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大汗和他的肖像畫家

上都，一二八○年

給你看看十三世紀的畫作中，最令人難忘的其中一幅（見圖2）。這幅畫和我一樣高，裱貼的卷軸甚至更長，而色彩調配之鮮活，令畫中人物躍然於絲綢上。這幅畫成於一二八○年。時年僅二十一歲的畫家劉貫道承命朝廷，為他的國君忽必烈汗畫像。假如畫作的成效符合大汗的意圖，忽必烈所追求的就不是標準的中國皇帝畫像——死氣沉沉的老祖宗端坐王位，眼神呆滯看著畫家。他希望畫面更動感，要廷臣見他有如勇士，而不是吉祥物。對於這樣的一幅畫，蒐狩豈不是最好的背景？忽必烈喜歡到戶外參加大場面的圍獵。射獵能讓他和手下的勇士們有機會操演戰技，同時供應宮中所需的肉品。還有一點很重要，圍獵是忽必烈率領手下，對臣民展現自己的場合。對中國人來說，他是他們的皇帝；對蒙古人來說，他是他們的大汗。

為了表示大汗親臨現場，劉貫道讓畫中右下角的騎士拿著纛——一根頂上有一簇馬毛的長竿，代表大汗在場。若攜帶的是白纛，則代表和平來到；若舉起的是黑纛，就代表戰爭。也就是說，忽必烈不只是出巡打獵，而是在指揮大軍。但這畢竟不是戰爭場面，因為他的配偶並騎在他身邊。為了與夫君完美搭配，她穿著一身白，襯出他的鮮紅，兩人的目光轉向同一個方向，看著弓箭手射向展翅的飛鳥。忽必烈的皇后，也是他三十年來最親密的策士，是一位小他十歲的蒙古女子——察必。在這幅畫中，他頗有年紀，但她則否，或許是因為她不是察必。畫作完成時，察必已經身染重病，並且在來春病逝。畫中的女子也許是想像中年輕時的察必，但畫本身的寫實風格讓我覺得，這說不定是她的堂妹南必——當她過世之後，南必接替了她的位置，成為忽必烈的皇后。

但這幅畫的主題不是忽必烈跟南必的關係，而是他身為一國之主的身分。由於責任重大，劉貫道必須發揮畫家的十成功力。忽必烈此時已經高齡六十五，酒喝得很凶，既沒有力氣拉重弓，也無法維持準頭命中目標。劉貫道不能畫著他騎在馬背上，對著獵物放箭。他倒是想出幾個花招來克服這個問題。其一是畫出皇袍外披白貂皮大衣的忽必烈，在馬鞍上轉動上半身，跟著場面的動態，彷彿他也參與其中。其二則是把他擺在靠近畫布中心，但並非正中央的位置，讓打獵場景繞著他流動。其三——也是最精妙的一著——劉貫道把畫中主要的動態安排成三角形，並且讓忽必烈落在三角形的底邊上。畫的左邊有個拉弓的弓箭手，正在瞄準忽必烈頭頂上的兩隻鳥——多數看畫的人第一眼都不會注意到那兩隻鳥。為了與弓箭手平衡，畫的右邊畫了一隻薩路基獵犬，盯著等其中一隻鳥掉下來。薩路基犬是視覺型的獵犬，咸認牠看鳥看得比我們還清楚。忽必烈並未出手打獵。他的弓一直收在身後那位年老攜弓人的手中。但注意攜弓人背後垂下來的動物後臀和尾巴，這個細節暗示忽必烈的囊中已經有了獵物。

第二場獵戲發生在畫面的前景，也就是忽必烈的雙腳下方。左下角的騎士右手腕上有一隻海東青，馬鞍後則掛著打到的獵物——一隻山鶉和一隻白鷺。他旁邊的騎士手腕上是一隻更顯眼的白色海東青，頭上用紅布套罩住眼睛。但打獵隊伍中最驚人的動物，則是跟觀者距離最近的那隻。一隻上了口套、挽具、跟馬鞍綁在一起的花豹，就蹲踞在前景那匹馬臀部上鋪的搶眼條紋毯子上。

劉貫道沒有捏造這些細節。多虧了忽必烈的一位廷臣在回憶自己為大汗效力時所作的描述，我們曉得忽必烈非常喜愛花豹和海東青（見圖3）。這位回憶錄作者說，忽必烈常常「把一頭花豹穿在坐騎的後臀部，策馬進入獵場。他一開心，就放花豹去抓頭公鹿、牡鹿或獐，給鷹籠中的海東青。他把這當成休閒運動」。此處所謂的「花豹」，其實是體型較小的獵豹——後來的蒙兀兒統治者養了數以百計的這種動物，用於打獵。這位廷臣是威尼斯人。他名叫馬可．波羅。

