伍連德。伍連德研究中國東北滿洲地區一場瘟疫爆發，把病源回溯到一種偏好中緯度的大型毛皮齧齒類——土撥鼠的身上。因此，控制滿洲疫情的方式就不像香港那樣消滅老鼠，而是隔離瘟疫感染者，接著重新建立土撥鼠與人類的自然屏障，也就是中斷數世紀以來獵捕土撥鼠獲取肉類和毛皮的做法。

說到這裡，讀者們已經了解這種疾病的發展歷程。接下來，我將提供一個個案，該名個案出自伍連德在一九三六年發表的手冊——《瘟疫：醫療與公衛工作者手冊》（Plague: A Manual for Medical and Public Health Workers）。這位染病的人名叫C．T．萊克斯（C. T. Raikes），二十二歲，是一位來自英格蘭的醫學院畢業生。他前往新加坡，從事他的第一份工作——棋樟山（St. John’s Island）上的公立醫療防疫檢疫站。一九○八年五月二日，他對一具從香港運來的染疫死屍進行解剖驗屍時，右手腕內側被屍體的肋骨刮傷。兩天後，他因為發燒頭痛而倒下，他的上臂開始抽搐，手腕內側有膿疱形成，還出現一條從手腕延伸到腋窩的紅線。隔天早上他被人送進醫院時，體溫達到攝氏三十九‧六七度（華氏一○三‧四度）。隔天，他右腋窩的淋巴結開始腫脹，體溫升到攝氏四十‧三九度（華氏一○四‧七度）。這些淋巴結在全身麻醉的情況下遭到切除，但當天下午，他鎖骨下方的淋巴結開始腫脹——他的免疫系統正在與感染戰鬥。當晚，血檢證實他的血液中有鼠疫桿菌，但此時接受的治療只有用苯酚殺菌，以及用嗎啡止痛。他的病情在第五天惡化，到了第六天時脈搏開始不穩。他腋窩第二個腫大的淋巴結也在手術下切除。他最後兩天的病歷表如下：

第八日：「晚上八點，他的情況又惡化一些，體溫攝氏三十八‧三三度（華氏一○一度），脈搏每分鐘一百下，血壓相當高。晚上九點，呼吸開始困難，脈搏變得更弱。此後他的情況持續惡化。午夜，體溫為攝氏三十九‧六七度（華氏一○三‧四度），脈搏每分鐘一百二十下，持續減弱中。他時睡時醒，肌肉痙攣。」

第九日：「早上八點，他開始自言自語，但清醒時仍意識清楚。他的體溫為攝氏四十‧二度（華氏一○四‧四度），脈搏每分鐘一百二十六下，呼吸率四十八。不久後，他失去反應，進入精神錯亂狀態，開始失禁，無法吞嚥。他再也沒有從這種狀況中好轉，於中午十二時四十五分死亡。」

一週後，萊克斯的主治外科醫生韋瑞（Wray）死於同一種感染。

中國有瘟疫嗎？

耶爾辛與伍連德很確定，他們在一八九○年代對治的這種疾病，跟黑死病期間打倒整個西方的瘟疫，是同一種細菌。從淋巴腫脹與發燒，以及致死率與死亡的速度來看，這兩起大流行肯定有關。他們各自對付的疫情都發生在中國，因此讓他們冒出「中國藏有這種瘟疫長達數個世紀」的想法。伍連德的手冊中有一長串流行性疫情爆發的清單，是他的助手從中文史料裡蒐羅而來的。他提供這份清單，作為瘟疫在中國悠久歷史的初步證據。但是，伍連德的清單中所羅列的史料都不足以一錘定音，後來的學者也懷疑從今人的疾病出發往回解讀的做法，認為我們不可能反向診斷出是什麼害死了我們的老祖宗。正因為如此，中國歷史教科書才會完全沒有提到香港爆發鼠疫之前，中國曾出現任何相關疫情。歷史學家韓明士（Robert Hymes）作出近年來最優秀的中國瘟疫歷史研究，他曾寫道，我們面對的難題是，「任何指出『黑死病始於中國或其周邊』的史家都必須正面處理一個顯而易見的問題：若果真如此，我們怎麼一無所知？」

