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聲

一百九十三國

紐約，一九七一年／基多，二○一○年

三千年前，華北平原的人眼中所見的，是一個萬國世界。這個數字在西元前第一千年期的過程中逐漸減少到數十個、十幾個，最後只剩一個。等到利瑪竇踏進大明疆域，讓中國人看看自己的世界地圖時，他又喚醒了古老的萬國記憶。他說，萬國世界不在遙遠的過去，而是在此時此刻。於是，「萬國」一詞生了根。一直到十九世紀末，「萬國」都是中國人與日本人用來稱呼廣大世界的用詞。這個事實既為人所接受，亦為人所抗拒，從圖19那張十九世紀繪製的東半球地圖就能看出。這個世界分成許多國家，有國名、國界，而其中國土最大、完全沒有內部分裂的國家，就是覆蓋歐亞大陸東邊三分之一的遼闊疆域，上面著的是淺黃色。這是疆域極盛期的大清國，天下莫非王土。它往外擴張，併吞朝鮮等鄰國，彷彿「萬國」原則不是用於地球上這一塊地方。這張地圖僅僅是作為裝飾用，我們不該過度解讀。荷蘭的大小與日耳曼相仿，法國把義大利併入，非洲不知所云，而臺灣著色的方式，彷彿並非大清國的一部分。這張地圖主要給人的印象，在於統一的大清國占據了這個四分五裂的世界最大的一塊。

十九世紀的國家數量從未逼近「萬國」，「萬國」這個理論上限值從未達到過。今天，世人根據聯合國會員國來計算國家數量。聯合國於一九四五年成立時，有五十一個創始會員國。到了一九七四年十月，也就是我第一次前往中國時，這個數字爬升到一百三十八。等到四十五年後的二○一九年，我寫下這段尾聲時，聯合國已經有一百九十三個會員國。隨著被保護國、前殖民地與人為拼湊的國家脫離原本的政治安排，獲得國家地位之後，這個數量想必還會上升。

聯合國成立時，中國就是會員國，不只是創始會員國，更是安全理事會五大常任理事國之一。這五席常任理事國，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主要戰勝國所獨有。聯合國是他們試圖重建世界，防止任何類似二戰的事件重演而成立的新組織。中國納入其中，是為了表彰中國人在盟國對抗德國與日本的大業時所做的巨大犧牲。直到一九七一年，這個席位都是由中華民國所擔任。一九四九年，共產黨橫掃中國，而蔣介石領導的這個國民黨政權便撤退到臺灣島上。蔣介石丟掉了中國，但沒有丟掉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席次。中華民國依舊是聯合國眼中的「中國」，直到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五日，聯合國大會通過阿爾巴尼亞提出的動議，將席次轉移給中華人民共和國。動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在三個星期後取代了中華民國的位子。二十二年來的孤立——部分是毛澤東在一九四九年掌握國家大權之後的施為，部分是美、中兩國在一九五○年的韓戰打起代理人戰爭之後，由美國所施加——就此告終。

一九七一年之後，中國一開始與國際社會重新搭橋的舉措之一，便是成立交換學生計畫。我就是趁著交流計畫，在三年後去了中國，成為無名小卒，參與一場開啟中國與世界關係當前新篇章的遊戲。

兩個中國

一九七一年時，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都同意一件事，也就是所謂的「一個中國」原則。中國不能有兩個，這不是聯合國的規矩，卻是兩個中國都堅持的規矩。兩年後，東德與西德在同一天以獨立成員國身分獲得聯合國接納（兩國在一九九○年變成單一會員國）。同樣的做法在一九九一年重演，北韓與南韓皆成為會員國，只是這兩個國家至今在聯合國大會仍個別擁有席次。就兩德與兩韓的例子，雙方是繼續維持獨立成員身分，抑或合為單一會員，是由雙方自己決定，但一中政策不容討論。

自從一九七一年開始，局勢有了重大的轉折——尤其是在臺灣，大多數人如今不認為自己是中國人，而是臺灣人，並且恰如其分地將一中政策視為殖民時期的殘餘。政局會隨著民情而演變，到了二○○二年，民主進步黨政府正式放棄一中政策，改採一中一臺政策——也就是中文所說的「一邊一國」。一中一臺政策在二○○八年，國民黨重新執政時暫時懸置，但民進黨主席蔡英文在二○一六年總統大選中勝選，政府繼續視臺灣為主權獨立的國家。蔡政府尚未放棄「中國」之名，採用「中華民國（臺灣）」為正式國名。至少就文字上，世界上如今還是有兩個中國。不過，這不盡然是文字遊戲。對蔡總統來說，若就這麼踏出一大步，將國家改名為「臺灣」的話，恐怕會引發軍事入侵。中華人民共和國以此威脅蔡政府不得採取任何動作，用中國領導人習近平的原話來說，「阻礙」中國對這座島的主權。自從蔡英文勝選之後，習近平便採取外交攻勢打擊蔡政府，先後在二○一七年與二○一八年施壓巴拿馬和多明尼加共和國，把承認的「中國」從臺灣換成中華人民共和國。

以武力解決爭端的做法，將讓中華人民共和國違反《聯合國憲章》序言所肯定的「非為公共利益，不得使用武力」之原則。此外，也違反第一章要求成員國「以和平方法且依正義及國際法之原則，調整或解決足以破壞和平之國際爭端或情勢」的條款。這些是聯合國的規矩，不是中國的規矩，但中國規矩卻出奇有效地凌駕聯合國的規矩——比方說，臺灣明明不受中華人民共和國管轄，也明明是個運作良好的國家，但聯合國卻視臺灣屬於後者所管轄，也不承認臺灣是個國家。如今，臺灣對於聯合國的目標，並不在於取代中國的席次，而是獲得自己的席次。臺灣設法爭取會員國在聯合國大會支持其入會申請，而中華人民共和國則遊說其他會員國反對其申請。

