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_18

长沙马日事变的影响下，他决定遣散他军队中大部分是共产党员的政治军官。5月29日，他派其中的142人到武汉，他们在6月1日到达。他还释放了程天放和其他国民党领导人，他们自4月2日起一直被禁，并担心会被处死。6月5日，他命22名为首的共产党员离省，虽然他们备受优待，并得了旅费。此外，他命省总工会和农民协会停止活动，他的宪兵从南昌农民自卫队那里没收了800支步枪以及其他装备。任江西省主席的朱将军显然正在试图阻止已在邻省湖南爆发的那种冲突。他宣布，遣散政工人员的目的无非是为了使环境平静下来。国民党的组织继续存在，群众组织保持其机构，只不过暂停活动，直到武汉中央命令恢复为止。他宣布支持武汉的国民政府，反对南京政府。此外他辞去了管理党务的国民党特别委员会的领导职务，并要求派一批新的委员。可以料想，他是在试探武汉的反应。在乡下，朱培德暂停农工运动的命令被解释为镇压它们的一个机会。省农民协会送给武汉的一份报告声称，运动的大约200名领导人被杀，在一批点名的县中，“土豪劣绅”已经横冲直撞地砸毁了地方农会，并且正在残酷地杀害农民。

怎样处理这种事态的发展？武汉的共产党领导集团存在巨大的分歧。包括罗易在内的人要求惩办朱培德，并策划一次总罢工以支持他们的建议。鲍罗廷对这个主意极为不满。其他的人担心，搞垮朱将军的未遂企图将会带来可怕的后果。当汪精卫在郑州与冯玉祥会谈后返回武汉时，向忠发要求他下令恢复群众运动领导人的职务。后来，当国民党政治会议考虑让朱培德辞职时，汪精卫明确地谈了这个问题：如果不宽恕朱培德的行动，他可能立刻倒向南京，大大地加强这个压迫人的邪恶之源。因此，政治会议连朱培德的辞职问题也不考虑了。为了寻求妥协，政治会议决定派陈公博、陈其瑗连同几名共产党干部前往江西与朱培德会谈，同时谭平山应朱培德的要求，表示要派40名新近从农民运动讲习所毕业的人从事江西的低级别工作。6月20日，二陈及共产党干部到达九江，在那里与朱将军会谈。双方都同意一个相当含糊的方案：权力集中在国民党手中，立刻约束不守纪律的人。问题就这样妥协地解决了，在江西省的共产党影响虽然从没有像在湖南省那样强大，也已经明显地减弱。①

共产党党员脱离左派国民党

6月5日，即武汉重要人物将启程与冯玉祥会谈的前一天，罗易向汪精卫透露了斯大林电报的内容。在汪的请求下，罗易后来交给他电文的中译文。汪精卫大为震惊，他和他最亲密的同事花了几个星期，才决定如何应付俄国人对其政党的政策这种危险的转变。②

6月6日。国民党政治会议主席团启程前往郑州与冯玉祥会谈。①冯玉祥掌握主动权，因为武汉军队遭到重大伤亡，其后方又是一片混乱。会议参加者同意冯玉祥控制河南省，批准了他在陕西和甘肃省任命的人，他们因而将成为国民党政府的官员。冯玉祥的军队和河南的杂牌军，将改编成七个由他指挥的前线军。武汉的部队将返师守卫他们的根据地。冯玉祥不同意参加对南京集团的战役，虽然他私下对汪谈到蒋介石背信弃义。会议参加者中有几人还讨论了斯大林的电报，并拟订了限制共产党活动的计划。②武汉的队伍于6月12日匆匆地返回汉口，并带于右任一起离开。留下徐谦与冯将军在一起（他们是老同事）。顾孟馀也留在后面。鲍罗廷从他的观点出发，很快领悟到会议是一次失败。③

武汉政权面临危险的战略形势。张发奎的第4军和第11军作了巨大的人力牺牲，河南的对立的军队才被清除了一些，但是那个靠不住的盟友冯玉祥此时控制着该省。最初的革命根据地广东省被李济深所控制，他反对工农的过激行为，又是蒋介石的潜在的盟友。他封锁了武汉入海的通道。在东面，隶属于南京集团的军队可能对武汉发起进攻，此时，它们已把孙传芳和张宗昌的部队赶入山东；并且人们怀疑蒋介石仍在与张作霖谈判停战。在三省——湖南、湖北和江西——根据地内，由于唐生智及其部下反对好斗的农民运动，他们的忠诚是靠不住的。朱培德刚把为首的共产党员赶出江西，并命令停止农工运动的活动；他似乎试图当国民党两派之间的中间人。斯大林命令鲍罗廷和中国共产党鼓动夺取土地，建立一支独立的武装力量，惩办不可靠的将领，自下而上地改造左派国民党，这个问题使上述的难题又复杂化了。

左派国民党是否应该与共产党员决裂以安抚那些将领，他们的支持是必不可少的，但从而又丧失了苏俄的支持。如果要决裂，在何时并应如何进行？是否有一个军事解决的办法：继续向北京挺进，或征讨南京，或南下重新夺取广东？当国民党领导人从郑州回来时，这些问题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力。向北京的成功的挺进，将要依靠山西阎锡山的积极参与，他的军队可以东进，在石家庄切断京汉铁路。试图说服阎锡山与冯玉祥一起参加北伐的工作在进行，但是他不可能同意。（事实上他不久宣布支持南京。）如果能劝诱以李宗仁、白崇禧和黄绍竑为首的桂系转变态度，反对蒋介石，对南京的东征可能成功，但要进行这次东征，朱培德的支持是必不可少的。罗易和少数共产党领导人极力主张南下，左派最忠诚的军事支持者张发奎可能有兴趣，但他的军队仍需从河南的伤亡中恢复元气。汉阳兵工厂正在日夜开工，但是缺乏必需的原料供应：它能否为第二次征战提供足够的武器？

到6月15日，国民党政治会议已经决定准备东征。根据蔡和森的说法，这是鲍罗廷的建议，汪精卫和唐生智接受此建议，指望俄国为这一行动提供资金。在准备东征时，军事委员会提出了新的军队番号。唐生智将指挥第4集团军，它由两个前线军团组成：第1前线军团，由唐直接指挥，下面有第8、第35和第36三个军；第2前线军团，由张发奎指挥，下面有第4、第11和新编的第20（由贺龙指挥）三个军。但在东征开始前，它们必须镇压仍在湖北横冲直撞的杨森和夏斗寅，派唐生智去解决湖南的事务，派陈公博去与江西的朱培德谈判（上面已叙述）。①

共产党领导人面临进退两难的困境。他们知道不可能执行斯大林的命令。共产党员是否应该试图留在国民党党内，在它的旗帜下继续为国民革命工作？这项政策在扩大学生、城市工人和贫苦农民中的党员队伍和影响方面，已经带来了很大的好处。但许多迹象表明，重要的国民党领导人的敌对情绪与日俱增，而且在将领中也出现了一股反对群众运动和共产党本身的反动浪潮。只有通过抑制社会革命，在国民党内部工作的政策才能够继续执行，但是许多共产党员把社会革命视为国民革命的精髓。群众组织是支持共产党的真正的基础。经过激烈争论以后，共产党领导集团在鲍罗廷的忠告下，约在6月中似乎已经决定顺应时势：党员应留在国民党内，并试图限制社会革命。党将支持一场反对蒋介石的战役，以期在胜利后重建支离破碎的队伍和群众组织。②但是，他们的种种算计没有把冯玉祥适当地考虑在内。

郑州会议后，冯将军派他的代表毛以亨前往徐州会见白崇禧和李宗仁，双方同意冯玉祥和蒋介石应该会晤。南京和上海的一个显赫的权贵人物集团于是赶到徐州，在6月20和21日与冯将军会晤。①会议的一个重要结果，是冯玉祥由于所许诺的每月一笔据说是200万银元的津贴，明显地投向南京一边，②此数远远超过了武汉支付给他的金额。冯玉祥还同意利用他的影响，迫使武汉把鲍罗廷送回俄国（这是2月份以来蒋介石一直试图实现的），驱逐共产党员，说服忠诚的国民党员到南京，重新统一全党，组成一个单一的政府。③6月21日，冯玉祥向汪精卫和谭延闿发了一份最后通牒式的电报。冯玉祥回顾了他们在郑州谈到的情况，激进分子钻进党内，压迫商人、工厂主、绅士、地主和士兵，并拒不服从命令，然后提出了他的条件：鲍罗廷应立刻回国；应准许那些希望出国休息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这样行动；剩下的委员如果愿意，可以参加南京的国民党政府。电报又说：我希望你们接受以上的解决方案，立刻作出决定。第二天，他告诉记者们，他热诚地希望与国民党人合作，清除军阀割据和共产主义。他给了他们电文的副本。①

共产党领导集团内部开展了关于策略问题的激烈争论。为了克服“当前危险的革命危机”，中国共产党书记处在6月23日提出了一个不顾一切的计划：地下的上海委员会必须在一个月内制造一个比两年前五卅运动更加声势浩大的有战斗性的反帝运动，学生、商人和工人宣布罢课、罢市和罢工，在外国租界内示威游行——如果必要，甚至要求没收帝国主义财产和收回外国租界。书记处设想，如果在各界人民中间形成强烈的排外情绪（特别是反对已派军队到山东的日本的情绪），如果蒋介石军队中的士兵的这种情绪特别厉害，它就会促使帝国主义占领南京和上海。这样就会导致一场破坏蒋介石的根基和粉碎武汉政府右派造成的危险的全国性抗议。当蒋介石进攻武汉，或武汉进攻蒋介石时，这个运动就会爆炸性地爆发。共产党能够在新的反帝战争的旗帜下进行社会革命。②政治局50000445_0749_2③撤消了这个对东部被破坏的群众运动的残余力量有潜在自取灭亡可能性的计划。武汉三镇日益敌对的形势迫使党的领导人作出新的决定。

