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太監和他的人質

錫蘭，一四一一年

一四一○年十一月，人們目擊到大明國艦隊從東方海平面出現，朝錫蘭而來。整支艦隊的主角是四十八艘大船，較小的船隻群隨其後，彷彿一群大鵝身邊圍繞著兩倍於斯的幼鵝。歷數水手、士兵、太監與整批後勤隊伍，海面上一共來了三萬人。風聲迅速在島上傳開，守軍高度警戒：中國人來了。

這已經不是第一次了。四年前，一支一樣耀武揚威的大船艦隊曾登陸錫蘭海岸。時間點幾乎跟上次一模一樣，在一年當中的同一刻到來——大約是吹起冬季季風的兩個月後，此時東北風增強，海流穩定往西，是西渡孟加拉灣的理想時節。此外，錫蘭海岸強近的沿岸流正順時鐘環流這座島，任何渡過孟加拉灣的船隻，都會被海流掃過島嶼南端，上至西側，島上的錫蘭王國（即斯里蘭卡，同一個名字，只是拼法不同）幾乎對全世界開放。上一回，艦隊在高朗步（Kolamba，「港口」之意，即今可倫坡）下錨。高朗步的上游是科特（Kotte，「堡壘」之意，今斯里蘭卡首都科特），總督尼桑迦．亞烈苦奈兒（Nissanka Alagakkonara）麾下有數萬戰士，以維持境內安寧，保護本國不受北方的泰米爾諸國威脅。

四年前的那場相遇不歡而散。來自某個自稱「大明國」的代表團上了岸，行禮如儀，華美的絲袍隨風擺盪，表示要錫蘭王歸順於大明國的新皇帝。用一場儀式將國王本來就有的地位賜給他，要他低頭，聽從某個遠方皇帝的命令？這已經超過侮辱的程度了。此事背後隱含著來自境外的嚴重威脅。假如國王對這種威脅投降，區域內的對手會把此事當成示弱，只要這些穿著華袞的太監打包上船走人，他們就會馬上起而反抗國王。這個代表團還進一步要求國王派使節到大明國，在皇帝面前跪下，承認他是天子。這不只丟國王的臉，他的使節等於遭到軟禁，直到獲准返國為止。比較沒有分量的將領一見到這麼多船、這麼多人，恐怕早已心驚膽戰。但亞烈苦奈兒麾下有他們的兩倍人，而且人在主場。總督不認為有理由得對這種要求低頭，於是傲然拒絕對方的提議，命令中國人回去自己船上。代表團中為首的太監鄭和，認為好漢不吃眼前虧，他把人手撤回船上，在沒有完成皇帝使命的情況下掉頭離開，前去向印度大陸上其他的國王做外交上的提議。

來年春天，有人再度看到這支艦隊往東回航，但船隻沒有靠近岸邊。錫蘭受到的威脅結束了，但原因並非鄭和不願意動武，畢竟情勢對他有利。陳祖義是一位華裔冒險家，在蘇門答臘港口浡淋邦發展，治理當地，對通過該地區水路的船隻收費。鄭和拒絕服從他的權威。回程時，他領兵抓到陳祖義，把他帶回中國接受懲罰。亞烈苦奈兒拒絕承認大明國至高權威的舉動令鄭和不快，而抓走陳祖義，就是鄭和顯示大明國威不容挑戰的一種做法。

一四○八年，也就是首度造訪的兩年後，一支同樣壯觀的中國船隊再度出現在東方海面上。這一回，這些大船沒有下錨，而是逕直通過錫蘭，往北前往印度。無論鄭和是擔心前一回造訪時經歷的羞辱再度重演，或是他受命於皇帝，要避開錫蘭也好，總之這座島安然渡過——不光是艦隊在一四○八年西來，或是來年春天東返時皆然。中國人避開錫蘭，亞烈苦奈兒不與外人談判的方針看似勝利了。

如今又過了兩年，來到一四一○年冬天。來自大明國的艦隊在波濤起伏中第三度出現在東邊。這支艦隊究竟會和一四○八年二度到來時一樣駛過，還是會像一四○六年那樣登陸？答案是後者。艦隊筆直開進高朗步靠岸，帶著四年前的同一名代表。鄭和重申要求錫蘭國王歸順中國皇帝，這一回他齎捧詔敕金銀供器、綵妝織金寶幡，採取軟性攻勢。亞烈苦奈兒的做法與第一次一樣，他拒絕提議，態度顯然比四年前更無禮。他命令這些使者離開錫蘭島，永不回來。鄭和別無選擇，只得再度撤退，航向印度，但事情沒有結束。冒犯他就等於冒犯他的皇帝主子。三個月後，鄭和回來了。

鄭和稟告皇帝的事件版本在《明實錄》中有摘要。鄭和說，亞烈苦奈兒「誘」他深入錫蘭國中。不過，中文史料對於亞烈苦奈兒的身分卻有模糊之處。有兩個人名叫「亞烈苦奈兒」。錫蘭國王是毘羅．亞烈苦奈兒（Vira Alagakkonara），以維賈雅巴胡六世（Vijayabahu VI）的身分，從位於內陸一百英里的國都甘波羅（Gampola）進行統治。另一個亞烈苦奈兒——尼桑迦．亞烈苦奈兒，則是總督兼軍事將領。在高朗步與鄭和對峙的就是他。他是國王的舅父，戰功彪炳，自一三七○年代以來擊退來自北方泰米爾國家的好幾波入侵。鄭和一開始會不會是把總督錯當成國王了？他何時才意識到有兩個亞烈苦奈兒，而他想找的人其實在甘波羅？

無論鄭和真是遭誘兵深入，還是已經在實施自己的作戰計畫，總之，他讓大約六千人的部隊登陸，朝內陸的甘波羅前進，逼迫「真正的」亞烈苦奈兒一步步臣服於大明國威。正當鄭和的主力部隊朝首都前進時，總督利用情勢，對付停靠在港口、守軍不足的中國船隻。他知道船上有金銀珠寶，於是先派兒子接觸，要求中國人把財寶交出來。預料到會遭拒，他已經先派五萬士兵就準備位置，進攻船隻。此外，他還派伐木工於一段距離後尾隨中國軍隊，砍倒沿線狹窄處的大樹，作為路障，阻止對方迅速回兵。

當鄭和得知艦隊遭受威脅時，便分兵走小道回到海岸，顯示有當地人通敵，將充分的情報告訴他。他猜想，總督會調來麾下多數部隊包圍港灣，劫掠船隻，讓甘波羅相對空虛——從結果來看，他猜對了。鄭和派三千人回去，自己繼續朝甘波羅前進。夜色降臨，他命令部隊銜枚，以免出聲暴露行蹤讓都城守軍知道。信炮一聲（中國的軍事技術專家不久前發明出手持火器），部隊突襲王宮。他們生擒毘羅．亞烈苦奈兒（是當國王的亞烈苦奈兒）和王族成員，以及一些貴族。尼桑迦．亞烈苦奈兒一得知國都遭到襲擊，便派出大部隊前往甘波羅勤王。鄭和的人馬在甘波羅城內撐住六天的圍城戰，接著突圍，帶著國王和廷臣逃往海岸。雙方兵馬損失都很慘重。到了船邊，他們便強迫錫蘭王一家人上船，起錨揚帆。

