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青王妃與伊兒汗

大不里士，一二九五年

她坐在丈夫身邊，兩人身下是雕刻繁複的坐榻（見圖4）。一名僕人用盤子端食物給他們。她的丈夫用左手抓著一條手帕；她的左手也拿著什麼——只是我們看不清楚。兩人面對面，一面交談，一面倚著厚實的枕頭。他二十出頭，身形消瘦，名叫「合贊」，穿著蒙古服裝，套著合身的短袖外套，腳上是低筒馬靴。她比他大兩歲，名叫「闊闊真哈敦」——青王妃。「闊闊真」的意思是「深膚色」，有如烏青色的天空，只不過畫家給她畫上與丈夫一樣的膚色與紅潤面頰。她的長絲袍走的是當時常見的混合風：中式的長翻領與寬袖，但袖口以蒙古式收緊，讓穿衣服的人便於騎馬。闊闊真哈敦最引人注目的裝飾，就是那高聳的帽子，頂著毛球與長羽毛——這是專屬蒙古王族的服飾。她左邊的兩名女子也戴著相同風格的帽子，但只有一顆毛球，而非兩顆，表示她們地位雖高，但不及她們的皇后。

這幅畫的背景是大不里士的伊兒汗國宮廷。大不里士位於裏海與黑海之間的山區，是今日伊朗、亞美尼亞、喬治亞與土耳其四國的接壤處。伊兒汗國位於波斯，是一個蒙古人的國家，早在忽必烈崛起之前便已脫離蒙古大汗的統治，畫中的場景或可上溯至一二九五年十月，合贊在此時成為第七任伊兒汗。至於畫家是描繪現場，抑或後來憑想像作畫，我們說不準。可能是後來畫的。但這一點並無大礙，畢竟畫中的要素——尤其是人——完全按照當時描繪蒙古王族佳偶的標準模式安排。中國的御用畫家會把丈夫的體型畫得比妻子高大，但是描繪這張畫的人沒有這麼做——他讓兩人坐在平臺式的王座上，丈夫在我們的左邊，妻子在右邊，高度相同，體型也相同。一張中式門鏈雕花簍空紅漆屏風圍住御臺的三面。根據中國傳統，畫中的男人露出自己的雙腳，而女人則否，不過蒙古女子其實完全不受中國人起於宋代的小腳癖所制約。

青王妃之所以在本書中占有一席之地，是因為她糾纏於十三世紀末連接中國與世界的那面網中。政治上，她之所以坐在伊兒汗的王座上，是因為忽必烈汗讓她坐上去的。地理上，她人之所以在波斯，是因為當時的國際海上交通網，讓她得以從中國家園經海路前往波斯——也就是說，大蒙古國海陸通吃。文獻上，她的事蹟之所以能傳世，是因為馬可．波羅是她的隨員，而且說了她的故事。最後，如果從組織籌畫的脈絡來看，她之所以能成行，則是因為為忽必烈汗工作的波斯平章返回中國，安排財政事務，使她得以前往波斯——中文文獻裡就只有這麼一處提到此人，成為闊闊真曾經活過，以及馬可．波羅曾經到過中國的唯一線索。

波斯平章

在卷帙浩繁的中文史料裡，唯一提及闊闊真之行的紀錄，跟一個中文名叫「沙不丁」的人有關。「沙不丁」相當貼近此人之名的蒙古語發音，但「沙不丁」並非蒙古名，而是波斯名：「Šahab al-Dīn」，意為「信仰之星」。蒙古人偶爾會取波斯名字，但比較可能的情況是此人確實為波斯人，而且肯定是穆斯林。關於沙不丁的家人，我們僅有的一點資料是元朝結束之後所修的官史，內文有一小段提到他的弟弟。其弟同樣為大汗效命，從事漕運，時間則是一二八○年代。