6月19日，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开始在汉口举行，有400多名代表参加，他们有的来自上海和广州的被破坏的工会。①参加会议的还有亚历山大·拉佐夫斯基主席率领的赤色职工国际的兄弟代表团以及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代表。全国总工会和大会都受共产党控制，可是冯玉祥此时明确地要求武汉政权与那个党分开；还有谣言说，几名武汉将领计划逮捕共产党员和镇压劳工运动。谁也不安全。当由苏兆征任主席的大会在进行时，甚至汪精卫在会上讲话表示支持时，共产党的政治局就如何处理总工会和李立三领导的湖北省工会的武装和穿制服的纠察队展开争论。纠察队是使中外工商界深恶痛绝的根源，而为了恢复萧条的经济和为数万名失业者提供工作，武汉政权正在想尽各种办法鼓励中外工商界。纠察队是否应放下武器，作为对国民党的让步？他们是否应渡江到武昌，参加张发奎的部队？6月28日，即大会的最后一天，政治局显然在鲍罗廷家里聚会，决定进一步后退：纠察队将自动解除武装。那天晚上（或是出于巧合，或是在取得默契以后），守卫汉口的军警占领了全国总工会和湖北省工会的总部，纠察队交出步枪，脱下他们的标记和制服。可是在第二天，办公地点还给了工会，并作了挽回面子的道歉，纠察队重新出现，但人数较少，又无武器。那天晚上，大会的代表在联欢会上招待士兵。汪精卫下令不准损害工会。②

要求两党决裂的压力不断增强。唐生智6月26日从长沙发出的电报，把湖南的混乱归咎于那些领导农民运动的人，电报在6月29日公布。同日，第35军军长何键将军发表宣言，要求国民党驱逐党内的共产党员。他威胁要逮捕他的士兵能抓到的任何共产党员。面临这一威胁，共产党领导集团决定把党部搬到江对面的武昌，再在那里举行一次中央委员会扩大的全体会议，以确定一条政策路线。6月30日首先在鲍罗廷家中举行会议，政治局委员和两名新来的共产国际代表参加。经过一番唇枪舌战以后，会议参加者接受了一系列其后在7月1日被中央委员会通过的决议。这些决议标志着共产党为了与左派国民党保持工作关系而作的最后让步。这个无产者的政党决定，工人和农民运动应接受国民党有关部门的命令，并接受它们的监督，不过国民党及其政府必须保护他们的组织；工农武装部队应接受政府的监督和训练，而在武汉的那些仍有武装的纠察队应减少人数或编入军队；工人及其纠察队不得行使诸如逮捕和审讯的司法权，如无国民党党部或政府的同意，也不得在街上和市场巡逻。共产党领导集团很快因迁就法律和秩序的要求而严厉地责备自己。另一个决议是处理在国民政府或地方政府机构中工作的共产党员的问题。他们应作为国民党员而不是作为共产党员进行工作，为了避免冲突，他们可以请假。①

6月份的最后几天，俄国的军事顾问和鲍罗廷的参谋人员开始离开，这些人在帮助国民党革命时曾用尽才能，耗尽精力，而现在，俄国的援助快要终止了。在7月初期访问鲍罗廷的记者们发现他在患病，并且很消沉，但是他决心尽可能久地留下。他的妻子在北京的监狱中，她是在2月28日乘俄轮巴米亚列宁娜号前往汉口时被鲁军捕获的。他在离开前必须先安排释放他夫人的事情，而日本显然愿意充当斡旋人。7月12日凌晨，一名中国法官驳回了对她和在巴米亚列宁娜号上被捕的其他俄国人的指控。法官然后失踪，只是后来才在日本露面，几名原来的俄国在押犯满心高兴地离开北京，只有鲍罗廷夫人被秘密地安排在城内。她在城内的事实被一系列假的消息报道所掩护，如说她已到达符拉迪沃斯托克，在外西伯利亚接受采访，在到达莫斯科时发表声明等。到8月底，她伪装成一名修女，成功地离开了北京。①

两党决裂的时刻发生在7月中。通过徐谦屡次向武汉的同僚发出敦促辞退鲍罗廷的电报，通过蒋介石把他的精锐的第1军调到南京和命令第7军及其他两个军开往江西，冯玉祥和蒋介石在施加压力。前几个月留在上海的武汉财政部长宋子文，在7月12日突然回到汉口，他肯定带来了南京集团的信件。在汪精卫家中举行的几次私下会谈，被较为保守的武汉领导人所左右，他们希望找到一个与其南京对手和平解决的办法。这将需要与共产党员脱离关系和要求鲍罗廷离开。（鲍罗廷已经在作从陆路取道蒙古离境的准备。）①

7月14日，政治会议主席团通过了汪精卫的两项建议：派一名高级代表去莫斯科解释孙逸仙的三民主义指导下的联俄联共政策，以便澄清未来的关系；为了避免两党之间意识形态和政策的冲突，特别是为了结束存在两个独立的互相对立的政策机构的制度，应寻找一个管理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员的办法。第二天，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的一次扩大会议，听取了汪精卫关于斯大林6月1日那封曾经影响政治局的电报的报告，并得知罗易已经离开和鲍罗廷希望出走之事。会议决定在一个月内召开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考虑政治会议主席团的建议（这显然暗示要共产党员脱离国民党），在此以前，它委托党部处理一些拒不服从命令的党员。会议参加者还一致同意政治会议应选代表去莫斯科，并通过了下令保护工农以及共产党员人身自由的决议。这些决定对一般人保守秘密。②因此，看来这时党的文职领导人计划推迟分离，然后和平地采取行动。一个对自身存亡极为重要的因素，是希望俄国继续进行援助。但是就在这一天，何键将军的士兵在街上搜捕共产党员，其中包括两名已经失踪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吴玉章和谭平山。

他们一定与武汉三镇其他许多有名的中共党员一起躲藏了起来，这是响应共产国际的紧急指示而在7月13日会议上作出的决定的结果。共产国际除了谴责中国共产党的机会主义错误外，还要求发表声明，明确宣布共产党员退出政府。但是，它禁止他们退出国民党。即使他们被开除，他们应秘密地与国民党的基层群众一起工作，以形成对领导集团的决定的抵制和提出改变党内领导机构的要求。在此基础上，共产党员然后应准备召开一次国民党大会。①这种表里不一的手法真使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和总书记陈独秀受够了，他多次主张退出国民党，但都被驳回。此时他辞去了总书记之职。中国共产党7月13日的宣言，谴责国民党政府没有保护工商，实际上反而鼓励反动，它还宣布了谭平山和苏兆征辞职。可是还声明共产党员既不退出国民党，也不放弃与它合作的计划。鲍罗廷前往九江附近的山岳胜地休养。此时正好是他妻子从北京狱中被释放以后。会讲俄语的瞿秋白伴随着他，瞿秋白不久在他28岁时将成为党的新总书记。②

两党分离此时已成事实。7月16日，即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公布其限制共产党员但命令保护他们人身和不损害工农运动的决议的那一天，中国共产党的7月13日宣言出现在招贴和报纸上。这促使政治会议主席团公布它关于斯大林的危害性的电报的报道，并附有对共产党员一方面退出政府同时又计划留在国民党内这种做法的谴责。主席团指责说，这等于破坏了国民党的容共政策。它命令所有双重党员退出这个党或那个党。每一方公布了更严厉的文件。但是几名左派国民党领导人则对这种分裂表示痛惜。邓演达发表了谴责声明，并辞去了国民革命军政治部和国民党农民部领导的职务。他已经失踪，不久就启程前往俄国。孙逸仙夫人发表声明，谴责其同事已经走上反革命道路，同时她前往牯岭，后来去上海和俄国。两个声明都强调现在基本的中心问题——社会革命。它们指责说，武汉搞妥协的领导人已经转而反对社会革命。①陈友仁也正在准备离开。

反革命这时进入了左派的首都。武汉三镇实施戒严令，部队再次占领工会总部以及其他被怀疑的共产党据点，并且处死了许多不幸的斗士。对共产党领导人来说，似乎只有两种选择；逃亡或是暴动。有名的共产党党员转入地下，或是逃到张发奎军队正向那里调动的江西北部。他的部队有许多共产党的军官。到7月的最后一个星期，随着两党合作的政策碰上阶级斗争的礁石而遭到破坏，共产党的核心领导已经在计划进行暴动；这一计划此时得到了共产国际的鼓励。

鲍罗廷离开汉口，这象征着俄国想通过国民党促进中国革命——作为革命的第一阶段——这一努力的结束。7月27日下午，仍在发烧的鲍罗廷带了一小批俄国顾问和卫兵、陈友仁的两个儿子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丝·斯特朗坐火车前往郑州，火车上载着卡车、重型游览车、大量汽油以及行李，准备在漫长而路线不定的归国之途中使用。留在武汉的最重要的官员进行了隆重的欢送，汪精卫给他一封“致苏俄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同志们”的证明信。这表示中国同志们对鲍罗廷作为国民党顾问作出的杰出成就怀有永恒的感激之情。此信还宣布国民党希望在最近的将来派几名重要同志前往俄国，以讨论使两国团结的途径。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合作仍等待指示，但是汪精卫公开表示，他相信鲍罗廷能对这件事的复杂性提供详尽的报道。信以“致革命的敬礼”的致意结束，落款是国民党政治会议主席团。①