這段故事不見得精確描述了事發經過，但我們手邊就只有兩份中文史料：一份是鄭和呈報皇帝的故事版本，收錄在《明實錄》裡；另一份則是費信的說法。費信是一名二十四歲的士兵，參與了那次下西洋，為自己的冒險經歷留下簡短的回憶錄。費信宣稱是役以明軍「大勝」告終，為他的簡短故事作結。

有待來使

中國皇帝的武裝使節在印度洋做什麼？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必須記得鄭和並非中國派往印度洋國家統治者的第一位代理人。這種做法至少可以回溯到忽必烈汗的時代，我們已經從馬可．波羅的遊記中得知這一點，但大元國這種外交方式已經在十四世紀時開始減少。建立下一個朝代的朱元璋，在一三六八年把忽必烈的後代趕出中國，自認要延續忽必烈統御世界的願景——他稱呼忽必烈是大漠中的「真人」。朱元璋沒有打算卸下大汗的角色，假如元是大國，明也不能示弱。他取年號為「洪武」，就是要克紹成吉思世系蒙古人之箕裘，這意味著往大海發展。

身為新一朝皇帝，洪武帝必須獲得認可，顯示統治天命已經從忽必烈家傳到自家身上。祥瑞天象可不能少。沒有的話，國際外交上的承認也行。長期而論，接待外國統治者派來進貢、承認其至高權威的使節們，有助於讓百姓知道全世界承認他有統治正當性——本來就應該承認。洪武帝和忽必烈如出一轍，望向亞洲海洋國家的統治者，以肯定自己位居天下的頂點。

他治世的第一年，也就是一三六八年，居然完全沒有外國使節來朝。王朝新立，小國統治者可能認為不如先等一等，看看這一輪叫牌的結果，才是明智的做法。來年初，洪武帝不耐煩了。他向大越（越南北部）國王發出第一份聲明，告訴對方他等著人承認。「頃者克平元都，疆宇大同，已承正統，方與遠邇相安於無事，以共享太平之福。」開闢全球和諧新年代之後，洪武帝只在意一點：「惟爾四夷，君、長、酋、帥、等，遐遠未聞，故茲詔示，想宜知悉。」講白了就是：馬上給我派使節來。為了確保獲知訊息的國家不只大越，禮部向日本、占婆（越南南部）、爪哇，以及印度的科羅曼德海岸派出使者。接下來兩星期，又有更多使者銜命前往日本與雲南（當時大明尚未征服雲南，征服後採取大規模的宮刑以示懲罰——這也正是鄭和到達中國之後的遭遇）。

念茲在茲的回應一點一滴及時來到。占婆國王阿答阿者的使團拔得頭籌，進貢老虎與大象。（大明之後將獲得一整群大象，可以在上朝時列隊。）大越使團不久後來到。洪武帝後來才曉得大越與占婆正在打仗，雙方都設法勝過對方，爭取新王朝的支持——這跟他許諾的「太平」歲月相去甚遠。（永曆帝將來會大規模入侵大越，明明他的父親在祖訓中列出十五個大明不征之國，而大越是其中之一。）第三個是一三六九年來到的高麗使團，但就僅只於此，沒有其他國家派人祝賀新政權。

來春，洪武帝又派遣一輪官員前往日本、科羅曼德與瑣里（Chola，印度東南），在詔書中對這些國家講明：高麗、大越與占婆都已經進貢，而它們也應該照做。一三七○年七月，他擴大傳喚範圍，要求爪哇、回鶻與其他遙遠的西方政體遵守一樣的規矩。「惟欲中外人民咸樂其所。」這一輪催促發揮作用了。到了一三七一年，上述所有國家都順從回應，派人進貢。但洪武帝仍然緊盯著所有人。一三七九年，占婆貢使帶來更多的大象。沒人事先通知，直到有一個太監看到這些動物出現在宮門外，洪武帝才知道這件事。對此，他盛怒已極，指謫他的高官密謀推翻他，並發動一波整肅——據他自己估計，有一萬五千人遭到處死。來自異國統治者的擁戴可不只是錦上添花的外交，而是天意的顯示。

殺姪

洪武帝在一三九八年過世，此前他指定一個孫子擔任繼承人。建文帝即位一事令他的眾多叔父感到失望，尤其是洪武帝四子朱棣。洪武帝讓這個兒子鎮守北京，確保北疆，以防大元國任何可能的威脅，畢竟大元仍然存在於長城之外。朱棣擔心他的姪子總有一天會削藩以鞏固權力，於是決定先發制人，制敵機先。他發動慘烈的叛亂，四年後結束，以一把火燒了皇宮告終——他二十四歲的姪子建文帝就在宮內。朱棣隨後登基為永樂帝。傳說建文帝躲過那場火，逃到海外，永樂帝派人下西洋就是為了找到他，但這種說法只會模糊永樂帝真正的意圖：以忽必烈汗，以及他本人的父親能了解的方式，建立自己的統治正當性。

永樂帝殺姪，以令人震驚的方式藐視他父親希望平穩繼承的祖訓，也讓他自己面對如山大的繼承合法性缺陷。宦海驚疑，百姓驚駭。每當有曾經效力建文帝的官員發言反對政變，永樂帝便誅殺九族。蒙古人一眼便能了解這種血腥競承制，但中國人並不情願容忍這種繼承模式。為了確保歷史在他殺姪的舉動後不生枝節，他竄改《太祖實錄》，創造一種他父親一直活到一四○二年，他的姪子從不存在，皇統直接從洪武父傳給永樂子的假象。建文帝從史料中遭到抹除，得經過兩百年，史家才意識到紀錄遭竄改，而建文帝確實存在。中國專制制度有一段時間屈服於統治元中國的蒙古皇帝腳下，但中國皇帝也根據蒙古皇帝的樣子統治，影響所及便是掏空儒家的孝悌核心價值，取而代之的是對掌權者的徹底臣服。

永樂帝和他的父親一樣，求諸對外關係，以填補正統的闕隙。至於是否有任何貢使正在進貢建文帝的路上，我們就完全沒有史料可用。永樂帝把建文朝的史料清理得一乾二淨，導致一三九八年至一四○二年間，外國使節來朝的紀錄徹底消失。就算他們來過，而且來人眾多，想和他的姪子開創關係，但他們在南京的行跡也已經消失在明史的焚化爐中了。為了用自己的方式替全新一輪的對外關係吹響比賽哨音，永樂帝按照他父親的做法，去信促使小國統治者到南京致敬。就是因為是篡位者，所以才需要外交上的追認作為證明。

登基不到兩個月，永樂帝便曉諭禮部放寬朝貢規定，確保各國貢使不會折返，寬宥他們因為不知避忌而觸犯的規矩。來做貿易的人應悉聽其便（後來他又補充說明，不徵收進口稅）。「今四海一家」——這是用委婉的方式指出他掀起的內戰已經結束——「正當廣示無外。諸國有輸誠來貢者，聽爾其諭之使明知朕意」。永樂帝在外交書信中一而再、再而三使用「一家」這個詞彙。他是全天下的統治者，歡迎諸番國統治者加入以他為首的大家庭。在朝貢體系中，「無外」。一次，地方駐軍將領在同年年末上奏，希望皇帝下令將所有蒙古人驅逐出境，因為他們是「色目」人。永樂訓斥他：創造分類，區別各族群的固然是蒙古人，但無論族群背景，只要為他效力的便都是他的子民。忽必烈的普世主義言猶在耳：全天下都得歸順。