沙不丁和弟弟屬於大批為大汗效力，管理大元國的波斯官吏成員。他們既非蒙古人，亦非中國人。大蒙古國的幅員廣大，因此帶來為數眾多的波斯人。他們不受蒙古人或中國人的人際網路所束縛，只效忠大汗，這很符合忽必烈的需求。忽必烈為這些非蒙古、非中國的族群創造了特別的登記類別，叫做「色目」，字面意思是「各色各目」。「色目」人以西亞人為主體，但波羅家等義大利人亦在其列。地位上，他們比蒙古人低一階，但比蒙古人最早征服的中國北方人高一階，比蒙古人後來征服的中國南方人（稱為南人）高兩階。對於中國北方人，蒙古人用「漢人」這個通稱來稱呼他們，而今人依舊用「漢人」，作為我們所說的「中國人」的族群標籤。

沙不丁首度出現在官修《元史》，是一二八七年六月二十四日的事：有官員建議忽必烈在上海與福州駐軍設置軍區，「以維制沙不丁、烏馬兒等海運船」。沙不丁還掌管市舶司，也就是徵收關稅的單位。例如，我們讀到一二八九年二月二日，沙不丁上繳泉州（東南沿海主要對外口岸）市舶司每年定額的珍珠四百斤（五百三十磅）、黃金三千四百兩（兩百七十磅）。

身為態度積極的財政官員，沙不丁持續受到中國人一連串的批評，反對他對於提高政府歲入的熱情。甚至有一名儒學教師上書忽必烈，指陳沙不丁的暴虐令上天震怒，引發地震與水災。但這位波斯人依舊享有大汗的信任。大汗的信心在一二九○年八月稍減：他向忽必烈奏陳中國地方官盜欺錢糧，請皇帝根據他所說的宋法處置這些賊人——斬其手腕。「此回回法也」，忽必烈不允。隔年饑荒期間，沙不丁挪用錢糧的質疑聲浪，多到讓忽必烈下令沙不丁的妻子遣詣京師作為人質，至於她丈夫的案子就按下不表。後來證明這次的指控純屬流言蜚語，沙不丁則平安度過每一段朝自己颳來的政治風暴。他和弟弟一直為朝廷效力到一三一○年，當時的統治者已經是忽必烈的下兩任皇帝了。

闊闊真妃出發

沙不丁與青王妃之間的關聯微乎其微，但我們正是從這種微乎其微中，一窺大蒙古國涉外過程中隱藏的複雜性。之所以能一窺，則是因為卷帙浩繁的十五世紀皇家類書——《永樂大典》殘片偶然傳世之故。《永樂大典》全書共兩萬兩千九百三十七卷，過於龐大，無法印刷，僅有手抄本，偏偏僅存的抄本又在鴉片戰爭中遭到洗劫北京的不列顛軍隊焚毀大半，只有少數被他們當成紀念品攜出中國。兩名中國歷史學家注意到卷一九四一八的殘片，在一九四五年以一頁篇幅的研究筆記刊載於《哈佛亞洲研究學報》（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引起學界重視。但是直到一九七六年，哈佛的第一任蒙古經典教授柯立夫（Francis Cleaves）一絲不苟地研究這份文件，其他人才意識到其重要性。文件的內容如下：

至元二十七年八月，尚書阿難答、都事別不花等奏，平章沙不丁上言：「今年三月奉旨，遣兀魯呔、阿必失呵、火者，取道馬八兒［位於印度泰米爾納德邦（Tamil Nadu）的科羅曼德海岸（Coromandel Coast）］，往阿魯渾大王位下。同行一百六十人，內九十人已支分例，餘七十人，聞是諸官所贈遺及買得者［身分為奴隸之意］，乞不給分例口糧。」奉旨：「勿與之！」

這份文件遵循常見的中式行文結構，在談及結論之前，先將此前的所有相關文件總結成活動紀錄。文件的內容始於活動紀錄的中段，提到兩名官員——阿難答與別不花，他們上奏章給忽必烈。對於這種溝通方式，英語的標準用詞是「備忘錄」（你不是「告訴」皇帝，而是「提醒」皇帝）。兩人在備忘錄中提到沙不丁的名字，而沙不丁則是在此之前上報，提到三人：兀魯呔、阿必失呵與火者。沙不丁說，此三人是忽必烈派往伊兒汗阿魯渾處的使者。元代沒有別的紀錄曾提到文中這三名使者，但馬可．波羅卻提到他們。他說，此三人確實是忽必烈遣至阿魯渾處，但他們原本就是阿魯渾為請求賜妃，而派去見忽必烈的人。（馬可．波羅還在他那本漫無邊際的故事結尾處，提到阿魯渾掌權的過程。兀魯呔原是阿魯渾叔父的手下，但他在阿魯渾被俘時易幟，將阿魯渾放走，阿魯渾後來才能勝過叔父。）