在郑州，鲍罗廷受到冯玉祥殷勤的照顾，冯下令沿途对他进行保护；鲍罗廷然后乘火车西行，同行的是几名知道路线的冯玉祥的俄国顾问。在陇海铁路的终点站，鲍罗廷一行为危险的旅程作了准备，装了五卡车和五辆游览车的给养，往西和往北经过陕西和甘肃到宁夏城，然后穿过戈壁沙漠而至乌兰巴托，他们于9月中到达。经过一段长期的休息后，鲍罗廷飞往上乌金斯克，在那里乘快车前往莫斯科。他在10月6日抵达，时年43岁。②这两个有着对立的社会哲学的民族主义政党这时分道扬镳了——共产党党员走向反叛，国民党人则在不同的派别中间搞不稳定的妥协。对互称“同志”并为了把中国从帝国主义和军阀割据中拯救出来而多年一起工作的政治家、劳工领袖、宣传家和军事将领来说，要分离是不容易的。有的人干脆引退了，但绝大部分的活动家则走这条道路或那条道路。分裂决定了今后几十年中国政治生活的主要发展进程。

① 英国外交部405/253，机密，《关于中国的进一步通讯》，13304，1927年4—6月，第112号，附件，台克满4月7日发自汉口的快信。美国总领事罗赫德在他的电报和快信（包括他每个月的《工商业评论》）中，详细地报道了武汉的经济形势。离开的外国人的数字按国别载于《中华年鉴，1928年》，第755页。

② 蒋永敬：《鲍罗廷》，第175—179页，和《从容共到清党》，第680—682页，两者都根据存国民党档案馆的4月20日政治会议记录。被任命的四人是陈公博、苏兆征、陈友仁和张肇元，陈公博为委员会主席，以代替缺席的宋子文。

① 引于诺思和尤廷：《罗易之使华》，第186—187页；《关于美国外交关系的文件，1927年》，2，第112—113和115—116页，有罗赫德的几份电报。《人民论坛》，4月23、24日。艾萨克斯以反对的语气写到武汉政权采纳的限制劳工和恢复与外国友好关系的措施。《中国革命的悲剧》，第204—206页。

② 1927年4月30日会议记录，存国民党档案馆。

① 蒋永敬：《鲍罗廷》，第186—194、228—229页；查普曼：《中国的革命》，第134—136页。关于罢工的解决和救济措施，国民党档案馆有5月和6月劳工和外国资本关系委员会的会议记录。汉口总领事罗赫德1927年6月6日致国务卿：《5月份工商业评论》，存美国国家档案馆，第59案卷组。

① 3月10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会的决议全文引用于吴天威：《评武汉政权的垮台：1927年的国共分裂》，载《亚洲研究杂志》，29（1969年11月），第129—130页。又卡罗尔·科德·安德鲁斯：《中国共产党对农民运动的政策，1921—1927年：国民对社会革命的影响》，哥伦比亚大学1978年博士论文，第7章，第61—62页，根据1927年6月30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发的文献汇编，国民党档案馆，436/138。蒋永敬：《鲍罗廷》，第268—271页引了决议的几个段落。告农民宣言又载于《中国国民党重要宣言汇编》，第359—365页。12月的决议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332—340、373—374页。国际共产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全会：《关于中国形势的论题》，载诺思和尤廷：《罗易之使华》，第139页。

① 安德鲁斯：《中国共产党对农民运动的政策》，第7章，根据国民党档案馆藏当时的文件。

② 蒋永敬：《鲍罗廷》，第269页，4月19日凌炳的报告：湖南500多万组织起来的农民代表了约2000农民万。曼：《我在中国之所见》，第27页，他大约在4月20日在长沙被告知，在75个县的53个县中，不少于513万农民参加了协会。林祖涵：《湖南土地问题、财政问题和党的状况的调查报告》，5月2日（1927年），国民党档案馆，湖南5/53：现在（大约4月30日）65个县有农民协会，会员超过600万。林提了6个共有160万会员的“最先进的县”的县名。但他的数字都以10万计。1926年11月的数字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258—262页。

③ 李锐：《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英文版），第302—306页；书中有当时左派的长沙刊物关于反农民运动和残酷杀害的报道的引文。李坚持被杀的农民比被杀的土豪劣绅要多得多。

①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载《毛泽东选集》（英文），1，第21—59页，特别是最后一部分“十四件大事”。韦慕庭、夏连荫：《文献集》，第428页。

① 蒋永敬：《鲍罗廷》，第257—264、269页。霍夫海因茨：《中断的浪潮》，第49—51页，推断处决的地方恶霸为数不多，但没有可以证实的证据。李锐：《初期革命活动》，第306页，说被农民直接处死的不超过几十人。小安格斯·W.麦克唐纳统计到5月初期已报道的处决的湖南土豪劣绅，发现“全省约119人”。麦克唐纳：《农村革命的城市根源》，第312页。（但是，有的处决当时的新闻媒介可能从未报道过。）

② 张国焘：《共产党的崛起》，1，第606页。张先生用李立三父亲的例子生动地说明农民运动已经失控的严重程度。县长李先培等人电报的日期是1927年6月6日，电报存国民党档案馆，汉口案卷：湖南争论，1—5/704。这个集团的大部分成员在与县长的部队的一次冲突中被杀，但几名为首者逃脱。电报强烈要求逮捕他们，为民除害。谢冰莹：《自传》，第120—125页，但这书本的译文有错误。

① 诺思、尤廷：《罗易之使华》，第32—83页，论述了从1926年12月到1927年5月的争论，附争论各方的引文。

② 曼：《中国之所见》，第27页回顾大约4月20至25日在长沙得知的情况，林祖涵：《关于湖南土地问题的调查报告》，有关于他在4月底了解的情况。5月9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土地问题议决案”声称：“不但如此，两湖的农民斗争，已经开始要解决土地问题——没收土豪劣绅的土地，并有分配土地的运动。”斯大林在5月13日的讲话中说，湖南、湖北和其他省的农民已经“在自下而上地夺取土地”。诺思、尤廷：《罗易之使华》，第86和260页。

① 蒋永敬：《鲍罗廷》，第276—308页，提供了最后的决议草案的文本和辩论的记录。霍夫海因茨：《中断的浪潮》，第36—45页，有关于各会议参加者采取的立场的生动而颇不相同的记载，它部分地根据本文作者对存于国民党档案馆的会议记录所作的笔记。以下的论述根据这些笔记作出。

① 诺思、尤廷：《罗易之使华》，文件16，第254—263页。

① 这些战役的报道载《北伐战史》，3，第677—755页，附地图；《革命文献》，15，第2412—2492页，附文件；乔丹：《北伐》，第129—132页；詹姆斯·E.谢里登：《中国的军阀：冯玉祥的一生》，第220—224页，附地图。

② 吴应銧：《现代中国的黩武主义：吴佩孚的生涯，1916—1939年》，第143页，有吴佩孚部下的派别活动和吴战败的报道。国民党档案馆，441/22，一份1927年4月的军事预算和帐目表明，4月份靳云鹗收到32万元，魏益三收到10万元，樊钟秀收到44000元，武汉集团希望与之联合的冯玉祥得到73万元，冯在武汉的代表得到37360元。除张发奎外，冯的津贴比其他将领多，张发奎为他的两个军获得90万元多一点。

③ 谢里登：《中国的军阀》，第346页脚注45，引了汪精卫的报告（存国民党档案馆）和总领事罗赫德1927年6月30日发的快信。

① 美国国务院893.00/8929，电报，罗赫德，汉口，5月18日，报告说夏离汉口只有40英里，“相信已与蒋介石联合”。6月1日罗易在一篇为《国际通讯报》写的文章中也这样暗示，称杨、夏和当时也已叛变的许克祥是“傀儡，他们的行动由上海通过南京进行操纵”。孙科在6月20日的一份报告中也指责蒋。报告现存国民党档案馆，484/283。蒋永敬：《鲍罗廷》，第311、313页；关于同样的主张和证明蒋对事态的发展有准确了解的5月20日的文件，见《从容共到清党》，第693—694页。

② 《从容共到清党》第696页引了一个武汉反共组织给南京的一份报告。

① 蒋永敬：《鲍罗廷》，第311—325页；《从容共到清党》，第693—699页，两者都对共产党针对夏的威胁的活动作了敌视的报道，但也提供了战斗的有价值的记载。关于共产党一边的材料，见张国焘：《中国共产党的崛起》，1，第627—632页；诺思、尤廷：《罗易之使华》，文件21、22，第286—292页。孙科在前面引的6月20日的报告中没有提到叶挺的作用，而是说，幸而第6和第2两个军返回，赶走了夏斗寅，然后打败杨森。（1930年，夏成为武汉三镇的戍军司令，1932年任湖北省政府主席。）

② 在《革命文献》，25，第5284—5285页，何键提了四个计划政变的人的姓名。一封代理省主席张翼鹏及许多军官签署的自我辩解的电报，指控激进分子计划对卫戍部队发动进攻。国民党档案馆，汉口案卷，湖南争论，1—5/692、695和700，日期为1927年6月1、4和7日。一个共产党员回忆说，共产党领导人知道进攻正在来临，并试图作准备。《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383页。

① 蒋永敬：《鲍罗廷》，第328—320页，引了6月初期长沙几个人给武汉政府的报告。蒋教授把这次联合会说成是共产党的防御策略。

② 高荫祖：《中华民国大事记》，258页，和布尔曼、霍华德合编：《中华民国传记辞典》，2，第61页。李锐：《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第314页声称，只何键的岳父挨了一次打。他列举了从5月中到5月21日，除长沙外各地对农会的杀害行动。我没有见到证明侵入何键家中的当时的文献。

③ 国民党档案馆，汉口案卷，湖南争论，1—5/709，1927年6月14日，提供了给委员会的购粮款（大部分损失）的账目，以及一名目击者关于攻打省农民协会总部的报道。

④ 吴天威：《评武汉政权的垮台》，第133页脚注30列举许多关于“马日事变”（5月21日）的报道。艾萨克斯：《中国革命的悲剧》，第235—236页提供了关于处决的生动的、但基本上没有出处的描述。《从容共到清党》，第699和702页，说3000人被捕，70个机关被封闭。李云汉提了三名被处死的共产党领导人和其他几个化装逃走的人的姓名。

