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攝影師和他的苦力

約翰尼斯堡，一九○五年

一九○六年十一月三日，北京巡警通知不列顛副領事C．科克（C. Kirke），表示在城裡大街上發現歐洲人遭殺害的屍體。屍體上沒有證明文件，但從口袋中找到的幾封信指出被害者為亨利．約翰．普列斯（Henry John Pless）。警方認為此人是不列顛人，於是要求不列顛公使館接手遺體，並釐清此人之事。

（稍微暫停一下。無論通知的內容為何，光是這次的照會，就能讓你曉得中國與世界的關係，從十八世紀末孔斯當與林亞九上船離開中國之後，已經有巨幅改變。此時有歐洲人漫步於北京街頭，異國外交人員執行其任務，還有無須經由皇帝允許便能直接與外交官聯絡的巡警部，整套遊戲規則都改了。）

科克並不認識任何名叫「普列斯」的人。生活或寓居北京的不列顛國民理應在公使館登記有案，但館方快速搜尋了一遍，卻沒有看到目前有人登記這個名字。科克拍了一封電報詢問距離最近的同僚——不列顛駐天津領事L．霍普金斯（L. Hopkins）。霍普金斯於翌日早晨回覆，表示在天津無人以「普列斯」之名登記。不過，霍普金斯表示自己已經知道這起謀殺案，他的消息來源是一位名叫「科姆斯多克」（Comstock）的美國公民，是一家美國錫製品公司的商務代表。科姆斯多克先前僱用普列斯擔任北京經銷，現在他很擔心擺在普列斯家中代銷的錫製品會遺失。科姆斯多克還告知霍普金斯，上開房產為普列斯所有，而這就引發了外國人所有權問題。外國人無法合法在北京經商，或是擁有房產，因此房產事務都是以普列斯僕人的名義為之——「用他那位中國小子的名」，這句話出自科姆斯多克的殖民口吻。假如使館無人介入，則這處房產與存放其中的所有錫製品，都將歸於那位僕人所有。科姆斯多克希望立即動身前往北京取回自己的商品，而霍普金斯則向科克尋求指示。科克當天回覆，建議科姆斯多克來北京，帶走每一樣他宣稱為其所有的財物。

不列顛人不久後得知，從普列斯的衣袋中找到幾封荷蘭文信件，說不定普列斯根本不是不列顛人。科克詢問荷蘭公使館，但荷蘭領事宣稱辦公室裡沒有任何關於此人的紀錄，而且對於承擔死者事務的責任興趣缺缺。從荷蘭領事的角度來看，既然普列斯並非登記在案的荷蘭公民，那這件事就繼續留在不列顛人手中吧。科克別無選擇，只能把這具屍體往好處想。他安排將此人葬在北京的不列顛人墓園，暫且把普列斯當成不列顛人。

普列斯住宅的搜索也未能透露多少關於其身分的資訊，他的財產不多。除了最簡單的家具與有限的衣物外，就只搜出一大捆照片、兩本相簿與其餘雜物。不僅幾乎沒有現金，也沒有財務相關紀錄。從屋內的資產扣除葬禮費用之後，普列斯的遺產只剩下四．一八美元。

直到十二月底，調查普列斯是何許人也的第一個突破才出現。此時駐上海總領事致信科克，告知普列斯曾分別在一八九七年與一八九八年，兩度於上海登記為不列顛國民。北京公使館深入研究檔案，發現普列斯確實也在北京登記過，時間是一九○三年與一九○四年，但時間都不連續。由於登記資料上沒有提及親人，科克決定繼續追荷蘭方面的線索，於是寫信給阿姆斯特丹的不列顛領事，尋求幫助找出此人身分。駐阿姆斯特丹領事於一九○七年四月回信，證實普列斯在一八七五年二月九日出生於荷蘭。一八九○年代，他搬到倫敦找工作，並假裝自己是不列顛國民。有了成功的偽裝，普列斯得以打入大批海外代理人與雇員所組成的不列顛殖民網絡。此後他消失於荷蘭當局的檔案，直到一八九七年才以不列顛國民身分重新出現在上海的紀錄。

一個荷蘭人找到門路，加入不列顛帝國建設的底層——這並不罕見，但在北京街頭被殺就很不尋常了。北京公使館檔案如今保存在基尤（Kew）的不列顛國立檔案館（National Archives）外交檔案中。如果從公使館文件來看，這是科克在一九○五年所處理的唯一一起凶殺案。外國人在京師受到的人身保障，已經比五年前好了許多。五年前，義和團得到大清朝廷暗中支持，對外國人以及與外國人合作的中國人（尤其是中國基督徒）發動無差別攻擊。由於義和團練習傳統武術，因此外國人稱之為「拳匪」（Boxers）。一九○○年，他們包圍東交民巷的外國使館，時間長達整個夏天。作為回應，八國聯軍在北京東邊的海岸登陸，為使館解圍。聯軍的懲罰極為嚴厲，中方傷亡慘重。

清廷逃往西邊，以躲避入侵部隊。朝廷國內流亡的兩年期間，北京處於外國軍事占領之下。朝廷於一九○二年回到北京，但慈禧太后——皇帝的姑婆與實際統治者，已經在此之前允許官員展開一系列改革，讓大清制度更符合國際標準。這些改革史稱「新政」，包括終結古老的科舉制度、設置軍事學堂與警察學校，以及創立外務部等措施。

儘管排外暴動過去不過幾年，但隨著局面恢復，新的常態建立，尋找商業機會的外國人也開始來到北京。普列斯便是其中之一，只是他走過的路卻比科克以為的複雜許多。

治外法權

十年前不會有人想到，北京居然出現外國公使與美國錫製品公司的業務；如果是孔斯當在中國時，這簡直不可想像。一七九三年，馬戛爾尼向乾隆帝提交的請求中，就包括允許常設性的公使館，但這件事並無下文。情況直到一八四二年，也就是第一次鴉片戰爭餘波中才有所改變，但一改就是天大的改變。

《南京條約》於該年簽訂，以終結廣州一口通商體系，允許大不列顛永久領有香港島而聞名於世。（一八九八年，不列顛進一步透過協商，租借新界九十九年，並如期於一九九七年連同香港島歸還中國。）但從歷史角度來看，條約中影響最為重大的條款則是第二條——開放廣州、上海與其他三個口岸通商。道光帝同意「大英國人民帶同所屬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等五處港口，貿易通商無礙」，而同一條也同意維多利亞女王「派設領事、管事等官住該五處城邑，專理商賈事宜，與各該地方官公文往來」。有了這兩條條款，大清也往十九世紀成為貿易、外交常態的做法更為趨近。這些標準撐起了正在成形的全球秩序，而背後的理念則是人人能自由在喜歡的地方貿易，買賣喜歡的商品，而國家不能對這樣的貿易強加限制。格老秀斯在一六○九年發表《海洋自由論》時，並未創造「貿易自由」一詞——他倡議的其實是「海洋自由」——但他鐵定理解這項原則，而這項原則如今也主宰了國際秩序。

