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_15

Chapter_15

军的战败，广州的爱国者开始对上海的五卅事件以及随后在其他外国租界区镇压示威游行的行动，组织相应的抗议。劳工领袖们前往香港，去说服那里的工会领袖参加预定在6月21日开始的罢工和抵制，而广州则为进行罢工的香港工人提供避难所。虽然四个共产党控制的香港工会在此之前已经罢工，但总罢工却在指定的日期同时在沙面和香港开始。罢工工人涌进广州，组织者计划在6月23日进行一场大规模示威行动。忧心忡忡的英、法当局召来了炮舰和海军陆战队，并且准备保卫租界，因为担心它将受到攻击。

6月23日，在中午一次大规模反对不平等条约的集会后，一次秩序井然的中国人示威游行穿过拥挤的广州街道，走近面对沙面岛的沿江大道。它由100多支工人、农民、商人、学童、童子军、大学生、黄埔军校学生的分队以及党军、湘军和粤军的几支部队组成。当游行队伍经过架在两岸中间狭窄水面上重兵防守的英国桥梁时，有人先开了枪。哪一方先开枪立刻成了一件有争论的事。①在随之而来的密集对射中，沙面有一名外国人被击毙，8、9人受伤，但英、法一方的火力至少击毙了52名中国人，打伤了117人，其中包括学生、不同行业的平民、军校学生和士兵。

广州人的狂怒是难以形容的。许多人叫喊着要进行战争，但是政治和军事当局极力平息民众怒气以阻止对租界的进攻。广州当局对他们的外国敌人采用了经济战政策，再辅之以外交手段。他们支持香港中国工人的罢工（这在削弱这块殖民地方面只取得了部分成功），支持停止与香港一切贸易和抵制英国货的行动。在外交战线上，他们试图分裂列强，集中力量对英国进行报复。这些措施持续实行了许多个月，直到1926年10月在北伐和进行了多次谈判解决的努力以后才告结束。50000445_0623_0①广州成了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动力。公民集合起来支持政府。爱国学生涌向广州，许多学生报名进入黄埔军校。广州充满了失业的罢工者，对他们的支持耗尽了该市财力，虽然捐献源源不断地从国内其他地方、华侨和苏俄那里流入。中国商界由于强制停止他们与香港的广泛正常贸易，损失严重。有武装的纠察队并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组织严密的罢工者，在革命运动中成了一支左右一切的力量。因此虽然罢工和抵制在一开始有助于巩固革命根据地，它也分裂了领导集团。这些结果是导致1927年4月在广州镇压组织起来的左派的乱成一团的冲突的一部分。

① 见米尔顿·J.T.谢：《国民党：历史文献选编，1894—1966年》，第65—70页。

② 这一探讨以及以下几段的内容是根据韦慕庭的《创始一个革命根据地的问题：孙逸仙在广州，1923年》，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4.2（1974年12月），第665—727页。

① 孙博士和苏联领导人走向结盟的行动的详情，可见于韦慕庭的《孙逸仙：受挫的爱国者》。

① 赛尼亚·乔柯夫·尤廷、罗伯特·C.诺思：《苏俄和东方，1920—1927年：文献概览》，第344—346页。杰恩·德格拉斯：《共产国际，1919—1943年：文献选编》，2，第25—26页，摘要。

① 鲍罗廷的有关他早期几次会面的报告，见N.米塔列夫斯基：《世界范围的苏联阴谋：在北京苏联使馆没收的迄今未公布的文献所揭露的内容》，第130—138页。这是部有敌意的资料集，但经与其他历史证据核对，证明这些文献是真实的。关于孙博士去世前鲍罗廷生活及其活动的最佳的学术性论述是莉迪亚·霍勒布内奇的《鲍罗廷和中国革命，1923—1925年》。叙述鲍罗廷一生的传记有丹·N.雅各布：《鲍罗廷：斯大林派到中国的人》。

① 临时执行委员会工作的详情分八期刊登在《国民党周刊》（广州）中，1923年11月23日—1924年1月13日。又见《革命文献》，8，第1077—1079页；关于宣言，见1079—1080页；关于党纲的起草，见1080—1084页（英译文载谢：《国民党》，第73—85页）。鲍罗廷的党章草案载《国民党》，第73—85页）。鲍罗廷的党章草案载《国民党周刊》，1923年11月25日；转载于《向导周报》第50期，1923年12月29日（这是共产党的刊物）。

② 路易斯·费希尔：《世界事务中的苏联人：苏联与世界其他部分的关系史》，第637—638页。又A.I.切列帕诺夫：《一个在华军事顾问的手记：1924—1927年第一次中国革命内战的历史》，第37—43页。第1卷的译稿为亚历山德拉·O.史密斯所译，第45—49页。军事危机在孙逸仙的《国父年谱》，2，第1020—1033页中叙述甚详，但对鲍罗廷的建议和孙逸仙的拒绝没有提起。

① 《中国国民党广东分党部弹劾共产党的请愿及总理的批评和解释》（中文），载中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弹劾共产党两大要案》，第1—11页。转载于《革命文献》，9，第1271—1273页，但缺孙之评论。几种评论的译文载康拉德·布兰特、许华茨、费正清：《中国共产主义文献史》，第72—73页。

① 海关危机和孙日益敌视帝国主义列强的证据，见韦慕庭：《孙逸仙》，第183—189页。

② 《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关于大会的系统的详细情况，见《革命文献》，8，第1100—1160页，关于总的看法，见《国父年谱》，2，第1052—1070页。

① 切列帕诺夫：《一个在华军事顾问的手记》，1，第67—71页；译稿，第85—92页。切列帕诺夫指出，他论述的根据是鲍罗廷的笔记。

② 根据会议录的辩论记录，载蒋永敬：《胡汉民先生年谱》，第301—303页；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176—182页。李大钊陈述的最早版本可能载于《中国国民党周刊》，10（1924年3月2日），第5页。李大钊亲笔的文字载《革命文献》，9，第1243—1254页。

① 《革命文献》，8，第1160—1167页。鲍罗廷早期的财政捐献是从邹鲁的《中国国民党史稿》推断出来的（第2版，第390和399页，脚注21和22）。虽然邹鲁说党的领袖们决定以其他经费来代替鲍罗廷的资助，但有大量证据说明捐献没有中断。

① 《国民革命军，其起源、发展和体制的简史》。1927年4月6日，这份文件在苏联武官处发现。英译文由北京的英国武官S.R.V.斯图尔德上校送交英国外交部。它可以在伦敦档案局找到（外交部371∶12440/9156）。齐锡生的《中国军阀的政治斗争，1916—1928年》对中国黩武精神的制度化问题进行了研究。迪特尔·黑因齐格的《国民党中的苏联军事顾问，1923—1927年》系统地论述了苏联军事顾问所作的种种努力。

① 尤廷、诺思：《苏俄和东方》，第151、233、344—346页。

② 关于他的传记，见唐纳德·W克莱因和安·B.克拉克：《中国共产主义传记词典，1921—1965年》，2，第720—724页；霍华德·L.布尔曼和理查德·C.霍华德：《中华民国传记词典》，3，第71—73页。关于他的组织工作，见卫藤沈吉：《海陆丰——中国的第一个苏维埃政府》，第1部分，载《中国季刊》，8（1961年10—12月），第160—183页；关于彭湃的自述，见唐纳德·霍洛奇译：《农民革命的种籽：彭湃关于海丰农民运动的报告》。小罗伊·霍夫海因兹的《中断的浪潮：中国共产主义农民运动，1922—1928年》对彭有全面的论述。

① 《革命政府关于农民运动的第一次宣言》，载《中国国民党重要宣言汇编》，第247—251页。罗绮园：《本部去年工作简报》，载《中国农民》，2（1926年2月1日），第147—207页；关于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定，见第158—159页。文中有关于讲习所的大量详细情况。

② 《广东农民运动报告》，第124、53页。

① 韦慕庭、夏连荫合编：《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和在华苏联顾问文献集，1918—1927年》，第258、301页。

② T.C.张：《广东的农民运动》，第23页。

③ 数字根据在1927年12月的广州公社之后发现的一幅地图.见J.F.布雷南：《1927年12月14日在俄国领事馆没收的俄文文件翻译结果的报告》。英国外交部，405/256，密件，《关于中国的进一步通讯》，13583（1928年1—3月）。日期是我们推断的。

④ 同上。蔡和森：《本年五月一日的广东农民运动》，载《向导周报》，112（1925年五一特刊），第1030—1036页。《广东农民运动报告》，第64—83和98—100页。《广宁农民减租运动的经验》，载《第一次国民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139—147页。从《广东农民运动经过概况》（1927年1月）转载。

① 蔡和森的《本年五月一日的广东农民运动》（第1031页）引了彭湃报告他受的凯旋式接待和组织工作的信。关于其他细节，见卫藤沈吉：《海陆丰》，第149—181页；见151—152页。

② 同上。第159页，上面列有直至1926年5月的195名被杀害农民领袖的名单，材料根据阮啸仙：《关于去年广东省农民斗争的简报》，载《中国农民》，6/7（1926年7月）。这个刊物报道了许多具体例子。

③ 肃清（化名）：《共产党之阴谋大暴露》。这本书广泛地讲述了发现的情况和日益高涨的争吵。

① 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弹劾共产党两大要案》，转载于《革命文献》，9，第1278—1286页。弹劾又见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台北版，第413—421页。《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谢持和张继的质询及鲍罗廷的答复的记录》，载《弹劾共产党》，第25—30页和《革命文献》，9，第1286—1291页。