⑤ 湖北省农民协会送出的一份1927年6月15日报告（存国民党档案馆），列举了19个具体的地方，并估计有4000至5000人被杀，许多村庄被破坏。协会请求国民党政府阻止这些攻击和惩办犯罪者。又《从容共到清党》，第699页。艾萨克斯：《中国革命的悲剧》，第227页，引了湖北屠杀农民的一份可悲的报告。

① 蒋永敬：《鲍罗廷》，第332—333、337页。

② 诺思、尤廷：《罗易之使华》，文件23，第302页。

① 布兰特、许华茨、费正清：《文献史》，第112页，引了1927年8月7日《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

② 诺思、尤廷：《罗易之使华》，第103页，引5月28日的《人民论坛》。

③ 《利昂·托洛茨基论中国》，第220—248页，有托洛茨基在会议期间的讲话和文章。

④ 《关于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的文献》，哈罗德·艾萨克斯作导言，《中国季刊》，45（1971年1—3月），第100—115页，附艾伯特·特雷恩特在1935年所写但根据1927年11月发表的文本的英文译文和法文译文。英文译文转载于格鲁伯：《苏俄主宰共产国际》，第490—494页。（斯大林提议给鲍罗廷的指示不过加强了当时中共既定方针的力量。）

① 诺思、尤廷：《罗易之使华》，第92—93页。他们充分地讨论了5月份莫斯科激烈地展开的关于中国问题的争论。

② 蔡和森和彭述之都指责李停止进攻的命令。诺思、尤廷：《罗易之使华》，第106页，和布兰特、许华茨、费正清：《文献史》，第487页脚注8。施拉姆断言是毛泽东根据斯大林的指令下的命令。李锐：《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英文版），第315页注。克莱因、克拉克：《传记辞典》，同意李要为这个命令负责。

③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338页，根据柳直荀发表于一年后的回忆。它的部分英文译文见李锐：《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英文版），第315—316页。6月1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致函湖南特别委员会，内附湘潭党部和农民协会发来的电报，描述了第8、第35和第36三个军的部队进攻工农组织的情况，使人相信5月31日以前侵略来自军方。国民党档案馆，汉口案卷，湖南争论，1—5/693。代理省主席张翼鹏于5月30日电汉口，描述了一些县的群众集会和对不同地方的进攻；后来，“今天上午10时”“数百名带枪的人和数千名携木棍的人”进攻长沙。经过两小时战斗，“农民被全部击溃”。他引了对俘虏的审讯，大意是省农会已下令在20日突入城市并抢劫。“因此，我们才杀人”。国民党档案馆，汉口案卷，湖南争论，1—5/692。（日期令人不解。）

④ 电文载诺思、尤廷：《罗易之使华》，第106—107页，译自斯大林的两篇1935年的文章。又载尤廷和诺思：《苏俄和东方》，第303—304页。1929年，陈独秀提供了斯大林指示的要点，他说，指示来自共产国际，见《告全党同志书》，第333—334页；艾萨克斯在《中国革命的悲剧》（第245—246页）用了此信。不清楚电报是给鲍罗廷的，还是给罗易或中共中央的。

① 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第234—235页；张国焘：《中国共产党的崛起》，1，第637页。罗易提供了6月15日发给共产国际电报的电文，他说电报是陈独秀奉政治局之命发出的。诺思、尤廷：《罗易之使华》，文件29，第338—340页。电报详细叙述了危急的形势，表示共产党当前无力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

② 国民党档案馆，汉口案卷，湖南争论，1—5/696和697，6月4、5日。一份请愿书是武汉举行的湖北省各界代表大会递交的，另一份是武汉庆祝攻占郑州和开封的大会递交的。（有明显的证据说明它们是共同起草的。）

① 诺思、尤廷：《罗易之使华》，文件26、27，第314—320页，6月3、4日。

② 国民党档案馆，汉口案卷，湖南争论，1—5/700。

① 蒋永敬：《鲍罗廷》，第338页，引了6月13日国民党政治会议的讨论。

② 同上书，第343—344页，引了文件。夺取铁路之事在6月15日的政治会议上报告了。

③ 同上书，第348页，和《从容共到清党》，第707页，两书都引了政治会议的记录。又郭华伦：《中共史论》，1，第243页也有引文。根据蔡和森的说法，鲍罗廷也用了这种解释：湖南农民协会的不法行为“是当地的歹徒和哥老会引导的，我们没有引导”。蒋永敬：《鲍罗廷》，第336页，不过没有说明确切的日期。

① 唐将军6月26日电报的英文译文见诺思、尤廷：《罗易之使华》，第120—121页，译文取自6月29日的《人民论坛》。中文电文载《从容共到清党》，第708页；又蒋永敬：《鲍罗廷》，第350—351页。

① 这一简要论述系根据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709—715页）和蒋永敬《鲍罗廷》（第354—368页）的材料综合写成，二者都根据当时的文件。

② 汪在7月15日向中央执行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报告了日期和情况，根据《从容共到清党》，第736页，和蒋永敬：《鲍罗廷》，第403—404页。电报要点作为7月19日国民党政治会议主席团的报告，在1927年8月第一次公开透露，并由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公布。报告存国民党档案馆。见《从容共到清党》，第745页脚注94。1927年11月5日，汪精卫在广州的一次演讲中详细地谈了当时的情况，但说罗易透露的日期为6月1日。汪精卫的演讲发表在11月9日的《民国日报》上，转载于《革命文献》，16，第2851—2865页，有关的部分在第2861—2862页。

① 汪精卫在6月13日政治会议的第28次会上提名的主席团成员是谭延闿、顾孟馀、孙科、徐谦和他自己。汪提到其他与会者是武汉集团的于树德（唯一的共产党党员）、王法勤、邓演达和唐生智以及冯玉祥、鹿钟麟和于右任。国民党档案馆，005/3。蒋永敬：《鲍罗廷》，第380页又加上了张发奎。安娜·路易丝·斯特朗和雷纳·普罗梅同行；斯特朗小姐在一篇生动的报道中说加伦将军（布廖赫尔）也前往，但鲍罗廷因发烧和伤臂不能启程。安娜·路易丝·斯特朗：《中国大众》，第46—48页。

② 张发奎在与夏连荫的一次会晤中，想起了汪精卫报告共产国际决议——即斯大林的电报？——的内容，以及唐生智报告湖南农民动乱的情况。张将军回忆说，于是作出了“让共产党员脱离关系”的决定。谢里登：《中国的军阀：冯玉祥的一生》，第225—227页，有根据不同史料写的郑州会议的报道。关于讨论共产党问题的报道，见该书第7章的脚注50。可以推测，于树德和布廖赫尔未参加这些会谈。

③ 美国国务院893.00/9106，电报，汉口，罗赫德致国务卿，1927年6月15日，电报报告了鲍罗廷的沮丧和他的信念：如果他参加，会议的结果本来会更有利。罗赫德补充说：“出现了一种日益强烈的〔意见〕，即从这里的国民党各委员会中，将逐渐地清除俄国人和中国的激进分子。”

① 蒋永敬：《鲍罗廷》，第393—394页。郭华伦：《中共史论》，1，第235页，有蔡和森的《机会主义的历史》的摘录。

② 争论的热烈可以从罗易6月9日、15日的文件感觉到，载诺思和尤廷：《罗易之使华》，文件第28、31、32号，以及从1927年8月7日《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对中央委员会政策的批评感觉到，布兰特、许华茨、费正清：《文献史》，第102—118页有摘要。又蔡和森关于以后几个星期的争论的记述，见他在几个月以后所写的《机会主义的历史》，郭华伦的《中共史论》，1，第255—261页，蒋永敬的《鲍罗廷》，第391—394页有摘要。张国焘在《中国共产党的崛起》，1，第647—649页有回顾性的报道。快到5月底，共产国际第八次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国问题决议，在指示中预测对蒋介石的一次征讨：“在蒋介石军队的内部和后方极力进行破坏士气的工作，以图消灭他们；这自然不是说，在适当时机不采取直接军事行动进攻蒋介石的军队。”尤廷、诺思：《苏俄与东方》，第275页。可以设想，这些指示已通过无线电传给鲍罗廷。

① 毛以亨：《俄蒙回忆录》，第244—245页。南京、上海一方的会议参加者除蒋介石外，有胡汉民、蔡元培、张人杰（张静江）、李石曾、黄郛、钮永建、李烈钧、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和吴稚晖（他主持会议）。冯玉祥一方与会者为李鸣钟和何其巩。《从容共到清党》，第718页，根据转载于《革命文献》，15，第2566页吴稚晖的报告。艾萨克斯：《中国革命的悲剧》第256页说徐谦和顾孟馀陪冯玉祥去徐州。

② 毛以亨：《俄蒙回忆录》，第245页。英国驻上海总领事巴尔敦爵士在6月30日报告说，在6月份的最后两个星期，上海曾出现一次大规模的集资活动，他推测这是为了执行蒋介石资助冯以取得冯支持反对汉口和北京的徐州协定。英国外交部405/254，机密，《关于中国的进一步通讯》，第13315号，1927年7—9月，第43号，附件。

③ 蒋介石6月6日的报告，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718—719页有引文。

① 艾萨克斯：《中国革命的悲剧》，第256页，他引了1927年7月2日《密勒氏评论报》的电文的一部分。中文电文见《国闻周报》，7月3日；《从容共到清党》，第719—720页；蒋永敬：《鲍罗廷》，第382—383页。

② 诺思、尤廷：《罗易之使华》，文件35，第361—365页。据罗易，书记处把有这些指示的信送到上海，但是政治局经过漫长的讨论后，以一个反帝斗争的决议代替它。罗易没有引用，而是引述自己的话，政治局推测，他是反对给上海同志们这个蛮干命令的。同上，第366—369页。