來自阿難答與別不花的備忘錄，是闊闊真和親團在中文史料裡唯一的耳語聲，而且是非常微弱的耳語。為什麼如此規模的行動，會從史官的眼底下溜過？這值得一問。答案想必與大蒙古國的結構有關。忽必烈是這個超級政體的大汗，但實際上他所統治的只有大元國。成吉思汗的四個兒子的後人分領四個政體，大元國與伊兒汗國（「伊兒汗」意為「從屬汗」）多少算是獨立於彼此，而另外兩個政體——察合臺汗國與金帳汗國——亦如是。嚴格來說，阿魯渾並未依附忽必烈，也無須朝貢，但忽必烈是他的伯公，而這層關係也帶來一定的義務。其一，忽必烈的前任大汗曾經把土地分配給他兄弟的後人，而阿魯渾理應繳納這些土地的地租，他也確實這麼做了。這是其中一個經陸路派遣龐大使團的原因之一：繳納欠租。另一項義務則是，大汗應賜妻給男性親屬，即便親屬是其他國家的統治者。

為此，阿魯渾在一二八六年忽勒塔黑哈敦（Bulughan Khatun，紫貂妃）過世後聯絡忽必烈。忽勒塔黑是阿魯渾的繼母，出身貴族，意志堅定。（馬可．波羅以為她是阿魯琿的妻子，或許是因為她養大了阿魯琿的兩個兒子，也就是自己的繼孫。）忽勒塔黑妃在遺囑中講明，假如阿魯渾在她死後想納妃（他已經有好幾個妻子），新娘必須是她在中國的族人。因此，阿魯渾派遣兀魯呔、阿必失呵與火者至忽必烈處，進行安排。三人沿著今人稱之為「絲路」的跨亞洲路線走，將他的請求呈交給大汗。「絲路」是一個現代用語，但連接中國至中東，遠至歐洲的多條陸路相當複雜，這個詞彙會把複雜的現實過度簡化。「絲路」與其說是一條明確的路徑，不如說是一份旅行計畫、一條安全走廊，會隨著政治情勢、沙漠化而或敞開，或封閉，或改變，而且必然受到兩敗俱傷的衝突所影響。只要旅人的安全可以維持，沿路的小君主同意開放通行，這條路就有可能出現。有些歷史學家稱之為「蒙古和平」（Pax Mongolica），恐怕是誇大了這條旅行通道的穩定程度。不過，蒙古人統治中國這一個世紀期間，地中海與中國東方海域之間的這條通路多少是暢通的。

阿魯渾的使節一抵達大元朝廷，忽必烈馬上為此指定了一位公主，一行人連同公主及其隨員則銜命沿絲路返回。來中國的時候，這條路還能通，但回程卻不行。出發八個月後，整團人因為絲路沿線缺乏保護而折返。那該怎麼辦？

陸路並非從東亞到西方的唯一路線。馬可．波羅在回憶錄中自承，提議走另一條路線完成任務的人就是自己。據他說，他為了大汗交辦的事項前往印度，甫返回中國時，原定前去伊兒汗的使節團也折返中國。馬可．波羅在印度時，兀魯呔、阿必失呵與火者和馬可．波羅的父親與叔父相識。等到三人見到馬可．波羅，聽說了他這一行之後，幾人便向忽必烈提議，讓使團走海路前往波斯，並且讓波羅一家同行。這份新提案也和波羅一家人長久以來辭別忽必烈，返回威尼斯的願望不謀而合。忽必烈先前不答應他們離開，但此時終於同意放他們走。闊闊真一行將走海路。