② V.I.格卢宁：《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形成（1920—1927年）》（俄文），载《共产国际和东方；在民族解放运动中为列宁主义战略和战术而进行的斗争》，第242—299页；见第271页。已故的莉迪亚·霍勒布内奇为我摘录了这篇根据俄国档案的文章。

③ 同上，第271—273页。

④ 指示转载于《革命文献》，16，第2773—2776页。见《从容共到清党》，第324—331页；关于全会讨论和辩论的情况，见《国父年谱》，2，第1ll7—1119页。

① 韦慕庭：《锻造武器：孙逸仙和国民党在广州，1924年》，第89—93、100—105页，书中有“商团事件”的内容充实的记载。

① 第一次东征的材料来源如下：陈训正：《国民革命军战史初稿》，载《革命文献》，10和11，第1523—1677页；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台北版，第406—463页。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国防部：《北伐战史》，第13—25页；切列帕诺夫：《一个在华军事顾问的手记》，第138—202页，译稿第183—263页。

② 韦慕庭的《孙逸仙》（第277—282页）对临终遗嘱、给苏俄领袖们的告别信以及纪念活动进行了讨论。

① 关于大会的论述，见[罗]亦农：《中国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之始末》，载《向导周报》，115（1925年5月17日），第1063—1064页；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新中国书店版，1949年），第116—138页；陈达：《中国劳工问题》，第122—128和593页；中国劳工运动史编纂委员会编：《中国劳工运动史》，2，第356—361页；张国焘：《中国共产党的崛起，1921—1927年》，第414—422页；琼·切斯诺：《中国的工人运动，1919—1927年》，第258—261页。

② 关于五卅事件的重要史料包括：《国闻周报》，2.21（1925年6月7日）和22（6月14日）以及延续至9月份的以后几期；《东方杂志》，1925年7月份专刊；《向导周报》，117（1925年6月6日）至134（10月30日）；美国国务院：《关于中国国内事务的记录，1910—1929年》，缩微胶卷第329号第137卷，关于美国国务院893.5041/112，美国上海总领事克银翰1925年6月10日发的快信，附件1：《5月16至6月5日警察局报告摘录》；附件2：调查；附件5：《1925年6月2日星期二会审公廨记录摘录》（初步听审）；美国国务院893.5045/147：《1925年6月9日星期二会审公廨记录摘录》（审讯和盘问，然后是九次出示证据，共175页）。审讯记录见《1925年5月30日骚乱时被捕华人的审讯记录》（我未见到此文件）；美国国务院893.5041/158，1925年7月3日北京代办费迪南德·梅耶发的快信：外交使团派住上海的一个代表团的调查报告，附件23份；美国国务院893.5045/274：10月12日起进行审问的英、美、日三名法官组成的委员会的单独的发现。国际法官委员会首席法官E.芬利·约翰逊致国务卿弗兰克·B.凯洛格的说明事件的信件的日期为上海，1925年11月14日。发表的审讯记录有：1925年国际法官委员会的《国际法官委员会的诉讼报告》（我未见到此文件）。大量信件、剪报、中国刊物的译文、宣传招贴的照片等证据的要点收入美国外交人员和领事馆的报告中，上述缩微胶卷第329号第43—45和136—138卷；这些材料可在国务院的《关于美国外交关系的文件》，1925年，I，第647—721页见到。近期的一种优秀的说明见尼古拉斯·R.克利福特：《1925年的上海：城市民族主义和外国特权的扞卫》。

① 陈训正写了这次战役的全面的报道，转载于《革命文献》，11，第1704—1706页。此文是《北伐战史》中附有两幅地图的类似报道的基础（I，第280—287页）。又见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1925年6月1—14日），第484—486页；美国国务院893.00/6396和/6458，广州总领事精琦士快信，1925年6月12日和17日；《纽约时报》，6月7—13日。

② 切列帕诺夫与黄埔的学生参加了这次战役，他提供了战役的详细报道，虽然报道显然部分地根据苏联使团的档案。他把布廖赫尔作为进攻计划的制订者和所有军事行动的负责人来描述，并生动地叙述俄国顾问与分散的国民党部队形成了一个通讯网络，准确地执行了布廖赫尔的命令。切列帕诺夫：《一个在华俄国军事顾问的手记》，1，第201—238页，译稿，第291—314页。这个报道的特征是对蒋介石抱有一种敌意的偏见。当时与国民党军队在一起的大约只有20名俄国顾问。

① 基本文件载于《革命文献》，20，第3801—3820页。《从容共到清党》第373页引的决议来自1925年6月14日中央政治会议第14次会议的记录，记录保存在国民党档案馆。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494页提供了次日中央执行委员会采纳的决议。其他的详细内容载蒋永敬：《胡汉民先生年谱》，第331—332页。

② 本段论述省港大罢工的开始的段落是把作者研究中国、俄国、英国和美国的材料的一份手稿缩写而成。

① 提供这场争端中国一方的最全面的材料是钱义璋编的《沙基痛史》，原文在国民党档案馆，230/1780；部分转载于《革命文献》，18，第3330—3358页，断断续续地直至3419页。又，《6月23日：1925年6月23日中国广州沙基惨案调查委员会报告》，“委员会”分发。关于沙面的观察者证明中国人一方先开枪的证词，见英国外交部，Cmd，2636，中国第1号（1926年），《关于1925年6月23日沙面事件中先开枪的文件》。又，美国国务院，893.00/6464，广州精琦士1925年6月26日快信；893.00/6314，6月24日沙面电报；亚细亚舰队总指挥给美国海军部作战司的两份电报，意译后交美国国务院，893.00/6352和/6359。根据我掌握的证据，我发现不可能确定何方先开枪的事实。

① 大卫·克莱夫·威尔逊：《英国和国民党，1924—1928年：英国和中国官方政策和观念的相互作用的研究》，此文充分报道了间歇的谈判的努力，材料主要根据英国外交部档案，也使用了中文材料。伦敦大学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1973年博士论文。

内部的竞争和不和

流产的反革命

反革命在1925年8月20日暗杀廖仲恺的行动中摊牌了；廖是孙逸仙的联合苏俄和大力动员群众的主张的热诚支持者。在悲剧发生后，鲍罗廷立刻提议组成一个全权处理这场危机的三人特别委员会。许崇智、汪精卫和蒋介石是委员会的成员，鲍罗廷任顾问。调查暴露了一批保守的国民党领导人和一些粤军指挥将领谋求推翻广州政权中激进分子的阴谋。不到一个星期，许多嫌疑犯被逮捕，有的被处死，有的阴谋策划者已经逃走。蒋介石和鲍罗廷决定派胡汉民去俄国。在一个月内蒋介石驱逐了他的对手粤军名义上的指挥官许崇智。两名阻止俄国影响扩大的老资格党员

林森和邹鲁被派到北方执行一项“外交使命”。这些人后来成为国民党内部反对留在广州的领导集团的一个有威望的派别。①

危机还有其他重要的后果。汪精卫和蒋介石成了革命运动中的关键人物，在长达六个月的时期内拥有最大的权势。支撑广州政体的军事力量被改组成国民革命军的5个军：来自党军的第1军，由蒋介石指挥；湖南人组成的第2军，由谭延闿指挥；云南人组成的第3军，由朱培德指挥；从粤军抽调组成的第4军，由李济琛指挥；由李福林的私人军队组成的第5军。把驻于地方根据地的粤军的分散部队合成一体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新命名的第4军逐渐地被改造成一支统一的和有战斗力的部队。另一个统一财政的努力也最后取得成功。②

从1925年10月到1926年1月底，改组后的国民革命军打了三次战役，巩固了它对广东的控制。到10月初期，广州在东面又受到陈炯明带领的重整旗鼓的部队的威胁，同时熊克武带领的一支川军在西北方向以及邓本殷和魏邦平带领的粤军在西南方向也威胁着该城。主要由第1和第4军的几个师和程潜率领的一支混合部队（后来为第6军）参加的第二次东征，决定性地打败了陈炯明的联盟。第1军第4团在10月14日攻占了陈的貌似攻不破的惠州要塞，根据目睹战斗并描述了共产党军官和政治委员的勇气的切列帕诺夫的记载，第4团表现出非凡的勇气，许多人英勇牺牲。①在以后的一系列战斗中，在蒋介石全面指挥下的东征军攻占了前往汕头的沿途的城镇，同时程潜切断了敌人往江西和福建的退路。②如同前一次东征，政治工作者动员民众支持，俄国人为每支主力部队出谋划策。

也是在10月份，第2和第3两个军的部队把川军往北赶出广东省边境。在东征结束前，第1和第4两个军的部分部队不得不调往南线，在第2和第3两个军的帮助下在12月后期打败了敌人，并且往前推进，拿下了海南岛。因此在北伐以前，国民革命军的大部分成员经受了战斗考验而变得坚强了。

在国民党控制了广东以后，毗邻的广西省的三位将军使该省与广州联合起来。黄绍竑、李宗仁和白崇禧加入了国民党，让国民党在他们控制的区域活动。他们的部队被命名为第7军，由李将军率领。在湖南南部指挥一个师的唐生智将军，在1926年春季也就合并他的部队之事进行了谈判，他的部队被命名为第8军。这8个军在北伐开始时是国民革命军的主力。总兵力约15万人，不过只有约10万人可以用于两省根据地以外。③国民革命军仍是一支相当混杂的军队，但是在俄国人帮助下的两年半的改组期间，它在训练、装备、教义的灌输和战斗经验方面，都有了改进。