近幾十年來，後殖民小國成為新會員國的數量大增，成為尋求贊成票的金主獵場——兩個中國持續積極開發新國家清單，尋找代言人。我們以最小的兩個聯合國會員國為例。一九九九年，玻里尼西亞島國諾魯成為聯合國第一百八十七個會員國，當年的諾魯人口一萬人（如今為一萬一千三百多人），土地為八平方英里，是領土最小的聯合國成員。隔年，諾魯的鄰國——島國吐瓦魯成為第一百八十九個會員國。吐瓦魯比諾魯大兩平方英里，是人口最少的聯合國成員，居民比諾魯還少兩百多人。兩國在十九世紀時都受到不列顛殖民，接著在一九四二年捲入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在諾魯興建了一條飛機跑道，美國也在吐瓦魯依樣畫葫蘆。後來兩國成為聯合國託管地，並且在經過聯合國解殖民特別委員會（UN Special Committee on Decolonization）管理後雙雙獨立：諾魯於一九六八年獨立，吐瓦魯於一九七八年獨立。

一九七○年代晚期，中華民國與這兩個新國家建立外交關係。然而到了二○○二年，諾魯為了一億三千萬美元轉而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三年後，諾魯從臺灣得到更好的價格，於是回頭承認中華民國。根據二○一一年維基解密（WikiLeaks）披露的美國外交電報，這項安排中包括在檯面下金援諾魯政府官員，提供賄選經費。兩個中國之間的競爭依舊，並且在二○○七年進入白熱化——根據《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刊登的報導，諾魯總統史可迪（Ludwig Scotty）「據說被一群大聲嚷嚷的中國官員攀談，一群人試圖在他要搭上前往臺北的飛機時，把他拉上另一架要飛往北京的飛機」。寫下這篇報導的記者如此總結情勢：「對中國和臺灣來說，沒有哪個國家微不足道到它們不會為之爭吵」。但大小並不重要。無論大小，每個會員國在聯合國大會都有投票權，只要動議能在大會上提出，臺灣就能仰賴諾魯與吐瓦魯投票支持臺灣加入聯合國，至少暫時。

在中國參與世界的歷史上，這些外交博弈可說是尷尬的小注腳，之所以戲劇張力十足，是因為雙方之間的關係實在不成比例：一邊是兩個微型環礁，人口加起來才堪堪超過兩萬人；而另一邊卻是領土三百七十萬平方英里、人口超過十四億的超級大國。偏偏這就是我們所建構出來的世界。

強權

一個中國、兩個中國的問題之所以存在，得歸結於中國人以統一為理想，對此有著歷久不衰的固著心態。自大元國以降，每個政權都必須表明這種理想為其指導方針。本書緒論已經著墨過，這個時代的地圖是繪製來呈現「九州一統之盛超越千古，開泰萬世者於斯有徵云」。大明國顯然不是這種情況，而季明臺——或是那個假冒季明臺的人也深知這一點。不過，如果不做出聲明，就等於是懷疑大明王朝的正統性。「大國」非得是歷史上最偉大的國家不可。以是義故，「大國」非得在一個由「萬國」組成的世界中宣稱自己至高無上不可。沒有兩個「大國」的餘地，就像沒有兩個中國的餘地。

雖然我個人喜歡求同，但在這件事情上，歐洲的歷史實在大不相同。歷來雖有強大的君主試圖主宰整個歐陸，但他們都失敗了。對於《威斯特伐利亞和約》所隱含的各國平等原則，遭到破壞的次數不亞於獲得遵守的次數，但至少從十七世紀起，歐洲人一直認為自己的政治秩序奠基於這一項倫理基礎上。這一點在十九世紀有了變化，自認為是「強權」（Great Power）的帝國式政權一個個崛起。「強權」一詞出現於十九世紀，意指在經濟上、軍事上強化自我，實力達到可以追尋政策目標，而須與他國妥協的國家。「強權」的自決不像聯合國體系那樣以法律原則為基礎，而是以物質力量為準。大不列顛正是在上開脈絡中，採取行動迫使大清接受其自由貿易制度——不是靠外交手段，而是憑藉一連串我們稱之為鴉片戰爭的武裝襲擊。不列顛是強權，大清不是強權，而世人視大清之敗局證明了前述說法。同一種邏輯驅動了明治時代的日本（此時的日本漸漸自視為「大日本帝國」），先後施壓大清與中國民國接受其要求。到了十九、二十世紀之交——一八九五年，日本與大清打了一場迅速的戰爭，結果臺灣落入日本手中；一九○○年爆發庚子拳亂，隨著鎮壓這場亂事，北京也有兩年的時間落入八國聯軍手中，而日本也是其中一國——大清已經不在任何一份強權國家清單上了。

兩場大國之間的對抗，也就是所謂的第一次與第二次世界大戰，讓強權結構出現改變。不過，無論這兩場大戰如何讓大國之間的平衡受到影響，更長遠的影響還是在於讓正規殖民主義走向終結一事。二戰的結束，成為解殖民的臨界點。一九四五年，有七億多人生活在沒有自治權的土地上。有些強權（尤其是不列顛與法國）不打算失去自己的殖民領土，但輿論浪潮對它們不利。聯合國安理會固然是以保障頭等大國的利益而設計的，但是就連安理會也無法阻擋殖民帝國的瓦解。過程雖緩慢，但聯合國解殖民特別委員會仍一個接著一個，監督前殖民地轉變為民族國家的過程，有些國家更是成為聯合國會員。

