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_6

Chapter_6

团结一致的革命决心。因此，尽管革命部队凑合在一起的总数远远超过清廷指挥的部队，看来妥协让步还是必要的。妥协方案包含接受清朝的总理大臣袁世凯出任总统。虽然有14省成立了革命政府，但在革命后，老的革命组织仅仅在三省（广东、江西和安徽）有任都督的坚定拥护者可以依靠。事实上，革命党人从来没有完全掌握革命，而且也无迫切要求这种结局的打算。

革命的另一特点是伴随其政治上的激进主义的社会方面的保守主义，这也导致了对革命后的多种不同解释。革命以新近的西方模式取代历史悠久的政体。《约法》规定主权属于人民。国会（或称议会）加上总统、内阁、法院行使国家权力。但是，不久以后就变得很明显，新的政治制度不会把占优势的社会名流从他们的支配地位上撤换下来。相反，旧的统治阶级又完整无损而有生气地出现了。秘密社团及其下层支持者虽然活跃，特别是在四川和陕西，但他们尚不足以向军官、民国的革命政治家和自治团体的领导人提出严重的挑战。所有这三个最有势力的集团，在社会上都是有名人物，且大都是士绅。对于普遍接受的社会秩序来说，另一个可能的威胁是，在几个省内存在着被动员来支持革命的民军。但是它们同样受到遏制，并且什么地方有必要，就被强行解散（广东就是最显着的例子）。

随着正式承认民权扩大了社会上的参政。这是激进的。但同时，革命有组织的力量，不论它们之间如何争争吵吵，在把政治支配权保持在上层手中，特别是士绅阶层手中这一点上，一般说来是一致的。这是保守的。作为湖南革命都督的焦达峰，1911年年底当他被认为是把自己的势力建立在秘密社团的基础上时，即遭暗杀；一个围绕在省议会议长谭延闿周围的、在社会方面更加保守的集团夺取了政权。贵州的革命政府刚一坚持同下层分子联盟，就在1912年3月被革命的邻省（云南）军队推翻。19世纪晚期以来，中国的社会精英在其文化风格和经济活动方面，已经变得更加多样化了。但是，在辛亥革命的余波中，他们仍以奇特的凝聚力和决心，为保卫自己的利益而活动。少数背叛分子和动摇分子被轻而易举地处置了，勿须求助于北京的袁世凯。

士绅阶层在成功地防范对他们社会权力的威胁时，向全国的和省的领导提出了两项要求。国家应该保持统一；地方应该享有自治。这是革命后未得缓解的紧张局势的另一根源。中国的统一既是珍贵的历史遗产，面对外国的图谋，又是紧迫的现实需要。对这一基本看法，似乎没有严重的异议。但是如何去组织统一的中国呢？随着革命而来的是，有些重要的政治领袖和集团敦促实现中央集权制的政府。他们中间有北京的袁世凯和边远的云南省都督蔡锷。中央集权制政府是一些党派的纲领中的要点。但在革命后的最初几个月里，这种呼声被地方自治鼓吹者的声音所淹没（并在国会中被否决），这些鼓吹者往往拥护省自治的极端形式。

认为各省自治较之中央集权更加有利于中国的民族主义，这种观点在清朝末年就在相当范围内得到传播。大多数省革命后以完全自治的姿态出现，它们无意放弃其自然增长了的特权，包括指挥省的军队、截留税收、挑选地方的和省的官吏。与此同时，省级以下的地方议会的影响力和自信心大大增强了。在地方主义者心目中，统一和自治这两项要求可以熔合在联邦制的结构中。早期的民国，首先是实际上的各省联盟。可是，外国对中国主权的持续不断的压力，使这种松散的安排受到严峻的考验。

新秩序的结构

在未得缓解的紧张局势下，新的政治秩序有站稳脚跟的艰苦工作要做。简要叙述1912年春新的政治秩序的结构，对勾画主要事件是必要的准备。

根据革命后谈判达成的协议，由袁世凯出任总统。他宣读了革命领导人物起草的、类似1912年《临时约法》的誓词。但是，新的《约法》赋予总统相当大的行政权。要弹劾他是不容易的；理论上他是全中国陆海军的统帅；再者，理论上他有任命官员的广泛权力。他同内阁总理和内阁共同承担责任，而内阁总理和内阁是他在征得参议会或称国会的同意后任命的。第一任内阁总理是袁的老同事唐绍仪，他对革命方面的同情出人意料地坚持到革命以后。

民国第一届临时参议院由各省代表组成，每省代表五名。参议院里没有任何重要的保皇党集团，但主要革命党同盟会的信徒也只拥有不到1/3的席位。这反映出，同盟会不能控制半数以上即使是参加了革命的各省的政府。其他的主要政党既不代表先前从同盟会分裂出来的派别，也不代表官吏和绅士的改良主义立宪运动，这些官吏和绅士只是在革命中——有的是革命后——才选定共和体制的。这一届参议院的主要成就是制订了指导选举持久的两院制议会和新的省议会的法规。（各省新的议会实际上是1913年上半年建立的）。另外一个成就是，抵制了袁为建立一个要求各省服从的行政机器所作的努力。

在大多数的省里，政治领导人来自两种机构：一是军队，特别是清朝末年在各地建立的现代化新军的领导人；二是各省的议会。虽然爆发革命经常是从下层开始的，但当此清朝当局土崩瓦解之际，巩固政权的还是这两个集团中的人。各省的最高行政长官是都督。如果我们把满洲几省和甘肃排除在外，因为那里的情况不同，难于比较，余下的内地17省中，在1912年仲夏有12省的都督是军人。（这12人中有6人是日本士官学校的中国毕业生）。有5位都督没有当过军人，其中2人来自清帝退伍前没有参加革命的省。军队和省议会的比重各省不同。在云南，新军的军官牢固地控制了省政府。在湖南，他们让位给来自省议会的领袖们。在几个省内，革命党及其支持者是第三势力，并有可能甚至在广东这样的省里掌握省政府。在某些情况下，如在湖北、江苏，军队的许多重要部门，不一定包括都督在内，是革命党的支持者，或者跟它一样都持相对激进的观点。由此产生的政治状况经常是相当混乱的。值得注意的是，在先前闹革命的各省中，多数省都有凝聚力，足以防止北京在当地插进其权势人物。仅在北方三省，即直隶、河南、山东，以及可以勉强算上的满洲，袁才能够单方面地任命重要官员。

多数省政府不仅不受北京的控制，而且还能积聚足够的力量阻止下级行政单位分裂出去。在几个省内，巩固省的权力是一个艰难的过程。扩大革命地区的方式之一，是建立省以下的、往往是府一级的革命政府。它们之隶属于省政府，经常不是迅速地或彻底地完成的。但是，同北京在先前闹革命的省里所拥有的权力相比较，1912年年底省政府在自己辖区内的财政权和人事任免权是很广泛的。这种状况部分地是由革命环境造成的，因为革命的第一个行动就是破坏中央的权力，采用的形式就是内部分权。这种状况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还因为有这么一种主张在起作用，这种主张是，面对僵硬的中央集权——它被认为是清朝统治，特别是清朝最后几年统治的特征——各省坚持自治最符合中国的利益。

在省自治情况的诸多描述中，有上海年轻记者戴季陶1912年写的下面一段话：“省之地位，对于地方则为最高之行政区域，对于中央则为最大之自治范围。盖欲达共和之目的，非求民权之发达不可，而求民权之发达，则非扩充自治之范围不可也”。戴指出，中央集权的拥护者辩解说：“中国之所以不发达者，一般人士每论为地方之见太深，故此省与彼省隔，此府与彼府隔……”但戴要把这一论点颠倒过来。中国太大，人口太多，不能通过中央集权的机构来统治，中央集权的机构在帝国时期经常造成衰败和崩溃。“由此言之，中国之所以不发达者，正以中央集权思想过深，地方自治观念甚微”。戴认为，省自治以及民选省长，是国家政治进步和安定的关键。①

这种情绪，完全同包括国家总统在内的北京官僚的情绪相反。戴的分析也意味着，需要制止省级以下的地区试图避开省的权力。

各省的省政府在各自省内扩大权力方面所取得的实际成果大不相同。清朝末年，已经开始在县和县以下的级别上建立自治的咨议局和议会。革命后这类团体的影响迅速增加。按照清朝的计划，这些地方代表机关应该在中央任命的官吏指导下，处理和资助一系列地方改革，特别是教育方面的改革。革命了，许多地方议会政治上就放肆起来，擅自挑选他们的行政长官，包括县知事。这种过分的自信心，同一个持续了几世纪的政治思想流派相协调，这个政治思想流派竭力促进地方名流和行政长官之间更密切的、更有机的联系。作为1912年和1913年的一个实际问题，这不仅违背了北京的中央集权主义分子在中国政治组织问题上所持的观点，而且也是对省当局的蔑视。一般说来是省当局胜利了。但从这几年各省的预算来判断，他们的胜利常常只是部分的胜利，因为同清朝统治下多数省的情况相比较，被县里截留的税收似乎更加增多了。

同时，革命后扩大了的军队向各省征收的税款大大增加。尽管在清帝退位以前就裁减了一些军队，参加了革命的各省在多数情况下仍然保留了各种各样的军队，有的是清朝遗留下来的，有的是在革命过程中招募的。不付清长期拖欠的军饷，遣散士兵是不容易办到的；但保留他们的时间越长，拖欠他们的军饷就越多，他们就越有可能发动骚乱，从事抢劫。例如在江苏，据一位日本领事估计，清朝统治末年该省有44000名军人，到革命时数目就增加到180000人，经过一番大力裁撤遣散之后，1912年8月各种军事单位还有100000人。①全国性的精确数字只不过是一种估计。北京政府同外国银行谈判贷款，以便用其一部分去支付裁减军队所需的费用，关于全国武装人员的人数，它使用了800000这个数字。在保留这种地方供养的部队期间，它们既加强了又削弱了省。它们对防范北京当局提供了准备；但它们耗尽了省预算的资金，不然这些资金就可用来资助改革，为省自治注入活力。1912年和1913年继续进行裁军。因此，到了1913年春，在相当现代化的或正规的部队中大约有50万军队。①但是，在大多数过去闹过革命的省中，军队经费的筹措和指挥仍然是省的责任，直到1913年夏袁向省自治发起武装进攻为止。