幾星期後，他下令禮部派使者前往琉球（沖繩）、日本、大越、占婆、阿瑜陀耶（Ayutthaya，暹羅）、蘇木都剌（北蘇門答臘）、爪哇與科羅曼德。每個使者都帶著即位詔的複本，聲明「無外」。高麗、阿瑜陀耶與西雙版納（位於寮國與緬甸間）畢恭畢敬，在一四○三年派遣貢使。但永樂帝期待在南京接待外國達人顯要的洪濤，卻仍是一條細流。同年稍晚，六個使團分別前往不同外國統治者處，帶著「羅銷金帳幔及傘，金織文綺彩絹」，以勸誘其臣服。

滿剌加是他第一個外交關係大突破。中官尹慶是一四○三年時最早出使的人之一。尹慶抵達滿剌加，宣示威德及招徠其國王拜里迷蘇剌（Parameswara）時，簡直是中了頭獎。拜里迷蘇剌原本是柔佛（今新加坡）的統治者，在遭人推翻時仍然很年輕。他僅以身免，逃往馬來半島西岸，在一個有良港的漁村站穩腳跟，而這個地方就是後來的港口國家滿剌加。尹慶到達的時機實在太巧。永樂帝需要透過一個安全的地點，將大明勢力投射到印度洋地區，而拜里迷蘇剌正好需要大國支持，抵擋其競爭者。他還需要中國商人到自己的港口，為他的新政權打造經濟基礎。結果，滿剌加成為關鍵的轉口港，尤其只要誰控制了這個港口，也就控制了往來滿剌加海峽的貿易。

若想深入印度洋經營海洋外交，便少不了大規模的運輸基礎建設，才能將使者送往海外，帶回外國貢使，接著送他們回國——而且是定期為之。過程中使用的船隻，其規模必須能投射出恢弘大器的形象，讓看到的人不得不信服有新的「大國」出現在中國，讓猶豫不決的各國統治者相信聽話比抵抗更符合自己的利益。因此在一四○三年五月二十五日，中央頒布了第一道造船命令。《明實錄》中的條目簡短寫道：「辛巳，命福建都司造海船百三十七艘。」五個星期後，皇帝下令將長江最大造船廠——龍江的造船渠加以疏濬，以恢復、擴大首都的造船能量。由於他認為外國貢使會在進貢之行帶著交易用的商品，讓朝貢之行在財政上也值得，因此在一個月後下令恢復市舶提舉司，處理貢使的商品。永樂帝一步步建立基礎建設，讓大明有能耐派遣大艦隊遠至印度洋，讓已知的世界盡入其勢力範圍。

奴隸

他為艦隊運作指派的這名負責人既非文官，亦非武官，不是構成中央政府的六部裡任何一部所任用的官員。此人是內廷的奴隸。內廷是政權的核心，是皇帝事務的指揮中心，也是民政官僚所無法控制的機構。選擇任用奴隸的做法，可以回溯到蒙古人不讓中國人接觸敏感行動的習慣。元朝時，關鍵位置都掌握在不是中國人的「色目」人手上，例如馬可．波羅。永樂帝並未以族群他者來組成核心幹部，但確實有一批完全聽命於他的僕人：內廷太監。

內廷採用閹人，是因為亞洲各地都有只允許去勢男性處理統治者宮中事務的悠久習俗。去勢能確保後宮所懷的孩子，其父一定是統治者。登上寶座的一定是皇帝的兒子。由於統治者貴為天子，而天命在同一個時間點只會交到一家手中，必須確保繼承給下一代人，才能鞏固天子的尊貴地位。假如哪個皇子其實是天子家以外的人偷生的，則王朝必將覆滅，畢竟上天沒有把天命交給外人的血脈。至於為皇帝懷上皇子的女子，她們的血脈完全無足輕重。例如永樂帝，他大部分的妃子都是高麗人。

閹人不只身體卑賤，地位也很卑賤，他們必須全心全意為天子家服務，樂於根據皇帝和皇親國戚的喜好而做事。他們生活、工作的範圍都在宮中，外面沒有事情給他們做。他們無從參與司法過程，也無法告官。用奴隸史學者的表達方式就是：他們在社會上等於死人。至少對我來說，稱他們為閹人，把注意力放在他們身體的殘缺上，是給他們披上一層東方異國風情。他們在肉體上雖然去勢，但稱呼他們是奴隸，我們才能比較接近他們的社會角色。

就進行外交來說，永樂帝幾乎只用奴隸，他要是不這麼做，才讓人難以想像。外交是統治者對統治者，而非平等的元首對元首。奴隸的身體屬於皇帝，他的忠誠心也只向著皇帝，別無其他人。因此對皇帝來說，最適合進行外交任務的人非奴隸莫屬。正因如此，永樂帝的海外使團全是由奴隸帶團，而且在永樂年間歷史上，鄭和的重要性與權勢無人能出其右。

鄭和並非生來就是大明子民。他生於一三七一年，出身雲南的穆斯林家庭。當時的雲南是一個獨立國家。據說，他的曾曾曾祖父是一位有波斯名字的花剌子模穆斯林，在布哈拉（Bokhara）向成吉思汗投降。假如是忽必烈統治的話，鄭和就是色目，但這個詞彙已經隨著蒙古人的離開而消失了。他出生時的中文名字叫「馬和」，「馬」是中國穆斯林常見的姓。人家尊稱馬和的父親與祖父為「馬哈只」，表示他們都是「哈吉」（haji），意即曾經前往麥加朝覲的人——不過，有人懷疑這些頭銜其實是二十世紀的人假造的。當大明入侵雲南時，小馬哈只死於抗戰，而他十歲的兒子馬和則是在一三八一年被俘。

少年若在戰爭中被俘，其命運基本上都是淪為奴隸，遭到去勢，一輩子為皇帝或皇子服務。十歲的馬和就是這種下場。在有司的隨機指派下，他歸屬於燕王府——燕王是洪武帝的兒子，後來成為永樂帝。通常來說，他一輩子默默無名，在王府中過著奴僕生活的機會比較大。但造化弄人，他的主子注意到他。燕王對他垂青有加，帶著他上戰場，對付長城北邊的蒙古人。這名少年顯然有軍事才華，不過他真正的長處似乎在於懂得如何組織、主持複雜的規劃。為了表示對他的讚賞，永樂帝賜姓予他，改名鄭和。

銜命出國領導外交任務之前，鄭和執行過規模最大的項目，是監督皇宮的興建。他對大海一竅不通，但他有能力，而且有皇帝的信任——這兩項特質遠比航海技術要緊。有人主張，永樂帝正打算與東南亞與印度洋各地的穆斯林統治者接觸，而鄭和身為花剌子模人後代與穆斯林，對他來說是非常有用的資產。不過，文獻中沒有資料能佐證這種假設。

一四○五年七月十一日，鄭和首度在《明太宗實錄》中出現。他效力的是皇帝，而非朝廷社稷，難怪他沒有更早登場。那一條寫著：「遣中官鄭和等齎敕往諭西洋諸國」——中國人稱印度洋為「西洋」——「並賜諸國王金織文綺彩絹各有差」。對於一場或有六十二艘大船、將近兩百艘小船與超過兩萬七千人參與的行動來說，這句話實在輕描淡寫。這也難怪，主持下西洋行動的並非禮部。下西洋是內廷的計畫，不在編纂實錄的史官文臣仔細耙梳的範圍內。