自由貿易沒有表面上無害。事實上，唯有強國堅持取得弱國的商品與市場時，才會舉出這個原則。中國民族主義者指出，中國開港通商的條約是在炮口之下，是強者迫使弱者低頭簽訂的，此話不假。不過，到了十九世紀中葉，那種眾所公認的開放市場觀念已經成為國際關係的基本原則。我們不妨說，不列顛只是要求大清達到國際標準，而沒有侵犯中國主權的意思。不列顛希望強化商業環境，利於不列顛私人貿易，而不是成立更多需要管理的殖民地。與其說情勢的改變是受到政局所驅使，不如說是政治已經成為經濟的僕人。

就連治外法權——受本國法律管轄，不受地主國法律管轄的權利——其經濟作用也不亞於政治作用。休斯小姐號的炮手在一七八五年遭處死一事固然是原則問題，但也讓人不敢來從商，畢竟這種事情有可能發生在前往中國做貿易的外國人身上。不列顛方面迫切希望在條約中加入相關條款，以防止如此不幸的結果再度發生。治外法權原則暗含於《南京條約》第一條，兩造互相給予對方國民「各住他國者必受該國保佑身家全安」的待遇。就此事而論，這一項條款主要是為了讓大清與歐洲的做法一致——歐洲人接受外交豁免權的概念——而非為了侵犯大清司法權。條文將這一項讓步建構成相互義務的模樣，但是「不列顛必須保護不列顛領土上的大清國民，一如大清必須保護中國領土上的不列顛國民」，說穿了其實是天方夜譚，人在不列顛帝國境內的大清國民少之又少。不過，這一點也正在改變。

全球勞動力市場

十八世紀的全球經濟，是以甲地購買商品至乙地銷售的做法為基礎，從兩地間的價差牟利。這種貿易形式延續到十九世紀，但生產活動的組織方式卻出現變化。商人不再向生產者購買經濟作物與工業原物料，而是接手生產過程，以控制成本，同時增加供應。先有甘蔗、菸草、棉花、鴉片，後有茶葉、咖啡與橡膠，這些農產逐漸轉由種植園生產。無獨有偶，工業原料的開採——貴金屬與鑽石自不待言，但錫礦等礦石亦然——也從小規模生產者手中轉向大型礦業公司。這種轉型帶來勞動力需求，促成全球勞動力市場在殖民處境下浮現。

自十六世紀起，就已經有中國人前往東南亞賺取現金工資。到了十七世紀，每年都有數十萬勞工離開中國，多數人為華人企業主工作，雙方通常都有血緣或地緣關係。由於條約口岸開港之故，人流開始增加。不列顛、法國與西班牙不只在亞洲，也在加勒比海與南美洲發展殖民經濟。隨著殖民經濟發展，對於低價勞力的需求也水漲船高。本國的貧窮推力，已經準備好回應全球經濟的拉力。在中國，人稱這些勞工為「苦力」，字面意義為「做苦工的人」，但這個詞彙其實源於泰米爾語的「quli」，意思是「報酬」。「苦力」就是賺取工資的勞工，而工資通常很低。

始於十九世紀初的勞力販運，是在大清政府管不到的地方進行的。直到一八六○年，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後簽訂《北京條約》為止，大清才允許中國人前往國外就業。一八六六年，大清官員與不列顛和法國外交官起草《續定招工章程條約》，允許中國勞工簽訂契約前往海外工作，只要他們不是在受到脅迫的情況下簽約就可以。儘管這紙條約從未正式簽署，但內容確有落實，中國人也因此在歷史上首度獲得出國工作的合法權利。一八六六年的章程與過往安排最大的差異，在於大清承認中國人有權回國。回國向來是一個爭議點。未經授權離開中國並非難事，但假如你回國，就得面臨死罪。由於海外勞工在返國瞬間便成為罪犯，返回家鄉的唯一方法就是偷渡，許多人乾脆選擇不回中國。

移居除罪化是大清對於全球勞動市場成長的讓步。明明正值工業化的大時代，對於半技術勞動力的需求卻隨著全球經濟體工業化的腳步而上升，聽起來實在有違直覺。不過，工業仰賴原物料，而這些原物料在十九世紀時只能以人力開採或收成，例如開採礦石供生產鐵與貴金屬、採收棉花供紡織業使用、採收甘蔗供糖產業所需，或是鋪設鐵路運輸的軌道床與鐵軌。對每一種產業來說，人力勞動都是加工過程的第一個階段。此外，對每一種產業來說，成本泰半都是由這些勞力所決定的：勞力愈便宜愈好。清朝中國農業經濟不發達，人口爆炸，又有叛亂與天災等推力，自然成為便宜勞力顯而易見的來源。

然而，廉價勞動力卻容易遭到濫用。漸漸有風聲傳回中國，提到苦力在海外工作遭遇的嚴酷處境。出國工作的人不僅窮，也缺少司法或財務手段，無法保障自己不受雇主剝削，也無法免於當地人的敵意——當地人認為他們的來到，證明有人陰謀拉低他們的薪金，或是剝奪他們的工作（通常確實如此）。清政府對於對他們的苦難並未視若無睹。例如，朝廷一聽說中國勞工在古巴遭受虐待，便於一八七四年派團前往哈瓦那查訪。使團訊問了從事糖產業的中國勞工，五分之四的人表示自己是遭人綁架，或是被騙來工作的，一抵達哈瓦那，他們就被人賣為奴隸，完全不可能履行完自己的勞動合約。大清國出手干預，國外如此，國內亦如此。在國外，官員為中國人協商出更好的工作環境；在國內，政府也參與招募程序的制定。