一九六○年代之初，聯合國仍能團結於其宗旨，讓憲章第一章的自決原則勝過舊有強權的利益。不過，新解殖民國家的行列卻在過去二十年間急遽減少。如今，解殖民不再是常態，反而更像是例外，而且必須在極端情勢下才能推動。聯合國最新的會員——南蘇丹，是在二○一一年時獨立於蘇丹，成為第一百九十三個成員國。蘇丹是典型的殖民創造，先是以不列顛為宗主，接著受到不列顛—埃及的聯合監督。蘇丹於一九五六年獨立，但並未成為順利發展的國家，蘇丹南部的丁卡人（Dinka）與努爾人（Nuer）反而遭到蘇丹北部占人口多數的阿拉伯人內殖民。蘇丹陷入慘烈的內戰，直到聯合國介入，居中磋商出一紙讓南蘇丹與北蘇丹分開的協議才化解。無意間，南蘇丹的例子讓其他遭受內殖民的民族（為數仍然眾多）學到，唯有透過激烈手段，才能確保通往獨立的道路。

今天，公民投票已經不保證能帶來解殖民的結果。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包括中國）已經學會如何一方面表現對人類的苦難憂心忡忡，一方面在解殖民前景威脅其國家利益時對此視而不見。安理會在我們這個時代最嚴重的慘敗，便是自二○一一年以來，未能採取有效措施令敘利亞慘烈內戰情勢降溫，或是保護捲入這場衝突中的平民。這件事成為最新的惡例，顯示除非強權點頭，否則誰都別想逃脫生天。法國與不列顛失去殖民領土，國勢落為小國，在安理會政治操作中的重要性遠遠不如以往。如今這些操作是由世界最強大的三個國家所主導——不妨稱之為新強權（New Great Power）。俄羅斯有一幫附庸，美國有另一幫附庸，彼此對對方的動議動用否決權，而中國也聚集了一票支持者。中國奉行不侵犯（non-encroachment）國家主權的政策——以敘利亞而言，則是巴沙爾．阿塞德（Bashar al-Assad）政權的主權——一貫投票不對敘利亞採取行動。

這三個新強權都是超級大國，而且有一項共通點：都是殖民擴張的產物。俄羅斯東向擴張，橫跨亞洲大陸，成長到六百萬平方英里。美國憑藉西向擴張橫跨北美洲，獲得現有國土中的三百五十萬平方英里。（加拿大也是，但加拿大人口少，不足以躋身強權之列。）中國也不例外。中國比美國稍大，憑藉西向的殖民擴張——簡直就像俄羅斯東向擴張的鏡中影——成為世界第三大國（見圖20）。有人堅持中國從來就不是以他國為魚肉的殖民國家，但是明眼人都看得出來，倘若沒有征服、併吞過一度由其他勢力所管轄的領土，絕對不可能創造出如此規模的國家。不過，相較於其他四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中國的擴張妙就妙在自從蒙古入侵之後，其版圖的擴大主要都是由征服中國的非中國人所推動的。與其說中國是靠著征服他人成為超級大國，不如說是靠著被他人征服而成為超級大國。大元國與大清國的蒙古與滿洲家族鑄造了什麼，大明國、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中國統治家族便選擇讓它延續下去。

今日大多數的中國人看不到這段歷史。愛國教育教他們，「祖國」所在的空間不僅本來是、現在是、未來也永遠是僅屬於中國人的。民族主義者就是這麼想的，但歷史學家不作如是想。對歷史學家來說，「時間」是他們的出發點，而局勢是會改變的。現在如此，不代表永遠如此。無論一九四九年時揮動的這根「革命」魔杖變出何種國家空間，都必然是從某個情勢演變而來，必然是人為因素催生之後，才獲得一段假的歷史。

殖民主義在今天

在我們的世界上，還有許多民族尚未獲得像南蘇丹、諾魯或吐瓦魯那樣的獨立地位。以中國地區來說，我首先想到的就是蒙古人、維吾爾人與西藏人。當他們看著中國時，心裡想的不是祖國，而是殖民政權大清國於一九一二年瓦解之後加以繼承的另一個殖民政權。下面我們來一窺從他們的角度看到的歷史。

在蒙古，當大清國一解體，藏傳佛教格魯派在蒙古最尊貴的喇嘛與蒙古大汗——第八世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Jebstundamba Khutuktu）便於一九一一年底宣布獨立。蒙古人認為沒有道理繼續屈服於取代大清國的那個中國人的國家。直到俄羅斯於一九二○年與一九二一年出手干預，外蒙古才得到與中國抗衡，捍衛主權的手段。該國繼續以俄羅斯附庸國的姿態存在，直到一九八九年蘇聯瓦解為止。至於內蒙古——如今作為中國一省的部分蒙古土地，也曾短暫在一九四五年，日本對該地區軍事占領瓦解之後獲得政治上的獨立，稱為內蒙古人民共和國。這場似乎有望成功的實驗進行了兩個月，接著中國共產黨官員烏蘭夫（Ulanhu）前來解散了這個新政權，將之納入中國。由於對黨的忠誠，晚年的烏蘭夫成為黨階級組織中最高位的蒙古人。烏蘭夫死於一九八八年，而內蒙古仍舊掌握在他的家人手中。他的兒子布赫（Buhe）在乃父死前六年成為內蒙古自治區主席，如今這個職位則由布赫的女兒布小林擔任。由於控制非常緊密，加上蒙古人口不敵中國移民，蒙古民族主義只能透過流亡人士展現。