鄭和的一下西洋本來就不是一次性的行動。艦隊離開中國還不到一星期，永樂帝便開始準備二下西洋，下令額外建造一千一百八十艘船。鄭和一下西洋回國後才十一天，二下西洋的詔書便已下達，認可鄭和將卡利卡特貢史帶回朝廷的做法，並責成他送使節返國。由兩百四十九艘各色船隻組成的二下西洋艦隊，在三個月後啟航。這次的行程與第一次大致相同，只有一點不同，也就是我們先前談到的錫蘭。鄭和並未獲命前往錫蘭，因為迫使錫蘭國王臣服於皇帝的另一份戰略還在研議中。為了實施新計畫，皇帝在一四○九年初宣布要三下西洋，此時鄭和甚至還沒從二下西洋返航。

根據士兵費信的回憶，永樂帝針對此行指示鄭和「齎捧詔敕、金銀供器、綵妝、織金寶幡……賞賜國王頭目」。由於知道國王已經拒絕接受指令，永樂帝還在命令中額外補充：「布施於寺，及建石碑，以崇皇圖之治。」石碑通常都會刻上這種標準辭令。新計畫如下：不是強逼亞烈苦奈兒歸順，而是把他信的神納入永樂的供養之下。永樂帝是天子，代表上天最重視他，佛陀（與其餘各種神祇）自不例外。由此推論，國王遵奉佛陀，等於承認永樂帝，畢竟永樂帝跟上天關係特殊，是該宗教中地位最高的神職人員。鄭和此行還有其他任務，包括將各國貢使送回本國，並接回更多國家的貢使，但他的主要任務還是在錫蘭立碑，展現永樂帝的至高權威。

去程與回程的步調都很快。一四一○年一月，艦隊在福建海港長樂出發，於一四一一年七月返回南京。《明實錄》中，鄭和的回報並未提到他在何時、於何處、如何設碑，只提到大敗錫蘭人返回中國，為他在錫蘭涉險的報告作結。問題來了：石碑怎麼了？

迦勒石碑出土

關於鄭和奉令立碑一事，我們最早的證據來自葡萄牙人於十六世紀時征服錫蘭後所寫的史書。書中提到在一五八八年，葡萄牙士兵與當地的國王作戰，過程中摧毀了錫蘭南海岸一處佛寺。破壞佛寺時，他們注意到寺裡有「中國國王下令在此豎立的幾根石柱，上面有該國文字，似乎是為了供養這些偶像」。下一回我們聽到石碑的消息，是一九一一年的事——英格蘭工程師兼建築師亨利．托馬林（Henry Tomalin）找到了這塊碑。一八八六年，托馬林以二十四歲之齡應募，從倫敦前往錫蘭。到了一九一一年，正當托馬林在迦勒（Galle）監督道路重建時，有人向他報告：修路工人翻開一塊長五英尺、厚五英寸，覆蓋涵洞的巨大石板時，注意到背面有刻字。

通知到托馬林此君，可是恰到好處。前往海外殖民地進行第一波公共建設的歐洲人，通常對於自己置身的文化興趣缺缺，甚至對於他們受託改造的世界嗤之以鼻。然而，到了十九世紀下半葉，出現了新一代的殖民地官員——他們通常來自中產階級，社會地位普普通通，到海外發展職涯，期待能帶給他們在殖民母國所不可得的向上流動。他們興建歐式公共建築，主持大型汙水下水道工程，整治港口，翻新道路，推動任何他們認為讓殖民地走近十九世紀所不可少的措施。古代文化一度盤據如今屬於不列顛帝國的這些領土，有些新世代官員著迷於這些文化，迫切想找到蛛絲馬跡，為如今的帝國與輝煌的過去搭橋。

托馬林正是這類人的好例子。他的第一項工程是裝修可倫坡迦勒門戶旅館（Galle Face Hotel）的正面，以慶祝一八八七年的維多利亞女王登基金禧紀念（Golden Jubilee）——這一次他並未運用當地文化。等到他受邀設計錫蘭宮廷（Ceylon Court），亦即錫蘭殖民地在一八九三年芝加哥哥倫布紀念博覽會（World’s Columbian Exposition）的主題館時，已經吸收他所認為的錫蘭傳統文化，發展出一套為現代用途修改本土形式的手法——受到對古代遺址的田野調查所影響，他為錫蘭宮廷設計出典雅的木造建築。他和其他殖民地土木工程師一樣，認為自己不能只是帝國的總務修繕成員，更要守護消逝中的過往，記錄建築遺跡，蒐集碑文，重新採用時光、氣候與殖民改造所共謀抹去的藝術母題。模範的殖民地應該一面容許現代性帶來新意，一面保存其歷史。身為外人（每一位殖民地官員都是外人）利於托馬林說服自己，要以當地人所不能的方式，將殖民地內的歧異元素加以整合。這就是他處理錫蘭宮廷的方式。這座展館意在讓美國人對錫蘭有一種一致的印象，認為錫蘭是一個單一的殖民地，而不是一座因為印度教—泰米爾文化與佛教—僧伽羅文化而嚴重分裂的島嶼。托馬林將同床異夢化為共築愛巢，方法是在自己這座獲獎建物的一端擺上毗濕奴像，另一端擺上佛陀像。

當托馬林在一九一一年與石碑巧遇時，即便身邊沒有人能認出碑文的內容，他仍然意識到這是稀有珍貴的歷史文物。事實後來證明，人稱迦勒石碑（Galle Stele）的這件文物，比他所猜想的更珍稀、更有爭議——鄭和在十五世紀的出航究竟是敦睦外交之舉，抑或是帝國宰制任務？問題的答案正取決於對這塊石碑的詮釋。

佛陀、毗濕奴、阿拉

石碑表面的銘文受到嚴重損傷，需要時間破譯（見圖6）。直到一九三三年，碑文才完整發表。在上面三種文字中最清晰可辨者，就屬占據碑面右邊三分之一的中文。上面是一四○九年二月十五日，永樂帝要稟報佛陀的消息。

皇帝在禱詞開篇便感謝佛陀「能仁慧力，妙應無方」，對大明的外交政策甚有助益。他告訴佛陀：「比者遣使詔諭諸番，海道之開，深賴慈佑，人舟安利，來往無虞。」他知道這一定是佛陀保佑，所以「永惟大德，禮用報施。謹以金銀織金、紵絲寶旛、香爐花瓶、表裏燈燭等物，布施佛寺，以充供養。惟世尊鑒之」。接下來是根據價值排列的布施清單，一開始是金壹阡錢（一錢大約等於八分之一盎司，亦即共八磅的黃金）與銀伍阡錢（四十磅），繼之以高品質的絲綢、法器，最後則是香油（至少三千三百磅重）、蠟燭與檀香。這是相當慷慨的布施，而且就是要人們認為慷慨。

但是，這碑文是給誰看的？印度洋一帶活動的中國人少之又少，會到這裡讀碑文的人更少。最簡單的答案是：沒有要給人看。碑文在此不是用來讀的，而是表示這是一塊用中文寫的紀念碑，宣示中國勢力及於此地。