調查發現，凶殺案的死者普列斯深深涉入勞工招募的世界。普列斯是一名勞力承包商，而且對於前往南非礦場的中國苦力來說，是個惡名昭彰的人物。

〈黃金的代價〉

案發前八個月，另一位自稱少校A．A．S．巴恩斯（Major A. A. S. Barnes）的勞力承包商，曾寫信給不列顛駐芝罘副領事，投訴普列斯。芝罘是山東海岸的小口岸，而巴恩斯則是為川斯瓦（Transvaal）政府工作，擔任駐芝罘的招工代表。川斯瓦是不列顛殖民地，五年後將與其他殖民地合併，組成南非聯邦。巴恩斯在一年前獲聘，計劃僱用中國人，以解決南非金礦遭遇的勞力短缺問題。布爾戰爭（Boer War，一九○○—一九○二）有諸多後遺症，其中之一就是礦工逃離。即便敵對狀態結束，礦工——無論白人或黑人——仍不願返回礦場。由於亟需勞力，蘭特地區（Rand，川斯瓦礦區維瓦特斯蘭［Witwatersrand］的簡稱）的礦業公司便於一九○四年合作將中國勞工帶到南非。根據規劃，它們將指派招工代表前往數個中國濱海城市。這些招工代表負責僱用本地招募人員，誘使中國人自願到海外工作，激勵條件有簽約獎金，以及良好工作條件與高薪的承諾。中國南方的招募情況不好，但北方卻很順利。一九○四年至一九○六年間，芝罘與天津成為前往南非礦場的勞工必經的兩個主要地點。截至一九○五年九月為止，已有四萬四千五百六十五名中國人在蘭特地區工作。淘金城鎮約翰尼斯堡則是蘭特的中心。

巴恩斯在寫給不列顛駐芝罘副領事的信中，投訴普列斯對於「川斯瓦一處礦場內的暴行」涉有重嫌。巴恩斯來信，「是希望有機會做些什麼，讓人了解普列斯之為人」。他害礦場的招工代表變得惡名昭彰，巴恩斯希望副領事嚴正警告普列斯。作為指控的證據，巴恩斯附上一篇相當偏頗的報導打字副本，文章來自一九○六年一月二十日的《川斯瓦主導報》（Transvaal Leader），標題是〈釘到位：最新的「中國謊言」〉（Nailed Down: The Latest “Chinese Lies”）。

這篇報導的主題堪稱英格蘭在一九○五年秋天最重大的新聞，只不過科克與其他駐中國的使館成員似乎都沒有留意：川斯瓦有人用鞭打的方式懲罰中國礦工——具體來說，是人稱「諾斯礦井」（Nourse Deep）的礦場。刑求的做法——應該稱為「折磨」才對，畢竟這不是為了榨出情報，而是為了維持紀律——在那年夏天首度引起下議院的關注。爆出這則新聞的，是倫敦自由派報社《晨間主導報》（Morning Leader）的記者法蘭克．柏蘭（Frank Boland）。〈黃金的代價〉（The Price of Gold）這篇於一九○五年九月六日刊行在《晨間主導報》的文章，催生了一連串的後續報導，有些由柏蘭執筆，有些則是其他記者所寫，不僅披露出虐工議題，也把普列斯推向舞臺中央。

柏蘭的報導來自約翰尼斯堡，而這篇〈黃金的代價〉正是以他造訪當地礦場的經歷寫就。諾斯礦井距離城裡不到四英里。你只要搭乘今天的都市鐵路，從約翰尼斯堡公園站（Johannesburg Park Station）出發，諾斯礦井的位置就在你右邊的運輸軌道，介於喬治．哥赫站（George Goch stop）與丹佛站（Denver stop）之間。柏蘭在這篇文章中，描述了各種用於控制中國礦工的體罰方式。受罰的人遭到責打之前，會先有兩三個警衛把他按在地上趴平，由另一名警衛「拿一根一端包著厚皮，長三英尺的木棍」打在他的屁股上。一九○五年第一季，就有五十六人受到這種方式處罰。維瓦特斯蘭礦井（Witwatersrand Deep）的受害者被迫跪在地上，被人拿竹棍打肩膀；在諾斯礦井，只要有人一趟班沒有挖到三十六英寸，中國警衛就會打在他的大腿和小腿肚上。礦業中人不見得都接受用這種方式增產。諾斯礦井的「中國人管理者」（Chinese controller，指管理中國礦工的白人工頭）就「拒絕抽打苦力，除非他們犯了什麼罪」，最後更為了抗議這種做法而辭職。等到倫敦方面下令停止體罰，這種習慣才停止。

然而，虐待並未隨之結束。這些其他形式的折磨取代了上述的打人方式，柏蘭形容這些折磨方法「在遠東人盡皆知」。其中一種是：

把犯錯的苦力扒個精光，把他們的辮子跟院子裡的一根木棍綁在一起，一綁就是兩、三個小時。其他苦力會來圍觀，嘲笑揶揄他們站在刺骨寒風中顫抖的同胞。有一種更「精緻」的折磨方法，是拿一條細繩綁住苦力的左手手腕，接著在離地九英尺高的橫梁上弄個環，把繩子穿過去，然後把繩子收緊，受害者左手臂整個舉直，人也非得用腳尖站著。根據規定，他得保持這個姿勢兩小時，期間假如他讓腳跟著地，就會扯到左手腕，整個人掛著晃來晃去。

這個畫面實在怵目驚心，《晨間主導報》還在一九○五年九月六日的報紙上，為讀者畫了漫畫示意圖（見圖15）。這張陰沉的速寫，包括帶著反抗之意、緊握著的拳頭在內，每項細節都形諸紙上。但背景中帶有威脅性的陰影，以及幾近於非洲人的身形，都讓人很難知道如何反應：是要同情受害者的苦境，還是要害怕他現在可能採取的行動？

礦工們所遭受的折磨——尤其是所謂的「模範生」受到的虐待，讓有些中國人逃跑。由於無處可去，他們只能靠騷擾當地農家為生。柏蘭聲稱，不列顛礦場主與經理人不敢把這些方法用在白人礦工身上，卻用在中國人身上，他們真該感到丟臉。只是，柏蘭同時也不免訴諸特定的刻板印象，認為中國人出身的文化中，唯一可靠的社會控制方法就是上刑。這種雙重性在漫畫中皆有表現。儘管文章譴責用刑罰折磨人的做法，但圖像卻勾起讀者的想像——這種體罰如柏蘭所說，「在遠東人盡皆知」，悄悄把問題歸咎給在這種處境下工作的中國人。這張漫畫也跟輿論有所共鳴。鴉片成癮（多諷刺，明明是不列顛貿易創造出來的）、女子纏足、對外界的無知和敵意，以及對刑求的殘忍喜好（至少人們如此認為），都讓中國有如賤民的國家，中國人不值得文明對待。不過，中國礦工遭受的待遇仍讓自由派輿論為之驚駭，要求不列顛政府終結殖民地的這些做法。

