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_12

Chapter_12

更早的历史根源），这时无论在西方的什么地方他都发现有像倭铿或柏格森这样更具精神倾向的批评家；梁启超这时倾向于探索东方的力量。

可是，和我们的论题关系更密切的问题是，梁启超在哪一点上找到了中国精神之所在。他发现，中国精神并不在于那些过去研究所谓“外在领域”的学说中——有关正当行为的标准（礼）、制度和社会组织的学说，有关自然界结构的学说。在这方面，中国还需大量学习西方有关物质和社会的技术。相反他发现中国精神，一点不错，就在于那些强调“内在领域”的思想方式——在于朱熹和王阳明的宋明新儒学；除此以外，也在于大乘佛教哲学；他青年时代曾被大乘佛教哲学所吸引。中国这种独特文化的核心，在于它那种人有良知的信念，良知使人和广大无边、不可名状的万物之源结合成一体，人从万物之源获得精神和道德方面自我改造的力量。西方自由思想只谈生物性需要的满足——不谈以宇宙论为基础的道德自律。

就梁启超——一个多变的人——来说，谁也不能完全弄清他思想的根源。李文逊假定，梁启超从他关于中国精神优越性的新看法中获得了民族主义的满足感；这可能是完全正确的。而梁启超发现中国思想的核心在于新儒学，这预示了下一个时期整个新传统运动的主要倾向。

① 见盖伊·阿利多：《最后的儒家：梁漱溟和中国现代性的困境》，第118页。

科学与人生的论战

在新传统的出现和在澄清中国科学一词的意义当中，1923年由张君劢发起的“科学与人生的论战”①是另一个重要环节，张君劢是梁启超的年轻伙伴，研究德国哲学的学者。他主张科学不能解释人，因为人生是主观的、直觉的、自由意志的，而且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独一无二的，这种主张反映了他对新康德主义的研究，也反映了德国“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的论战。和梁启超不同，张君劢深知与英美经验主义传统相反的德国哲学。不过，他似乎能很快地从康德认识论的怀疑主义转到王阳明宇宙论的直觉主义。

知识分子当中最具体地讲述科学的丁文江，接受了张君劢非难科学普遍性的挑战。从严复着作中最初论述这一问题起，“科学”一词在中国就表达了一种必然真实的确定意义。从一开始，关于科学的流行的概念是培根归纳主义的概念，这种概念在《穆勒名学》（严复译）中表述得最全面。杜威的科学方法论及其集中注意力于经验和实验，无疑符合这一传统，尽管他对英国感觉论的经验主义很有保留。从严复到毛泽东，对赫伯特·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这样的思想体系是以归纳法的观察得出的概念为基础的信念，不管怎样，似乎还没有什么怀疑。自然科学的力量更多地在于数学-演绎假设的力量而不仅仅在于观察和实验的方法，这种认识在中国没有赢得多少拥护者。

丁文江的观点的基础是毕尔生《科学的语法》的实证主义认识论，毕尔生坚决主张，科学提供了人对感性材料进行组织和分类的唯一方法，感性材料是人和他决不可能“完全”了解的外在世界之间的唯一联系。这种观点与西方认识论的怀疑主义少有关系，它对科学的看法并没有离开归纳主义传统。如费侠莉在第7章所指出的，丁文江的地质学科学研究正是一种观察-分类的科学研究。这次论战的其他参加者如吴稚晖、胡适和这时已成为共产主义者的陈独秀，倾向于不理丁文江的（和杜威的）认识论，坚决主张，科学支持吴稚晖所提倡的那种夹杂有道-佛思想的空想的机械唯物论，或者支持马克思主义真正的新社会科学。胡适和陈独秀同意科学是控制自然界和社会的工具，同意科学动摇了张君劢那种个人具有“内在”精神道德改造力量的信念的基础。除此以外，这场论战只不过表明了这样的事实，即科学一词本身不再提供任何共同一致的基础。

张君劢的论点和他随后的发展再次表明，更有生命力的新传统主义的核心总的来说是新儒学思想，尤其是王阳明的思想。

对于王阳明在五四以后传统思想中的中心地位这一点，应略加说明。不打算对这位明代的哲人和他的追随者进行分析，要说的是他对梁漱溟、熊十力，甚至蒋介石这样一些不同人物的吸引力。首先是这样一种信念，即联系人和宇宙存在终极原因的精神-道德良知是精神-道德生活的源泉。这里我们所了解的，是以直觉为根据来否定西方笛卡尔以后的认识论的怀疑论和“无价值”宇宙的观念。虽然王阳明的直觉使他得出与儒家道德-政治价值协调一致的结论，但他对“内省”的依赖本身便有可能脱离传统儒家对“外在领域”的看法。对比之下，朱熹强调必须“格物”以致知，似乎使他牢牢地和传统体系的“物”结合在一起。最后，王阳明强调，个人只有在具体社会情况下活动的过程中才能致良知，这至少为在世上发挥作用提供了相当强烈的动机。

新传统运动中最着名的人物之一是梁漱溟。他在少年时代受的是严复和梁启超提出的全盘西化方针的教育；在1911年以后的令人沮丧的年代里，他没有被卷进“新文化”阵营。他的父亲梁济是儒家道德的相当生动的榜样，这个权威性的榜样足以使他拒斥鲁迅对传统的全盘否定的看法。相反，他先是在佛教，然后是在王阳明学派的新儒学观点中寻求慰藉。

我们在这里将不详述他1921年的名着《东西文化及其哲学》，①只是说明，它对西方的概念在主要方面近似梁启超。中国文化的精髓在于它很早就发现，人类根本的特点是其精神-道德的本性，如果不受阻碍，这种本性既可导致内在的和谐，也可导致人与人之间亲密无间的同情。中国文化在历史上很早就获致这种直觉理论，付出了它的代价。虽然西方重视物力的文明导致梁漱溟所认为的畸形的资本主义消费社会，但也导致它发现了满足人类基本需要的方法。中国需要这些方法的帮助，但不能以丧失它的精神基础为代价。梁漱溟完全同意王阳明哲学的积极行动的推论，也似乎和王阳明一样，确信儒家学说对社会和个人的真实性质的明确推论，也就是儒家学说对“外在”和“内在”领域的推论。正是这种确信导致他逐渐对已经在进行的“乡村运动”发生了兴趣，这一运动是晏阳初、陶行知等“西化人物”支持的。按照他的看法，中国农村的广大群众还没有被城市资本主义的腐蚀性影响败坏，但却因贫穷、贪污腐化、动乱这无数的弊端而受苦。