要是回程又選了陸路的話，沙不丁就不會跟這個故事有任何瓜葛。走海路也就意味著組織使團、籌得經費的任務落到他的身上，畢竟他主管關稅。他為了讓手邊的預算能與此行的開支打平，提交了一份文件，而這份文件被另一份文件引用。假如沒有阿難答與別不花的備忘錄，這個牽涉數百人，為了大汗交辦事項而繞了亞洲一大圈的使團，就不會留下中文文獻。這份備忘錄不僅證明馬可．波羅所說的闊闊真大不里士之行屬實，也證實他確實去過中國。

陸路？海路？

忽必烈將統治範圍擴大到中國時，並未限制自己只能在陸地上追求權力。一旦推向歐亞大陸東海岸，他便試圖擴張到海上，海上還有其他土地可供征服。第一個引起他注意的海國就是日本。

一二六六年九月七日，忽必烈派遣兩名蒙古官員，帶著外交信件前往日本。史官認為這份文件相當重要，因此收錄在《元史》中的兩處：一是世宗本紀，一是談元朝與日本關係之處。文件開頭敬稱忽必烈為「大蒙古國」的統治者，向日本「國王」發出指示。他憐憫日本國王國土之小，但接著指出國王應該以此為優勢：「朕惟自古小國之君，境土相接，尚務講信修睦。」但「況我祖宗，受天明命，奄有區夏」，如今中國不再是個小國，而是大國，「遐方異域，畏威懷德者，不可悉數」。忽必烈挑明，他出征高麗，讓大蒙古國與高麗的關係「歡若父子」——這當然是從「父」的角度為出發點——因此他感到很疑惑，日本怎麼還沒派遣「一乘之使」，以通和好？「且聖人以四海為家，不相通好，豈一家之理哉？」大家都是一家人，而他則是一家之主。這封信以毫不掩飾的威脅作結：「以至用兵，夫孰所好，王其圖之。」

日本對於這項威脅置若罔聞。接下來七年間還有更多信件石沉大海。全世界都注意到了。三個半世紀後，一位中國作者提到此事（絲毫沒有開心的意思），對忽必烈來說肯定是奇恥大辱。「元之盛時，外夷朝貢者千餘國」，他這句話是誇張了。「可謂窮天極地，罔不賓服，而惟日本崛強不臣！」終於，忽必烈在一二七四年下令征日。一支由九百艘船與一萬五千人組成的海軍於是出發。史官宣稱勝利屬於蒙古人，但也提到軍隊紀律不佳，箭矢用盡，只好班師回朝——其實是用迂迴巧妙的方式，承認這是日本的大勝。日文史料提到一場「神風」迫使入侵者撤退，但近年來的考古發現說明元軍之所以戰敗，很可能跟中國船隻狀況不良，設備不佳有關。

忽必烈不斷派出使節，只是徒勞無功。不過在一二七八年，曾有日本商人請求忽必烈放寬購買中國銅錢的限制（銅錢可作為國際小額貿易通貨），而忽必烈認為這是開啟協商的機會，於是同意了。但是到了一二八○年，幕府處死忽必烈再次派來的使臣，證明情況並不如意。此舉讓忽必烈不得不在來年發動第二次征日，但這一回蒙古人依舊一敗塗地，又一場神風為日軍而吹。忽必烈在一二八四年又低調出使一次，派遣一位佛教僧侶為使節，但負責載送使節前往日本的船員們想到自己將遭逢的命運，於是殺害僧人，作鳥獸散。

一二八六年，也就是首度致信的二十年後，忽必烈宣布暫時中止以征服日本為目標。他的理由是南方大越（大越國，中國人稱之為安南）邊境有亂事。「日本未嘗相侵，今交趾犯邊，宜置日本，專事交趾」，忽必烈做出明智的決定。他不希望在海上第三度遭人擊敗，寧可讓大軍在陸地上推進。忽必烈在一二九四年過世後，曾有官員向他的後繼者鐵穆耳提議再度出兵日本。新皇帝諱莫如深，「今非其時，朕徐思之」，意思是「什麼都別做，別想聽到我再次提起日本」。