国民党的两极分化

1925年夏季，戴季陶出版了两本书，它们都对孙逸仙的哲学作了保守的解释，并且都提出了反对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的论点。①戴季陶争辩说，三民主义是国民党唯一的学说；同时他断言，国民党是为国民革命工作的唯一的党。共产党员和其他不是无保留地接受这些主义的人，应当从国民党清除出去。实际上，戴季陶号召结束容许共产党员在年长的党内活动的制度；他指责共产党员是寄生的，在领导人之间挑起冲突，设法把非共产党员从国民党的岗位上拉下来，并且吸收国民党员参加共产党和他们的青年团。戴季陶的朋友沈定一原来参加了共产党，这时转而反对它。7月5日，他召开了国民党浙江省委员会的会议，发表了响应戴季陶思想和谴责阶级斗争观念的宣言。上海的执行部印了这份文件分发给它管辖的所有组织；它还发表指示，禁止国民党员提倡阶级斗争。②

共产党对这一挑战作了反应。共产党领袖陈独秀发表了一封日期为8月30日的致戴季陶的公开信，他在信中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动机辩护，并且警告说，戴季陶的着作正被反动派用作宣传。③中央委员会在10月份举行了一次扩大的全体会议，会上通过了一项关于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关系的决议。决议攻击戴季陶之流，认为他们是主要敌人，并且重新强调了联合国民党左派反对右派的政策。决议试图定出这两类党员的分类标准，但是表示了对左派真正力量的怀疑。①

一批国民党老资格党员，于1925年11月在北京附近的西山召开他们称之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会的会议。实际上国民党由于广州正在遵循的激进路线而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以致北京的集团和广州的领袖们都不能凑足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法定人数。可是，“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会”决定把共产党员赶出国民党，并宣布国民革命和阶级革命不能共同前进。这个集团宣布中止鲍罗廷与党的关系，解散没有党章根据的政治会议，停止汪精卫的党籍六个月。这些措施没有约束性的效果。为了报复，广州的领袖以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义发表了一篇宣言，谴责邹鲁和谢持对西山会议派的领导；在一封公开信中，蒋介石为汪精卫、鲍罗廷和中共党员辩护。西山会议派在上海成立党部，夺取了当地党员的登记簿，接管了《民国日报》作为它的喉舌，并且计划召开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②

但是，广州的领袖们先成功地召开了他们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于1926年1月4日至19日在广州举行，253名有投票权的代表到会；大会听取了关于党的工作各个方面的报告，其中包括谭平山关于党员问题的论述。党员仍不足20万人，虽然谭平山后来谈到国内外党员有50万人——这是夸大。他提供了11个正式组织起来的省的每一个省、5个在组织过程中的省和3个直辖市的党员的大致数字，共计183700名党员；但他不得不略去上海和汉口的数字（它们没有上报），也没有提到在陆军、海军和广州警察中吸收的数字，这些部门都有特别支部。①

约90名国民党代表（超过1/3）也是共产党员。②他们作为一个核心小组发挥作用。大会讨论了对持不同意见的保守分子的处罚和处罚方式。出现了尖锐的不同意见，但是最后，汪精卫的从宽的呼吁——为了不致进一步使党分裂——被举手表决的大多数代表所通过。谢持和邹鲁将被开除出党，其他12名参加西山会议的党员应接到警告信，戴季陶将被告诫悔过，③作为对西山会议派驱逐鲍罗廷的直接反应，第二次代表大会一致通过给他一封感谢信，并送给他一件上面刻有“共同奋斗”字样的银器。④

由于西山会议派的主要要求之一是在国民党内清除共产党员，分歧就不能避免。的确，争论表明有一股批评共产党员秘密活动的暗流和没有言明的对他们是否忠于年长的党的怀疑。几名共产党的发言人激烈地为他们的党辩护。于是这一问题又被搁在一边，决定由两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一起开会，制订出一个解决办法。⑤从来没有举行过这样的联席会议。

左派的另一个胜利是选举国民党新的中央委员会。在持不同意见的北京集团中，没有人重新当选。在中央执行委员会的36个席位中，共产党员赢得了7个（可能8个）席位，在24个候补席位中，赢得了6个，其比率稍高于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席位的比率。只有两名共产党员赢得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席位，但在前一届则没有。身份不那么确定的左派赢得了中央执行委员会的9个正式席位、3个候补席位；在中央监察委员会赢得两个席位。蒋介石成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新委员，与汪精卫、谭延闿和胡汉民一样，也是得票最高的。胡汉民显然是一个潜在的右派领袖，因在谋杀廖仲恺阴谋中所起的可疑作用，仍在俄国流亡。他实际上的全票当选一定是事先安排好的。①

向左转的最明显证据是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其九人常务委员会（真正的执行机构）一事。常务委员会包括三名左派——汪精卫、陈公博和甘乃光；三名共产党员——谭平山、林祖涵和杨匏安；以及蒋介石、谭延闿和胡汉民。②广州的左派和共产党领袖们享受他们的胜利只有两个月时间。

国民革命军的政治化和共产党的渗透

国民党的国民革命军被有意识地政治化，以使它成为有效的革命工具。武装力量由国民党的文官控制，官兵们被灌输了党的意识形态。控制的主要工具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隶属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政治会议）、由军事委员会直接领导的政治训练部，以及武装力量所有较大部队的党代表。政洽部以苏联中央政治处（PUR）为模式，党代表相当于红军中的政治委员。控制和教导的制度是逐步实行的，始于1924年春季黄埔军校成立之时；在1926年3月中北伐开始前不久，大部分较大的部队都设立了政治机构。政治化部分地代替了技术的现代化；它还被设想为一种控制对国民党的忠诚可能有问题的军官的手段。①

政治训练部是既用于控制又用于教导的工具。它约在1925年6月成立，到10月份开始行使职能。军事委员会经国民党政治会议批准，任命部的领导。陈公博在1926年3月担任这个职务，但不久就被替换。当时一张组织表表明约有29名军官在三个部门——总务、宣传和党务——工作。军队中的实际工作是通过党代表和政治部门来进行的，政治训练部至少在理论上控制陆军中的军和独立师、海军和空军局、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总参谋部和军需处的党代表。军队中一切党的工作及政治和文化工作应该在政治训练部的指示下进行，但是给高级党代表的指示必须有军事委员会主席以及政治训练部领导的签名。但是在政治训练部和高级党代表（他们大部分为老资格党员）之间存在摩擦和冲突的因素。共产党员周恩来是该部副主任，但常常代理主任的工作。

到1926年3月中旬，政治训练部已经为军队官兵制定了一个三个月的政治教导计划；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为不识字的士兵编写一本读、写教科书；发行了一份名为《政治工作》的日报，发行18000份，大部分发给军队中的军官和政治工作者。《政治工作》的编者是一名共产党员，中国共产党的当地委员会为日报撰写专栏文章，作为教导政工人员的手段，再通过他们去教育军队的官兵。为了协调军、师政治部部门的出版活动，由这些单位代表组成的一个委员会计划出版16种小册子，其题目如《教士兵什么，怎样教？》《什么是“不平等条约”？》和《国民党史》等。五种已经付印；此外，其他的小册子、传单、书籍、杂志、情报、漫画招贴也由不同的机关大量发行。

党代表是国民革命军部队中的国民党的政治监察人和官方宣传员。到1926年3月，这个制度在所有陆军的军、海军的舰只以及中央军事行政机构中实行。《国民革命军党代表章程》的第一条宣布了它们的目的：灌输革命精神，提高战斗力，加强纪律性，开展三民主义教育。①党代表对其部队的政治和士气状况负责，并监督执行国民党的指示，领导党的核心，开展一切政治和文化工作。他必须熟悉他部队的官兵，研究他们的思想情况，并且力图纠正一切缺陷。他是有指挥权的军官，对他的命令要像对部队指挥官的命令那样服从。在战斗中，他是英勇善战的模范，在进行战斗时保护平民不受军队的骚扰；他应当在部队的驻地建立与农会和工会的联系。

党代表是独立的指挥系统的一部分，这个系统与军事系统平行而不是隶属于它。党代表观察军官们的忠诚。高级党代表由军事委员会向军部和师部、海军局、总参谋部以及其他高级机关指派，并与军事指挥系统的对应人员共同行动。军事指挥官颁布的命令如没有党代表的签署，不能生效。在发生分歧时，党代表应签署，但应向上级报告情况；但如果指挥官犯有某种不法行为，党代表应加以阻止，并立刻向其上级和军事委员会主席报告。党代表即“政委”，与军事指挥官同为一体，不可分割，不论何时何地，都应共同工作，以求达到一个共同目标，即在国民党的旗帜下统一中国。

根据我们利用的基本材料（约至1926年3月）的俄国作者所掌握的情况，在国民革命军中有876名政治工作者。他们之中的75％是共产党员或国民党左派，约20％为无原则的野心家，所剩下的5％是极端仇视共产党员和左派的国民党右派。附件之一提到在国民革命军中搞政治工作的共产党员有241人，即超过了已知的政工人员数的1/4。已知有887名共产党员在陆军中，其中一半以上在第1军和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在当时65000名战斗士兵中仍是一小部分。俄国顾问V.A.萨卡诺夫斯基（“尼洛夫”）在探讨3月20日的政变时指出，共产党政工人员担任了军队中大部分重要职务，指派他们自己的人到不同的岗位，并且秘密执行各指挥官所不知道的任务，这就引起了各级指挥官以及非共产党的政工人员的猜忌和愤怒。他报道，第1军的政治部主任、它下面各师的5名政委中的4名以及16名团政委中的5名是共产党员。①

