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_21

威和罗素。张东荪，就他主办的《时事新报》来看，似乎极其靠拢上海的青年企业家们，他支持他们在商会的行动。孙逸仙在商界享有崇高的威信，以至一部分商人准备在上海修建他在《中国的国际发展》中所描述的东方大港。②

但是总的说来，资产阶级的思想更多地源于企业实践而不是理论的推想。在这方面，战时和战后具有决定意义的经验是政治混乱中的经济繁荣。资产阶级似乎更多地注意到后者带来的好处，较少注意到前者带来的麻烦。它几乎还完全不曾经历过现代的经济周期。眼前的兴高采烈胜过了对未来的捉摸不定。资产阶级的乐观情绪和理论家们的乌托邦合拍。因缺乏经验而产生的幻想和政治思想上的犹豫不决凑到一起了。

伟大的向往

资产阶级在商会中采取的立场、在专业报刊发表的文章，以及工商业者发表的宣言所表达的思想，全都集中在某些自相矛盾的伟大主题上：既要民族主义又要国际合作，既要工业革命又要社会安宁。

中国资产阶级附和所有要求废除不公正的呼声：废除二十一条，取消治外法权，还有恢复海关自主。①这些论题没有一个是资产阶级所特有的。对于当时促使城市社会反对外国侵略的潮流，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只是起辅助性作用。和大城市中所有精英们一样，企业家们也受到他们中的一员——银行家赵锡恩——所谓的“社会不公”的损害。“外商在上海似乎形成了一个排他性集团，中国的商人或公司没有和他们来往的权利……这种贵族式的生活方式全然不顾及他们的主人和顾客，伤害了我们商人们的感情”。②

但是外国的扩张虽然损害被统治国的一般利益，却以更直接的方式涉及商业、工业和金融领域，而这些正是工商业资产阶级特殊的活动领域。中国的商人因此发现他们受到双重影响：既作为急于救国的公民，又作为受到竞争的企业家。天津商会的一个负责人在1912年举行的银行公会全国代表大会上致词，强调他们的责任说：我真诚地希望大家把发展工业和管理金融事业看作自己不可推卸的责任，为中国人民谋福利。③

但是资产阶级虽然要求控制经济发展，并从中为自己谋利，却也认识到经济发展有赖于外国的合作：“如果现在我们想给我们的工业以新的推动力，我们首先必须采取自由贸易的原则，利用外资，从国外引进机器……如果国家企图只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工业，这一目标是无法达到的。”④

就这样，中国的企业家们寄希望于外援。“我们希望你们利用一切机会援助我们的商业与工业企业”。①但是他们对这种援助定下了严格的条件。“合作决不能以任何形式干涉我们国家的财政，也不应妨碍我们的发展”。②它不应该是控制，而应该是“明智的互利行为”。③为了建立在中国的法国商会的主席昂希·马迪埃所谓的“友好的经济协作”，中国资产阶级寄希望于外国人的明智与善意，希望“盟国和友邦中的健康力量能够影响他们的政府，废除或修改有害于合作精神的条约”。④由于受到威尔逊的幻想的迷惑，中国实业界特别寄希望于美国。1918年，他们热情洋溢地欢迎美国总统的特使百万富翁查尔斯·克兰，这位先生特地从芝加哥赶来表示他对中国的同情和援助的愿望。

由于缺少资金，这种不可避免的依赖别人的善意的想法，包含着将本来是未雨绸缪的努力变成乌托邦的危险。中国资产阶级在1919—1920年面对的问题，即不发达国家接受外援的问题，至今仍具有头等重大的意义。这个问题的性质是非常清楚的：怎样在取得外援的同时又使国家的独立受到尊重，还要照顾到有关列强的相互利益。这一虽然很少付诸实施但现在已经变得尽人皆知的思想，在当时却是革命性的。它与19世纪以来追求特权和势力范围的国际外交概念相冲突；并且与认为中国是世界的中心，根本不承认国际间有什么互利关系的儒家传统，背道而驰。

这种国际合作的主旨，与国内政治方面实现工业革命所需要的社会和谐思想，正好互相配合。

资产阶级当时对工人阶级所表现的关注可能反映了一些信奉基督教的雇主的忧虑；聂云台、欧朋（音，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创办人之一）和银行家徐恩元都属于这一类人。无论如何，这正与基督教青年会和C.F.雷默、歇伍德·艾地等人自20年代起领导的运动巧合。由于这些影响的汇合以及帮会的传统，产生了温情主义思想，它追求的是将劳动者的福利与雇主的利益调和起来。1920年创刊的《工商之友》宣传减少工时，增加工资，工人分享利润。①在效率的伪装下承认了社会进步的必要性。穆藕初在他于1920年创办的一家新纱厂的开幕式上说，工人的力量是“工业的看不见的资本……这个资本决不可以浪费掉”。面对艰巨的发展任务，资产阶级认为它与工人阶级是互相依靠的，主张制定“民主实业的新制度，实行业主与劳工的互助”。②而这种认识在某些工人团体中得到了响应。③民族工业正遭到外国的竞争，对共同危险的认识加强了团结精神。因此工人阶级的进展不是对大家都有损害的斗争的结果；不是抛开资产阶级而是要和资产阶级一道取得进展，要依靠资产阶级的主动精神。胡适认为，“在充分明智和强大的公共舆论形成之前，在有效的法律通过之前，要解决中国的劳工问题只有靠聪明的雇主如聂、穆诸先生自愿地执行一种改善工人境遇的政策”。④

上海的中国报纸一再重复“聪明”和“有远见”的资产阶级这个话题。它们强调“中国资本家的觉悟”的必要性，并为了这个目的而努力。自由主义大报《申报》要求提高工资，并且解释说，这并不会损害股东们的利益。

实业界为普及教育而作的宣传坚持社会团结的主旨，其直接的目的显然是为工业提供它所需要的职工。不过1917年创刊的出版物《教育与职业》坚持说，群众生活条件的改善是工业与教育协调一致发展的结果：“雇主与学校合作，工作与教育并进”。①

在1919年，中国资产阶级的哲学是扩展的哲学。它和法国社会主义（特别是圣·西门主义）以及英美自由主义之间在某些方面的相似之处，并不应完全归之于文化史。把一切都考虑在内，这是类似经历的结果——成长的经历。因此，资产阶级黄金时代的乌托邦在现代中国经济思想的发展中占有特殊地位。它反映了那个时代转瞬即逝的现实：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而产生的，但是没有前途的经济奇迹。

民族主义的动员

资产阶级不是一个纯一的阶级，它的各个组成部分对外国的势力和侵略的反应是不同的。在这方面，通过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而在民族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之间所划的分界线，看来并不正确。一方面，大部分新式民族工业都依赖外国人——即使只在财政上。外国银行一直在为中国工业提供直接贷款。例如亚细亚银行就向郑州豫丰纱厂投资，还有日资东洋拓殖会社、东亚兴业会社、中日实业会社等也都曾向中国企业投资。②同时，由于缺乏资金（这是它们那种经营方式所固有的问题），中国的企业家们不得不向旧式银行（钱庄）取得短期贷款，而这些钱庄本身又是部分地由外国银行提供资金的。另一方面，即令任何纯粹的民族资本确实存在，那也不能认为是民族主义产生的主要条件。在某些情况下，由于中国企业家从与外国人的经济合作中得到好处，他们自然就注定倾向妥协。因此，在五四运动开始的时候上海总商会所采取的亲日立场，可以部分地用它的主席朱葆三和主要的董事们如广州商人顾馨一、买办王一亭、宁波煤炭商人谢衡牕等人与日本财界和商界的商业关系来解释。①但是，经济上的依赖并不总意味着政治上的屈从。就在这同一时期，天津买办同业公会就是积极的反日分子天津商会副会长卞荫昌的主要支持者。②因此资产阶级的爱国主义并不依赖于纯粹华资企业的发展。

各个商业和职业团体所发表的宣言和采取的立场表明，这一爱国主义分裂成了激进与温和两翼。我们已经指出上海总商会在参加五四运动的问题上表现得犹豫不决。当他们在5月13日决定参加时，他们也是十分谨慎的：6月3日，他们拒不批准由学生所发起的罢市。面对这样一个既成事实，商会的主要考虑是维持秩序；商会的临时会长虞洽卿对军政当局要求商店开市的努力从旁协助。6月9日，商会正式宣布反对罢市：但是商人们没有服从这个决定。在整个这段时期内别的组织在起带头作用。是上海商联会于5月6日致电共和国总统抗议凡尔赛和会的决定：学生们表达了全体国民之公意……我们要求政府不要惩办他们，否则将在全国引起困难。③在5月10日的电报中，商联会进一步谴责了总商会的亲日立场。6月4日，地区商会就已讨论了罢市的计划。正是这些商人在6月5日自行决定关门罢市，并在门上贴出启事：因外交失败，无心营业。④6月9日，宁波、广州、山东帮会和宁波同乡会措词尖刻地拒绝了总商会要求复工的呼吁。⑤

这些不同的联合会的积极参与和总商会的节制态度之间的差异，部分地反映了它们社会组成的不同：银行家、买办、工业家和企业家为一方，商人、小店主为另一方。但是现在只有极少数会员还能弄清姓名的这些联合会，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被认为是代表了资产阶级的一个特殊阶层呢？这个阶级的结构还很不完善，其不同集团之间的联系很复杂。同一些人在积极的和保守的两种类型的组织中担任首脑。总商会会长朱葆三和作为它的主要董事之一的虞洽卿同时也都是上海商业公团联合会有影响的董事。顾馨一是地区商会的会长，同时也是总商会的老牌领袖。他们的态度是可以随时改变的，并且显然自相矛盾。5月底，支持改良派的虞洽卿参与了要求朱葆三复职的活动，朱是因为他的亲日立场在不久前下台的；另一方面，上海商业公团联合会的创建人之一、广州买办兼实业家陈炳谦却同时又是保守派的领袖。①