忽必烈面對日本時所碰到的困難，並不妨礙他往另一個方向的大海發展。早在一二七六年，也就是平宋大致底定時，他就表示是時候征服南中國海，並派出使節通知當地統治者，期待他們歸順。有些統治者回應了。一二七九年夏，占城（越南南部）與馬八兒（位於印度東南的科羅曼德海岸）來使進貢珍物。中國人認為馬八兒距離中國有十萬里遠（實際距離不到五千英里），這麼遠的國家承認他的至高地位，讓大汗龍心大悅。

同理，他對於其他沒有照辦的國家，也感到相當不悅。朝廷派出專使招諭，確保其餘海洋國家來朝。其中一位使節名叫楊庭辟玉，在滅宋的軍事行動中有戰功。他銜命直接前往俱藍——印度西南海岸的主要口岸國家，協商歸順事宜。一二八○年一月，楊庭璧從廣州出航，三個月後抵達俱藍。俱藍國王決定聽從忽必烈的要求，派使者隨楊庭璧前往中國，呈上回回字降表。忽必烈幾乎是立刻要楊庭璧調轉方向，再度於一二八一年初帶著俱藍大使返國，並接觸其他當地統治者。這一回，楊庭璧同樣花了三個月，卻在錫蘭附近海域遭遇風阻，無法完成此行的最後一段。楊庭璧沒有前往俱藍，而是直接西向轉往過去曾來朝貢的馬八兒國，從該地走陸路前往俱藍。然而當地的政局令他無功而返：其中一位領導人希望與蒙古人結盟，另一位卻反對。楊庭璧空手回到中國，但忽必烈命令他第三次帶領使團到當地施壓。一二八二年十二月，楊庭璧借季風之力，三個月抵達當地，並說服三名統治者遣使入中國。

對於遙遠的南亞，這已經是忽必烈所能預期最好的結果了。他對東南亞抱持更侵略性的態度。一二八二年，他派海軍出征占婆，報復占婆口岸捉拿他四名使者的舉動。導致逮捕來使的背景，其實是一場跟大元無關的繼承問題，但這起事件迅速演變成一場為時兩年的抗戰，而最後的結果是蒙古人損失慘重。一二九三年，忽必烈最後一次派兵出海，這一回的目標是侮辱大元使節的爪哇。此次行動同樣發生在一場繼承危機期間，敵對派系試圖利用元軍來謀求先機，結果是元軍再度恥辱性的戰敗。既然地緣戰略條件不允許大蒙古國像跨越陸地那樣跨越水域，元朝於是開始區別「夷」與「外夷」——前者可以透過陸路交通，後者不行。儘管所有夷國都應該歸順於大元，但大元只能邀請「海外」國家加入朝貢體系，無法強迫。

航向波斯

護送闊闊真妃前往的使團原本打算走陸路，畢竟是蒙古人有把握掌控的地方。非得等到情況證明走陸路太過危險時，忽必烈才送她走海路。他並不期待這個使團能迫使海洋國家的統治者屈服，但確實期待這些統治者對他的使節表示敬意。想得到別人的敬重，一行人的行頭就不能小氣，船員、士兵、外交官與僕從的陣容必須齊備。根據馬可．波羅所說，光是闊闊真的隨從就有六百人，其中有一百名女性隨員。我們可以推測水手的人數，由於船隊有十四艘船，至少有四或五艘船的船員達到兩百六十人至兩百六十人，全部必然有三千多人之譜。

大船有四桅十二帆，還能攜帶兩根備用船桅。根據馬可．波羅對其他泉州出發船隻的描述，這些船隻是單層甲板，至少有六十個小艙室供旅客住宿。船體分成十三個隔艙，載運船貨，而使團這一趟則備有兩年分的補給品。每一艘船都拉著兩到三艘勤務船，近距離協助船隻操作，最大者能載送一百名水手。此外，船側還綁了十艘小船，用於捕魚，以及在大船與岸間運貨與乘客。

