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失土之民

長江三角洲，一六四五年

一六四四年四月二十五日，崇禎帝意識到自己在紫禁城內幾乎孤立無援。十七年前，他以十六歲之齡登上寶座。如今來到三十三歲的他，只能靠自己了。叛軍將領闖王李自成已經率軍通過居庸關，突破這一帶的最後防線，兵臨首都。兩天後，他致書要求崇禎帝歸順，由他保護。隔天，內閣最後一次開會。面對如此厚顏的叛國之舉，皇帝的幕僚無法就處理方式取得共識，但崇禎帝決定不向這些叛軍投降。他把眾皇子偷偷送出宮，接著在來晨集合留守的家人。

他先是命令皇后自殺，免得落入叛軍手中，接著要求貴妃和兩名女兒也自殺。幾個人想必心驚膽顫，畢竟他持劍要刺死他們。坤儀公主當場死亡，長平公主則是斷了一臂，奄奄一息。皇帝接著背對這片血腥，從北門離開皇宮，爬上皇居後方的煤山。隨後發生的事情有許多版本，有人說，太監發現崇禎帝的屍體掛在樹幹上晃盪，皇帝用自己的腰帶繞過脖子，打了結；有人說，太監在一棵樹墩旁找到他——據說，砍了樹的人若非一位忠僕，就是起先絞死他的人；還有人說，皇帝的屍首邊有一張破破爛爛的紙，上面寫著「天子」，而這張紙不在崇禎帝手中。另一個版本則是他有留下遺書：「朕死無面目見祖宗於地下。自去冠冕，以髮覆面。任賊分裂朕屍，勿傷百姓一人。」

對闖王來說，崇禎帝死得正好。意在取皇帝而代之的他，不用面對尷尬處境，無須想方設法處理自己抓到的前政權皇帝。崇禎帝的死——顯然是死於自己的手——為他開了一條康莊大道。但闖王也不完全是傻瓜，他心知肚明，面對其他叛軍競爭者，自己的軍事地位並不穩固，何況大明還有龐大的山海關守軍與女真軍隊對陣中。儘管如此，他仍然登基，宣布建立新王朝，並派兵前往山海關，試試看自己能否摧毀大明的最後力量。結果，他派去的那支軍紀不良的部隊，反倒被大明與女真聯軍擊敗。闖王此時只能放棄北京，讓自己短暫的王朝土崩瓦解。他逃了一年，最後死在鄉兵手裡。

現存沒有任何中國繪畫，是以崇禎帝生命中最後一個早上的事件為主題；箇中原因可能是從來沒有人畫過。為衛匡國（Martino Martini）發行《韃靼戰紀》（How the Tartars Laid Waste to the Chinese Kingdom）的出版商，可沒有因為缺乏視覺素材而卻步。他委託插畫家畫了十三幅插畫，放在這本以大明滅亡為主題的書中，說明各起事件。連環畫中的第六幅，結合了崇禎帝殺害女眷與自縊煤山的畫面（見圖12）。插畫家沒有資料可供參考，於是把皇宮畫成義式別墅，圖中的男性都戴著奧斯曼式的頭巾，畢竟頭巾是東方人標誌性的頭飾。衛匡國本人想必會更清楚情況。身為前往中國的耶穌會傳教士成員，大明亡國時，他就已經在中國了，只不過他是在杭州，而非北京。返回歐洲後，衛匡國旋即聯絡安特衛普的出版商，於一六五四年印行氏著《韃靼戰紀》。這本書在歐洲一時洛陽紙貴，出版當年在科隆、阿姆斯特丹、台夫特、巴黎、馬德里與里斯本便出現五、六種譯本，隔年在倫敦也出現英譯本。插圖本在一六六一年於阿姆斯特丹問世，書名略經更改，而衛匡國此時已返回杭州。從大量的複本傳世來看，這個版本賣得很好。衛匡國不大可能有機會看過或修正這些插圖，因為在那年夏天，他死於杭州。

據合理推測，衛匡國一六四四年時人在杭州。杭州是浙江省省會，也是中國江南——「長江以南」地區幾個最重要的城市之一。江南位於繁榮的長江三角洲，是晚明經濟的心臟，是文藝全盛時期的中心，也是耶穌會傳教士的沃土。儘管耶穌會士過去曾見逐於南京，但耶穌會傳教士和他們的中國社群仍然活躍於整個長江三角洲，尤其是杭州與上海。這裡的新信徒擁有資源，能承受立場迥異的官員帶來的壓力，讓這種新信仰保持活力。關於大明亡國，衛匡國從江南講述了他的版本，接下來換我了。

凶兆

董含是十六歲的小夥子，住在松江城。松江是長江三角洲的另一座重要城市。據董含所說，當時局勢「海內鼎沸」。叛軍崛起於乾熱的西北，女真軍隊則直指長城，地方治安瀕臨崩潰。他留下一部東寫一點，西寫一點的回憶錄。據他記憶，由於擔心遭遇不測，於是他們家「避亂轉徙，卜居三岡之東」，離上海以東約三十英里，跟東北方的杭州距離大致六十英里。「敝廬數椽，足蔽風雨，晝耕夜誦，人事都絕。」

董家人受過教育，但並不富裕，也不突出。他們缺乏在政治層面行動所需的資源，一旦面臨失序的威脅，只能逃離松江（畢竟城市總是目標），躲到人跡罕至的鄉間，希望亂世中的悲劇不會掃到自己身上。由於得不到松江等縣城的邸報，謠言便成為他們僅有的資訊來源。一六四四年至一六四五年間，傳言變得愈來愈讓人難以承受，董含留下了紀錄。

據說在臨清（大運河在北京以南的重要河港）有一家人怕食物吃完，於是貯藏幾斛豆子以備不時之需。他們打開袋子一看，發現豆子都變成人頭的樣子：「有老者，少者，或類哭泣，或如婦人者。」儘管幾天之後，豆子就恢復原樣，但這總不是個好兆頭，彷彿老天爺在說世局即將大變，人頭將要落地。

再往南走，來到黃河南岸。董含聽說有人看到半空中出現一座大城。「樓臺牆堞，無不備具」，據他所聞，那座城就這麼閃現，從自午時至申時才消失。靠近海濱的淮安城，城裡東嶽廟殿前大樹無緣無故「樹泣」，三日才止。他還聽到離家更近的地方，有百位難民從蘇州乘船而來，結果遇上龍捲風襲擊，被吹到數百里之外的海上。強風吹拂之際，一群身長兩丈的藍臉夜叉爬上了船。船上只有兩名乘客攀在船毀後的殘骸上，倖存下來，講述這個故事。

反常的生產，成為常見的傳聞內容。在董含的老家松江，有匹馬生了蛋，大如鵝；有顆雞蛋孵出一隻三隻腳的雞。不過，相較於怪誕的孕婦產子，這些反常都還是小意思。長江口的崇明島上，有名孕婦生了十三名新生兒，每個小兒都只有五、六寸長；松江一婦人產子，其子有三隻眼睛，額有兩角，中間的眼睛閉著，另外兩隻睜開來。在這兩個案例中，生下來的怪物都沒有好下場——三眼兒被殺，十三個胚胎則丟進海中。