1930年以后梁漱溟在山东邹平县的教育和改革活动，是以反对政治官僚主义道路为基础。蒋介石试图把王阳明“自我修养”的观念和他自己那种合理化的现代官僚主义-军事化国家的梦想结合起来，在梁漱溟看来，这似乎不解决问题。在贪污腐化、军事胁迫和暴力极为普遍的情况下，哲人只有通过与农村群众直接接触才能施加道德影响。从某个方面看，梁漱溟和延安时期毛泽东的一些想法多少有点相似。盖伊·阿利多认为梁漱溟关于道德上反省或小组上听取自白、关于农村教育重新确定方向的某些看法，在他们1938年那次着名的会晤之后，可能的确对他的朋友毛泽东有很大影响。①不过分歧仍然很大。梁漱溟纲领的基础不是回避现存政治结构，就是由于别无选择而支持好心的掌权者（在这方面而不是在其他方面他和胡适有相似之处）。毛泽东的纲领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保留地承认残酷的权力竞赛为前提。对梁漱溟来说，试图建立他自己的政治组织就是否定他自己关于权力的道德基础的儒家看法。当然，在这一点上，他很像先前的孟子，孟子设法掩盖“三代”盛世的暴力起源。毛泽东主义利用改造农村作为建立军事和政治权力基地手段的这一意向，无疑已经使梁漱溟联想到共产党的工作将来有败坏的可能，尽管他赞扬共产党的工作。1953年梁漱溟果然指责说，中华人民共和国采用一种斯大林主义的发展模式正是这样一种官僚主义的败坏的表现。不过他自己却找不到把他改造农村的活动从政治环境的变迁中隔离开来的办法。

梁漱溟的儒学直接把他导向行动的领域，而熊十力及其追随者唐君毅、牟宗三等则不相同。熊十力（1885—1968年）是一个颇有个性的“边际”人物，尽管他曾短时间卷入革命的政治斗争，但他所受教育的主要内容没有超出传统文化的框架。和在他之前的一些人一样，他最初为“唯识宗”所吸引，然后又受王阳明影响，回到儒家的信念，认为人类的道德生活至为重要。和梁漱溟不同，他和他的追随者都不赞同立即行动的方案，尽管他们承认他们学说的社会含意。要阐明他们直觉主义哲学的基础并为它辩护，他们似乎需要投入全部注意力；这和梁漱溟不同，梁漱溟似乎对自己的“贤明”十分自信。托马斯·梅茨格认为，在唐君毅着作中看到的那种宗教-伦理乐观主义和对“贤明”能力的信心，当其脱离了旧儒家外在的体系时，能够成为一种狂热信心的基础，即相信改造整个社会是可能的。①他认为，就一个未被承认的层面看，毛泽东也有这种“传统的”信心。不过，事实上唐君毅、牟宗三和熊十力（他1968年去世之前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他们的梦想，继续专注于与现存个人生活问题有关的他们的信念。

新儒学的一种完全不同的类型以冯友兰为代表，他在美国接受训练成为哲学家。和梅光迪一样，他在哲学上受到西方盎格鲁-撒克逊的启发。如果说他是“新传统主义者”，那么他的传统主义显然属于一种世界性的类型。他曾专心致志于那种20世纪早期美国和英国一度盛行的柏拉图学派的“新实在论”，他深信其范畴可以应用于朱熹的思想。值得注意的是，新实在论在西方强烈反对占优势的认识论的怀疑主义传统。新实在论的一些支持者的确准备接受一种柏拉图学派的解释，即数学和逻辑真理是客观的、永恒的形式。冯友兰似乎深受那种古希腊理想的影响，即理智的沉思是获得崇高意识和超然于人类日常生活纷扰的意识的途径。根据这种看法，科学不仅仅包括努力应用逻辑-数学概念来达到控制物质世界的目的。对“贤明的”人来说，科学还包括对数学和逻辑“形式”之美的沉思默想。按冯友兰的看法，这包括理智的沉思，但不包括神秘主义。因此，冯友兰在寻求与他的观点相当的中国思想时，引起他注意的便是他所理解的朱熹的理学，而不是王阳明“反理智的”心学。他把朱熹的“理”解释成柏拉图学派的“范型”；这是否妥当，还是一个大有争论的问题。不过我们不必怀疑，冯友兰相信他已为他的基本观点找到了一个中国的框架。

这种观点一点也不意味着否定他同代人对社会和国家的关注。相反，冯友兰在30年代很可能接受一种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的看法。历史和自然一样也有它自己的主导结构——它自己的发展“形式”，冯友兰很可能按照基于经济决定论观念的历史进程诸必然发展阶段来考虑这些形式。根据这种看法，道德行为也就是适应特定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要求的行为。按照他关于实在的沉思，“哲人”是超越历史变迁的人。在其道德-实践的生活中，他能适应历史的要求。这种哲学导致他欣然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但这并不能使他免受后来的烦恼。①

应当补充，所有这种种传统思想在香港、台湾，甚至在海外华人知识分子中仍有其影响，仍然是范围更广的20世纪中国思想史的组成部分。

① 见《科学与人生观》，胡适和陈独秀序。又见本书第7章。

① 盖伊·阿利多：《最后的儒家：梁漱溟和中国现代性的困境》，涉及了该书讨论的所有问题。

① 同上书，第283—292页。

① 托马斯·A.梅茨格：《摆脱困境：新儒学和演变中的中国政治文化》。

① 见米歇尔·马森：《中国的传统观念：冯友兰，1939—1949年》（哈佛大学博士论文，1978年，未出版）。

马克思主义的优势

在我们论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思想界上升到优势地位之前，关于有些倾向，有些话需要说一说；这些倾向被叫做自由主义的倾向——其根据往往是可疑的。胡适在五四以后继续坚守他的基本看法，尽管这时他在各个方面都受到敌对者的指责。1924—1927年间轰动一时的一些事件及随之而来的激情都没有使他动摇。非理性的政治激情总是和真理毫不相干。尽管他和他的导师杜威一样，决不偏袒资本主义，但他仍然确信中国根本的灾难不应归之于外国帝国主义。他继续抨击孙逸仙和马克思主义者的“教条”。

在民国政府成立以后，胡适仍然抨击国民党思想体系的传统主义成分，仍然号召把科学才智用于国家管理，仍然提倡立宪制度和公民权利，仍然鼓吹能够造就一代开明优秀分子的“现代”教育制度。1932—1937年间，在日本威胁日益加重的阴云下，丁文江、历史学家蒋廷黻这样一些人加入胡适一边，在这期间出版的《独立评论》中，试图影响民国政府的政策。可是，很快就变得很明显，他们和胡适的共同之点更多的在于胡适对“科学”的信仰，而不在于他对民主的信仰。

丁文江从没有像胡适那样倾心于自由主义的社会准则，在暗淡的30年代，他和蒋廷黻一样逐渐感到（很像他们之前的严复和梁启超）中国需要的是“科学的”专政——一种能使官吏、国家的工业和教育体制现代化的专家政治。斯大林的俄国作为一种模式给了丁文江很深的印象。尽管民国政府表示了对专家政治目标的承诺，丁文江和蒋廷黻两人对国民党领导的能力评价都相当低。不过，他们仍然只能希望国民政府这个有组织的权力的唯一中心重视他们的意见。中国共产党在湖南和江西以及后来在延安进行农村革命的一连串事件，对他们来说，似乎和民族的需要毫无关系，而且还会进一步削弱国家中枢的力量。胡适在他们有关科学精英的想象和他的立宪民主信念之间左右为难。可是，他也和别人一样，只能希望对现有政权施加影响。面对他所认为的极权的共产主义与虽然腐败但更受限制、最终有可能被推向更自由主义方向的国民党的命令主义，在这两者的极化过程中，最后，他觉得他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结果是，他作为一种政治运动的精神领袖，始终不能应付20世纪中国政治权力的悲剧性的、难以控制的现实。