東突厥斯坦——維吾爾人也稱之為維吾爾斯坦——就是中國人所說的新疆。該區域的突厥居民早在大蒙古國瓦解之前就已經是穆斯林，而這份宗教認同也一直主導他們的自我意識。清朝在一九一一年滅亡之後，大清任命的新疆總督就逃走了。這件事原本說不定能開啟國家形成的過程，但他的中國下屬立刻掌控情勢，於一九一二年三月把新疆交到中華民國手中。維吾爾人因此失去機會，未能以蒙古人在大清結束後採取的方式實施自決。獨立之夢猶存，自從中國在二○○一年採取所謂的「反恐措施」，以遏止席捲該區域其他國家的伊斯蘭激進化浪潮之後，獨立的呼聲也水漲船高。如此的箝制加上箝制之下的種族歧視，導致民情激憤，演變為二○○九年的大規模暴動。中華人民共和國以鎮壓行動與大規模逮捕作為回應。回應的力道在二○一六年強化，當局實施了新任自治區主席所謂的「去極端化」安排，而且至今仍在延續。「去極端化」的核心元素，是將維吾爾人集中至「再教育營」，清洗他們的反黨或反中情緒。二○一七年至二○一八年間，有超過一百萬名穆斯林遭到拘留，高於該地區維吾爾與哈薩克成年人口的一○％。

大多數人最熟悉的中國境內民族無自決處境（national non-self-determination），就是西藏。我們已經在第十章談到，西藏在十八世紀時進入大清國認定的合法管轄範圍。在本章一開頭所描述的那張地圖上，西藏是一個遠在中國西南的小紅點，跨越邊境就是印度。當大清國在一九一○年派兵至拉薩，確保第十三世達賴喇嘛不會改變他對北京的臣服時，西藏人轉而向此前明確的威脅——不列顛印度尋求支援。大清國在一九一二年消失之後，西藏噶廈便知會不列顛印度總督：大清已經亡國，「我們已經決定跟它們徹底脫離」。但是沒有新的恩庇者代為喉舌，西藏只能利用中華民國的弱勢，寄望未來會出現更好的解決方式。然而一九五○年降臨的解決方式，卻不是西藏的選擇。新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出兵確保西藏為其領土的一部分。等到中國共產黨於一九五九年再度派兵，鎮壓當地對中國統治的反抗，現任的第十四世達賴喇嘛丹增嘉措（Tenzin Gyatso）便流亡印度。縱使聯合國大會在一九六○年、一九六一年與一九六五年通過決議，譴責中國不尊重西藏人民的自決權力，但局勢完全因此改變。達賴喇嘛至今仍在印度，試圖尋求化解爭端的非暴力解決之道。

中國知名作家王力雄曾公開反對共產黨在西藏追求的目標與使用的手段，稱中國致力於「前所未有的穩定」的做法，形同文化帝國主義之舉。他主張，西藏需要的是「民族自我表述」，而這一點有賴於認知到西藏人是一個民族。「這種表述並非只是複述歷史和表演傳統，更重要的是對本民族現實處境的感受、思考和訴求。」事實證明，這種進路在中國當前的支配下是不可能實現的，王力雄的原話是「一切表述都在它［中國］的控制之下，任何突破都要受到懲罰」。

說起來，大多數中國人之所以對自己國家在西藏的帝國主義行徑視而不見，是因為那一碗共產主義意識形態與儒家優越感精力湯，讓他們自視為完完全全的帝國主義受害者，而非加害者，彷彿受害的人一定不會加害於人。大多數中國人根本無法設想：中國有可能是造成其他國家或民族「國恥」的原因。半個世紀以來，從移居漢人進入少數民族地區，稀釋少數民族人口，到學生住校與成人強迫再教育……這些設計來削弱非漢族群認同的政策，始終未能化解問題。造化弄人，正是維護當前既有國家的聯合國體系，讓國內情勢不穩的源頭不停有活水來。

自一九四九年以來，臺灣始終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完整所受到的唯一重大挑戰。只要一中政策繼續存在，且中華人民共和國仍視臺灣為其領土所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國對於臺灣獨立進展的不滿情緒就會造成不穩定，而一勞永逸的解決之道，似乎就是軍事入侵。從中國的觀點看，這種解決之道不容國際置喙：所謂的入侵，完完全全是強力的國家當局對於國內問題的內部因應。世界各國恐怕不會積極反應，但是否會有任何後果，則有賴於局中人的政治操作。諾魯與吐瓦魯可能會為臺灣喉舌，但下一回可能不會。沒有人會熱愛強權，只有強權自己愛自己，但也沒有弱國會想站在強權報復的那一端。

新殖民主義

對中華人民共和國來說，內部殖民是不穩情勢的泉源之一，而另一個則是曾擔任迦納總統的政治哲學家夸梅．恩克魯瑪（Kwame Nkrumah）稱之為「新殖民主義」的情勢。整個一九五○年代與六○年代，恩克魯瑪都在積極參與非洲的解殖民。他創造了這個詞彙，用來說明身為反殖民主義者的他當年並未預見的以下情況：非洲人打倒了殖民主子，把領導權交到自己的百姓手中，準備為自己的民族利益打造其經濟體，卻發現殖民主義的問題泰半仍困擾著自己。隨著解殖民而來的並非自主，而是對於他們無從控制的全球經濟更深的依賴。