按照《国民革命军的政治工作》一文的俄国作者的说法，所有共产党员接到了向国民党组织渗透并在其内部取得影响的指令。当时流行的口号是：一个优秀共产党员就是国民党核心组织的优秀成员。这种渗透，特别是对部队进行政治教育的关键领域的渗透强烈地引起有些国民党领袖的担心。而且，中国共产党广东省委员会在广州成立了一个特别军事部门，以指导共产党员在军队中的工作。它是一个秘密小组织，其成员广大党内同志都不知道；它指导军队中共产党核心小组的秘密工作。人们还猜想，它组织工农武装小分队，在秘密会社、地主小分队和其他武装集团中成立核心小组，在铁路干线和重要水道上组织核心小组以搞乱敌人后方和平息反革命暴动。披着国民党员外衣渗入军队的俱乐部和学会——像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的共产党人，要听从党的特别军事部门的指示。他们还要注意军官们的举动，并向共产党的上级组织报告任何有害的活动。总之，共产党的用意是尽一切可能去影响国民革命军的政治化，虽然他们还不能完全指挥它。

这个秘密系统究竟多么巧妙地瞒过了国民党的领导集团，这不得而知。可是共产党在军内的组织和宣传工作是不能完全隐瞒得住的。

北伐前共产党对群众运动的领导

中国共产党献身于组织中国的群众——工、农、兵和学生——并使这些集团激进化，为有朝一日革命进入第二阶段（即社会主义革命）作好准备。领导集团的意图是既要控制群众，又要在党自己的队伍中输入无产者，以使它成为一个大党。1925年10月在北京举行的一次党的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通过的一系列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案就表明了这些意图。其中第二个决议案告诫说：

……一方面是要集中和组织无产阶级，别方面还要给他们以政治上的训练和教育，找着和农民结合的方法，及与一切民权主义分子联盟的正当道路。中国共产党为着要执行这种在历史上有重大意义的职任，第一便要扩大自己的党——吸收无产阶级及先进的智识阶级中最革命的分子……中国革命运动的将来命运，全看中国共产党会不会组织群众，引导群众。①

下一年的突出标志，是在扩大共产党及其青年团以及改变它们成员的社会成分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例如，1925年2月改名而成的共产主义青年团，在1925年初期还不到2500人，至1926年11月已发展到约12500人。1925年5月30日以前，90％的团员为学生，但到9月份，他们只占49％。1926年11月，学生占35％；工人占40％；农民占5％。②共产党由于1925年中期的革命高潮，也迅速发展，快到1926年年底时，原来几乎全是由知识分子组成的党已经改变了它的组成成分，据报道，其中66％被划为无产者，22％为知识分子，5％为农民，2％为士兵。③但是，这些比率可能把党和青年团都包括在内。

共产党员们勤奋地工作，试图扩大他们1925年5月在广州的一次大会所组织、并由他们控制的中国总工会。④到1926年5月召开下一次大会时，在组成的一些工会中党员人数据说已从540000人发展到1241000人。①但是，由于镇压，许多工会已被赶入地下。例如，上海总工会在1925年7月28日宣布，它在117个工会中有218000名会员。这一迅速发展，是6月爱国大罢工和许多工人只有通过他们的工会才能得到罢工津贴这一事实的结果。也有工会纠察队胁迫和恫吓的情况。一年以后，上海总工会宣称，在工会总部被强行关闭、像李立三和刘少奇那样有战斗精神的领袖已在上一年9月被赶出上海以后，只有43000名会员（另一种报道说1926年5月有81000名）。②尽管有这样的挫折和非共产党的工会和联合会的对立和反对，在五年工作以后，共产党内仍有许多有经验的劳工组织者，其中不少人是真正的无产者。③此外，广州的共产党员左右着指挥省港大罢工的罢工委员会，控制了武装纠察队，并且行使了某些方面的司法和治安的权力。

1925年5月和1926年5月在广州召开第一和第二次广东农民协会大会期间，农民运动大大地发展了。相当可靠的1925年4月的数字表明，广东省94个县中仅仅22个县的557个村或乡，就有会员172185名。①一份关于1926年5月的详细报告，表明在66个县的4216个乡协会中有会员626457人。②这仍占该省数百万农户的很小比率。由于始终由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员领导的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毕业生积极组织，人数增加了将近四倍；讲习所从1924年7月至1925年12月期间办的五期，培养了478名专家，其中大部分是农民。③如果按县把协会标在广东省的地图上，它们最集中的地方似乎在东南（彭湃为领袖的海丰县、陆丰县和五华县）、广州附近位于三角洲的几个县（特别是顺德、东莞和香山）以及西北的广宁县（运动最初在那里取得巨大成功）。在国民革命军未控制的地区，如东北地区，或是在新近攻取的地区，如西南地区，农民协会很少，会员也不多。理由似乎是清楚的。农民协会是社会革命的推动者，也是国民革命的工具。在国民党军事力量尚未到达的地区，这些农民协会是难以组织和维持的。

地方农民协会一再进行消灭社会-经济苦难的斗争，这就使它们与诸如富裕地主和税收机关等地方的权势者对立起来，这些人和机构往往拥有民团。组织得比较好的农民协会有自己的受过训练的武装卫队。双方大量流血和进行威胁是这些斗争的特征。列入1926年头三个半月的164件冲突事件，大部分可分为以下几类：反对民团和“土豪劣绅”压迫的斗争；土匪的掠夺和杀戮；部队的骚扰和官吏的压迫。其他的冲突产生于更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原因。①共产党领导的声明，强调农民协会对国民革命军在广东进行的战役以及对香港罢工和抵制的支持，总之，它们进行阶级斗争，也支持革命。

1926年初期俄国人的作用

苏俄和共产国际向中国的革命运动提供建议和资金，并且试图在打败帝国主义和中国的军阀主义方面引导它走向胜利。（详细的论述超出了本章范围，但对到1926年初期的概括报道可能有助于说明事态的发展。）

俄国资助中国革命活动的规模仍是秘密的；这里只能提供一些以似乎可靠的证据为依据的例子。1923年3月，俄国领导集团决定援助孙逸仙，投票决定提供200万中国元的财政援助。②鲍罗廷提供了黄埔军校创办经费的一部分，后来他告诉路易斯·费希尔，苏联政府拨出300万卢布（约270万中国元），作为学校组建和开办时的费用。③布廖赫尔日记中的几段记载表明，1924年11月的按月资助为10万中国元。④1924年10月由伏罗夫斯基号运往广州的武器是赠送的，但是1927年4月从北京苏联武官处搜查到的文件表明，以后广州政府应该支付从符拉迪沃斯托克运来的武器和弹药。武官叶戈罗夫于1926年7月起草的一份致“加伦”（布廖赫尔）的电报，通知他到〔1925年〕12月1日提供给广州的军事给养已达到250万卢布，必须立刻付款；以后，广州的订单只有在付现款的情况下，才有可能予以履行。①1924年8月，孙博士在广州设立中央银行，俄国答应支援1000万元（粤币），不过当时只汇去3万元。②根据10月份来广州访问的孙博士的密友马素的报道，俄国还通过鲍罗廷在1924年每月约资助国民党35000中国元；布廖赫尔12月1日的日记指出，鲍罗廷还一直支付国民党军官的薪水，并且资助党报和党的刊物。③

当1925年2月中国工人在上海的日本纺织厂进行罢工时，《消息报》在3月3日报道说，“赤色职工国际”正支援工人30000卢布；它还公布了罢工委员会对援助的感谢信的译文。④按照莫斯科报刊的说法，在爆炸性的五卅事件以后，俄国一些工会迅速送来148000卢布支援上海的中国罢工工人。⑤也许人们需要查看一下鲍罗廷的帐本，以了解他究竟在1925至1926年持久的罢工和抵制行动期间，为了支持住在广州的香港工人而提供了多少钱，因为在北京的突然搜查中发现的一份文件（它提供了到1926年3月的罢工过程），只提到资金“部分地由中国国内外的中国人和无产阶级捐助”。①在北方，苏联顾问训练和装备了冯玉祥将军的军队。根据冯玉祥签名的收据，1925年4月至1926年3月期间，俄国给他提供了价值600多万卢布的武器和弹药。②我还没有见到共产国际给中国共产党财政援助的可以核实的估计数。

金钱带来了影响，但没有带来绝对的权威。在华的俄国人遇到了挫折和失意的事。尽管在1925年下半年，中共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的人数有很大的增加，在组织从香港来的罢工工人和广东的农民方面成绩卓着，但中国的党的领袖们对在国民党内工作的约束不耐烦了。共产国际的领袖们不得不阻止共产党试图退出国内联盟。③1926年3月13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通过一项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坚持“国民党与共产党人的战斗联盟”；谴责党由于在吸收工人时的“狭隘的宗派主义观点”而使组织发展缓慢；对两种偏向提出警告：一种是“右倾主义”，即无原则地与一般民主民族运动合流，一种是“左的情绪”，即试图跳过民主革命阶段直接过渡到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政权，而忘记了农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像1923年以来那样，坚持“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它号召中国同志们“把所有现存的农民组织团结在共同的革命中心之中……这些中心将能够唤起全体农民进行武装斗争以反对农村中支撑半封建制度的军阀、行政官员、中间人和绅士”。①莫斯科可以轻而易举地指定这项任务，但在中国执行起来并不那么容易，在中国，晚至1926年7月，共产党执行委员会的一次全会承认，仅有120人负责党的工作，而当时至少需要355名领导人员。②