另外兩種語言的碑文填補了中文碑文左邊的空間。居上者是泰米爾語碑文，在托馬林的泰米爾與僧伽羅文化二元中，代表毗濕奴那一端。根據一九三三年首度破譯的學者所說，泰米爾語碑文「稱不上合文法」，用字也不見於其他地方。這或許反映出翻譯的影響，畢竟碑文的譯文在還沒有下西洋之前就已經在南京完成，而非在錫蘭當地翻譯。不過，這份碑文不盡然是翻譯，而是將中文碑文的內容轉調，化入泰米爾宗教崇拜脈絡中。泰米爾語碑文並非祈求佛陀，而是向「南港尊者」（Tenavarai-Nayanar）——毗濕奴的化身之一祝禱。南港（Tenavaram）今稱棟德勒（Dondra）。數世紀來，錫蘭南岸的這個小港口素有兼容並蓄宗教勝地的美名。關於這一點，最好的見證人莫過於我們在第三章遇到的那位摩洛哥旅人——伊本．巴杜達。一三四五年，他造訪棟德勒／南港，提到他找到一間臥佛寺與一間龐大的印度教廟宇。他沒有提及印度教廟宇拜的神叫什麼名字，但確實提到「那個偶像跟這座城市名字相同」，也就是「南港尊者」。「廟裡有將近千名婆羅門與瑜珈士，另有五百名拜偶像者之女，夜夜在雕像前載歌載舞。」

泰米爾語碑文提到南港，證實棟德勒就是永樂帝這塊石碑準備擺放的地點。這一點很重要，畢竟中文史料沒有提到在哪個地點布施，只說禮物要布施給錫蘭的佛寺。假若鄭和知道（也就是說永樂帝也知道）棟德勒不是純佛教勝地，而是還有其他神明的廟宇，那皇帝供奉這兩者的意圖何在？

唯一能回答這個問題的方式，就是仔細聆聽他如何向南港尊者自我介紹。歌頌完神明之後，他介紹自己是「大中國之王，諸王的至高領袖，壯觀的滿月」。這讀起來實在不像信徒對神明低頭祈求，而是最高統治者得知某個異國神祇，對祂講話的口氣。神明有義務照顧這位王者的子民，義務完成到什麼程度，王者就願意遵奉到什麼程度。

毗濕奴得到的供品跟佛陀一樣，但有些許不同。貴金屬的度量修改成當地的泰米爾重量單位（迦楞求［kalañcu］），而非中文版所用的中國重量單位（錢）。由於泰米爾單位比中國單位重三分之一，等於在轉調的過程中，將獻給毗濕奴的供品提升了三分之一的價值。這是故意的嗎？肯定不是，畢竟這會代表毗濕奴得到的比佛陀多，會影響兩位神明之間的平等地位。當然，譯者在翻譯時，很可能只是找個大致相等的單位，覺得不值得為了迦楞求與錢的匯率自找麻煩。但這個小當機為我們帶來一個無法回答的問題：毗濕奴與佛陀究竟是分別收到石碑上所說的供品量，還是只有一份供品，讓棟德勒的神明（無論是什麼神）一體收受？換一種講法表達這個問題：永樂帝有沒有兩面下注，把供品同時獻給兩位神明，希望至少其中一位會接受？

一旦我們轉向泰米爾語碑文下方的第三種碑文，這個謎團就益發難解。內文的語言是波斯語，書寫的文字則是阿拉伯文。這種組合在當時相當常見。對活動於印度洋的貿易商來說，波斯語是通用語，阿拉伯文則是通用文。這種雙重用法在元代傳播到中國——我們曉得，曾經參與後三次下西洋、寫下回憶錄的馬歡，就受過以這種方式讀寫波斯語的訓練。雖然沒有證據，但我們不難想像鄭和在孩提時就學過阿拉伯文。

石碑承載第三種碑文的剩餘表面遭到嚴重損壞，但其中一部分的殘餘使用「伊斯蘭之光」這種說法。因此，這段碑文是給穆斯林讀者的，呈獻的對象則是阿拉或祂的先知。永樂帝的自我介紹一如泰米爾語碑文的開頭，「大明國之王」，接著說明自己派遣使者上供，以向穆斯林的神致謝，並模糊提到阿拉的「仁慈照顧」。供品清單與另外兩種碑文一模一樣，只有度量貴金屬的單位再度轉換為波斯單位（密斯卡爾［misqal］），比中國的錢稍重，但輕於泰米爾的迦楞求。供養毗濕奴時浮現的同一個問題又來了，南京是否無人能確定當地主流神祇是哪一位，因此他們就聽任為之，看哪一位神明為尊，就當作供奉給誰？

還是說，這些碑文根本不是給神看，而是給信徒看的？讓穆斯林商人在橫渡印度洋的途中經過棟德勒，讀到阿拉伯文碑文，推論大中國皇帝遵奉阿拉？讓南印度地區各地經商的泰米爾商人讀到泰米爾語碑文，就以為中國皇帝尊奉毗濕奴？

最早破譯泰米爾語碑文的學者，選擇宣稱石碑使用三種語言的做法，證明「宗教方面的折衷主義，是島上族群的特色」。我不認為這種空泛的文化詮釋能帶給我們多少認識，從政治脈絡思考這塊石碑會比較有幫助。這塊石碑的意象來自遙遠的中國，讓看到石碑的人得到明白無誤的印象，知道是誰把石碑擺在這裡——石碑的柱頭有兩條五爪龍，分居兩側，彼此相對，中間則是某些人所謂的「智慧珠」，而中國史上不時有人將之詮釋為普世宗教真理的符號，居於世俗歧異之上。一般認為龍是中國皇帝的化身。石碑頂端出現龍，無疑證明這是帝制中國立的碑。多數看到石碑的人，都會有這種程度的了解。以三種語言撰寫碑文，使皇帝的訊息得到閱讀、理解的可能性多了三倍。只要能讀碑文，就應該知道大中國之王是天底下品秩最高的祭司。這塊石碑與其說展現了永樂帝對諸路神佛的供養，不如說是中國在印度洋宗教地理中占有一席之地的宣告。無論你遵奉哪尊神，永樂帝如今都是祂的護法，就讓其餘人等看到石碑頂上的龍，曉得帝力及於四海，其他統治者都配不上這種權威。

誰的故事？

鄭和帶著王族俘虜一抵達南京，便立刻獻給皇帝，讓他們面對處罰。永樂帝的大臣——以中國朝廷的標準來說，也是諂媚得可以——個個疾呼請皇帝殺掉這些人質，以懲罰他們冒犯天威。這種疾呼讓永樂帝有機會展現明君之仁慈。《明實錄》中的說法是，「帝憫其無知，并妻子皆釋，且給以衣食」，話雖如此，他並不打算讓亞烈苦奈兒全身而退。他宣布罷黜這位國王，並命令禮部從其王室中提名一人，安插為亞烈苦奈兒的繼承者。選好之後，人質就在鄭和下一次出航時送回去，帕迦羅馬八胡六世（Pakramabahu VI）也即位成為中國在錫蘭的傀儡統治者。根據費信此行的回憶錄，這是個皆大歡喜的結果，「四夷悉欽」。