我著手尋找證據，正面也好，反面也好。最讓人失望的跟文獻有關。十四世紀中葉那場瘟疫的慘況，歐洲與中東各地都能找到大量的報告，但中國就是沒有。假如這場瘟疫一如黑死病肆虐西方那樣肆虐中國，應該會有誰和同時代的西方人一樣激動寫下此事，但沒有一個中國作者留下任何這類文字。唯一提及疫情大流行的史料，就是由後朝寫前朝的大量官修史書，也就是伍連德團隊撈針的大海。歷朝歷代的正史都收入一份該朝代的天災清單附錄。這類紀錄並非出於激動而寫，讀起來也波瀾不驚。一三四四年至一三四五年間全部的紀錄如下，兩則出現在元史，一則出現在明史：

［一三四四年］：「鳳翔旱蝗，大饑疫。」

［一三四四年］：「福州、邵武、延平、汀州四郡，夏秋大疫。」

［一三四五年］：「春夏，濟南大疫。」

光用這幾則內容，就說瘟疫在西方爆發之前便肆虐中國，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考慮一下爆發的地點，鳳翔位於中國西北的古代貿易城市——西安的西邊。貫穿亞洲的狹長走廊——今人稱之為「絲路」——便是以長安為起點。福州則是中國東南沿海福建省的省會——馬可．波羅與闊闊真妃就是從福建出發，而伊本．巴杜達也宣稱自己去過那裡。濟南位於山東省，山東位於華北平原東側，北京以南的地方。這三個各自獨立的地點讓人難以想像。你可以從一地到另一地，但路途曲折，頗需時日。它們作為入口或出口的位置或許更有點眉目。鳳翔西指絲路，福建面對大海，濟南則是通往北京以北、直至蒙古草原的門戶。

即便如此，這裡與歐洲的距離仍極為遙遠。鳳翔至卡法的直線距離為四千英里，騎在馬背上就更遠了。鼠疫桿菌來到齧齒類宿主身上之後，從一個地洞到下一個地洞的速度，一年頂多十五英里。齧齒類除非搭便車，不然無法長距離移動。受到感染的跳蚤也許會躲在衣服裡或馬鞍上，但感染之後也活不過幾天。有人假設鼠疫桿菌說不定能以休眠狀態生存在跳蚤的糞便中，進而長距離運送，但橫跨四千英里卻沒有爆發？可能性微乎其微。瘟疫不太可能在一三四五年時離開中國，並且於一三四六年出現在卡法。

兩者即便有關，也必然發生在更早的時候。我們確實可以在正史中找到更早的條目，內容提到瘟疫大流行。一三四四年之前，長江流域曾有幾次爆發，最嚴重者莫過於一三三一年席捲衡州的疫癘。衡州是中國南方內陸深處狹窄河谷的一個小行政區。這場大流行的致死率極高，中國正史採用的標準表現方式是「死者十九」。再往前，我們得倒轉二十多年，來到一三○七年至一三一三年。一三○七年，先是臨海的浙江省紹興受到地方性疫情影響，接著瘟疫在隔年化為一道巨浪，捲土重來。《元史．武宗本紀》提到：「疫癘大作，死者相枕籍。父賣其子，夫鬻其妻，哭聲震野，有不忍聞。」另一部列傳則宣稱「死者近半」。差不多在同一時間，北京也受到瘟疫打擊。

從這場爆發往回推，一直要推到一二三二年，才能找到另一份中文史料。不過，一二三二年的疫情，倒是讓我們有點事做。

屍出開封

韓明士為他稱之為十七世紀前中國「紀錄最豐」的一次疫情，重建出一段故事——那場疫情的紀錄稱不上詳實，但已經勝過其他所有的文獻。這次的瘟疫爆發在一二三二年夏天的開封。開封位於黃河北岸，當時是大金國首都。《金史》僅用一句話記錄此次疫情爆發，但韓明士卻能找到醫生李杲針對這起事件所寫下的紀錄——開封爆發疫情時，李杲似乎就在城內。

瘟疫襲擊開封時，蒙古人正好在包圍這座城市。疫情在六月初爆發。《金史》提到：「凡五十日，諸門出死者九十餘萬人」。這只是官方紀錄，史家還加了一句：「貧不能葬者不在是數。」李杲證實了死亡的規模。「都人之不受病者，萬無一二，」李杲如是說，「既病而死者，繼踵而不絕。」他用城門的數量來計算死亡人數。「都門十有二所，每日各門所送，多者二千，少者不下一千。似此者幾三月。」他估計的人數下限，與正史中的說法相符。李杲還提到開封並非唯一受災之處。他列舉山東省東的東平，山西省北的太原，以及一三四四年爆發瘟疫的地方——鳳翔。李杲記錄此次情事，不只是因為他目擊了發生的情況，更是因為他想解釋面對如此天災，自己何以認為必須闡述一套新的疾病觀，取代過往所學的舊觀點。