一九六○年代的新殖民主義，與直接占領土地的元祖殖民主義不同。從遙遠的殖民母國中心派總督統治的年代已經結束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套對等的財政義務體系，讓解殖民國家享有獨立國家的表面形象，至於其經濟則受到外部影響，進而使其政策也受到影響。恩克魯瑪屬於馬克思主義陣營，因此他指的外部指導者是美國資本主義——利用借款與獨占合約，干擾非洲人解放的經濟體系。但其他案例亦顯示，蘇聯社會主義同樣禁不起這種批評。

這種類型的殖民主義不需要一大批的殖民者來監督，而是主要仰賴於金融業務——尤其是顯然過於膨風、難以償還的借款——透過銀行、聯合企業等沒有明確面目的實體加以嚴密監管。外國資本得以開發當地資源，卻無須對當地發展有任何重要貢獻。因此在解殖民之後，富國與窮國之間的鴻溝只會擴大。恩克魯瑪抱持審慎樂觀，堅信新殖民主義「代表帝國主義的最終階段，說不定也是最危險的階段」。但是從他活躍的時代過了數十年，情勢卻益發嚴峻，逃脫困境的困難程度遠遠超乎他所能想像。

債的力量

中國最早是在二十世紀的頭十年深深涉入厄瓜多，在那十年間，中國的石油消耗量翻倍成長。（這個數字後來在二○一七年超越美國的國內原油消耗量。）中國市場早已有委內瑞拉與巴西的供應，但厄瓜多正逐漸成為另一個可能的源頭。曾經負笈美國的經濟學家拉斐爾．科雷亞（Rafael Correa）在二○○七年登上總統寶座，並在隔年威脅不履行該國高達三十二億美元的外債。此時中國獲得在厄瓜多取得立足點的機會，中國石油（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旗下公司）介入，透過一紙綜合性協議，以金額達到十億美元的借款延遲了厄瓜多的金融崩潰，並取得厄瓜多的石化資源。中國的國家開發銀行與中國進出口銀行後續又提供十一筆借款，總金額達到一百五十二億美元。為了獲得這些信貸，科雷亞在二○一○年簽訂主權豁免協議，允許中國借款方在厄瓜多未能償還債務時，可以取得軍事與外交相關之外的幾乎所有資產。中資到來的速度之快，讓路透社（Reuters）在二○一一年以頂多誇張一點點的口吻，把厄瓜多描述成「中國的全資子公司」。到了二○一三年，基多（Quito）當局已經有五分之三的政府財源來自中國，交換代價是中國取走厄瓜多十分之九的石油出口。恩克魯瑪的預言一語中的，「只要支出經營政府的成本，即可確保控制新受殖民國家的政府政策」。

只要錢一直從中國流向厄瓜多，這份協議就能運作良好，但這樣的安排也開始產生問題，其中之一是原住民族的反對——石油是從他們的土地上開採的。二○○七年，科雷亞曾與亞蘇尼人（Yasuní）攜手採取措施，以永久停止其土地上的石油開採，來交換國際社會的挹注。這項計畫嚴重認購不足，而保持讓石油流向中國的壓力，說服了科雷亞在二○一三年取消這項措施。科雷亞在二○一七年卸任，但關於其決策的爭議仍有待解決。

第二個難題超乎科雷亞所能控制，但每種跟商品期貨聯繫在一起的金融合約都潛伏著這個問題：每桶原油價格在二○一一年為八十美元，但在二○一六年已跌落到三十五美元。由於當時亞馬遜石油開採價格約為每桶三十九美元，二○一六年的厄瓜多等於每開採一桶就損失四美元。由於積欠中國的債務是以美元計價，而非原油桶，財政負擔等於變成兩倍。如今的原油價格已經攀升到將近二○一一年數字的一半，但交易仍受市場波動左右甚鉅。時至今日，厄瓜多對中國的負債已經超過國內生產毛額的五分之二，其石油出口問題至少得等到二○二四年才會解決。新任總統列寧．莫雷諾（Lenín Moreno）正試圖就科雷亞簽訂的協議條件進行再磋商，他也要求停止支付一筆六千九百萬美元的簽字費（這筆款項是巴拿馬文件［Panama Papers］所披露的）。科雷亞目前住在比利時——他妻子的故鄉，並希望能避免引渡回國，迴避也許是徹徹底底的政治指控。

幾年來，委內瑞拉一直處於債務不履行的邊緣。假如厄瓜多對中國的借款也採取一樣的措施，中國或將面臨龐大的財政損失。不過中國回應債務損失的方式，通常是讓債務一筆勾銷，或是提供更大一筆借款，因此只要現金夠多，就能延遲問題的爆發。此外，債務也讓中國能主宰基多當局的決策。二○一五年，中國石油的全資子公司安第斯石油公司（Andes Petroleum）在當地兩處雨林獲得新的石油開採權。隔年，中國又至少取得三處礦產的開採權。因此中國有立場能從厄瓜多的政治議程中，把「保護原住民土地」推到一邊。中華人民共和國也能期待附庸國在其他情況下支持自己，例如在聯合國投票時與中國同一立場。厄瓜多外交部長瑪麗亞．費爾南達．埃斯皮諾薩．加爾賽斯（María Fernanda Espinosa Garcés）在二○一八年六月當選為聯合國大會主席，這件事不能全用厄瓜多與中國的關係來解釋，但也無法脫鉤。恩克魯瑪的天眼通實在厲害：「新受殖民國家的統治者，並不是從人民的意志中獲得統治權，而是先得到新殖民主子的支持，進而從中得到統治權。」

