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歷劫歸來者與朝鮮馬商

浙江／北京，一四八八年

一四八七年九月九日，成化帝駕崩，治世並無特殊成就。在他死前五天，朝廷已經做了最壞的打算，安排活著的皇子中年紀最長者為攝政。當父皇一死，這位十七歲的皇子變成皇帝。他的年號「弘治」在新年時啟用。事實證明，這兩個字對他的治世來說恰如其分。儘管人在紫禁城的金牢籠中長大，但這名年輕人帶著堅定的決心，承擔起他的年號中所懷抱的期許。他早已親眼目睹朝廷在懶洋洋的父親治下四處飄蕩，深知大明需要的不是儀式用的被動皇帝。每當新人登上皇位時，都會重新梳理在任的官僚。弘治帝決心運用這個機會，抖擻行政體系，擺脫懶散的官員。進入春天之後，吏部、刑部與兵部的駁船，便乘著大運河平穩的水流往南開，把剛被解職的人送回家。弘治帝用這種體面的方式，結束他們的職涯，沒有譴責，沒有懲罰：丟官的人只不過是拿到一只白鑞片，上面提到讓他們致仕，接著叫他們上船。

弘治帝也很重視讓治下的外交關係走向穩定。身為皇帝，他有責任接待進貢的外國使節，但貢使人數太多，招待他們的成本不斷飆升。這些使團雖受嚴格的章程所限制，但常常隨意出現。這種情況意味著主理朝貢關係的禮部必須不停調整部員與資源，以因應無法預測的貢使人流。此外，國家安全也是一項考量，尤其是喧譁吵鬧的藏人與蒙古人現身時。那年春天，弘治帝首先頒發的幾項規定之一，就是限制外國使團的人數。蒙古使團的人數最多。單次蒙古使團有可能多達一千一百人，不過在這些人之中，獲准進入北京呈獻供品的只有四百人，其餘則必須在邊界等待。

一四八八年七月一日，弘治帝接獲大同邊防守將的急報。大同在北京的西北方，是處理對蒙關係的作戰中心。將軍奏陳，有一支蒙古部隊突然出現在邊境外三十餘里（十英里）處。他們將一封蒙文信件交給他，來信者自稱大元大可汗——從大明的角度看，實乃不祥之兆。他名叫巴圖蒙克（Batu Möngke），當時才十三歲，幕僚志在讓他成為下一位領導全蒙古人的偉大領袖。若要鞏固這個位子，就必須直面大明，展現他的權威。巴圖蒙克不在那支悄悄接近長城的部隊中，但他的使節在。信上說，他給皇帝二十二天時間，下旨允許使節進入大明領土進貢。

大明發現很難掌控朝貢關係的規定。朝貢體系的基本原則是，每當有進貢資格的國家來使叩關時就應予入關，但讓他們進關有風險，拒絕他們進關也一樣危險。大同守將之所以緊張，是因為提出要求者並非大明經常打交道的眾多蒙古群體之一，而是自稱大元國的政治實體。「北虜雖有入貢之意，然以敵國自居，」他提出警告，「奉番書，求貢書，辭悖慢。」「大元」一詞令人心生警惕。守將提醒皇帝，對方提出主張，「一言之間，彼之臣否，順逆遂見，不可不慮」。弘治帝命兵部商議。兵部建議忽略蒙古人自認其政體與大明國平起平坐的冒犯意涵。讓他們入關，但派一隊士兵跟著使團，並高度警戒。帝從之。

蒙古人一抵達北京，一行人便鬧哄哄，為了誰收到最好的禮物而大聲爭吵，只要別人拿得比自己多就開始抱怨。弘治帝雙手一攤，叫禮部給更多禮物，就此打住。這麼做與章程不符，但避免唱高調確實是明智的決定。假如處理對外關係的目標，在於讓外國人進入本國之後乖乖聽話，不聽話就不讓他們進來的話，則保持彈性就是中心德目。兵部對皇帝明確表示，處理蒙古夷狄時「聲教所不加」，盡早打發他們走就對了。

但高麗人可就不是這麼回事。

不期而至

這幾起事件結束的四個半月後，一艘朝鮮船隻從朝鮮南部外海島嶼啟程。海上颳起暴風雨，船隻受到嚴重損害。為了不讓風把船吹翻，船員孤注一擲，在風雨中砍斷主桅杆。他們把破布串起來，掛在臨時湊合的後桅上，取代砍掉的船帆，但卻無法在風雨中穩住航向。水不停從板材間隙滲入船殼中，所有人手都到甲板下把水舀出去。由於所有的水桶都在暴風中被打爛，他們只能把幾個貨桶劈成兩半，充作水桶舀水。風停之後，船就在起了濃霧的海上漂流。

這艘船的任務，是把名叫崔溥的朝鮮官員送回故鄉。崔溥不是船員，但在海上漂流五天後，他抽出在日記中所說的「地圖」——意即不是海圖——看看自己能否幫助船上的軍官計算出他們所在的位置。他推測，他們的位置在長江出海口以東某處，更往南有琉球群島——也就是今天的沖繩，而東南方則是傳說中稱為「女人國」的島嶼。他堅稱一行人絕對不能航向南南東方，否則一旦漂過琉球與女人國，就注定在無盡的大海上消失無蹤。但他的話毫無幫助，軍官指出：「天若開霽，測以日月星辰，猶未知海上四面。今則雲霧陰翳，日復一日，晨昏晝夜，俱不能記。衹以風之變作臆記四方耳。安知正方之可辨乎！」這天的日記，崔溥只用「聚首而哭」簡短作結。

兩天後，他們發現自己身處石壁嵯峨的小島之間。一行人設法靠岸，尋找飲水，但島上沒有避風處，只能上船繼續漂流。隔天傍晚，他們再度身處幾座大島間，接著兩艘小舟進逼，每艘上各有大約十名船員，穿著一身黑。根據來人的叫喊聲，崔溥曉得他們是中國人，於是命令屬下用中文寫訊息——受過教育的朝鮮人會讀也會寫中文——表示自己是朝鮮官員，並詢問此處為何地。中國人答說，這裡是大唐國浙江寧波府地方（上海南邊）。大唐早在六百年前便以滅亡，但來人還是用這個名字。

朝鮮人想找定泊之處過夜時，另一艘中國小船靠了過來。首領自稱「大唐林大」。林大稱，風向海流順的時候，他們只需要兩天就能回到朝鮮。崔溥解釋，他們的船已經撐不過這一程時，林大便指示他們在他的戒護下靠岸——但要交出寶貨，作為保護費。由於已經沒有貴重物品，崔溥改給林大一點米，接著隨林大的船前往島上無風處避風。夜裡二更，林大率領二十餘人登船，把所有能拿的、還有價值的東西全拿走了。崔溥被人扒光、挨揍，差點掉了腦袋。不過，當林大一黨了解朝鮮人身邊沒什麼東西好搶之後，就丟下這艘船走了。他們離船時，還斬斷所有船索，把船推進海裡，確保這些朝鮮人哪裡都去不了。