永樂帝的廷臣紛紛作詩，慶祝皇帝大敗這些與禽獸相異者幾希的蠻人。他最資深的大臣楊榮也透過一首詩，投入這波唯唯諾諾的極端愛國主義，詩中的高潮是：

直擣巢穴破其營，擄其全國歸神京。

妻孥族屬靡有贏，汛掃凶孽如控莖。

揚大舲，笳皷鳴，錦帆高掛開滄溟。

馮夷拱衛河伯迎，獻俘闕下眾目瞠。

微軀萬死惟戰兢，孰知天意覆八紘。

不以小醜干天刑，神武不殺全其生。

以首叩地聲傖儜，感聖德，歌皇明。

鄭和獻虜於朝廷後兩個月，兵部奏請皇上嘉獎、提拔那些在錫蘭戰役中有功的軍人，最多升兩級；禮部也不落人後，也請皇上嘉獎參與其中的禮部官員，包括擔任醫官的太醫院御醫。永樂帝全部准奏了。

五年後，永樂帝仍在因為軍人之父戰死錫蘭而拔擢這些軍人。又過了十年，永樂帝的孫子也身處一樣的情境，還有其他軍人據稱曾參與錫蘭的戰事，等著得到褒獎。一四二六年七月十六日，宣德帝接獲禮部奏章，上面說有四名錦衣衛剛返抵中國。錦衣衛是直屬皇帝的精銳軍團，最重要的職責是擔任皇帝的貼身衛士。此四人在錫蘭戰役期間被俘，用了十五年時間才得以歸國。他們設法前往蘇門答剌國，到了那兒便能讓朝貢船載他們一程。皇帝給予適當的報償。「四人以王事流離遠夷，父母妻子莫知存亡，情甚可憫。其賜衣服鈔布，俾還鄉省親，而後復役。」他們的回國，又是一次彰顯大明擊敗錫蘭的機會。不過，這件事也稍稍提醒了我們，朝廷對於鄭和襲擊亞烈苦奈兒之舉的青睞，仍未完全消失。

中國人以這種方式記憶這段故事，錫蘭人的記憶卻與此相去甚遠。第一位重建這段故事的錫蘭歷史學家是愛德華．佩雷拉（Edward Perera），一九○四年在可倫坡的王家亞洲學會（Royal Asiatic Society）錫蘭分會發表了一篇論文。佩雷拉差兩年便滿三十歲，是錫蘭裔記者與訟務律師，後來因為他在說服不列顛於一九一七年結束錫蘭戒嚴時所發揮的影響，而得到「科特雄獅」（Lion of Kotte）的美名（科特就是尼桑迦．亞烈苦奈兒的堡壘，未來成為斯里蘭卡國都，如今與可倫坡的市郊連成一片）。佩雷拉也是錫蘭歷史愛好者，他就錫蘭國際史發表過一些研究，而這篇論文只是其中之一。

錫蘭版的人質事件有兩大不同點。其一是王位從毘羅．亞烈苦奈兒傳給帕迦羅馬八胡六世的方式。根據錫蘭的說法，尼桑迦．亞烈苦奈兒很可能是讓自己的外甥毘羅．亞烈苦奈兒被俘，如此一來，他就能取而代之，成為國王。但若如此，這個野心故事卻有兩個他料想不到的轉折。毘羅．亞烈苦奈兒固然被俘，但須內妲拉．德維（Sunetra Devi）——可能是他年輕的王后，或是丈夫過世的女兒——與年輕的兒子卻留了下來。（有一個版本宣稱有兩個兒子。）他們在進攻期間逃走，躲了起來，因此不在鄭和抓住、押往中國的王族成員中。等到一四一四年，鄭和將毘羅．亞烈苦奈兒及其隨員送回錫蘭時，尼桑迦．亞烈苦奈兒表面上大喜望外，等鄭和一離開，他便殺了外甥，接著一步步準備自己的加冕儀式。

但儀式的結果卻不如預期。佩雷拉以莎士比亞風格道出故事的高潮：「其時正是一四一五年風光無限的衛塞月（Wesak，四至五月間）第七天，老戰士」——佩雷拉說的是尼桑迦．亞烈苦奈兒——「人在他的科特城，在面對王宮的高聳石臺上，俯瞰自己修築的美麗池子，身披所有的王室象徵，坐著接下他這輩子為之奮鬥的王冠。廣場上滿是貴族、軍隊與百姓。」但這位總督有所不知，暗中保護王位繼承人的大祭司毗達迦摩．薩米（Widagama Sami），把總督的外甥之子帶到儀式上——這個孩子之前跟母親一起躲藏，如今已經十六歲。

當亞烈苦奈兒轉過頭來，面對喜氣洋洋的儀式時，拿在毗達迦摩．薩米手中，原本要交給新王的國之寶劍，卻交到年輕的王子手中，亞烈苦奈兒的人頭跟著滾進下方的池子裡。年邁英雄的屍體為維賈雅巴胡六世之子讓出了路，十六歲的少年受眾人擁戴為王，是為帕迦羅馬八胡六世陛下。

錫蘭的故事有一個比較不那麼驚悚的版本——毗達迦摩．薩米窩藏少年王子，是為了等待時機，讓他能平安繼承王位。亞烈苦奈兒則是自然死亡，毗達迦摩．薩米在他死後才把王子帶來。無論故事怎麼講，從錫蘭人的觀點看，正統繼承者終於坐上王位，成為帕迦羅馬八胡六世，未來半世紀錫蘭王國的明君。

佩雷拉等斯里蘭卡史家因此堅持，真正的帕迦羅馬八胡從未去過中國，暗指中國宣傳者只不過是在帕迦羅馬八胡登基之後，才捏造他是作為永樂帝的傀儡而上位的故事，好讓自己接受。明代史料顯示，新王很注意中方的要求。根據馬歡的說法，「王常差人賚寶石等物，隨同回洋寶船進貢中國」。帕迦羅馬八胡主動進貢寶石，可以視為他是大明附庸的表徵，但或許這只代表一位精明統治者會容忍這種虛構。

選擇寶石是睿智之舉。根據中國玄學說法，寶石是上天創造力的實體展現，是其力量的有形節點。也就是說，每一顆送到永樂帝手中的寶石，都再度象徵上天指定此人為天選之人。永樂帝收到大量的寶石，多到他接著把寶石轉送給親屬，作為上天照顧他的明證。而他們接受這些閃閃發光的珠寶——有誰能拒絕呢？——和皇帝的統治正當性合謀，從而保障自己在其政權中的地位。考古學家在十五世紀的明代諸王墓中找到大量的寶石。總之，帕迦羅馬八胡能用這些寶石維持大明國的歡心，讓大明軍隊不至於登上他的島嶼，永樂帝則能分發這些寶石，作為統治正當性的象徵。對帕迦羅馬八胡來說，這些財寶是他為自己國家的獨立自主，所付出最起碼的代價。