这一政治倾向上的混乱，说明社会组织的阶级结构还未能彻底和家族与地区的关系网分离开来。并且，出于对儒家教义的尊重和社会威信的需要，激进派资产阶级继续有赖于他们的长辈，而在上层资产阶级方面，为了不脱离广大的工商业者阶层，又常不得不认可他们未能加以阻止的决定。在1919—1920年公共租界中的中国居民和上海工部局的斗争中，商会勉强支持马路联合会的店主们宣布的抗税斗争，因为按朱葆三的说法：既然你们商人们都反对交这些税，我想我们也只好采取相同的立场，因为我们也是商人，应该采取共同的行动。②

足以淡化利害分歧的这种商人间的团结和儒家式的民主又从经济繁荣和现代企业家的兴起得到支持：这些现代企业家有时和他们的长辈一样保守，例如穆藕初，他就坚决敌视1919年6月的罢市。不过，他们更宁愿作必要的妥协。调和激进派和温和派的责任落到了他们的肩上。1920年聂云台当选商会会长，为妥协打下了基础。以同样的方式，公共租界的中国商人和居民在抗议上海总商会“未经纳税中国人同意就自称代表他们”以后，却选举穆藕初、宋汉章和银行家陈光甫进入顾问委员会，负责在上海工部局中代表他们；这三人都是那个商会的董事。①

这种激进分子和温和分子之间的合作似乎在天津重演了。天津商会颇不情愿地在副会长卞荫昌的诱导下参加了抗日运动。卞荫昌的支持者有买办、纱厂以及各式各样的活动家组成的商会联合会和一个十人团。②

资产阶级由于它的内聚力而从它最激进的一翼和学生、雇员以及在一定程度上和工人的联盟中得到好处。它支持城市广大群众的要求，从而对这些要求得以实现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正是因为上海总商会和各银行联合会的坚持，北京政府才同意在1919年6月10日将三个亲日派部长撤职；而另一方面，群众运动的热情也使资产阶级在国家利益的名义下增强了自己对抗外国势力的地位。

经济抵制是进行国民动员的卓有成效的资产阶级方法。在1905年的反美运动和1908与1915年的反日运动中，商人们都用他们自己的方法抗议外国的侵犯和不公正行为：他们的反应是激烈的同时也是短暂的，并且经常带有排外主义的缺点，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成效都不是很大。在1919年以后，在五四运动所引起的民族主义激情鼓舞下，这种抵制变成了半永久性的。紧接1919—1921年的运动之后爆发了1923年的运动，它一直延续到1924年，到1925—1926年扩展成普遍性的运动，其后又成了革命斗争战略的一部分。其间资产阶级常力图利用这种抵制来争取民族市场和促进新生的工业社会。

从1919到1923年，抵制运动完全是针对日本的。受惠于第一次大战期间西方列强自中国的撤退，日本的廉价“劣货”潮水般充斥中国市场，直接和中国企业的产品竞争。1919至1920年由学生发起而由商人付诸实施的抵制日货运动，不失为对缺乏关税保护的一种补救。日本在中国新建企业的速度减慢，以及日本货进口减少，也许部分地是由于这一运动。不过要把这一抵制的影响和当时日本从战时经济过度到和平时期经济这种转变所引起的危机的影响区别开来是不容易的。在抵制日本“劣货”的同时，掀起了提倡本国产品和“爱国货”的运动，这就使这一运动的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抵制运动不再是对某一特定措施或某一特定政策的敌视，而是变成了促进中国建立自己工业的“长远计划”和永久性的组织原则。“当每一个地方都回响着‘中国人民自己建立的股份工业公司万岁’的口号声的时候……这一次抵制运动的目的才算达到了。”①资产阶级在这里所表现的已经不再是排外思想和短暂的激情，而是要代之以工业救国的思想。各种情绪的反应必须让位于“国策”。②抵制运动首先要考虑到“民族经济利益”。③这是目的，不是手段。④聂云台将这一分析引向极端，变成了类似甘地的不合作主义。⑤

在这样的环境中，抵制的责任又落到商人的肩上，他们此后应实施抵制的各种规定并亲自保证加以监督，①学生则不应参加进来。这实际上是个防止出事故和出现混乱的问题，是个避免无谓的财政损失的问题，也是个使群众运动为资产阶级所组织的经济发展服务的问题。

在1919—1920年之间的各种经济报道充满了有关抵制对建立中国工业的激励作用的记载。②但是人们怎么能够将这种特定的作用从极端有利的一般经济环境中孤立出来呢？这种作用也不过只是这种有利环境的一个组成部分罢了。

当资产阶级为了特定的具体任务而进行斗争时，其结果是比较容易看得出来的。1920年10月，列强签署了一项协定，决定组织一个国际银行团负责向中国当局提供全部政府间的贷款。作为担保的方式，银行团建议由他们控制某些国家收入：铁路收益、甚至——根据一再否认的谣言——地产税。新银行团的条款公然说，“欢迎中国资本予以合作”。③当中国的金融团体于1920年12月在上海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他们决定不申请加入这个银行团，而是自己组织一个银行团以应付外国的挑战：“国际银行团一再宣布援助中国的意愿……对此我们深表谢意。但是对中国的行政事务进行根本改革是中国人自己的事。”④

《上海总商会月报》发表了一篇措词强硬的社论，谴责列强包藏祸心，并揭发他们“经济瓜分”的诡计，认为中国正受到这一阴谋的威胁，指出：“指鹿为马，以鸩当醴……昔之自由割据各独享受者，今变为合力并吞分赃享受耳。”①

中国官员和财界坚持不懈的敌对态度使国际银行团的投资计划未能实现。这是资产阶级的一个政治胜利。在前此的年代中，他们力图在经济现代化的任务中取代外国人，获得了某些成功，现在，他们要取代外国人而充当向政府提供贷款和控制政府财源的人了。由于低估了中国银行家们的力量和决心，列强犯了一个错误。1921年11月至1922年2月的华盛顿会议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美国的外交政策在英国的支持下把赌注押在中国的资产阶级身上；他们所推行的政策预示了20世纪后半期的新殖民主义，他们力图保证中国权力由当地的精英们，特别是由实业界的人士们接管。

华盛顿会议的声明发表以后，中国的舆论被发动起来进行一场声势浩大的“国民外交”运动，各商会和金融团体在其中起着领导作用。这种由公众直接进行的外交活动，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已经没有统一政府的国家在其政府代表的合法性引起争议时的最后一招。就这样，1921年10月12日至17日教育界和商会代表在上海举行联席会议时，蒋梦麟和余日章两位代表奉命去华盛顿表示“民意”。②。这些区别于政府代表团的“国民”代表主要是教师，但是这两位国民代表和商界都有密切关系。蒋是一位银行家的孙子，他家是上海钱庄的股东。他在1918年和孙逸仙合作出版《中国的国际发展》时，就对经济事务发生了兴趣。余日章作为基督教青年会的总干事，也和实业界的领袖们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另一方面，他作为议董（在上海工部局中代表中国居民的利益），和银行家宋汉章、陈光甫，纱厂主穆藕初有联系，他们全都是他的亲密同事。①

在华盛顿，国民代表们发挥了间接的但却是很积极的作用。他们扞卫了中国对山东省的主权，要求恢复在国际上的平等地位，后者是各金融团体和商会所特别强调的。华盛顿会议部分地实现了中国民族主义者对它寄予的希望。毫无疑问，这一成功更多地是由于世界列强外交战略互相冲突，而不是中国国民外交动员的结果。“如果一只瞎猫抓住一只老鼠，那完全是由于运气！”一位英国新闻工作者这样评论说。②但是，毕竟还是需要那只瞎猫把爪子伸出去。中国资产阶级通过自己的组织表现了它的存在和决心。正是这一点导致英美外交将赌注押在它身上。

实际上，华盛顿会议以后，在华的外国外交官和企业家们加强了他们的呼吁。“代表中国经济生活的人们有责任直接参加中国的政治改组。”——新任英国驻华公使麻克类爵士在北京就任时这样说。③而汇丰银行总裁A.O.兰则发表了如下的见解：“正是中国商界舆论和既得利益集团的主要部分……将证明它是不久将来的主要力量。”④太古洋行老板兼上海英国侨民组织的中国协会主席E.F.麦凯又进一步阐述了这一主题。⑤提出这些呼吁的根据是，据称各商埠“所有”商人的利益都是一致的：使经济发展陷于瘫痪的动乱停止，中国人和外国人都能从中同样得到好处。中国商人有责任保证外国人全心全意祈求的中国政治改革的实现。这一改革的动力应来自内部，但也可从外部加以支援。因此外国人向中国商人发出的这些敦促充满了各式各样提供援助的建议。《字林西报》的社论作者建议：“一名具备良好资格的顾问，在商界的支持下，能够代表一个诚实的政府很快地改组财政工作。”①而E.F.麦凯则预言，在清除了腐败的官僚以后，“商界将接管权力，必要时可由外国顾问协助”。②

外国人小心翼翼地设法发动一场政治运动，他们急不可待地想要利用它的潜在力量。动力似乎来自汉口，1922年11月在那里曾经开了一次万国公民大会，他们并且和正在那里举行全国联席会年会的中国各商会的代表取得联系。③双方就一个遣散军队和建立立宪政权的纲领达成了协议。资产阶级热烈欢迎这一政治上的合作，但极力否认他们有建立“一个附属于他们（外国人）的封建资本制度”的任何意图——这是共产党报纸《向导周报》对他们的指控。④“敦请一友邦为佐理，系自动的而非被动的……系暂时的而非永久的”。⑤孙逸仙本人在1923年1月26日发表的《和平统一宣言》中，似乎也支持“和平之要，首在裁兵”的主张，认为可以“敦请一友邦为佐理，筹划裁兵方法及经费”。⑥