尽管发生过以反对实际上已经拖欠了军饷或有兆头要欠军饷为特征的多次兵变，但军队并不反对社会秩序，也没有向当时名流集团的支配地位挑战。农村也不是长期处于骚动状态。关于盗匪活动的报道已经习以为常，时而会有村庄起来暴乱，反对苛捐杂税和贪官污吏。但是，经常都遭到镇压，农村的动乱在二次革命前没有达到值得全国重视的规模。来自下面的威胁，即使是分散的、无组织的，也引起了当地社会政治领导的全神贯注。当国家的领导在试行自由主义政治的时候，来自下面的威胁被顺利地控制住了。

① 戴季陶：《戴天仇文集》（台北重印版，1962年），第187—195页。

① 驻南京领事船津致外相内田的密报，38号（1912年8月23日），日本外务省缩微胶卷，MT5.1.10.5—1。

① 日本参谋本部《革命后中国各省军事力量变化表》，1913年3月10日，日本外务省缩微胶卷，MT5.1.10.5—1，463卷，第420—421页。

政党和立宪政府

在中国历史的进程中，一些集团是否能在政府外适当地联合在一起以达到影响政治结局的目的，一直就是一个实际问题。在帝国时期，正统意见强调的是，这类政党、派系和集团对政府的正常工作是有害的，而且它们本身就是邪恶的。这种批判性的观点大都集中在“党”这个词上。当清朝覆灭、党禁取消时，几世纪的否定好像起了一种对政党或政团的不可遏制的渴望。新共和国建立后的最初几个月里就出现了几十个政治团体，这些政治团体至少在名义上是在为通过代议制取得政权而进行竞争。

政治组织的激增，是革命后政治风气的重要表现，但它也是建筑在革命前的经验的基础之上的。建党的领导人大都在日本度过一段时期，在那里政党已经发展了30多年，并且在辛亥革命时，在日本的政治生活中进入了一个新的重要阶段。自从孙逸仙1894年和1895年在檀香山和香港建立兴中会的组织以来，中国的政党是以秘密团体、密谋活动的形式出现的。在清朝末年建立的各省咨议局和全国的资政院，对公开成立政治团体是一个鼓舞，这些政治团体都毫不隐讳地以党的面目出现。流亡日本的卓越政论家、老练的活动家梁启超，在他被广泛阅读的论文中，和以务实的顾问身份，鼓励这种事态发展。当革命到来时，中国受过教育的精英，特别是吸收了西方政治组织概念的那部分人，以高度的积极性投入了政治斗争。

人们的兴趣自然首先集中在最主要的革命团体身上，孙逸仙、黄兴和宋教仁是这个团体的最着名的人物。这些全国性的领导人，手中不掌握能有效地影响地方舞台的有纪律的组织。因此，即使对地方上最具有献身精神的革命积极分子的行为，他们也不能真正控制。学术研究的新近成果强调辛亥革命后各省政治上的自治。但是国家统一仍然是最终的目标，诸如国会、总统府这类新的全国性机构正在形成并取得合法性。在这种形势下，全国性领导人取得成就或遭受失败，对所有革命者来说仍然是重要的，并对整个政治风气有影响。

革命爆发后的第一年，最主要的革命党人相继扮演了三种政治角色：作为反对清王朝的密谋者，作为革命过程中和革命后行政当局的官员，作为争取在全国选举中获胜的公开政党的组织者。

革命在共和的旗帜下迅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同盟会和各联合团体的宣传和广泛的密谋网。革命的成功大大提高了同盟会有经验的领导人的威信。但是，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在大多数情况下省革命政府因绅士政客和军官的迅速参加而陷于困境。成功的密谋给地方上带来的好处，并没有被杰出的密谋者所垄断——远远不是这样。但无论如何，有经验的革命党人在许多省里确实以当权者的面目出现，因而可以搞到资金和军队，使这些人在同盟会阵营内占有特殊的份量。

全国性的领导人（以区别于省领导人）从密谋者转变为行政官员，首先发生在1912年1月光复各省的首都南京。例如，孙逸仙当了南京临时革命政府的总统，从1月直到4月政府解散。后来，他同少数几个杰出的革命家一样，在北京袁世凯新的共和政府中接受了一个职务。就孙而言，他当了发展铁路的督办，这是一个没有多少份量的职务，但明显符合他要集中精力于社会关切的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的意向。黄兴是南京政府的陆军总长，后来留下被袁世凯任命为南方军队的留守。他忠实地在南京地区裁减军队，裁减到拨给他的经费所允许的程度，后来在1912年6月辞职。宋教仁在南京时起草了治理新秩序的宪法，1912年春他与同盟会其他几个老会员一起，在北京参加了新的共和内阁。

不论是密谋者的角色，或者是行政官员的角色，都没有为革命党人提供持久的、显要的地位。除少数几个省他们还在管事或者还有强大影响外，民国元年时的趋势是，在革命党人手中的那部分行政权力越来越削弱。唐绍仪在1912年6月底由于与袁的冲突辞去内阁总理时，来自南京的内阁阁员也追随唐退出政府。袁在北京对民政、军政的控制，使辞职成为唯一可行的道路。因此，有经验的革命家要指望通过和平的方式恢复其全国性的政治影响，就得组织政党，而不能靠官僚机构的特权。

同盟会在1912年3月正式将自己从革命团体改造成为公开的政党。被袁世凯挑选担任总理的唐绍仪，作为北京方面和革命党人之间商定的安排的一部分，参加了这个党。但它在临时参议院中是一个少数党，尽管它同其他同情它的集团联合在一起能调动多数。1912年8月在宋教仁领导下，一个以同盟会为核心的新党建立了。它吸收了四个较小的党，并采用了新的名称：国民党。

这次改组不仅是形式上的。新党是妥协的结果。它的政策看来明显不如同盟会激进。孙逸仙关于地租和地权的政策不提了，这些政策尽管温和，仍然使出身于上层社会的人坐立不安。从党的纲领中删除了“男女平权”的主张。“力谋国际平等”的提法因提出了中国的不平等条约问题而被软化为“维持国际和平”。同盟会纲领中“行政统一”的号召，被更加含糊的鼓励“政治统一”所取代，而支持“地方自治”的提法却仍然保留。这些改动是保守的，但具有独特的、完全不同于袁世凯的社会政治倾向性。宋教仁违背了一些老革命党人的愿望，把基础放在拉拢在社会方面保守的士绅阶层的选民上，而这部分选民早已把赌注押在地方自治和参政上了。革命党人为了使革命具有政治上激进而社会方面保守的性质，调整了自己的立场。党经过这样一番彻底改造之后，在1912—1913年冬的国会选举中取得了重大胜利。

在革命领导人的眼中看来，民国元年可以被认为是一连串的退却。就在革命本身的过程中，力量也没有被利用到最大限度以谋求全面胜利。（很多革命力量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首先响应革命党的领导人。）重组当局时，权力似乎越来越多地从革命党人手中滑掉了。直到1912—1913年冬的选举，这种趋势才得到改变。甚至在那时，有些革命党人还对通过选举道路取得政权有怀疑，怀疑选举道路会冲淡对革命的信仰。①但是，当我们用另外的眼光看这一年时，同盟会却显得更加强大些。

在民国的最初几个月里，一些主要的非同盟会党团纷纷试图合并，但没有取得多大成功。政团之一是民社，它是以湖北都督、新的民国副总统黎元洪为中心组织起来的。这个政团出现于1912年1月，它表明了湖北省的领导脱离了同盟会。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黎元洪作为第一个革命政府的首脑有威信，作为一支相当大的军队的统帅有力量。

另一重要集团是统一党，其支配人物是学者章炳麟，他成为共和主义者已有10年，曾经一度是同盟会的领导成员。他于1910年同该组织决裂，并与上海的革命组织光复会的几个同志联合。辛亥革命后，他又同在江、浙事务中起重要作用的人士联合，这些人士虽然有当过官僚、拥护过君主政体的经历，但随着革命的发展，他们都支持革命。他们中间有改良主义学者张謇，他曾在孙逸仙南京内阁任总长；他们中间还有前清江苏巡抚、当时任民国江苏都督的程德全。统一党成了那些希望在章炳麟的帮助下过渡到新秩序的前官员和重要士绅的工具。②它的纲领正如它的名称一样强调统一，提出全国各地区实行行政改组以达到国家领土统一的目的。它与同盟会和国民党相反，没有指明地方自治的重要性。

此外，还有人建立了一个听从梁启超领导的党，这些人曾经为在君主政体下通过省的和全国的议会组织代议制政府，起过重要作用。1912年秋，这个党的名称改为民主党。这个集团在革命前曾经建立过一些类似党的组织，该集团的成员在许多事业中，特别是在1909年和1910年争取召开国会的请愿运动中一起共过事。以革命后的形态出现的这个党，不久就主张实际上取消省的行政单位，作为统一全国行政、建立单一的强大政府的一个步骤。①

上面仅仅列举了在同盟会力量面前感到自己势单力弱的那些党中间的几个。1912年5月，它们合并为共和党，其目的正如章炳麟给梁启超的信中所写的那样，在于“以排一党专制之势”。②这个新党不能长期容纳不同的派别，章炳麟派、梁启超派不久都以独立团体的面目重新出现。但这并不是因为对同盟会势力的估计变了。相反，这次分裂部分地是由于对同盟会势力的过度恐惧。梁是革命党人怨恨的显着目标。民国元年，有些党的组织者力图避免因吸收梁参加而引起同盟会的猛烈攻击。