南非的礦業圈駁斥柏蘭對他們礦場情況的描繪，委由柏蘭嗤之以鼻、稱為「資本主義日報」的南非報紙發表反論，質疑他的誠信，質疑他的指控是「廉價的嘲弄與譁眾取寵的標題」。頑強的柏蘭繼續新一波的控訴，他以〈黃人農奴的眾多恐懼〉（More Horrors by Yellow Serfs）為題，在第一篇報導刊出之後五天又寫了一篇，表示當局雖然下令停止體罰，但在某些礦場依舊普遍。他還為讀者介紹另一種「中國刑求法」，是法國人經營礦場上的警衛用來控制礦工的方式。這種刑具「類似牛軛，用兩英寸厚的木板做成大約二又二分之一平方英尺的大小，銬在苦力的脖子上」，法國人的刑具參考中國的木枷而來，是一種活動式大木板，扣在脖子周圍，用來折磨與公開羞辱犯規的中國人。法國人覺得自己是在中國人身上用「中國」的做法，認為這是中國人唯一會懼怕的處罰形式。然而，將木枷從大清的司法脈絡中移到私人企業範圍內，想必會讓中國國內群情激憤。柏蘭在〈黃人農奴的眾多恐懼〉一文結尾指出，中國人在礦場工作六個月之後，拿到的卻還是試用期的薪水——每天一先令，而非規定的最低薪資兩先令。即便礦工對此提出「合理訴求」，通常也會遭到一口回絕，問題一部分是因為有些中國人管理者「頂多只懂二十個中文字」。柏蘭承認，賭博與鴉片讓一些中國人陷入財務困境，但他依舊認為要歸咎於白人，而非中國人。

柏蘭的報導激起一場新聞風暴。隨著爭議發展，約翰尼斯堡的英語、印度語雙語週報《印度輿論報》（Indian Opinion）也開始發表相關文章。九月九日，一名年輕的印度裔律師提起這個議題，他為了執業，於一八九三年搬到南非，已經在約翰尼斯堡住了十年。莫罕達斯．甘地（Mohandas Gandhi）加入了這場對礦工遭虐的全面性譴責。未來，他將在終結不列顛對印度統治的行動中，以聖雄（Mahatma）之名聞名於世。不過，甘地的消息並非得自約翰尼斯堡當地工作的中國礦工，而是取自倫敦報紙《每日快報》（Daily Express）的文章，而後者則是把柏蘭報導的內容徹底回收再利用。甘地在自己的文章中對犯下暴行的人指名道姓——印度語中的普列斯，讀起來就像「普雷斯」（Place）。

有中國生活經驗的普雷斯先生，把該國盛行的做法引進本地。他把犯過的中國人剝光，接著把人家的辮子綁在院子裡的旗桿上，讓人家不得不站著兩、三個小時，無論寒風多麼刺骨，或是陽光多麼炎熱。接著，普雷斯先生下令其他中國人對受罰的人擠眉弄眼。另一種處罰則是把細繩綁在犯人的左手上；接著把繩子穿過圓環，讓人懸著，只有腳尖能碰地，保持這個姿勢兩到三小時。

甘地對於礦工虐待的關注並不教人意外。多年來，他不斷為來到南非工作的印度人遭受的歧視發聲，要求不列顛法律平等待之。他不見得認為中國契約礦工，跟他稱之為「不列顛印度人」、久居南非的同胞有同等的法律權利，但如果中國人無法受到法律保障，說不定哪天印度人也會發現自己落入相同處境。甘地非常清楚，自己正在對抗殖民體制下的根本衝突：殖民地把原物料送至殖民母國，原物料的開採加工需要大量的廉價勞力，但母國卻不願意接納這些勞工進入殖民社會。一個月前，他曾在《印度輿論報》的社論中指出印度勞工對經濟的莫大助力：「在此享受的人們，以及成千上萬殖民者的麵包與奶油，泰半仰賴來自印度的長工穩定地流入。」「經濟的榮景少不了他們」的這個事實，意味著「我們在當地所耳聞的『印度人是不受歡迎的公民』這種雜音，若非偽善，就是自私」。甘地雖然沒有提到，但把他的說法用來回應人們對愈來愈多的中國勞工所發出「雜音」，卻也言之成理。他們做的是別人不願意做，但對於維持南非礦業經濟繁榮卻又不可或缺的工作。

「在蘭特趕奴隸」

這些頭版頭條令托利黨芒刺在背，政府認為使用刑求做法「駭人聽聞」，但避免明確承認真有這種行為，聲稱「縱使並無如此指控的跡象存在，但也絕不容許任何人表示採取此種行為」。礦業公司發言否認，但民眾抱持懷疑態度，而政府措辭謹慎的聲明對於平息質疑並無幫助。基督教社運人士把不列顛礦業公司的做法與奴隸議題相結合，讓爭議愈演愈烈。他們並斷言——借用浸信會聯盟（Baptist Union）主席的原話——「不久後，我們的國家將落入外邊黑暗（outer darkness），這些人令英格蘭人之名與英格蘭司法蒙羞」。

由於輿論（尤其是勞工階級間）對於奴隸議題非常敏感，社運人士選擇的做法可說是再好也不過了。不列顛於一八三三年禁止奴隸制，對致力於改革資本體制惡質之處的人來說，這件事情向來是個里程碑。就廢奴而言，不列顛的腳步還落後幾個國家，但也超前幾個國家——最知名的就是美國。美國棉花經濟仰賴奴工，美國南方因此不願意放棄這項資產，導致四年內戰。戰後，國會才得以在一八六五年廢除奴隸制。繼美國之後，其他國家風行草偃，只是速度有快有慢。吊車尾的是那些最依賴奴工的國家：古巴於一八八六年廢止，巴西於一八八八年廢止。

無人料到，廢奴的衝擊居然也影響到中國。由於各國接連禁止奴役，原本仰賴奴工的產業，例如棉花與糖，因此迫切需要找到可以負擔的替代方案。人在中國的美國傳教士兼譯者威廉．馬丁（William Martin），非常關注此事對中國人意味著什麼。一八九○年代，他在回憶錄中寫道：「順著反奴情緒，此時正是黃種人取代黑人的時候。」為了說明問題，馬丁引用一段中國寓言——有個國王可憐即將祭獻的牛，於是下令改用羊，這根本是換另一條命犧牲而已。人們再也無法接受黑奴，那就以其他的形式找來代罪羔羊。貧困、人口過剩、管制不彰的中國於是浮上檯面，成為廉價勞力供應國，取奴隸而代之。

然而在自由派看來，找中國奴隸的做法本來就有問題，選擇接受奴役的人，本身就是受人藐視的標的。因此《晨間主導報》上出現的觀點本身就彼此對立，有些報導稱問題在於刑求，有些批評一開始讓中國人來到南非的政策，有些則直接怪罪中國人。儘管民眾對於不列顛礦場主的做法大為憤慨，但也夾雜著對引進中國勞工至南非而「伴隨的風險與災禍」，畢竟中國人「是這麼恐怖、望之令人生厭的動物」。