馬可．波羅在上都

馬可．波羅出身成功的經商家族。家人為了生意需要，腳步遍及整個東地中海地區和更遠的地方。儘管馬可．波羅生於威尼斯，但這家人祖上可能來自亞得里亞海對岸的達爾馬西亞（Dalmatian）海岸，如今屬於克羅埃西亞的一部分。馬可．波羅並非家中見到忽必烈汗的第一人。早在一二五四年馬可．波羅出生之前，他的父親尼可洛（Niccolò）與叔叔馬費奧（Maffeo）便已離開威尼斯經商。他們先是到了勒凡特（Levant），接著回訪君士坦丁堡，之後往更東方走，最後抵達蒙古帝國，並且在一二六五年見到大汗。

尼可洛與馬費奧準備動身回歐洲時，忽必烈要求他們帶一百名基督教學者回來。忽必烈接下來十年都沒有看到他們倆，等到他們回到大汗身邊時，也只捎來了教宗的致意。但他們確實帶了一個人來，此君未來對於形塑歐洲人對中國的看法遠甚於任何人，他就是尼可洛的兒子——馬可．波羅。一二七一年，一行人從威尼斯出發前往亞洲時，馬可．波羅十七歲。此行最後花了三年半的時間，直到一二七五年五月，他們才抵達上都。據馬可．波羅描述，忽必烈的都城「是一座富裕的大城」。他的描述令人心嚮神往。五個世紀後，詩人山謬．泰勒．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在一七九八年讀著馬可．波羅的回憶錄，打了個盹，從美妙的夢境中醒來，寫下英語詩作中最知名的開篇之一：

於上都忽必烈汗

下詔興建宏偉的逸樂穹頂。

柯勒律治讀的譯本把「上都」拼成「Xamdu」。然而，為了符合五步抑揚格，柯勒律治必須把兩個音節的地名拉成三個音節。為此，他把「m」換成「na」，而今人依舊用他創造的這個字——「Xanadu」，來稱呼一個草原奇景的所在地。這個字不是正確的中文讀音，但畢竟已經進入英語，我在書中就用柯勒律治起的名字，來稱呼忽必烈的上都。

經過二十四年，足跡遍及亞洲東西南北，馬可．波羅終於回到小得多的威尼斯海洋帝國。熱那亞（Genoa）和威尼斯競爭地中海貿易世界的控制權，小戰事不斷，而馬可．波羅便在其中一次戰事裡淪為階下囚。後來，他跟名為「比薩的魯斯蒂謙」（Rustichello da Pisa）的傳奇故事作家成為牢中的獄友，並且用自己在亞洲歷險的故事來娛樂這位獄友。魯斯蒂謙認為他的故事值得寫下來，兩人靠著完成他的漫長遊記，來消磨獄中時光。魯斯蒂謙當然有在書中留下自己的痕跡，畢竟書讀起來，浪漫傳奇的部分和旅遊經歷的部分不相上下——既然是浪漫傳奇，就得有個主角，而書中的主角就是忽必烈汗。

為了凸顯主角，魯斯蒂謙在書的序言裡回到馬可．波羅首度與忽必烈相遇的那一刻：「無論是子民之眾，領土之廣，財寶之豐，無論是今日世上，抑或是從人類之父亞當至今以來，他都是最強大的人」。馬可．波羅後來將他描述成「一位身材結實，不高不矮的男子」，而就劉貫道的描繪，忽必烈算是高個兒。據馬可．波羅觀察，忽必烈「潤泰」、「面孔白皙，臉頰紅潤如玫瑰」，以迂迴方式表示大汗體型肥胖，而且喝酒喝得很凶。

相見的場面發生在大汗位於上都的殿堂上。馬可．波羅的父親與叔叔跪在忽必烈面前，「以最謙遜的態度表示臣服」。儀式結束後，「大汗喚他們上前，用體面的方式和歡喜的態度招呼他們」。和尼可洛與馬費奧講了幾句話之後，忽必烈注意到兩人身後的馬可．波羅。