同盟会敌视梁启超，可以追溯到10年前，那时他们之间曾为争取海外华侨和海外中国留学生有过竞争，梁和同盟会代言人也曾就革命是否合乎需要的问题以及其他诸多问题进行过论战。③梁的反动态度可能仍未改变，甚至在1911年末1912年初清帝逊位在即已显而易见之际，仍无理坚持要延续满清帝位。当时他公开鼓吹“虚君共和”。他从日本委托在中国的密使，把这个主张转达给章炳麟、袁世凯等人。梁提出的君主制共和国，是清朝君主立宪运动的最后喘息，梁为这个运动做了10多年的组织鼓动工作。他最后的提法，可能是这个运动在当时具体情况下最激进的声明。君主不仅被剥夺了一切权力，而且被有意识地降为只起象征作用，好像1946年后的日本天皇那样。但是，梁为此所作的努力，以及在革命过程中为挫改真正的共和主义者而设计的具体阴谋，对他和同盟会集团的和解没有起什么作用。

梁的朋友张君劢在满清退位的当天从中国写信给梁说，虽然革命党人设计的新政治制度不是梁集团所要的，但再变来变去国家也受不了。因为它正处于瓦解的边缘，①看来梁采纳了他的观点。但对梁及其追随者的攻击，在他最终放弃君主制的主张后并未停止。在广东有一个运动，主张剥夺他作为中国公民从事社会活动的权利。1912年7月，作为对一篇侮辱性文章的反应，一些革命派编辑想要解除天津一家改良派报纸的工作人员的职务，并力图逮捕其经理人，这几位经理人都是梁的亲密伙伴。党的集会遭到同盟会代理人的破坏，梁得到了通知，威胁吓得其他人不敢去集会。②与此同时，在革命过程中寻求梁支持未获成功的袁世凯，在1912年早春结束了同革命党人的谈判以后，明显地失去了对他的兴趣。在同盟会在政治上定了调的气氛中，甚至袁也认为梁是应当承担责任的。梁在中国的代表劝他，在从日本回国以前，应该先取得去北京的正式邀请。③袁只是在首都接待了孙逸仙和黄兴之后，1912年9月底——可能是被说服了——才向梁发出同样的邀请。10月梁在北京受到款待，并立即在中国恢复了新闻活动和政治活动。但他仍然没有同重新向他发起攻击的革命党人和好。④

用非同盟会员的眼光看，1912年的情景是，虽然在行政职位上的革命党人不多，但他们仍然拥有相当大的政治潜力。这种潜力在国民党成立三个半月后，在其希望的国会选举中部分地表现了出来。国会选举成了独一无二的机会，中国各政党可以利用这一时机在全国广大选区内，在很大程度上免受官僚操纵或强迫的情况下竞争选票。

有关选举的规定如下：凡年满21岁的男子，具有小学同等学历，或拥有财产并按规定标准付税（标准虽低，但足以把大多数成年男子排除在外），并在选区（县）内居住两年以上者，除少数例外均有选举权。登记的选民约占全人口的4—6％。选民的总数从而大大超过了清朝末年的选举，那时有选民资格的人数远低于1％。投票选举的是新国会两院议员和地方议会议员。选举是间接的：即投票人选代表，这些代表在晚些时候开会选真正的议员。选举过程从1912年12月持续到1913年1月以后。新的地方议会在冬季的几个月里组成。新的国会（议会）1913年4月在北京召开。

作为一个实际问题，国会的许多席位，比如分配给西藏、蒙古、华侨的席位，不可能由选举产生的议员占有，实际上都由袁世凯指定。来自上海的曹汝霖，他在北京当过律师，后去外交部任高级职务，就这样成了代表蒙古的参议院议员。①如果把这种不按常规办事的情况（274席中的64席）撇在一边不论，只计算内地的和满洲的21省选出的议员，国民党在参议院中取得了明显的多数（210席中的123席）。在众议院实际上也是同样情况。不管怎么说，由于许多议员没有入党，或者热衷于具有几个党的党籍，国民党党员在众议院所占的席位为169席，超过了其他三个主要竞争党加在一起的总数154席。梁启超感到十分沮丧。国民党却处于极其有利的地位，可以要求从国会中占优势的党内挑选总理和内阁阁员。

对国民党胜利的解释是，最公正地说，政治力量来源于党同革命保持最密切的一致。国民党既然在国内分权的行政机构中不占优势，它就必须直接向选民（限制在受过教育的有产阶级中）发出号召来调动这种力量。很明显，这个党既依靠它所能掌握的行政当局，也依靠在敌对的或中立的都督统治地区内开展强有力的说服运动。同其他党相反，国民党支持地方自治，起码在当时条件下承认许多省自治。这一立场为地方上和省里的精英分子所欢迎。接着，国民党制订了来自革命威信和组织效率的获胜的战略和政治上有吸引力的纲领。

收买选票，特别是在选众议院议员时为了影响选团而收买选票，尽管其规模不详，但被广泛揭露。同其他大型代议制制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一样，中国自由主义的共和国在其选举进程中对公私金钱的影响也没有免疫力。但无论从报道看，还是从选举结果看，贿赂在全国范围内还不是决定性的。

国民党胜利的主要设计师宋教仁，当时只有30岁，他受到鼓舞为党出谋划策，以取得1912年革命者没有取得的全国政权。有同盟会参加的唐绍仪内阁的倒台，以及1912年夏袁世凯独断专行的事例，破坏了袁和革命党人之间的协议。但这种协议又于8月底9月初被孙逸仙和黄兴所复活。他们访问了北京，同袁一起参加了关于统一、共同目标和相互尊重的庆祝会。其后果是，1912年秋国民党与北京执政的政府合作，虽然它没有实际参加这个政府。国民党此后几个月的选举运动没有公开地反对袁世凯。但由于党在1913年1月和2月取得了明显的成功，宋教仁开始在演说中攻击袁政府及其政策。①他更加有力地坚持他的主张：国会才能产生内阁，包括总理，国会应负责起草新的更持久的宪法。他直截了当地鼓吹削减总统的权力。的确，宋也在认真考虑驱袁下台的问题，尽管孙逸仙继续赞同由新国会重新确认袁任总统。①

宋教仁的计划没有实现。他于1913年3月20日遭袁政府的代理人暗杀。他设想的选举、政党、国会及其执行机构之间的关系，未能付诸实施，当年没有，以后也没有。后来，其他一些政党建立了又改组了，而除了领导军队的以外，没有一个政党能够掌权。

议会政党运动虽然失败了，但也不必掩盖它在民国最初两年所特有的极大活力。它毕竟是建立在政府之外的政治组织和政治运动前十年的经验基础之上的，能够引起对这些年的深入研究和讨论。进一步说，党的组建和竞争是一个以自由主义的热情和社会日趋解放的趋势为特征的时代的组成部分。例如，对官僚的敬畏显着地减少了。一个规模不大，但十分活跃而自信的妇女运动受到全国的注视，这个运动主张妇女有选举权、妇女普遍受教育，主张改革婚姻习俗。报纸的数量激增，人们热烈讨论国家大事。在城市，新发型和新款式服装流行。那些具有保守性格的人，日益关注地注视着熟悉的社会、政治外表的倾向性。

① 回过头来看，至少孙逸仙就是一个。李守孔：《民初之国会》，第61—62页。同盟会在广东的一个重要部分，因有批判性的意见而在一段时间内不愿加入新党。

② 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398、400页。竹内克己和柏田天山：《支那政党结社史》，1，第94页。

① 李守孔：《民初之国会》，第72页。

② 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398页。

③ 有关其中某些论战的卓越叙述，见马丁·贝尔纳：《到1907年为止的中国社会主义》，第129—197页。

① 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372页。

② 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395、400—401页。张朋园：《梁启超与民国政治》，第42—58页描述并分析了梁启超和革命党人之间的不断冲突。

③ 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398页。

④ 例如，《民立报》，1912年11月4日。

① 曹汝霖：《一生之回忆》，第79页。

① K.S.刘：《为民主而奋斗：宋教仁和中国辛亥革命》，第186—189页。

① 同上书，第189页。吴相湘：《宋教仁：中国民主宪政的先驱》，第219—226页。欧内斯特·P.扬：《袁世凯的总统职位：中华民国初年的自由主义和专制独裁》，第115—116、282—283页。

袁世凯面临的几个问题

没有一个晚清官吏能在同样短暂的时间内比袁世凯取得更多的改革成就。在慈禧太后的支持下，在为实现改革纲领而招募来的日益增多的随从人员帮助下，他几乎参预了帝国末年发起的在制度上进行改造和革新的各个方面。①他的爱好是实践而不是理论。他不为改革纲领出主意或发展其原理，而是贯彻执行，证明其可行性。但是，即使考虑到强调实效，人们也会对袁在总统任内转向保守有深刻的印象。

作为实用主义者和政治家，当革命势力已表明它们掌握了国家的时候，他承认了民国的必然性。在共和制的最初几年，他为避免同革命领导人完全决裂而讨好他们，面临对抗时就作策略上的退却。但是，他对革命后政治上和社会上的开明感到不安，不久就变得明显了。他认为，学生已变得难以驾驭了。他感到，妇女平等的鼓吹者是在抨击家庭，因而也是在抨击社会秩序。在他看来，民国元年就从小学课程中去掉孔夫子是走得太远了。他抱怨说，官僚政治的纪律在革命后几乎荡然无存，税收被消耗于地方利益。农村一片混乱。总的说来，他深感中国的落后。他经常指出，改革是必要的，但搞得过多过快。紧缩是他的基调。