開封爆發疫情之所以令人吃驚，是因為情況跟卡法隱約有相似之處：蒙古大軍圍城，瘟疫猛然而起，死者無數。似曾相識並不代表開封爆發的一定是鼠疫，但卻指點我們把目光投向蒙古人。這種疾病會不會是他們帶來的？

韓明士認為是，接著把注意力轉向西藏東北方的青海——絲路沿著青海的外圍前進。十三世紀初，該地區是由大夏國統治。這個政體是由人稱「党項」的吐蕃民族所建立，直到成吉思汗決定摧毀他們為止。從一二○五年開始，成吉思汗發動四場軍事行動以消滅大夏，終於在一二二七年取得最終勝利，他也在同一年過世。青海想必受到嚴重破壞。騎在馬上的大軍無論去到何處，都會深深擾亂當地生態系。馬匹會翻起土壤，摧毀地底下哺乳類的地洞。人馬會消耗糧草，傷害作物，野生動物資源因打獵而大幅減少。他們一路上留下腐肉，改變食物鏈，利於食腐動物。蒙古人出兵党項，很可能令情況雪上加霜，使感染瘟疫的跳蚤放棄其自然宿主，跳到人類身上。青海是喜馬拉雅旱獺的天然居住地，這個事實帶給韓明士靈感，提出假設，認為蒙古人從青海帶來瘟疫，並且在五年後帶到開封。（後來的研究指出，喜馬拉雅旱獺在不久前才成為瘟疫的帶原物種，但喜馬拉雅旱獺並非跳蚤唯一的齧齒類宿主。）

進攻大金國的軍事行動，是由成吉思汗的兒子與傳人——窩闊臺所率領。一二三一年往南突破長城之後，他的大軍便連戰皆捷。耐人尋味的是，正當窩闊臺準備南下攻擊開封時，他卻生病了。薩滿判斷，這是因為蒙古軍事行動造成破壞，觸怒「契丹人（即中國人）的山河」。連薩滿都了解擾動環境的有害影響。我們沒有根據能推論窩闊臺染上了瘟疫。他在薩滿治病時恢復意識，要求喝水，問：「發生何事？」

行動繼續。一二三二年四月，窩闊臺率軍包圍開封。六週後，瘟疫爆發。

這是不是黑死病？

大爆發

老實說，問題的答案並不重要。從醫學角度是什麼害死了大批的人，重要性似乎比不上「許多人因此喪生」的社會事實。以這種方式進行總結，原本是相當合理的態度。但多虧DNA研究近年來的發展，情況有了改變。只要你在接下來幾頁緊緊跟著我的腳步，就會了解近年來瘟疫基因組研究的突破，為何會讓某些史家如此興奮。

引發瘟疫的桿菌是一種單細胞生物，其細胞遺傳物質全數裝在DNA分子中，所有的生物都是這樣。這些遺傳物質加總起來編成DNA雙螺旋，決定了這種生物的樣貌。構成DNA的積木（稱為核甘酸［nucleotides］的分子）連結成對，繫住它們的化學組合可能有兩種。這兩種化學組合稱為「鹼基對」，而鹼基對之間的化學鍵序列，便決定了生物體。特定生物的化學鍵序列總體，稱為該生物的基因組。為了讓各位對比例有點概念，鼠疫桿菌的基因組是由四百五十多萬組鹼基對所組成，人類則更為複雜——我們的基因組有超過三十億組鹼基對。遺傳學家目前從事的任務，就是為這些鹼基對定序。

基因組是生物的遺傳密碼，是讓它有別於其餘生物的指紋。當細胞在穩定的環境下增殖時，其基因組會受到複製：子代重複親代。然而，瘟疫的基因組那四百五十萬化學組合之一，有極微小的可能會在增殖時發生改變。將鹼基對結合在一起的化學鍵只有兩種可能的組合；當其中一個鍵換成另一個鍵時，基因就會發生變化。子代依然是瘟疫，但卻是版本稍微不同的瘟疫。這種變化將長長久久——直到下一次變化發生為止，這就是演化。