「這小夥子是誰？」他問。

「陛下，」尼可洛答，「他是我兒子，也是您的臣僕。」

對於一位想為大汗效勞的年輕人來說，這實在是理想的起頭。就波羅一家人來朝一事而言，其實沒有什麼格外引人注意之處。他們不過是眾多異邦人之中的三個。有歐洲人，也有其他地方的人風塵僕僕，前往蒙古帝國做生意，或是尋求任用——這很可能是一輩子的事。波羅一家人留下來為忽必烈服務了十七年，最後才隨外交任務返鄉，這也是本書第二章的主題。

馬可．波羅以熱情口吻，描述上都的宮殿與園林——也就是柯勒律治酣然入夢之處。這座「用大理石與其他高貴石材打造的巨大宮殿」，由眾多金碧輝煌的大殿與宮室所構成，「整個建築物的裝飾之豐富，令人讚嘆不已」。上都的宮殿其實不是大理石打造的，甚至沒有用這種石材作為鋪面。中國人很少用石材興建大型建築。魯斯蒂謙其實是把作為宮殿基礎的白色石灰岩階臺（其殘片至今仍能在遺址地點看到），變成興建整座建築物的材料。他意在讓歐洲讀者對主角的宮殿留下深刻印象，而威尼斯人自然會覺得宮殿的正面要有大理石。

宮殿的北牆（同時也是這座城市的北牆）之外，是一座占地廣大的圍場，「周長整整十六英里，豐沛的泉水與溪流澆灌各種不同的草木」——這是馬可．波羅心中的無邊蒙古草原。「唯有經宮殿進入圍場，別無他途。大汗在其中飼養各種野物，如公鹿、牡鹿與獐」，因為忽必烈「熱愛運動，特別喜歡驅鷹隼來捕獵」。馬可．波羅接著提到忽必烈養了各種用於打獵的動物：超過兩百隻海東青，其他種類的老鷹更是無以計數，「他每星期都會親自查看鷹舍中的這些猛禽一回」。在他的描述中最引人注意的，就是圍場中央的巨大蒙古包，「由覆著金箔的漆柱撐起，每根柱子上都站了一條龍，龍尾纏繞柱身，伸出龍爪撐住屋頂。屋頂也是用上漆的木條所架成，相當能防水。」他以細節作結：「可以移到他所希望的任何地方；畢竟這營帳是用兩百卷絲綢所圍成的」。這座蒙古包，成了柯勒律治的逸樂穹頂。

在劉貫道的畫作中，沒有任何線索能指出他所畫的圍獵發生在哪個地點。馬可．波羅數度提到北京城外的圍獵，其中有為數上千的獵人與獵物，但劉貫道的畫並非其中之一。畫中這場小規模打獵活動的地點，可能是馬可．波羅描述過的上都北苑圍場，畢竟忽必烈在上都停留的時間最久，他直到秋末才會南行前往第二座都城，在那兒待四到五個月過冬，隨後在春天重返上都。第二座都城名叫「汗八里」——意為「可汗之城」——又名大都。（今稱北京。北京之名始於明朝。雖然有時代錯誤之嫌，但我在本書中仍會稱這座城為北京。）上都並非忽必烈短暫幾個月用於避暑的夏都，而是他主要的居城，而且很可能是劉貫道為他作畫時採用的背景。

興建上都

忽必烈汗不在繼承蒙古帝國的順位上。創造帝國的人是他的祖父—鐵木真。鐵木真在一二○六年得到「成吉思」的頭銜，並獲得至高的「合罕」（kaghan）尊號，也就是大汗。在他之後，只有他的本家「孛兒只斤氏」的後裔（構成所謂的成吉思子弟［Chinggisids］），才有主張統治蒙古人的權力。這個帝國是他們家的私有財產。

繼承權雖然有嚴格規定，但這不代表繼承過程會順順利利。定居型農業文化（例如中國）偏好由父親傳給長子的直接父系繼承，但游牧文化不僅不然，著眼的目標也不同：在繼承世代中推舉出最有活力、最強大的人物。最有可能繼承的候選人有長子與么子，兩者在家中都占據重要的儀式地位。但如果兩人都不是家族無庸置疑的領導人選，他們就會讓賢——其實通常是被兄弟或堂表親冷酷地推到一邊，後者則一路鬥爭，獲得大汗的位子，旁人也會認可其領導權。我剛就讀研究所時的恩師傅禮初，將這種兄弟與堂表親彼此競爭的習俗稱為「血腥競承制」（bloody tanistry，男性手足相殘繼承法）。以中國人的標準來說，這種做法相當駭人，但蒙古人接受，認為是選擇最合適統治者的最好辦法。血腥競承制的目標不在於複製統治階級，而是在於活化統治階級。