在袁任总统的最初几年，最困扰他的国内问题，是政党和议会的作用以及省和中央的关系。

袁就任总统时，宣誓要遵守《约法》。议会的重要地位，是1912年革命党人起草的《临时约法》所固有的，是10多年来政治运动和政治论战的必然的成就。袁不去评论《约法》是否必要，某种代议制是否合适。但是，他对1912年发展起来的体制从来就是不喜欢的，他对这些体制的运转提出了越来越多的批评。他抱怨的一个焦点就是政党。早在1912年7月，他警告说：“无论何种政党……若乃怀挟阴私……飞短流长，藐法令若弁髦……将使灭亡之祸，于共和时代而发生……”①当国会选举在1912年12月开始进行时，他对获胜者可能更关心党的影响而不是公共福利，表示关切。②

国民党在选举胜利后就成了显着的敌人，但袁仍然不大关心其他政党。当袁转而为统治国家作自己的安排时，他感到，“查临时约法……即其内容规定，束缚政府，使对于内政外交及紧急事变，几无发展伸缩之余地。本大总统……身受其苦痛，且间接而使四万万同胞无不身受其苦痛者”。③这个观点，只是在袁已经肃清了国民党，国会已经失败之后，当要求制订一个更符合政府需要的宪法时，才得到公开的表述。1913年3月袁暗杀宋教仁，并不简单是清除政敌，而且也表明了袁、宋之间在关于如何适当组织全国政府的观点上隔着一条鸿沟。

袁世凯全神贯注的第二个造成分裂的国内问题，是多大程度上的中央集权制才适合于中国的政体。1911年11月，当梁启超公开拒绝接受袁提供的清朝官职时，他指出，国家面临的基本问题有两个：政体应该是君主制的还是共和制的；政体的组织应该是联邦制的还是一元制的。④前一个问题已被革命解决了，而后一个问题尚待作出回答。民国第一年很不正常：总统统辖事实上的联邦，却越来越明确地表示要建立一元制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机构。

同代议制政府和政党的作用问题一样，中央集权制问题在前十年就尖锐地提出来了。清廷在最后几年发起的许多改革，都是为了在国内实行权力更加集中的控制。辛亥革命在某种程度上是各省对北京要求增加权力的反应。革命后，那些仍然相信在中央集权下统一的人，对有人把联邦制推向极端感到震惊。官僚政治的、财政的、立法的甚至军事的自治，被大多数省政府广泛采用。争论使人们相信，联邦制会削弱国民政府的力量，中国处在具有掠夺性的帝国主义世界中，只能从根本上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力。（强调政党和议会的重要性的人，不一定就赞成联邦制，尽管主张自由主义的中央集权制的那些人，比如宋教仁，认为同省自治的扞卫者结成同盟，赞助他们的某些要求，在策略上是有利的。）

在任总统的最初几个月里，袁世凯不得已而默许省自治，但对省自治表现出越来越多的不耐烦情绪。1912年7月，他同意确认各省在职都督职位的提案，这些人并不是靠他才当上都督的。他虔诚地恳求他们同政府合作。①同年秋天，他试图行使任命各省文职官员的权力，没有取得多少成功。这种努力，一般都被当作是对省的内部事务的干涉，而经常遭到抵制，有时抵制是激烈的。11月底，他在要求省当局任命县知事须呈北京批准时，悲哀地指出，《临时约法》赋予了他任命和罢免官员的权力。②对此没有什么可察觉到的反应。他为了确立北京在各省内的作用而提出的立法提案，在临时国会中不受欢迎。1913年1月，他利用国会因选举而实际上休会的机会，颁布了省政府的组织章程。③接着而来的是抗议总统专横的风暴。袁在担任共和国职务的第一年中，为重新加强中央权力而采取的低调行动，大都受到阻挠。北京的国库因来自各省的税收不足而相应地遭受损失。

清朝这位伟大的改良主义官员，作为总统，不能够或者不愿意适应民国分权的、自由主义的环境。民国的社会松散，以及在实践中对他的中央政府施加的过分限制，使他感到生气。国民党1913年初在选举中取得的胜利，使他面临权力被进一步限制的前景，甚至达到要他下台的地步。立宪政体、选举和省自治似乎都在迫使他退却。他不退却，而是准备战斗。

① 关于袁世凯直隶总督期间的各方面活动的研究，见埃丝特·莫里森：《儒家官僚政治的现代化：民众管理的历史研究》（拉德克利夫学院哲学博士论文，1959年）；斯蒂芬·R.麦金农：《中华帝国末年的权力和政治：袁世凯在北京和天津，1901—1908年》；约翰·E.施雷克尔：《帝国主义和中国民族主义：德国在山东》；渡边惇：《袁世凯政权的经济基础：北洋派的实业活动》，载《中国现代化的社会结构：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

① 《中华年鉴》，1913年，第514页。

② 《政府公报》，229（1912年12月16日），第6—8页。

③ 《总统在政治会议上发表的演说》，1913年12月15日，英国外交部档案，伦敦档案局，FO228/1852。这个文件据称是袁的演说未经审定的逐字记录译文；同在《政府公报》585（1913年12月19日）第1—6页正式公布的版本比较，倾向于认为它是真实的。（此据正式文本。）

④ 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346页。

① 《政府公报》，74（1912年7月13日），第2—3页。

② 同上，210（1912年11月27日），第4—5页。

③ 同上，243（1913年1月9日），第1—5页。

二次革命

用军队是否确实听从他的命令来衡量，袁世凯在1913年春并不指挥占压倒优势的力量。他的军事优势，仅仅在于他真正控制的部队具有持续的凝聚力和机动性，其总数约为80000人。其余的中国军队数量多几倍，但在地理上、政治上却是分散的。袁要利用其军事优势，有赖于他在争取同盟者、制止敌对联盟方面取得政治上的成功。他1913年对敌人取得胜利的关键，是他能在多大程度上孤立激进分子，取得外国的支持，并在多数省内争取到当权者至少保持友善的中立。

国内武装冲突于1913年7月爆发，并持续了大约两个月。根本问题是，国会是否有权改组政府（这个问题因国民党1913年初选举获胜而陷入危机），以及北京对各省拥有多大的权力。暗杀宋教仁事件，促使许多国民党领导人迅速转向武装抵抗。宋于1913年3月20日在上海遭枪杀，两天后逝世。一系列的证据证明，这次袭击是在袁政府的办公室里策划的。

孙逸仙在1913年的头几个星期里重申对袁任总统的支持，这一点他前一年夏天就在北京明确地陈述过了。然而，宋教仁遇刺一事却使孙相信，袁必须下台。此外，宋主张的选举方法、议会方法，已经被认为是不适当的了。1913年3月末国民党的主要人物，包括孙逸仙和黄兴，试图结集足够的军事力量以便在战场上打败袁。袁用暗杀宋教仁的办法，挫败了议会对他权力的挑战，却激起了军事上对他的挑战。

如何才能战胜军事上的挑战呢？各省实际上都有自己的武装力量。直到1913年春，部队大批集中的地区还有三个：华北的北京周围（最大的），华中的湖北武汉周围，长江下游的江苏南京周围。每个地区各占中国交通最发达的三角形的一角。北京有铁路同武汉和南京相连，长江又把武汉和南京连接在一起。部队有可能在这个三角的每一个边上来回作迅速的、大规模的运动。鉴于渗透入北京部队的核心没有实现的希望，国民党领导人就努力在湖北和江苏争取同盟者。他们力图既从上面又从下面来进行：既谋求省都督参加，又直接号召其下属军官响应反袁文告。

在湖北省当权的是前清官员、民国副总统黎元洪。尽管他早就同老资格的革命领导人疏远了，但却有人提议由他去替换袁当总统，作为乘机利用国民党选举胜利的宋教仁计划的一部分。宋去世后。人们请求他参加反袁起义。①与此同时，看来好像还做了些工作以召募黎手下的激进军官参加反袁密谋。②黎拒绝了所有这些建议。他把他军队中持不同意见者的组织视为对他本人的威胁。他毕竟是从民国一开始就同袁结盟共事的。4月初，他秘密邀请北京派少量部队进驻湖北。5月取消了保密，驻扎在湖北长江沿岸的北京军队的人数也增至10000以上。①早在第一枪打响之前，中国三个重要军事中心袁就占有两个。

在江苏——黄兴同那里强大的势力有密切的联系——都督不是一位像黎元洪在他自己省内那样占支配地位的人物。二次革命真正爆发以前，在袁和袁的敌人之间作出抉择还不是迫切的问题。但是，早先在湖北的失败，以及士绅和商人中的名流不愿打内战的普遍情绪，使起义的前景变得暗淡起来。许多革命党人，特别是黄兴，一段时间内又回复到新近被暗杀的宋教仁的方式，采用合法策略来反抗。但是，在反袁运动中还存在两个力量源泉。它们是：地方主义者对袁世凯要求中央集权不满；国民党当权者在省里有组织网。

许多省在税收和任命官员问题上同北京有抵触。当这些省决定反抗时，袁世凯退却了。但是，他同一个省已经处于接近公开敌对的状态：这个省就是国民党的追随者李烈钧任都督的江西省。李任其职务之前曾经是受过良好教育的清朝军队的军官，1911年有过革命积极的记载，热心于家乡江西省的自治。袁单方面任命一文职人员为都督以便在江西分享权力，这位被任命者在他1912年12月到达后不久就被赶出省外。后来在1913年1月，袁下令扣押了合法装船运往江西的一船军火。不顾李烈钧的反对，江西长江港口防区司令服从了袁的命令。这个问题于是变成了江西都督对江西境内军事官员的权限问题。仅仅因为袁的退避，战斗才在3月得以避免。在宋教仁遇刺前的时期，还没有一个领导人对袁表示了如此公开的敌意。李烈钩对宋强调国会和宪法程序不同意。但他热衷于武力“讨袁”运动。