英美外交政策所设想的与中国资产阶级合作的建议，意在推动中国资产阶级逐步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但是这一企图却显得异乎寻常地不成熟，因为资产阶级在当时无力承担其外国导师梦想赋予它的政治命运。

行动中的自由主义

不考虑资产阶级所进行的这场失败了的政治游戏的发展环境，就不可能了解这一场游戏。不掌权的阶级的政治心理的形成，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已经建立起的政权的性质的制约。在当时的中国，传统的意识形态和精英阶层已经衰落，而又未能引入新的自由权以资补偿，在这样一个失去经过验证的组织形式的社会中，在社会和经济方面已在一定程度上臻于成熟的中国资产阶级被要求承担起各种责任。专制主义不再与帝制或者与袁世凯的军事独裁有紧密关系：但它还存在，此后是在各地的军阀当中表现出来，他们为数众多，使得他们的对手付出代价而可能取得的部分胜利毫无意义。如果说资产阶级的参与常常显得不明确、混乱而无效果，这部分地是由它在缓慢的形成过程中所处的政治环境的性质导致的。

军阀时代是普遍不安全和剥削的时代。每一个社会集团都受到影响。在资产阶级条约口岸的外国租界里可以逃避内地商人所受的抢掠和横征暴敛。但是它的经济活动是在地区交流的框架内发展的，因此资产阶级就受到社会关系的可靠性每况愈下和交通及货币体系解体的直接不利影响。军人独裁对半自给自足农业生产者社会的影响具有波及面较小的特点。如果一个村庄被路过的军队抢劫了，相距不远的另一个村庄可能幸免。但是这些社会动乱的扩散，却可以不改变这一现象的地区性和局部性的基本特点而将灾难波及到广大地区：这是一种分散的灾难的积累。商人也和其他人一样受到这些危险事件的损害：他们的店铺被抢劫，他们的仓库被焚毁。但是他们还因发生在其他地方的动乱而受害，有时甚至是离他们很远的地方。四川的战争对江苏的农民没有威胁，但是却使上海的工厂主失去了一个重要的市场。在20年代初，商业资产阶级是其发展与繁荣直接有赖于中国的内部和平与民族团结的唯一阶级。就这一方面说，它可以被视为反对和平与统一的军事独裁的直接牺牲品。

资产阶级所建议的政治上的补救方法在各商会和金融团体所通过的决议以及企业界各种专业刊物的社论里提出。在许多方面，它紧跟胡适以及他周围那些自由主义理论家们通过他们新创办的《努力周报》所发表的思想。这两个集团都同样呼吁“好人”参政，都寻求用专业技能来解决专门性的“问题”，都开出了“好政府”这个药方（也就是所谓“公开的政府”，必须将财政收支向全国公布），并且要求制定“计划”，俾能在保存个人主动精神的前提下确定各个阶段的发展。①

这些观点彼此类似，这可以部分地从各种个人的、家族的和组织的关系中得到解释；正是这些关系将城市精英们联合在一起。例如，在1922年10月，教育联合会的代表和商会联合会的代表在上海开“全国商教联席会议”，共同拟定政治主张。②无论如何不能将企业家们看作胡适的信徒。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通过对妨碍他们发展经济的种种障碍如军事独裁、财政混乱、官吏专横等的认识，而独立地获得自己的政治觉悟。不存在胡适成为中国资产阶级的代言人的问题。外国的影响在胡适的政治思想中占主导地位，这一点就排除了这样理解的可能性。但是这两股思潮——文化的和资产阶级的——却一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中国的自由主义经常被认为是中国文化史中有点异常的插曲，正是由于资产阶级的卷入它才具有了政治和社会的意义。

虽然《努力周报》的思想家们和商会中的实干家们所采取的立场往往是完全相同的，行动中的自由主义还是不可避免地被歪曲了，或者毋宁说作了必要的修改。自由主义中国化的最惹人注目的特点，就是它以扞卫地区的自由代替了扞卫个人自由。胡适和他的朋友们由于受了西方模式的影响，主张保卫个人的权利。企业家们则根据他们共同的或各自的实践，将保护他们这个社会集体不受政权的过分干涉，视为高于一切的任务。但是由于接受了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资产阶级只好采取折中办法，将自治的愿望寄托在一个更加广泛的组织体系上，认为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最终保证自由的实现。其结果就是从传统的“自治”主题转向“联省自治”。中央政府的衰落给了资产阶级重新规定它与国家的关系的机会。它极力想打破多少个世纪以来如下的恶性循环：要么是企业自由和社会动乱并存，要么是政治稳定和经济剥削（或压迫）同在，这一直是设想任何新的国家结构时仅有的选择。这样，在一段时期里，自治和联邦主义成了资产阶级实现其政治策略和阶级抱负的工具。

自1920年起，这一自治运动好像把基本上互相对立的支持者聚集到了一起：保守的名流和开明的或者野心勃勃的军人、革命的知识分子和商会。资产阶级力图利用这个运动来实现它互相矛盾的愿望：自由与秩序。商人们鼓吹制定省宪，鼓励恢复地方政府机构，希望借此加强自己的权力，以对抗来自政府或军事官僚机构的干涉。在那些将首先受惠于这一运动的非官方的地方精英中，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商人阶级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还有，省或地区的框架似乎特别适合于从丁文江到武堉干这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所鼓吹的“职业主义”发挥作用。①部分地由于约翰·杜威的行会社会主义的说教的启发，职业主义提倡将公共事务的责任移交给专家。“工匠、农艺师、教授和知识分子的政府万岁！从事工作的人们的政府万岁！……打倒无所事事的人的政府！”①《上海总商会月报》以论战的口吻重复了这一主题，主张“职业政治”：剥夺一切“无职业者”的公民权——指的是“贵族、军阀、官僚和政客”。②

大多数有关制定省宪的主张没有走得这么远，它们在保护职业利益的同时，也给地方当局以广泛的经济权力，例如管理铁路、电话、电报，以及创办发行纸币的银行。③

资产阶级不只是希望通过自治来保证从官僚主义下获得解放，它还希望按着自己的利益建立控制社会的有效体系。新近的研究突出了自治政府机关的发展和“里甲”型税收系统或“保甲”型公安机构的发展之间的共存关系。④20年代初商团的发展同样证明企业界急于负责保障社会秩序的愿望。1916年，对这类团练组织作了严格的规定。这是袁世凯1914年解散地方谘议局的结果，表明了官僚主义的复辟。随着自治运动的发展，商人们要求放宽这种限制。他们“请政府允各商会自练商团而行自卫”。⑤汉口商会援引汉撒同盟⑥的先例，要求组织真正的城市联盟，认为如果全国各城市能真正团结一致，商人将拥有极大之权力。⑦

但是，虽然北京政权的衰落鼓励了自治的倾向，商人们也碰到了消极的影响：没有任何方法可以维持社会秩序，也没有办法引导经济现代化，因为经济现代化加速前进的步伐要求有统一的货币和关税制度。这种对强有力的国家的怀念，在各商会要求“中央”给予指示、发出禁令、纠正错误等数目繁多的动议中都表现了出来。其结果是商人们即使在要求自治的同时，也不肯放弃中央集权的好处。他们认为，采用联邦制就可以克服这种矛盾，满意地调节中央政权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

知识界展开了一场关于宪法知识的较量，不断地比较德国、奥地利和美国宪法的优劣。而上海总商会则坚持市政管理和警察职能必须归地方当局负责，坚持工矿企业不能由中央政府管辖，“不但因为这样会使工业本身的发展陷于瘫痪，并且还会使中央政府有可能将属于这些企业的权益抵押或出售”。①因此，资产阶级继续一方面害怕国家政权的专横行为，一方面又感到自己不能没有它。

在经历了十年的篡夺权力和高压政策之后，资产阶级感到，复兴1912年临时约法所建立的共和国法律实体是困难的。1921年10月，商联会支持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建议各省议会和各商业与教育团体的代表聚集在一起负责决定政体，保证统一国家，遣散军队和改组财政。②

在1922年3月至9月国民会议开会期间，大会只限于提出一些宪法草案。与此同时，自由主义分子和资产阶级的确都寄希望于吴佩孚将军，吴把1917年解散的旧国会的议员们召回到北京，似乎要以共和国法统的名义打出重新统一全国这张牌。可是1922年北京的政治春天太短了，不可能导致商界所希求的宪政复兴。重建地区自由和共和原则的努力以完全失败而告终。

在省一级，自治运动被善于投机取巧的将军们利用，成了变相的军阀割据；而在国家一级，1923年10月10日颁布的宪法则是中央集权和单一政府倾向的胜利。

这部悄悄地产生的宪法颁布时的环境比它的条文更重要。曹锟1923年6月14日发动政变解除黎元洪的总统职务所引起的最后危机，葬送了这个宪法想要恢复的共和国的合法实体。为了解决这一全国性的危机，上海总商会企图建立一个“商人政权”——它的迅速崩溃以半是喜剧半是悲剧的方式说明了中国资产阶级所起作用的局限性。