自然界如此動盪，連鳥兒都感受到混亂。有人在松江城東門發現有奇怪的白燕（白色是喪事的顏色）在門洞築巢。一晚，一群貓頭鷹聚集在松江鼓樓屋頂上，百鳥哀鳴，有如鳴鼓一般。聽在董含耳中，有如「數萬鬼哭」。

別的故事則隨著女真入侵者推進三角洲而展開。有人謠傳，勇冠諸軍的名將張繼榮騎著馬，全副軍裝，帶領數騎來到旅店外，呼人拿來酒食。直到一名老人把張繼榮的屍首從戰場上載走，來到同一間旅店，張繼榮才消失。傳說中的上海大力士喬將軍不願被俘或被殺，於是自裁。一個月後卻現身在自己的墳頭，對著選擇向征服者投誠的兒子一陣亂棒，將他打死——董含喟嘆，「忠義之氣，久而不衰如此」。誰對，誰錯？誰該活，誰該死？不見得所有受害者都有討公道或是復仇，不過松江那名三眼兒有，他穿著黃金甲，以一名全副武裝的戰士之姿，出現在他父親的夢中，誓言報復。他也成功了：一六四五年九月二十二日，叛軍偽裝成勤王部隊，攻入松江城，三眼兒的父母也被亂兵所殺。

夢境、復活與鬼神；預兆、嫌惡之事與異象。人間與異界之間的高牆垮下了。一六四四年至一六四五年是個漫長的年分。一支軍隊接著一支軍隊，一個城市接著一個城市，女真占領軍往南推進，明朝滅亡。對於在這段時間生生死死的大明百姓來說，這不過是日常而已。這幾年實在太過難熬，許多像董含這樣的人若非寫日記，就是把自己經歷過的困頓寫進回憶錄，為的是不讓這些記憶失去，為的是讓後代能從他們的掙扎中學到教訓，免得過於自滿，讓這種規模的慘劇再度發生。

天地失序

陳其德不像董含那麼年輕，當災難在一六四○年代年代降臨江南時，他已經七十多歲了。陳其德是一個老師，家住桐鄉，距離董家不到五十英里。他這輩子沒有什麼大成就，但他留下兩份鉅細靡遺的紀錄，描繪崇禎帝死前那幾年的世局。陳其德的紀錄之所以能傳世，是因為子孫中有一人將之夾帶在陳其德薄薄的家訓中，用《垂訓樸語》這個貌似無害的書名刊行。今天，這份地方性的出版品只有一個版本流傳下來。從他的描述中，我們得知董含費盡心力蒐羅記錄的慘況與凶兆，並非突如其來的脫序，而是被若干年來災難的潮浪沖進江南的船骸。

在陳其德描述那些年的慘劇之前，先回到一五七○年代，從自己孩提時談起。當時，寶座上坐著的還是童年登基的萬曆皇帝，「在在豐亨，人民殷阜。斗米不過三四分，欲以粟易物便酸鼻。棄去豆麥，則委以飼牛豕。而魚鮮割肉之類，比戶具足」。對陳其德來說，此番情境稀鬆平常。相形之下，後來的日子實在天差地遠。「人以為長享如是耳，豈知人心放縱，天道罪盈？」

宦官於一六二○年代亂政，「天怒於上，民怨於下」，導致大環境在整個一六三○年代不斷惡化，反映出上天的不滿。但當時的天災完全無法與一六四○年發生的慘況相比。「大雨積雨彌月，較之萬曆戊子，水更深二尺許。四望遍成巨浸。舟楫艤於牀榻，魚鰕躍於井竉。」接下來，他訴諸一段老生常談，來描述洪峰淹沒整個鄉里的景象。「有樓者以樓為安樂窩，無樓者或昇於屋，或登於臺。惟慮朝之不及夕。」穀價騰高，多數人都買不起。等到洪水退去，「吳興之農父，重覔苗於嘉禾，一時爭為奇貨。即七月終旬，猶然舟接尾而去」。

隔年——一六四一年，情況每況愈下。這一年的天災，始於一場又快又急，範圍甚廣的旱災。「河流盡涸。米價自二兩驟至三兩」，簡直是前所未聞的價格：

雖麥秀倍於他年，終不足餬口。或齧糠粕，或齧麥麩。甚或以野草樹膚作骨，而糟糠佐之。即素封之家，咸以麵就粥。兩餐者便稱果腹，而一餐者居多。夫棄其妻，父棄其子，各以逃生為計耳。若動用什物，山積於市，得用者半估攜之而去。

貧困的程度由尋常發展到極端：

不惟稱貸之門絕，即典質之物亦竭。呼天而天不應。叫闙而闙無路。故朝而宛轉呼號，暮而膝行匍匐。一有傾跌，便如在怒濤中，不能復生。或餘粒尚舍，而已僵仆矣。仁人君子有不見之而泣數行下乎？

其他天災隨著乾旱而來。先是蝗災遍野，把地上最後一點作物吃個精光。接著是疾病：打頭陣的是痢疾，病況之慘烈，「且疫痢交作，十室而五六」。沒有棺木可擺放的那些屍體「不過以青蠅為弔客，以蒿蒲為窀穸。舉而棄之長流者，不知幾何矣」。瘟疫在冬天稍歇，但隔年五月又捲土重來，這一回的染病比例「十室而八九」。許多染病的人家甚至全家病倒。「甚至一二十口之家，求一無病之人不可得。又或一二十口吼之家，求一生全之子不可得。」屍體的處理成為無法解決的問題。「故始則以棺殮，」陳其德寫道，「繼則以草殮，又繼則棄之床褥。屍蟲出戶外。」桐鄉地方上樂善好施者糾集眾人，掘地挖坑，設置專為棄置城內死者用的墳地，「或五十一壑，或六十七十一壑。不三月而五六十窖俱滿」。醫生意識到自己對這種疾病不僅束手無策，也無法舒緩。陳其德說，結果「維時醫者門庭若市，即庸醫豎子亦奔走毋寧。彼謂生意之太廣，吾謂死機之益橫也」。

桐鄉並非孤例。氣溫下降（始於一六二九年）與乾旱（始於一六三七年），讓這個國家陷入千年來最嚴重的情況。陳其德在家鄉目擊到的一切，在整個長江上下游與中國北方都有出現。等到一六三九年，饑饉到處都是，許多地方更是一連發生好幾年。因為旱災而缺糧的地區不僅最容易遭受蝗害，也是流行病容易發生的地方——一六三九年與一六四○年是間歇發生，接著一六四一年則是全面爆發。從一部接著一部的地方志來看，相同順序的事件在未來三年接連展開：一六四○年整個春、夏季無雨；蝗害在七月發生；八月的降雨讓蕎麥抽芽，但九月的霜害卻把穀子打落；十一月饑荒，十二月同類相食；疫情接著在一六四一年春天爆發，十戶人家有七戶家破人亡，有些地方更是滅了全村。這種事件順序在一六四一年再度上演，蝗蟲在九月出現，接著是饑荒，然後傳染病又在一六四二年與一六四三年流行起來。