在广东、湖南也可以见到国民党的倾向性和地方主义者对北京的反抗两者结合起来的情况，不过，其形式比江西更加变化无常。安徽有一个国民党员担任省的首脑，他也参预了密谋。反袁的密谋者还寄希望于福建、四川等地的响应。

革命党人的地位在1913年春天时还不是没有潜力的。但参加同袁的抗争并不是出于对结局具有充分的信心。相反，这是被总统逼出来的。在国民党选举胜利以前，他已决定不退却，转入了进攻。

在暗杀了宋（3月20日）并在军事上包围了湖北（始自4月初）之后，袁的下一步重要行动就是大借外债。辛亥革命结束以来，外国银行团在它们各自国家（英、法、德、美，不久又有日、俄参加）的政府指导下，就给予北京政府一笔巨额贷款事一直在进行谈判。公开宣称的目的，主要是提供资金：用于偿付拖欠的和即将到期的中国继承下来的债务，包括偿付外国因在辛亥革命中受到损失而提出的赔偿要求；还用于负担急需的政府开支。以英国为首的银行团各国政府，把在中国政府内安插更多的外国人员作为一个条件。最引人注目的是，外国职员首次进驻并“改组”盐务官营的管理机构，因为盐税是贷款的抵押。同时，银行团各国政府还作出努力颇有成效地阻止中国从银行团外取得大量贷款。北京当局面对中国半殖民地处境最不愉快的一面：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坚固阵线要求在中国的行政机构中起更大的作用，作为高价贷款的交换。甚至在伍德罗·威尔逊1913年3月宣布美国退出银行团之后，美国仍然尊重银行团强加的、不给中国大量贷款的联合抵制，直到银行团的贷款签订为止。

不必是国民党员也能看出贷款一事的危险性，并会就此对北京予以谴责。1898年改良运动的领袖、孙逸仙的宿敌康有为，在1913年初把签贷款协定比为“食毒脯以止饥”。康争辩说，总可以找到某种办法来避免银行团的致命的施舍。用盐务管理权换取2500万英磅的贷款，这笔钱在扣除了欠的旧债和筹集贷款的费用后，中国政府实际上只能得到1000万英磅，作了这笔交易后，下一步又是什么呢？康问道：为了外国再注入一笔钱，是否就不会献上另外的政府机构，或者土地税呢？“诚不待外兵之瓜分而已自亡也。”他写道，向此时此刻正在为蒙古和西藏同北京争论的俄国和英国借款，是多么令人难以理解：“政府是谁委托，而敢以五千年之中国，万里之土地，分赠于他人乎？”签订外国贷款所引起的愤怒，促成了清朝的覆亡。在指出这一点时，康暗示，尽管对借外债的必要有一种普遍的听之任之的常见气氛，但是重新燃起的愤怒，有可能在民国重复上次的表演。①

然而，袁却于1913年4月27日凌晨②悍然签订了所谓“善后大借款”。他预料到要同革命党人摊牌，为此他需要筹措资金。北京政府从各省收进的税款不多，故而对资金的需要十分迫切。康有为提出的补救办法是建立统一的、全国的财政结构。袁同意了。但各省和国民党反对中央集权的倡议，意味着财政统一只有靠武力才能办到，而武力是要花钱的。唯一可以求助的就是外国贷款。袁行动进程的逻辑正是如此。

在签订借款之前，袁就决定不将此案提交国会批准。袁曾同意按照《临时约法》治理国家，而《临时约法》明确要求这类协定须经国会同意。暗杀宋引起的愤怒以及借款条件的不得人心表明，得到批准是困难的。同时，外国缔约国事先就接受了不合法的程序。签订协定的意图一败露，国会就大吵大闹起来。

袁向英国驻北京公使透露，他认为按国会程序办事是“完全没有希望的”，他“有一个对付他们的计划，如果他们再这样下去的话”。①下月即5月，这个计划至少部分地被泄露出去了。自去年秋天以来，袁就鼓励把国民党以外的所有政党联合在一起，为此而作的努力取得了成功，建立了进步党。梁启超就是这个联盟的领袖人物。还花费了许多钱去贿赂国会议员。结果是，弹劾政府失败，国民党在国会的势力削弱。后来，袁就要对国会议员采用人身强制和恫吓的手段了。

到了6月，袁的准备工作差不多完成了。他首先下令将那些最敌视其计划的省首脑免职。李烈钧在江西的部队3月已处于开战的边缘，他是第一个被免职的。然后，袁又接着下令撤换广东和安徽的国民党都督。7月8日，就近调遣驻扎在湖北的北洋军队进驻江西的长江沿岸地区。李烈钧同其他人一样，从策略考虑表面上同意解职，大约就在同时他返回江西结集部队。1913年7月12日，江西正式宣布脱离北京独立，省议会推选李烈钧指挥讨伐袁世凯罪行的战役。

革命领导人的反弹计划随即得到实施。为了反袁事业，革命军军官夺取了南京，尽管都督程德全不情愿，他后来离开了南京。黄兴从上海赶来领导。一次为时不长的出征沿津浦线进入山东，把战争引入袁占区。在上海，向市内大军火库发动的五次猛攻几乎压倒了北洋军的驻防军，假如上海的中国海军不站在北京一边，这个战略据点就可能被占领了。

少数几个省，特别是湖南、广东，对起义作出了不同程度的有利响应。袁的敌人分散，突出了袁自己的部队力量集中。问题取决于江西、南京和上海，因为其他各地在军事上对革命没有重大贡献。反袁运动几周内就瓦解了。其领导人大都逃往日本。

三年以后，袁似乎控制了那么多的中国地方，而他却证明无力镇压反对他的运动。但在1913年，他从有限得多的基地出发，轻而易举的战胜了他的挑战者。在二次革命中，袁拥有后来丧失了的两个优势：他的政治立场在国内得到相当大的支持，并有外国的援助。

1913年，袁在国内有几个方面优胜于他的对手。虽然他的权力那时还达不到国内许多地方，但自民国元年起，他就牢固地掌握了北京的官僚机构，无论是文职的还是军队的。北京的这个官僚集团还不是后来官僚军阀年代垂头丧气的一群。一种使命感把袁的政治机器凝聚在一起：给国家带来有效率的行政统一，这个目标看来既是可以达到的，也是合乎需要的。

袁公开和私下都强调这一点。在1913年7月开战后不久，他宣称，那些被辛亥革命留下来管理民事和军事的自封都督，“威令本自不行，功过安从责课？厥后亟筹分治，民政别置长官，而乃简令朝颁，拒电夕告”。首先需要办的事，是“规复政令之纪纲，建行国家之威信”。①正如英国公使朱尔典6月初同总统进行了长时间谈话后所报告的那样，“袁已下定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取得在中央政府领导下的各省统一……”。②实现这一目标符合袁及其政权的利益；而袁可能争辩说，而且确实有说服力地争辩说，松散的联邦使中国处于衰弱的、无防御的地位。

这种立场所具有的吸引力，在袁的随从人员以外也有影响，并有助于孤立激进分子。国民党以外的主要政党都支持中央集权的政策。少数都督不是其任职省的本地人，他们对全国水平上的同盟者颇感兴趣，因而可能同袁合作，因为袁反对省自治的各种极端形式。湖南出生的云南都督蔡锷，看来就是一个实例。不到三年之后，蔡成功地领导了对袁政权的一次进攻。可是在1913年，他拥护中央集权的全国性政府，同袁合作反对革命党人。50000445_0261_0①有些都督不是国民党员，但统治着亲国民党情绪相当浓厚的省，他们在开始时也可能欢迎袁的干预。湖北的黎元洪、四川的胡景伊（胡景伊是四川的军事首脑，但不是都督——译者）就是两个例子。

只是在后来他们才懂得，袁既然厌恶省自治，就会把他们也赶下台，但已经为时太晚了。

当时，反袁运动不善于结成广泛的联盟。国民党本身在省自治问题上就是四分五裂的。1913年的革命党人，虽然利用了各自治省积聚起来的力量，但与宋教仁去冬的选举运动相反，没有明确地以各省权利和地方自治的扞卫者的面目出现。对于全神贯注于省内事务和地方事务的许多人来说，宋教仁遇刺和袁世凯在北京对国会的作法，本身是远方发生的事。当时观察家的印象是：1913年的起义没有把士绅阶层和商业知名人士争取过来，也没有试图去动员广大民众。

袁反对二次革命领袖的政治立场，在国内得到相当程度的支持，除此之外，袁还拥有第二个优势：外国的支持。外国列强的关心是一种混有灾祸的幸事，因为它附有许多条件。列强普遍对袁抱有信心，相信他能最好地在中国维持符合他们利益的秩序，而这种信心也正符合袁当前的需要。他们确信，袁能够不顾宪法，无视国会，签订“善后大借款”。因“善后大借款”而得的收入，在其持续期间，给了袁胜过他的对手的巨大优势。他不仅可以收买到叛变了的国民党国会议员的支持，而且还可以收买到自治的军队司令官的支持，比如山东的张勋——袁的对手也在争取张勋，不过没有成功。进一步说，有了这些资金，袁自己的部队发军饷的能力就有了保证，这种状况对士气是有好处的。这次借款在金融上、政治上的代价甚高，但在军事战役前夕，拥有大量现款的优势是充分的补偿。可以公正地说，银行团为袁战胜国民党领袖提供了资金。

英国有一个信念：统一的中央集权的中国，会在贸易上竭力迎合英国的实力，并能最好地保护在中国的外国人及其利益，这是一个老信念了。这个信念一直保持到辛亥革命以后。因此，在华的英国外交官、银行家以及英国外交部都特别热衷于支持袁，他们熟悉他。二次革命期间，中立和不干涉的界限经常遭到破坏。最富戏剧性的是，英国作出安排直接向中国海军在上海的舰只拨发“善后大借款”的现款，以保证他们拥护北京。①汇款是及时的。第二天革命党人对上海军火库的进攻，被中国战舰的炮火所挫败。