考慮到從中國來回波斯的旅途之漫長，兩年不可謂不合理，但時機才是關鍵，而這完全有賴於是否搭上季風時間。吹冬風時，風是從東北吹來，是由東往西的理想機會；至於吹多雨的夏風時，風向則轉了半圈，從西南吹來，推著帆船由西而東。風向在四月底或五月初時由東北風轉為西南風，接著在十月底或十一月初由西南風轉為東北風。季風一吹，海面也跟著流動，效果加乘。風怎麼吹？何時吹？這固然有區域性差異，但整體是不變的。

若想在一年內從中國航至波斯，就必須在東北季風風力穩定後馬上起程，通常是十二月。闊闊真一行人從泉州港出發的時間似乎遲了一些，差不多是一二九一年一月。船隊朝西南渡過南中國海，先停靠毘闍耶（Vijaya，即占城），接著通過越南南岸外海無人居住的崑崙群島，往馬來半島南端的新加坡海峽前進。新加坡海峽水淺，需要小心操舵。一旦通過海峽，船隻便轉往西北，駛過麻六甲海峽，前往印度洋。

船隊前進的腳步在蘇門達臘北端的海洋國家蘇木都剌（Samudra，梵語，意為「七海」，今稱亞齊）暫停下來。儘管當地統治者已效忠忽必烈汗，但一行人還是擔心留在當地會有食人族。他們的恐懼並無根據，但他們因此面對港口，安營紮寨，三面挖了壕溝，另外還建了五座瞭望塔。馬可．波羅說，他們即時達成協議，請當地人供應食物。漁獲與當地棕櫚酒的品質，終於贏得了馬可．波羅的心。

之所以在蘇木都剌安營紮寨，跟季風有關係。船隊必定是四月時才抵達蘇木都剌，時間太遲，無法渡過孟加拉灣。一旦吹起夏季季風，豪雨、風暴和逆向的海流會讓船隻無法渡海。非得等到九月，公主與隨員才能繼續航程——根據十九世紀的印度洋領航指南，此時才會重新吹起東北季風。為了渡過孟加拉灣，領航員最好沿著麻六甲海峽的馬來半島一側，讓船隻北航至江西冷（Junkseylon，今泰國普吉島），接著轉向西方，直接通過尼科巴群島與安達曼群島之間。由於馬可．波羅提供對這兩個群島的描述，進而證實這就是他們走的航線。根據他所說的狗頭安達曼島民，以及船隻被樹根劃破等奇聞軼事，看來船隊並未實際登陸此兩群島。

馬可．波羅雖然記錄了使團橫渡孟加拉灣之後的動向，但對於重建闊闊真在印度的旅行路線幫助不大。他提到科羅曼德海岸與錫蘭（斯里蘭卡）的一些地點，但內容不像是日記，反而更像是粗略的旅遊文學。但他一定去過位於坦布拉普尼河（Tambraparni River）河口與錫蘭島可倫坡正西方的馬八兒，因為他提到這座「宏偉、耀眼的城市」，是「每一艘與西方［最遠至荷姆茲（Hormuz）］貿易的船隻都會停靠的港口」。「各地的商人匯集於此，購買馬匹與其他商品。」他大大讚賞當地國王的嚴格執法，「尤其是對待外國商人時。他剛正不阿，維護他們的利益，商人因此樂於來此做生意。」身為商人的馬可．波羅深知，多數口岸當局對於貿易抱持能撈多少是多少的態度，而非鼓勵貿易。

接下來，馬可．波羅的記述帶著讀者從馬八兒繞過科摩林角（Cape Comorin），抵達印度的馬拉巴爾海岸（Malabar Coast）。他提到在這一段海岸，當地風俗允許從偏離航線的船隻上扣押船貨，中國船長自然會因此希望盡速通過。任何將船隻停靠在沙岸邊卸貨的人，都會盡力在四天內離開，以免貨物遭受襲擊或是充公。馬可．波羅描述海岸邊面對印度洋的港口國家，一個接著一個，卻完全沒有提到闊闊真的使命。由於他的港口清單中還包括非洲海岸的桑吉巴（Zanzibar），但闊闊真顯然沒有到過此地，我們因此無法將第一手與第二手報導分開，無法得知使團曾確切停留哪些港口。