一旦將同一種生物的不同個體進行基因定序，就有可能加以比較，找出鹼基對之間的每一個變化（稱為「單核苷酸多型性」［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簡稱「SNP」［讀音如 snip］）。擁有的個體愈多，就能進行愈多比較；比較的數量愈多，就能愈清楚排列出長時間的演化遺傳鏈。這些變化可以排列成系譜，呈現哪一個個體在前，是誰產生了誰。早期病原體菌株的消亡，代表繪製系譜時，有許多中間的演化步驟就找不到了。二○○○年，法國科學家團隊從蒙彼利埃（Montpellier）一處黑死病墳場中三具屍體的牙齒上取得有機物，辨識出一部分的耶爾辛氏桿菌DNA。試想，這會激起什麼樣的迴響。最早的反應是一股不相信、反駁，甚至是嗤之以鼻的洪流。但後來有其他團隊跟進，解讀人們漸漸稱為「古代DNA」（aDNA）的簡短片段，將這些碎片定序排列成更長的基因碼，摸索出瘟疫系譜的輪廓。

二○一一年之所以會出現一起轟動事件，得歸功於倫敦主教拉爾夫．史特拉福德（Ralph Stratford）。一三四八年，史特拉福德面對倫敦城裡堆積如山的染疫死屍，於是設置一處墓地，來處理這個天大的麻煩。倫敦有三分之一到一半的市民在第一波瘟疫時病死，他們的屍體得想辦法處置才行。主教指定一塊用地，位置就在倫敦塔的東北方。這處墳場（王家鑄幣廠街［Royal Mint Street］南側與卡特萊特街［Cartwright Street］西側，你去過附近就知道）在一三五○年關閉，於一九八○年代晚期開挖，遺體則送至他處存放。接著在二○一一年，麥克馬斯特大學（McMaster University）古代DNA中心（Ancient DNA Centre）的克絲汀．博斯（Kirsten Bos）所率領的科學家團隊，宣布他們已經將造成這些人死亡的病原體基因組定序完成——不只清楚看出這些病原體是瘟疫的祖先，而且跟現存的瘟疫菌株沒有多少差異：頂多只有數十處的「SNP」。來自其他瘟疫墳場的發現迅速問世，而且新發現至今不斷，每一段新的基因定序都引發一陣騷動。截至本書寫作時，遺傳學家已經定序出將近四十組完整的古DNA基因組。瘟疫歷史演化的全球圖像正漸漸成形。

北京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的崔玉軍，率領三十三名科學家組成團隊，於二○一三年發表了目前學界用來安排系譜分支的模型。他們比較目前已定序完成的所有瘟疫基因組，判斷出一一四二年至一三三八年間的某個時刻，這種瘟疫經歷迅速演化的階段，分成四個分支，並且在進入人類宿主體內後達到前所未有的致病性。崔玉軍的團隊決定將此次四岔分裂稱之為「大爆發」。「大爆發」可謂名實相符，畢竟似乎就是在這一刻之後，黑死病便橫掃中東與歐洲。那一波瘟疫是「一號分支」（Branch 1），也就是一八九四年時，耶爾辛在香港研究的那個瘟疫分支。不知怎的，這個分支在一三四○年代與一八九○年代間，橫跨整個歐亞大陸。也就是說，耶爾辛的猜想是正確的：他所看到的，確實跟歷史上的黑死病是同一種生物。研究顯示，伍連德在滿洲試圖控制的菌株，屬於「二號分支」（Branch 2），是一種在歐洲沒有先例的蒙古菌株。這兩名醫學研究者相信自己對抗的是瘟疫，他們也都沒有錯，只不過新的遺傳科學讓我們了解這段演變的一些基本事實，而這是他們無從得知的。