无论如何，1924和1927年这几年的特点，最重要的是作为知识分子一种主要观点的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看法在城市知识分子当中引人注意的传播。不过应当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最后胜利仍然是相互关联但又可以分开的两件事。

在1924—1927年的动乱年代里，已具有彻底的全面反传统主义思想的五四时期年轻一代中的许多人，这时有了实际的机会参加一连串生气勃勃的政治事件；由于国共合作，发生了这些事件。刚一开始，列宁主义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及其对西方世界的看法，就不仅在接近共产党而且甚至在亲国民党的知识分子和政治家当中得到广泛承认。1925年的“五卅”事件似乎极其生动地证实了外国帝国主义和中国新出现的产业无产阶级所受剥削这两者之间的联系。城市居民的积极精神和中国共产党与城市工人阶级建立联系的实际成就，似乎证实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在历史中的作用的看法。彭湃、毛泽东①等人与农民建立联系，这和列宁关于农民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作用的看法是一致的。在1926—1927年的北伐时期，许多知识分子成了群众组织的活动或新成立的武汉政府的机构的参加者。这样的经历既激发了他们的民族主义的激情，也激起了他们改造世界的普遍愿望。这场革命既能实现国家的统一，又能把中国改造成一个全新的社会。的确，莫斯科的激烈斗争证明，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给予现成启示，但是只要革命的道路在向前发展，相信莫斯科是世界性智慧源泉这样一种愿望就仍然是很强烈的。

在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当中，浪漫的《创造社》（见下一章）和新成立的《太阳社》的成员将起重要的作用。郭沫若、蒋光慈等人了解罗曼蒂克爱情的狂喜和绝望以及作家表达思想感情的感受，这时认为他们应当像英雄一样作为革命领袖起重要的作用。他们对自己的看法因而很像1911以前那些浪漫的革命者对自己的看法。他们将通过新普罗文学作品这一媒介激发革命群众的热情。

鲁迅向马克思列宁主义靠拢要痛苦而艰难得多。实际上，五四事件并没有减轻他因旧文化“吃人”势力而深深感到的沮丧。①他对1911年以前那个时期许多年轻的理想主义者的遭遇的辛辣回顾，也许是他没有响应五四的一个原因。他对接受人类进步的新理论犹犹豫豫，也可能是由于他认为他那些创造社的论敌们故作浪漫的革命姿态，他们幻想通过他们浮夸的普罗文学影响历史的进程，对此他很反感。即使在他已转向马克思主义阵营时，他还想从普列汉诺夫等人寻找理论根据来支持他对他们的抨击，他抨击他们任性地夸大文学的作用，认为文学能引起社会革命。1927年以前他就开始应用马克思主义的范畴，但最终促使他接近共产党的原因，是民国政府处决他最亲近的追随中的一些年轻人，这引起了他极大的愤怒；这表明了他的特点。他更积极地，但也是迟疑地期望马克思列宁主义比过去的种种进化学说能更准确地分析历史，这无疑使他更加接近共产党。

城市知识分子归向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和国民党内蒋介石领导的集团之间出现了鸿沟。尽管蒋介石曾经受到列宁主义言论中反对帝国主义这一方面的影响，但他在浙江和日本所受的教育早已把他导向一种文化民族主义，致使他对全面否定传统观念的五四无动于衷。他掌权的军事基础可能使他更进一步看轻城市知识分子的帮助，贬低他们的可靠性。他掌权的军事基础，在1927年以后，甚至还使他坚信，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军事统一。他似乎认为，在所有这些信念方面他仍然是孙逸仙的忠实追随者。国民党内外所有反对他的人因此在他身上都看到了旧军阀主义再次出现的迹象。军队尚未从属于政权，他就是这一可悲事实的象征。他的文化民族主义和“全盘否定传统观念”之间的鸿沟也仍然存在。

1927年的大混乱没有导致马克思主义威信的下降。错误的政治策略基本上反映了错误的“革命理论”这一列宁主义观点，促成了这样一种看法，即有了正确的理论，革命就能向前迈进。对许多人（但不是所有人）来说，作为革命总部的苏联继续存在，这便提供了有力的保证，历史终将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轨道前进。

因此，在此后10年中，许多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主要关心的事情是按马克思主义来认识中国社会；这并不意外，列宁主义者把理论用作“运动的指南”，这促成了这样一种信念，一定时期的“党的路线”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对阶级力量结构的分析和历史发展阶段的确定为根据。“关于中国社会历史的争论”①就是这种关注的一种表现。但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用语来确定中国当前的“生产方式”，事实证明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完全合乎逻辑地导致对中国悠久社会历史的周期性的关注。在探讨所有这些问题当中，参加者不知不觉地只好从“理论是行动的指南”的讨论转向马克思主义学说当其应用于过去时的更具决定论性质的方面。参加争论的一些人对马克思主义发生兴趣，基本上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杰出的社会科学。例如，这场争论的一个主要人物陶希圣，和其他一些参加者一样，便是一个国民党的拥护者。他没有觉出什么困难便把他的三民主义思想体系置于马克思主义范畴的框架之内，或从他的分析引出非共产主义的结论。不过其他的参加者则代表斯大林派和托洛茨基派。

在这方面我们只能提到这场争论的某些要点。从整体上看，在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概念分析中国社会时，参加者似乎只是弄清了马克思自己的学说中关于这些问题还有某些尚未澄清的难解之处。依靠“超经济”权力的统治阶级所控制的任何农业社会是否都是封建社会？或者，不同的“财产关系”是否就反映不同的“生产关系”？地主阶级的任何类型是否都是封建的？商品关系普遍是否便能确定社会性质？抑或“生产方式”的作用才是决定性的？对这些问题和其他许多问题的种种背道而驰的答案都可以找到。

大多数参加者普遍不接受马克思主义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他们赞成有关历史分期的分阶段发展方案，这是马克思为西方而规定的。毕竟只是在这种方案的框架之内，马克思实际地描述了有力的历史辩证法。有一些参加者如陶希圣，想象用其他的方法来描述分阶段发展的看法，并划分时期。中国接受马克思稳定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看法，实际上就是否定中国社会历史有它自己的动力。

如果说这场争论有胜负，那也是靠认可而不是靠论证取胜的。延安时期的毛泽东没有给这场争论一点“理论上的”贡献。他自己对高深理论的兴趣把他导向在马克思主义圈子里不那么着名的另一场争论，一场有关辩证法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问题的哲学解释的争论。

马克思主义在30年代还成为文学战线的主要力量。在鲁迅、瞿秋白等人组成的左翼作家联盟中，关于马克思主义对作为“上层建筑”现象的文学所起作用的看法，出现了激烈的争论，而未能得出一致的意见。尽管马克思主义似乎极端强调文学的道德-政治作用，却无法在逻辑上使所有参加者都承认作家应服从常有变动的党的路线的权威。例如，很明显，鲁迅本人就不曾接受这种权威。