最後一次大爆發是一六四四年春天，疫情橫掃整個華北平原，並急速沿著大運河發展，及於江南。人在蘇州府的目擊者徐樹丕，在私人回憶錄中提到這種「瘟」最早在北京爆發，然後在該年初往南發展到長江流域。他記錄道，染疫者會咳血，出現這個症狀的人很快就會死去。京師當地稱之為「西瓜瘟」，因為據說病人咳出的血塊，大小跟形狀有如西瓜。徐樹丕還提到這是一種夏天的疾病。百姓的反應是請人跳大神，花大錢在瘟神廟辦法事消災，在無可奈何中期盼平息瘟神莫測的憤怒。江蘇當地的醫生吳有性覺得實在也不能責怪老百姓，這種「瘟」與已知的模式並不符合，讓他不得不放棄「疾病潛伏於人體，只有在季節突然轉變時才會爆發」的舊有觀念。他堅稱，這種傳染病與季節反常無關，而是從體外侵入，展現出超乎其他任何疾病的毒性程度。吳有性對於如何分析「瘟」感到棘手。「然氣無形可求，無象可見，况無聲復無臭，何能得睹得聞？人惡得而知其氣，又惡得而知其氣之不一也。是氣也，其來無時，其著無方。」吳有性相信「時疫之邪自口鼻而入」，而他唯一的藥方，就是用檳榔搭配木香與豆蔻服用。

假如真是鼠疫，那麼中國並不孤單，因為這種病原在大致相同的時期裡，同樣在歐亞大陸的西端爆發。稍微提幾個例子：一六二五年的倫敦（約四萬人死亡）、一六三○年的威尼斯（約五萬人死亡）、一六三二年的紐倫堡（約三萬人死亡）、一六四二年的開羅（約一百八十二萬人死亡）、一六五一年的巴塞隆納（約一萬五千人死亡）、一六五四年的莫斯科（約二十萬人死亡）、一六五六年的那不勒斯（約十五萬人死亡）、一六六三年的阿姆斯特丹（約五萬人死亡），以及一六六五年再度於倫敦爆發（超過十萬人死亡）。是鼠疫在這些年間重回歐洲嗎？瘟疫學家對此還沒有共識。有人主張來自內亞的鼠疫再度感染歐洲，有人主張這種細菌早已在歐洲內部找到生態棲位，並且在小冰河期所創造的特定條件下再度現身。除非我們確切得知明代中國爆發的確實是鼠疫，才能知道上述哪一種解釋符合中國的情況。

由於氣候跡象顯示歐亞大陸兩端的中國與歐洲，經歷了大致相同的嚴重情況，因此很有可能面臨的是同一種疾病。歷史學家傑佛瑞．帕克（Geoffrey Parker）蒐集世界各地極端氣候的證據，顯示氣候從一六二九年起發生重大轉變，影響幾乎及於全球。惡劣天氣在這一年襲擊歐洲，先是暴雨，接著轉為乾旱。隔年，北印度經歷全面的乾旱，而且延續到第二年。這些劇烈的天氣在一六三○年代稍有緩和，然後在一六四○年捲土重來：一六四○年至一六四二年間，墨西哥谷滴雨未降，妨礙整個美洲地區從一六四○至一六四四年間樹木的正常生長（麻薩諸塞灣與乞沙比克灣冰封，北美洲東岸所有沿岸河流亦然），尼羅河在一六四一年降到史上最低水位，印尼稻米收成也在一六四一年與一六四二年下降。據帕克分析，有些地方比其他地方更能有效緩解氣候變遷的壓力。國家若擁有基礎建設實力能夠確保食物來源，甚或是改變食物來源，就能比缺乏彈性的地方表現更好。

面對大規模生態危機，大明國原本應該是人人看好的倖存者才對。大明的優勢在於暢通的行政體系，而且有能力吸引人才為之效力。向來有人主張大明的脆弱環節在於無法維持驛站體系，而中央政府必須憑藉驛站，才能保持國內各地的聯絡。一六二○年代的預算緊縮，導致政府關閉人口較少、活動較低地方的驛站。驛站體系是由軍方所營運，關閉驛站等於讓身強體壯的士兵就此失業——闖王就是其中一人。當這些人由官兵變強盜，自己掌握權力之後，便有足夠實力能拔除行政體系中如今暴露而不設防的孤立節點，而且是一個接著一個地拔除。等到乾旱與寒冷充實了追隨者的人數，叛軍也隨之控制了大明在長城範圍內的北方領土。大明軍隊在實力所及之處還能擊退叛軍，但在長城之外還有其他軍隊等著他們。

一人響應

一六四四年的農曆新年在國曆二月八日，這天祁彪佳在新日記本寫下了第一頁。一六四四年是甲申年——傳統上，在中國人使用的這種六十年循環紀年中，甲申年是最不吉利的一年。祁彪佳在日記中提到，當地算命的已經警告大家這天諸事不宜。但祁彪佳有事得做，他在大年初一早上搭著小船出門，把米從祁家的倉庫送去給堂兄弟，再請他們把米分給族裡比較拮据的人，好讓祁家不至於有人挨餓，如此一來，祁家每個人值此亂世，都還會保有向心力。當天下午，他請鄰居來家裡，同樣從倉庫中取米，分送給村裡的貧苦人。時局危險時，饑民堪比火藥庫。等到完成這些應盡之事，他晚上就待在家裡，隔天一整天也是。初一這天的天空相當清朗，經歷前幾天的壞天氣之後，算是撥雲見日了。即便如此，祁彪佳還是留在家裡過年，放棄往年呼朋引伴慶祝的做法，足不出他那大宅院。午餐後，他監督家丁操練，讓他們保持警戒，但人都還是在宅子裡。

祁彪佳住在杭州東南的山陰縣。亂局在整個長江三角洲，以及更北邊的地方醞釀，而山陰還處於邊緣。對所有山陰人來說，先前那三年都是記憶中最糟糕的時候。肆虐整個地區的乾旱、饑荒和傳染病並未放過山陰，盜賊出沒則是可預料的結果。比起那些先自己離世的人來說，祁彪佳對災難做了更充足的準備，不僅操練鄉兵，更發放穀物賑濟，讓鄉民放心，跟自己站在同一陣線。通常他這種地位的鄉紳，不該躲在故里維護秩序才是。他是知名學者，也當過高官，原本該居於省或國家級的職位，貢獻專長，但他的仕途並不平坦，只不過在這個困頓的年代，坎坷倒也不讓人意外。十六歲時的他相當早慧，通過了鄉試，接著又在二十歲時通過會試，成為明日之星。二十一歲擔任興化府推官，二十八歲升為右僉都御史，剛直但有點缺乏想像力的崇禎帝也注意到他。但祁彪佳堅守原則的程度，讓他沒那麼適合從政。御史的工作是指出行政上的缺失，而他脾性如此，對這份工作並不理想。他跟京裡的高官實在作對太多次，而後在三十二歲之年要求辭官，返鄉照顧年邁的母親。