大爆發之前的主幹，稱為「零號分支」（Branch 0）。關於它如何在幾千年前，從名為「耶爾辛氏假性結核桿菌」（Yersinia pseudotuberculosis）的溫和土壤病原體演變出來的，我們恐怕永遠不得而知。但是隨著更多案例出土，零號分支顯然比崔玉軍團隊不過幾年之前所認知到的更為複雜。假如開封確實在大爆發之前便經歷瘟疫，碰到的就是零號分支；也就是說，跟十四世紀席捲歐洲的是不同的菌株。馬基里奇認為十四世紀時肆虐開羅的那場瘟疫，「在中國害死了無數人」。他的看法正確與否，得端視中國科學家能否找出並分析中國的古代DNA。關於中國歷史上爆發的瘟疫大流行，目前為止尚無任何基因分析。考慮到目前針對瘟疫已經進行的研究，這一切都是從二十世紀的DNA發現往回投射的結果。直到情況改觀之前，馬基里奇的說法正確與否，仍在未定之天。我們必須等到有基因證據才能下定論。未來會有的。

卡法之後

眼下，我們只有文獻。請容我重新回到文獻一次，不是穿越到一三四○年代，而是看看後來發生的事。一三五○年代的紀錄叫人大吃一驚。從一三五二年開始，中國每年至少受到一次大流行肆虐，有時甚至一年兩次，為期十一年，只有兩年的疫情稍緩。

一三五二年有兩起大流行：二月一起，地點是山西省北靠近長城的地方；另一起則是發生在夏天，地點是長江下游的江西省。瘟疫在一三五四年重新在山西流行。同年，北京也發生疫情，史料上稱之為「疫癘」——「疫」是傳染病，「癘」則是「疫」的症狀，也就是皮膚表面的腫塊。「疫癘」與鼠疫的淋巴結腫大之間不難產生聯想。長江流域又受災兩年，疫癘由此傳播到更廣大的區域，感染大量百姓。一三五五年在沒有大規模疫情的情況下度過，但河南省卻在一三五六年出現大爆發。河南省位於華北平原的心臟——一百二十四年前遭逢疫情打擊的開封，就在河南省。隔年，疫情在河南省東邊的山東省爆發，兩年後又出現。山西省在一三五八年再度遭受打擊，而瘟疫在隔年——一三五九年重新出現在山東省。同年，廣東省北內陸爆發疫情，位置與一三三一年大流行的衡州不遠。過了一年，曾經在一三○七年至一三一三年間爆發瘟疫的紹興，受到一場傳染病襲擊。病原體消蹤匿跡，後來卻在一三六二年捲土重來。

我們完全是從官修《元史》短之又短的條目中，得知這些事件。除了皮下腫塊的說法，這些條目沒有提供任何與疫情病原或症狀的紀錄。截至目前為止，還沒有找到其他文獻能告訴我們更多事情。我們只知道，瘟疫在卡法爆發的六年後，一場重大傳染病浪潮肆虐中國若干地區，歷時十一年，規模前所未見，直到一六三○年代才被其他疫情超越。造成這些疫情的，究竟是地方性的病原體，因為環境變動而變本加厲？抑或是從中國境外移入的病原體或新菌株？我們說不準，但對我來說，後者感覺更有可能。

這一波浪潮在一三六二年結束。六年後，中國的大元國便土崩瓦解。一三六○年代之後，中國始終與西邊的蒙古政體保持聯繫，但頻率已大不如前。交流的時間是否足以讓瘟疫溜進來？這是一個無解的問題，但機率感覺相當大。

天山山脈

再多一個猜想。相較於試圖判斷中國究竟是黑死病的起源，還是承接這種疾病的地方——中國與克里米亞相去四千英里，這仍是相當龐大的距離——我們不如尋找既非中國、亦非中東，而是介於這兩地之間的史料，或許可以更有方向。我們仍然可以在某些地方找到屬於零號分支的菌株，也就是大爆發之前的原始菌株。在我看來，這些地方值得更仔細的調查。比起試圖從一號分支在今日世界中出現的地點回追（那幾乎等於全球範圍），尋找零號分支說不定能讓我們更靠近大爆發的地點。

零號分支並未在大爆發中消失，而是持續存在並演化。科學家已經辨識出許許多多的次分支，其中早於大爆發者稱為「古菌株」（Antiqua strains）。事實上，如今沿著新疆與吉爾吉斯的絲路走廊，都能找到古菌株的後代。據崔玉軍的團隊推估，大爆發發生在距離中國更近的青海，而古菌株則順著絲路，西進吉爾吉斯。但是，假如我們把方向反轉，想想看瘟疫傳播的路徑不是沿著這條路從青海往西，而是從吉爾吉斯往東？