40年代这10年将证实日本战争机器的全面威胁。战争引起的巨大破坏和人人都有的感情负担，使人们几乎不能致力于新的思潮。的确，战争的压力甚至使那些最不关心政治的人如梁漱溟也从事政治活动，梁漱溟也成了民盟的一个创办人。然而，这种政治化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方面，即从整体上看，知识分子阶层有一种“自由主义”倾向，尽管他们当中的大多数，就他们某些基本信念来说，决不是自由主义者。在本世纪上半叶整个期间，无论是祸是福，知识分子阶层已经获得了作为独立的知识分子（而不是政治人物）的一种自主意识。“学者”已要和“官”分庭抗礼。他们已习惯于自由交流思想。在响应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统治精英的要求时，他们常常要坚持民权的立场。1945年以后，在内战时期两极分化的社会中，大部分知识分子被吸引到了共产主义一边。不过随后的事件表明，这种“自由主义”的倾向仍将是一个问题。

40年代的另一个重要发展，当然是延安的“毛泽东思想”。我们很清楚，他论述的问题中有许多便是这一时期整个思想争论的一个部分；这一点也不贬低毛泽东的政治天才。毛泽东考虑的问题，在他之前也有人考虑过。

知识分子在本世纪上半叶提出的所有问题，1949年以后是否都解决了呢？至少就我们所处的这段时间来说，有些问题无疑已经解决。政治权力有力的中心已经建立（有些人会说过于有力了）。尽管常有政治运动，但法律和秩序已经重新建立起来。相对合理的商品分配在经济极为落后的情况下已得以实现。民族主义的强烈感情多少得到了满足。公共卫生有了进步，妇女地位改善了。可是，不管“主义”有何要求，上面论及的许多基本“问题”依然存在。中国与其文化传统的未来的关系将是怎样的？如果目标就是实现“现代化”，那么能否回避严复和丁文江想象的“专家治国”的道路？官僚主义和权力的问题是否已经得到解决？文学、艺术以及个人生活的目的如何？和我们所有其余的人一样，中国人必须探索走向未来之路。

① 关于共产主义农民运动早期阶段的研究，见小罗伊·霍夫海因兹：《中断的浪潮：中国共产主义农民运动，1922—1928年》。

① 见哈里特·C.米尔斯：《鲁迅：文学与革命——从马拉到马克思》，载默尔·戈德曼编：《五四时代的中国现代文学》。

① 关于这次争论的研究，见阿里夫·德里克：《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编史学的渊源，1919—1937年》；又见许华茨：《中国历史分期中的一些成规》，《哲学论坛》，1.11（1968年冬季），第219—230页。

第9章文学的趋势Ⅰ：对现代性的追求1895—1927年

夏志清教授在一篇关于现代中国文学的简论中，描述了一种笼罩20世纪前半期整个文学创作的“道德义务”。夏教授指出：“中国文学的这一现代阶段的特征”，就是它“念念不忘地对为害中华民族，使其不能自强或不能改变其固有的不人道行为的精神疾病的关注”。这种“爱国热忱”激励这一时期所有的主要作家，并且按夏教授的看法，同时也导致了“某种爱国主义的地方主义”：“中国作家们把中国的情况看作是中国所特有的，和其他国家都不一样”。①正是这种摆脱不了的感情使得中国作家在力图解释他们所处环境的社会-政治混乱状况时，关心作品的内容甚于关心其形式，特别强调“现实主义”。因此，要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就避不开中国的现代历史，并且除了适当注意文学本身的特点以外，历史的方法既是必要的，也是不可避免的。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摆脱不了的中国情”这一主题至少包括三个主要的方面，它们甚至可以被认为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特点。第一，从道德的观点把中国看作是“一个受精神疾病所困扰的国家”。这种看法引起了传统与现代性的两极尖锐对立。这一疾病扎根于中国的传统，而现代性本质上就是破除对传统的迷信，并从精神上寻求新的解决途径。在这种意义上，中国现代文学的兴起表现为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部分，这是大多数研究五四运动的学者已经指出过的。①第二，中国现代文学这种反传统的立场更多地来源于中国的社会-政治条件，而较少地出于精神上或艺术上的考虑（像西方现代派文学那样）。不妨认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兴起是国家与社会之间不断扩大的鸿沟的结果：由于知识分子对国家未能采取主动行为越来越感到失望，他们于是抛开了国家而成为中国社会的激进的代言人。现代文学因此成了社会不满的工具。中国现代文学的主体扎根于当代社会，反映出作家们对政治环境的批判精神。这种批判态度是五四运动最持久不衰的遗产，其回响一直到今天都能感觉到。

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三个特点是，尽管它反映出对社会-政治痛苦的极其强烈的意识，它的批判眼光却极其主观。现实是通过作者本人的观点来理解的，这同时也表现出一种自我关注。被雅罗斯拉夫·普鲁舍克教授称为“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普遍倾向——着眼于作者“自己的命运与生活的倾向”，与整个社会相对立的他们的“自身和个性”②——使现代中国作家对自我和社会的理解具有深化了的矛盾心理。他们对中国的关注和对其弊病的厌恶情绪同时并存；他们要求并向往献身，同时又因失落感与孤独感而烦恼。正是这种在很大程度上无法解决的矛盾心情所引起的主观紧张心理，为既区别于传统文学又区别于共产主义文学的为期30年的中国“现代”文学创作和运动，提供了基本的推动力。

① 夏志清：《摆脱不了的中国情：中国现代文学道义上的责任》，载其所着《现代中国小说史》，第2版，第533—536页。

① 参看，例如，周策纵：《五四运动：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革命》。也可参考许华茨编：《关于五四运动的意见：专题论集》，特别是引言部分。

② 雅罗斯拉夫·普鲁舍克：《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主观主义与个人主义》，《东方档案》，25.2（1957年），第266—270页。

晚清的文学

中国现代文学可以上溯到晚清时期，特别是自1895至1911年的16年，在这段时间里，一些“现代”特征变得越来越明显。我们首先研究这一阶段。

文学报刊的发展

晚清文学的出现——特别是小说——是报刊的副产品，它是从一连串逐步深化的政治危机的社会反应中演化出来的。①中国在1894—1895年甲午战争中失败的耻辱终于惊醒了知识分子精英们，促使他们投入行动。但是他们对改革的要求到1898年那场没有成功的变法运动才达到顶峰。对自上而下的改革的幻想破灭以后，有志改革的文人学士抛开无能的国家，成了中国社会激进的代言人。他们的努力集中于动员“舆论”，以对中央政权施加压力。他们发现条约口岸的报纸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有效手段。