四天後的清晨，又有人包圍朝鮮人的船，這一回則是六艘船。他們舉著一張紙：「看你『異類』」，這是稱呼外國人的古老用語。「來從哪裡？」崔溥也用寫的回答：「我是朝鮮國朝臣，奉王事巡海島。奔喪過海，被風而來。不識此海何國地界？」來人的回答與林大無異，表示此地是大唐國，只不過如今朝鮮人來到台州府外海。台州府位於寧波以南，等於他們方向偏了。這些中國人要崔溥給他們一點胡椒。來自東南亞的貢使經常會進貢胡椒，數量多到在明朝初年可以作為某種儲備貨幣——有時候海盜也懂得索要胡椒。崔溥告訴來人，朝鮮不產胡椒。他們於是掉頭離開，但又在隔天清晨回來，擅自取走他們的東西，再小也不放過，還堅持崔溥應該跟他們上岸。

這些人究竟是想盡可能發橫財的漁民，還是一有機會便要淹死他們的海盜？崔溥判斷不出來。但他確實了解，自己這邊的人一旦輕舉妄動，後果恐怕不堪設想。他告訴屬下：「誣我為賊，語且不通，難以辨明，必皆為邊將所戮。」崔溥想了一個計畫。他請這些中國人給他們吃點東西，恢復一下，之後就跟他們走。中國人稍微把船退開些，接著為了躲雨而躲進船艙，此時崔溥一行人悄悄靠岸，在無人發現的情況下躲進小山樹叢間。事實證明他下對了棋，因為崔溥後來得知這些人確實是海巡，而且試著想騙他們上岸殺頭，把他們的人頭當成自己殺了日本海賊的證據——可以換賞。

朝鮮人到了第一個村落，村民紛紛從屋內湧出，築成人牆，盯著他們看。崔溥拱手作揖，掏出筆來，說明自己是朝鮮人。村民想知道他們是賊人、進貢之人，抑或只是遇難者。崔溥回答：遇難。一開始，村民同意讓他們待在村外的佛寺，但又改變主意，要求他們離開。他們在夜裡吃力地走著，每一次遇見人，都遭到一樣的對待。一行人從一個村子被趕到另一個村子，終於在隔天早上抵達一處規模夠大，足以駐兵的聚落。他們告訴軍吏，接著從這一刻起展開漫長的程序，被人當成我們所說的偷渡客，從一個層級的官府送往上一個層級，直到抵達浙江省會杭州，得到通關證明，繼續在護衛之下送往北京，遣返朝鮮為止。

朝鮮人與儒生

朝鮮半島伸入中國人所說的「東海」超過六百英里。半島的整個西岸都面對中國。兩國關係向來都不平等，因為不平等所以緊繃。中國在各項事務皆占據上風，朝鮮因此得琢磨出既能讓中國滿意，又能讓中國保持距離的政策。大陸上的統治者一而再、再而三試圖征服朝鮮，但只有忽必烈汗一人成功。

建立大明國的人選擇不去強迫高麗王朝（他登基時統治朝鮮的王朝）留在他的「大國」範圍內，而且坦白說，他也沒辦法。他選擇較不花錢的手段——要求高麗王朝對他的王朝朝貢。高麗試圖表現順服，但兩國共同國界上的小衝突仍舊傷害了這份關係。一三九二年，李成桂將軍推翻高麗國王，有一部分原因也是想解決國內對於應對新成立的明國而起的爭議。為了不讓中國插手干預這場政變，隔天李成桂便派使者前往南京，報告政權遞嬗之事，並請洪武帝為他的王朝取個新名字。洪武帝決定接受李成桂奪權的做法——畢竟在不出兵高麗的情況下，他也沒什麼選擇——選了「朝鮮」作為新王朝的名字。朝鮮王朝之名從此開始，直到在一八九七年改制，建立自己的「大國」為止。三年後，大明建國者向後代子孫指定幾個國家為「不征」之國，朝鮮就在名單上。新關係就此塵埃落定，當年的李成桂將軍如今成為朝鮮國王，採取模範朝貢國的姿態，在每一個想得到的場合派遣使節，確保大明對他沒有意見。

大明初期定都南京時，朝鮮使節會搭船進貢。我選來作為本章插圖的那幅畫（今藏於韓國國立博物館），描繪的正是使節從南京離開的場面（見圖9）。超出圖框頂部的標題——〈遣天朝貢使返國〉（Sending the Envoy to Heaven’s Court Home to His Country）說明了當時的情況。八名中國官員聚在南京城外牆東水門外的河濱。他們的官服顯示出其地位。兩名官員著紅色官服，紅色是民事官員最高等級的顏色。三名官位次之者著藍色，他們身後又有三人著綠色。三名僕人拿著禮物，站在他們後面。船艏有一名朝鮮貢使面對他們，等待潮水轉向。這艘船可能是所謂的「冠船」，造船的地點就是南京的龍江船廠，鄭和有些船就是在這裡打造的。船上飄著紅色與藍色的船旗，這是傳統上用於朝鮮旗幟的顏色。

圖上描繪的朝鮮—大明關係既正面又大度，雙方官員的大小相仿，位置也大致落在同一水平。這是一幅互相承認、賞識的畫面，而不是像以前把高麗置於卑位的做法。由於開國皇帝——洪武帝的陵寢擠在圖上南京城的右邊，而首都直到一四二○年才遷往北京，我們因此可以把畫定年在一四一○年代。據我判斷，對於細節的眼光（這堪稱對當時南京市容最精細的描繪）顯示畫師就生活在南京，而且是中國人——不然就是有人臨摹南京畫師所作的畫。畫工本身並不突出，我猜，這是傳統上送給船中人的臨別贈禮，亦即送給每一位貢使帶回家，一方面紀念此行，一方面讓朝鮮人一窺大明的繁榮。畫上第三位僕人手上用綢緞包的卷軸，會不會就是這幅畫呢？

正式遷都北京後，外國貢使進貢皇帝時便不再前往南京，而是北京。對朝鮮人來說，這意味著在一四二○年棄海路，改走陸路，經平壤與大明東北的遼東。妙的是，那些想知道崔溥是何許人也的村民，給他提供了幾種可能的選項來回答，其中之一就是貢使。顯然他們以為朝鮮貢使依舊乘船前往南京。早在六十八年前，往南京的海上朝貢路線就已廢止，但當地人對世界的認知很難就此改變。