二○一七年，俄羅斯防疫研究中心（Russian Anti-Plague Research Institute，位於窩瓦河畔的薩拉托夫［Saratov］）的加麗娜．愛羅先珂（Galina Eroshenko）率領團隊進行研究，帶來關於吉爾吉斯瘟疫菌株的新視野。愛羅先珂的團隊揭露，整段吉爾吉斯—新疆邊界的吉爾吉斯側，古菌株密集的程度令人吃驚。蒙古人稱呼這個高海拔地區為「騰格里山」（Tengri Tagh），也就是「天山」。這些高山相當於構成大元國與察合臺汗國之間的天然邊界。她的團隊還辨識出目前為止，古菌株中最年輕的菌株——也就是說，最接近大爆發發生前那一刻的菌株。該菌株跟大爆發只有兩個「SNP」（鹼基對中標誌著基因突變的變化）。從遺傳角度來看，這真的很靠近。假如我們想根據經驗，針對大爆發的地點做推測，就該好好調查天山山脈。或許這就是伊本．瓦爾迪的「黑暗之地」——他認為蒙古人把黑死病從這個地方帶到阿勒頗。

以前的考古有一個很有意思的發現，頗能支持我們應該重視這個區域的假設。一八八五年，俄羅斯考古學家達尼耶．科沃爾森（Daniel Chwolson）於這一帶作業時，在吉爾吉斯第一大湖——伊塞克湖（Issyk Kul）找到一群集中的墳墓。絲路的其中一條路徑通過這裡，而他在湖畔發現大約三百三十塊墓碑，皆來自聶斯脫里基督徒（Nestorian Christian）社區。這些墓碑上提到一三三八年至一三三九年間，超過六百五十名的死者。面對如此高強度的死亡浪潮，科沃爾森懷疑是爆發瘟疫的關係，只是沒有其他證據。他問：還有什麼別的因素，能導致貿易路線的小社區裡，才一季的時間就有這麼多人倒下？這場爆發的時間，距離第九任伊兒汗不賽因之死僅僅過了三年，比卡法的爆發早了八年。換用科學語言來說——這會不會是零號分支的古菌株？也許。還是說，該菌株屬於後大爆發時期的新分支，正準備在歐洲引發大流行？很有可能。答案目前還在跟我們捉迷藏，但隨著了解更深入，或許將證明吉爾吉斯就是我們尋找黑死病起源地時，應該尋找的地方性黑死病（見地圖2）。

無論科學研究得出什麼結論，蒙古人都將穩居故事的重心。無論瘟疫是乘著商人或軍人的鞍囊，大家都是沿著同樣的狹長地帶移動，這跟蒙古國家選擇開放這些路線的做法泰半脫不了關係。到頭來，他們攻打鄰國時曾經的利器，如今卻是他們垮臺時的共謀。瘟疫的作用等於是最後的仁慈，至少對伊兒汗國確實如此。機動性與戰略位置既能讓大蒙古國得以征服世界，也能瓦解這個國家。因此，阿維斯伯里的羅伯特寫下「瘟疫首度流行於薩拉森人居住的地方」時，他多少是對的，只要我們用「金帳汗國」和「察合臺汗國」取代他的「薩拉森人」就好。寫下瘟疫「不僅攫住，甚至讓月即別人的土地落入陷阱，害死河中地區許多人」的伊本．瓦爾迪甚至比他更接近真相，畢竟他說的地方更靠近天山。

總之，中國不太可能是黑死病的發源地，反而是透過沿著縱橫於內亞的路線移動的商人與軍人，才跟瘟疫的菌株庫有所聯繫。至於瘟疫是何時傳入中國？從何處傳入中國？甚或是否抵達過中國？這些問題都還沒有定論。眼下，尋找大爆發地點時最有機會的地方，就是在察合臺汗國內——內亞的心臟地帶，占據大元國與金帳汗國之間的緩衝地帶；也就是說，第二次大流行既非歐洲的故事，亦非中國的故事，而是歐亞的故事。首屈一指的瘟疫史學家莫妮卡．格林（Monica Green）認為，與其把黑死病當成孤立的現象，我們不如用上述的這種角度，把黑死病看成「一段漫長、共通創傷的起點」。