③ 中共第五次大会以后，政治局由陈独秀、张国焘、周恩来、瞿秋白、李立三、李维汉（化名罗迈）、谭平山和蔡和森组成，据李又宁：《瞿秋白传：从青年到党的领导（1899—1922年）》，1967年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论文，第197页。

①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第545页以下有会议和几个决议的报道；斯特朗：《中国大众》，第74—88页有会议的描述。

② 《从容共到清党》，第731页，有蔡和森后来对政治局紧急会议的报道；又见张国焘：《中国共产党的崛起》，第649页。蒋永敬：《鲍罗廷》，第397页，有汪精卫对突然搜查的描述；美国国务院893.00/9159，电报，汉口，罗赫德致国务卿，6月29日，描述了占领的情况。斯特朗小姐观察了把全国总工会总部还给苏兆征的情况，并讥讽地描述了联欢会。她的报道是在莫斯科写的。见《中国大众》，第87—88页。显然是汉口驻军司令李品仙下令进行这次突然搜查。

① 何键的宣言载《国闻周报》，4.29（1927年7月21日），该周报转载了八篇关于两党分裂的重要的武汉文件。这些文件连续刊登在以后的几期上。蒋永敬：《鲍罗廷》，第399页引了《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11项决议中的4项。郭华伦：《中共史论》，第259—260页，列了同一材料的7项决议。

① 美国国务院893.00/9128，电报，北京，马克谟致国务卿，6月23日，转6月22日汉口电报，报告了俄国飞行员在早期离去。维什尼阿科娃-阿基莫娃：《在革命的中国的两年》，第326页报道了她在6月20日以后不久，遵照鲍罗廷的命令与几名军事顾问离开。其他人在7月份也成批随之离开，根据卡萨宁：《20年代的中国》，第291—292页，布廖赫尔将军在8月11日离开。亨利·弗朗西斯·米塞尔维茨：《龙在活动：中国国民党革命概述，1927—1929年》；和文森特·希恩：《个人史》，第240—241页，两书都有对鲍罗廷的采访。希恩详细地叙述了鲍罗廷夫人的逃亡，他大约在这次逃亡中发挥了作用（第255—258页），前引卡萨宁着作第295—296页补充了希恩的报道。

① 美国国务院893.00/9165/9194/9213，北京发给国务卿的电报传送了7月5、11、13日汉口和南京的情报；乔治·索科尔斯基论国民党，载《中华年鉴，1928年》，第1371页，里面有私下会谈的报道，材料可能是宋子文供给的。

② 蒋永敬：《鲍罗廷》，第401—402页；以及《从容共到清党》，第736—740页。两者都引了会议记录。

① 《从容共到清党》，第735—736页引华岗：《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史，1925—1927年》。艾萨克斯：《中国革命的悲剧》，第266—267页从《国际新闻通讯》7月28日引了《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中国目前情况的决议》，其中有指示，但是它把通讯日期注为7月14日。

② 宣言转载于《国闻周报》，4.29（1927年7月21日），部分英文译文载T.C.武：《国民党和中国革命的未来》，第323—333页。陈独秀的立场在《告全党同志书》中有叙述。维什尼阿科娃-阿基莫娃大概根据俄国人的档案，提供了会议的谨慎的报道。《在革命的中国的两年》，第331页。李又宁：《瞿秋白传》，第221—222页。7月13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政局宣言》的英文译文载朴孝范（音）：《中国共产党文献集，1927—1930年》，第21—29页。

① 上引《国闻周报》有不同方面的文件，少数几件载《革命文献》，16，第2828—2840页。邓演达声明的节录收于美国国务院893.00/9216，罗赫德7月15日电报。蒋永敬：《鲍罗廷》，第409页提供了邓演达到7月18日在郑州时的证据。孙逸仙夫人的声明转载于T.C.武：《国民党》，第270—273页。根据国民党文献的关于分裂的一般叙述，见蒋永敬：《鲍罗廷》，第401—412页；和《从容共到清党》，第741—743页。艾萨克斯的《中国革命的悲剧》中有《武汉：它的垮台》一章。

① 汪起草的日期为1927年7月25日的信的原件，存国民党档案馆，445/35。

② 斯特朗的《中国大众》有旅途的报道。到达日期根据1927年10月7日《真理报》。鲍罗廷生于1884年7月9日。他在莫斯科担任过劳工副人民委员、塔斯社社长助理、纸张工业的经理，1932年起任英文《莫斯科新闻》的编辑。路易斯·费希尔在1929年2月26日至6月29日期间采访过他10次，据他的《人和政治：一份自传》第138页的材料。在《世界事务中的苏联人》，2，第632—679页的一章中，费希尔间接地叙述了鲍罗廷告诉他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情况。鲍罗廷在1949年与其他许多犹太知识分子一起被捕，被送往拘禁营地，在1951年约67岁时死在那里。《纽约时报》，1953年9月3日和1964年7月1日。到最近时期，鲍罗廷的名誉在苏联已被恢复，已有关于他对中国革命的贡献的学术着作。

共产党人转向造反

共产党人转向造反

共产党反叛的开始

7月份的下半月，在新来的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的鼓励下和在布廖赫尔将军及其几个参谋人员的建议下，中共领导集团就四省总起义的计划展开了争论。计划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争取控制张发奎第2前线军团中的一些成员，这个军团已调到江西省北部，其中有一批共产党指挥官和许多共产党政工人员。反叛的细节由南昌和九江的一批共产党员制定，并于7月26日，经尚在汉口的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带计划回来的瞿秋白、李维汉、张太雷和张国焘——在一次会议上进行讨论，罗明纳兹、布廖赫尔与其他几名俄国人一起参加。密谋者希望能够说服张发奎参加，并带领他的部队回广东；但如果不能说服，那么共产党党员将策划一场叛乱，不论以什么方式去接管部队。莫斯科已得到通知，但在这次会议上共产国际的代表报告了电报指示的内容，即俄国人不参加起义；他还说不提供经费。刚与张将军在前一天进行讨论的布廖赫尔预言，如果张参加起义，将有3万士兵，这足以一路打到广东东部，到那时共产党党员能够把张排挤掉；但如果共产党人在南昌分化他的部队，起义只能争取到5000至8000名士兵。莫斯科的一份电报提出警告，除非有把握取得胜利，否则不要起义。因此，罗明纳兹派张国焘当夜去南昌，把共产国际的含糊其词的指示通知密谋者。①

南昌起义的主要设计师是谭平山、邓中夏、郓代英、李立三、彭湃、叶挺和后来中央派来监督这次行动的周恩来。中国共产党把起义的8月1日定为红军的建军日，以示庆祝。参加起义的几名指挥将领——叶挺、贺龙、刘伯承、朱德、聂荣臻、罗瑞卿、陈毅、萧克和林彪——在红军中继续其辉煌的戎马生涯。②计划已经进行到如此的程度，以致当张国焘前来，试图制止这个行动时，它已处于“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之势。第24师师长叶挺将军准备接管第11军，而第20军军长、尚未成为共产党员的贺龙渴望采取行动，以期取代当时正在避暑胜地庐山与汪精卫、唐生智、朱培德、孙科以及其他将领和权贵人物一起开会的张发奎。③

起义在军事上迅速地取得胜利。叶挺、贺龙两位将军的士兵于破晓前在城内解除了对立部队的武装，朱德带来他的教导团的残部，成为一个新的师的骨干。密谋者取得大量武器和弹药，从城内各银行和省的金库中得到巨额的现洋和钞票。但是，政治上的准备工作还没有周密地制订出来。领导集团仍然打着国民党的旗号行动，他们宣布了一个31人的国民党中央革命委员会，提名诸如邓演达、孙逸仙夫人、廖仲恺夫人（何香凝）、陈友仁、张发奎及其两名被取代的军长这些不在场的国民党领导人和17名共产党员为委员。出席的仅有的几名“主席团”成员是谭平山、贺龙、郭沫若和恽代英，所有成立的各种名目的委员会的领导都是共产党员，只有贺龙和郭沫若除外，据报道，两人在征途中入了党。①在成立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时，领导人声称它有合法性，但是后来他们自己承认，他们在土地革命、对地方权势者的态度和理财方法等问题上没有一贯的政策；他们甚至就前往广州还是前往广东省的东江区的问题，以及就进军的路线发生了争论。

军队在灼热的4日开始进军，沿途损失了很多装备。由于开小差、痢疾和战斗伤亡，部队的力量削弱了。蔡廷锴将军带了他的第10师逃到浙江，只留下第11军的第24和第25两个师。在瑞金和会昌附近的战斗中遭到严重的伤亡后，进军者把伤员留在福建西部汀州的一所英国教会医院中接受治疗。②军队在途中得不到支持，因为在多山的江西东部和福建几乎没有农民运动。经过一个多月行军到达福建-广东边境地带后，行进的部队短暂地控制了潮州和汕头（9月24—30日），但不能获得群众支持，虽然仅在一年前，香港的罢工和抵制运动在那里曾经非常活跃。到9月底，已被击溃的部队已完全失败。第24师和第20军的残部设法向沿海的陆丰前进，彭湃组织的农民运动在那里仍有力量；但在那里，贺龙的几个师的师长倒向敌人一边。许多共产党的领导人于是乘小船逃往香港，有的则乘船前去上海。周士第指挥的第25师残部和朱德率领的充当后卫的部队逃进山区。后来周士第、朱德率领他们的部队穿过江西南部，然后分开，朱德带领600名左右装备很差的士兵于1928年春季在湖南南部与毛泽东会师。①