崔溥未能表現出卷軸中那種親善的場面，他的經歷艱困得多。我們之所以能知道，是因為他甫自中國歸國，就必須向朝鮮國王呈交旅行日誌。每一位朝鮮貢使都會這麼做，協助本國蒐集情報，了解最靠近他們，也是最大的鄰國。我們很幸運，因為崔溥是個很愛講話的作者，而且能注意到中國作者不會費工夫提到的細節。生活在一四八八年的明代中國是什麼光景？他的旅行日誌是迄今最好的報導。若想理解身為儒者的朝鮮人，在儒家國度所遭遇的認同困境，這也是極好的材料。崔溥曉得自己無法期待受到與畫中人相同的招待、相同的離境方式，但他原以為自己嚴守儒家典範的生活方式，理應為自己帶來一點喘息空間才是。

崔溥的私生活嚴守儒家教誨，若非如此，他也不會被沖上中國海岸。他是朝鮮朝廷命官，得知父親過世的消息時，正任職於朝鮮南海岸最大的島嶼——濟州島上查核稅籍資料（島上地主有蓄奴、將奴隸從稅籍中抹去的嫌疑）。父喪是儒家生命循環中最大的危機，崔溥也確實抱持這種態度。咸認父子關係不只是家庭的骨幹，更是君臣關係典範的基礎。儒家規定，兒子必須放下一切，返家守喪，披麻帶孝，在父親墳墓旁結草屋而居，為時二十七個月。離開濟州島之前，就有人警告崔溥海上起了風暴，但他守孝的責任心實在太過強烈，不顧一切出航，下場就是漂流到中國。

一到中國，他就希望中國人了解：他不只是一個人，不只是一個朝鮮人，更是一個道道地地的儒家弟子。對他來說，儒家身分理應能為他掙得與大明菁英成員平等的地位。抱持這種想法的人，不只他一人。說起來，這形塑了朝鮮身處與中國的不平等關係時所採取的戰略。朝鮮王朝的朝鮮是一個小國，明代中國是一個大國。位卑者因應這種心理上、戰略上不平等程度巨大的關係時，唯一的方法就是讓對方認為自己達到位尊者訂下的任何標準，甚至要超越對方。朝鮮必須跟大明一樣遵奉儒家，崔溥也得比他遇見的任何中國人都更像個儒生。

他北往北京這一路上遇到許許多多的中國人，三教九流都有，而且無一不奇於和朝鮮來的夷人交談。大多數人從沒看過外國人，更別說是與之筆談了。發現崔溥不會講漢語，卻能讀中文時，大家都很困惑。崔溥一行人接受安置於一處旅館時，當地的學者問他：「書同文，獨你語音不同中國，何也？」問得很合理。明人沒有道理會曉得朝鮮人已經熟習中文數個世紀，不只是為了閱讀中文典籍，也是為了書寫自己的語言。崔溥抵達中國前的四十多年，當時的朝鮮國王便已下令官員發明文字——即今天所謂的「韓字」，要更貼近韓語、更方便學習，但受過教育的菁英仍舊用中文書寫。

崔溥回答此人時，引用古老的中文諺語——千里不同風，百里不同俗。「足下怪聽我言，我亦怪聽足下之言，習俗然也。」比起把朝鮮人用中文一事當成要從歷史加以解釋的問題，崔溥更是急著將朝鮮與中國之間的語言差異重要性減到最低。重點是外國的文化多麼開明，而不是外國人的語言有多麼不同。崔溥希望與自己交談的這位仁兄，能把重心放在共通點，而非相異處。「然同得天所賦之性，則我之性亦堯舜孔顏之性，豈嫌於語音之有異哉？」

他最常得想辦法辯護的指控是，別人懷疑他和他的部下是洗劫沿海惡名在外的日本海盜。頭幾回偵訊時，曾有一名官員試圖讓崔溥在這一點上套。

「你以倭人登劫此處，何也？」他突然發難。

「我乃朝鮮人也，」崔溥答，「與倭語音有異，衣冠殊制，以此可辨。」

「倭之神於為盜者，或有變服似若朝鮮人者，」官員又繞回來，「安知你非其倭乎？」

「觀我行止舉動，證我印牌、冠帶、文書，則可辨情偽。」

「你無乃以倭劫朝鮮人得此物乎？」

「若少有疑我之心，姑令送我北京，與朝鮮通事員一話，情實立見。」從他的說法來看，沿岸都沒有任何人能通韓語。

隔天，一位疑心沒那麼重的官員希望多聽一點關於朝鮮的事，問他朝鮮是否如大明一樣，統治者也稱為「皇帝」。崔溥用一句老諺語回答：「天無二日，安有一天之下有二皇帝乎？」兩國統治者之間的不平等，是朝鮮得以用獨立國家姿態，生存在中國隔壁的唯一途徑。他接著說「我王心誠事大而已」，用了「事大」這個標準的說法。

偵訊結束，客舍裡其他人於是帶著各自的問題，圍到崔溥身邊。有人為此拿紙給他，但崔溥實在應付不過來，這時一名官員塞來紙條，上面寫著：「此處人輕薄，休與閑講！」儘管從官方的觀點看，實在不該鼓勵對外界的好奇心，但一般人跟外國人面對面時，還是忍不住想聽聽這人能告訴自己什麼。等到換崔溥問問題時，他們卻寧可閉口不言，免得落得為外國間諜提供情報的罪名。

真要說是誰試圖打探政府機密，那就是審問崔溥、試著挖出情報的官員了。一名把總官要求他透露朝鮮國王的名諱，而這是誰都不允許說或寫的，這麼做等於洩漏朝鮮國家機密，崔溥因此拒絕了。

「孝子不忍舉父母之名，故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況為臣子其可以國君之諱輕與人說乎？」崔溥答道。

「越界無妨」，把總官暗示他。這部日記是為了國王而寫，而此時正是他表現自己應對誰盡忠，如何守分際的完美時機。

「我不是朝鮮之臣乎？」崔溥以儒家忠臣之義憤反駁，「為人臣者，其可以越界而負其國，異其行，變其言乎？我則不如是也。」

孔子與皇帝

崔溥順著大運河北行，愈來愈接近北京，滿足明人要求的壓力也愈來愈大。奉命送他進京的官員傅榮告訴他，兵部、刑部、吏部等各司的船隻與他們反方向，絡繹不絕，是為了將革職的先朝朝臣送回故鄉。弘治帝對效率的要求有多高，先皇的要求就有多鬆。傅榮告訴崔溥，先前參與處理他們一行朝鮮船難生還者的官員，有些也已經因為太慢將此事上報朝廷而被貶。