接下來九年，他都留在家鄉，為鄉里推動建設，從事慈善活動。等到朝廷召他回北京效力時，日子已經來到一六四二年，而叛亂也幾乎肆虐整個北方。換作別人，才不會從南方北上擔任這些官職，但祁彪佳會。儒士的使命在於有益於生民，而他最崇高的職責，便是在命令下來時——也就是此刻——為自己的主君效命。有權勢的人只會弄權以獲得更多，而小官若不是為虎作倀，就是袖手旁觀。上任才不過一年，祁彪佳便再度請求還鄉，此時他四十一歲。中央政府在這種艱困的時局中已經很難運作，但他的請求還是獲准了。他就這麼返回山陰老家。

相較於其他同時代的人，我們對於祁彪佳的了解更多，原因正是因為他的日記。無論在朝還是在野，祁彪佳幾乎天天都寫點什麼。他寫日記的習慣其實沒什麼了不起。很多人都有這種習慣。真正了不起的是，他有十四年分的日記能傳到二十世紀，首度出版，成為明末世局的紀錄。

初二——一年最不吉利的一天過去之後，祁彪佳開始做事了。雖然這天有雨，但他還是到社廟和佛寺拜拜，有如平常新年時。隔天早上，他跟大家一樣，在一年之初去掃祖先的墓。到了下午，他沿著自己宅院的新土堤上種樹。當晚他率領家丁，沿著同一道土堤夜巡。他在巡邏完之後接獲急報，得知先前挺身而出，為南鄰金華組織防務的友人成功突襲剿賊，擒斬甚眾。隔天早上，祁彪佳又開始監督鄉兵操演。下午，一行人在宗祠集合，演練戰技。夜裡，另一位來自金華的朋友路過拜訪，告知自己住的地方已落入盜賊手中，因此被迫前往杭州城。友人詢問祁彪佳能不能撥出幾個鄉勇，值此危亡時給自己一點幫助。人人都在求助。

長江流域盜賊肆虐，但對大明疆域來說，震動北方的叛亂比盜賊還要危險。過去十多年，農民軍突然在中國北方各地激增，幾名叛軍領袖都擺好架式，準備追求大位。闖王正準備登基。地方上的災情讓祁彪佳實在忙不過來，到三月十八日才有工夫在日記中寫下這些事情。他在這天提到友人「過訪，言闖賊入秦之事」。同一天他收到信，得知自己因病乞身延長告假之事已經開始處理了。即便時局這麼亂，政府機構仍然保持運作。

祁彪佳的心意，在五月五日的日記裡有了改變跡象。儘管北京政局一片混亂，但他為皇帝效忠的崇高使命還是擺在那兒。「予以西北之事決裂至此」，他指的是迅速蔓延的闖王之亂，「君父之憂，臣子誼豈能安？」寫在日記裡的東西，不見得就是最後的定案——兩天後，他請一位好友過來家裡，幫助他決定進退。他在兩天前下的決定之所以有了變化，可能是因為當天稍早有人告訴他叛變的最新消息。闖王已經擊敗迎擊他的軍隊，如今兵分三路，劍指首都，北京今已戒嚴。

祁彪佳為北返復職做準備，同時處理家事時，不尋常的熱天開始困擾他。四月十六日，他已經寫了「熱甚，如中夏」。到了五月七日，他把措辭從「熱甚」改成「熱極」。後來幾天下了一點雨，但先前已經有五個星期沒有像樣的降雨了。炎熱間，他只能躺著——還有擔心會不會有另一次乾旱在發展當中。隔天，他開始準備前往京城復職的行李。但是再過一天，他就得知北京有官員向崇禎帝提議棄守北京，南遷於陪都南京。祁彪佳回政府做事的這一程，說不定會比原本計劃的距離來得短。

災禍的消息透過一份又一份的塘報，傳到他這兒來。出發的第二天，祁彪佳從信上得知闖王的軍隊剛抵達山西，距離北京還有一段距離。但到了隔天——五月十一日，他又收到一封信，信上說叛軍已經包圍，還說崇禎帝在三月三十一日朝會時為自己的無力而落淚。不過，三天後卻有友人收到京裡親戚的信，說：不，闖王的軍隊還沒有進入京畿，但沒錯，群臣是倡議遷都南京，而皇帝拒絕後撤。隨著祁彪佳跨越長江流域，傳來的消息也愈來愈糟：此將戰死，彼城陷落，京師受到威脅。當地同僚開始討論把每年應上繳的糧食換成現金，為軍隊籌資，但降雨不足已經讓糧食價格高漲，無糧之人飢，有地之人則無從繳稅。

祁彪佳繼續沿著大運河北上，前進蘇州西北方的城市無錫。他在無錫停留一星期，與友人討論是不是徑直返鄉，為迫在眼前的禍事預做準備，才是上策。但到頭來，他還是認為自己有為皇帝效力的義務，於是踏上復職的最後一段行程。兩天後，他還沒到南京，就收到任命他為蘇松總督的正式文書，等於是讓他掌管長江三角洲及其腹地。就算他曾經當過僉都御史，這仍是一項突如其來的任命。祁彪佳不只是被朝廷找回去任職，甚至還得肩負拯救整個長江流域的重責大任。突然之間，他成為明政權的新希望。

三天後的六月一日，北方發生的事情傳到祁彪佳的耳裡。他得知在五個星期前的四月二十五日，北京便落入叛軍手中，而他發誓效忠的崇禎帝則已自縊身亡。南京的高官們比祁彪佳早一天（五月三十一日）得知先帝大行的消息，於是他們齊聚一堂，決定皇統繼承，他們選了福王——崇禎帝的堂哥，萬曆帝的孫子。這個選擇可說是造化弄人，過去萬曆帝多麼希望讓第三子（福王）繼承，為此不惜與文武百官進行一場漫長的抗爭，就為了推翻王朝的長子繼承規則，把福王推上王位。但他沒有成功，福王非但沒有成為皇帝，甚至還在一六四一年死於闖王手中。不過他的兒子逃過闖王的攻擊，繼承父親的頭銜。先前一整代的官員費盡心思，力阻萬曆帝的吩咐，不讓福王成為繼承人。如今到了一六四四年，下一代的官員同意讓福王這一支繼承大明皇統，正如萬曆帝所願。