南昌起义的一个直接后果，是九江和武汉地区大规模逮捕共产党嫌疑分子，许多人被处死。但是，大部分没有南征的共产党领导人已经躲藏起来，逃过了清洗。他们正在秘密地制订计划，准备在秋收季节发动一系列农村起义——一般地说，当必须交租时，农村就处于非常紧张的时期。

秋收起义

遵照共产国际的命令，罗明纳兹在8月7日召集当时还在的党中央委员开会，以改组领导结构，同时批判了过去的错误——错误归咎于中国的而不是共产国际的战略家——和批准新的政策路线。约22名中共党员在罗明纳兹的“指导”下，在武汉开了一天会；其中15人是中央委员会委员或候补委员，不足总数的一半。他们选举了以瞿秋白为首的临时政治局，在新的大会召开前处理党的事务。党这时将保持严格的集中和高度的秘密。①8月7日的会议参加者还发了四份文件。据报道，一份文件是罗明纳兹口授的，它指责过去中国领导集团的机会主义，特别指名批评谭平山，还批评了党的创始人陈独秀。其他文件制定了一条造反的路线：共产党将设法推翻武汉和南京的两个政权，将在客观情况许可的省组织起义，期待在将来成立苏维埃。起义将在“革命的左派国民党”的旗号下进行。②

原来的计划号召秋收季节在湖北、湖南、江西和广西进行农村起义，但大部分江西的领导人在南昌起义后向南方进军而离开，使该省不可能再举行另一次起义。新的政治局派张太雷作为共产党南方局和省党委的书记坐镇广东。他们把湖北分成七个区，把湖南分成三个区，希望在这两个省发动广泛的农民起义，但由于缺乏指导人员，活动区缩小到武汉以南的湖北省部分和长沙以东的湖南省地区。密谋者命毛泽东负责湖南的行动，与省委书记彭公达一起工作。湖北省委书记罗亦农也参与制订计划，但不执行湖北南部的任务，这项工作由匆忙组成的特别委员会来指导。预定两省爆发起义的日期为9月10日。①农民起义将进行土地革命，推翻武汉政府和唐生智政权，进而成立人民政府。起义必须在组织、技术和政治方面作精心准备，一旦发动，决不能退缩或后退。农民必须组成主力部队，虽然现存的部队和股匪如果改弦更张而为革命事业服务，能够用为辅助部队。“耕者有其田！”“抗税抗租！”“没收大中地主的土地！”“消灭土豪劣绅和一切反革命！”——这些应该是唤起农村群众的口号。杀阶级敌人和地方官员将促使农民投入广泛的农村起义和夺取县城。然后，武汉和长沙将随之起义。这就是逃亡的政治局的理论。要加以贯彻就更困难了。

在湖北南部，起义在9月8日晚过早地开始，同时出现了一连串的抢劫，特别委员会还夺取了运送的钱和少量武器。但是当地方的共产党领导人按计划最后攻打两座防守严密的有城墙的县城时，他们后退了，因为他们缺乏军事才能，不能以他们的武器很差和从未受过训练的农民军攻占这两座县城。中央已经禁止特别委员会与仍有共产党军官的部队接触。这是一场农民运动。因此，委员会被迫于9月12日在山区的一个小镇成立革命政府。不久，他们开始转到一个市镇——新店——期望得到一支地方自卫队（一支有38支枪的前股匪）的支持，准备联合攻打另一个县城。如果证明不可能做到，他们就越过省界向岳州转移，这样他们就可以与湖南东部的起义连接起来。对委员会来说不幸的是，已经与他们在谈判并且参加抢劫列车的自卫队的首领背叛了他们。他解除了他们小部队的武装，虽然让委员会的委员逃走。这样，经过不到10天的分散的骚乱和杀戮，湖北南部的起义归于失败。①

毛泽东承担指导任务的湖南起义在一开始比较成功，但也以失败告终。在组织阶段，毛泽东与武汉的政治局成员在几个问题上发生冲突。他意识到，如果没有组织起来的军事部队，起义不可能继续，而不论军队是不是所谓的辅助部队。他还坚持，现有的领导集团不应过于分散，而且他不顾中央的意见，把他的努力限制在长沙附近的湘江几县。他还希望在共产党而不是国民党的旗帜下进行战斗，同时主张完全没收土地和立刻成立苏维埃。中央严厉地批评毛泽东，并派一名俄国顾问到长沙协助他指导工作；从这位马克夫同志的报告，我们才得到了关于起义和毛泽东“错误”的某些有用的情况。①

到9月份的第一个星期，毛泽东有四支可以投入战斗的部队。第一支是由张发奎卫队的逃兵组成的未满员的团，它错过了南昌起义，因士兵开小差而减弱了力量。它的正副指挥官是共产党员，部队驻扎在江西省内靠近湖南边境的修水。第二支是乌合之众的部队，由夏斗寅部队的逃兵组成。带兵的是一个土匪，曾与所谓的第1团发生冲突而被赶出修水。第三支部队称平江浏阳自卫队，它的一部分是5月底曾试图袭击长沙的农民，一部分是地方的民团和土匪。一名国民党军事学校武汉分校的毕业生指挥这支部队，它驻于长沙以东的山区。第四团为萍乡醴陵自卫军，由安源的失业矿工——一个共产党领导的很有战斗力的集体——组成。湖南省委把这四个“团”——分布在150公里范围内的三个地方，其中两个互相敌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并授予它们党旗。②

最后的战斗计划要求前两个团进攻长沙东北的平江，其他两个团攻打省城正东面的浏阳。9月11日或以前，在长沙周围农村的预备性骚乱是为了转移对这些有城墙的市镇的进攻的注意，而游击队应当袭扰出来镇压进攻者的部队。应当在北面和南面切断通向长沙的铁路。在夺得平江和浏阳以后，所有部队将在15日直趋长沙，而长沙城将在城内发动群众起义来响应进攻。但是在5月21日事件的前些日子，执行这个计划的共产党员的人数已大为减少——全省从约20000人减少到5000人，在长沙只有约1000名共产党员。此外，进攻部队的武器比较少。

安源的第4团按时间表在9月10日开始进军。它不能攻占萍乡，就在12日转而攻下了位于通往长沙的铁路边的醴陵县县城。它在县城守了一天多，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宣布了没收土地的纲领。一支只有60多条枪的共产党领导的农民部队在13日竟能占领离长沙只有50公里的株州，使省城惊慌失措。根据马同志的报道，这个地区数千名以刀枪武装起来的农民参加了冲突，夺得了许多枪支。但是在更远的北方，应当去攻占平江的两个团竟火并起来，第1团的残部在15日退到了江西省的山区。面临这一灾难，湖南省委取消了预定在那一天举行的长沙起义。第3团由于其北面被出卖而丧失了右翼；就在第4团于16日晚设法夺取浏阳城之前，放弃了对它的进攻。第二天，共产党几个团中最精锐的团被包围，几乎全部被消灭，主要是农民部队的第3团也落了同样的下场。马同志责备领导集团胆怯，要求重新发起进攻，但未奏效。

毛泽东在浏阳县的部队之间移动时差一点遭难。他被民团俘获，如果不是成功地逃脱和躲藏起来，多半会被枪毙。不清楚发生这件事的准确日子和毛泽东当了多长时间的俘虏，但他逃脱后，徒步前往第3团残部集结的一个山区市镇，在那里命第1团的残部集结。克服了反对意见，毛泽东说服已被击溃的士兵、矿工、农民和土匪组成的部队退到湖南江西交界的偏僻山区，这就是着名的土匪筑垒地区井冈山。①他在那里开始了他通向取得权力的长征的第一步。过了很长一段时期，他才知道他被清除出政治局以及政治局因谴责湖南的失败而给地方的其他领导人的处分。

广东是命令举行秋收起义的第三个地区，在彭湃一度能够掀起一个强大的运动的东南沿海的海丰和陆丰两个县，存在装备很差的农民部队，在对4月中李济深的反共打击的反应中，共产党领导的一支人马在5月1日已经成功地夺取了海丰，处死了没有逃走的官员和其他反革命分子。这支部队在10天后被赶走，但是起义部队在内地不时进行袭击，农民在可能的地方公然反抗地主。8月22日，共产党广东省委在叶挺和贺龙的部队正在靠近这一消息的鼓舞下，计划在他们来到时举行一次起义。共产党领导的农民军能够在9月8日夺取陆丰城，在17日夺取海丰城。经过一段时期的掠夺和杀戮后，他们又撤出这两座城，在一个准备好的山区根据地重新集结，当叶、贺的军队接近汕头时，农民军短期地占领了其他两个县城潮阳和揭阳，但是地方部队和即将到来的部队之间很少配合。农民军得到叶挺一个营的援助，为夺取普宁而打了一仗，但营长，一名共产党员，不准农民部队进城，因为担心他们会大肆杀戮。随着9月底汕头的战败，共产党在广东东部建立一个工农政府的希望暂时破灭。①

统一国民党领导的企图

共产党领导人被赶出武汉后，国民党的三个主要派别立刻进行了和解谈判。上海一派由一批有威望的革命老党员组成，他们因反对孙逸仙倒向俄国和在国民党内容纳共产党人而团结起来。这个集团中的几个人（但不是全部）于1925年11月曾在北京郊外的西山开会，强烈谴责共产党向国民党的渗透，要求解除鲍罗廷的职务，并指责汪精卫。这个持反对意见的集团坚持上海的老国民党执行部是党的真正中心，甚至在1926年3月独自举行了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一批上海领导人在1927年春季的反共行动中，与蒋介石及其南昌来的支持者合作，并于4月份协助组织南京政府，但是这个集团仍保留上海的中央党部。他们之中的一些人对被广州领导集团“开除”出国民党之事怀恨在心，而有的人此时正在领导南京的一派。到7月后期，武汉集团已与中国共产党决裂，并且它的最直言不讳的激进主义的——也是理想主义的——党员已经离去。不过和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武汉集团在1927年3月它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会上试图削弱蒋介石的地位和权力，而在汪精卫回国后，武汉和南京两派已经无所顾忌地互相公开攻击。每一方都宣称自己是真正的党的权力中心。