6月23日上海总商会开非常会议，会上“宣布独立”。①脱离，作为中国历史上表示反对的一种典型形式，一般是地区掌权者所采取的行动：从地理的观点来看，这种现象一般表现为混乱年代政治重心的突然转移。现在，像上海总商会这样一个既无地盘又无军队的组织，竟然采用了这一战略，未免令人感到吃惊。上海商界在和一个信誉扫地的共和国合法实体断绝关系以后，又回到了这样的看法，即中国政治问题要交回“人民手中”才能获得解决——也就是说，开国民会议。但是商界不愿将这个会议扩大，让各方面的城市精英都参加，他们自行建立起一个由70名委员组成的“民治委员会”以恢复“民主”，而总商会的35名董事成了这个委员会的当然委员。这个商人政权抛开分省自治的庇护和任何宪法上的借口，实际要求统治整个国家。

这一胆大妄为的做法引起了两位国民党员徐谦和杨铨的讽刺性批评。“最可笑者，上海商会妄欲组织商人政府……一若除商人外无人民者，又若除上海商人外无人民者……”“我国商人向缺乏政治常识，每激于一时之热情，辄思有所振作，殊不知盲从妄作，根本已错……今上海之商人政府，仅限于商会中会员……以之办理本商会范围内之事，固属甚宜，若谓其即可处理国事，宁非可笑？”①说来奇怪，唯一的鼓励来自毛泽东，这时他支持统一战线的政策，他说：“上海商人……采取革命方法，鼓起担当国事的勇气，进步的非常之快”。②曾经鼓励商人参与政治的美英外交官们对事件的发展并不感到庆幸；《字林西报》讽刺商会要求军人不要干涉政治的作法，把商人比做伊索寓言中的老鼠，问道：“谁去给猫挂上铃铛呢？”③

商人政权的幻想事实上很快就消失了，从8月起上海总商会又开始和军阀们谈判维持当地和平的问题：民治委员会让位于一个反对浙江与江苏两省之间的战争的协会。

就这样，商人们无力建立新的政权，只好进行谈判——就像他们一向所干的那样——和现有的当权者谈判。不过在黄金时代的那些年里，传统的实用主义取得了新的意义。除了保护某些集团的利益外，它现在还通过不断地解决种种具体“问题”而确保进步。在胡适的鼓吹下，这种主张被中国银行家们采用来处理他们和已经削弱了的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他们想借此迫使政府接受他们的观点。“在进步已不可能的局势中，总也需采取某些步骤”。④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央政府财政困难，又不能向外国贷款（受到1920年新银行团协议的限制），这使中国的银行家们处于强有力的地位。中国的新式银行被外国银行截断了向对外贸易提供贷款的渠道，又被旧式的钱庄堵死了向国内贸易网提供资金的通路，于是就利用政府增加国内借款所提供的机会获利。由于国家财政处境艰难，这种投资比表面上看起来往往更有利可图。利息实际上是按债券的面额计算的，而债券常常是以极高的贴现率取得的。利润与风险成正比：二者都很高，因为在政局混乱的情况下，公款的投资与兑现自然是非常危险的。

大多数从事这种业务的银行不是具有官方的地位，就是和政界有某种关系。它们大都设立在北京或天津，其董事和贷款人中就有不少过去的部长或未来的部长：例如梁士诒、周自齐、王克敏、曹汝霖、叶恭绰。

北京的银行界和政界之间的微妙关系，可以很好地用交通系的活动来加以说明。乍一看人们会以为，1920年以来使银行家们和部长们分裂的对抗，只不过是掌握统治权的军事政治官僚集团内部派系斗争的表现。①这样分析虽然也对，但不全面。这样的分析没有考虑到在银行家之间已经发展起来的团结一致，以及他们对政府的无能与错误的不满。

北京银行家协会体现了当地金融界的团结和力量。它在全国银行公会联合会中的影响可以和上海旗鼓相当。1920年12月6日全国银行公会联合会在上海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时，它警告政府，如果想得到资金，就必须缩减军费开支，调整内债，改革币制。②用张嘉璈的话来说，银行家们的不妥协态度只不过是“他们爱国心的表现”。“他们准备为任何有助于国家的公债提供强有力的支持”。① 1921年1月成立中国银行团，这与他们在政府同意为国家公共利益而工作的前提下，帮助政府的意愿是一致的。车辆借款、沪造币厂借款、北京十月借款，都是在银团成立后不久贷与的，都附有严格的条款，强制性地规定改革币制和整理内债。政府同意银团的要求，指派了一个币制改革委员会，并公布了一个偿还长期贷款的计划。

银行界作为对北京政府的具有高度警惕性的批评者，当时似乎已成为代表国家更高利益的发言人。“这是全国人民中一部分人——开始时势必只能是一部分人——对其统治者的主张，这就意味着民主……从财政繁荣和民主的立场来看，近来中国银行家们的发展应该受到赞扬”。②但是，为全体人民的利益而建立控制与为私人利益而建立控制这两者之间——在民主与财阀统治之间——界线是非常不明确的。银团在1922年贷款给梁士诒内阁时，就把自己的原则抛在脑后了。在贷款合同中银行家们获得了异常高的利率，他们就放弃了对政府的控制而宁愿为它效劳，并把赌注押在它的命运上。代替不彻底的自由主义的只有效果不佳的实用主义。

于是，资产阶级的政治能力成了问题。中国的商人和银行家们是不是应该像那些失望的皮格梅隆③、那些外国批评者所指责的那样，被认为是缺乏主动性呢？他们真的“无力作出任何有效的和建设性的集体努力”④吗？真的“总是宁愿花钱而不愿承担起自己的责任”⑤吗？

毫无疑问，失败的原因部分地在于这个反复无常的资产阶级政治上不成熟，它有时仓猝行动而不能坚持到底。“在各商会中不乏远见卓识之士……但不能不令吾人引为焦虑者，即休会之后众人各鸟兽散……谁将为实现此未竟之业者？”①

这一失败可以更全面地用所采用的方法、所选择的目标和中国政治生活中一些持久不变的标准来加以解释。方法就是妥协和谈判。商人们相信他们的宣言和通电能说服军阀放下武器。“谁会相信军阀们会充耳不闻，一如既往扩充军队呢？”②也有人清楚地认识到这种态度是不现实的。“与军阀政客谈判遣散军队，不啻与虎谋皮”。③但是难道这一方法不是与所要达的目的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吗？难道它不正是所要实现的那种自由主义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吗？难道它不已经是这种自由主义的一种表现吗？

在20年代的中国，实现自由主义的机会如何呢？根据历史上反复出现的实例，包含自治与议会程序的复杂形式的自由主义政权，除非是在一个起码能容忍各种不同利益互相对立而又不致因分歧而演变为暴力行为，不致引起永久分裂的社会里，是不能运转的，但是那些想要输出这一模式的人和急于从这种模式吸取灵感的人，如美国驻华公使雅各布·古尔德·舒尔曼和哲学家胡适，却不承认这一点。说自由主义无力医治在内战中挣扎、主权正受到威胁的中国的疾病还不够，应该说这些疾病的严重性使自由主义根本无法在中国生根。

但是，1920—1923年期间的自由主义努力却不只是思想史的一种表现。它与一个勉强够格的城市社会的兴起同时，其基础是大企业和现代工业，而且集中在条约口岸。这一社会虽然和巨大的内地农业地区相比，享有较多的自治，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却都不能离开内地而生存。但是它又无力确保内地结合成为一个整体，更不能控制它。事实上，要将有数不清的小市镇、村庄和农民的中国统一起来并使之发展，依靠自由主义，即使是中国化了的自由主义，也是不可能的；需要自由主义之外的意识形态、官僚机构和军事力量起作用。中国资产阶级在它的黄金时代虽然在经济上逐渐繁荣，仍然无力克服这一矛盾。

② 《北华捷报》，1916年2月19日，第467页。

① 《中国经济公报》，1922年12月23日，第2页。

② 蔼庐：《金融界今后之觉悟如何》，《银行月刊》，2.5（1922年5月）。

③ 《北华捷报》，1921年10月15日，第151页。

① 穆藕初：《花贵纱贱之原因》，《密勒氏评论报》，1922年12月23日，第140—141页。

② 此书原用英文写成，后来成为《建国方略》的一个组成部分——译者。

③ R.W.克洛普顿和吴群真（音）编译：《杜威在华演说集，1919—1920年》。

① 孙逸仙：《中国的国际发展》第2版，第158页。

② 《密勒氏评论报》，1921年3月26日，第176页。

① 参看1921年10月在上海举行的商教联席会议提出的要求。《上海总商会月报》，1.4（1921年10月）。

② 《密勒氏评论报》，1922年12月16日，第86页。

③ 《全国银行公会联合会议记》，《银行月刊》，1.6（1921年6月）。

④ 工业高级官员叶恭绰对北京商会的报告，《北京政治》，特刊，1920年1月，第21—22页；1920年1月29日，第147页。

① 穆藕初语，转引自《北华捷报》，1923年1月23日，第95页。

② 全国银行公会联合会第三次决议案，《远东商业公报》，1921年10月，第17—18页。

③ 穆藕初语，转引自《北华捷报》，1923年1月13日，第95页。

④ 《北京政治》，特刊，1920年1月。

① 《五四时期期刊介绍》，中共中央马恩列斯着作编译局编，3，第292—294页。

② 《宁波工厂周刊》，《期刊介绍》，3，第289页。

③ 《工界》，《期刊介绍》，3，第301页。

④ 胡适，《密勒氏评论报》，1920年7月10日，第324页。

① 《期刊介绍》，3，第303页。

② 周秀鸾：《工业的发展》，第80页。

① 《五四运动》，第243—244页。

② 《北京时报》，1919年11月21日。

③ 《五四运动》，第172—173页。

④ 同上书，第386页。

⑤ 同上书，第389页。

① 桑福德：《商业的组织和状况》，第342、361页。

② 《北华捷报》，1920年4月24日，第185页。

① 《北华捷报》，1920年6月12日，第660页；1920年12月11日，第745页。

② 《北京时报》，1919年11月21日。

① 日本外务省外交档案：《中国抵制日货，杂件M.T.3.3.8.5—1》（1919年）。从烟台致领事的急件，1919年8月29日（编号740856—740873）。