祁彪佳並未參與繼承問題的決策。至於這次繼承的處理是否妥切，他在日記中對此也諱莫如深。還有另一位藩王在選項當中，但支持福王的票數較多。祁彪佳有些同僚直白表示反對。兵部尚書史可法（來年五月將會在南京東北方的揚州城，率領大明最後一次英勇抗戰）曾在一場祁彪佳並未參加的會議中，明白列出福王沒有資格成為皇帝的「七不可」：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讀書、干預有司。祁彪佳在日記中從未提及這七大問題，但他確實明白表示，自己擔心二十多年前百官因反對福王成為太子而產生的齟齬，有可能會削弱現在的新政權。他深切期盼舊的鬥爭為人所遺忘，才能為即將來臨的挑戰做好準備。

議統後第三天（六月三日），祁彪佳抵達南京。隔天，南京再度正式成為明朝首都，福王也進城了。登基的準備工作花了兩星期，福王也終於登上王位，是為弘光帝。此時祁彪佳早已離開南京，巡視長江三角洲，以便制定抗擊闖王叛軍的計畫。他在政府公報——邸報上讀到新王登基的消息。

接下來，事件朝著完全始料未及的方向發展，整個局面也隨之轉變。

入侵

一六四四年六月二十日，祁彪佳第一次談到「奴酋」（這是他在日記中的稱呼）已經從山海關——長城的至東端，與海相接壤的關口——入關的傳聞。其他的謠言迅速接連湧向南方：闖王派兵對抗這個「奴酋」，接著入侵的蠻夷在北京東方的一場戰役中擊敗了他的部隊，「恢復」首都，然後占據寶座。

祁彪佳的「奴酋」是一位滿人親王，名叫多爾袞。為了把多爾袞帶進故事中，我們得先回頭談他了不起的父親——統一女真各部的努爾哈赤。女真人曾在十二世紀——也就是宋代時占領中國北方，建立大金國，並統治該地區，直到成吉思汗與諸子打敗他們為止。後來在大元滅國後，女真人恢復獨立地位，但凝聚力不夠，直到十六世紀努爾哈赤領導之前，都無法以一股政治勢力之姿重新站上舞台。努爾哈赤運用過往草原領袖使用的軍事與政治策略，成功在一五八○年代與一五九○年代一統女真各部，同時主宰好幾個蒙古部族。一五八九年，他設法獲得大明承認為邊境的附庸，接著運用附庸的身分對付長城以北的競爭領導人，建立自己的帝國，而過程中損害的都是大明。一六○九年，他在沒有明確放棄朝貢國地位的情況下停止對北京進貢，擺出一種叛服之間的模糊姿態。隨著努爾哈赤在一六一六年自稱女真大汗，「叛」的這邊也占了上風。兩年後，他拋棄大明附庸的身分，接著在三年後——一六二一年占領瀋陽城，而這座城市從一五九二年開始就是大明對東北軍事行動的指揮部。四年後，他宣布定都瀋陽。努爾哈赤穩穩走在一條建立「大國」的大道上，卻在隔年過世，中道崩殂。

我們已經見識過，草原政治在繼承時期是很令人顫慄的，但努爾哈赤的第八子——皇太極，卻把這一刻安排得妥妥當當。他已經證明自己驍勇善戰，當機立斷，但更要緊的卻是他所展現的行政長才。接下來幾年，他建立的中央行政體系確實能處理乃父的政權中許多懷有異心的成員。挑選盟友時，由於這個新政體需要強化自己的區域力量，皇太極因此與第五世達賴喇嘛發展關係，而達賴喇嘛自己的策略目標，則是成為西藏最高佛教領袖。這段關係帶來互利的結果，第五世達賴喇嘛得到內亞與東亞最強新興國家的支持，而皇太極則得以追封死去的父親為文殊師利菩薩的化身——文殊菩薩甚有威儀，持真理之劍擊敗幻象，讓人得以親炙佛法。為了凸顯政權與民族的崛起，皇太極在一六三五年對「文殊師利」（Manjusri）之名稍事修改，創造「滿人」（Manchu）的名稱。隔年——一六三六年，他信心滿滿宣布結束大金國，建立大清國。

滿人（其實當時還沒有這個名稱，但我姑且一用）和中國人一樣遭受生態環境變遷影響。目前雖然尚無深入研究，但對於後人所說的滿人政權「滿洲」而言，氣溫降低與乾旱同樣造成挑戰。半游牧經濟體需要馬的草秣，而草秣對於氣候變化非常敏感。但滿人不盡然只有馬文化，他們也從事農耕。不過，滿洲主要的農業生產者，其實是過去數十年間為了尋求土地而逃往該地區的中國移民。皇太極試圖整合他們，從而擴大其政權的糧食供應與稅基。有些中國人確實成為「滿人」，有些人則納入努爾哈赤的軍隊——「旗人」，後來演化為所謂的「漢軍八旗」，其中不少人更是進入政權高層。滿洲的位置比中國更北，農業活動受氣候變遷影響更為直接。氣溫只降低一丁點，就可能造成生長季縮短，進而影響穀物農業至北的界線。在北界上耕作的農民只能拋下家園往南方遷移，在滿州尋找生長季夠長的地方，好讓小米、小麥長到能收成的地步。

滿人於一六二九年首度大規模跨過長城入侵，時間點正巧與當年的生態變化有關。皇太極不見得有明確的意思要南下尋找土地，但他從長城以北徵糧為稅的能力肯定迅速明顯減弱。他想試試大明邊防的斤兩，但也需要搶奪糧食與其他補給，才能繼續打造他的政權。這次的突襲收穫甚豐，在他虜獲的各種補給中居然還有大炮，滿人還帶回鑄炮工程師。透過他們，當年徐光啟（我們在前一章提過他）等大明官員從耶穌會士處得知歐洲槍炮技術，並且與大明既有做法結合後所產生的新知識，也因此傳入滿洲。進一步的劫掠在一六三○年代與一六四○年代早期持續不斷，而長的是清，消的是明。到了一六四三年，皇太極已經在山海關外糾集大軍，擺好進攻架式。

在皇太極參與的這場比賽中，大明不是唯一的「大國」。在長城北方，還有一些政體正為了從生存至支配權的一切而爭奪，其中就包括大元國。對中國人來說，大元國已經在一三六八年滅亡了；但蒙古人不做如是想，大元仍是星羅棋布的勢力之一，與各家領袖為了霸權而爭鬥。在這些蒙古競爭者中，為首者是自稱成吉思汗後人的大元國大汗——林丹汗。儘管林丹汗一直無法有效讓其他蒙古王公臣服於他，也為他們犯上的嘗試感到憤怒，但他的地位無疑阻擋了皇太極的道路。不過，皇太極在一六三二年擊敗林丹汗，林丹汗在兩年後過世，皇太極在林丹汗死後一年得到成吉思汗的大印，這都是皇太極在一六三六年建立大清國，自稱大汗所不可或缺的步驟。皇太極所採取的大戰略，是要防止蒙古人中有任何挑戰者崛起，主張大汗之位。先前他與達賴喇嘛結盟，就是戰略中的一環——訴諸佛教帶來的合法性。