到8月份，南京集团几次遭受军事挫折，而武汉集团声称为它所有的领土中又有共产党领导的起义，这些情况推动了谈判。由于派部队对付武汉，南京已经削弱它的北线，从而导致北方军事联盟的恢复。张宗昌在7月25日夺回徐州，而孙传芳则向他在长江三角洲的老根据地挺进。在7月中下旬，冯玉祥打电报给南京和武汉，敦促和解，但双方都不信任他，它们自己在8月初互相发电和互派使者。①

在南京集团内部，以李宗仁和白崇禧为首的桂系与蒋介石的黄埔学生之间存在冲突。甚至何应钦对蒋的支持也是不可靠的。总司令由于专横跋扈，似乎有许多政敌，而且他似乎是和解的一个障碍。这时，蒋介石的后备军在北线，而且尽管在上海勒索性地筹款，南京政府在财政上仍存在种种困难，这些情况降低了他的威信。在8月12日军事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蒋谈了他要辞总司令之职和把首都防务交给其他将领的意图。当没有人提出反对时，他认为这是不可容忍的侮辱，于是离开南京前往上海；张静江、胡汉民、蔡元培、吴稚晖随即赴沪，试图劝阻他。蒋的引退声明在8月13日发表，它强调了他为党服务的唯一愿望；如果他的引退会促进团结，他乐于这样做。他回顾了党的历史、孙逸仙联俄和容共的决定，并为他在共产党员因在国民党内部搞阴谋而被清除时所起的作用辩解。他敦促他的同志们同到南京，完成北伐。①

蒋介石离开后，双方使者在庐山讨论和解的条件，并决定9月15日应在南京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以解决分歧。但在召开会议前，南京本身有被重振旗鼓的孙传芳部队占领的危险，孙的部队已经在城东15英里处成功地渡过长江，并且已经切断了通向上海的铁路线。这发生在8月26日，这时李宗仁的原第7军和何应钦的原第1军的一些部队据守此城，虽然这两名指挥官不和。此外，唐生智已派两个军在何键和刘兴率领下向南京逼近，以配合孙传芳的挺进。在这个紧急关头，李、何两位将军捐弃前嫌，在白崇禧和其他部队的援助下把他们的部队投入战斗。国民党人在到8月31日结束的六天的拉锯战中，最后打败了北方的来犯者。约30000名孙传芳部队的退路被国民党海军切断而成了俘虏，国民党军缴获了大批武器。龙潭之战是整个战役中几个关键硬仗之一。它拯救了南京和富饶的三角洲地区，使重组国民党政府成为可能。①第1军然后把孙传芳溃不成军的残部沿津浦线往北赶回徐州。

代表武汉集团的谭延闿和孙科，为了进行党的统一的初步讨论，已经前往南京；同时，在9月初期，随着南京得救，汪精卫和武汉的其他大部分领导人随之前往，与不久前的对手谈判。唐生智虽然已在安庆监督武汉的东征，却拒绝去南京。在9月5日至12日的南京和上海的谈判中，三派制订了一个使各方都有“面子”的巧妙的妥协方案。它们将设立一个中央特别委员会来处理党务，重新组建国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准备在1928年1月召开第三次党代表大会。那时大会将使党采取新的路线。甚至对选举大会代表的方法也作了规定。这样中央特别委员会将代替两个对立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各自选出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在组成委员会时，各派提名6名代表和3名候补代表，然后这个集团选举14名最有威望的政军人员——汪精卫、胡汉民、张继、吴稚晖、戴季陶、张静江、蒋介石、唐生智、冯玉祥、阎锡山、杨树庄、李济深、何应钦和白崇禧。这样，中央特别委员会将有32名委员和9名候补委员，并且至少在名义上包括了最重要的军事领袖。共产党员当然没有列入，但是宋庆龄、陈友仁，甚至宋子文的名字也都被删去了。②

但是汪精卫在9月13日辞职，带了几名亲密的支持者离开南京前往九江。他对其召开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全体会议的建议被一些人所否决表示不满，这些人否认以前3月份在汉口召开的第三次全体会议的合法性。汪精卫公开认为特别委员会不合法。按照中国通常的做法，他发表了拘泥虚礼的辞职声明，表示对他过去错误的检讨。①其他领导人9月15日在南京顺利地按照商定的步骤成立中央特别委员会。他们还发出电报，拒绝汪精卫辞职，要求胡汉民、吴稚晖和蒋介石重新履行他们的职责。中央特别委员会然后选出新的政府委员会，由汪精卫、胡汉民、李烈钧、蔡元培和谭延闿为它的常务委员。②汪精卫和胡汉民都未到任。

妥协性和解从一开始就遇到了个阻碍。新的委员会因不合党章而容易遭到反对，几名原南京和上海的领导没有被安抚，蒋介石仍缺席，汪精卫公开反对它。10月初期，新的南京集团派代表团试图劝说汪精卫，到10日，新的妥协似乎已经达成。第二天，南京的谭延闿、李宗仁、何应钦和程潜通电建议11月1日在南京举行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对汪精卫及其军事支柱唐生智来说，甚至这个让步显然也不够，唐生智要求担任总司令以取代蒋介石。21日，名存实亡的武汉政治会议发表了宣言，声称在中央执行委员会恢复之前，它在它所辖的区域是党、军、政事务的唯一权威，唐生智则通电谴责南京，并宣布了推翻那里的篡权者的计划。汪精卫秘密取道上海前往广州，在10月29日到达这个老革命根据地。③

唐生智的挑战可能是对南京政府10月20日对他进行讨伐的命令的反应。他与孙传芳和张作霖的所谓的阴谋据说已在龙潭之战后被发现。对他的征讨将由他的湖南老对手程潜指挥，但程率领的军队还包括李宗仁和朱培德的部队、一支小舰队和几架飞机。看来唐生智有许多敌人，因为冯玉祥从北面，李济深从南面威胁他，而谭延闿的战地司令鲁涤平派他的部队沿江从西面而下。李宗仁的部队一步步地迫使长江北岸何键的部队向湖北后撤，同时南岸程潜的部队则把刘兴的士兵赶向江西，而在那里这些士兵将遇到朱培德的部队。到11月初，南京的海军已占领了通向武汉三镇的入口，而鲁涤平正向岳州逼近，危及唐生智往湖南的退路。唐生智的部将何键、刘兴、叶琪、周斓和李品仙决定退回他们在湖南的老根据地，以便自己照顾自己。11月12日，唐生智宣布退隐，暗中登上一艘日本轮船前往日本避难。①北伐的军事联盟开始分崩离析。

汪精卫回广州成立一个党部，以与南京的中央特别委员会抗衡。陈公博、顾孟馀、甘乃光和何香凝（廖仲恺夫人）等少数的几名左派中央委员参加他的阵营，而他的主要军事支持者依然是张发奎。南昌起义后，张将军把他的残部——三个步兵师、一个炮兵团和一个教导团——调到韶关，该地靠近广东北部边境，在通向广州的铁路线的一端，而张本人应李济深的邀请，通过海路于9月27日回到广州。当他的部队到达韶关时，他下令要它们来广州；它们在广州可能比李济深所辖的部队更强大，因为李的部队分散在三角洲的市镇，而且他已派几个团到汕头地区去阻止贺龙、叶挺的侵犯。经过那次胜利的战役后，李将军开始调回他的部队，这样，汪精卫10月29日抵达广州时，两位将军的军事实力似乎大致相当。李济深对汪精卫的支持只是表面的，因为他和支持南京特别委员会及其政府的桂系的黄绍竑关系密切。但是，对唐生智的征讨已经削弱了桂系对南京的控制，而特别委员会本身也处于困境之中。①

汪精卫到达广州后，立刻发出在广州召开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的号召，邀请南京和上海的委员参加。李济深拒绝参加发出这一号召。随之而来的又是与南京领导人的几次电报谈判，因为他们以前同意在11月1日开始举行全会，但是在南京举行。全会没有召开，但那一天汪精卫在广州设立了国民党中央党部。已在李济深反共政权下受到严厉镇压的广州市左派劳工运动，在张发奎和汪精卫回来后显出了生机。几千名手执红旗的工人游行到汪家，要求他释放已被拘禁的劳工领袖，但是警察把他们驱散了。恢复反英抵制行动的努力，可能表示了共产党的主动精神，因为共产党员曾经控制过老的罢工委员会。汪精卫的政治分会和省政府作出了分发给每人现金以遣散留在广州的香港罢工者的安排。②汪精卫一派显然对劳工骚动并不热心。事实证明，汪精卫在广州的逗留只是短暂的，因为11月初期蒋介石带着蒋汪联合反对南京的建议重返政治舞台。

蒋将军在9月28日前往日本，在日本除了进行其他活动，他赢得孙逸仙夫人宋庆龄的同意，让他同她的妹妹宋美龄结婚。这样，他就与孙逸仙的遗孀、宋子文和孔祥熙的妻子有了姻亲关系。③他在11月5日还私下会见了日本首相田中义一。田中男爵称赞蒋介石及时引退，但告诉他，只有他能够拯救中国革命。他建议蒋介石巩固长江以南国民党的地位，而不要卷入北方的军阀政治。首相说，只要国际条件容许和日本自己的利益不受损害，日本将在蒋介石的反共努力中援助他。蒋介石的答复是，向北进军是绝对必要的，并要求日本援助，以便清除日本正在援助张作霖的印象。他说，只有这样，日本才能保证在华日本国民的安全。①每人提出了一个要求和一个警告。