成吉思汗死於一二二七年，他的四個兒子並未自相殘殺，而是達成共識，應由三子窩闊臺繼承其父為大汗。窩闊臺於一二五一年死後，繼承權往旁系發展，傳給其弟的長子蒙哥。等到再次繼承時，這一點對忽必烈非常有利，因為他是蒙哥的大弟。打個比方，假如大位不是傳給蒙哥，而是傳給窩闊臺的兒子，他與預期繼承世系的距離就會比較遠。蒙哥一成為大汗，便立刻指派忽必烈負責從戈壁沙漠東南延伸到中國北部的區域。先前控制這個區域的是另一個草原政體——女真人的大金國。

一二五○年代前半，忽必烈都在兵馬倥傯中度過，大本營並未固定於一地。但是到了一二五六年，他認定建立自己王府的時機已經成熟，而這個決定也暗示忽必烈有更遠大的志向，有意打造自己的國家。為了完成建立王府的艱鉅任務，他指派一位跟隨他已經幾年的中國僧人——釋子聰來負責。釋子聰從尋找風水寶地著手，但忽必烈早就指點給他了——灤河北套。灤河以彎曲的河道流經蒙古草原，接著轉向東南，奔入遙遠的太平洋。這個地點距離他哥哥位於哈剌和林的首都夠遠，只會讓人覺得純粹是一個地區性的作戰基地，而非對抗他的舉動。不過，當地素有作為首都的名聲與氛圍。女真大金國的上都就位於此，而之前大契丹國的上都亦然。忽必烈不敢稱自己的新城市為上都，畢竟這個名稱的氣派可能會引起他哥哥的戒心。他反而取了一個劍指中國的名稱，叫「開平」——開闢太平盛世。

蒙哥此時的野心在於入侵、征服宋朝。既然心中已有軍事行動的雛形，他便派忽必烈駐軍於宋人北面，開平／上都因此成為忽必烈支援蒙哥計畫的根據地。一二五九年，忽必烈與蒙哥同時在中國的不同地方作戰，宋朝丞相賈似道則遣使議和。當蒙哥於八月十一日去世時，忽必烈才剛下令叫他的代表回絕宋朝來使。突然間，蒙古帝國的領導權等著人來爭。

忽必烈與阿里不哥兄弟是大位的兩名競爭者。阿里不哥的優勢在於他最年輕，這在蒙古繼承習俗中是一項利多。實際占據哈剌和林的人也是他。如今對忽必烈來說，擊敗弟弟，繼承蒙哥，比繼續南進宋地來得重要。忽必烈手下將領拒絕宋朝議和，要求宋朝投降的同一天，忽必烈本人則下令部隊北返。中國可以先等等。

一二五九年跨至一二六○年的這個冬天，忽必烈留在北京地區，為繼承蒙哥成為大汗一事謀劃。他推遲返回開平／上都的時間，直到他的這座都城完全開始運作為止——這或許也是為了等冬天最冷的天氣過去（雖然蒙古人不怕過冬）。對於他的政治算計來說，北京說不定也比較方便他穿針引線，聯絡支持者。春天一到，忽必烈汗立刻北返開平／上都，召開蒙古貴族大會「忽里勒臺」（khuriltai）。假如他想成為公認的合法大位競爭者，就需要忽里勒臺的背書。阿里不哥也是，他也召開自己的忽里勒臺。忽必烈在開平／上都得到他想要的結果。大會選他為統治大蒙古國的下一任最高領袖。一二六○年五月五日，他按慣例三度拒絕推選之後，接下了全蒙古領導人的重責大任。

到了十天後的五月十五日，忽必烈政府以中文發表聲明，說明忽里勒臺的結果。這份即位詔開篇便遙想忽必烈的祖先，提到先人打拚超過半個世紀，以武力建立帝國，將蒙古人的統治推及四方。忽必烈沒有批評先人未能完成天下大業，而是說這並非一聖一朝所能成就。他反而是以和緩的態度點到長兄蒙哥，提到他即位為大汗，大汗之位理所當然伴隨著神聖的天意，但他未能達到期望的高度。不過忽必烈非常小心，把蒙哥的失敗歸咎於缺乏能人輔佐。如今他的長兄已死，諸王與百官齊聚開平／上都，懇求他「國家之大統，不可久曠，神人之重寄，不可暫虛」。忽必烈峻辭固讓（他是這樣告訴世人），之後才應上天之命，勉登大寶。他跟幼弟阿里不哥之間的繼承戰爭隨後在同年九月爆發，雙方真刀真槍，直到三年後阿里不哥兵敗才告終。一年之後，阿里不哥在獄中死於非命，顯見血腥競承制的作用。