② 《提倡国货之我见》，《上海总商会月报》，4.5（1924年5月），《言论》栏。

③ 文汉：《由工业见地上论维持国货与抵制日货》，《实业杂志》，71（1923年9月）。

④ 《提倡国货》，《上海总商会月报》，4·5（1924年5月）。

⑤ 聂云台（聂其杰）：《为日兵枪杀市民事警告国民》，《上海总商会月报》，3.6（1923年6月），《言论》栏。法文译文见M.克莱尔·贝热尔、张福瑞：《救国！中国的民族主义与1919年的五四运动》，第103—114页。

① 峙冰：《国权回复与经济绝交》，《上海总商会月报》，3.4（1923年4月），《言论》栏。

② M.克莱尔·贝热尔：《中国1919年的五四运动：经济局势与民族资产阶级的作用》，《历史评论》，241（1969年4—6月），第309—326页。

③ 伍德海编：《中华年鉴，1923年》，第674页。

④ 《张嘉璈访问记》，《密勒氏评论报》，1921年1月29日，第470页。

① 茹玄：《新银行团与经济瓜分》，《上海总商会月报》，1.6（1921年12月），《言论》栏。

② 《全国商教联席会议始未记》，《上海总商会月报》，1.4（1921年10月），《纪事》栏。

① W.S.A.波特：《参加太平洋会议的人民代表》，《密勒氏评论报》，1921年10月22日。

② 《北华捷报》，1922年2月18日，第420页。

③ 《麻克类爵士与中国商人》，《北华捷报》，1923年2月17日，第446—447页。

④ 《北华捷报》，1923年3月10日，第664—665页。

⑤ 《北华捷报》，1923年5月19日，第471—472页；1923年6月23日，第818页。

① 《向商人们说的老实话》，《北华捷报》，1923年4月14日，第77页。

② 《北华捷报》，1923年6月23日，第818页。

③ 《北华捷报》，1922年12月16日，第711—712页；雪莉·加勒特：《中国城市里的改革者：中国基督教青年会，1895—1926年》，第171页。

④ （蔡）和森：《外国帝国主义者对华的新旧方法》，《向导周报》，22（1923年4月25日），第158—160页。

⑤ 蔡和森：《反对“敦清一友邦”干涉中国内政》，《向导周报》，19（1923年2月7日），第150页。（这是蔡和森引用的商界的话——译者。）

⑥ 《和平统一宣言》，载张其昀编：《国父全书》，第755页。

① 胡适：《我们的政治主张》，《努力周报》，2（1922年5月14日）。杰罗姆·B.格里德英译，见其《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第191页。

② 《全国商教联席会议始末记》。

① 丁文江：《少数人的责任》，《努力周报》，67（1923年8月26日）。武堉干：《联省自治与职业主义》，《太平洋》，3.7（1922年9月）。

① 《北华捷报》，1920年10月28日，第223页。

② （邓）峙冰：《时局杂感》，《上海总商会月报》，3.2（1923年2月），《言论》栏。

③ 谢瀛洲：《中国的联邦主义，对部分省宪法的研究》，第83、204页。

④ 孔飞力：《民国时期的地方自治：控制、自主和动员问题》，载魏斐德、卡罗林·格兰特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冲突与控制》，第257—298页。

⑤ 《“清合呈政府特许全国商会自练商团案”：四川成都总商会代表提议》，《上海总商会月报》，3.4（1923年4月）。

⑥ 14—15世纪北欧商业城市的政治和商业同盟——译者。

⑦ 《“保护商埠安全议案”：汉口总商会提议》，《上海总商会月报》，3.5（1923年5月）。

① 《北华捷报》，1923年1月6日，第8页。

② 茹玄：《关于国是会议之片言》，《上海总商会月报》，1.5（1921年11月），《言论》栏。

① 《上海总商会月报》，3.7（1923年7月），《会务记载》栏；美国国家档案馆，驻上海总领事克宁翰电，1923年6月26日，89300/5095。

① 《“商人政府”的批评》，《东方杂志》，20.11（1923年6月20日）。

② 毛泽东：《北京政变与商人》，《向导周报》，1923年7月11日，第31—32页。

③ 《字林西报》，1923年6月26日。

④ 蔼庐：《金融界今后之觉悟如何》，《银行月刊》，2.5（1922年5月），《评谈》栏。

① 参看本书第5章；并参看安德鲁·J.内森：《北京1918至1923年的政治斗争：派别活动和宪政的失败》，第74—90页。

② 《全国银行公会之建议案》，《东方杂志》，18.3（1921年2月10日）；英译文载《密勒氏评论报》，1921年1月22日，第412—414页。

① 《密勒氏评论报》，1921年1月29日，第470页。

② 厄普顿·克洛斯（约瑟夫·W.霍尔的笔名）：《中国银行家坚持自己的权利》，《密勒氏评论报》，1921年2月19日。

③ 希腊神话人物，塞普路斯国王，他迷恋上自己雕刻的美女像——译者。

④ 《京津时报》，1923年4月19日。

⑤ 《密勒氏评论报》，1921年10月8日，社论。

① 《“请维持全国商会联合会通过议案力争实行案”：湖北宜都商会提议》，《上海总商会月报》，3.4（1923年4月）。

② 《请分呈各巡阅使各督军息争保民力谋统一案》，《上海总商会月报》，3.6（1923年6月）。

③ （邓）峙冰：《时局杂感》，《上海总商会月报》，3.2（1923年2月）。

从经济危机到政治上的退位，1923—1927年

从经济危机到政治上的退位，1923—1927年

1923年以后，经济奇迹的结束和革命运动的勃兴使资产阶级越来越孤立。和外国人的合作在瓜分利润时本来就已经很困难，到经济危机袭来时更变成了殊死竞争。但是资产阶级退到反对帝国主义的立场却不足以使它和激进的知识界或无产阶级结成同盟，他们的革命民族主义所固有的社会要求对于雇主阶级来说，和外国的竞争一样危险。资产阶级一方面不肯在其外国伙伴甚至已不再装出合作样子的合作中妥协，另一方面又不会走上直接威胁其切身利益的革命道路。它宁愿鼓励传统类型的国家权力的复辟，也就是官僚主义和军事独裁的复辟，希望这样能够既保证民族解放，又保证社会秩序。

经济危机和帝国主义恢复侵略

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失败以后，经济危机又打破了和外国进行合作的迷梦。华盛顿会议的精神消失了，1923年，西方列强在谴责日本在中国的扩张政策的同时，仍然重申和日本保持团结。帝国主义侵略的恢复粉碎了中国资产阶级建立在外国人“明智”和“善意”之上的希望。

民族工业的危机

在1920年以后影响西方和日本经济的复苏危机中，中国的情况比较良好。丝茶出口商由于外贸受到阻碍而受到打击，出口总值由1919年的关银6.3亿两降到了1920年的5.4亿两。但是巨大国内市场的活力阻止了危机的扩大和价格下降：“本来供出口的货物，外国人不能购买，都在国内消费了”。①进口商也经历了同样的困难，他们无力提取已经订购的货物（灾难性的银价下跌导致银两相应贬值），但和19世纪以来的多次投机风潮一样，条约口岸的市场受到震动却并没有引起崩溃。基本情况仍然是，中国工业还在蓬勃发展并继续获得高额的利润。可是，在1923年正当西方和日本市场开始出现转机的时候，中国却受到了打击。

困难在1920年秋季开始，当时棉价向两个不同的方向波动，原棉价格上涨，棉纱价格下跌。1920—1921年由于气候恶劣，棉花歉收，这时，正在全速生产中的中国纺纱厂的原棉消耗量，却从1918年的270万担增至1922年的630万担。②中国纱厂不得不进口越来越多的原棉（1922年达110万担，几乎占其总消耗量的1/3），因而感受到世界范围价格上涨的影响。1920—1922年华北各省的饥荒，1922年吉林、四川、福建的内战都减少了棉纱的销售量，1921年，纱厂每包棉纱尚可获利25两，到1923年每包要亏本15两。许多纱厂都减产。安装一两年前订购的纱锭增加了生产能力，但停工的机器数目也随之而增加。但是，与此同时，日本的纱厂却继续日夜开工，付给股东们30％的红利。大多数英国纱厂也避开了这次危机。

竞争与控制

中国的实业家们对这次危机作过各种各样的分析。他们责怪“市场不利”、“资金不足”、“固定资本比例太高”①、“长期负债”②、“经营缺乏远见”③、“红利过度膨胀”④。但是尽管如此，他们还是不同意英国商务参赞的意见，他认为“日本和英国的纱厂较好地经受住了这场风暴是由于管理较好和融资健全”。⑤中国企业家们说：即使我们的技术和管理和外国人的一样好，我们也无法避开他们的竞争。⑥

在他们看来，中国企业明显的弱点在于它的总的环境，即一种受人主宰的经济；而外国企业的优势则在于它们与世界各地的强有力的联系。根据这一论点，民族工业的危机主要该由日本负责，日本经济战略被认为是十足的殖民主义政策。

“我们的纺织业有一个敌人，也只有一个敌人：日本”。①这一指控不仅仅反映了日本在中国进行领土扩张和攫取政治权利的野心在中国资产阶级中所引起的敌意。日本商人对中国市场的非比寻常的进攻也引起了焦虑。自1918至1924年，日本在华纱厂纱锭增加了388％。②“他们（日本人）以排山倒海之势冲向中国。”③伴随这些工业投资的还有对中国纱厂的财政卷入。在1917至1922年间，中国纱厂所谈判的19项外国贷款中，有14项是由日本公司提供的。当1922年中国的实业家们不再能偿还债务时，日本的参与就变成了控制，例如1923年的华丰纱厂和1925年的宝成纱厂就是例子。④