面對這場爭議，川斯瓦外籍勞工部（Foreign Labour Department）認為必須遏止負面公共形象的蔓延。由於無法否認虐待確實發生，外籍勞工部決定特別挑出一件聲名狼藉的事件——普列斯把一名中國礦工綁在自家起居室，並堅稱此為獨立事件，並非常規的處罰方法。為了證明，外籍勞工部取得亞歷山大．麥卡錫（Alexander McCarthy）的書面證詞。麥卡錫在諾斯礦井經營的中國人醫院擔任看護，外籍勞工部把他的證詞發給維瓦特斯蘭的每一間報社。巴恩斯寄給不列顛駐芝罘副領事的，就是《川斯瓦主導報》在一九○六年一月刊登的版本。

一九○五年十一月十五日，麥卡錫將宣示屬實的書面證詞提交給治安官，說明自己是普列斯家中的房客，而普列斯於一九○五年六月十日虐待苦力時，他就在現場。麥卡錫不知道那個中國人做了什麼，得接受這樣的懲罰，但他指證普列斯告訴自己：「我要拿這傢伙做榜樣，把他綁起來的樣子拍下來『當好玩』，或是一樣意思的話。」

普列斯先是把那個人按進冷水，接著又把他按進熱的洗澡水裡。麥卡錫反對這種虐待，擔心會引發肺炎，但普列斯並未收手。

接著，普列斯把苦力的衣服扒光，將他的雙手手腕與客廳門上的兩根大釘子綁在一起，辮子綁在手上，然後把雙腳綁起來。當苦力動彈不得時，普列斯還在用餐時間帶食物來，擺在此人面前的椅子上，而他根本不可能吃到。普列斯將這名苦力從晚上七點整綁到隔天上午十一點十五分，然後才放了他，准許他回到礦場。

麥卡錫的書面證詞提供了新的材料：普列斯不只虐待礦工，還把人家手腕綁著吊起來的樣子拍下來。麥卡錫作證說，普列斯把底片送去小鎮克里夫蘭（Cleveland）的一家店沖洗，但當問起店名時，麥卡錫就不願表示。在證詞的結尾，麥卡錫提到：「普列斯一度對我表示，等到回中國之後，他拍的這些照片就有大用，而且他對這些照片另有打算；他甚至計畫寫一本書，以『在蘭特趕奴隸』為題材，用這些照片當插圖。」

川斯瓦外籍勞工部誤判了民眾對這份書面證詞的反應。官員不知怎的，以為能藉此駁斥四處流傳的「中國謊言」，顯示中國人遭到虐待並非礦場有計畫為之，而柏蘭是把某個中國人管理者家裡的小事件，灌水成一起「駭人聽聞的實例」。事實上，當這篇證詞出現在蘭特報端時，引發的效果偏偏與官員的期待相反，進一步讓人對當地發生的事情戰慄不已。

殖民母國政局

普列斯在介於一九○五年六月十日（苦力遭綑綁虐待）以及一九○六年十一月三日（普列斯被人發現陳屍北京）之間的某個時間點離開南非，返回中國。少校A．A．S．巴恩斯也是在這兩個日期的中間投訴普列斯，說他讓招工代表名譽掃地。除此之外，普列斯在故事中完全不見蹤影。

所以普列斯到底是何許人也？副領事科克沒有什麼頭緒，但我們有，因為中國海關總稅務司有普列斯的紀錄。清政府多半將這個單位委由不列顛公務人員代為經營。根據服務紀錄，「哈利」（Harry）．普列斯是不列顛公民，一八七五年生於倫敦——我們已經曉得，恐怕只有時間是真的。一八九七年，他前往中國擔任協助船舶管理，成為「外場」職員——外國人受僱的最低職級。普列斯最初在上海擔任「警衛」，接著到天津擔任「船檢員」，接引來船並檢查貨物。他在庚子拳亂之後調回上海，升為高級船檢員，但後來於一九○三年十月一日離職，就此消失在公共檔案中，直到川斯瓦事件才再度現身。

普列斯之所以引起世人關注，是因為一九○六年不列顛國會大選的緣故。自一八九五年以來，保守黨一直以聯合政府的型態執政。五年後布爾戰爭的慘況，令許多不列顛人認為政府犧牲不列顛人的性命，只是為了保障不列顛在南非的採礦利益。然而一九○六年大選的主要議題，卻是保護主義與自由貿易之間的對陣。托利黨希望實施關稅，保障不列顛產業；自由黨觀點正好相反，認為此舉只會導致其他國家設立關稅壁壘，對不列顛產品關閉市場。他們反而呼籲推動自由貿易，以確保不列顛商品能進入所有市場。這種立場贏得來自工業勞工階級的強大支持，不過驅動他們支持的，卻是中國礦工遭到殘酷虐待的報導——普列斯的名字就這麼躍然紙上。報導漸漸傳回不列顛，提到中國勞工在低薪與寒酸的勞動條件下工作。由於是政府提倡以中國勞工作為南非礦場勞力短缺的解決方法，民眾的怒火於是朝向政府而去。自由黨眼見機不可失，於是發動攻擊。若不是不列顛本國政治環境如此，消息得以在其中醞釀，柏蘭來自南非的報導恐怕會無人聞問。大選前的演說中，五名自由黨候選人中有四人提到中國勞工議題，而保守黨候選人則盡全力迴避這個議題，只有在聽眾逼他們表態時才談到。

不過，中國礦工遭虐卻是個一觸即發的議題，畢竟此事引發的情緒不盡然有利於中國人，也有可能往另一個方向發展。一般人認為中國人會拿比人人都低的薪水工作，因此「南非的中國勞工搶走白人工作機會」的畫面，導致不列顛勞工之間特定的種族焦慮情緒。他們擔心自己遭遇同樣的命運，誰知道大公司會不會找中國苦力，淹沒整個國內勞動力市場，搶走他們的工作。選舉期間有一張四處流傳的政治海報，畫了一名「全球金融家」率領一列中國苦力，而約翰．布爾（John Bull，不列顛的擬人化身）卻在打瞌睡。圖側有個自由黨發言人大聲疾呼：「難道我們是為此而戰？」勞合．喬治（Lloyd George）用不知哪來的「中國人會取代威爾斯勞工」的威脅，讓這幅景象變得更加聳動。