假如借款無法償還，會發生什麼事情？如果想一窺未來可能的模樣，我們不妨轉向斯里蘭卡。斯里蘭卡南海岸有個小港口漢班托塔（Hambantota），距離托馬林發現迦勒石碑的地方只有六十英里。二○○四年的南亞海嘯重創當地，但在中國資金挹注下興建了新的貨櫃港，從中恢復過來。相較於斯里蘭卡，厄瓜多的債務滑坡還算有所節制。斯里蘭卡前總統馬欣達．拉賈帕克薩（Mahinda Rajapaksa）和他的三名兄弟，在幾乎沒有詳細檢查的情況下舉了債。有鑑於中國決心在南亞各地與印度的影響力抗衡，斯里蘭卡因此對中國有著無庸置疑的政治價值。漢班托塔港帶給中國一處位於印度洋的中心節點，可以由此在運輸合約、商品倉儲、情報蒐集與採取軍事行動（中國海軍潛艇已經停在港內）與印度較勁——簡言之，可以從漢班托塔港保護中國甫獲得的利益。

贏得漢班托塔港興建合約的建設公司，是一間中國公司，名叫中國港灣工程。調查人員不久前發現，該公司在二○一五年轉了七百六十萬美元給前總統的同夥，確保他能再度當選，只不過大出斯里蘭卡與全世界的預料，他敗選了。（在孟加拉，中國港灣工程試圖以十萬美元現金賄賂鐵路部官員，因而遭禁止投標至今。中國港灣工程的母公司——中國交通建設公司，早已因為在菲律賓的貪腐做法，遭到該國禁止投標。）隨著二○一五年的政權更迭，斯里蘭卡政府試圖重新協商借款條件，但斯里蘭卡必須花去每年歲入一百四十八億美元中的一百二十三億美元還債，讓該國沒有多少斡旋空間。二○一七年出爐的解決方式是接管：中國處理掉債權中大約十億美元，交換斯里蘭卡簽字轉讓漢班托塔港七○％的權益，期限為九十九年。

我們這些研究中國史的學者一聽到這紙九十九年的租約，實在很難不想起大不列顛在一八九八年鞏固香港的手段，以及香港於一九九七年回歸時，中國官方的敲鑼打鼓。（港府在二○一八年接獲指示，停止用「回歸」一詞來提及這段歷史，以塑造香港從未脫離祖國的印象。）桌邊的玩家已經不同，但手法並未改變，而斯里蘭卡僅有的好處，就是一點點的地方基礎建設，以及貪腐政客飽滿的口袋。恩克魯瑪又來了：「低度開發國家不會因為已開發國家的善意或慷慨而發達。外部勢力讓它們保持低度開發，期望從中獲益。低度開發國家只能藉由與外部勢力的對抗而發達。」

新霸權

中國今日與其他一百九十二個國家的關係，跟過去與其他國家（無論有幾國）的關係並不相同。關於如何理解中國在世界上的新位置，有些中國人希望講述的故事，也跟過去的情況不同。有人主張，如今正是中國拋下聯合國體系規則，遵行一套獨一無二的中式世界願景——所謂「天下」觀的時候。「天下」原本是周代的理想，指的是天子在上天的授權下統治其所有領土。他是上天的代理人，事事尋求上天的指點。有些地方不在他的統治範圍內，但這些地方遠在天邊，就算把它們留在文明範圍之外，也沒有損失。隨著中國人的國家變成「大國」，也就隱含著統治者沒有無視化外的餘地，不能把任何人遺留在「華」與「夷」的種族區隔之外。他的統治無遠弗屆，所有人都得臣服。屆時，「大國」就沒有區隔華夷的用處了。如今的「華夷」只不過是文化分野，不像當年在周朝時那樣是政治分野，一切各有其分。

東亞國際秩序的新視野喚起某些中國評論家的熱情，想復興「天下」這種舊有的帝國表述方式，來擔當指點中國與世界之間正確關係的圭臬。如今在共產黨統治之下的中國，就像曾經是天子的皇帝一樣是上天的代表，要監督國際街及體系，從自身（也就是體系中最強大的國家）出發，往下延伸到最底端。這種模式屏除了國際關係的威斯特伐利亞理想——也就是所有國家都是自主的實體，彼此平等待之。今天，威斯特伐利亞理想以《聯合國憲章》中的表述與你我同在，第一章提到「人民平等權利及自決原則」；第二章堅持「主權平等」，以及其他國家不得干預「國內管轄」之事件。這些原則可說是「上帝之前人人平等」這個基督教獨特信條的延伸。西方法學也蘊含這個信條，建構在「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原則之上。雖然在實際上，司法與外交的平等不見得能落實，但平等仍是西方制度所揭櫫的理想。

有人認為應該按等級來安排國家，主張順從於普遍存在世界體系中各個角落的失衡現實，把平等的理想（無論實質上可能有多麼虛幻）束之高閣。階級體系能化解失衡的問題，承認體系中沒有哪兩個成員能處於相同的位置，任意兩國之間的每一種關係要麼高，要麼低。儒家倫理崇尚上下有序為美德，在儒家社會關係體系內，你的身分是由在你之上與在你之下的人決定的。同一種思路形塑了「天下」國際秩序觀。上國期待下國的服從，下國則反過來期待上國不要干預其事務。

這種排序方式興許是一種實際的方式，能讓社會關係和國與國關係保持和諧，終結國際平等可能帶來的衝突，但對於威斯特伐利亞理想所奠基的道德體系實在沒有多少吸引力。真正的和諧出自平等，而非不平等，否則僅僅是弱者對強者屈服而已。不過話說回來，儒家思維會認為，對全球穩定來說，這個代價可以接受。