崔溥表示此事值得慶賀。「當今天下再得堯舜之君，舉元凱，黜四凶，」他肯定，「朝廷肅清，四海妥帖，不亦賀乎！」

「正是，正是」，傅榮應聲後接著告訴崔溥，他聽說弘治帝在十二天前躬幸國子監，釋奠先聖孔子。傅榮跟崔溥分享這個消息還有一層意思：新皇帝決心整頓吏治。崔溥此時卻有意外之舉。從純儒家的觀點來說，皇帝在孔夫子之前也該屈尊。然而，若從治國的角度來看，孔子與皇帝的相對地位再清楚不過了：皇帝可以祭孔，但就儀式上，他是孔子的上級。誰知崔溥出我意料之外——傅榮可能也沒想到，他批評後一種立場，開了日記中唯一的一次玩笑。

「天子亦拜於列國之臣乎？」

這話有點咄咄逼人，傅榮擋了回去。「孔子萬世之師，豈以人臣之禮待之乎？」他接著解釋贊禮郎如何用心良苦，處理這個難題。皇帝應該鞠躬拜孔子時，贊禮郎曰：「鞠躬拜。」正當皇帝準備拜下去時，第二名贊禮郎曰：「孔子曾為魯司寇。」意識到孔子的官位低於皇帝時，第一位贊禮郎便高喊：「平身禮。」傅榮對崔溥說明：「當拜而實不拜，此尊先師、尊天子之禮兩不悖也。」崔溥也坦率得可以，直接對傅榮說這種妥協貶低了孔子，而至聖先師地位總是高於皇帝。這番評論想必讓傅榮進退皆不是，只不過崔溥顯然沒有發覺自己讓東道主感到難堪，僅僅提到傅榮一言不發。

一星期後，當局將崔溥安置於貢使在北京下榻的招待所。這是一個忙碌的地方，外國使節來來去去，中國商人紛至沓來，想盡快在朝貢貿易的五天限期內談好生意。過了幾天，上面才派一位中國通事李翔，告訴他目前的處理進度。當船難消息抵達京城時，李翔便轉告來北京的朝鮮使節，使節立刻返回朝鮮，通知崔溥的家人，他並未葬身大海。八天後，崔溥從李翔處得知，他必須等到朝鮮國王上奏弘治帝，為拯救其使節一事謝恩之後才能離境。「惟僕之到此不係國家事，」崔溥盡顯失望之情，「特蒙大國深恩生還本國，衹自仰天祝乎而已。但瑣尾逗遛，遷延日月，不得全吾哭柩廬墓之心，所以痛哭耳。」這對皇帝來說並不重要。奔喪確實是光明正大，而且也必須奔喪，但重要性仍然不比嚴守對外關係之法度。崔溥的怨言符合他對儒家的堅持，表現出高於國家的普世標準——他的核心主張是，在儒家子弟之間區分「華夷之別」沒有意義，而朝鮮人比中國人更儒家，文明程度並不輸人。

崔溥別無選擇，只能閒著，跟好奇經過的中國人閒談度日，其中有些人能通韓語。過了五天，一名錦衣衛告訴崔溥，他在禮部的檔案有點問題。崔溥重申他來中國與國家事務無關，奔父喪的義務應當優先處理。兩天後，禮部才把程序跑完，召他前去，告訴他必須到皇帝面前謝恩。場合需要，禮部送了朝服給他們。但新朝服又導致另一輪爭議。崔溥堅持自己正在守喪，不能穿給他的這些袍服。但李翔已經先他一步，料到他會有這個理由。

「今日我與禮部尚書大人已議之。當是時，親喪輕，天恩重，拜謝之禮不可廢也」，李翔說的「是時」，意思是見皇帝時。隔天，也就是一四八八年五月三十日，李翔一早就來確認崔溥是否為皇帝召見穿戴妥當。他沒有，他依喪制著服的儒教義務，勝過其他所有義務。

李翔重申禮部的要求，叫他對自己的處境採取實際一些的態度。「你在殯側，則爾父為重，今在於此，知有皇帝而已。」李翔提到，大明禮制包括在入闕拜謝皇帝時暫時換下喪服，作為對策。「蓋以皇恩不可不謝，謝之則必於闕內，闕內不可以衰麻入，此嫂溺援手之權也」，身為儒者，絕不能碰嫂子的手，但危急時例外。「你今從吉，事勢然也」是他的建議。儒家弟子有時候也可以審時度勢。

崔溥堅持到宮門之前。李翔知道破壞禮制的話，受罰的人會是誰，於是摘下崔溥的喪冠，把紗帽硬戴在他頭上。直到宮門打開，上朝的官員魚貫通過列隊的大象時，崔溥才同意換衣服。他打算不停扮演「我比汝更儒」的角色，直到可能造成國際事件才稍止。朝鮮人進了宮，列於朝班，站在指定的位子上。他們對著皇帝所在的廳堂五拜三叩頭謝恩（皇帝坐在內殿，他們是看不到的），接著從一道側門出宮，一出宮崔溥便換回喪服。

責任已了，朝鮮人獲准返國。奉命護送他們在隔天回國的軍官，帶著兵部關文而來。崔溥想必對公文上的用詞很感冒：「緣係處置遭風外夷歸國。」看來，即便他們一行人盡了一切努力，想化入「華」的範圍，他們仍然是「夷」。無論他們重視舉止，在「華」度上與人一較高下，朝鮮人永遠都是「夷」。崔溥終於在日記中吐實：他描述一行人留置北京的情況形同軟禁，而且事實上就是如此，畢竟大明禮制只允許朝鮮人每五天出門一次。「朝廷視臣等以漂海夷人，令把門館夫劉顯等直臣等，非奉上司明文稟帖呼喚，不許擅自出館，亦不許容放牙行及無籍之徒入館串引交通。」無人在場監督的情況下，一律禁止對外接觸，這也是為了維持華夷之隔。

崔溥一行人在隔天——一四八八年六月四日離開北京，踏上帶他們返回朝鮮的陸路旅途。現在一看，過去的那些時日實在沒那麼重要，崔溥一行人感覺就像是又一個來自朝鮮的使團而已。

離境不到十天時，崔溥跟名叫戒勉的佛教僧侶有了一場趣味交談。戒勉的祖父是朝鮮人，逃到這個地方。戒勉解釋，該地區在千年之前，曾是高句麗王朝領土的一部分，後來雖然被中國占領，但高句麗舊習仍流傳下來。他祖父那一輩人來到這裡討生活，但這個邊境社群卻夾在跨邊界的認同之間。戒勉對崔溥保證他們「敬祀不怠，不忘本也」，但往西跨入中國，就沒有回頭路。「我等亦欲返本國以居，但恐本國反以我等為中國人。刷還中國，則我等必服逃奔之罪，身首異處，故心欲往而足趑趄耳。」