革命党人在1913年也有外国朋友。春天，孙逸仙和一些密谋者求助于日本官员。②但是，日本政府还不愿意公开放弃它在中国同英国的合作，没有向革命党人提供重大援助。少量的钱可能落到他们手里，少数日本军事顾问光临了反叛者的营地。最有帮助的是，日本在华海军护送许多失败了的领导人到达安全地，最后到达日本的避难所。但是日本这种半心半意的援助，根本无法同袁得到的援助相比——甚至无法同他从日本得到的援助相比，因为日本参加了“善后大借款”。

袁战胜二次革命，消解了一次革命即辛亥革命的某些含糊之处。对推翻清朝作出的革命贡献，将不再是担任高级职务的凭证，虽然它本身并不是不合格的凭证。在组织国家统一的问题上，民国头一年半的联邦制就要让位给中央集权政府了。增多了的政治参与和社会等级制度的保持这两者荒谬的结合——它是辛亥革命后初期的特点，它促成了国民党1913年选举的胜利——就要被社会上、政治上都保守的政体所取代了。

关于这个转折，有两个更深一层的、不那么明显的论点应该指出。首先，民国头两年的自由主义时尚和自由主义制度已经不复存在，不过这有其颇为特殊的原因。立宪政体和代议制的、选举制的政治体制，由于它们同中国人的偏爱和政治习惯不相容，也许会最终自行垮台。但是，1913年发生的事不是这种情况。自由主义政治是用军事力量打倒的。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没有认识到危险性并组织必要的防御。虽然1912年和1913年的条件证明是难以再得的，但是复活这些体制的想法，可以理解，继续存在。试验尚未进行到它的结尾（不论结尾是什么样子），但已被强制地、过早地中止了。

其次，此后几年的保守主义，就一般而论，还不是回复到“传统的中国”或儒家政治的旧观点。政治目标的民族主义定义，仍然被人们所接受，它是在19世纪90年代得到系统阐述，并在后一个十年得到精炼的。袁世凯新扮演的独裁者角色，仍然是力求实现民族主义理想的现代化运动的一个角色。他和他的支持者所反击的，是在参政、自治和自由主义的社会态度等方面他们所理解的极端行为。关于中国必须以变革求生存的主张，并没有遭到拒绝。当然，袁自己认为，关于如何进行必要的变革，他有更高明的见解。中国注定还要经受另一轮试验。

① 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件汇编》，1913年，2，第350—351页。

② 《辛亥首义回忆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委员会编，1，第96—97页。

① W.H.威尔金森，汉口（1913年4月11日、5月11日、5月22日、7月8日），FO228/1873，伦敦档案局。乔治·欧内斯特·莫理循日记（1913年4月7日），97条，莫理循：《书信文件集》，悉尼，米切尔图书馆。

① 康有为：《大借债驳议》，载《民国经世文编》，重印于吴相湘编：《中国现代史料丛书》，3，第893—895页。

② 中文文献日期为26日——译者。

① 朱尔典，北京（1913年4月30日），FO228/1852。

① 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重印于沈云龙编：《袁世凯史料汇刊续编》，第68—69页。

② 朱尔典，北京（1913年6月5日），FO228/1852。

① 谢本书：《论蔡锷》，《历史研究》（1979年11月），第47—61页；唐纳德·S.苏顿：《省黩武主义与中华民国：滇军，1905—1927年》，第141—161页。

① 北京，艾斯顿代办，两份电报（1913年7月20日），FO228/2498。北京，汇丰银行给上海银行团的电报（1913年7月21日），附于北京R.C.艾伦给艾斯顿的电报（1913年7月21日）内，FO228/2498。

② 《日本外交文书》，1913年，2，第340—341、352页。

独裁统治

留在中国人记忆中的袁世凯是，他在1898年背叛了改良主义者，辛亥革命中背叛了清廷，当了民国总统后背叛了民国。按这种观点看来，他控制了总称为北洋军的强大军事力量，他掌握了阴谋操纵人民的技巧，这为他提供了再三叛变的机会。他撒谎，欺骗，玩阴谋，搞暗杀，杀出一条通向支配地位的道路。在这样追求个人权力时，他代表中国最反动的社会势力，并为外国帝国主义者服务。简而言之，他几乎就是在20世纪的中国所能找到的一切道德上卑鄙、政治上落后的化身，在后来的年代中，辱骂中国领导人的一个方便方法，就是说他在这些方面像袁世凯，本世纪40年代对蒋介石，70年代对林彪都是这么做的。①

在我们叙述袁权势的鼎盛时期时，把袁的性格作为他政策的组成部分加以考虑，是值得的。不像孙逸仙，但像他同代的大多数杰出人物，他个人的生活方式牢牢扎根于旧习俗之中，即使当他努力使中国适应他认为的20世纪的需要时也是这样。他有一打以上的妻妾和众多子女。他除在正式场合穿西式军服外，都穿中式服装。他不懂外语，从来没有出国到比朝鲜更远的地方旅行过。他虽然在科举考试中失利，但受到儒家课本的教育，并相信其道德上的功效。

另一方面，他是作为沿着西方和日本的路子进行官方改革的领袖而在清朝赢得赫赫声名。他招募了许多受过外国教育或有外国经历的随从。他精心培养了一些有朝一日用得着的外国人。他派遣了几个儿子到国外去受教育。看来，他是在不断追求新旧的融合，相信这个混合体最适合中国国情。

那至少是在尽可能美化袁的生涯。他历经1898年动乱、义和团事件、辛亥革命而不倒，且地位越来越高，表明他有抓住重要机会的才能。这种才能也可以被认为是机会主义和野心的标志。他对变革持谨慎态度，融合新旧为一体，虽然适合于他在清朝任直隶总督的时期，但面对辛亥革命后的勃勃生机，就显得缺乏目的和明确的方向了。假定他是贪求个人权力以免受道义上的怀疑，那么，他任总统时不断为一个更强大的中央政府而奋斗，就太符合这个假定了。

虽然袁有个人野心，也热望贯彻他自己在中国政体应该如何组织这个问题上所持的观点，但他还不是极端利己主义者，不要求别人屈从和谄媚。他残酷无情，为了政治目的杀人如草菅。而他个人的种种工作联系却是亲切、随和的。他重视下属在政治上对他的忠诚，但并不鼓励对他个人的广泛崇拜。作为总统，他的种种过分行为，与其说是由于自我夸大引起的，还不如说是由于严格的官僚政治的观点引起的。他迷恋规章制度和程序规定。他鼓吹官僚主义纪律，重视行政管理经验甚于其他长处。他不信任自发性和不受管束的政治行为。设计统治结构，配备“可靠”官员，是他治理中国弊病的秘方。他的残酷无情服务于这种拘泥形式的秩序观念，这是最危险的。他可以等待时机，但他要消除不可预料的和不正规的事物的强烈欲望，证明是令人生畏的。

1913年夏天以后，袁不再需要等待时机了。前几个月存在的自由主义制度和省自治已被扫除。接着而来的共和政体的独裁统治，已经按照行政上中央集权和官僚政治秩序的原则建立起来了。

袁建立他的独裁统治分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军事上占领中国的广大地区，袁的军队以前被排斥在这些地区之外。战胜二次革命给他提供了这个机会。在打败了革命党人之后，袁得胜的军队不仅继续留下来，而且还伸展到许多没有真正参加起义的省。最后，除六个省外，所有内地省份都这样被占领了，剩下的六省——大都在边远的南方，人口不到全国的1/4——也受到胁迫，省的领导只得遵照袁的方案办事。而军事占领只不过是重新改组的总体计划的最初步骤。因此，第二个阶段就要铲除辛亥革命以来盛行的省自治在行政上的表现形式。省里任命官吏的权力又回到了北京手中。前清不在本省当官的规矩——1912年实际上已被颠倒——又复活了，并逐渐得到施行。这两项改变的影响是，地方官吏被大批解职。甚至在浙江，尽管它是北洋军没有进驻的六个内地省之一，并保留了先前的浙江籍的省首脑，但在独裁统治下，浙江籍的县知事的比重也显着地下降了。①1914、1915年中国官方制度的中央集权的统一从未被超过，直到1949年。

在1913年末的一段时间里，内阁（梁启超在这一届内阁里起领导作用）宣布的政策是，为完全撤销省级行政单位而努力。袁最后证明是不愿意走得那么远。但是在1914年春一次重大的重新分派职责中，袁颁布条例，在削弱各省军方权力的情况下，加强各省巡按使的权力。头衔改变了；确立了有利于文职官员的地位先后次序；军方不再参与民政事务，包括收税和任命县知事。颁布这些条例，还不等于就达到了根本目的——恢复19世纪中叶太平叛变以来已经降低了的、辛亥革命时基本丧失了的文职官员在政治上的优势。例如，主要的北洋将领、南京的冯国璋就难以把他限制在军营内。然而确曾试图这样做；他的作风受到北京控制的约束，足以使他心怀不满。袁在全国范围内的势力网，开始时是用军事行动建立的，不可能在一朝一夕之间就转变为纯粹的文官政府。但独裁统治有计划地要朝那个方向行动。

挑选适当的文职官员受到极大的关注。设立了考试制度，特别是对县知事的候补人员要考试。新式考试不考对儒家课本的掌握情况，而考官僚政治的一系列技巧和一般知识。1914年和1915年有几千人在北京参加了考试，考试成绩成为任职的重要的虽不是全部的标准。①同时公开强调要惩治官吏贪污腐化。恢复了监察机构②，在革新行动中成立了审判官吏罪行的特别法院（平政院）。增加薪金和津贴计划的胡萝卜，伴随着惩罚的大棒。