先前我說明在那些對中國債臺高築的國家裡看到發生些什麼時，我覺得借用恩克魯瑪的「新殖民主義」一詞還挺有幫助的。現在當我需要另一個詞彙，來突顯即將來臨的新世界秩序裡有什麼正處於緊要關頭時，心裡想到的是「新霸權」（neo-hegemony）。政治理論家肯定一眼就能看出是在呼應安東尼奧．葛蘭西（Antonio Gramsci）的「霸權」（hegemony）理論。葛蘭西在一場他贏不了的戰爭中遭到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監禁，他在獄中創造了「霸權」一詞，用來表達意識形態所具有的驚人力量，能在普羅大眾之間創造一種感受，認為自己在社會上與政治上的從屬是天經地義的事。國家宣傳這種「天經地義」，宣傳「本來就是這樣」，讓人民相信什麼都不需要改變，連他們自己的從屬處境也不用改變，而國家則從中得益。今天的「新霸權」，新就新在世界各地的專制國家領導人居然這麼輕而易舉，便能對本國人民撒下最最荒謬的謊，還讓他們信以為真。這不是拳頭大的霸權，而是自願服從的霸權。

中國共產黨向來積極於此，穩定輸出粗製濫造的道德說教，創造出一種有助於統治高層之政策的葛蘭西式理念霸權。共產黨試圖創造的新霸權中有兩種關鍵思維：其一，威斯特伐利亞式的平等與不干預原則對經濟繁榮不利，繁榮需要穩定，穩定需要階級；其二，領導人遵從中國國家利益，則更能造福世人。美國和平（Pax Americana）的消逝究竟是好是壞，還在未定之天。但用中國和平（Pax Sinica）取而代之的話，是否有益於世界各國與各民族的自決？這則得打上大大的問號。中國共產黨鐵定這麼認為。我身為歷史學家的壞處，就是老會注意到皇帝的新衣都不是他們嘴上講的新衣。披在中國外交政策上的「友好合作」、「互相利益」與「共同繁榮」等辭藻，令人不禁回想起日本在一九三○年代晚期開戰時，說給中國與亞洲其餘地方聽的話。當年的日本追尋是一點都不新的軍事霸權，但日本也試圖用芳美的言詞使之看起來人畜無害。

無論是原則層次還是實際層次，我們都很難評估中國試圖追求新霸權時提出的這種「雙贏」承諾有多雙贏，至少從威斯特伐利亞一隅來看，中國目前為止的紀錄實在讓人難以期望。來看看個人層次會發生什麼事。維吾爾人海珊．賈里力（Huseyin Celil）深信，如果維吾爾斯坦沒有受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軍事占領，發展將會更好。由於受到伸縮自如的恐怖主義指控而下獄，加上擔心自己的性命安全，賈里力在一九九四年逃到吉爾吉斯，接著抵達土耳其，在當地得到聯合國難民署（UN High Commission for Refugees）認可為難民。由於加拿大對《聯合國難民公約》（UN Convention Relating to the Status of Refugees）負有義務，該國於是在二○○一年授予他難民地位，後來更給予公民權。賈里力後來陪同妻子前往烏茲別克探親，結果在二○○六年三月二十六日遭到烏茲別克警方逮捕，交給中國幹員帶回中國。中國的國籍法（大致符合國際常軌）允許中國人歸化為他國公民，但同時也會失去中國公民身分。而賈里力的情況並非如此，中國法院仍然視他為中國公民，拒絕讓他（如國際法規定）接受加拿大領事官員的支援。賈里力因為陰謀分裂國家而被判處五十年監禁，要是加拿大實施那種法律，就有兩百萬人（泰半是魁北克人）要吃牢飯了。二○一六年，共產黨將之減刑為二十年，但如今他仍在獄中。

中國對於新霸權的追求，鼓勵了這種對國際法律準則的藐視。同樣的事情也發生於中國在南海與所有海上鄰國之間的僵持態勢。《聯合國海洋法公約》（UN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向來有解決管轄權問題的機制。中國明明是公約簽約國，卻拒絕將自己的主張提交國際海洋法法庭（International Tribunal for the Law of the Sea）：這回中國還是有自己的玩法，不跟聯合國玩。二○一五年，菲律賓把中國一狀告上海牙常設仲裁法院（Permanent Court of Arbitration），並且在隔年獲得有利的判決，但中國拒絕承認仲裁法院的權威（其實是拒絕承認任何國際組織的權威），寧可採取單方面的軍事行動。《聯合國憲章》第六章規定，成員國必須以「談判、調查、調停、和解、公斷、司法解決、區域機關或區域辦法之利用，或其他和平方法」。解決衝突。方法琳瑯滿目，但中國連其中一個都沒試過。當然，中華人民共和國並非第一個藐視國際法庭的國家，但明明有公認的爭端解決機制，該國卻仍決定在南海議題上這麼做（等於宣告自己不受國際法節制），假如單邊主義新霸權成為常理，對聯合國體系的未來並非吉兆。

眼下的「一帶一路」計畫，是否能為這種新霸權未來提供更溫和、更友好的版本，仍有待觀察。這一份匆匆提出的計畫，用的是橫跨歐亞大陸的鐵公路「帶」，以及通過南中國海與印度洋的「絲路」來表現的（有點令人摸不著頭腦，畢竟絲路其實是陸路）。二○一三年提出的「一帶一路」說法，是用來掩蓋中國為了改善打進外國市場的情況，並減少其石油進口遭到封鎖的風險——恰好是這兩個目標，驅使日本在一九四一年轟炸珍珠港與入侵東南亞。計畫本身並不違背聯合國的原則。對中國來說，打造與世界三分之二人口之間的硬體連結，是擴大其市場的聰明之舉（恐怕也很昂貴）。如今產自新疆的中國農場番茄（其營運泰半沒有維吾爾勞工參與）裝滿貨櫃，飛速抵達義大利的加工廠打成泥後裝罐，接著在消費者渾然未覺的情況下，以新鮮「義大利番茄泥」的模樣販售。