戒勉所身屬的群體，受困於國界兩側同時採取的排外政策。朝鮮這廂拒絕那些變成中國人的朝鮮人，大明那廂則排斥所有出國之後還想回來的人——哪管他是不是中國人。我們總是把排外的國民身分與近代民族主義世界相聯繫，但就連在十五世紀，也有成為無國籍者的可能性。更有甚者，當時的人是統治者的臣民，而非一國的公民，不可能切斷君臣關係。無國籍不僅是一種狀態，更是一種罪行。屋漏偏逢連夜雨，新登基的皇帝下令新設寺庵內沒有度牒的人必須還俗，戒勉就是其中之一，他不只沒有國籍，還丟了僧籍。

崔溥既沒有為戒勉提供解決方法，也沒有安慰他。根據他奉行的儒家基本教義派，佛教僧侶是社會的寄生蟲，而他們為皇帝長壽祈福的做法，只是資源的揮霍浪費，富了寄生蟲，苦了田裡辛勤工作的老百姓。他對戒勉說，應該把他們全部充軍，遠比待在寺院裡更有用處。崔溥再度選擇羞辱他在路上遇到的陌生人——這回是一個朝鮮陌生人——好展現他認為能讓自己與中國人平起平坐的道德優越性。

一回到朝鮮，崔溥逕直返家，展開因意外之旅而延誤的丁憂。他在一四九二年復職為國王效力。十四年後，經歷兩次士禍與一任新王，崔溥因為在黨爭中站錯邊而遭到處刑。道德終究無法勝過政治。

儒家孤立主義

崔溥的儒家思想是堅守不可更易的倫理規範，將個人與家庭、與統治者緊緊相繫，這是一種。當時對於孔子的另一種解讀，則能在丘濬的著作中覓得。丘濬是海南島人，就算到了這麼南邊的地方，也仍然是大明子民。身處一個以記憶經典的能力為部分根底的教育體系，他過目不忘的天賦顯然很有用。不過，他直到十六歲才開始為了科舉考試讀書，算是晚了。八年後，丘濬不僅在廣東鄉試中舉，還是第一名解元。他四度前往北京參加會試，終於在三十三歲之年通過，並且在殿試中成為二甲第一名進士。據說，要不是他其貌不揚，不然可以進入一甲。他從來不改個性中的這一面，住在北京一處破房子裡，甚至不打算費工夫，練好身為官員理應學會的官話口音。

丘濬其貌不揚到不適合在公眾場合當地方官，但又聰明到不能派一個小管理職浪費才能，於是上級把他任命至翰林院——皇帝的智庫，後來改至國子監擔任祭酒。丘濬全心投入國子監，也將這種投入貫注於一代又一代的學生身上——他們致力於琢磨方法，解決困擾國家、增加百姓負擔的問題。丘濬信奉儒家思想的程度不下於崔溥，但他信奉的卻是一種完全以實用為導向的儒家思想。對他來說，真正的儒者要「治國平天下」——引自他最愛的儒家經典《大學》。對眾人來說，求諸外遠比求諸內更有價值。為了幫這種理想的骨幹添上血肉，丘濬組織了大規模研究計畫，對所有已知文獻進行歷史性的耙梳，以此為基礎製作出國家政策大部頭參考資料。計畫成果卷帙浩繁，有一百六十卷。他將之命名為《大學衍義補》。論其精要，該書等於是給皇帝用的政策百科。志向值得欽佩，但問題在於要找一個願意讀這部書的皇帝。丘濬在成化帝治世時展開計畫，但成化帝興趣缺缺。一四八七年成化帝駕崩，兒子繼位，丘濬突然得到他原本缺的那個皇帝。

弘治帝登基之後，丘濬將自己的巨作呈獻給他。弘治帝印象深刻。他批准將書刊行（在隔年問世），並任命丘濬為禮部尚書。丘濬並未特別期待這樣的結果，而他在尚書任上的成就也讓他再也離不開官場。獲此殊榮後不久，丘濬求皇帝允取他致仕。弘治帝的回應卻是提拔他為文淵閣大學士——最高的官職。丘濬未能退休，返回海南島的故鄉：七十五歲時，他死於任上。

丘濬在《大學衍義補》探討諸多問題，外交關係就是其中之一。為了掌握他的政策偏好，我得從全書的結構下手。書中假設皇帝是丘濬談話的對象。首先，每一個主題的安排方式都是：各家集注一條接著一條，創造一種丘濬彷彿真的在跟過去的大儒對話的效果。這種編排讓我得以把書中「觀點—回應」的形式，轉變成有如殷切的新君與他的老臣子交談的樣子。交談中的每一句話，皆摘自《大學衍義補》，一字不差。假如丘濬與弘治帝真有就外交政策交談過的話，想必會是這樣：

「有虞之世……蠻夷處邊鄙之外，負險阻以為固，」丘濬向皇帝說明，「不可以理喻，不可以言馴，非用甲兵不可也，豈區區刑法所能制哉。蓋人君為治，必先去其梗吾治者，然後其治可成。所以梗吾治者，其大在蠻夷……必使外而蠻夷，不敢亂吾華夏之地。」

皇帝想知道，「先王當中是否有誰留下好榜樣？」

「後世為治者往往昧於華夏輕重緩急之辨，固有詳於內而忽於外者，亦有專事外而不恤其內者，又有內與外皆不加之意者，胥失之矣。」

那我們該怎麼做呢？畢竟不能就這麼無視外界。大明身為天子的權威，應該要及於國界之外，使蠻夷開化。教化夷人，不正是我們要扮演的角色嗎？

「《春秋》內諸夏而外夷狄……隔以山谷，壅以沙漠，天地所以絕外內也……未嘗體國經野，設官分職，而以內治治之也。此無他，天地間有大界限，華處乎內，夷處乎外，各止其所，而天下之理得矣。」

「我們大明應當統治全天下，如今大明的疆域是否已經推到天下的邊緣了？」

「臣竊以為今日地勢東南已極於海，至矣盡矣，更無不盡之處。惟西與北及西南之地尚未底於海耳，然皆限以重山疊嶂，大荒絕漠，地氣既惡，人性復獷，非復所居之處，有與無不足為中國輕重焉，惟明主寶吾華夏文明之域，以瓦礫視之可也。」

「難道不能憑藉我們的軍力優勢，將這些地區納入控制之下？」

「自古帝王皆以能致外夷以為盛德，殊不知……」，丘濬答道。在他看來，這方面已經做得夠多了。皇帝應該把行動綱領侷限在「德在華夏文明之地，而與彼之荒落不毛之區無預焉」。