儘管一再受到弟弟的挑戰，但忽必烈仍在一二六○年六月十一日宣布新時代來臨，以開平為新都，並且在三年後正式改名為上都（柯勒律治的 Xanadu）。穩住北方的大本營之後，忽必烈如今把目光轉回宋地。繼續讓宋朝存在的話，等於是否定他對天下的統治，不可容忍。除此之外，假如能完成這項豐功偉業，便是上天垂青於他，勝過其餘成吉思子弟的鐵證。後來事實證明征服南方曠日廢時。蒙古人固然精通馬上作戰，又把中國的圍城戰技學得熟練，但宋朝可不是個弱國。忽必烈的大軍下了十五年的苦功，才攻克宋人的防禦。宋朝在這段期間承受無比的壓力。從忽必烈龍興之時，到宋朝首都杭州陷落，南方的這個朝代可是經歷了三代皇帝。宋朝太皇太后親眼見證八歲大的倒楣末代皇帝在一二七六年初遜位。這位少年皇帝入遯吐蕃的一處佛寺，度過四十七年流放生涯，最後自殺而死。

小冰河期

為了確保大汗的位置，忽必烈必須在出兵宋朝的同時，讓整個蒙古世界聽命於己。這兩條戰線他都成功了，但費時甚久。此外，他還有第三條戰線得應對——氣候。我們無法肯定一二六○年代的氣候變化是否有助於他登上大位，甚至在面對想拉倒他的人時，助他鞏固自己的位子。但我認為兩者皆是。

對於一二六○年代的環境，我們略有所知，因為史官職責在身，必須記錄包含極端氣候事件在內的天下災異。上天會把統治的權力交託於個人，也會降下天災，讓他們與子民注意到其失敗之處。史官根據中國人所說的五行，來為這些降災做分類：金（乾旱）、木（打壞樹木與作物的風災）、水（過多的降雨、洪災與大雪）、火（城池失火，但長出奇異的蕈菇類也算，咸認這代表火元素），以及土（跟大地有關的災禍，例如作物歉收、饑荒、蝗災與地震）。接著他們會寫成摘要清單，保存在史館，由後朝撰寫前朝的歷史。

瀏覽這些紀錄，我們會發現忽必烈治世的第一個時期——年號「中統」（一二六○—一二六三）——一團混亂。一二六○年爆發饑荒。從一二六一年開始連續三年寒災，導致饑荒繼續。乾旱和蝗災在一二六二年襲來，隔年再度發生。到了一二六四年，局勢每況愈下。中國北方遭遇大水，大水之後是乾旱，這種組合向來要命。忽必烈的新國家朝著生態崩潰飛奔而去。乍看之下，上天八成在懲罰他。

洪患令新統治的蒙古人措手不及。洪水並非北方草原生態系的一環。假如一地枯竭了，游牧民族只要遷徙就好。然而長城以南的環境不允許這種彈性，無論是經濟上或是法律上，農民都跟土地密不可分。一旦地力遭到沖刷，若想重新耕作，就必須採行一定的措施。為了回應民心的不滿，忽必烈公開提到這些天災，並頒布維新之令。他告訴百姓，穆斯林占星師發現星芒示儆，顯見天災並非偶然。他自陳是自己施政有缺，才會導致這些災難，而他將推動新政，結束上統年號並改元。他的中國策士提議採用「至元」——歷經七年統治，忽必烈得到了他中國領域的國名：元。

我們不清楚蒙古人對於統治中國的準備是否充分。一位中國作家觀察到，「忽必烈朝廷在至元初期的局面混亂已極」：

朝儀大元受天命，肇造區夏，列聖相承，至于世皇至元初，尚未遑興建宮闕。凡遇稱賀，則臣庶皆集帳前，無有尊卑貴賤之辨。執法官厭其喧雜，揮杖擊逐之，去而複來者數次。

上都還沒有習慣中國人的應對處事之道。

新政包括一整套政策，旨在改善國家行政，減輕百姓負擔。裁減州縣，官職人數固定，品秩官餉制度化，官員定期接受評鑑，地方官奉命將國家土地分予人耕種，革除體制外的苛捐雜稅，限制軍馬在農村中飼養的做法，加速司法審訊，照顧鰥寡，穩定商品價格，以及官員每月必須回報中央。這些改革非常具有中國色彩，忽必烈可能跟這些政策毫無瓜葛。他的中國幕僚必然策劃了這些方針，滿足中國人對於政令不彰時，國家應有作為之期待。擘劃這些改革的人或許是他的僧人策士釋子聰，因為下詔改革之後不過一星期，忽必烈便下令他還俗，擔任宰相。