早在19世纪后半期就已经出现了非官方的报纸，它们主要是西方传教士们资助兴办的。但是它们的迅速增多却是立志改革的知识分子精英们倡导的结果。梁启超的《强学报》和《时务报》是作为康有为改革集团的机关报，分别于1895年和1896年创刊的。1898年变法失败后梁亡命日本，又创刊两份报纸《清议报》（1898年— ）和《新民丛报》（1901年— ），以继续他们的新闻事业，两者都很快就成为权威性的报纸。严复仿照梁启超的榜样协助创办《国闻报》（1897年— ）而狄楚青则创办了《时报》（1904年— ）。革命家们很快创办自己的报纸而加入新闻界的行列，引人注目的有章炳麟的《苏报》（1897年— ）、《国民日日报》（1903年— ）。到1906年，据统计仅在上海已出版66种报纸，而在这整个时期内发行的报纸总数达239种。①

为了宣传自己的事业，这些报纸通常发表尖锐的新闻，但也包括娱乐性的诗歌与文章，后来这类诗文都登在专门的“副刊”里。由于对这种副刊的需求日增，就扩充另出独立的杂志。文学报刊就这样诞生了。这些出版物的编辑们是一群新闻记者-文学家，他们懂得一点西方文学和外国语，有更坚实的中国传统文学基础；这些出版物的内容是各种伪称的译文、诗歌、散文以及连载的小说，它们声称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社会政治觉悟，但也是为了大众娱乐。到了这个时期的末尾，上海文学报刊的翘楚是四家主要杂志，即梁启超创办的《新小说》（1902年— ）、李宝嘉编辑的《绣像小说》（1903年— ）、吴沃尧和周桂笙编辑的《月月小说》（1906年— ），以及黄摩西编辑的《小说林》（1907年— ）。

在1917年“文学革命”之前至少20年，城市文学报刊——一种半现代化的“大众文学”形式——已经为新文学的文艺家们创造了市场和读者。这些杂志的编辑和作家们赶着写作以符合预定的时限，大量写作以赚钱。他们勤奋努力的结果创造了一种新的职业：他们的作品在商业上的成功证明搞文学可以成为一种独立的和很可能赚钱的职业。但直到他们的五四继承者才赋予这一新的职业以崇高的社会威信。

晚清文学报刊的一个值得注意的特征是，“小说”在杂志的命名方面，以及作为一种文学体裁，都占压倒一切的地位。“小说”一词仍然像传统上那样，包罗典雅的散文和诗歌以外的各种文学形式。按晚清作家们的理解，“小说”包括形形色色的大众记叙文学——古典故事、长篇小说、弹词，甚至戏剧。但是在所有这些多种多样的形式中，连载的长篇小说无疑是晚清文学中最主要的文学形式。这特别要归因于梁启超和其他文学精英们的开拓性努力，把新思想的活力和政治意义灌注到了这一传统上“被贬低的”文学体裁中。

“新小说”理论

三篇重要的宣言表达了小说与社会之间的重要关系——小说的社会-政治功能。在天津《国闻报》的第一期中，严复和夏曾佑写了一篇题为《本馆附印说部缘起》的文章，两人在这篇文章中阐述了小说过去在群众中的影响，借以强调它在现在所具有的潜在教育作用。但是严复又用传统文人典型的高高在上的态度警告说，中国的传统小说也充满毒素。“浅学之人，沦胥若此，盖天下不胜其说部之毒，而其益难言矣”。因此中国人民必须用曾经在西方和日本创造过奇迹的新式小说来加以再教育。

梁启超在1898年所写的《译印政治小说序》一文中，基本上持相同的观点。他同意严复关于小说具有潜在教育作用的说法，但对传统作品甚至更加蔑视。梁启超指摘大多数中国小说都是模仿《水浒传》或者《红楼梦》，因其“诲淫诲盗”而遭到学者们的谴责。当务之急是进行一次“小说界革命”，把公众的兴趣引向“政治小说”。由于受到日本小说的启发（这篇序言是梁启超为译柴四郎的《佳人之奇遇》所写的导言），梁启超想当然地对外国小说的起源和声望作了强有力的描写：①

在昔欧洲各国变革之始，其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所经历，及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一寄之于小说。于是彼中辍学之子，黉塾之暇，手之口之，下而兵丁、而市侩、而农氓、而工匠、而车夫马卒、而妇女、而童孺，靡不手之口之。往往每一书出，而全国之议论为之一变。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甚高焉。

晚清关于政治小说的经常被人引用的观点见于梁启超1902年发表在《新小说》上的着名论文《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他引用外国的例子，力主革新小说为革新一国人民之关键。创造一种新小说可以在国民生活的一切方面——道德、宗教、习惯、风俗、学识和艺术，甚至民众性格——发生决定性的影响。除了列举小说对社会的广泛影响以外，梁启超还在这篇论文中集中指出小说的四种基本感化力量，即对读者的“熏”“浸”“刺”和“提”的作用。他特别强调“提”的意义，即将读者提高到小说主人翁的水平，向他学习。但是这些值得中国人学习的英雄不能从中国历史中寻求，而必须从西方历史中去寻求：对中国人来说，真正具有民族美德的完人是华盛顿、拿破仑、马志尼、加里波的以及其他许多现代爱国者、革命家和政治家。梁启超曾经为这些人物写过传记。

严格地说，严复和梁启超都不能被看作文学家。在他们看来，文学——特别是小说——要为其他的目的服务：唤醒中国人民。梁启超着手写过几部小说，但是一部也没有写完。他们对文学的功能的看法不能算作文学评论，而只能被看作社会史文化史方面的文献。

尽管严复和梁启超两人都深受中国“伟大传统”的影响，但都反对这个传统近代的衰朽状况：八股文是清朝中晚期盛行的程式化的没有意义的散文写作方法，其中充满了高谈阔论的治国平天下之道，但仔细一看，只不过是浅薄的老生常谈。由于文化的“高雅”形式僵化，使“低级的”通俗体裁具有新的活力的努力已刻不容缓。不过在普及这个领域中，严复的贡献不及梁启超。严复仍用典雅的、博学的文言散文翻译斯宾塞、赫肯黎和J.S.穆勒的着作。他虽然提倡小说，却不愿对“民众的欣赏力”作任何让步。相反，梁启超却更能汲取民众的和外国的语汇。他的文章是写给广大读者看的。①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梁启超的着作在改革派精英——如康有为、谭嗣同和严复等人——和市民阶层之间起了桥梁作用。没有梁启超在大众传播方面的开拓成就，严复的翻译和一般的维新思想就不可能有那么广泛的影响。

梁启超极力提倡新小说，还代表他政治立场的巨大转变。百日维新失败以后，他几乎把注意力完全转向中国社会；他试图设计一种新的社会集体（群）的蓝图，由此而构成现代化的中华民族。梁启超关于“新民”的着名概念虽然和精英主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本质上却是群众性的，目的在于改造整个中华民族。按照这一新的指导思想，无论梁启超是否出于他对明治维新经验的知识，他鼓吹小说的力量是很自然的，也是必然的。梁启超和后来的胡适不同，他对语言问题本身并不感兴趣，而是关心对读者的影响。他所说的小说的四个特点和作者无关，也和文学本身的特点无关，而仅仅是关于读者的。