「那麼，跨過邊界歸順於我們的夷人，該怎麼處理？」

「彼以窮困而歸我，我不受之，仁者不為也。彼以慕義而歸我，我不受之，義者不為也。」

皇帝好奇，「面對已世居大明疆域內的夷人，又該如何做？」

「彼自其乃祖乃父，慕義來歸，歷世已久。荷國厚恩，非不知感。染華雅俗，既已久變。固無外慕之心，亦無內訌之意。」但丘濬對那些先祖為夷狄的人並不放心。「不幸一旦板蕩塵坌，遇有機會，轉移之間有興有亡，趨避之頃有安有危，彼或不能不為騎屋極之計耳。不可以久安而僥倖苟且，而不為之遠慮也。」

「我們該把所有夷人趕出大明疆域嗎？」

「彼生長中華，世有爵祿，結為姻婭。相與聯比，皆華夏之人，已久忘其為夷矣。一旦無故分辨之，彼誠不自安也。必欲安其心而無後患，必須以漸而為之，因事而處之，不使之群而居也，不使之專其位也，不使之聯其職也，不使之統其類也，不使之臨乎邊也，不使之使其國也。」丘濬固然期待同化他們，但他不準備完全仰賴這種做法，希望設下限制。「所聚之處一郡不許過百，所居之市一縣不許過十，所任之官一署不許過二，如此消之以其漸，為之因其機，處之服其心，使彼不知不覺則久久自然潛消而日化矣。」

那位碰上船難的崔溥到了中國之後，身處的正是這種氣氛。無論朝鮮人表現得多麼儒家，華夷之別都是鐵律。「天地間有大界限，華夷是也，」丘濬為弘治帝引經據典，「華處乎中，夷處乎外，是乃天地以山川險阻界別區域，隔絕內外，以為吾中國萬世之大防者也。奈何自決其防，引而入吾腹心之內乎？」再也不要深入外國領土的「大國」冒險，再也不要華夷混處。丘濬給皇帝的外交政策基本方略，就是不要管夷人之事。「夫人君儆戒於宮闈之中、朝廷之上、京邑國都之內，何預於四夷哉？」

丘濬身為儒家基本教義派的程度不亞於崔溥。只不過他的界線不是劃在儒與非儒之間，而是劃在華與非華之間，這下子崔溥就站錯邊了。界線劃歸劃，碰上朝鮮議題時，丘濬還是頗為寬大。他表示，朝鮮與大明皇帝非得打交道的其餘朝貢國還是有點差異，畢竟「朝鮮恭順朝廷」。就此而言，這正是朝鮮人希望中國接收到的訊息。聽話，就不對付你。

馬匹與土木堡

假如當年有「仇外」（xenophobia）一詞，丘濬想必不會認為自己仇外。「仇外」是對外國人不理性的恐懼。根據丘濬本人的信念，他建議皇帝夷狄保持距離的做法，完完全全是出於理性而為之。但要了解他的理路，我們得探討馬匹的問題。

大明是一個廣泛使用馬匹，但育馬不算成功的國家。對中國北方的農家來說，養馬是稅負中的一環，但馬匹的品質很差，購買草秣的成本經常讓農民破產。假如想要較好的馬匹，就得跟長城以北的民族購買，尤其是比誰都精通於馬匹的蒙古人。另一方面，蒙古人與他們一度統治過的中國人之間存有敵意，而這份仇恨正好就是大明需要馬匹的緣故——不讓游牧民族越過長城，回來搶奪曾經屬於他們的東西。

朝鮮人沒有蒙古人那麼善御馬，但他們確實懂得養馬，永樂帝於是轉而從朝鮮找馬。登基第一年，永樂帝命令朝鮮國王每年送來一千匹馬。四年後，他把數字增加到每年三千匹。（永樂帝還要求送朝鮮處女來充實自己的後宮，只不過是數以百計，而非千計。）接下來從一四○七年至一四二七年這二十年間，朝鮮一共送了一萬八千匹馬給大明。

只是，朝鮮的供應永遠追不上中國的需求。大明別無選擇，只能從蒙古人處大量買馬——趁著還沒有跟他們真刀真槍打仗時買。永樂帝第一次要求朝鮮進貢馬匹的一年後，就不得不在邊境的好幾個地點（包括上都）定期開設馬市，與蒙古人交易。後來，他訂出每三年一萬四千匹馬的定額。馬匹的貿易表面上是歸順的蒙古王公進貢的貢品，實際上就是購買，只是價格說一不二，通常以布疋為單位，蒙古人的要價可高了。

大明財政撙節的做法，終究結束了鄭和下西洋，也終結了與蒙古人的邊境馬市。這麼一來，朝貢體系就是大明唯一能設法獲得馬匹的唯一機制。對蒙古人來說，邊市也是在不訴諸走私或劫掠的情況下，唯一能購買茶葉與紡織品的方式，這正是蒙古人多少願意接受這種安排的原因。政局主導著交易，但交易條件也有可能反過來引發政治上，甚至是軍事上的反應。一四四八年，大明朝廷認定蒙古人為貢馬索要的價格太不合理，因此拒絕接受朝貢團帶來的馬匹。對大明來說，拒絕就等於沒了馬匹。但事情還有另一面——對蒙古人來說，這等於馬賣不出去。當時並非疏遠這個貿易夥伴的好時機，因為草原上的領袖之一——也先，正設法將大半個蒙古世界納入其統一指揮下。也先認為這是興兵的理由，也是出擊的機會。

當時的皇帝是二十一歲的正統帝，他迫切想為自己贏得軍事上的名聲，好跟偉大的先人——洪武帝與永樂帝平起平坐。大臣們毫不費力便說動他該對也先發動大攻勢。總之，他率領大軍往北通過居庸關，沿路前往上都——此時的上都位於蒙古領土深處。原本的計畫是從邊境城市大同出發，進兵草原。但到頭來，軍隊完全沒有離開大明領土。正統帝的幕僚意識到自己低估了也先部隊在長城以北的實力，斷定繼續進兵太過危險。他們向民眾宣稱皇帝親征突襲大同已取得勝利，接著送皇帝返回北京。一四四九年九月初，撤退的部隊距離居庸關只差四十英里時，也先的騎兵在名叫土木堡的驛站追上他們。蒙古人屠殺了半數部隊，人數恐怕高達二十五萬人。更讓人震驚的是——至少在政治上震驚——他們俘虜了皇帝。

也先本來有優勢可以運用，但大明朝廷迅速行動，讓新皇帝就任，等於消除了正統帝作為人質的價值。無論如何，也先的大志主要是對自己的蒙古對手，而非大明。一年後，也先眼見沒有別的選擇，於是將手上無用的人質送回去。四年後，也先大膽自稱「大元田盛大可汗」，結果遭人暗殺。只有成吉思世系出身——成吉思汗的後代，才能自稱可汗。也先不是這個家族的人。