对改进官场作风的这场运动在地方上取得的成果，看法是混杂的。地方要响应中央的指示，这点是广泛地做到了。政府机关的尊严和政府机关同普通公民的疏远，都重新出现了。在效率提高的同时，复活了达官贵人的架子以及与1912年令人兴奋的、自由主义的精神相矛盾的官僚保守主义。用一位中国评论家1914年夏的话来说：“窃恐本意在重经验，而所保存者仅其习气；本意在注意制度，而所恢复者仅其流弊……”③

文官机构既没有完全使军事机构从属于它，也没有因有效率而受到赞扬，其原因之一是它诞生在恐怖气氛中。对革命地区进行军事占领，开始时往往是残酷的，不仅如此，袁还在全国各地，通过军事机关和警察机关，针对与1913年起义有关的人，发动了一场镇压运动。一次间接的或关系不密切的联系，常常就足以使人成为镇压的对象。流血持续了一年多，其规模各省不同，但牺牲者似乎数以万计。最卓越的和较激进的国民党领导人都已逃亡日本或其他地方。这种攻击，同二次革命刚刚过去后继续存在的对袁政权的反抗，在数量上、强度上都完全不成比例。

可以设想，在前一年投票支持过国民党的大部分选区里，严酷的恐怖统治带来了对袁持久的厌恶。更进一步说，它还助长了社会动乱，要不然动乱就会比较容易遏制了。最显着的例子，就是白朗——或称白狼——率领的盗匪势力。

被通常称为白狼的这个人，作为在河南南部取得了胜利的盗匪首领出现在辛亥革命后，1912年夏拥有大约1000名追随者。①拥戴白狼的那一群人似乎同许多其他盗匪集团一样，是贫苦的、无地的农民和被遣散的士兵。1912年他那一伙人的政见是反共和、亲清廷的。他们的一个口号是：“为大清朝廷辛亥蒙冤报仇”。②辛亥革命在社会方面的保守主义，以及在新秩序下给予士绅阶层的权限，使最受压迫者的这种政见可以被理解。但是，由于国民党在1913年同袁世凯对抗，革命党人和白狼开始发生联系。后来，由于反对革命党人的遍及各地的恐怖统治跟着袁的胜利而来，许多人加入了白狼集团，白狼集团被引导参加了随后的革命战略行动。

从袁的恐怖统治下逃出的难民和被遣散的士兵人数增多，结果白狼帮伙变得强大起来了。作为单纯匪帮，它是当局的一个麻烦，与许多这类可以控制的、即使是持久的麻烦相比较，几乎没有什么不同。它同革命党人的联系以及反袁的政见，使情况在两方面有所改变。镇压这个扩大了的帮伙，成了中央政府的特殊任务。这支匪军在河南南部建立了根据地，那里有当地的关系，有居民的保护性支援，但在根据地以外的地区去冒险，就容易被孤立，被各个击破。1913年12月和1914年1月，这伙人攻入安徽，引起几个省的围剿。1914年3月其主要分遣部队转而西进，这明显地是受到、至少是部分地受到孙逸仙提出的在四川建立根据地的要求的鼓励。拥有3000至10000战士的主力部队，由于当地人在白狼出现在他们地区的时间内一伙一伙地参加进来，人数得到几倍的增加，胜利地跨越了陕西。它进入四川的通道被切断，在甘肃遭到居民的敌视，因为民族上、宗教上都与白狼集团不同，那里的地方主义增强了。垂头丧气的残部，在试图返回陕西、河南时被追捕。白狼本人于1914年8月身亡，不是死于早些时候在战斗中负的伤，就是由于有人向政府军告密；政府军几十万人困窘地花费了很长时间去驱散他的小股力量。

从白狼的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辛亥革命未能消除社会动荡的根源和部分居民的绝望心理。因为革命几乎没有认识到这些问题，我们可做这样的推测。白狼在家乡外的地区，既能在当地土匪团伙中，又能在政府军的队伍中成功地赢得支持者，就证明了这一点。我们还可以看到，革命党人的反袁斗争仍在持续。流亡在日本的孙逸仙及其人数减少了的追随者，力图使火种在国内燃烧不灭。同像白狼这样的帮伙——他们的不满主要是社会方面的，而不是政治方面的——建立联系，构成了他们的策略之一。

如果袁把他的敌人限制在不屈不挠的革命党人和社会上投匪谋生的被压迫者的范围内，他的政权或许已经在其余的中国广大社会阶层中扎下了根子。但是，袁把顺利运转的官僚秩序想象得如此美妙，以致不容许这种节制。正如他不加区别的恐怖运动所暗示的那样，他是按照这么一个设想行事，即中国的毛病远不止地区性的匪患和革命党人的密谋。参与政治的全部现象已经不复存在。士绅阶层和社会地位较高的其他部分居民，包括商人，被迫放弃了正式代议制机构创建大约10年来所积累的许多政治特权。

限制参与政治的运动是从对国民党的一次攻击开始的，其范围不久就扩大了。二次革命后国会仍然存在，这是因为国民党议员团同武装起义划清了界限，还因为袁需要国会再走一次形式。要走的形式是，按照1912年《临时约法》和随后制订的法规中规定的程序，选举他任正式总统（不同于他已得到的临时职位）。任意逮捕甚至处决国会议员，造成了极为紧张的气氛。在贿赂的干扰中，在一群气势汹汹的暴徒的恫吓下，1913年10月6日国会同意了。尽管如此，国会还是表明了它同袁的意图大相径庭，表明的方式是：选举袁任总统前，延长了投票时间；起草了一个对抗性的议会制宪法取代1912年的临时宪法。1913年11月4日，袁列举国民党同二次革命有政治联系的罪状，下令彻底解散国民党，取消余下的国民党议员的资格。国民党总体上被定性为叛乱组织。这一事件标志着恐怖在全国范围升级；国会已丧失了活动能力。

袁并不就此止步，他在1914年头几个月，很快几下就解散了所有选举产生的各级议会。剩下的国会议员被通知回家。在清朝末年搭起了框架、在民国初年积极活跃在府县和县以下级别的数以千计的地方议会，现在都无一例外地全部被解散了。在清朝最后两年曾经喧嚷一时的、辛亥革命中在政治上占重要地位的各省议会都被取消。对于那些曾经参与建设这种代议制结构的受过教育的有产阶级来说，这是多么大的侮辱啊！英国驻北京公使在评论解散地方自治团体时断言说：这项命令“在经济上，以及从他们在当地的声誉的观点来看，影响全国各地一大批小士绅和资产阶级，并使他们站在他的敌人一边”。①中国人赞同这一判断的声音虽然被恐怖统治所压抑，但还是听得见的。

袁的行政管理方式，是加紧努力限制社会上自治的范围。在报刊两年不受中央控制之后（虽然地方政府有时也压制当地报刊的批评），1914年以法律形式强化并推广报刊审查制度。中国的商会被置于新法规的管理之下，增加了它对政治当局的从属性。中国邮局把邮件送交警察局监视。成千便衣人员和情报人员搜索持不同政见者。铁路旅客因有谋反嫌疑而被仔细盘向，他们的行李被仔细检查。在人员、效率方面存在相当严重的技术性限制的范围内，袁政权正逐步具有专事镇压的警察国家的属性。

通过这种办法，推进政治自由主义（它以精英分子为基础）的普遍运动受到了损伤，而且永远没有完全恢复过来。1913年12月，袁在陈述专制独裁结构的哲学准则时说了下面一番话：

今天人人嘴上都谈“平等”一词，而平等只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并不意指等级之分应予取消，各人皆可否定法律，自立准绳……“自由”是另一华丽的现代词，但它是限制在法律范围之内的，在此范围内人是自由的。不受限制的自由，这个东西是不存在的。那些主张平等、自由，而又不问对不顾法律的放肆是否要给予制裁的人，清清楚楚地知道这个东西是没有的：他们把堂皇的口号当作推动叛乱的号召而加以利用……再者，“共和”也是一个雅致的词，但外国人对这个术语的理解，只是在国内有普遍的发言权，而不是全民都必须干涉政府的行动。这种干涉除了造成混乱之外，还可能造成什么结果呢？至于“民权”这个术语，除了选举总统的最高特权外，它还包括代议权、选举权；它切不可理解为包括处理行政。①

现代西方经验比19世纪儒家的保守主义更熟悉这段话的语调。袁是在抵制新的提供参加机会的、激进化的民族主义的后果，而这种东西，当初曾国藩无须与之斗争。与此同时，袁接受民族主义的某些前提和目标。他是民族主义的保守派。

20世纪中国民族主义的这种混杂的反应，体现在独裁统治的纲领中。现存的选举产生的各级议会被废除了，而民众代表制的重要性却被承认了。袁命令设计地方的和全国的新规划。在袁两年半后去世时，这个规划根本没有付诸实施。但是，从许多筹备的规定中可以明显看到，重点是从属于官方的指导，选区的选民人数较1912年和1913年少。宪法秩序、法律程序、民权、代议制议会，这些都得到承认，认为对于中国现代化这个热切期望的目标来说，它们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不过，在袁看来，它们应该以加强而不是削弱中央政府的权力和社会秩序的稳定的方式付诸实施。

为使税收从地方流入北京的渠道重新畅通而作的多方努力，取得了一些成功。当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的时候，北京政府勉强实现了财政上的自给自足，不再需要外国贷款了（在战时，贷款无论如何是少有的）。人们可以争辩说，袁1913年的危险战略奏效了：在屈辱的条件下接受外国资金，给国家带来了行政统一，从而奠定了财政独立的基础。这个诡计的谬误就是太乐观了，认为所有的这些残暴行为都不需要付出国内的政治代价。帐单一提出来，1914年、1915年表面上的财政成就就化为乌有了，剩下的只有袁在1913年签了字的屈辱条件。