這項計畫並未內建明顯的新霸權思想，但中國官銀的資金正加劇整個「一帶一路」區域落後國家的債務依賴與貪腐。聊舉數例——馬爾地夫、蒙古、吉布地、蒙地內哥羅與寮國承擔的償債重擔，已超過其國內生產毛額的三分之二。自二○一六年起，這幾個國家的債務全都因為「一帶一路」之下協議的借款而一飛衝天，漢班托塔正是故事中的一環。有誰能說得準，二○一八年元旦在漢班托塔港邊與斯里蘭卡國旗一同飄揚的中國國旗，將代表什麼？當天，漢班托塔當地的一起新聞報導吸引了我的目光。之所以更讓我印象深刻，是因為報導中提到迦勒，也就是第四章裡那塊石碑發現的地點。當地居民盧萬．室利瓦丹（Ruwan Siriwardane）坦白自己對於漢班托塔港的建設確實相當開心，畢竟能為家鄉帶來生意機會，但他也擔心國際訪客激增將造成的衝擊。「我們擔心漢班托塔將不得安寧，」他代表鄉親發言，「大家都不希望看到漢班托塔變成跟迦勒一樣的商業城鎮。」

地平線那端新霸權的影子，讓我想起歐文．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在半個世紀前，也就是中國未來的世界角色備受質疑時發表的論文。拉鐵摩爾是傑出的內亞研究學者，美國政府在參議員約瑟夫．麥卡錫（Joseph McCarthy）帶頭下，把他當成「蘇維埃陰謀工具」加以騷擾。他寫這篇論文幫助讀者理解蒙古所面臨的選擇。蒙古是一個小國，當時夾在中國與俄羅斯之間（現在也是）。為了說明蒙古的選擇，他提出一項標準來區別殖民地與附庸國，至今仍相當有用。殖民地與傀儡政權（梁鴻志的戰時政權亦在其列）是「民族主義之夢」（dream of nationalism），儘管兩者必須做出嚴重的妥協，但是就連被殖民者也還能展望「有朝一日完全脫離於控制的強權」。反之，衛星國家與附庸國之所以存在，是因為政壇菁英選擇攀附另一個國家，附庸國的目標不是脫離，而是享受依附的好處，方法是跟著宗主國的方向走，同意宗主國聲稱的雙贏願景，採取任何必要措施，包括「遣送」宗主國要它們逮捕的前公民，以確保宗主國承諾的利益不停流入。

中國並非唯一利用債務依賴，來確保衛星國政體政府高層聽話的國家，但這番辯護詞很沒有說服力。債務高到這種規模，連一艘炮艦或一名救難人員都不需要看到，就能令弱國經濟主權完全任由中國擺布。現在還遠遠不能論定這些做法是否將導致民主政治受到侵蝕、民選官員嚴重腐敗，或是使聯合國自一九四五年以來維持至今的自由秩序變質，但是它們看來正在創造專家所說的「世界秩序結構雙極性的增長」——這廂是以法律與權力（無論有多雜亂）為基礎的國際規範體系，另一廂則是瞧不起國際法機制的威權規範新體系。這一輪的新霸權之所以具有風險——不光是對中國，而是對全世界——是因為其旨在幫助當前全球新獨裁政體的抬頭，而戰爭就在不遠處。

目前距離宣告結果還很遠，這不是歷史學家的工作。我情願以一道簡單的習題，從歷史的角度為本書作結。你去找一張一個世紀前的地圖，跟今天的地圖做比較，曾經的世界有一部分如今已不復存在。跟著我們找兩個世紀以前的地圖，你會發現兩者的差異更大了。再多往前兩個世紀，比方說利瑪竇的地圖——我用季名臺的地圖作為本書的起頭，對它來說，利瑪竇的地圖算是祖字輩，幾乎我們今天所知的一切，都不在上面。接下來往未來的方向走，想像從現在起一個世紀後的地圖，看起來會是什麼樣子。你辦不到，因為我們唯一能確定的是：如果後人還會製作地圖，地圖上的世界跟今天絕對不像。

誰曉得未來會有哪些國家、長什麼形狀、叫什麼名字？比方說，「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生硬的布爾什維克風國家名稱，距今一百年後恐怕就沒有任何表現張力了。可是話說回來，當年誰知道「大國」能延續七個世紀之久？至於聯合國，假如屆時還存在的話，我們也能肯定會員國數量不會是一百九十三個。人們或許認為，愈來愈多前殖民地跟隨諾魯、吐瓦魯與南蘇丹的腳步進入聯合國大會，會員國數量將隨之增加。但是一旦厄瓜多、斯里蘭卡與其他任何國家，因為今人揮霍的方式而淹沒在債務海嘯之下，隱沒入其他政治組織中，這個數字也有可能往另一個方向跑。

想不到吧？我在書裡講的每一個故事，還沒有發生之前都沒人想得到。一九七四年，也就是我出發前往中國那一年，有誰預料到世界今天會是這個模樣，而且一丁點都沒猜錯？對於我們及我們的後人來說，出乎意料的事情永無止境，我們甚至連子孫們會講什麼故事都無法想像。我們只能確定兩件事：中國跟世界的關係將繼續改變，而你我都不在任何一版歷史的結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