馬可．波羅聲稱，前往波斯灣口的荷姆茲，花費眾人十八個月的時間。假如他是從泉州，也就是他和闊闊真於一二九一年一月出發的地方起算，抵達荷姆茲的時間就是一二九二年六月。但西南季風會讓船隻無法在此時渡過阿拉伯海。他必須在蘇木都剌等到夏季季風結束，因此這十八個月必然是由此起算。馬可．波羅在回憶錄的其他篇章，提到商人會在荷姆茲閒坐整個冬天，等待來自印度的船隻在冬季的尾聲抵達當地，因此船隊可能是在一二九二年跨一二九三年的冬天來到荷姆茲——從中國出發的這一程，整整用了兩年時間。

說穿了，可憐的闊闊真妃在船上待了很長的時間。由此看來，使團除了護送公主之外，可能還進行了其他任務。公主固然造訪了諸多口岸，但我們無法揣測忽必烈是否刻意施壓其中任何一處的統治者。不過，我們可以確定他絕不會放過任何機會，提醒外界他有多偉大。這一次的任務除了是二度嘗試護送新娘之外，也是忽必烈表彰那些在一二八○年代進貢使節的時機，提醒所有印度洋小國統治者，他才是至高無上的君主。

新郎先走一步

一二九三年初，使團渡過阿拉伯海，抵達波斯灣口的荷姆茲，接著走陸路前往伊兒汗國首都大不里士（位於今日伊朗西北）。然而，他們上路之後，才得知阿魯渾已經在一二九一年，大約在船隊通過麻六甲海峽時過世了。現在沒有新郎，闊闊真該何去何從？伊兒汗國如今掌握在阿魯渾之弟——海合都手中，他比阿魯渾之子合贊技高一籌，成為第五任伊兒汗。海合都收繼阿魯渾的妻子們，但他對闊闊真沒有權利，畢竟婚禮尚未進行。使節們對於處理這個情勢感到棘手萬分，於是派信差回國向忽必烈尋求指示。回覆時，忽必烈指示不該把闊闊真交給海合都，原因可能是認為海合都不在合理的繼承順位上，因此不該將闊闊真許配給他。總之，海合都並未就此事與忽必烈商量。於是，使者把她交給合贊。

當時，合贊人在波斯的東部國界，鎮守隘口，海合都八成是用這招阻止他靠近政治中心。一旦忽必烈對於此事的意思為人所知悉，海合都也無從置喙。使團離開海合都的宮廷，前往東部城市阿卜黑爾（Abhar）。馬可．波羅對這一段行程著墨不多，但我們可以從拉施德丁（Rashīd al-Dīn）所編纂的蒙古世界史中找到故事發展。拉施德丁是伊兒汗國御醫，猶太人，改宗伊斯蘭，並且在合贊統治後期受拔擢至丞相之位。根據他的記載，「阿魯渾汗派火者等使節至大汗處，帶回與大忽勒塔黑同族的女子，接過她的位子」。（還記得嗎？沙不丁為了這個海路使團的開支而上奏，內容提到伊兒汗派遣三名使者前來中國請求賜妃，火者就是其中之一，另外兩人在回程時過世。）拉施德丁還說：「除了闊闊真公主，他們還帶了來自契丹與中國、符合國王地位的奇珍異寶。」完婚之後，「合贊將一頭老虎連同其他禮物送給海合都」，也就是從忽必烈送來的嫁妝中撥出一部分，以符合蒙古人分享「戰利品」的習俗。

任務至此完成，波羅一家人與其他人返回大不里士的海合都宮廷。他們為了通關許可等了九個月——威尼斯的距離遠比過去二十四年都近，這九個月感覺就像乾等。好不容易，伊兒汗才允許他們離境前往威尼斯。海合都發給他們大汗使節專用的特別通行證。這種通行證是一塊厚重金牌，長度將近一英尺半，上面寫著：「崇敬長生天，光榮大汗之名，傳頌千秋萬世。」通行證上還提到，若傷害持證者，視同攻擊大汗本人，違者處死，全家財產沒官。馬可．波羅心知肚明，無論威脅多麼嚇人，他們一家人是否能安全通過，其實完全仰賴他所謂的「必要預防措施」——海合都派了兩百名騎士，護送他們離開自己的國家。波羅一家策馬前往黎巴嫩海岸，乘船至君士坦丁堡，再從當地前進威尼斯。始於一二九一年的這一程終於走完，如今已是一二九五年。