使中国实业家们惊恐的还不只是这一经济攻势的力量，更重要的是这一攻势所采取的那种集中而系统的形式。他们从中觉察到一种不折不扣的“纺织政策”⑤，一种将“吾国棉业扑灭则已”的“阴谋”。⑥他们谴责日本主宰和独占中国的野心。

1923年春天实行的原棉禁运表明，这是中日实业家之间的一场力量较量。原棉价格上涨使中国纱厂主遇到了困难，致使他们要求完全禁止原棉出口。⑦那时，中国出口的全部棉花几乎全由日本纱厂主收买（1923年出口的974000担中的803000担）。①这些出口的原棉只占中国全部产量的10－13％，但这取自商品棉（约一半），其结果是中国纱厂失去了传统的纺线、絮衣剩下的通常供应它们的原棉的1/4。

虽然中国的分析家们并非不知道棉花生产不足、工业化加速进行和世界棉价演变在这次危机中所起的作用，他们仍然认为禁止出口是解决原棉价格上涨问题的关键。②毫无疑问他们是正确的。即令禁止出口不能解决保持农业发展与工业化之间的平衡问题；即令这并不能阻止日本设在中国的纱厂从本地市场购买棉花，它仍然能在短期内减轻纱厂主们的困难。中国人自己也说，这是“暂时解救燃眉之急”，但容易实施并可收速效。

华商纱厂主联合会在1922年底提出的禁止棉花出口的请求，得到了北京政府的批准，并正式颁布。③日本提出抗议，并得到外交团的支持。他们援引和中国所签订的条约。面对“受惠国”的一致反对，中国政府只得在1923年5月取消这一禁令。④

就这样，这次为解救中国工业的燃眉之急而禁止棉花出口的努力，导致了列强共同阵线的再度出现。当警报响起的时候，帝国主义国家的团结战胜了它们之间的分歧。美国也为日本保卫“条约权利”而帮腔。

危机加剧了经济竞争，使政治上的合作越来越不可能。在1923年，许多外国观察家和侨民感到他们和中国资产阶级的关系恶化——他们认为这种关系太弱也太死板——要求修改在华盛顿会议上制定的外交路线。除了其他的原因以外，有一次事件引起了这一政策的转变。

合作进入了死胡同：1923年的临城事件

1923年5月6日，一列快车在山东省临城被土匪拦截，并绑架了许多乘客，其中有24名外国人。这一事件引发了舆论并触怒了外侨，他们要求恢复武装干涉的老政策。对于那些一直都在谴责他们所谓的“华盛顿错觉”的老中国通，这次事件提供了一次大举报复的机会：他们觉得必须利用这一机会。外国政府应该提出尽可能严厉的要求。①

外交团1923年8月10日提出并由全体列强（包括那些并未受到这次事件直接影响的国家）签署的正式照会除了要求赔偿和惩办以外，还要求建立一支由外国军官领导的特别铁路警察部队。②

其结果是又回到了帝国主义的最典型的做法。一系列其他事件——传教士被杀害、商人被绑架——的清单上又加了临城事件，在19世纪后半期，这类事件一直是列强军事和外交惩罚的导火线。

外国人信心十足，以为这一次旧传统的恢复会得到中国资产阶级的谅解和支持。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只要是商人，不都同样需要安全吗？他们必须团结一致以求重建秩序。在上海的美国人和英国人完全相信本地资产阶级的默契，他们的商会和侨民协会在关于加强外国人对中国的控制的共同纲领中，结论性地提到，“中国主要商界和银行界都同意，他们对局势的混乱感到不满，只是自己不敢采取行动”。③

中国商人真的不敢采取行动吗？《北华捷报》责备他们“巧妙地装聋作哑”；①但是，难道这不恰好表明中国资产阶级拒绝参与他们认为与自己的利益、尊严，甚至是与自己的生存不相容的做法吗？中国商人的确是把临城事件视为国家的耻辱，并竭尽自己的一切可能帮助解决这一事件；各主要商会甚至派出代表亲赴出事地点与绑匪谈判。尽管这一事件是可悲的，但它却不能证明因此就应该对中国实行国际共管。

“敝会深信各友邦与敝国均有多年之友好关系，必不致因一地方之骚扰事件，而遽有损敝国主权，惹起敝国人民反感之行动。”②各行业组织和各商会并由此而更进一步采取攻势，将这一事件的责任加到那些提供“助长内乱之借款与军械”的“各国银行及军械洋行”。③

各商会和商人团体的行动得到了共产党人的称许，誉之为对“帝国主义助长中国内乱”有了认识。“我们希望全国商民总动员反抗外国帝国主义主乱中国”。外国人采取强硬立场，并且拒绝与中国资产阶级合作，岂不是要将他们驱向革命吗？资产阶级怎能经受这种要命的选择呢？但是它又怎能逃避得了呢？

革命运动的兴起和资产阶级日趋孤立

1923年孙逸仙与共产党人的合作和“统一战线”政策的逐步形成，给了革命运动以新的推动力：广州根据地的建立、工会主义的兴起、1925年伟大的五卅反帝国主义运动，以及前一章提到的北伐，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城市中，大批工人和知识分子协力支持革命，而资产阶级——既包括“旧制度的资产阶级”，也包括新企业家资产阶级——却离它越来越远。五四运动时期使人们团结一致的民族主义口号，再也不能抑制当前各种社会与政治的对立。于是斗争迭起——在商会与孙逸仙之间，在商团与国民革命军的军校学生之间，在工会与商会之间。

1923年秋季在广州发生的关余事件导致了孙逸仙与列强之间的直接对抗。尽管几个月前临城事件造成了紧张气氛，资产阶级还是拒绝支持孙逸仙的行动，因为他选作挑战的领域早已被资产阶级认为是他们的独占禁区。广州政府发起的攻势实际上有使偿还内债的体制受到损害的危险。

在大战末期，海关税收的增加使每年都有大量结余，外国银行将这笔余款交给中国的中央政府处理。1919年广州军政府要求分得，而实际上也的确分得了一部分（13.7％）供自己使用。广州政府在1920年被驱逐，停止了这项要求。孙逸仙在1923年3月重新掌权以后，他要求重新获得这笔款项，并要求清偿欠款。但在此期间，1922年7月29日中国总统已发布命令将全部关余拨充偿付整理内债的基金。1923年9月，外交团以遵守条约为借口向孙逸仙提出警告：如果他要用武力夺取当地海关收入，列强就要用武力进行干预。作为警告，是年12月他们派遣23艘炮舰驶入广州水域。

在这段时间里，资产阶级总是在思考他们当前所负责任的代价；上海和天津的商会和金融团体请求孙逸仙不要危害他们的利益：“我公手创共和……素以恤商为宗旨，务恳保全关税，以裕基金，不使商民损失”。①

虽然孙逸仙强调，内债是由北京政府安排的，广州不承认它的合法性，银行家们却不愿卷入政治争论：“当时南方政府承认与否，以及北京政府发行该项公债时之用途如何，人民未便过问。关余既系整理公债基金之重要部分，无论何方，稍涉牵动，人民血本所关，均不能予以承认”。

孙逸仙的共产党盟友站出来帮他说话。他们为他的政策辩护，力图提高争论的层次以开导资产阶级，让他们认识自己的真正利益之所在，并将未来发展的前景和眼前的利益作了对比：“孙中山氏的唯一政策，在收回关税主权……此项政策不仅无丝毫损害商界银行界的意义，而且是专为国家的主权和中流阶级的利益设定的……可怜的中国商人和银行家及一部分新闻记者，未免太缺乏政治上的关心与常识”。①

但是中国商人却宁愿向海关总税务司安格联爵士呼吁，请他“维护公共信用”。②

如果说临城事件表明了中外合作的极限，那么关余事件则表明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限度。在这一事件中，孙逸仙遭到强大的现代资产阶级——租界里的商人和银行家——的反对，他们是政府债券的主要持有者。但是传统的城市精英们的敌对情绪也同样强烈，在几个月以后的广州商团冲突中达到了顶点。

孙逸仙在1922年被驱逐出广州，次年初，在云南和广西雇佣军的帮助下返回。这时他所建立的军政府很弱，不能控制那些保护他但同时也无休无止地向他要钱的将领们。出于财政上的需要，孙逸仙设法与广州商会谈判贷款100万元。他征收许多附加税；允许重开赌场，将赚得的钱交给他的雇佣军；还掠夺祠堂和几处维持宗教或地方团体的“公共”产业，以及被他“国有化”了的一些私营企业。市政收入在一年之内增加了三倍，在1923年达到900万元。但是这种程度的剥削使全市每一个债权人和所有曾经在辛亥革命时期给予过他宝贵支持的富有的广东海外华侨，群起而反对他本人、他的政府和他的雇佣军。他们感到，自从孙逸仙返回广东以来，土匪和游民就像蚂蚁一般地蜂拥而至。怎么还能希望任何人会为祖国的工业发展而投资呢？“他还不如把钱扔到太平洋里”。①