老鼠找上門

無論一三五○年代與一三六○年代初期的傳染病由什麼樣的基因組成，或是起源於何處，都是破壞性海嘯的一部分，將大元國推向一三六八年的崩解。疾病的風口與乾旱的浪尖在一三五二年相偕而來。歉收、暴動，成吉思世系貴族只能憑藉為繼承權而爭，為階級內部帶來活力。一三六八年九月二十日夜裡，中國反抗軍推進首都，妥懽貼睦爾於是放棄北京，帶著高麗裔的奇皇后和近親們逃往北方。當天稍早朝議時，他宣布準備出發，如常進行前往上都的北巡。但這其實是空話，滿朝文武也都曉得。妥懽貼睦爾已經十年沒有往返上都，原因很簡單——老上都已經沒了。一三五八年末，兩名中國反抗軍將領（以嚇人的外號「關先生」與「破頭潘」聞名）突襲上都，焚毀宮城。元朝迅速糾集部隊，以擊退這場大膽的襲擊。一星期後，關先生與破頭潘往高麗方向遁走，但上都此時已成廢墟，至今猶是。接下來這十年的情勢每況愈下。蒙古貴族為了大位而挑戰妥懽貼睦爾，自稱「紅巾」的中國反抗軍也起身抵抗，逐漸發展成一股蒙古人無法擊破的軍事威脅。

妥懽貼睦爾一行人從居庸關通過長城，往北前往上都。這道門是他治世的一筆輝煌。妥懽貼睦爾在一三四○年代下令在居庸關雲臺上興建佛塔，以紀念他偉大的曾曾曾祖父忽必烈汗——不只是作為建國者，更是以佛教慈悲胸懷統治世界的轉輪聖王（cakravartin）。城門在一三四五年竣工，也就是一三四四年至一三四五年這兩年傳染病期間的第二年。這座城門最了不起之處，在於門道內壁從地板刻到天花板，以六種語言呈現的佛教陀羅尼——有中文、蒙古語（以八思巴文書寫）、回鶻語（以粟特文書寫；粟特文後來取代八思巴文，成為書寫蒙古語的文字）、西夏語、梵語和尼泊爾語（以蘭札文［Lantsha script］書寫）。之所以會刻上這些只有僧人與學者識得的字句，是為了禮讚佛陀，展現大蒙古國對這個普世宗教的支持，以交換佛陀的庇佑，但這份庇佑在一三六八年告終。

假如妥懽貼睦爾離開門拱時有望向左邊看的話，他最後注意到的想必是一隻身穿蒙古袍服馬靴的大老鼠，從雕刻優美的石灰岩塊表面浮出來。這隻老鼠後背著地，怒瞪腳踩在自己肚子上的多聞天王（Vaisravana）。多聞天王的任務是守護北方，保護虔誠信徒不受邪靈騷擾，因此出現在門道的北端。那麼，穿著蒙古衣服的這隻老鼠鬼怪是哪種齧齒類？倘若是蒙古旱獺，那可是為這段瘟疫故事畫龍點睛。但就我們所知，齧齒類與瘟疫之間的關係還不夠穩固。蒙古皇族一行人策馬往北的時候，想必沒有人稍稍留心這隻老鼠。

妥懽貼睦爾在上都度過自己的第一個流亡之冬。他的身體很差，境遇悽慘。由於在上都無法保障自己的安危，他與整個朝廷在一三六九年冬天遷往更北邊的地方，來到草原上一座名叫「應昌」的城池，跟北京的距離又拉開一倍。據說，妥懽貼睦爾在這兒寫了一首長詩，痛惜自己失去的一切。詩中，他為丟掉幾座首都而悲嘆。他歌頌北京是「我那方正筆直珍寶瓔珞的大都」，「我晨朝登其高歡處雲霧中」。這座都城「我在彼將大國之威執於手中，我在彼盡收各地蒙人於眼底。如今我於此無冬宮可避冬。我將我的大都輸掉——輸給中國」。接著他讚賞上都，「噢，我那黃金草原上的上都，古代大汗的夏居，我那黃金草原上的避暑聖所，大智大慧忽必烈避暑的神鶴宮殿」，也是「我於夏居安之地」。然後又是同一個曲調：「我徹底輸掉上都——輸給中國。」

妥懽貼睦爾沒錯，他把一切都輸給中國了。但他流亡的地方稱不上安全。一三七○年，痢疾在應昌爆發，橫掃全城。最後一位從中國內部統治大蒙古國的大汗，就葬送在這種細菌手中——不是鼠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