蒋介石安排宋子文前往广州，以实现与汪精卫的和解。宋子文在11月2日抵达广州，蒋介石在10日回到上海，同时他发电邀请汪同他一起讨论，并同意汪的基本论点，即应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以解决党内的一切问题。应该在上海进行初步的讨论。谭延闿也代表南京的特别委员会致电汪精卫，建议上海作为为召开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会作准备的初步协商的地点。②

当汪精卫和李济深准备到上海参加会议时，李将军要求其同事黄绍竑来广州接管他的部队，汪精卫同意。如果李支持汪，张发奎同意出国；省库拨出5万港币作为旅费——也就是说此款是乐意让张发奎出走的李将军所赠。张将军把他的部队交给他信任的同事黄琪翔将军指挥，在14日前往香港，从那里再与汪精卫和李济深乘船前往上海。

这完全是一个诡计，一个传统的骗局。当汪、李二人在16日离开香港时，张发奎“错”过了船班。在17日破晓前的几个小时，黄琪翔得到薛岳将军和李福林将军的支持，在广州发动一次政变。他们的部队包围了广州李济深、黄绍竑各部队的队部和兵营，并解除了士兵的武装。他们打算抓黄绍竑，而黄预先得到警告，得以逃脱。当政变结束时，张发奎于17日回广州，与陈公博及汪精卫的其他支持者成立了一个新的省政府。这次军事政变是以“护党”的名义发动的。李济深在香港至上海途中的船上无计可施，而汪精卫公开表示对整个事件毫不知情。①

在上海，很少人相信汪精卫。他的政治地位被这次政变削弱了，虽然它已加强他的支持者对富饶的广东的控制。上海的几个老党员——胡汉民、吴稚晖、蔡元培、李石曾和张静江——因他背信弃义对他嗤之以鼻，其中有几个拒绝见他。李石曾谴责这次政变是共产党的阴谋，列举政变前的一系列事件和政变后不久他收到的报告以支持他的指责，而汪精卫当然否认这种指责。根据汪的说法，政变完全针对不合法的中央特别委员会。可是，指控——未必是事实——在几个星期内对汪精卫非常有害。刚从唐生智手中赢得武汉的桂系的李宗仁和白崇禧大为恼火。他们甚至讨论进行一次军事讨伐，在广州再把李济深扶上台。这样，在上海进行的争取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会的初步协商，就在不协调的气氛中开始。在那些拥护中央特别委员会的人和像汪精卫那样的反对它的人中间，这种不协调特别厉害。胡汉民和汪精卫之间的宿怨一如既往，毫无和解之势。蒋介石因在前三个月中没有与国民党政治发生关系，就处于进行调停的有利地位。初步的“闲谈”于11月24日在上海法租界他的公馆内开始。②

计划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会的较正式的“预备会议”于12月3日至10日在蒋公馆举行，中执委和中监委的80名委员和候补委员中的约35名成员参加，但是各派别之间的争论与以往一样激烈。12月2日，即会议召开的前一天，南京政府因张发奎、黄琪翔“勾结共产党”的政变而下令对他们进行军事讨伐，由于南京政府是有问题的中央特别委员会的产物，斗争更被它的命令所激化。互相进行指责和施加弹劾的威胁，由于这个或那个集团拒不参加核心会议，只能举行四次会议。最后，在10月10日，在蒋介石发表了妥协和团结的呼吁以后，汪精卫提出一个解决办法，即要求蒋介石恢复其总司令之职。为了党的团结，他还明确表示他有意退隐。汪精卫的动议被一致通过。的确出现了一个冯玉祥、阎锡山、何应钦及其他将领通电要求蒋介石复职的运动——这个运动多半是蒋介石自己策划的。虽然蒋将军没有立刻表示他的决定，预备会还是表决通过要求他负责召开应在1月1日至15日举行的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会。一切有争论的问题都应在全会上解决。总之，国民党领导集团被分歧搞得四分五裂，以致准备会议只能解决一些例行的事务。蒋介石在党内的地位已经大为提高，现在，他可以施加强大的、即使不是决定性的影响，以决定哪些中执委委员和候补委员可以参加即将召开的、被认为能把党重新团结起来的全会。①

准备会议刚休会，上海就立刻得知广州一次共产党领导的起义的搞乱人心的消息，这次起义始于12月11日的黎明。在一开始，起义显然成功地控制了该城的一部分，其特点是掠夺、放火和处死了许多人。张发奎的大部分部队离城与黄绍竑交战，或者驻扎在东江区，但是他下令把他们调回。到第三天，回来的部队足以使张将军在李福林的帮助下把叛乱镇压——残酷地镇压——下去。广州的破坏是严重的。汪精卫的政治地位遭到不可弥补的损害。为了安全，他先住进了医院，然后在12月17日乘船第二次流亡法国。在几年内，他一派的其他领导成员干脆受到排斥，不再参加高级的国民党工作。①

广州公社

灾难性的广州起义，是一小批大胆的中共领导人为了执行上海新的临时政治局的总指示而策划的，它标志着共产党长期夺权斗争的低潮。在长达20年的时期中，这是最后一次共产党领导的大规模城市起义，也是1927年7月共产国际命令执行的起义政策的无容置疑的失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把这次灾难说成英勇的行动，强调参加者的英雄主义，公开宣称起义是一个象征性的胜利，但是它本身仍是一个重大的失算，是共产国际力图指导另一国家的革命的又一次失败。失败和随之而来的残酷镇压，给广州激进的劳工运动一个可怕的打击，并且在其他大城市产生了有害影响。头两天关于广州杀人、放火和抢劫的报道，以及假定的俄国人的参与，使中国的舆论转而反对共产党和苏俄。国民党政府与俄国断绝关系，国民党停止了它与共产国际的支离破碎的“联合”。由于有许多报道性和分析性的记载，我们这里只对事实作一概述。①

共产党临时政治局于11月10日和11日在上海举行了扩大会议，以评估最近的失败和制订重建党的计划。为了“在真正革命的布尔什维克斗争道路上起步”，它为革命制订了总的战略，②然后与广东省省委书记张太雷一起为发动一次广东起义订出计划。黄琪翔11月17日在广州对黄绍竑的政变的消息传来，张发奎和李济深两军之间很快发生冲突似乎有了可能。为了利用这个机会，政治局在11月18日发布了11点纲领，指示广东的共产党员在农村发动农民起义，在县城发动工人起义，在广州发动政治总罢工和兵变。①11月26日，广东省委决定起义，并任命以张太雷为主席、叶挺为总司令的五人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会制订了政治纲领，开始作军事准备，为苏维埃挑选官员，动员残存的红色工会的工人，在部队中秘密征募士兵，试图与附近的农民运动建立联系。12月7日，广东省委在广州秘密召开名为“工农兵代表大会”的会议，会议通过了由15名代表组成的苏维埃，其中9名被列为工人，各有3名被列为农民和士兵，虽然省委后来承认；他们都是知识分子。会议选定12月13日为广州起义的日期。②

到那时，革命军事委员会有相当多的资源。张发奎从武汉带来的军官教导团，其人员在武汉已受恽代英的影响，它有一些共产党军官，而叶剑英就是副团长。委员会已经组织了赤卫队，它由约500名省港大罢工组织的前罢工纠察队队员和约1500名仍受共产党领导的工会的工人组成。在黄埔军校的学生中也有几名共产党员。主要的困难是缺乏武器。在12月初期，广州的守军不多，因为张发奎已把他的大部分部队调出城外去阻击黄绍竑和李济深的部队，只留下一些小部队守卫各指挥部和兵工厂。李福林仍控制河南岛，但只带一支小卫队，因为他的大部分部队都在江门。广州有一支有战斗力和装备精良的警察部队。一个无形的因素是第4军军长黄琪翔将军的左倾情绪，他已经深受邓演达的影响。与共产党党员接近的廖尚果领导第4军的政治部，黄将军也知道共产党领导人正在从香港溜进广州；他甚至把恽代英留在他东山的家中。

共产党在广州活动的消息以及第4军政治部刊物上出现的激进文章显然使上海的汪精卫大吃一惊，因为在12月9日和10日他致电陈公博和张发奎，指示他们采取反对共产党员的行动。他们应派部队包围和搜查苏联领事馆，汪精卫指责那里是计划中的起义的总部；他们还应驱逐苏联的领事。黄琪翔应该暂时引退，同时应该清洗共产党员。①

12月9日，警察发现了一个炸弹的贮藏地。这件事，再加上张发奎计划解除教导团武装的消息，促使革命军事委员会把起义的日期提前。他们匆忙地把叶挺将军从香港召至广州。不利的是，他只是在暴动开始前几个小时才来到进行指挥。此外，提前两天的做法也许使几支已经征募的农民部队不可能到达广州城。据报道，只有500人从近郊前来参加起义。

起义者拥有突然性的有利条件。12月11日星期日凌晨3时30分，工人赤卫队攻打公安局——警察总部——并很快得到大部分教导团学生的增援，教导团已经叛变，并且抢杀了它的15名军官，这时它由叶剑英指挥。攻下了公安局后，攻打者释放了在前两天搜捕时被抓的约700名犯人。这些人大部分来自共产党控制的工会，这时也参加了战斗。到中午，广州城的大部分警察局已被拿下，几个（但不是全部）战地部队在广州的总部也已被攻占。造反者控制了火车站和邮电局，接管了政府机关和国民党省党部。他们夺取了中央银行，但无法打开储藏银元和钞票的金库。他们还抢劫了其他银行和钱庄。公安局成了新苏维埃政府的中心。夜幕来临时，已经发生了许多单独的抢劫、放火和枪杀可疑敌人（其中包括约300名警察）的事件。但是河南岛幸免于难，因为它受到炮艇和李福林的卫队的保护，而且陈公博、张发奎、黄琪翔和其他忠于国民党的人在星期日清晨就逃到了那里。沙面仍是一个外国的庇护地，英国的总领事为忠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