忽必烈希望改革的程度足以讓上天鬆手，給他第二次機會。天不從人願，至元二年（一二六五年）與至元元年相去無幾。這一年總算沒有做大水，但旱災與蝗災卻重創華北平原，華東則遭逢嚴重霜害。隔年的情況改善不多，旱災又在一二六八年與一二七二年再臨北京。蝗災也在這幾年反覆發生。一二七一年，蝗蟲吃光了上都的作物。一二七三年，蝗災更是席捲中國半壁。根據同一年的朝廷紀錄，十分之九的地方受到霜害與豪雨侵襲。蝗蟲在一二七九年下捲土重來，隔年北京又遭逢大水。情況在一二八○年代中短暫改善，但中國北方的氣溫又在一二九○年代初急遽下降。到了一二九五年夏，華北陷入洪災與饑荒，間有乾旱與冰雹。這一年與接下來的兩年，是十三世紀連續最慘的三年。從世紀末回顧，記錄有案的最後一次異常暖冬發生在一二六○年。接下來，下一次異常暖冬直到一四二四年才發生，整整過了半個世紀，進入下一個朝代。中國成為一個寒冷的地方。了解這一切之後，我們就曉得劉貫道畫中的忽必烈之所以穿著貂皮大衣，可不是為了炫耀鋪張，而是穿來保暖。

中國並非唯一經歷嚴寒的地方。忽必烈所應對的是一個全新的全球寒冷化時期，歐洲氣象史學者從數十年前開始，稱之為小冰河期。學者認為小冰河期始於一二九○年代，氣溫雖一度微幅反彈回升，卻在一三一○年代大幅降低。從中文文獻來看，我認為寒冷氣候影響中國與蒙古的時間早於歐洲。有些科學數據可為佐證，尤其是年輪學（研究年輪，作為氣候變遷的指示）。針對蒙古落葉松與福建柏的獨立研究，顯示樹木生長速度從一二九一年趨緩，而最窄的年輪則出現在一二九五年和一二九六年，與蒙古政權在該世紀遭遇最嚴重的三年（一二九五—一二九七）密切吻合。可以確定的是，這意味著中國農業生產緊縮，糧食供應減少，行有餘力的人為了有更好的農業生產環境而移居南方。這種人口遷移通常造成原有居民的負擔，導致社群與族群間的緊張態勢，影響及於未來數個世紀。

中國人承受這些氣候壓力，蒙古人也無法倖免於難。氣溫降低令草原供應牲口所需的能力下降。整體情況使大元國重心從哈剌和林南移上都，續從上都遷往北京，過程既有拉力，也有推力。沒錯，蒙古人對中國固然垂涎三尺，但同時也是因為北方太冷，無以維持一個帝國。忽必烈必須往南發展，而他也這麼做了。

大元國

從第二座都城管理中國的決定，其實是一二六四年新政的一環。上都依舊是上都，是蒙古政權的心臟，但當局下令在長城以南興建第二個行動基地。我們知道，這座城市今天叫做「北京」，但這個名字直到十五世紀才出現。新政展開時，它叫「燕京」——「燕」是該地古國，也是這個地方的傳統簡稱，忽必烈將之改名為中都。他並未解釋兩座首都之間如何分工。但小冰河期的降臨，或許讓他有股預感——長城以南的管理挑戰，需要他以更密切的方式監督，投注的心力要大於北方。為此，他必須從長城的兩側同時進行統治。

為了讓燕京達到中都的規劃目標，就必須對這座城市加以建設，才能名符其實。此舉所費不貲，尤其上都的宮室當時仍在興建中。忽必烈再度把任務交給曾經的僧人釋子聰。他花了五年，建成這座規模與蒙古政權之輝煌相襯的大城。