俄国在华北已经大量投资，试图加强和争取冯玉祥和其他将领1924年10月对吴佩孚发动政变后组成的国民军。从1925年4月后期开始，一批苏联军事顾问开始与冯将军的国民第一军一起工作，到11月份，有42名俄国人在他的张家口根据地工作。他们未能接近冯（更不用说控制冯为俄国利益服务），但是他们勤奋地工作，通过建立各种技术学校来提高下级军官团。他们没有取得像他们的同事在广州似乎取得的那种成就。1925年6月，43名俄国人抵达河南开封，与岳维峻指挥的国民第二军一起工作。他们在各个方面都受到了挫折，他们之中只有几个人留下来，看到了岳的军队在1926年3月初期在农村“红枪会”的攻击下土崩瓦解。俄国顾问们试图与国民第三军建立联系，但没有成功；国民第三军在1926年2月也崩溃了。

到1925年末，郭松龄推翻张作霖——俄国的敌人——的努力失败，这部分地由于国民军支持不力（虽然张家口俄国顾问团的18名成员协助冯进攻），部分地由于满洲的日本军队为保护张作霖而进行了干预。冯将军于是退隐，他的国民第一军的将领们准备撤到长城的那一边，避免与张作霖和东山再起的吴佩孚的联军交战，吴对俄国并不比张将军更友好。①在郭松龄叛乱时，张作霖从黑龙江调来援军，但中东铁路的俄国经理A.V.伊凡诺夫拒绝让军队不付费用而通过铁路行动。部队使用另一条路线南下，但是在平息叛乱后，回去的部队强行征用了几列火车返回哈尔滨。伊凡诺夫通过关闭长春至哈尔滨的一段铁路，进行报复，因而在1926年1月22日被中国部队逮捕。加拉罕发出一份最后通牒，问题通过在奉天的谈判得到解决。张作霖这时完全了解在他地盘之北的俄国人的力量以及俄国人对他国内敌人的援助。②

2月份，在发生这些事件时及以后不久，来自莫斯科的以A.S.布勃诺夫为首的一个委员会在北京研究华北和华南的俄国顾问的工作，同时调查苏联援助中国革命的总的问题。委员会会见了加拉罕大使和武官叶戈罗夫，以及几名协助冯玉祥的和在广州工作的顾问。尽管对冯将军是否真正献身于革命一事感到担心，但布勃诺夫和加拉罕仍决定继续讨好于他。③

3月18日，北京发生了一起严重的事件，它使国民第一军与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关系紧张起来，并且可能使俄国使馆更加沮丧。这一事件是八个辛丑和约缔约国在3月16日交给段祺瑞政府的一份最后通牒引起的，它要求清除它们的北京至上海的通讯的一切障碍，以信守1901年的辛丑和约。次日，中国文职机关和政治组织的代表向政府请愿，要求拒绝最后通牒，但是他们被赶走，许多请愿者受了伤。3月18日上午，一次群众集会通过了取消辛丑和约以及所有“不平等条约”的决议。国民党和共产党的领导共同组织了阐明两党一个根本目标的抗议。约2000名示威者（其中有许多学生）浩浩荡荡地朝执政府前进，但是遭到政府卫兵的攻击，47名示威者被杀，几乎与沙基惨案中被杀的华人一样多。政府发出了缉拿北京五名国民党着名人物的逮捕令，其中之一就是共产党创始人李大钊。他们都隐蔽起来，李大钊到俄国使馆避难。段祺瑞政府是通过冯玉祥的支持而幸存下来的。一名国民军将军是北京司令和警察首领，但似乎没有采取行动以阻止这次屠杀。因此，国民党的北京市党部把这次事件归咎于国民军的领导，并且发表了一项决议，声明如不逮捕和处决段祺瑞和其他高级官员，国民党将断绝与国民军的友好关系。但没有发生这类事。①

在华南，俄国援助团在1926年3月初期可能有50名或更多的老练工作人员。六艘俄国船定期往返于符拉迪沃斯托克和广州之间，运来汽油、武器和拆散的飞机。②军事代表团团长是N.V.古比雪夫（“基桑卡”），他接替了布廖赫尔将军，但是他与党军领袖和军校校长蒋介石的关系是紧张的。

这些问题和变化不定的局势，有助于说明俄国共产党政治局的一个特别委员会1926年3月25日通过、政治局在一星期以后正式批准的关于中国和日本的一个令人感兴趣的决议。①以利昂·托洛茨基为首的政治局特别委员会，对中国国内各种力量的相互关系以及在1925年12月签订洛迦诺条约后帝国主义各种力量得到巩固的危险，表示了严重的不安。委员会担心英国和日本可能联合起来反对中国革命和苏俄。苏联需要延长它的休整期，中国革命需要赢得时间。为了对付这些危险和保护满洲的俄国利益，委员会决定，必须与日本和张作霖达成保证日本和俄国在满洲的地位的谅解。必须“甘心于一个事实，即南满在以后的时期将留在日本的手中”。这个迁就政策必须提交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取得它们的同意，鉴于中国对日本的仇恨，委员会认识到要它们接受这一方针是多么困难。“与日本达成某种谅解”的方针必须谨慎地拟定，以使中国的革命力量不会不正确地解释为“为了解决苏日的政治关系而牺牲中国的利益”。为了正确地引导舆论，必须对中国报刊加强革命的和反帝国主义的影响。

如果满洲将成为自治区（委员会说这是日本所希望的），俄国应使张作霖不再“干涉中国其他地区的内部事务”。中东铁路应完全归俄国控制，虽然要以一种称之为汉化的文化性质的措施作为掩饰。在与张作霖谈判时，俄国应鼓励张与日本保持良好而稳定的关系。俄国不会损害这种关系，但应明确指出，为了在对日关系中保持某种独立性，满洲政府与俄国也保持良好关系将对它自己有利。可以向张作霖指出，某些日本集团准备以一位低能的将军来代替他，“但是当存在正常关系时……我们认为没有理由让别人来代替他”。与张作霖（以后并与日本）达成协议的几个问题之一应该是，保护革命的蒙古不受张作霖侵犯。

在与日本谈判之前，俄国应集中力量真正改善关系并影响日本的舆论。委员会酝酿一个可能的三方协定（苏联、日本和中国），但是“在政治上和外交上应该这样打好基础：使中国人不可能把中国发现自己暂时被迫向日本作出的任何让步，解释成我们参加的一种势力范围的划分”。应让左派人士知道，俄国只准备容忍中国向日本帝国主义作出的那种让步，这种让步是保卫革命运动使之不受联合的帝国主义进攻所必需的。可能举行的联合谈判，将达到以下的目的：以某些让步为代价，在日本和英国之间打进楔子。

俄国公开宣布，它完全同情中国群众为争取一个单一的独立政府而进行斗争；但是它将反对俄国进行任何军事干涉的想法：中国的问题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去解决。在实现一个统一的政府之前，苏联政府“试图与现存的所有中央和地方的政府建立和保持忠诚关系”。因此，委员会在向南方看时，认为如果人民军队（即国民军）不得不长期把地盘让给吴佩孚，那么与吴达成一项协议以削弱他对英国（“中国独立的主要死敌”）的依赖是有利的。应鼓励广州政府把其地盘不仅看成临时的革命滩头阵地，而且看成是一个需要稳定政府的国家，还应鼓励它集中全力于内部改革和防务。斯大林对被批准的文字进行了补充，说广州政府应“断然放弃任何扩张性军事征战的思想，总的说还应放弃会把帝国主义者推向军事干涉道路的任何活动”——反对蒋介石北伐计划的一种告诫。一张便笺指示驻巴黎的苏联大使查明广州政府有无可能与法国妥协，是否会派代表去法国试探这种可能性。①

总之，正如研究这个时期中苏关系的一个专家所概括的这份文件的主旨，俄国的策略“是要分裂帝国主义阵营，其手法是把英国作为排外行动的主要目标加以孤立，并在损害中国利益的情况下收买日本”。①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广州发生的事件清楚地说明，俄国不能控制国民革命的方向。蒋介石3月20日政变的含义，莫斯科的领导集团到3月底显然还没有领会，或者至少没有影响他们关心北方的基本策略。

国民党内权力关系的再调整

1926年3月20日“中山舰事件”的原因和蒋介石从此以后玩弄权术的手法，都非常复杂和使人迷感不解，这里不能详细论述。②由于广州三名最高级俄国军事顾问盛气凌人的态度和对俄国武器和资金分配的控制，由于他们缺乏对北伐的支持，还由于蒋怀疑N.V.古比雪夫与汪精卫和其他人勾结，企图把他送到俄国，蒋介石对这三名顾问的敌意显然加强了。他还敌视他的主要政敌汪精卫，怀疑汪与俄国人一起反对他。③