虽然梁启超在使小说成为一种重要的媒介方面有功劳，但他和晚清小说的文学质量没有多大关系。在这方面，功劳归于在条约口岸的那些较少教养但更富于文学才能的报刊工作者-文学家。

新小说的实践

晚清文坛上的小说可以容易地分为两种主要类型：社会小说（或者用鲁迅的说法，“谴责小说”）和写情小说（即言情小说），后者的焦点是人类的感情。

根据胡适的意见，大多数晚清社会小说都是模仿一部先驱着作——18世纪的小说《儒林外史》。①由于梁启超和严复所提倡的那种“新小说”的社会政治方向的巨大影响，创作者们自然而然地会将《儒林外史》当作社会小说的光辉先例。不过19世纪末的中国社会比吴敬梓的着名小说中所描写的18世纪的社会，充满了更多的危机。因此除了在形式和内容上那些明显的相似之处以外，晚清小说散发出一种更紧迫尖刻的调子和更阴暗的灾难临头的情绪。这种紧迫感常常用沉重的漫画手法表达出来：吴敬梓温文尔雅的讽刺走向了极端。在吴沃尧的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②里，轻松的幽默和对可怕的荒唐事物的揭露纠缠在一起，以致效果变得令人感伤而不只是可笑。李宝嘉的《官场现形记》更是病态的。人们可以觉察到李宝嘉几乎是故意要夸大生活的阴暗面（也许是作者身受肺结核的磨难的无意识的表现）。充斥于《官场现形记》中的谐谑与被扭曲的事物，似乎表明作者对他周围发生的一切极端厌恶。小说中都是反面人物——全都是贪婪、不道德的野心家，满脑子升官发财思想，热中于行贿受贿。甚至连改革计划和有志于改革的官吏也逃不脱作者的苛刻的讽刺，这一点从他的另一部小说《文明小史》中可以看出。普鲁舍克教授所说的这些作家“悲观”的人生观，本质上反映出一种个人的忿懑：在这样一个充满愚昧和绝望的国家，很难看到什么希望。①

为了生动地表达出这种近乎绝望的情绪，李和吴常采用引人注意的外号。《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作者自称“九死一生”，说自己“所遇见的只有三种东西：第一种是蛇虫鼠蚁；第二种是豺狼虎豹；第三种是魑魅魍魉”。着名小说《孽海花》的作者曾朴使用的笔名是“东亚病夫”。另外两位作家的笔名分别是“天下第一伤心人”和“汉国厌世者”。也许可算是晚清最优秀的小说《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铁云），给自己选了一个含有悲哀隐喻的“老残”笔名，在一场失败的棋局中作最后的挣扎。书名为《痛史》、《恨海》、《劫余灰》、《苦社会》等小说赋予晚清一种前所未有的阴暗和悲愤的感情。它们积累起来的不安情绪的深度是比较沉静的《儒林外史》所不能比拟的。

尽管晚清社会小说得益于《儒林外史》甚多，我们仍不应忽略它们的一些独有的特点：外国词语和思想常和本地的场面和人物结合在一起。《官场现形记》里提到卢梭的《民约论》和孟德斯鸠的《法意》。在《孽海花》里，甚至还有外国人——约翰·弗赖尔、托马斯·韦德、一位俄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和一位德国将军（瓦德西）——出场。而且，部分情节发生在欧洲。在许多晚清小说中还谈论“洋务”，描写外国风气涌入的情况。虽然大多数作者都热心汲取外国思想，他们却显然并无意学习西方的文学技巧，尽管西方着作的译本与日俱增。①他们模仿西方文学的范围只限于某些小说中的男女主人公。柯南·道尔的歇洛克·福尔摩斯成了极受欢迎的人物，引出了一系列模仿他的中国侦探英雄。侦探小说的盛行既是社会小说通俗化的扩展，也是西方影响的结果。

政治幻想是晚清小说的又一特征。这可能是受到梁启超的未完成小说《新中国未来记》的启发。这部小说的故事始于一个中华乌托邦共和国建立之后50年。另一部旅生写的畅销小说《痴人说梦记》以一场梦为结尾，梦中的上海不再有外国人、外国巡捕，建筑上没有外国招牌，没有外债，有的是中国人建筑的大量铁路和学校。陈天华的小说《狮子吼》的故事发生在一个名叫“楚山”的海岛上。明代遗民将岛建成一个政治乐园，岛上有一个“民权村”，礼堂、医院、邮局、公园、图书馆、体育馆俱备，还有三家工厂、一家轮船公司和许多现代化的学校，全都办理得井井有条，为岛上的大约3000个家庭谋福利。②显然，这些小说源出于中国传统文学中的幻想传统。不过它们对未来的憧憬和现代化的内容，却进一步表现出社会对加速改革的盼望。这些新中国的乌托邦为作者同样也为读者提供了一种热情洋溢的政治梦想——他们对中国命运的关注之情在想像中的满足——同时还提供了一种对当时现实问题的浪漫主义的逃避处所。

虽然关于中国命运的各式各样的乌托邦都指出改革的迫切性，但维新本身却成了没有精神内容和政治意义的陈词滥调。正如李宝嘉、吴沃尧和曾朴等人的着作中所描写的，改革思潮已经堕落为供一群“洋务专家”鹦鹉学舌的老生常谈。这些洋务派是各地“自强”努力的产物，他们只不过是一批在上海、广州、天津这些条约口岸买办“洋场”中游手好闲的机灵的纨绔子弟。晚清小说展示出一幅点辍着这些徘徊于华洋之界的人物的图景，他们混迹于贪婪的商人、追求社会地位的新贵，和迁入城市寻欢作乐的乡下地主的子孙之间。阅读这些讽刺作品——阴暗图景中的较轻松的一面——读者会感觉出作者们的自嘲与矛盾的心理。作为现实社会的伤心评论家的报刊工作者-文学家们，能够认识到他们自己是靠这些他们所讽刺的人过活的；他们自己其实也可以被看作是“洋务”与“维新”的间接产儿。正是他们所厌恶的时髦维新思潮使他们的着作受欢迎。因此，尽管他们过着寄生生活，却很少有人赞成彻底革命，因为革命会将他们虽然反对却又习惯了的世界摧毁。

虽然晚清小说的大主题是社会讽刺，但对社会与政治的批判也和作者自觉的主观个人感情交织在一起。社会和感情两种因素常互相结合以达到一定的情绪高度来为作者目标的严肃性辩护。被认为以《恨海》一书开创了“言情小说”的吴沃尧，在《新小说》上发表的一篇题为《社会与言情小说之关系》的文章中宣称：

我素常立过一个议论，说人之有情，系与生俱来……要知俗人说的情，单知道儿女私情。我说那与生俱来的情，是说先天种在心里，将来长大，没有一处用不着这个情字……对于君国施展起来便是忠，对于父母施展起来便是孝，对于子女施展起来便是慈，对于朋友施展起来便是义。可见忠孝大节，无不是从情字生出来的。至于那儿女之情，只可叫痴。更有那不必用情，不应用情，他却浪用其情的，那只可叫做魔……许多写情小说，竟然不是写情，是在那里写魔……①