不列顛勞工階級之所以會對中國人在南非被人上鐐銬、責打的畫面作嘔，是因為他們想起了奴隸。廢奴運動的勝利是他們的偉大成就，而他們認為奴工的復歸，對於他們在本國的工會權利是一項威脅。密謀奴役中國人的政府，是勞工階級不能相信的政府。儘管保守黨指控自由黨偽善，利用不列顛政府從未主動支持的做法從中謀求好處，但這些指控也無法平息奴工議題。一位分析家指出，你只消在政治集會上放出一張中國人的幻燈片，就能激起人們對於保守黨的「瞬間怒吼」。到了一九○五年十二月底，選戰開打才一星期而已，你只要打扮成中國人，加一根辮子，銬上手銬，出現在政治遊行隊伍或造勢大會，大家都看得懂意思。

不過，不列顛勞工與南非中國礦工的團結一致很難堅持。等到選戰即將結束時，中國人扮相的涵義便已完全翻轉。選戰末尾，自由黨用來影響中間選民的海報上，那一列中國人旁邊加上更明確的圖說：「中國人的南非」。對於礦工遭到殘忍虐待的人道之怒，突然翻轉為對於「載運大批中國人到南非，搶走不列顛人工作機會」的恐懼。攻擊托利黨的貿易保護主義當然可以，但貿易保護對多數選民來說其實相當抽象；要打，不如打他們帶中國人搶走不列顛人生計。轉變的程度令人瞠目結舌。

打擊奏效了，保守黨的聯合政府在這股壓力下輸給自由黨——那篇說普列斯把人吊起來照相的報導，堪稱居功厥偉。保守黨認為實在太不公平。政府雖然想讓南非的契約工走入歷史，但又擔心此舉會催動礦業的崩潰。他們覺得「中國奴隸」的指控是抹黑，甚至懷疑翻印《晨間主導報》漫畫是有心人士的宣傳戰操作。溫斯頓．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在自由黨新政府中得到自己的第一個內閣職位時，發現自己處於尷尬的境地——一方面要在不至於使川斯瓦礦場陷入困境的情況下處理問題；一方面又不能讓民眾的怒火燒回他任職的政府身上。一九○六年二月二十二日，他在下議院起身表示：無論中國勞工的工作環境多麼令人難以啟齒，但這事實上並不等於法律上所說的奴役，而政府將採取措施，結束引進中國勞工的做法。幾個月來，約瑟夫．張伯倫（Joseph Chamberlain）承受著「使用中國奴隸」的罵名。這位在野保守黨新領袖一聽到邱吉爾的聲明便勃然大怒，指控邱吉爾是靠著讓「一夥人打扮成中國人的模樣，旁邊跟著幾個像是趕奴隸的人」，遊行於「其選區中的大街小巷」才贏得議員席次。其他的行政區是有人搬演這種政治戲碼，但邱吉爾當場否認這項指控。隔天，選區黨部職員寫信向他證實，他的選區並未採用這種戰術。

所以，這到底是不是奴役？至少有一名約翰尼斯堡的殖民官員，認為這項指控根本只是選舉手法。J．W．傑米森（J. W. Jamieson）曾在中國擔任領事官員與貿易參贊達十五年之久，後來於一九○五年調派到南非，執掌外籍勞工部，以控制情勢。傑米森能講、讀中文，而他帶來的兩名下屬普爾東（Purdon）與邁爾斯（Mayers）的中文也很流利，這一點確實有幫助。一九○六年六月十一日，他寫了一封長信給中國的兩名同事，說自己「正好在適合大家通通下地獄的時間點」抵達約翰尼斯堡。中國人選擇當礦工，而不是在家鄉貧窮失業。面對這一批多少難以控管的中國勞工大軍，他個人比較喜歡所謂的「後舷或禁閉室正義，在園區裡讓獄卒管理我」，但自由黨的選舉勝利，讓他無法採用軍事管教方式。非但如此，新政府甚至「取代了不列顛最縝密的司法程序。所有判決都得受到最高法院重新審視，而最高法院動不動就推翻它們」。他坦承：「我本人也遭到鼓勵告發非法拘留與逮捕，被判十英鎊罰鍰，並支付對方的訴訟費。你不難想像這有多丟人。」不過傑米森的著眼點倒不是個人的聲譽，而是他對中國勞工的權力並不穩固，偏偏這起判決影響甚鉅。「對於這支五萬人的小部隊，我所有的影響力都建立在虛張聲勢上——稱之為威望也行——只要有一絲減損，結果就是最嚴重的災難。」

傑米森承認在他抵達南非之前確實是有虐待情事，但如今已經大幅減少。根據他的看法，「將中國人引進殖民地的政策」，他原話如此，「是歷來最偉大的施政之一」，是一項壯舉。原本可以大有所為，偏偏自由黨政府害他綁手綁腳。他認為，問題核心並非中國人的行為舉止，而是殖民地「瀰漫著『只有白人才是受到上帝看顧，賦予生命氣息的人類』的想法」。傑米森沒有施力點能改變白人的偏見，但他的職位倒是能讓他以他認為公平、有效的方式來管理勞工。「這件事跟中國人沒什麼關係，」他在寫給朋友的信上說，「他們已經證明自己無疑是經濟上的成就，對於他們實在沒有什麼好抱怨的——只要他們不再賭博，以及彼此雞姦，就什麼事都沒有。」至於中國人犯下的「所謂的醜事」，其情況也「遠比黑人或白人來得少，但當然啦，外界什麼都不知道」。他對手下這些勞工最大的不滿，在於他們把自己的薪資揮霍在他所說的「愚蠢購物」。「光是今天我就遇到兩個人，他們買了兩個氣球，每個肯定都得花一先令；他們乘坐馬車的程度連我都吃不消，他們的錢多半都花在上面，而且是出手最大方的方式。」無論眼下有哪些問題，奴役都不是其中之一。約翰尼斯堡的中國人「還沒有像普通的陸軍大兵或海軍水手那麼卑微，而且絕對比不列顛商船水手還要自由」，傑米森對朋友掛保證。「總而言之，」他在信末表示，「無論你聽到什麼跟南非奴隸有關的消息，都不要相信，尤其報紙上讀到的最不可信。」

傑米森的憂慮成真了——這項政策最後果然因為礦工彼此性交的指控而取消了。也難怪，這支勞動大軍由五萬名男性組成，完全沒有女性，但對維多利亞時代的道德觀來說，這便足以激起民眾普遍的譴責。邱吉爾黨內的激進側翼借題發揮，要拖垮移工計畫。由於被迫回應南非中國勞工正逐漸「染上我們民族所深惡痛絕的惡習」的指控，邱吉爾只能派人調查礦工之間雞姦的情況。他在十一月收到報告，但判斷內容太過敏感，不能公開。儘管如此，整個過程還是達到黨內激進派的目標。自由黨政府被迫在隔年停止南非使用中國勞力，新當選的川斯瓦政府認為當地的黑人與白人礦工，便足以維持礦場運作。