独裁统治取得财政上的成就，不只是靠对国家实行中央官僚主义的控制，而且还由于严格压缩了几项花钱多的改革。清朝末年官方民族主义所倡议的、民国头两年自由民族主义所推广的各种各样方案，不是被砍掉了，就是被削减了。这些方案中有各种自治团体，它们的命运我们在上面刚刚叙述过。法院和法官从政府执行机关中分离出来，新的司法系统大为削减，但并未被取消。现代警察失去了不少为它提供的专款。晚清的现代化新军在辛亥革命后激剧膨胀，而它在全国许多地区的后续部队却最戏剧性地被压缩了规模，降低了预算。袁的北洋军得到优惠，但也未能幸免。各方面削减预算，都是为了实现国家最终不依赖外国债权人的目标，但它也辜负了民族主义者对改革的期望。

从部分意义上说，在实行紧缩方面，教育是一个例外。袁不断进行说教，论述受过教育的公民的重要性。“凡一国之盛衰强弱，视民德民智民力之进退为衡，而欲此三者程度日增，则必注重于国民教育。”①这些思想有计划的应用，就是特别重视推广全部免费的国民学校，即四年制初级小学。尽管普及教育还只是遥远的目标，但在独裁统治时期，这类靠地方筹措资金的学校的影响似乎有所增长。

袁的教育政策从整体上说是复杂的、多方面的。在湖北省谘议局老练的议长汤化龙领导下的教育部，要求在小学教授经典着作仅限于精选的章节，言外之意是，学习目的是语言文学方面的训练，而不是道德方面的培养。袁坚持要把全部《孟子》编入初级小学的课程之中。他还批准了一个试验计划，用拉丁字母拼写汉字，对成人进行识字教育。在独裁时期，基础一级的学校得到扩充，而紧缩了这一级以上的学校的经费。袁关怀精英分子的需要，为他们上升到文化特权者增加了“预科”这一条小小的渠道。总的说来，他的政府对教育的态度是保守主义的，但也是改良主义的，同1912年、1913年自由主义的民国时期相比，不那么能满足士绅阶层的愿望（他们关注的是学制中较高级别的学校）。

因为对这个时期的说明往往强调袁世凯人品恶劣、政见反动，所以关于独裁统治的实际政策的探讨就难找到了。人们受到修正主义者的诱惑，要去颠倒所有的评价。但这样做并不能证明是有道理的；敌视袁的描绘是以某些确凿的事实为依据的。人们可以详细叙述独裁统治下其他方面的改革——例如，鼓励经济发展，以及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提供的自然地保护国内工业制度中得到的好处。①而注意力最终必然还要转向政权的残酷及其根本上的失败。愚蠢的是，袁竭力强迫人们响应他。之所以愚蠢，是因为这是不可能做到的，还因为它激起了来自最可能支持他的社会高层、甚至他的副手和合作者的相反反应。

袁意识到高压统治是有其极限的。他坦率承认宪政和代议制的必要性。但是，他不去迅速恢复自由主义共和政体的民众参政的局面，而试图从帝国政治中挑选出某种挽回办法去补救。其结果，对他和他的政策来说，都是灾难性的。

① 陈伯达：《窃国大盗袁世凯》，北京，1949年；首次印制于1945年。孙克复、樊树生：《袁世凯尊孔复辟丑剧》。

① 罗伯特·基思·斯科帕：《浙江的政治和社会，1907—1927年：精英势力、社会控制和省的发展》（密西根大学哲学博士论文，1975年），第296—298页。

① 吴应銧：《民国初年地区行政长官的职务：职业的招聘、训练和流动性》，《现代亚洲研究》，8。2（1974年4月），第219—224页。

② 平政院下设肃政厅，负责纠弹——译者。

③ 黄远庸：《远生遗着》，重印于吴相湘编：《中国现代史料丛书》，2，第246页。

① 对白狼帮伙的这种叙述是根据菲利浦·理查德·比林斯利：《1911年至1928年中国的盗匪活动，特别论及河南省》（里兹大学哲学博士论文，1974年4月）。又见爱德华·弗里德曼：《退向革命：中华革命党》，第117—164页。

② 比林斯利：《中国的盗匪活动》，第373页。

① 朱尔典，北京（1914年2月9日），FO228/1883。

① 《总统在政洽会议上发表的演说》，见前《袁世凯面临的几个问题》一节中关于这一材料来源的评论。（此处据英文资料回译——译者。）

① 《政府公报》，956（1915年1月6日），第9页。

① 评价专制独裁统治下北洋派对资本主义发展的贡献，见菊池贵晴：《中国民族运动的基本结构：关于排外性联合抵制的研究》，第154—178页。

袁的帝制运动

当袁世凯总统通盘考虑独裁统治的成果时，他定会思考这样的问题：还缺少什么呢？国家行政既然已经统一，为什么他拍手而老百姓不雀跃；他召唤而老百姓不集合？当初设想的随着中央集权制而来的力量在哪里？中国为什么在外国列强面前依然这么衰弱？袁任总统期间的外交危机一概以中国的退却而告终。外蒙古和西藏基本上仍然沦于欧洲的保护之下。无论他1913年和1915年同俄国就外蒙古问题签订了协定，无论他在1914年关于西藏问题的西姆拉会议后，拒不同英国签订协定，他都没有能使这些地方得到光复。同时，外国人已插手盐务管理。铁路修筑权扩大了。外国列强拒不重开关税谈判。最屈辱的后果来自1915年1月开始的中日谈判。5月，袁在日本着名的“二十一条要求”最后修订文本面前投降。袁把这些机能不全症状的疾病盲目地诊断为帝国营养不良症：缺少的是皇帝。

我们有理由感到惊讶的是，在清朝皇帝如此轻而易举地被废黜之后，怎么能有人这么快就得出这个结论呢？对辛亥革命的不同解释，是理解这种思路的一个线索。人们毕竟可以把这场革命看成是骨子里排满的革命，而不是反对帝制的革命。按照这种观点，民国只不过是因为缺乏汉族皇帝来名正言顺地代替被推翻了的满族皇帝而偶然出现的结果。在袁的随从人员中，有些人一开始就指望民国只不过是袁登基时机成熟之前的临时代用品而已。

恢复帝制最有说服力的道理，就是这样一个明显的事实：民国不得人心。我们已经指出过白狼匪帮1912年的拥清口号。尽管在有的省内，革命新秩序因为数众多的普通老百姓的参预而得以实现，但几个月后这些民众势力（诸如秘密会社）就被清除出权力机关。他们一反抗，就遭到了残酷的镇压。

鲁迅在他10年后写的表明辛亥革命特点的《阿Q正传》中描绘的境况，也许更具有典型性。起先，阿Q由于他在村里的最下层的社会地位，被可能发生动乱的幻想所吸引。但是，他看到的却是旧的、受过古典教育的高贵人物和新的、受过外国教育的高贵人物为他们自己接管革命而携手合作，这里，他感到深深的失望。当阿Q想去参加时，人家却叫他滚出去。他生气地指责说：“不准我造反，只准你造反？”阿Q因抢劫罪——他想干但并没有干——而被革命的代表处决，更加强了这种分析的准确性。①

鲁迅在这篇短篇小说里，生动地描述了民众被排斥在革命之外以及因此而与民国疏远这一主题。与开头的这种作法相一致的是，民国继续把民众排斥在它早期自由主义阶段有生气的、提供参加机会的一切机构之外。且不说交通问题以及对共和政体的机构不熟悉的问题难以解决，即使那些确曾见到过新秩序的普通老百姓，也没有什么理由喜欢它。主张君主制的论点的基础是：对民众来说，民国是生疏的或者是不受欢迎的；这些论点在这个限度内可能是合理的。

可是，提出要把君主制作为一种补救办法，作为把政府和人民结合在一起的工具而加以恢复，这些论点就软弱无力了。当君主制在辛亥革命中覆亡时，民众并没坚定不移地扞卫它。在二次革命前偶尔出现的拥清口号，比如白狼的口号，与其理解为对皇帝的迫切怀恋，还不如理解为对民国社会倾向的抱怨。不管怎么说，复活帝制的讯息怎么能传达到人民中去呢？省的和地方的高贵人物理应是复活帝制必不可少的同盟者，而他们中间却有许多人已经学会了享受共和制的特权。为什么他们必须合作？

特别在1915年年中即将就帝制问题作出决定的时刻，主张帝制的另一个论点必然同外交有关，但由于其性质，它没有公开说出来。袁的一位亲密朋友当时写下了这一点，英国驻北京公使把这一点理解为坚持要搞帝制运动的一个因素。①这就是说，帝制有对付日本的用处。1915年5月中日条约签订后，在北京，对日本会向中国提出进一步要求的恐惧心理仍甚强烈。日本并没有得到它所要求的全部，而欧战使中国失去了防止任何一个强国攫取全中国的贪欲的救命均势。人们明显地相信，至少袁世凯明显地相信，转而实行帝制可以牵制具有帝制癖好的日本，直到战争结束为止。

在贬低袁的人看来，袁及其后代的个人野心是理解他称帝的一把钥匙，他们的个人野心确实存在。中国的历史遗留下来了强制性的帝制传统。袁决定利用这种传统，其间有多少个人因素，有多少政治因素，已无法去掂估了。同样，他迟迟不能认识到决定称帝是一件无益的事，这既可以归咎于受到野心的蒙蔽，也可以归咎于顽固坚持对中国国情的独特分析，两者都一样恰当。

袁具有恢复传统的政治礼仪和表征的偏好，从他独裁统治一开始就明显地表现出来。他似乎不只是要退回到过去。更确切地说，他坚决要把旧的和新的结合在一起，把共和制的作风和帝制的作风融为一体，以适应或欺骗现代化的和愚昧无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