从黄埔蒋介石大本营起锚的中山号炮舰3月18和19日的可疑的游弋，可能使蒋介石认为一个劫持他并把他送到俄国的计划正在进行之中。3月20日上午，他扣留炮舰，逮捕了海军局代局长李之龙和一名共产党员，在广州宣布实施戒严令，命他的部队解除保护俄国顾问住宅和共产党控制的省港罢工委员会指挥部的卫兵的武装。①这次突然行动没有与汪精卫商量，也没有预先警告俄国顾问，它造成了一次政治风暴，这次风暴以俄国人同意驱逐三名蒋介石最反对的顾问、从第一军撤去共产党政工人员和汪精卫在5月9日去法国而告终。

4月29日，鲍罗廷与胡汉民、陈友仁和几名左派领导人一起回到广州。在此以后，蒋介石和鲍罗廷之间进行了激烈的讨价还价，而鲍罗廷在谈判中似乎作了大部分让步。蒋介石同意排除一批比较保守的国民党官员，而鲍罗廷则同意继续俄国的援助和支持原来俄国顾问和中国共产党所反对的北伐。共产党员将大大地限制在国民党内活动。

蒋介石要求召开一次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会议在5月15至25日举行，决定对国民党内部共产党的影响进行严格的限制。蒋介石系统地阐述了大部分建议，它们经过字面修改后被采纳。在第三国际的一名代表帮助下，计划再举行一次国民党和共产党高级代表的联席会议，解决两党合作的障碍。国民党内“另一党”的党员，禁止批评领袖及其三民主义。另一党必须把参加年长的党的党员名单交给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主席，这些党员在中央、省或市的国民党执行委员会所占的席位不得超过1/3，也不得任中央机构各部的部长。另一党给它在国民党内的党员的命令必须先交给联席会议，再由它转交，国民党党员非经许可不得加入另一党。违反这些条件的人将被立刻开除出党。设立了拥有大权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的新职务。蒋介石的庇护人张静江（人杰）当选担任这个职务，虽然他甚至不是委员会的委员。将对所有的国民党党员进行登记；他们要宣誓忠于指定的孙逸仙的几本主要着作以及第一和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宣言和决议；那些已经参加未经“我党”批准的其他政治团体的人必须立刻退出那些团体。①作为解决问题的初步行动，共产党在4月10日把第一军中任国民党党代表的共产党员撤出。②但是其他许多人仍留在他们的岗位上。

这些就是蒋介石和鲍罗廷之间谈判的几个结果。国民党中的共产党员必须限制他们的批评，并在母党的高层中减少他们的积极作用；设计一个机构以裁决两党间的冲突；国民党多少更加集中化；共产党员放弃国民党组织部以及宣传部、农民部和书记处中的重要职务。蒋亲自任组织部部长，以他的亲密助手陈果夫为副部长。随着胡汉民于5月9日去上海，吴铁城在30日被拘禁，外交部长伍朝枢被撤职而代之以左派陈友仁，右派也受到抑制。这时又以充分的决心继续制订北伐的计划。

① 有关这一系列复杂事件的材料来源是：《从容共到清党》，第375—392页；汪精卫：在国民党第二次大会所作的《政治报告》，载《革命文献》，20，第3851—3870页；蒋介石：《军事报告》，载《革命文献》，11，第1756—1763页；蒋介石的日记，从8月15日至9月23日；广州英国和美国领事的报告。

② 韦慕庭、夏连荫合编：《文献集》，第186—199页，集子收了一份“基桑卡”（N.V.古比雪夫）可能在1926年初期所写的有价值的报告，详细地谈到了军队改组和集中化中的重要成分。我在《民族主义制度下的军事割据和再统一过程》（载何炳棣、邹谠合编：《危机中的中国》，1，第203—263页，特别是227—233页）中论述了广东的军事统一。

① 切列帕诺夫：《手记》，译稿，第334—354页。见以上脚注所引关于三次战役的其他报道。

② N.I.康奇茨：《在中国国民革命军队伍中》（俄文），载《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中的苏联志愿兵；回忆录》，第24—95页。第37—62页的一份日记报道了程潜的战役。

③ 《革命文献》，12，第1802—1805页；《北伐简史》，第46页后面的图。

① 布尔曼：《传记词典》，3，第202页。已故的夏连荫小姐在《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中分析了主要的几点，载韦慕庭和夏连荫合编的《文献集》，第206—207页。

② 《从容共到清党》，第411—412页，根据国民党档案馆保存的文件。

③ 陈独秀：《给戴季陶的一封信》，载《向导周报》，130（1925年9月18日），第1196—1197页。

① 韦慕庭和夏连荫合编：《文献集》，第234—237页。

② 《西山会议关于在国民党内清除共产党人的重要文献，1925年11月》，载《国闻周报》，4.14（1927年4月17日），第14—16页；邹鲁：《回顾录》，1，第180—189页；戴季陶：《戴季陶先生文存》，陈天锡编，3，第975—978、985页；《从容共到清党》，第413—434页（根据国民党档案）；韦慕庭和夏连荫合编：《文献集》，第209—212页。

① 《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记录》，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1926年4月，第29、31页。

② 《从容共到清党》，第463页。

③ 《会议记录》，第134页；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466—469页。

④ 《会议记录》，第18—19页。

⑤ 同上，第165—169页。

① 选举结果载《会议记录》，第145—146页。前四人各得249张有效票数中的248张。当然会上三个得票最多的人不能在记名的票上投自己的票。根据参加大会的张国焘的说法，缺席的胡汉民实际上得票249张，但在汪精卫的怂恿下，大会秘书长吴玉章减了胡汉民一票，排在汪、蒋之后，名列第三（根据公布的会议记录，实际上在汪、谭以后，在蒋之前）。张国焘：《中国共产党的崛起》，1，第282页和第708页脚注14。

② 《从容共到清党》，第473页和第519页，脚注33，根据国民党档案馆会议记录，附投票结果。

① 以下的讨论主要根据1927年4月6日在对苏联驻北京大使馆武官处的搜查中没收的一批未发表的文件。原件为俄文，英国驻北京的武官J.R.V.斯图尔德上校把英译文交英国公使蓝普森爵士，后者把文件转交给英国外交部。这些文件现存于伦敦档案局，档案号为F.O.371—12502（F8322/3241/10）。这一批文件包括《国民革命军的政治工作》和15份附件，其中3份已散失。它们的日期约从1926年3月起，第1份《关于国民革命军的政治指导的规定》的日期为1926年3月15日；它与第6份未注明日期的附件《关于国民革命军中政治委员〔原文如此〕的规定》被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于1926年3月19日颁布并转载于《革命文献》（12，第1814—1821页）的几乎一样的规定所证实。韦慕庭和夏连荫的《文献集》的修订补充本计划发表这些苏联的文件。

① 《革命文献》，12，第1818页，上引文件附件6的译文不同。

① 韦慕庭和夏连荫合编：《文献集》，第259页；推断的日期是1926年4月10日至16日期间。一份令人失望的关于共产党员渗入政治部的含糊的报道，载《国军政工史稿》，1，第212—221页，特别是第221页，把这类渗透归罪于陈公博。

① 韦慕庭和夏连荫：《文献集》，第100—101页。决议的其他部分教导党员如何吸收无产阶级分子，并且批判了群众运动中的过去的错误。

②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运动报告》，载《中华星期画报》，北京，1928年1月28日，第14—18页。这是在北京突然搜查时没收的文件；卡罗尔·安德鲁夫人提请我注意这份文件。又《共产国际第六次全世界大会上关于青年共产国际的报告》，载《列宁青年》，I，10（1929年2月15日），第69—94、84页。案卷存国会图书馆。

③ 罗伯特·C.诺思：《莫斯科和中国共产党员》，第131页；书中引了《共产国际活动的报告，1926年3月—11月》，第118页。1927年5月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时期的党员组成成分的另一个报道提供了以下的数字：工人，53.8％；知识分子，19.1％；农民，18.7％；军人，3.1％；中小商人，0.5％。米夫：《紧急时期中的中国共产党》（译自俄文），第37页。

④ 见上《1925年强化了的革命气氛》第1段的第2条脚注。

① 乐生（化名）：《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之经过及其结果》，载《向导周报》，155（1926年5月5日），转载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第219页。我没有见到使用的一件重要材料是刘少奇的关于过去一年（即到1926年5月份）中国劳工运动的报告，载《政治周报》，14（广州，1926年6月5日），现可在美国国立图书馆缩微胶卷（第329号，第56卷，893.00/7980）中见到。

② 切诺斯：《中国的工人运动》，第269页（根据1925年8月7日警察局的日报，我认为准确的数字是217804人）；又切诺斯，第339页。一名英国的劳工专家在1926年访问上海，被告知上海工会联合会——即上海总工会——声称在1926年5月，15个工会连同47个分会只有会员81000名。C.埃斯特朗热马隆上校：《新中国，调查报告》，第2部分，《1926年的劳动条件和劳工组织》。

③ 这个主题在切诺斯的《中国的工人运动》（第400—402页）中有所发挥。

① 见上《组织一次群众运动的努力》第7条脚注。官方的1925年5月的数字为21万，但我认为不可靠。

② 罗绮园：《会务总报告》，载《中国农民》，6/7（1926年7月），第639—687、654页。报告提供了每个县的准确数字。还有以后在1926年的详细数字，列出在71个县的6442个协会有823338名会员。见T.C.张：《广东的农民运动》，第15—16页。