招工方案不復存在，全體局內人的財富也隨之蒸發。礦工如此，招工者亦然。中國勞工的損失沒有留下書面紀錄，但此事對一位英格蘭人的影響，倒是留下一絲蛛絲馬跡——是一張於一九○六年五月二十九日草草寫下的便條，收藏在蘇格蘭國家圖書館中，不列顛領事詹姆斯．洛克哈特（James Lockhart）的私人檔案裡。便條披露，最早向不列顛領事館人員提到普列斯之名的川斯瓦招工代表，他的事業因為招工方案的失敗而毀於一旦。「我真的不想放棄，」少校A．A．S．巴恩斯寫道，「但我內心顯然已經無法承受，一定要有點改變才行。」他感謝洛克哈特推薦他這份工作——「是我唯一引以為樂的事」，並告訴洛克哈特，他已決定壯士斷腕，打算買張票去帝國的其他地方，希望能重新開始。後來，他去到溫哥華。

我們今天對巴恩斯與普列斯這類帝國行政機構的最低階職員沒有多少同情。當然，他們是不列顛殖民體制的代表，但在《倫敦時報》（The Times）特派員稱為「近代資本體制開始把勞力從甲地移到乙地的第一次嘗試」之中，我們也可以把他們視為受害人。僱用中國人的計畫是「由資方所擘劃，為的也只是資方的利益」，底層的人只能盡力發揮，而且多半都不成功。

拍攝中國人的身體

假如故事只停留在文字上的話，這一切恐怕都不會發生。不過，吸引不列顛民眾目光的，卻是廣為流傳的《晨間主導報》上普列斯受害者圖片。畫出這幅圖畫的漫畫家，以如此豐富的反中國視覺語言——圖中人貧困、羞恥、留辮、望之不似人形——包裹著這張圖。假如少了圖畫出現的脈絡，想必很難判斷這張圖的意圖是在於激起我們的同情，還是引發我們的輕蔑。一九○○年夏天的歐洲報紙充滿這類嘲弄中國人的漫畫——這年，外國軍隊登陸中國土地，擊退義和團，保護北京的公使館。報章雜誌的所有讀者都曉得中國人看起來就像這種樣子。因此，說不定那位漫畫家只能用這種方式，表示畫中人是個「中國人」。

不過，這幅漫畫裡還有別的玄機。超過一個世紀以來，歐洲人的中國觀念底下始終有一條匯聚了兩種想法的地下水脈奔流著，這幅漫畫便從中汲取墨水。第一種想法是：中國人還在使用歐洲人再也無法容忍，認為極為野蠻的身體刑形式；第二種想法是：除非採取這些肉體傷害的形式，否則中國人就不懂什麼叫做是非對錯。歐洲刑罰遲至十九世紀中葉才抹除這些處罰方式，但由於抹除得十分徹底而決絕，因此歐洲人再也不認為開化的自己能做出如此惡毒的舉止。大清的法律之所以仍然容許使用身體刑，部分是因為選擇不要長時間監禁犯人。假如沒有能懲戒犯人的監獄，唯一的選擇就是用打的或是流放，而這正是《大清律例》的規定。普列斯拍攝他那些照片時，這些做法正處於轉變中，但歐洲人對中國的轉變並不清楚。這種玩時間差的把戲，意味著歐洲人得以一面抬舉自己，一面對中國人懷抱優越感，進而把可憎的肉體傷害歷史全部推給世界的另一端。

不列顛讀者早已熟知中國人會使用酷刑。一七九三年的馬戛爾尼使團中，就有成員在回憶時提到這一點。此次使團的隨團畫家威廉．亞歷山大（William Alexander）受到倫敦出版商的鼓勵製作一部畫冊，讓歐洲受眾看見中國的樣貌。這本書——《中國風俗》（The Costume of China）為讀者呈現一個奇妙的土地，其中最奇異的刑罰就是枷項。接下來有一本更受歡迎的書問世了——喬治．梅森（George Mason）的《中國刑罰》（The Punishments of China）。梅森在印度工作，但他曾經造訪廣州，在當地獲得一些簡單的日常畫。這些畫是中國畫家大量繪製，賣給歐洲觀光客的紀念品。許多情境不痛不癢，但裡面也包括折磨人、刑求與處死的圖畫，以滿足重口味西方人的好奇心。中國畫家的原畫人工味很重，在空白的背景上安排精筆描繪的人物，有如畫面經過處理的民俗誌（見圖16）。梅森把這些畫面帶給歐洲受眾，將上刑的圖案轉變成奇特而極為寫實的筆觸。這——書上的圖片如是說——就是中國人的作為。

《中國刑罰》不光銷路好，也形塑了人們對於中國奇異光景的期待，包括肉體折磨。廣州與北京的畫家也保持穩定產量，繪製這類場面以滿足外國訪客的需求。正因如此，這類繪畫才會大量保存於今天西方的博物館。由於歐洲人視覺上的預期已經穩穩地建立，等到他們帶著照相機來到中國時，心裡早已知道自己打算拍攝一些什麼了。當普列斯拍下他在自宅中折磨的中國人時，很清楚自己想捕捉哪一種畫面。還沒按下快門之前，他早已對於中國人的肉體受到折磨的景象了然於心。

身體受的苦很難用底片捕捉，何況相機在十九世紀下半葉才問世，不僅是相當昂貴的機械，而且需要一定程度的操作技術訓練。拍攝照片需要充足光線，長時間曝光，受攝者姿還必須一動也不動。日常生活說拍就拍，已經超出當時技術的許可範圍了。相機是職業攝影師的工具，而非業餘愛好者休閒把玩的東西。不過，到了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之交，攝影科技已有大幅發展與簡化，相機正逐漸成為大規模生產商品。成本降低，快門速度提升，便攜性增加，程度各異的愛好者漸漸用攝影打發時間。他們先是用臉孔與風景塞滿觀景窗，接著景中的事物與人物逐漸不用保持不動。他們尋找事件來攝影，透過相片讓自己與受攝的事件同在。他們起碼是旁觀者，而且愈來愈多成為行動者。攝影師所能呈現的，還能有什麼場面比有人被打或遭受處刑更好、更精彩呢？

一九○○年的庚子拳亂鎮壓，堪稱是第一件以攝影方式記錄征服行動影響的重大國際軍事事件。隨軍攝影師與速寫畫家合作，記錄守軍據點淪陷、地景遭到炮轟，以及戰鬥員互相殘殺的場面。一旦征服完成，他們就能著手為歐洲人替天行道的過程製作影像。接下來，他們開始捕捉中式身體刑的日常，就像本書中那張一名年輕人在在衙門裡身體動彈不得的照片（見圖17）。姿勢雖然和《晨間主導報》上的漫畫人物不同，但他扛著相同的窮困襤褸、肉體受苦與屈辱。我們必須小心慎重，避免把這樣的照片照單全收。許多這類照片其實是擺拍，很可能是有償拍攝，讓外國攝影師能創造出符合其「中國」概念的影像，繼而將之賣給圖文書或明信片的出版商。不過照片中背景人物的低落情緒使我相信，這名年輕人確實是身陷囹圄，半吊在木條上，以迫使他招供。