工程在一二七一年末接近尾聲，忽必烈於是在十二月十八日發表《建國號詔》。他宣布，「誕膺景命，奄四海以宅尊」。他提到過去中國歷朝歷代都根據創建者龍興之地為朝代名，但他覺得這種做法很糟，不過就是一個地方，而他的統治卻是要及於天下。他已經完成了祖父成吉思汗「四震天聲」的「大業」，他的王國需要一個「鴻名」才配得上他的成就。為了這個「鴻名」，忽必烈的其中一個中國策士（可能是釋子聰）遍查《易經》——與一二六四年建元「至元」的做法相同。他們取了第二個字，「元」。新政權此後人稱為「大元」，而正式名稱則根據蒙古的命名法，稱為「大元國」。

過往的中國朝代有時也會在國名前加個「大」字，但忽必烈所仿效的前例並非中國，而是來自他的祖父成吉思汗——成吉思汗所開拓的疆土，人稱大蒙古國。然而到了忽必烈的時代，大蒙古國已經不再像是當年他祖父統治下的一統政體。忽必烈擊敗阿里不哥之後，得到大蒙古國的大汗稱號，但這頂多只是一個名義。政治現實是，他只統治自己所有的那部分大蒙古國——也就是一二七一年訂名為「大元國」的那部分。終其餘生，這兩個政體名義上的統治權都集合在他身上，但他實際統治的只有大元國。《建國號詔》頒布的三個月後，忽必烈將北京的名字從「中都」改為「大都」，表明他將在此統治大元國。

這個首都配得上「大國」的國君。馬可．波羅在大都落成的那一年，也就是一二七四年時首度造訪大都。他宣稱大都是十三世紀時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國都，而他的說法沒錯，這座城市有高聳的城牆，城內又有第二重城牆圍著皇宮。據馬可．波羅回憶，「厚牆高十丈。潔白如洗，並有城垛」。他表示牆內的皇宮「之大為世所僅見」。正殿基座有一個人高，馬可．波羅認為是大理石鋪面，但實際是上好的石灰岩。基座之大，足以在讓圍繞正殿的臺階「聚集眾人談話。宮殿四面皆有寬廣的大理石臺階，從地面拾級而上直至大理石牆，由此進殿」。進入殿內，四周的牆壁「覆有金銀，畫著龍、鳥、騎士、各種野獸與戰爭場面」。他斷定，一看到「這整座宏偉而精緻的建築，這世上的任何人——無論他多麼有想像力——都無法想像在設計與建造上能有什麼能改進的地方」。

圍繞著皇宮的城區令馬可．波羅難以忘懷。他驚訝發現，「整座城市格局方正如棋盤，其精確工整無以形容」。他說街道「寬廣筆直，登上其中一座城門上方的城牆，能沿路看見另一端的城門」。他從未見過有哪一座城市人口如此密集，「城牆內外皆然，無人能夠盡數」。不僅如此，來到首都的商人固然「人數眾多」，卻都有地方可以下榻。「在每一個城外的街坊——距離都城約有一里——都有眾多上好的客棧，供各地前來的商人臨時住宿。」各國都有自己的招待所。他說，商人認為大都極具魅力，「既是因為大汗以此為居城，也是因為大都是有利可圖的市場」。此外，城郊住有兩萬名妓女，「個個為了錢而滿足男人的需要」。

馬可．波羅畫龍點睛，為他對大都的豐富描繪作結。他提到每一座城門都駐軍千人，「一部分是對住在城內的大汗致敬，一部分是嚇阻人作惡」。但他透露駐軍真正的原因，是忽必烈的占星師預言將有叛亂，為此「大汗對契丹人確實懷有一定程度的疑慮」。中國的每一個「大國」都面臨這種處境：被占領者對占領者懷恨在心，而占領者對他們所征服的人總是感到不安，這種緊張關係從未消散。

從草原遙治

忽必烈跨坐長城內外，也跨坐於這種窘境。長城以南的中國世界，他經歷二十年的戰爭才納入統治。長城以北則是他出生、繼承的世界。借用一位中國作者的話來說，那是個「地高、井深、星大」的世界。那是忽必烈知之甚詳、鍾愛無比的世界，他也不打算放棄那個世界，只端坐在中國的王位上。為了應付兩個世界之間的鴻溝，他決定同時住在這兩個世界。