儘管皇太極成就斐然——或者說正是因為他成就斐然，對於大清國在東南方崛起感到憂心的二十八位蒙古草原領袖，才會在一六四○年召開會議，制定共同方針，以因應冉冉新星皇太極所造成的國際情勢轉變。會議的成果，是草原領袖稱之為《大典》（Great Code）的文件。簽署的領袖同意自我約束，不對蒙古世界裡的大小國家動武。違者將遭到其他簽署領袖合力攻之，違反協議的統治者將有半數的財產遭到充公。各宗教修院社群也得到同等保障，相當於維護了整個蒙古世界的宗教寬容。《大典》的背後的意圖，在於以一種不會有霸主出現的方式來處理國際事務。借用蒙古歷史學家蘭素倫．蒙赫—額爾德尼的話來說，蒙古各領袖透過《大典》試圖創造的，是一個「獨立公國國協，採用共同司法體系與集體的強制力」。從實際面來看，這等於是終結了內亞出現「大國」的可能性。但下一個「大國」早已興起，以大清的面目出現。有鑑於此，一六四○年的《大典》其實無法落實原本的宗旨。《大典》未能創造新的國際體系，不像四年後在歐洲展開的事件——大明滅亡的這一年，神聖羅馬帝國治下各國代表舉行一系列會議中的第一場，最終在一六四八年帶來《威斯特伐利亞和約》（Peace of Westphalia）。《大典》所擘劃的主權、司法平等與非干預等原則，與《威斯特伐利亞和約》大為不同，但我們確實可以主張歐亞大陸的兩端在大致相同的時刻，發生了大致相同的發展。

皇太極死於一六四三年。假如蒙古人做好反抗的準備，皇太極的死確實可能導致茁壯中的大清國產生裂痕；但蒙古人沒有。皇太極諸子雖然年幼，但他有幾個能幹的兄弟，讓大清這艘船能繼續前航。努爾哈赤的十四子——多爾袞原可訴諸血腥競承制，挑戰姪子的繼承，自己成為下一任大汗，可是他並未這麼做。他非但沒有自己奪權，反而還讓皇統傳給皇太極的第九子——福臨，建立輔政制度，而他也迅速成為攝政王。一旦他往前邁步，踏出的就是堅定果決的步伐，絕不後退。多爾袞主導大清國入侵大明國，隨後也見證後者的滅亡。（世人之所以永遠記得他，也是因為強迫中國男子接受滿人薙髮留辮習俗的人就是他。）

在一連串的事件中，過往的女真人如今化為征服大陸的滿人。而這段歷史的轉捩點，就是闖王攻陷北京，崇禎帝身亡的消息傳到大明守軍耳中的那一刻。山海關守將吳三桂透過投效滿人的中國人為祕密渠道，敲定協議，兩軍合力光復首都，重建大明。為此，吳三桂答應多爾袞會重重酬謝滿人。但隨著崇禎帝死去，加上闖王在聯軍抵達北京之前便已撤軍，北京等於呈現權力真空——多爾袞便踏了進去。他以姪子的名義宣布大明已死，大清萬歲。面對如此強大、軍紀嚴明的部隊，中國北方接受了這個命運。如不接受命運，就只能逃往南方，期待找到足以抵抗軍事占領的根據地了。

大清國南進

一六四四年七月十八日，大清國首度對大明朝廷發出照會——多爾袞透過公開信，希望與長江流域百姓建立良好關係。信上說，滿人為了天下之福而拯救中國，也談到已經慷慨獎賞北方各地歡迎滿人入關的前明官員。信裡還說，百官聚集於南京福王政權的做法並沒有錯，但現在該是他們開誠布公，與滿人討論下一步的時候了。

多爾袞為討論訂出兩項條件：他要南方的領導人知道，「國家之撫定燕都，乃得之於闖賊，非取之於明朝也」，「國家」指的是大清國，而他們「代為雪恥，孝子仁人當如何感恩圖報」。消滅明朝的是闖賊，不是他們，他們只是往前踏了一步，控制情勢，建立合法的繼承政權，只不過統治者是滿人，不是中國人。接下來就是警告了：一國若有二主，則國家必有動盪。假如前明官員不歸順新王朝，大清不得不往南方派出大軍，「兵行在即，可西可東。南國安危，在此一舉」，將中國一統於滿人治下。

南京的反應方式是遣使議和，看看能磋商出什麼協議，讓大明能延續。過去有明確的先例，其中一方還是女真人，而滿人就是他們的繼承人。女真人與宋朝共存一個世紀之久，他們的大金國控制北方，版圖縮小但仍能運作的宋朝則在南方續命。總之，議和的第一要務，就是率領代表團的人選。巡撫應天的左懋第請纓負責這項敏感的挑戰，他這麼做是有私人原因的：動盪中，他的母親死於天津，他想北返安排母親的葬禮。使團的目標（並未公開）是接受大清國的存在，但必須在長城之外。大明會感謝滿人穩定北方局面，也願意為了讓他們撤回關外而付出各種代價。

代表團在八月七日辭別皇帝，在三千名士兵武裝護送下前往北方。但是當左懋第於十月抵達北京，他才意識到自己對到訪的環境完全無法控制，要求滿人撤回長城以北的希望也徹底落空。對方要求他解散代表團的護衛，只能留下百名士兵，接著用很羞辱人的方式安排一行人入住四夷館，彷彿南明只不過是又一個新王朝招睞的朝貢國。他也不得直接提出弘光帝的意思，而是得透過禮部傳遞。漢學家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過去三十多年來重建了一六四四年至一六四五年間的歷史。根據他的看法，一連串的事件已經超過代表團所能處理的程度。大清的成就讓多爾袞深信，無論滿人入侵何處，都能占領下來，而且此時正是展開第二階段入侵的好時機——征服南方。「一統」的計畫已經準備好了，滿人沒興趣讓南明政權延續，獨立的漢人中國已經不在考慮範圍內。此時入侵已經化為征服，而征服就意味著占領整個國家，而不是部分。

左懋第獲准與首輔大學士——滿人剛林兩度會面。首度會面時，剛林痛斥左懋第和其隨員是未能守護崇禎帝的「江南不忠之臣」。他還對左懋第肯定表示大清已經「發大兵下江南」。在這兩次會面之間，大汗之子福臨第一次進入北京，在儀式中成為順治帝。事情一件件發生，離左懋第遠去。除了請求允許返回南方外，他什麼都無法要求，也無法達成。南返的請求獲准，一行人於是動身。然而，代表團中的高級將領祕密倒戈，多爾袞下令在中途攔截左懋第一行人，把他們帶回北京。左懋第回到北京後，多爾袞命令他歸順大清。左懋第拒絕，他和另外五名使者因此遭到處死。從大清觀點看，中國疆域內只有他們是合法政權，別無其他。大明已經不存在了。只能有一個「大國」，而那個唯一的「大國」——大清，已經在北京安座。