銜命執行此次任務的人可是損失慘重。根據馬可．波羅所言，公主的隨員原有六百人，等到他離開大不里士時，只有十八人還活著。至於其中的百名女子，文獻中的說法各不相同。標準義大利語版本中，只有一名女子過世；但在威尼斯方言版中（一般認為內容有誤），結局則大不相同——除了一名女子之外，其他全部身亡，而唯一的例外就是闊闊真。

波羅一家返抵故鄉那年的秋天，海合都被手下的軍隊將領絞死。有很多原因讓他不受歡迎：對於繼承合法性的質疑，加上縱情酒色、雞姦的指控，以及對一般人來說最關鍵的——他引進元朝風格的印刷紙幣。這些紙幣作為法定貨幣，在大元國使用情況良好，但對伊兒汗國來說卻是前所未有。沒有商人願意收受，波斯經濟因此陷入停頓。王位一開始落入海合都的堂兄弟手中，但合贊最後出兵干預，擊敗第二個篡位者，在一二九五年十月奪得大位。差幾星期就滿二十四歲的合贊，成為第七任伊兒汗，青王妃則成為他的王后。本章一開頭提到的那幅畫，可能是在此之後不久所繪製。合贊命丞相拉施德丁撰寫史書，讚頌自己家人的榮耀，而這幅畫就出自其插圖本。

等到一切塵埃落定時，忽必烈已經離世一年了。他的孫子與繼承人鐵穆耳仍然關注伊兒汗國事務，包括寄給合贊一枚官印，上面用中文寫著：「王府定國理民之寶。」這段用字有點普通，顯示鐵穆耳的幕僚在拿捏伊兒汗國及其統治者的地位時，沒有十足的把握。這枚印章現已不存，而我們之所以知道上面刻了什麼，其實是因為合贊在一三○二年致信教宗波尼法爵三世（Boniface III），提議與十字軍合力將埃及馬木留克（Mamluks）勢力逐出勒凡特，而信上出現這枚印章的印記。這封信至今仍保存在梵蒂岡的檔案館中。合贊不懂中文，不知道印記上寫著什麼，想必他得請教闊闊真。合贊認為在自己的外交信件上用此印是很恰當的做法，我們因此得知：即便蒙古帝國的四大汗國彼此漸行漸遠，但帝國整體對外界來說仍具分量。

今人記得合贊，是因為他讓波斯從信奉佛教轉為信奉伊斯蘭。他採用「馬哈穆德」（Mahmud）為名，要求子民信仰伊斯蘭蘇非派（Sufism），過程中消滅了伊朗佛教。西亞地區的其他蒙古統治者採取一樣的做法，最後由蒙兀兒人（Mughals）將伊斯蘭帶入印度。改宗一事雖然沒有斬斷合贊與蒙古世界的關係，但確實削弱了他與東方的文化紐帶。即便如此，合贊與後人統治時，伊兒汗國仍與大元國保持外交聯繫，最晚到一三三○年代都還會派代表前往北京，維持良好接觸。

至於青王妃，她完全從眾人視野中淡出。假如她有為合贊生下兒子的話，說不定還不會消失得如此徹底。但就生兒子來說，合贊的運氣實在不好。儘管有八名配偶，但他在一三○四年以三十三歲的年紀過世時，卻只有一個女兒活了下來。此時，闊闊真已經死了五年。他唯一的兒子在四年前就走了，年僅兩歲。馬可．波羅比他幸運多了。重返威尼斯的五年後，他在即將奔五的年紀，與多娜塔．巴多爾（Donata Badoèr）成婚。他臨終前，巴爾多與三個女兒，連同他從大元國帶回來的蒙古僕人彼得（Peter），都陪在他身邊。他最後恢復彼得的自由身，並賞給他一筆一百里拉的小錢，此後彼得也消失在視野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