每年春天，忽必烈的護衛和所有元朝高官都會往北前往上都。他們在上都待七個月，接著再度往南前往大都，停留五個月。蒙古人對一年一度的遷徙相當熟悉，但對於那些認為一個政權就該穩居移地的中國下屬來說，想必很難調適。但他們別無選擇，事事都得遵循大汗的做法——包括一年一度的大型馬拉松，蒙古人稱之為「放走」。舉行比賽的地點端視皇帝所在而定。如果皇帝人在北京，起跑線就設在城東的運河碼頭；假如皇帝人在上都，比賽就從城外一處稱為「泥河兒」的地方開跑。開創這種傳統的是蒙古人，但中國人參與的情況也很積極，畢竟忽必烈會親自重賞。比賽距離有一百八十里（六十英里），跑者必須以三個時辰（六小時）完賽。終點就在皇帝御座之前，忽必烈會賜給頭名銀子一餅，其餘則賞賜幾匹絲綢。

忽必烈汗花在上都的時間比北京多，這件事提醒了我們：元朝不僅與過往的朝代不同，甚至也跟將來的朝代不一樣。傳統史書把「元」稱為中國朝代，其實是忽略了大元國的中國成分事實上遠遠不及蒙古成分。大元國是第一個將北京設計為國都的大國，但北京仍然是一個陪都，政權的根據地依舊是上都。忽必烈是第一位將中國當成其國土統治的蒙古大汗，也是最有名的一位，而不是像中國教科書所說的那樣，把蒙古帶進中國的範圍。相較於把上都當成他的夏宮，不如說北京是他的冬宮，這才比較貼近大元國的現實情況。

忽必烈這種年度通勤的習慣，維持到他生命中的最後一年。他最後一次離開上都，是一二九三年十月的事。到了北京之後，他的健康惡化，於一二九四年二月十八日過世，此時迎接他還駕上都的相關事務仍在準備當中。他指定孫子繼位，但大都並不適合舉行繼承儀式。他在四月底北行上都，並且在一二九四年五月五日即位為新任大汗，忽必烈的年度通勤成為他的年度通勤。事實上，每一位元朝皇帝皆是如此，直到元朝最後幾年才消停。

忽必烈對上都的愛，可以從劉貫道的掛軸畫上清楚看出。此人騎在馬背上，身在自己的圍場，周圍則是他最鍾愛的人事物：他的配偶、他的獵手、他的勇士、他的獵狗。但請容許我將各位的注意力導向本章一開頭略去未提的兩名騎士。其一不僅肥胖，甚至近乎漫畫人物，坐在馬鞍上的姿勢堪稱彆扭。此君一襲酒紅色衣服，並非王族成員，而是終身為僕的太監。他之所以在此，是因為忽必烈的配偶不能在沒有宦官隨從陪伴的情況下拋頭露面，而今天由此君值勤。最令人矚目的是他的黝黑膚色——這一點，皇帝夫妻正下方那位拿著驅獸杖的騎士也是一樣。兩人的臉很寬，五官扁平，雙耳掛著大圈耳環。他們長得既不像蒙古人，也不像中國人，他們出身其他民族，但是是哪個民族？安達曼群島人？南亞人？我個人覺得看起來像非洲人。中國人稱之為「崑崙奴」，這個名稱暗示是喜馬拉雅山以外的地方。關於這位非裔太監，我們知道他確實是奴隸，因為他的左臉頰刺上狀似「Y」的字「ya」，意即奴僕。他是圖上又一位為大汗效力的人，只不過由不得他自己選擇。

劉貫道奉命為大汗畫像，但他把大汗身邊任其號令的人也畫進去，製作出近乎於蒙古統治時期的群體肖像——這是一幅新中國的景象，而且其中沒有半個中國人。這確實是一個新中國，蒙古人的征服不僅將這個國家置於外國的控制之下，還把世界帶進了中國。馬可．波羅、非裔太監、黑人持杖者，甚至連大汗本人在內，全都以一種宋人無法預料的方式成為中國史的一環——我甚至認為，今天的中國人都不見得願意承認自己有過這樣的歷史。忽必烈開創的蒙古統治世紀，可不是飄過永恆中國大地的一片浮雲而已，反而是以一種並未隨著蒙古統治結束而消失，以一種乍看之下並不明顯的方式改變了中國——將皇帝的地位提升到至高無上；創造出一批強大的核心廷臣，以服從皇帝為職責，而非效力於皇帝所統治的國家；直接訴諸赤裸裸的力量來確保統治者的權利；將品德重新定義為聽從上意。

大元國為中國帶來全新的政治框架，全新的根本大法，全新的統治者與臣民關係。此外，還迫使中國與世界保持更活絡的動態關係；事實上，兩者的關係無法以其他方式安排。蒙古人離開中國之後，中國人一度選擇否定與自己與世界的纏結，選擇鎖國。就算前進並不容易——總是不容易——兩者的關係也不可能一勞永逸地脫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