在这篇陈义崇高的声明中，吴沃尧希望给主观感情以广阔的社会与伦理基础。这和翻译家林纾想从伦理的观点来为感情辩护如出一辙。但是这篇宣言的儒家框架并没有定出晚清言情小说的真实内容。其实它们大多数都是描写男女“痴”情和“着了魔”似的伤感主义的。正如林纾逐渐认识到的那样，个人感情，如果真实地表达出来，不论它是否反映公认的伦理准则，都可能成为一个人的主导的人生观。②特别是通俗言情小说的作者们发现描写感情，尤其是以“痴”或“魔”的形式出现，会受到读者们热烈欢迎的时候，这种伦理的严肃性就更加被淡化了。所以这种言情小说一直被中国的文学史家们认为是晚清小说中低级的一类。③虽然它们的榜样显然是伟大的《红楼梦》，但大多数却更像19世纪的“才子佳人”小说如《六才子》和《花月痕》之类。实际上最受欢迎的是那些以色欲为中心兴趣的书，其中才子们迷恋的佳人又无例外地都是妓女，以至被称为“妓院指南”。胡适挑选其中的两本《海上繁华梦》和《九尾龟》来特别加以谴责，说它们缺乏理智的洞察力和文学价值。因此，“言情小说”中的下乘作品似乎只是亵渎感情——据文学史家阿英的看法，它们很快就为“鸳鸯蝴蝶派”打开了大门。④

① 李欧梵：《中国现代作家中的浪漫一代》，第3—7页。

① 66这个数目是李宝嘉提出的。其中至少32种被阿英称为“小报”，它们政治性不强，供城市中产阶级消闲。参看阿英：《晚清文艺报刊述略》，第51页。239这个数字见于《清季重要报刊目录》一文，载张静庐编：《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第77—92页。

① 此处和前面引文的译文见夏志清：《新小说的倡导者严复和梁启超》，载阿黛尔·A.里基特编：《从孔子到梁启超的中国文学观》，第230—232页。

① 梁启超仍用文言句法，但大量使用口语说法。他的许多追随者更进而大胆地试用方言口语——包括官话和各种地区方言（尤其是江苏浙江一带的方言）。最早完全用方言写作的报刊之一《演义白话报》于1897年创刊，其宗旨是使一般民众能阅读到用通俗易懂的形式写成的新闻——尤其是有关外国列强的新闻，并且将各种有用的书报杂志译为口语，以求便于阅读（阿英：《晚清文艺报刊述略》，第64页）。文学报刊的影响使文言和白话的分界线逐渐模糊，并增强了白话的地位。到本世纪初，白话不只在报刊和文学作品中使用，并且已在历史、地理、教育、工业、科学着作中使用。参阅米列娜·多列扎洛娃-费林捷洛娃：《中国现代文学的起源》，载默尔·戈德曼编：《五四时代的中国现代文学》，第13页。

① 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载《胡适文存》，2，第233—234页。

② 此书有刘师舜的英文缩译本。

① 这里的某些讨论是根据普鲁舍克教授1967年在哈佛大学讲学的笔记。米列娜·多列扎洛娃-费林捷洛娃编的学术论文集《19、20世纪之交的中国小说》中对晚清小说作了综合性的分析。

① 但是胡适认为，吴沃尧的小说《九命奇冤》在倒叙技巧的运用和结构的统一方面，受了西方小说的影响。见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第239页。

② 阿英：《晚清小说史》，第97页。

① 阿英：《晚清小说史》，第173—174页。

② 参阅李欧梵：《中国现代作家中的浪漫一代》，第3章。林纾的翻译作品将在本章第2部分讨论。

③ 参阅阿英：《晚清小说史》，第13章。

④ 同上书，第169、176页。

鸳鸯蝴蝶派小说与五四前的过渡时期，1911—1917年

“鸳鸯蝴蝶派”这一说法可以上溯到这类小说中的一本畅销书，徐枕亚的《玉梨魂》。这本情意缠绵的小说于1912年出版，书中的诗将情侣比作成对的蝴蝶和鸳鸯。①这一蔑称在1910至约1930年这一时期，被用来称呼大约2215部小说、113种杂志和49种报纸。这个称谓和这一派中最着名的杂志的刊名《礼拜六》可以互换，它公开宣称自己的目的是为了“消闲”。

鸳鸯蝴蝶派小说受到狂热的欢迎，实在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令人啼笑皆非的事。随着清王朝末日的到来，晚清小说的改革冲击力和严肃内容好像也消失了。正如言情小说堕落成“狭邪小说”和“蝴蝶小说”那样，社会小说的主流也从自觉地批判和揭露社会-政治病态的基本方向转为专以耸人听闻为目的：少数值得尊重的“社会批判”杰作，被大量描写社会丑恶和犯罪的所谓“黑幕”小说所取代。在民国最初的十年里，这两种群众文学——庸俗的社会小说和言情小说——都达到了鼎盛时期。它们所拥有的读者和销售量都超过了此前此后时期的作品。②根据林培瑞对鸳鸯蝴蝶派小说的初步研究所得出的惊人结论，30年代以前真正的“通俗文学”——就其能迎合中下层阶级的口味和反映他们的价值观念而言——既不是梁启超所提倡的“新小说”，也不是五四时期的新文学，而是这些“消闲”作品。

根据林培瑞的分析，这一类通俗市民小说的兴起，反映了城市居民在“逐步现代化的环境”中经历迅速变革时的烦恼心理。当新城市生活——尤其在上海——变得沉重的时候，“读者要赶上世界的愿望就让位于想忘掉自己赶不上世界这一愿望了”。①除了想满足逃避变革中的城市世界这个现实的需要之外，林培瑞还暗示，蝴蝶派小说各次浪潮的热门主题可以与特定的社会-政治的发展联系起来。当酝酿中的晚清维新运动对妇女解放和妇女教育给予极大注意的时候，本世纪头十年前半期第一批爱情小说的共同主题就是婚姻自由。此后20世纪头十年后期与20年代早期侦探小说、黑幕小说和武侠小说的各次浪潮，则与袁世凯和北洋军阀政府所造成的政治混乱同时。在这各次浪潮中，逃避现实的主调是复古主义和幻灭情绪。作者们对中国的维新、现代化和进步失去了信心，而这正是他们的前辈——晚清的报刊工作者——所拥护的。相反，他们“对中国流行的价值观念”表现出一种“保守的态度”。②他们认为西化的潮流搞得太过分了，因而对中国自身的问题不是以激进的反对态度主张建立另外一种社会制度，而是采取传统的“拾遗补缺”的态度——只反对儒家价值体系中某些弊端和过分之处。