③ 卫藤沈吉：《海陆丰》（1，第182页），根据《中国农民》的详细报告。霍夫海因兹的《中断的浪潮》（第78—92页），讨论了讲习所。

① 罗绮园：《会务总报告》，第667—668页；T.C.张的《广东的农民运动》（第24—30页），举例加以总结。

② R.A.米罗维茨卡娅：《米哈伊尔·鲍罗廷（1884—1951年）》，载《杰出的苏联共产党人——中国革命的参加者》，第22—40页，特别是第24页，根据苏联档案。

③ 费希尔：《世界事务中的苏联人》，第640页。广州苏联军事代表团的成员所写的《国民革命军》（约到4月19日为止）声称：“学校是我们在1924年组织的，并且在开始时是我们花钱来维持的。”

④ A.I.卡尔图诺娃：《华西里·布廖赫尔（1889—1938年）》，载《杰出的苏联共产党人》，第41—65、62—63页。

① 转载于《中华年鉴，1928年》，第802页。亚历山大·伊里奇·叶戈罗夫是俄国内战中的英雄，于1925年后期来北京接任武官的职务。

② 韦慕庭：《孙逸仙：受挫的爱国者》，第212页、第352页脚注99。

③ 美国国务院893.00/6393，快信，梅耶，北京，1925年6月9日，内有精琦士5月29日从广州发的快信，信中报道了与马素的一次会见，发表于5月27日的《香港电讯报》。卡尔图诺娃：《华西里·布廖赫尔》，第62—63页。两个报道都认定廖仲恺作为国民党官员，与鲍罗廷，后来与布廖赫尔谈判俄国拨款之事。

④ 美国国务院89300B/156，电报，科尔曼，里加，1925年3月9日，译文来自莫斯科《消息报》，第51期，3月3日。

⑤ 美国国务院89300B/156，电报，科尔曼，里加，1925年6月17日。其他国家另外捐献的5000卢布也通过莫斯科汇来。

① 英国外交部F6462/3241/10（现编档存于FO371/12501）并印于FO405/254，密件，《关于中国的进一步通讯》，13315，1927年7—9月，第27号。邓中夏是这次罢工的领袖，他提供的材料是，到1926年6月，罢工委员会的总收入为517万中国元，列举的收入来源是整数；其中有：“其他来源——20万”。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第184页。

② 韦慕庭、夏连荫合编：《文献集》，第333页、521页脚注93。总计可能接近1100万卢布。

③ 同上书，第92页。

①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载《国际报刊通讯》，6.40（1926年5月6日），赫尔穆特·格鲁伯在其《苏俄主宰共产国际》（第457—461页）中引用。

② 韦慕庭、夏连荫：《文献集》，第115页。

① 根据已故的夏连荫为韦慕庭和她合编的《文献集》补充本所写的一章。她的基本史料是北京突然搜查中没收的文件，它们得到了当时其他的证据的证实。一名年轻的俄国妇女当时作为一名翻译在张家口与顾问们一起工作，1926年1月她在北京。她对这些事件的生动的报道见维拉·弗拉季米罗夫娜·维什尼阿科娃-阿基莫娃：《在革命的中国的两年，1925—1927年》，史蒂文·I.莱文译成英文，见第80—122页。

② 梁肇庭：《中苏外交关系，1917—1926年》，第282—283页；O.埃德蒙·克拉布：《中国和俄国：“大角逐”》，第217—219页。

③ 见上段最后的脚注。

① 同上。

② 这是估计数，因为随着新顾问的来临，人数有变化，有的来自北方缩小的或撤消的军事代表团。伍朝枢可能在1925年10月后期告诉德国的领事，有38名俄国人在广州政府中工作，英国外交部405/248第251号（F5914/194/10）。维什尼阿科娃-阿基莫娃于1926年2月28日来到广州，她提到了同船的六名新来者，并叙述她在广州遇到了许多俄国人，但没有提供总人数。《在革命的中国的两年》，莱文英译本，第141、149、176—188页。

① 文件藏于哈佛大学托洛茨基档案馆。《我们的关于中国和日本的政策的问题》，载《利昂·托洛茨基论中国：彭述之导言》，第102—110页。格鲁伯的《苏俄主宰共产国际》第462—467页有摘要，但题目和译文不同；梁的《中苏外交关系》，第286—289页有评论。特别委员会的其他成员是契切林、捷尔任斯基和伏罗希洛夫。

① 格鲁伯的译文是“派广州政府的主席”，而不是派政府的“一名代表”。鉴于蒋介石3月20日的政变的一个结果是汪精卫于5月前往法国，这个说法是令人感到兴趣的。

① 梁：《中苏外交关系》，第287页。

② 近期两篇有价值的研究是吴天威的《蒋介石的1926年3月20日政变》，载《亚洲研究杂志》，27（1968年5月），第585—602页；《从容共到清党》，第489—494页。韦慕庭和夏连荫合编的《文献集》中（第218—224页）有简要的报道。

③ 蒋介石日益增强的疑心的证据，可以在他1926年1月19日至1926年3月15日的“日记”（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中找到。他4月初期的《致汪精卫的复信》，对汪精卫进行了一系列指责，此信后来发表于文化研究社编：《中国五大伟人手札》，第246—253页。

① 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3月22和23日和4月20日的条目，转载于《革命文献》，9，第1291—1300页，它们提供了蒋介石对这次事件的记载。

① 摘自全体会议的会议记录，引于《从容共到清党》，第504—509页，和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5月15—25日。

② 韦慕庭和夏连荫合编：《文献集》，第222页。

向统一的中国的方向冲刺——第一阶段

制订北伐计划

制订从广东省北上至长江的军事征讨计划早就在进行之中。1925年3月和6月，布廖赫尔将军提出了部分计划，9月制订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计划，当时他避开广州闷热的天气（既是气温方面的，又是政治方面的）正在张家口休养。①9月份的计划估计了敌人对重新组合和训练较好的国民党军队的讨伐的潜在抵抗力量，并预言在讨伐中攻占长江中游的武汉三镇以及随后夺取上海不会遇到困难。这是非常有见识的预言。

1926年4月16日，国民党的政治会议和军事委员会联席会议指定蒋介石、朱培德和李济深组成一个委员会，计划北伐。②在鲍罗廷回来并答应支持北伐后，中国和俄国参谋人员制订进一步的计划；当布廖赫尔在5月后期回到广州时，他完善了这一计划，并在6月30日提交军事委员会。③布廖赫尔强调经湖南直趋汉口一路的进攻，并在东面部署兵力，防备福建进攻广东，在北伐军右翼部署其他兵力，防备江西孙传芳进攻。只有当所有部队就位时北伐才能开始，这是因为部队之间简陋的通讯设备使协同作战难以进行。

在准备北伐时，蒋介石组织了最后代替军事委员会（一个由政治军事领导人组成的集体）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作为主要指挥机构。李济深将军被任命为参谋长，白崇禧将军为他的副手。李济深是第4军军长，将作为驻军的司令带领两个师留在广州。白将军是保定军校的毕业生，是统一广西和使广西与广东的国民党政府联合的年轻广西军官中的三巨头之一（另外两人是李宗仁和黄绍竑）。白崇禧是有名的战略家。作为改组的一部分，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置于司令部之下，改名为总政治部。邓演达代替陈公博任主任，郭沫若任副主任和宣传部领导。邓演达是一个热诚的革命者，在保定军校学习过，是1923年送孙逸仙回广州的广东第1师一个团的团长，又是黄埔军校的组织者之一，并担任过该校训练部副主任。1925年，邓到德国，在那里认识了一批中国共产党人，并曾取道苏俄回国。蒋介石随即任命他为军校的教育长，但他在3月20日政变中与一批共产党员一起被捕，不久就被派往潮州去领导军校的一个分校。邓被任命为总政治部主任，这使一个左派担任了负责职务。郭沫若是着名文人，在五卅运动中很活跃，并曾帮助一个文学团体创造社转变为推动国民革命的组织。郭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信徒，后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总政治部下面，还有隶属于组成国民革命军的不同的军和师的司令部的政治部门。①

三个军事联盟阻碍了国民党人通过1926年春季一次军事-政治战役实现统一中国的希望。吴佩孚自1925年年中以来，一直试图在湖北、河南和湖南北部组成一个既可打败北方的国民军，又可打垮南方的国民党的联盟。在他直接领导下的师以纪律严明和骁勇善战着称，但他又要依靠许多不可靠的将领。吴的联盟的士兵号称20万以上，这很可能是大为夸大的数字。孙传芳在华东——福建、浙江、江苏、安徽和江西——领导一支“五省联军”。以富饶的长江下游地区为根据地，这个联盟拥有巨大的财政资源，但是它是一个实用主义的联盟。它也号称有士兵20万以上。张作霖领导了一个最难对付的联盟，参加者控制着满洲、山东和直隶的大部分地区。人们认为，这支武器比较精良的部队约有35万士兵。张作霖和吴佩孚虽然是宿敌，却联合起来支持北京政府，并正试图把冯玉祥的部队赶出他们在南口和张家口周围的根据地。俄国以武器和顾问支持冯玉祥的国民第一军。1926年5月，冯玉祥前往莫斯科寻求更多的支援，并派一个代表团到广州，打算与国民党人结盟。在制订战略计划时，华西的其他军事集团必须加以考虑，虽然它们不是强大得足以构成威胁。两支集结在东海岸的海军在战略上可能起重要作用，一支在福州，一支在上海。上海的舰只特别危险，因为它们有可能被利用来破坏长江下游的军事渡江或部队的运送。①