這次戰敗令大明為之震動的程度，怎麼說都不為過。到了弘治帝的時代，土木堡之變早已是四十年前的往事，但正統帝是他的祖父，而弘治帝不願重蹈覆轍。後人理解明代歷史時，常以土木堡為分水嶺。土木堡的教訓在於皇帝應該遠離戰場，而夷狄則盡可能離得愈遠愈好。對大明來說，唯一合情合理的外交政策，就是退入中國的國界內，然後待好。土木堡之變扼殺了大明成為正統「大國」最後一絲猶存的希望。對蒙古關係由此懸置二十年。馬匹供應因此次出兵而中斷，大明於是再度訴諸朝鮮。朝鮮克盡厥職，立刻送來兩千匹馬。

尋常外國人

使節與遭遇船難的官員，並非一四八八年唯一前往中國的朝鮮人。朝鮮馬商顯然也是。我們如履薄冰，畢竟從來沒有人找到關於朝鮮個別商人跨過大明—朝鮮邊界的史料，更別說是馬商了。但有一個有趣的例外：一部供朝鮮人學習中文的課本——《老乞大》。書名讓人想起蒙古人原本用「契丹人」稱呼中國北方人的名字，因為他們曾是大契丹國的臣民。（蒙古人後來改稱他們為「漢人」，也就是我們今天對中國漢族的稱呼。）「老」意思是「年紀大」，但也是朋友間表示關係親近的用詞，至今猶是。我們可以把「老乞大」翻譯成「老契丹人」，但「我的契丹老兄」可能更貼近原意，而「契丹」則代表「中國人」。

大多數的課本都是提供短篇、無連貫的段落供學生學習。但《我的契丹老兄》不同，讓兩名角色講話，學生則隨著他們的經歷，從課本開頭到結尾。書中的主角是一個朝鮮人，其姓名始終不為我們所知。他懂一點中文，隨著穿越中國北方，他也學到更多。此人從事馬匹買賣。另一位重要角色就是他的契丹老兄，姓「王」。這名馬商和他的朋友只是課本裡的角色，不是真實人物，但在構成本書的口語對話之後，感覺我們聽到的是真人的聲音，這正是本書魅力始終不減的原因。《我的契丹老兄》在十三世紀蒙古人統治時代首次成書，後來在十五世紀時改寫。一四八五年，也就是崔溥登上中國岸邊前三年，一名朝鮮宮廷教師上奏國王，採用《我的契丹老兄》為正式教材，但顯貴們喝斥他，因為他們推崇文言文，認為這本書很低俗。我猜測，這項提議反映一四八○年代初期出現了新版，但上奏的結果卻是朝廷禁止官方通譯採用本書為教材。不過，其他人都用這本課本。

總之，老王和這名朝鮮馬商都不是真人，但我的耳朵覺得他們的對話能讓我們聽到真實的交談，原音重現，反映出一四八○年代的朝鮮人如何說話，對中國人有什麼看法。我們有機會下降到比崔溥和友人所處的同溫層低得多的地方，一窺人們如何生活。不妨把《我的契丹老兄》當成盜錄的錄音。

本書的背景如下：老王拉著一群馬，前往北京西南門內一處大型馬市賣馬，在路上與未來將結為好友的朝鮮人相遇。他從遼東城出發，意即這一程有五百英里。兩人在通過山海關之後結識，而山海關的位置甚至還不到馬市路途的一半。（崔溥奔父喪的時候，也曾從反方向通過山海關。）朝鮮人還有三個同伴同行，一起拉著一批馬。老王先搭話，問朝鮮人從哪裡來（首爾）、往哪裡去（北京）、走了多久（超過半個月）。接著他問起中國人面對會講中文的外國人時一定會問的問題：他們怎麼學中文的？朝鮮人說，他在學校裡學過半年。

「你是高麗人，學他漢兒文書怎麼？」老王問。

「你說的也是，各自人都有主見。」朝鮮人回。

「你有甚麼主見？你說我聽著。」

朝鮮人回：「如今朝廷一統天下，世間用著的是漢兒言語。我這高麗言語，只是高麗地面裏行的。過的義州漢兒地面來，都是漢兒言語。有人問著，一句話也說不得時，別人將咱們做甚麼人看？」崔溥想必會同意。他在日記中兩度將「身在中國卻不懂中文」比做聾啞。馬商接著承認自己之所以開始學中文，是因為父母逼的，他們認為講中文是出人頭地必須學會的技能。事實上，他念的學校就是中國人當老師，班上有一半學生是中國人，顯見學校位於邊境地區，只不過書上沒有提到是在大明—朝鮮國界的哪一邊。

「你那眾學生內中，多少漢兒人？多少高麗人？」老王問，「裏頭也有頑的麼？」

「可知有頑的。每日學長將那頑學生師傅上稟了，那般打了時，只是不怕。漢兒小廝們十分頑，高麗小廝們較好些。」

對話主題接著轉到馬匹。

「哥哥，曾知得京裏馬價如何？」朝鮮人問。

「近有相識人來說，」王說，「馬的價錢這幾日好。似這一等的馬，賣十五兩以上，這一等的馬賣十兩以上。」朝鮮人還帶了人參與朝鮮毛施布去賣——毛施布是用蕁麻纖維織的布，中國人稱為高麗布。把馬跟其他東西賣了之後，他打算繼續前往山東省買絲綢，然後乘船渡過黃海，把買來的東西帶回朝鮮賣。他估計自己能在十一月時回到首爾，在首爾買更多馬和毛施布，然後在新年時重啟循環。

幾天後抵達北京，老王在北京城西南角宣武門外馬市附近，幫大家找了一間客棧。明、清兩朝，從北方拉著牲畜來賣的商人都會集中在這裡做買賣。一行人住下之後，店主人趨近前來。

「客人們，你這馬要賣麼？」他問。

「可知我要賣裏。」

「你既要賣時，也不須你將往市上去，則這店裏放著，我與你尋主兒都賣了。」朝鮮人婉拒，表示明天再說。店主人走開後，老王建議他的朝鮮有人慢慢來。「咱這馬們路上來，每日走路子辛苦，餵不到，都沒甚麼膘。便將到市上，市上人也出不上價錢。咱們舍著草料，好生餵幾日發落，也不遲裏。」

「你說的是，我也心裏這們想著。」朝鮮人答道，「我又有人參、毛施布，明日打聽價錢去來。有價錢時賣了著，怕十分的賤時，且停些時。」他們還順道拜訪吉慶店——這間店為來到北京的朝鮮人介紹生意，並提供往返朝鮮的郵務服務。兩人返回客棧時，店主人已經讓兩名來自山東的買家看過他們的馬。買家有牙子陪同，顯然有簽約的準備。店主人建議兩人一次賣整批馬，不要一匹一匹賣，買家也願意。朝鮮人還沒回話，其中一名買家——李五，就開始問起馬來。