孙逸仙和当地资产阶级间的紧张关系继续加剧。1924年，商人和经纪人拒绝接受当局发行的期票，日益频繁地举行罢市，并呼吁商团给予支持。

在商会的建议下产生或者复活的商团，在广州迅速发展。1923年末商团有13000余人。其经费由各个企业负担，有的企业供养民兵30余人。②这一民团网络遍布广东省百余个城市。1924年6月，所有这些“志愿兵”结合成一个省商团，由汇丰银行买办、广州商会会长的兄弟陈廉伯指挥。陈廉伯把这一运动与保护当地利益联系在一起：“内地交通常被阻绝，贸易屡被中断，原料不能运抵市场，投资遭到损失，我们对此感到厌烦……广东新商团军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成为一支无党派的地方自卫部队……经验告诉我们，人民必须依靠自己……为共同防卫与自治而一致努力，这是以后考虑并实施其他同样有益政策的一个开端”。③

广东商人在1924年提出的要求重复了区域自治的主题：将城市治安和金融管理交还给行会，并取消苛捐杂税。因此，这些商人民兵组织所体现的思想与政治倾向并不是什么新东西。但是孙逸仙的政府在1923至1924年间迅速激进化却突出了他们的保守性。

商人们对广州当局的贪婪和一意孤行的反抗，与全国范围的地方社团和商会反对军阀的斗争在某些方面是一致的。但是孙逸仙虽也常使用军阀的手段，他却不像那些军阀。自从1924年1月国民党召开改组大会以后，他的政府一直在努力争取群众的支持。1924年五一节，孙逸仙继续庆祝中国工人和资本家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同盟。但是与此同时，由廖仲恺召开的广州工人代表大会要求政府禁止企业职工参加商团，并且为工人申请并得到了组织自己的自卫民兵的权利。

以商人组织为一方和以革命政府与工会为另一方之间于1924年夏天爆发的冲突，澄清了在自治口号中潜在的不同选择。保护地方权益的斗争一旦和民主的概念混同在一起，它就显得只不过是保护那些精英们。口号中经常提到的“人民”，只不过是少数债权人。正如上海资产阶级在1912年拒绝为自己的国民政府的建立提供经费一样，1924年广州资产阶级也拒绝为统一全国的北伐承担费用。但是广东商人对孙逸仙的计划的反抗，却因他们对他的亲共亲苏倾向深恶痛绝而加倍强烈。1912年南京共和政府的失败，只反映了它社会基础的狭小与孙逸仙的全国性雄心不相称，1924年广州政府与商人间的斗争所导致的武装冲突，却具有阶级战争的全部暴力特点。

城市精英们失去了他们在保卫自己利益中一直加以利用的群众支持，不得不向外国人求援。广州商人在英国领事馆、汇丰银行和海关内为订购、付款和进口武器以武装商团军而建立的广泛关系网，以及进行的狡猾阴谋，实在惊人。大量武器的流入很自然地导致了最后的对抗。1924年10月15日政府军粉碎了商团，广州西部商业区西关被纵火焚毁并遭到抢劫。

在中国，保卫自由和保卫地区特权是一回事，因此与省的自治相联系而爆发阶级斗争，就不足为奇了。被共产党历史学称为法西斯分子的商团证明，资产阶级对那些在他们看来是其地区利益的重大利益非常执着。但是不论1924年粉碎商团这一事件的意义多么重大，它还只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而在次一年，当1925年的五卅运动在中国所有主要城市爆发时，资产阶级和革命之间的关系问题就上升到全国性的规模了。

和1919年的五四运动一样，1925年的五卅运动也是在民族主义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旗帜下开展起来的。它开始于一个地区性事件：一名在上海的日本纱厂的罢工工人之死和对悼念他的示威游行的血腥镇压。它迅速蔓延到中国其他地区，同样严重的事件于6月12日在汉口爆发，6月23日在广州爆发。它是外国势力在中国存在的结果，是条约强加的统治以及租界行政管理的结果。

由总商会于1925年6月提出13条要求，作为北京政府特派员和外交使团代表之间谈判的基础，除要求惩办有关人员和赔偿牺牲者的损失以外，还提出以下要求：将会审公廨的司法权归还中国（第6条），中国居民派代表参加公共租界的工部局（第9条），将越界所筑之路归还中国当局（第10条），取消关于扩大港口权限和检查权的法令的计划（第11条）。但是示威者和中国报纸（特别是此时在工厂、学校和军队中获得了很大成功的地下报纸）①却走得更远：他们要求完全废除“不平等条约”，并向英国和日本宣战。

行动的方式并没有改变。5月31日上海开始的总罢工持续到6月25日。罢工扩大到其他城市。在广州持续了6个月。同时还举行了抵制日货后来又抵制英国货的运动。这一抵制引起了学生和商人之间常见的冲突。

也和1919年的情况一样，资产阶级的内部分裂最后变得明显了。一方面是温和派，如上海总商会的领袖们，他们只把大多数组织提出的17条中的13条呈交当局：在转手的过程中，他们将关于工会权利、取消领事裁判权、撤走外国军舰等条款删除。另一方面则是团结在上海马路工会和商业公团联合会中的激进分子和在6月7日为统一行动而组成的工商学会中的好斗分子。

1925年运动的特点，是在中国各大城市，尤其是上海，出现了一个由列宁主义式革命政党领导的强大工人运动。1925年在上海组成的由共产党员控制的总工会，将117个工人组织联合在一起，会员达218000人。这是一支组织得很好的力量。工人阶级强有力的干预，一方面改变了中国人和外国人之间对话（或者对抗）的条件，另一方面也改变了民族主义运动核心内的力量对比。

1925年在华的外国侨民害怕了。自义和团危机以来，他们还不曾经厉过如此严重的惊慌。但是使香港的港口和上海的工厂陷于瘫痪的罢工，却不能用国际武装力量的讨伐来解决；他们所要求的是谈判和妥协。各外国商会、各外侨联合会、上海万国商团的官方报纸（特别是《字林西报》，它不久前还一直在反对华盛顿会议“荒谬的宽宏大量”），从现在起都极力表示同情中国的要求，①并更频繁地与中方保持接触。在上海，他们的享有特权的商务关系人自然是总商会的领袖们。为了和这些人结成联盟，外国人愿意归还会审公廨，承认中国居民在工部局中的有效代表权，并答应逐步重建中国的海关自主权。由于工人阶级的干预，民族主义运动获得了新的效力，而资产阶级也终于得到了他们自1905年以来一直不停地要求得到的东西。

如果外国侨民打算通过这些让步来取得上海资产阶级的支持，他们的措施只有一半是成功的。他们在7月16日所作的第一次努力被总商会会长虞洽卿和副会长方椒伯接受了。但是这两人却受到他们受银行家宋汉章影响的同事们的抵制。①而且，虽然在达成协议之后，虞洽卿以最热烈的语言表达了他的感激与热情，商会会报却对此事另有看法：“英国人只是在侮辱了我们，欺凌了我们，并给我们造成了一切损害之后，才采取了这一步骤。因此我们不能感谢或赞扬他们”。②

1925年夏天，上海资产阶级就这样沿着危机前业已存在的不同路线分裂了：老一辈的买办保守派，新一代的银行家与企业家，和广州行会或马路联合会的激进的店主。这一危机的复杂性主要来源于各个不同集团的各不相同与互相矛盾的态度，而不是由于突然变得惊惶失措的资产阶级的急速变化。在开始的时候危机向各商业组织提供了一个居间调停的机会，他们也为自己的利益而抓住了这个机会。公共租界当局无疑正是为了改变资产阶级这一仲裁者的地位，迫使他们和雇主们组成共同阵线——从而放弃反对帝国主义的主张——在7月6日切断了电力供应，迫使迄今为止尚未罢工的中国工厂关闭。

这一行动真的足以使资产阶级和革命运动分裂吗？换个说法，它们之间曾经有过真正的联盟吗？

在1925年，很多报刊都重新提出了民族团结这一熟悉的主题，并继续指出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是无产阶级的康庄大道。③同时，统一战线的辩证法又为被认为是分别代表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两个政党间的合作，提供了理论基础。但是当孙逸仙于1925年3月逝世时，资产阶级和国民党之间的关系已经变得很松弛。尽管孙逸仙不久前曾经使工商界感到失望，但仍因他在1911年所创建的业迹而能在他们心中唤起感激和崇敬之情，现在这位他们所信赖的老革命领袖去世了。在个人威信常常比纲领更重要的政治环境中，孙逸仙的逝世的确扩大了资产阶级和这个革命政党之间的分裂。

但是，由于受到1925年五卅运动的巨大爱国热情的鼓舞，上海资产阶级仍然通过自己的组织支持罢工者。总商会募集并分配了220万银元。①在工会、学生和教育团体的帮助下，总商会组织了一个临时救济会，并通过向来自英国与日本仓库的货物征收特别税而筹集了一笔罢工基金。②但是如果把这种互助理解为一种真正的政治联盟的表现，那就错了。事实是，在1925年夏天高涨的爱国热情中，存在一个支持罢工者的普遍运动。连军阀和北京政府也提供了资金。③

还有，上海总商会的领袖们倾向于和罢工者谈判，正如他们愿意同任何制造麻烦的人谈判一样。和各省城市中的名流一样，他们也认为自己有责任维持当地的秩序，并愿意为维持“公共治安”而承担很大的财政牺牲。虞洽卿的不同寻常的活动在危机期间起着主导作用，是所有谈判中的首领，他不只是作为上海总商会的会长和商界的代言人而采取行动。他在3月和4月间曾积极谈判建立特别市，并被提名为这个未来的特别市的会办，使他成了当地利益的官方代表。④他急于维护自己的威信，很重视公众舆论：“我们愿意听取很小的中国组织的最琐细的批评”。①当罢工者采取暴力行动的时候——例如8月13日5000码头工人为向商会索取罢工补贴，劫掠了虞所拥有的三北公司的两艘船——他当然更有理由让步。②