還有更糟的是，駐守北京各國公使館的外國軍人，拍下菜市口（北京西南門外一處塵土飛揚的路口）公開行刑的景象，並非外國士兵處死中國拳匪，而是大清的劊子手處死中國罪犯。快門一按，外國人就能捕捉到德昆西當年只能憑想像的「東方之墮落」，到有對外營業的攝影工作室沖洗出來。外國人所拍攝最令人震驚的照片，是罪犯遭到「殺千刀」的駭人過程。犯人先帶到公開場合，接著在司法官員的監督下，按照預先設定好的步驟一刀刀肢解。最後一名遭到凌遲處死的人，是名叫「福朱力」（Fuzhuli）的蒙古侍衛。一九○五年四月九日，殺害主人的福朱力在菜市口伏法。法國士兵為這起事件拍攝的照片，至今仍以人們能寄回家的獵奇明信片的形式存在。

普列斯是否曾親臨大清的審訊或死刑場面？我們不需要知道，也能從文字紀錄裡曉得他看過中國人的畫與歐洲人的照片。假如他沒有看過，就不會用那種方式呈現他對中國礦工的折磨，也不會有拍下此人照片的想法。至於他有什麼目的，以及他打算拿照片給誰看，我們只能憑空猜測。麥卡錫說，普列斯告訴自己，他打算把這些照片帶回中國「好好利用」，但是做什麼用？是給招募的勞工看看，假如不聽他的命令，會有什麼下場嗎？還是為了向需要保證的招工代表留下印象，知道普列斯是個令出必行的人嗎？抑或是與此無關？

沒有跡象顯示，普列斯曾沖洗出漫畫家所想像的那種照片。我們只知道，不列顛副領事的職員們在普列斯遭到殺害之後，前往他家釐清案情時，找到一大堆照片。當然，要是其中出現某個裸體中國男子遭受虐待的照片，肯定會有隻字片語出現在副領事的紀錄裡。但這也難說，說不定大家關心此人橫死的程度，還不足以展開更深入的調查。有個啟人疑竇的問題：殺害普列斯的人，是不是想報復他？但這起凶殺案懸而未決，我們永遠不得而知。

這起事件對於中國與世界的過從歷史來說何以重要？原因與其難以逆量的影響範圍有關。普列斯沒有興趣影響不列顛的大選，但他的故事經過扭曲之後，卻出現在一九○六年二月的下議院議場中。張伯倫起身針對邱吉爾長篇抨擊，嚴詞批評自由黨利用披露虐待事件來操縱大選。他的論點是，自由黨愚弄不列顛民眾，讓他們以為中國礦工形同奴隸。為了強化自己的說法，張伯倫舉起一本作者不詳的書（今已不存），他宣稱這本書「在選舉期間到處流傳」，稱中國苦力遭受有如奴隸的待遇。張伯倫大膽推測，這本書極有可能是《晨間主導報》記者柏蘭所寫。假如不是他，那八成是「一位我會毫不遲疑稱他為大惡棍的人，也就是普列斯先生——他自承把某個中國人吊起來折磨一整晚，還打算在隔天早上給此人拍照，供自己正在寫的書之用」。他的說法嚴重扭曲了原本的報導。普列斯確實宣稱自己正在寫一本名叫「在蘭特趕奴隸」的書，但就我們所知，他其實並沒有寫過這麼一本書。對張伯倫來說，普列斯只不過是又一名編造整起事件，意圖打擊保守黨選情的記者。張伯倫簡直無的放矢，讓我無言以對（這在本書中還是頭一遭）。

預料到會出現這個議題，邱吉爾早就做了詳盡的功課，提前詢問川斯瓦是否應引渡普列斯。因此，他告訴張伯倫，川斯瓦政府回覆「根據現有證據，當局並無發起調查之根據，但若有可能，內政大臣亟欲就此案著手調查」。最後，當局並無展開司法行動。無論如何，普列斯已經回到中國，可能是為了招募苦力，可能是接錫製品的訂單，而他在倫敦的惡名完全於他無損。

從中國的角度看，故事的諷刺之處在於：普列斯在川斯瓦拍攝苦力相片之前不過兩個月，中國法學家才剛剛在北京成功廢除「殺千刀」。刑部官員沈家本主導廢除這種極刑，但他反對凌遲的理由，卻不是抽象的人道原則。「凌遲」根本不是中國的刑罰，「查凌遲之刑，唐以前並無此名目」。那凌遲究竟從何而來？他的答案是：來自中國之外的世界。凌遲是蠻夷的做法，是千年之前入侵中國的游牧民族帶進中國的。沈家本提出這種主張必須小心為之，畢竟大清國由滿人統治，滿人是來自長城外的入侵者。但他提出的這個尷尬關聯，倒是沒有阻礙他推動廢除凌遲的行動。

到頭來，凌遲得以廢除的決定性因素，並非「殺千刀」能否在古代中國傳統中找到——這只是用來反對凌遲的有效話術。修法的真正推動力，在於庚子拳亂之後中國人面臨的處境。外國人大批來到中國，在大街上自由遊走，還隨身攜帶相機。要不是因為拳匪，嚴刑峻法的照片也不會傳到國外，讓中國在全球文明尺度上繼續下修。乾脆把沈家本稱之為「非常刑」的酷刑一起廢止，使之消失於公眾視線。連大清朝廷也看得出改革的道理，正因如此，福朱力於一九○五年四月九日受凌遲處死一事，才會是中國史上最後一次凌遲之刑。同月稍晚，凌遲就此廢止。

當普列斯在約翰尼斯堡的家中，搬演他那小小虐待場景時，大清則正為了得到世界文明國家接納而放棄身體刑，這種感覺實在詭異。但普列斯這種人可不打算放棄這種文化遺產，他們想控制別人，而酷刑讓他們略勝一籌。明信片廠商也不打算放棄這種殘酷景象的市場。遲至一九一二年七月，大清國已然垮臺，其法律制度消失之後，都還有人把郵戳往福朱力之死的明信片上蓋。中國土地上實施身體刑的時代結束了，但中國這個國家「永遠殘忍、落後、沒有法治」的形象卻繼續留在西方人的想像中。中國人正在摸索前進的路，但其他人卻困在過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