不過，有一件寶物——錫蘭王統治正當性的來源，絕對不能讓給別人。

佛牙

鄭和並非第一位從中國抵達錫蘭海岸的使者——曾經宣稱錫蘭「就其在世上的大小而言，無疑是最精巧的島嶼」的馬可．波羅，是這麼告訴我們的。他提到，在他親自造訪錫蘭大約十五年前，忽必烈汗曾派遣三名使者到島上，向國王要求咸認是世上最殊勝的聖物——佛牙。自六世紀以來，佛牙與佛陀托的缽一直由錫蘭國王持有。對國王的正統性來說，沒有什麼能比這些堅硬不壞、超越人間腐朽衰敗的文物更實在了。宣布自己是天選之人後，忽必烈便想擁有所有天恩的象徵，佛牙自然包括在內；他還想要世上最大顆的紅寶石（同樣在錫蘭國王手中），並表示願意支付「一城之價值」，這是馬可．波羅的說法。國王拒絕了他提供的條件。然而，想拒絕佛牙的索求，可就沒那麼容易了。錫蘭國王想辦法將另外兩顆佛牙（但沒有忽必烈覬覦的那一顆）連同一個缽，以及一束佛髮，化解這個要求。忽必烈很實際，知道來到他身邊的這些禮物大概不是真貨。為了不讓別人做如是想，他在北京城牆外舉辦盛大的迎接儀式，以歡迎它們的到來。如此一來，有誰膽敢以為這些文物不是真的？

忽必烈在一個半世紀之前試圖取得佛牙的故事，至今仍活靈活現於錫蘭人對一四一一年的想像中。根據他們的版本，派鄭和來錫蘭絕對沒有別的理由，肯定是來搶奪他們那顆珍貴的佛牙。然而，在中國那廂，卻沒有任何當時的史料提及佛陀舍利。不過，佛牙確實出現在一六七六年版的中文佛典正式集成——《大藏經》的某段長注中。該注腳所說明的原文，是唐僧玄奘在七世紀前往天竺的知名紀錄。

由於玄奘在書中提到錫蘭，一名十七世紀的編輯者因此加上一段長注，讓讀者追上時事，知道跟那座島嶼有關的佛教新聞。他先複述實錄中鄭和抓了人質的記載，接著多加下面這一段：

和等執其王，凌晨開門伐木取道，且戰且行凡二十餘里，抵暮始達舟。當就禮請佛牙至舟，靈異非常光彩照曜，如前所云，訇霆震驚遠見隱避。

艦隊一出發，佛牙立顯神威，創造出完美的航海條件，「歷涉巨海凡數十萬里，風濤不驚如履平地」——用來表示航程順利的樣板話。「獰龍惡魚紛出乎前，恬不為害。舟中之人皆安穩快樂。」注腳的結尾提到鄭和將佛牙獻給永樂帝，永樂帝於是命人製作莊嚴栴檀金剛寶座，供養此舍利。

這段靈驗的故事，可有任何根據？唯一浮上檯面的佐證，是一封一四一三年三月十一日的信，由永樂帝寄給第五世噶瑪巴喇嘛（Karmapa Lama）德新謝巴（Dezhin Shekpa）。（讀者想必對藏傳佛教中達賴喇嘛的傳承並不陌生；在格魯派中，噶瑪巴喇嘛是比達賴喇嘛時代更早的傳承，而且和達賴喇嘛一樣傳承至今。）從表面上來看，這封信是永樂帝外交施為中的一環，目的在於打動西藏領袖，引領他們進入自己的政治影響範圍內，主要的目的則是限制蒙古人對西藏的影響力。在永樂帝有聯絡的藏傳佛教領袖中，第五世噶瑪巴的地位最高。皇帝說服他在一四○七年來到南京，舉行普度大齋，以告慰在他掀起的內戰中死去的生靈，並為高帝、高后薦福，使其成為菩薩。法會舉行十八天，每一名參加者都看到金剛力帶來的吉兆祥光秀，據說規模為中國歷來所僅見。在南京，人人都看到空中的這些異象。對此，藝術史家派翠西亞．伯格（Patricia Berger）以科幻小說家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的用詞打趣說，這是「『你情我願的幻覺』的延長片刻」。皇帝這麼有智慧，他說大家看到了什麼，又有誰能否認呢？

六年後，皇帝寫信給噶瑪巴喇嘛，通知他一件重要的佛教大事。直到一九五九年，這封信才現身於布達拉宮——達賴喇嘛在拉薩的官邸。永樂帝信上說，鄭和帶了佛牙舍利回來。但他信一開頭是他個人的逸事，把自己放在故事的中心：「朕嘗靜夜端坐宮殿，見圓光數枚，如虛空月，如大明鏡，朗然洞澈。內一大圓光，現菩提寶樹。」在寶樹的種種妙花，枝柯交映中，出現釋迦牟尼佛的樣子，展現頂有肉髻與耳厚廣大脩長等三十二相。永樂帝接著描述異象中還出現什麼，接著表示興隆的佛法最是能支持皇帝的統治。他告訴噶瑪巴喇嘛，他為了紀念此番異象，於是命工匠雕刻出他所見到的佛像，貼上金箔，隨信附上。

永樂帝告訴噶瑪巴，正當佛陀現身在他面前這一刻，他的奴隸鄭和正好人在錫蘭，與錫蘭人對峙。接下來，信的內容就跟《大藏經》那段注腳一字不差，緊跟著表示鄭和迎佛牙上船的那一天，就是永樂帝在光球中看到佛陀的同一天，將兩段故事合而為一。佛陀用這種方式兩度祝福永樂帝繼承大統，一次是在宮中，一次是在錫蘭。皇帝在信末告知噶瑪巴，佛牙舍利如今安坐於特製的莊嚴栴檀金剛寶座，朝廷才能天天供養，「利益有情，祈福民庶，作無量功德」。

這一版故事的問題在於，鄭和下西洋的紀錄中完全沒有提到佛牙舍利，也沒有其他文獻曾提到紫禁城裡有佛陀門牙的存在。關於這個謎團，最簡單的解答就是：佛牙從未去過中國。錫蘭版的故事顯然能證明中國版是完完全全的虛構。假如錫蘭真的失去佛牙，人們必定會譴責這種暴行，寫進每一份鄭和攻擊事件的報告中，但是從來沒有文獻提到佛牙遭奪。事實上，繼承亞烈苦奈兒王位的帕迦羅馬八胡，將首都從甘波羅遷往科特時，還在那裡新蓋一座佛寺。我們在一首歌頌佛寺落成的頌歌中讀到：

看，國王令成三層華美宮殿，

命人製作金寶盒，上嵌九枚寶石，

置於另一金寶盒，閃耀諸色寶光，

續置於另一金寶盒。

假如永樂帝真有命人打造檀木盒，帕迦羅馬八胡這個以寶石為飾的寶盒感覺還是比檀木盒更貴氣。當然，我們可以完全不採信這段故事，推測帕迦羅馬八胡搞不好是為了掩蓋失去佛牙的事實，而打造新的寶盒，試圖創造他自己的「『你情我願的幻覺』的延長片刻」。無論如何，今天在甘波羅附近的康提（Kandy）確實有一個寶盒，人人都說裡面擺啟的就是忽必烈想得卻不可得的那顆佛牙舍利。