除了雇主们对工人事业的同情以外，上海总商会在1925年夏天对罢工者的帮助，还反映出他们害怕群众运动，反映出他们以儒家社会和谐理想为名而实行妥协（以及被外国观察家和历史家们毫不客气地称为脚踏两只船）的惯常做法。资产阶级在夏天逐渐脱离运动，这反映了新的力量均势，而不是造成了这种均势。采取主动的是那些在让步与恐吓之间摇摆不定的外国人，以及把罢工扩展到中国工厂和行政机构的工会。和往常一样，资产阶级对事件作出了反应，但并没有在事件中采取主动。它增加工资，试图分裂工人组织，并在罢工者和外国厂主之间进行调停，以便就工人回到日本公司（8月）和英国公司（10月）工作进行谈判。这是天性谨慎吗？是由于内部矛盾而处于无能状态吗？资产阶级应付各种具体情况，却又一次被历史的进程所抛弃。

转向蒋介石，1927年4月

向蒋介石靠拢使作为政治力量的资产阶级迅速被排除出去，这并不完全是1927年革命扩张所强加的最后一条出路。这是1923至1924年以来一直在进行的政治思考进程所达到的一种选择。

这一动向发源于接近新资产阶级的自由知识界。1924年蒋梦麟注意到自由主义③和新教育已经失败这一既成事实，两者都强调个人的发展。《中国教育改革》在新任编辑陈启天主持下，宣传旨在造就对国家有用的公民的国家主义教育。在中国青年党及其刊物《醒狮周报》支持下，国家主义思潮在五卅运动中所起的作用比一般想象的要大。青年党领袖曾琦（1892—1951年）和李璜（1895年—）可能20年代初在法国时受到查理·莫拉的影响，他们宣传国家的“永恒结构”，说它是超越社会变迁的，并号召一种全民革命，即恢复经济、政治和文化平衡而不改组社会秩序。

国家主义运动是对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一种反动，在某些方面与自强思想有相似之处。虽然它确实包含了极权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倾向，但一开始并不排斥一切民主实践；它的精英统治论被某种民粹主义软化了。

在国民党内部，戴季陶（1894—1945年）这时也采取了相似的路线。由于他曾经信仰共产主义，所以强调列宁主义组织方法的重要性，梦想把它应用于民族主义革命（国民革命），以求实现“一种中央集权主义政治领导下的总体国家”。①

在1927—1928年南京政府建立以后，大部分民族主义、阶级合作主义和国家主义的主题都被国民党正式采纳。因此，很难评价它们各自在1927年之前的影响。在此期间，它们似乎在传统的和现代的城市精英中都获得了最大的成功。这种意识形态保持了某些基本的价值观念——反对帝国主义、经济现代化——同时排斥阶级斗争，因而符合资产阶级的愿望和利益。在一些基本点上，如社会和谐、民族独立和物质进步，这一纲领令人想起1919年的纲领。但它们的精神却不一样。为了实现这些目的，资产阶级和知识阶层以前是寄希望于西方，现在却似乎要依靠传统文化的复兴和民族主义了。在这方面，最值得注意的是戴季陶用儒家用语来重新解释孙逸仙的学说。这种对中国渊源的回归绝不会吓跑资产阶级。聂云台对城市阔少宣传节俭之类的说教，或者穆藕初为了企业管理方面的问题而到和尚庙里去求签，这些都是仿效古代的做法。

更令人感到诧异的是，资产阶级赞同这样的看法，即由一个有无限权力的国家来充担团结与民族繁荣的保卫者。这种求助于国家的想法，不但与新近引进但未完全吸收的自由主义不相符，并且也与商人阶级传统的经济独立思想相反。如果资产阶级竟然把建立国家主义-中央集权主义的国家视为最后的解决办法，那是因为（正如大多数作家所强调的那样）它把这样的国家当作对抗工人的要求和革命纷扰的最有效保障。但是，也许更为重要的是，资产阶级认为只有强大的政权才能重新获得并且保持民族的独立。

中国资产阶级并不完全是由于倦怠和恐惧而不得不听任蒋介石当权——如它曾经听任袁世凯当权那样。它还希望他能使他们摆脱他们固有的矛盾，从而调和资本主义与民族主义。蒋介石与资产阶级的和解，由于旧的私人关系和上海商人团体的衰落而更加容易实现。

辛亥革命时期，上海都督陈其美随从人员当中的私人关系似乎就已经建立起来了。陈其美死后，他在上海总商会和浙江帮里的老盟友虞洽卿和张人杰（静江），帮助了陈的门徒蒋介石发迹。1920年虞洽卿为了解决孙逸仙所急需的资金，创办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让蒋介石加入了这一事业。在这里聚集了所有以后在蒋介石的兴起中起重要作用的人——陈其美之侄陈果夫，国民党卓越的理论家戴季陶，虞洽卿的朋友、上海总商会董事闻兰亭。

这种私人关系的重要性，在1925年孙逸仙逝世后国民党核心中的力量重新组合和右派的形成中，也显示了出来。这个西山会议派引证戴季陶的着作，反对共产党员进入国民党核心。有证据表明虞洽卿和张人杰插手了这一派渗透进上海的事。在广州，孙文主义学会和企业界之间的联系却比较难于建立。直到1925年11月他们最后失败为止，温和派商人似乎宁愿投向孙的对手陈炯明。而且直到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发动政变为止，国民党政府的激进路线阻碍了右派力量的重新聚集。但是张人杰或南洋兄弟烟草公司首脑筒照南到广州并间歇地参与政府事务，却暗示国民党右派、蒋介石和企业界之间的接触从来不曾断过。

中国资产阶级和国民党之间的关系超出了这种联盟的范围。特别是在广州，这种种联系反映出1925—1926年间所有政治上含糊不清的状态。对于经过1924年秋严厉镇压检验的商界，国民党政府相继使用引诱——强制性的统一战线政策——和警告两种手法。其目的在防止独立的资产阶级力量的复活。商团的重新组织被禁止，一切社会援助和慈善活动被置于严格的控制之下。①同时，政府设法与那些准备与它合作的商人达成谅解。它鼓励成立新的组织以与已经建立的组织竞争。在等待各商会改变态度的同时，它建立起一个广州商人协会以与它们相对抗。②它还组织了一个市民团来代替商团，由各公司出资，但是其政治与军事机构都由政府当局控制。③任何顽抗者都将被列为“买办型商人”而置于国民党商业部门的直接管制之下。④南洋公司因拒绝向政府提供贷款被指控为压制工会而遭到抵制。⑤

这些做法并不只是政治上的操纵。在西方受教育的宋子文，一位经济现代化和扩大民主的鼓吹者，这时出任政府的商务委员并兼1925年成立的中央银行董事。①他在和商人打交道中似乎是一个诚恳而友善的调解人。国民党——即使在它的激进时期——也并不打算瓦解或毁灭商人团体，只是要将它置于党的监护之下，并使它为党服务（党化）。蒋介石在1926年3月20日的政变之后巩固了自己的权力，他的政策的指导思想并没有改变。但是早在6月份已经开始而在7月份北伐军出发后加剧了的工人运动遭到镇压一事，却使资产阶级从中得到了好处。广州根据地成了此后南京政府的战略的试验场。1924年10月广州商团的失败和被消灭；最富有的商人因逃避“赤色分子”而出走；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联系多，而与现代企业家联系较少这种为时已较久的特点，这些都有助于这一政策的成功。

广州的资产阶级就这样被压服了。上海的资产阶级也正在被争取过来。伊罗生和安德列·马尔罗的着名的解释认为，这是资产阶级受到1926年11月和1927年1月起义罢工的威胁而作出的反革命选择。事实上，投靠蒋介石是商人集团核心中进步分子的胜利。1926年夏以来，在北伐胜利进军和此前及同时的起义之后，群众运动已经迫使上海资产阶级居于守势。要么支持群众运动，要么抵制它：没有真正的选择余地。可以选择的只是采取什么方法来抵制。有的建议与浙江孙传芳所代表的本地军事力量结成同盟。另外一些更精明或更了解蒋介石真正动机的人，则设法和国民党内的非共产党分子联合。

1926年6月进行的总商会选举清楚地表明了商人阶级内部的政治分裂。在孙传芳的支持下，1919—1920年间被排斥在外的老亲日派又恢复力量，重新出现。为了对这一不公正的选举表示抗议，前任会长虞洽卿离沪赴日本，150名会员拒绝参加投票。他们的弃权反倒帮助一个清一色的、但代表性不大的董事会取得权力。银行家傅筱庵（宗耀）在执行任务中碰到麻烦，人们对他担任这一职务是否适当一直有争议。①商会核心里的多数人就这样被击败，它被迫从根本上重新调整政治方向。虞洽卿担任商会会长的时期（1924—1926年）恰巧和内战开始及大军云集江浙两省同时，他曾想方设法使上海及其附近地区维持中立，让聚集在市内和江南制造局成为难民的败兵撤退。他同样努力推进淞沪特区的建立，打算使之成为自治市，摆脱省政府的控制。②虞洽卿信守本地精英的思想与做法，他的行动受到上海人，也受到北京政府的欢迎。

孙传芳急于恢复对上海和它的财源的控制，在1926年提出了他自己特殊的大上海市计划。他把这个计划交给胡适的一位朋友地质学家丁文江去组织实施，但一开始他即限制它的管辖权限，将其置于省政府之下。③商界的一个大派系反对这一政策，他们聚集在虞洽卿周围，开始鼓动自治。这一运动在1926年秋变得特别强大。④但自此以后孙传芳得到了商会的支持。商会不反对重开江南制造局，会长傅筱庵还将他担任董事的招商局的轮船提供给孙传芳运送军队。⑤但是，1927年2月17日起义者的罢工虽然被孙传芳的军警野蛮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