由于李宗仁、黄绍竑和白崇禧三巨头率领的桂军和唐生智率领的湘南一个师新近加入，国民革命军已有扩大；广西部队被命名为第7军，唐生智的师成为第8军。总兵力可能已达到15万人，但是由于许多士兵将不得不保卫根据地，可以用于北伐的部队在开始时可能不到65000人。

省籍、过去的历史和近期的政治关系决定了组成国民革命军的军和师的倾向性。第1军最初是从黄埔军校的几个教导团建立起来的。这些团的许多士兵是在浙江、江苏和安徽召募的。还有粤军第2军的部队组成的团和师。第1军军长何应钦是贵州人，日本军校的毕业生。他参加过1911到1912年的革命，是蒋介石的庇护人陈其美的部下。在进入黄埔军校工作以前，他先是黔军的军官，然后任着名的云南讲武堂的监督。在黄埔时，他负责训练组成第1师的几个团。第1军的大部分军官原为蒋介石领导的黄埔军校的教官和学生，第1军被认为是他的权力基础。保守的孙文主义学会控制着第1军的政治机关。第1军有5个师，总兵力有19个团，远远多于国民革命军其他的军。

第2军主要由湖南人组成。指挥官为学者-政治家谭延闿，谭在辛亥革命以后几度出任湖南省的长官，还与南方孙逸仙的独立政府合作过。他是孙逸仙去世后统治广东省的联盟的领导成员。该军的实际战地指挥官是湖南将领鲁涤平。在法国受训的共产党员李富春领导政治部，许多团一级的政工人员是共产党员。第2军有4个师，总兵力有12个团。

第3军基本上是滇军，由朱培德指挥。朱将军是一位老革命，曾指挥滇军的几支部队在邻近各省征战，还协助孙逸仙在1923年返回广州；孙博士选他领导自己的私人警卫队。第3军有3个师，由8个团和两个营组成，其中一个是炮兵营。

第4军是从忠于孙逸仙的粤军原第1师建立起来的一支经过战斗磨练的部队。李济深指挥该军，大部分军官与革命有长期的联系。除了4个师外，它还有1个由叶挺指挥的独立团；叶是共产党员，曾在红军学院和东方劳动大学学习过；他从黄埔军校征募了一批共产党学生当排长。第4军的总兵力有13个团和两个炮兵营，可与第1军相媲美。

李福林的第5军主要是广州南部的一支驻军。其中有些部队只在赣南参加过短期战斗。

第6军是在革命根据地组建的最后一个军。军长是程潜。程将军是湖南军官，长期以来从事革命工作，支持孙逸仙。第6军中的国民党代表是林伯渠（林祖涵），湖南人，程潜的革命同事。林是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一个领导人。3月20日以后离开第1军的共产党政工人员被分配到第6军。这支相当混杂的部队有3个师，下有9个团和两个炮兵营。

被命名为第7军的桂军按旅而不是按师组成，有18个团和两个炮兵营。李宗仁指挥约占该军一半的参加北伐的部队。它的政治部主任是共产党员黄日葵，他曾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在第二次国民党代表大会以后在国民党青年部任职。但是李宗仁把黄日葵留在后方司令部，而任命曾在法国学习的一名非共产党人士麦焕章负责前线士兵的政治工作。

唐生智的第8军刚刚组成。它很快发展到有17个团的6个师。国民党党代表是刘文岛，他是在中国、日本和法国受的教育，有丰富的革命经验。他在1925年加入国民党。

还有两个由黄埔军校改名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生组成的步兵团，和两个第五期学员组成的团；还有1个负责治安的团和不久成为第14军的赖世璜的独立团。①

有两条路线从南方省份进入北伐的第一个目标湖南省。一条铁路从广州往北约140英里直达韶关，从韶关要艰难地爬高到一个关口，再经30英里联运路线而到湘江的一条支流，这条支流通过湖南往北流至长江。另一条路线从广西北部的桂林通过方便的联运而直达湖南西南的湘江河源。湖南南部的重要城镇衡阳是这两条路线的会合地。它还是唐生智的主要根据地，但是在1926年5月，唐将军对它的控制受到北面另一个湖南将军叶开鑫的威胁。成为北伐的第一个军事行动，是从广西调一个旅，从广东调叶挺的独立团进入湖南，以加强唐生智的抵抗力量。6月2日，唐将军接受了国民革命军第8军军长的职务，6月5日国民党政府任命蒋介石为北伐军总司令。

北伐开始

到6月初期，第4军的两个师——陈铭枢的第10师和张发奎的第12师——已与叶挺的独立团在湖南东南会合，第7军的几个旅也已经进入湖南西南。在长沙南面约50公里，两条河流——西面的涟水和东面的渌水——流入湘江。前沿的指挥官唐生智命令已进入湘江西面和东面阵地的3个军的部队发动一次进攻。第8军的部队渡过了涟水，而第4军则在7月10日夺取了东面萍乡-株洲铁路线上的醴陵。涟水-渌水防线的突破使长沙暴露在敌人面前；叶开鑫经过省城，撤退到湖南北部，唐将军在7月11日进入长沙。当这次战役进行时，蒋介石在7月9日正式发动北伐的仪式上正式接受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之职。于是，稍经战斗，革命军就夺取了湘江流域的大部分。

当吴佩孚开始派几个师南下，当第1军的第2师和第6军作为总后备军被派入湖南，第2和第3两个军奉命护卫右翼以防孙传芳从东面江西进攻时，大战有一触即发之势。但是，广州的国民党人一直在与孙传芳谈判，试图尽可能使他保持中立。他们还正在与西面的贵州省督军袁祖铭①谈判；7月11日，蒋介石打电报给唐生智，说袁祖铭和一名部将已经倒向革命。7月20日，国民政府的军事委员会任命他的两名部将彭汉章为第9军军长，王天培为第10军军长。（这种任命潜在敌人或收编倒戈部队的做法，在北伐的大部分时期内继续采用，造成了国民革命军的大膨胀，从而大大地降低了它的素质。）②

蒋介石在7月20日离开广州前往前线，随行的有他的参谋人员、布廖赫尔将军和一批俄国顾问。8月11日到达长沙时，他召集了一次军事会议以决定下一步行动。与会者有白崇禧、邓演达、领导战地政务局的陈公博、第4军副军长陈可钰、李宗仁、唐生智、几名师长、布廖赫尔以及其他顾问。这批人最后决定直夺湖北省省城武昌，推迟对显然是蒋介石的第一目标江西省省城南昌的进攻。第4军将率先进攻汨罗江上重兵把守的要塞平江，然后直奔通向武昌的铁路线上的汀泗桥。第7军将朝东北方

向进军武昌，第8军在西面沿铁路线前进。

具有很大冲劲和勇气的第4军在8月19日拿下了平江，第12师黄琪翔的第36团首先进城。吴佩孚以重兵防守汀泗桥，人们认为不可能从南面把它攻下，8月26/27日夜当地农民引导第36团涉过浅水从后面对该桥发起进攻时，该团打赢了这一仗。吴佩孚将军亲自监督贺胜桥（下一个目标）的防务。第12师在第10师和第7军其他部队的支持下，又充当了先锋。尽管吴佩孚拼命阻止其部队撤退，但他们8月30日在许多地方战败而逃走。

吴佩孚将军险些被抓，乘火车逃到武昌，再渡江逃往汉口。第4军与第7和第8两个军伤亡严重，它们俘获了数千名敌军和堆积如山的装备。①通往武昌的道路现在打开了。

追击的革命军于8月31日赶到武昌的郊外，已来不及阻止敌人退到该城厚实的城墙以内。经过了三次“敢死队”夜间登墙的尝试后（叶挺的独立团在这几次战斗中伤亡参重），第4军、第7军和第1军的第2师定下心来围城，变成了40天的围城战。9月6日和7日，已经渡过长江的第8军在戍军司令刘佐龙将军倒戈后拿下了汉阳和汉口；后来刘被授予第15军军长的头衔。吴佩孚带领他的残余部队沿京汉线北撤到湖北北部边境的武胜关，但是追击的第8军在9月15日占领了武胜关，吴佩孚退入河南。最后，在10月10日，武昌的守军投降，湖北省归国民政府管辖了。

对江西的攻击证明要困难得多。该省最重要的地形特征是赣江，它从广东省北部边境附近开始，向东北流入连接长江的巨大鄱阳湖。省城南昌位于该省北部，在伸向鄱阳湖的一块富饶平原上的赣江的东岸。南昌城与长江江畔的九江由一条79英里长的铁路连接。当蒋介石和孙传芳通过代理人在谈判时，双方都派部队进入该省。国民革命军总的计划是派当时尚未进行很多战斗的部队从湖南往东夺取南昌，而从湖北来的其他部队将夺取铁路和占领九江。江西的南部交给已经倒向国民党一边的赖世璜的第14军。这些行动在9月份的头两个星期进行。

然后在9月19日，程潜的第6军通过急行军在地方守军以及城内的学生和工人的帮助下，在第1军的第1师支援下，成功地占领了南昌。但是一次敌人的反击把这些部队从这座城市和铁路线赶走，使它们受到惨重损失。第3军据认为袖手旁观而不提供任何支援。蒋介石带领第1军的第2师和第2军的两个师，亲自指挥夺取南昌的第二次攻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