如果鄭和搶奪佛牙的故事是捏造的，那是誰捏造的？最有可能的人就是永樂帝，他需要珍貴的佛教文物，以便和他的西藏盟友保持緊密關係，免得讓藏傳佛教的領袖魅力落入蒙古人手中。不過，還有另一份文獻提到此事，只是這不大可能：一本發表於一五九七年的小說，名叫《三寶太監西洋記》。這或許能解釋七十年後編纂《大藏經》的人怎麼會挑了這個故事，但永樂帝的部分就無法解釋，畢竟他的治世比小說早了將近兩個世紀。謎團的答案就在布達拉宮。原來，布達拉宮中有些文件是在十八世紀假造，安插進檔案作為書面線索，證明西藏與中國皇帝在歷史上關係密切。這恐怕才是實情；也就是說，一九五九年發現的信，其實不是真正由永樂帝寄給第五世噶瑪巴喇嘛的信，而是假造的。我個人直覺，假造這封信的人必然精通佛教典籍，從《大藏經》的注腳中抄來鄭和搶奪佛牙的片段——但他卻不知道，那段故事來自小說，從來就不是事實。總之，儘管中國這邊有三份文件作為鄭和偷了佛牙舍利的證明，但事情從來沒有發生。之所以會有人相信這種傳聞，是因為咸認奪取舍利是「大國」統治者會做的事情。

殖民立碑

唯有在當局有心理準備，投入發動遠洋行動所需資源的情況下，才能維持大明在印度洋的霸權。光是打造船隻所消耗的木材便得耗費巨資，甚至是造成中國東南丘陵徹底去森林化的原因之一。但下西洋仍在繼續。接下來的四下西洋之行，載著人質返回錫蘭。永樂年間還有兩次出航。一四二四年永樂帝駕崩後，下西洋的計畫隨即擱置，以暫止這些花錢如流水的冒險行動。不過，下西洋終究是達到了永樂帝的目的：全天下都承認他身為大明國統治者的正當性。躊躇若干之後，他的孫子宣德帝還是於一四三一年允許鄭和再主持一次下西洋。由於航行計畫中有錫蘭，鄭和於是請他的新主子下旨要求錫蘭敬順，以免錫蘭人不再準備「恭敬上統」——借用迦勒石碑的表述方式。但一切都很順利，帕迦羅馬八胡不僅親切接待他，而且確確實實繼續派貢使前往北京，直到一四五九年為止。此時，其餘多數印度洋國家統治者早已不再朝貢，畢竟當時大明政府也已經在實質上放棄印度洋了。大明不再敦促臨海國家的統治者來滿足其願景。連經商的中國私人也回撤滿剌加，在當地與印度做生意。忽必烈汗所展開的深入印度洋行動，終於在此時走向終點。

迦勒石碑是當今唯一的實物證據，能提醒人們大明外交範圍曾遠及此地。這塊石碑不是大明唯一的宣示標誌。東南亞海洋地區蒙古與西藏邊區也都有類似的石碑，旨在投射大明國威。不過，隨著時序進入十六世紀，大明在海洋地區的石碑數量，卻被另一種石碑所超越——葡萄牙水手所立的柱碑，稱為「發現碑」（pedra 或 padrão）。這些柱碑就像中國石碑一樣，承載著國家與宗教的標誌——國王紋章、基督教十字架，上面的碑文刻著葡萄牙人在此，有時是宣稱握有殖民主權，有時則是紀念與當地統治者簽訂商約，例如一五二二年爪哇的例子。現存最早的發現碑來自一四八二年，豎立於剛果河口，其目的在於警告其他歐洲國家（尤其是西班牙）——葡萄牙人已經占領此地，且葡萄牙對於該區域的貿易有獨占權。中國人的石碑與葡萄牙人的發現碑不盡相同，但就「提出主張」的行為，甚至是主張的內容來說，確有若干一致之處。永樂帝的使者在小小的滿剌加國立碑，就是要彰顯滿剌加國王歸順大明皇帝；作為回報，大明在名義上會保護滿剌加。等到葡萄牙人在一五一一年占領滿剌加、豎立柱碑時，其作為等於主張占有，與中國政府曾經的作為有所不同。這種主張是會受到抵抗的。一五一三年，葡萄牙人在珠江口的伶仃島立了發現碑，大明官員認為此舉冒犯帝國主權，立刻弄走該柱碑。迦勒石碑也遭受同樣的命運，只是我們不曉得是誰，在什麼時候拉倒它。托馬林發現石碑蓋在涵洞上，而我們永遠不會知道是誰動手拿這塊石碑去蓋水溝。

迦勒石碑的故事中，還有最後一個有趣但不合理的細節，而這正是托馬林找到石碑的地點。托馬林將石碑從遺忘中拯救出來，將之轉化為不列顛帝國主義的另一種豐碑。但這塊石碑從來就不是要立於迦勒的。棟德勒才是它的歸宿，而且葡萄牙史料確實指出石碑在一五八八年時位於棟德勒。石碑最後落腳在棟德勒以西三十英里的小港口迦勒，但大家對此卻不覺得有什麼不對勁。可是，石碑怎麼會在迦勒？迦勒港在過去素有中繼港之名，從印度西部馬拉巴爾海岸出發前往孟加拉灣的阿拉伯商人（他們正好有機會讀懂石碑上的波斯語碑文），可以在此停靠，而鄭和也不是不可能停泊此地。但是，當我用來少之又少的中文文獻濃縮出這段故事時，卻沒有任何文獻的作者提到迦勒，他們描述的都是棟德勒——特別是提到附近的海濱有塊岩石，上面有佛陀的腳印——反而沒有一個字跟迦勒有關。

我最有把握的推測是這樣的：鄭和把石碑擺在該擺的地方，後來某個負責公共工程的官員——也許是葡萄牙人，也許是不列顛人，也許是別人——認為與其提醒歐洲殖民者永樂帝的使者曾出現在錫蘭，不如拿這塊尺寸正好的石碑來覆蓋涵洞。今天，石碑已經不在迦勒，迦勒那塊只是複製品，真品在可倫坡的國立博物館，擺在那裡表彰斯里蘭卡與今日中國的良好關係。另一塊複製品則擺在南京鄭和寶船遺址公園，也就是當年龍江船廠的遺址，用來紀念明代中國作為海上超級大國的時光。

托馬林的錫蘭宮廷餘生則短得多，這個木造結構在世界博覽會閉幕時拆解，賣給芝加哥大銀行家約翰．J．米榭爾（John J. Mitchell）。米榭爾把它搬去威斯康辛州的日內瓦湖（Lake Geneva），重新組建起來當避暑山莊。一九五八年，山莊付之一炬，遭到拆除，將錫蘭與世界各地連成一氣的奇妙迴路也就此畫上句點。

錫蘭宮廷與迦勒石碑分屬非常不同的時代，但前者卻默默跟隨後者的腳步。托馬林認為自己的作品貢獻了一份心力，讓落後的錫蘭人復歸於他們曾經知曉，後來卻失去的那種文明層次。鄭和又是如何看待自己的付出？他在最後一次下西洋的前夕，在艦隊出航的港口長樂立了一塊碑，解釋自己的想法。他寫道：「及臨外邦，番王之不恭者生擒之，蠻寇之侵掠者勦滅之。由是海道清寧，番人仰賴者，皆神之賜也。」兩人對於自己化蠻夷為文明的努力皆深感自豪。假如佛牙安座紫禁城確有其事，想必能讓這段故事結束得更漂亮。

近年來，有位中國史學者聲稱鄭和下西洋堪稱「明朝國際關係史的重大成就，更是人類海洋史的偉大功業」。至於你是否認同這個結論，則端視於你如何理解殖民主義——正是因為如此，托馬林的展館與鄭和的石碑皆不足以代表真正發生過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