「這個青馬多少歲數？」他問。

「你則拿著牙齒看。」朝鮮人答。

「我看了也。」李五回，「上下衢都沒有，十分老了。」

「你敢不理會的馬歲。」朝鮮人嗆回去。

李五往後一站，目光快速掃過這群馬，「這些馬裏頭，歹的十個：一個瞎，一個跛，一個蹄歪，一個磨硯，一個打破脊梁，一個熟蹶，一個疥，三個瘦，則有五個好馬。你這馬，好的歹的，大的小的，相滾著要多少價錢？一個家說了價錢。」

「通要一百四十兩銀子。你說這般價錢怎麼？」

「你則說賣的價錢，沒來由這般胡討價錢。」李五激動起來，「我不是矯商量的。你說的是時，兩三句話，交易便成了。不要你這般胡討價錢，怎麼還你的是？」

此時牙子介入了，「客人們，你不要十分多討，你兩個枉自成不得。我是個牙家，也不向買主，也不向賣主，我只依直說。你要一百四十兩銀子時，這五個好馬，十個歹馬，你算多少？」

買賣雙方又展開新一輪講價，接著牙子再度介入，「這五匹好馬，每一匹八兩銀子，通該四十兩；這十個歹馬，每一個六兩銀子，通該六十兩。共通一百兩，成了罷。」

「似你這般定價錢，就是高麗地面裏也買不得。」朝鮮人發起牢騷，「那裏是實要買馬的？只是胡商量的。」

「你還要想甚麼？」此時一群人圍了過來，閑看取樂。牙子再次推波助瀾，向雙方提議折衷方案，而圍觀群眾中也有人說牙子提的價錢相當公允。

「罷，罷，」朝鮮人回答，「咱們則依牙家的言語成了罷。莢燴般時，價錢還虧著我。只是一件，低銀子不要與我，好銀子與我些。」老王此時插話，向他保證李五的銀子成色都好，馬上就能交易。牙子同意寫合約，提交給有司官員，代賣方繳稅。朝鮮人笨拙地試著計算稅金，最後算出來是三兩一錢五分。他另外需付牙子三％的牙錢。

老王有一匹馬，李五不買。之後老王提醒朝鮮人，他還有人參跟毛施布要賣，還說他得去了解一下羊的價格，打算把賺到的錢拿去買羊，趕去南方賣。當朝鮮人和他的中國朋友徐步前往羊市時，讀者也差不多讀完課本了。我們就在這裡跟他們道別。

友外

朝鮮馬商在和老王前往北京的路上，碰上一些尷尬場面——不是因為他賣的是馬，而是因為他是外國人。故事中有一位客棧主人對老王說：「你這幾個火伴的模樣，又不是漢兒，又不是達達，知他是甚麼人，我怎麼敢留你宿？」

老王為他們說話，「主人家，你說那裏話！好人歹人怎麼不認的？這幾個火伴，他是高麗人，從高麗地面裏來。他們高麗地面，守口子渡江處的官司，比咱們這裏一般嚴。驗了文引，仔細的盤問了，才放過來。」他們確實是朝鮮人，但朝鮮人也有好人，只有好人才能進關。

老王接著談到讓崔溥跌跤的問題——語言隔閡。「他見將文引趕著高麗馬，往北京做買賣去。」他告訴店主人，「他漢兒言語說不得的，因此上不敢說語。他們委實不是歹人。」老王其實是請店主人往好處想，朝鮮人固然是外國人，但這不表示他們不可信任，假如你們雙方能交談就曉得了。這正是這本課本的宗旨：有了以中文交談的能力，在中國就能受人理解。這本課本彷彿在說，有了語言作為藥方，仇外的問題就會自己迎刃而解。

當然，事情不可能那麼簡單。土木堡之變提醒所有中國人，外夷能為中國帶來什麼麻煩。日本海賊又將沿海地帶的不信任提升到另一個層次。崔溥和同伴聚在一起生火，溫暖身子的時候，就嘗到這番滋味。以為他們是日本海賊、押送他們的人當中，有人看見他們生火，暴跳如雷，衝過來把火踩熄。夷人怎麼可以過得舒服？要就處罰他們，不然就是趕走他們。一四八八年，謠言四起，說新皇帝下詔，要將洩漏情報給夷人者流放，作為處罰，而此事只是加深不信任的鴻溝。說句公道話，弘治帝固然重視情報洩漏問題，但也同樣重視夷人遭受的對待。當他得知北京居民對街上看到的夷人出言侮辱、投擲東西時，便下詔命百姓不要擾夷。

恐外的影響程度，取決於你的身分而有所不同。馬商希望在生意中得到公平對待，崔溥希望因同為儒者而受人尊重，不妨說兩人都希望東道主平等以待，人在國外都會這麼希望。兩人對大明的期待，恐怕都比大明的實情更為寬容。以下就是他們各自的說法。

崔溥準備一小段別辭，感謝那位客氣對待一行人的軍官：「僕一遠人也，相逢未一日也，而嚴以示之，寬以待之，厚以別之，其意固有在也。蓋我朝鮮地雖海外，衣冠文物悉同中國，則不可以外國視也。」崔溥希望人們起碼能以這種方式看待他和他的國家，只是從禮部送他回國的指令文字來看並非如此。但崔溥堅信華夷之別可以克服，並且用「大國」四海一家的表述方式為他的呼告定調。「況今大明一統，胡越為家，則一天之下皆吾兄弟，豈以地之遠近分內外哉？」他希望對方想到他的時候，不要把他當夷人，而是當朋友，別辜負了天下之名。

降到賣馬的人之間，人生就稍微直截了當，也沒有人嘮叨著什麼「大國」。讓我來一段那位朝鮮馬商的離別辭——他對朋友老王道別：「大哥，我們回去也，你好坐的著。我多多的定害你，你休怪。咱們為人，四海皆兄弟。咱們這般做了數月火伴，不曾面赤。如今辭別了，休說後頭再不廝見，山也有相逢的日頭。今後再廝見時，不是好弟兄那甚麼？」

「天下」、「四海」。我寧願想像，寫出《我的契丹老兄》的人確實有過一位叫老王的朋友如此待他。秉持這番精神，老王給我們這位馬商一點能跟世人分享的好建議：「咱們結相識行時，休說你歹我好，朋友的面皮休教羞了。親熱和順行時，便是一個父母生的弟兄一般，相待相顧眄著行。」崔溥讀過《我的契丹老兄》的話，說不定能有點收穫——話說回來，他恐怕沒有讀過。在儒家的秩序體系中，平等待人並非很有分量的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