雖然剛林宣稱大軍已下江南，但實情並非如此。等到下個月，南向攻勢才會展開。推進的速度很慢，但清軍終究在一六四五年五月抵達長江。南京在六月陷落，整個江南也在夏、秋兩季，一個城池接著一個城池遭到擊敗（見地圖5）。

乾旱

我們固然可以把一六四四年至一六四五年的事件，講述成一系列的政治與軍事事件。不過，我們也已經知道還有另一種講故事的方式：透過氣候變化的角度。隨著把滿人送回北方的可能性逐漸灰飛煙滅，這個版本的故事也以次要主題的面貌，浮現於祁彪佳在一六四四年夏、秋所寫的日記中。故事始於六月。眼下，祁彪佳的全副心力都放在恢復長江三角洲各地秩序的艱鉅任務上。六月二十三日的日記中提到的事情，暗示了這第二層的故事。祁彪佳此時乘船往東南方，前往長江三角洲的核心地帶。他發現自己寸步難行，因為水不夠多，無法行船，大運河幾乎乾涸。

隔天，祁彪佳的第一要務是處理當地大莊園的農奴起義。當天下午跟地方縉紳討論完治安問題之後，他率領縉紳們光腳（顯示他們對老天爺的謙遜態度，以及對當地百姓苦難的關懷）進行祈雨儀式，以求緩和該地區的嚴重乾旱。四天後，他又在蘇州的道教玄妙觀內進行另一場祈雨儀式。兩天後「天雨」，但不足以舒緩旱災。繼續往東，他的船再度擱淺，因為運河水量不夠。祁彪佳在日記中安慰自己，說隔天一定會有大雨終結這次的乾旱，但這並未發生。兩天後，他到另一個縣的雨神祠求神。隔天，群眾聚集在縣界，攔住他的巡撫之行，希望他能為乾旱受災戶提供紓困。接下來，祁彪佳的船再度擱淺在運河底，迫使他換乘吃水淺的輕舟。隔天，他抵達松江——董含的城市，以虔敬的心走進城隍廟祈雨。不止一次，而是求了兩次。第二輪祈雨時下了幾滴雨，但不足以改變什麼。三天後，他又去了另一個縣的孔廟祈雨。

如此這般，祁彪佳幾乎每兩天就公開主祭一回，懇求上天降雨，卻幾乎沒有效果。「雨意甚濃，」他在七月二十七日的日記中提到，「而雨不甚多。」酷暑讓一切每況愈下，上海與鄰近城鎮發生暴動。八月時，在大運河與長江交會處（南京下游堪堪七十英里處）這個戰略要地，區域守將高傑已處於譁變邊緣（他過去曾是闖王的部下）。祁彪佳移駕該地區緩和局面，讓高將軍回心轉意。

乾旱依舊。祁彪佳能使用的唯一科技就是求雨。九月二十九日，他在家書中希望能請朋友在每一個大路口設壇求雨。五天後，他在日記中提到江南的每個宗教場所都設了壇，天天祈雨，不分派別。終於，老天爺似乎聽見了，降下預兆。有人發現一尊觀音像在附近的湖面上漂浮。觀音是大慈大悲的菩薩，人們撈起這尊神奇的觀音像，送去佛寺，請寺中僧人頂目向觀音祈雨。祁彪佳去見了頂目好幾次，支持他的用心。可惜無論頂目祈求多少次，就是沒有一滴雨。然而，接下來的換季也改變了危機的性質——假如在十月的稻米收穫期降雨，結果將是一場重災。只有一丁點的稻穗撐過了乾旱，站在田地裡等著人收割，而留住這些收穫的唯一希望，卻是不要有雨。十月九日，祁彪佳下令在稻米收成之前暫停所有的祈雨儀式，免得打壞收成。

不過，現在也到了祁彪佳向弘光帝述職，報告自己徵收秋糧進度的時候了。由於軍需吃緊，朝廷交辦他提前收取明年的稅糧，但他必須稟報皇上：不僅收不到明年，連今年的分量也收不到。他祈求讓當地免去稅賦，原因純粹是農民繳不出來。一星期後，他聽到朝中友人說，南京朝廷對他的表現不滿，考慮將他調職。他專心照顧百姓，疏於為自己的做法尋找政治上的助力。友人非正式通知他的兩天之後，皇帝的詔諭送到了。免去稅賦的請求不予允許。祁彪佳又任職了五個星期，但他也意識到自己位子坐不穩，於是以健康原因上書請求致仕。

弘光帝的答案是，他的請求會轉給吏部處理（間接說「不」的意思）。祁彪佳再度請求。這一回，他沒有得到回音，反倒是在十二月五日的邸報中讀到自己的請求再度遭到駁回。於是他又寫了第三份奏摺。終於，朝廷召他回南京。十二月二十六日，人在南京的他得知自己的繼任者已經上任——又是從邸報讀到的。他的任務已了。祁彪佳在日記中完全沒有提到自己遭到革職，只說「自予從京口歸於毗陵，遇雨雪；至是，連有雨雪，河水遂通」。祁彪佳意識到自己被開除一事中的諷刺之處——乾旱開始緩解，自己也捲了鋪蓋。「蓋自五月不雨至此六月餘」，他寫給自己看——正好是他擔任蘇松總督的任期長度。乾旱毀了他短暫再入官場的歷程。假如是更有政治手腕的人，說不定就能把自己的成就說得天花亂墜，削弱對手，但祁彪佳不是這種人。當年在北京時，他不諳政治；等到去了南京，他的官場生存技能也沒有長進。他注定失敗。

這場讓祁彪佳下臺的江南大旱，既不是單一年度的偶然厄運，也不是歐亞大陸這一隅的局部現象。自一六二九年起，中國便受到同一波氣溫下降影響，缺水的情況幾乎發生在整個北半球，還將延續數十年，讓大半個地球陷入農產短缺、農民流離失所、行政體系崩潰的惡性循環中。大明完全不得喘息，這也讓明朝最後十五年，成為中國千年來經歷環境壓力最嚴重的時期。每一回的生態變化，都讓通往又一回災難的大門敞開。

生死變化，政權更迭

對曾經歷滿人軍事占領的人來說（少數關鍵地點的殘酷待遇令人倒抽一口寒氣），清兵的到來只不過是中國自崇禎帝即位以來，天地失序的又一個表徵罷了。崇禎帝自殺的那一天，他完全不知道取而代之的會是誰。他以為自己比渴望他鮮血的農民叛軍搶先了半天，時間夠他在叛軍抵達之前，先把兒子們祕密送出京城，接著結束自己的生命，作為平息天怒的卑微祭品。他知道在長城另一側有黑壓壓的一群滿人軍隊，但他肯定沒料到，用自己的「大國」取代他的「大國」的，居然不是叛軍，而是滿人。大多數的末代皇帝知道自己何時輸掉江山，也知道輸給了誰，但崇禎帝絕對不曉得自己會是大明最後一個皇帝。他在一六四四年四月二十五日自殺，為的是確保王朝還有未來，而非將之抹除。但世事從他身旁流逝的速度，快得超乎他的想像。

一年後，祁彪佳也結束了自己的生命，但出發點大不相同。他和崇禎帝一樣，原以為自己的行動是為了從中國叛軍中拯救這個朝代，卻發現大敵不在長城圍內，而是圍外——更有甚者，敵人比闖王糾集的亂民更有組織，領軍的人也更優秀。大軍從南京出發橫掃東南時，指揮官先寄了一封信給祁彪佳，延攬他為這個政權效力。收到信的三天後，祁彪佳在一六四五年六月二十日的日記中提到，他非常清楚眼前的命運：拒絕效忠，等於喪命。過兩天，他在日記中說自己和妻子都病到逃不了。接下來他完全沒有寫到自己的處境，只有寥寥數語說自己還在讀官修的《宋史》——他已經讀了整個春天，想找出指引，以便知道自己效力的朝代走向滅亡時該如何行事。儒家官僚總是有選擇權，承認上天已經把天命從他們的皇帝那兒收走，而中間的空檔意味著新朝將立。這是不是代表必須為新統治者效力？很難抉擇，而且幾乎不可能選對。他的最後一篇日記寫在一六四五年七月二十四日，提到有親朋好友寫信催他前往杭州，跟新的指揮官見面，並堅稱他可以在無須任官的情況下這麼做，從而保全他的名譽。關於選項，祁彪佳不同意他們的評估。兩天後，他自溺於池。

至於陳其德——記錄桐鄉饑荒與瘟疫的人——我們沒有任何紀錄提到他在一六四二年之後的發展。當時的他不過是當地的老師，重要程度不足以讓家人以外的人注意到他何時辭世。

這幾位作者中，我們能繼續跟進滿人統治時期的只有董含，也就是記錄亡朝凶象的人。一六四五年夏天，董含和家人離開鄉間遁隱的蔽廬，認為如果回到松江城，更有機會能躲過蔓延整個長江三角洲的動盪場面。他們或許已經知道，松江領導人決定在松江城統籌整個長江三角洲的抗戰。當抵抗崩潰時，當地人退守城牆內打圍城戰，期盼援軍到來。當一小股綁著紅頭巾的部隊在一六四五年九月二十二日出現在城牆底下時，守軍以為這些士兵趕赴而來是為了救國大業，為了解松江之圍。他們打開城門迎接，才發現這些是大清國的士兵，只是偽裝成農民叛軍的樣子。清軍湧入城內，做出所有占領軍都會做的事情。

董含的雙親未能在松江陷城時倖存，但兩人年輕的兒子活了下來。都這個時候了，對滅亡的大明盡忠，很快就不再是合理的選項。散布各地的勤王部隊退到更靠近濱海的地方，接著撤到大明疆域最西南的角落，但多數人已經接受天命他歸的事實了。儘管朝廷孤注一擲，去信教宗，希望能在歐洲找到幫手，但大明已經無力回天。董含這樣的年輕人別無選擇，只能接受變化，盡可能求生存。他們沒有道理隨皇帝殉死，人們就是盡其所能地活在占領之下，適應占領軍的效忠要求。多爾袞下令中國男子薙髮留辮之舉，雖足以引發若干暴動，但不足以撼動新統治者。（滿人非常排斥纏足，但他們要求中國女子停止纏足，卻沒有遭到相同的反對。）

董含選擇與新政權合作，做出改變。縱使他的父母死於朝代更迭時，但儒家人倫並未限制董含為新政權效力。他從未在大明治下通過科舉或任官，這樣就夠了，他可以無須破壞對前朝的忠誠，便為大清效力。自己出生時的朝代滅亡了，他是惋惜，也寫道闖王父祖之墳遭掘褻瀆，令他感到快意。但他重新開始念書，設法爬上大清國科舉的階梯，終於在一六六一年拿到最高的進士學位。董含所作所為，遠遠不止是跟新政權相安無事而已。

但人生沒有那麼簡單。董含在晚年寫下的回憶錄中透露出一絲躑躅，只不過你必須看得非常仔細才能體會。他用無傷大雅的《蓴鄉贅筆》為書名，發表自己的回憶錄，這個選擇顯然是為了悄悄躲過政府審查的注意。等到他在一六七八年出版這本書時，滿人對任何忠於大明的情感，或是形諸印刷文字間的「夷狄」，都變得非常警惕，對於任何犯下上述罪行的人也非常殘酷。作者還活著的話，就抓起來拷打到招認自己叛國；作者死了的話，就開棺掘屍，碎屍萬段，為侮辱新政權付出代價。

董含就是在這本書裡，寫下本章開篇時提到的那些壞兆頭。儘管以大清之名犯下的暴行顯而易見，但他小心翼翼，避不論及當時的廟堂之事，或是批評上天派來撥亂反正的新主子。不過還是有這麼一個瞬間，他的心裡話從謹言慎行中跳了出來。董含是在仔細評論耶穌會的中文世界地理書籍時，透露自己的內心。對於書中的一些論點，他大加批評。閣龍（即哥倫布）怎麼可能花一整個月橫渡大西洋？（事實上不止一個月。）阿茲提克人怎麼可能誤以為哥爾德斯（即西班牙殖民者埃爾南．科爾特斯［Hernán Cortés］）和他的騎兵，是人馬合為一體的生物？墨瓦蘭（即麥哲倫）怎麼可能歷三十餘萬里，繞行地球？走海路的話，歐洲跟中國真的距離九萬里嗎？世界上有萬國的說法，也讓他大為感冒。世界怎麼可能這麼大？每個散播這種胡言亂語的人，都是想欺騙中國人。評論的最後，董含用以下的藐視作為總結：「夫使海外小民」——也就是耶穌會士——「挾其邪說，闖入中華」（他用的詞彙是「中華」，「中國之花」），「復築宮以居之，厚祿以豢之。蠱惑人心，背棄正道」，這口氣簡直和沈榷請皇帝把耶穌會士踢出南京一模一樣。

不過，董含慷慨陳詞，大聲疾呼「是誰之咎與」時，文字上看不太出來他想歸咎於誰。他的目標是歐洲人，還是邀請耶穌會士進宮，為自己效力的滿人皇族呢？董含對於耶穌會的地理學書籍長篇抨擊，嚴厲斥責歐洲人帶來如此虛妄之言，但對於無能抵擋誕妄汗漫的邪說流入疆域一事，他的目光恐怕也有望向滿人。無論我們怎麼解釋他的抨擊，他所道出的都是他身處時代的意見。耶穌會士的教誨曾說動一名攀上中國最高官職的人，但首輔大學士徐光啟已經不在世上，而他的聲譽也無法再度為基督教喉舌。大明也不會回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