林培瑞的发现用对比的方式阐明了紧接在鸳鸯蝴蝶派之前的通俗文学和其后的“文学革命”的性质。晚清文学显然经历了一个自相矛盾的大众化发展过程。它开始时是知识分子精英们的一种自觉的努力，要唤起中国社会下层阶级群众认识中国处境的危殆和维新的迫切性。因此，“新小说”更多地是因意识形态的必要而不仅是纯粹文学方面的关注而出现的。但是由于写小说后来成了一种有利可图的行当，这种意识形态的目的就被“争取读者”这一商业上的需要冲淡了。大众化向晚清作者提出了教育与娱乐读者的双重任务。当它从精英们的创作发展为流行作品的时候，“新小说”就逐渐失去了它曾经充满的那种启蒙特质，而在一些情况下，正是这一特质使它具有长久的文学价值。从商业的观点看，晚清通俗小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成功；从理智和艺术的角度看，它的发展却是以失败告终，尽管在开始的时候曾经有成功的希望。1900至1910年期间出版的小说中，那种改良的、进步的观点，在其后的十年中竟被保守主义和遁世主义所取代。当读者从1904至1907年间写成的《老残游记》中，读到孤独的主人公在面对封冻的黄河那壮丽的冬景而沉思国家和他自己生活的悲惨命运、突然发觉自己脸上的泪水也已经冻结了的时候，很可能被这种难忘的激越的纯洁感情与美丽的诗意所感动。而到了1913年，普通的读者却只会为徐枕亚的畅销小说《玉梨魂》中为爱情而烦恼的“鸳鸯”情侣，一洒同情之泪了。

鸳鸯蝴蝶派小说大受欢迎一事证明了新的更加激进的一代人所早已感到的迫切需要：重新创造一种完全不同类型的通俗文学以作为全面的精神革命的一部分。从五四作家们的“新”观点来看，晚清的“新小说”，连同它的庸俗化的鸳鸯蝴蝶派，已经“陈旧”了，应被归入腐朽的“传统”世界，尽管他们的晚清前辈在建立方言文体、造就广大读者群和一种富有生命力的职业方面曾作出过相当大的贡献。

① 林培瑞：《10和20年代传统类型的通俗市民小说》，载戈德曼编：《中国现代文学》，第327—328页。并参看他的博士论文：《上海现代通俗小说的兴起》（哈佛大学，1976年）。

② 根据林培瑞的统计，这类小说中最受欢迎者“在上海肯定有40万至100万人读过”。参看林培瑞：《传统类型的通俗市民小说》，第338页。鸳鸯蝴蝶派小说销售记录直至30年代末期都未曾被超过，以后便逐渐衰落了。1949年以后的共产主义小说的销售量当然要大得多。

① 同上书，第330页。

② 同上书，第339页。

五四时期，1917—1927年

在大多数中国文学史家看来，民国最初的几年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低落”时期。一个产生了晚清文学中四位伟大小说家——吴沃尧、李宝嘉、曾朴和刘鹗——和一些其他作者的朝气蓬勃的创造性的十年，忽然终结了。这四位有才能的作家中，李宝嘉未及完成他计划中的120回巨着的一半就于1906年去世。多产的吴沃尧（共写过15部小说）也于1910年死去。刘鹗，也许是四人中最有文采的一个，只写过一部小说，而此书在30年代重版之前并不十分流行。曾朴，在政治信仰方面最革命的一位，因过份忙于其他活动而未能完成他的小说，并且和《老残游记》一样，直到20年代才得到充分的评价。①

辛亥革命出乎意料的胜利，并没有立即引起一场文学的复兴运动。相反，政局的混乱使逃避现实的鸳鸯蝴蝶小说式的书籍大受欢迎。唯一与之竞争的派别“南社”，是涉足文学的革命政治家和报刊工作者的一个松散组织。该社于1903年由三位属于同盟会的报刊工作者柳亚子、高天梅和陈巢南创建，定期出版社员的诗文集，它们多半是社交聚会的产品，据说在民国初年很受革命者和年青人欢迎。但是在半个世纪以后重读其中某些诗篇的时候，会感到它们的情调和形象一般都属于旧传统。胡适甚至斥之为放纵不羁。②回顾起来，南社的作用似乎不在于响应革命，而在于为革命者们提供一个表现文学才能的场所。

和条约口岸的报刊工作者-文学家一样，南社的大多数社员都有很深的旧学修养。但是他们的文体和词汇比他们晚清前辈们更加高雅古奥。如果说条约口岸的文学报刊可以被看作是晚清维新主义在文学方面的一翼，那么它在主题和文体方面肯定比南社的诗更加激进，后者的华丽词藻掩盖了他们所宣称的爱国心和忧国忧民的感情。①南社曾经号称拥有1000余名会员，但在最后一次“革命”行动讨袁失败之后，逐渐衰落了。大多数知名的社员卷入了军阀政治的漩涡；柳亚子等另外一些人在短期从政之后，又重新从事报刊工作。

当五四运动创造出一种崭新的社会-文化风气的时候，南社这一插曲差不多已经被人们忘记了。虽然意识形态方面的鸿沟是显而易见的，但在五四领袖们和这两个过渡群体的成员之间仍然可以在社会事业上找到某种联系。当陈独秀说服一位上海出版家资助他的新刊物《青年》（不久就改名《新青年》）的时候，一些南社社员和条约口岸的有势力的报刊工作者-文学家仍然掌握着各主要报纸。上海三家主要报纸——《申报》、《新闻报》和《时报》——的文学副刊的编辑是鸳鸯蝴蝶派的能工巧匠如周瘦鹃、张恨水、严独鹤、徐枕亚和包天笑。包也是南社的一名积极的社员。五四的知识分子们很幸运地能够在由南社控制的报纸上，宣传他们的事业，并能赢得其他革命的报刊工作者和梁启超的追随者的支持。后来他们又逐渐从鸳鸯蝴蝶派作家们的手中，夺取了各报文艺副刊的编辑地位。其中最有名的例子是《小说月报》的内容和版面的改变。这份由严肃的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杂志，本来是鸳鸯蝴蝶派的基地，茅盾在1921年担任编辑后将它改造成了“新文学”的主要喉舌。

文学革命

当《新青年》越来越引起报刊界和学术界的注意的时候，文化革命的气氛早在1917年2月文学革命正式开始之前，就已经酝酿成熟。在1915至1917年这段时间里，陈独秀的杂志发表了越来越多的吴虞、易白沙、高一涵和陈自己的文章，攻击儒家和赞扬西方思想。胡适首先提出的文学革命的主张，受到陈独秀的热烈欢迎，认为是整个反传统崇拜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胡适本人曾津津有味地谈论这一着名史实，并在无意中把自己对这一重要事件的“看法”永久化了。①下面的分析可能与胡适的说明不尽相同，但不可避免地要加以引用。

当胡适在康乃尔大学写的一首诗中首次使用“文学革命”一语时，他的主要意图只限于和朋友们对中国的语言进行学术性讨论。他急于争辩并证明白话可以作为有生命力的文学工具。早在胡适之前，白话的重要性已经被认识到了；大批晚清的思想家和报刊工作者-文学家，早已将它作为一种群众启蒙手段加以宣传和使用过。胡适知道这些先例，但他的确也提出了一种“革命”性的主张——他的先驱者们或者是不曾觉察到，或者是未能有信心地加以提倡。晚清提倡白话的人，虽然认识到它可以作为普及政治教育的媒介，却没有承认它是文学表现的主要形式。胡适比严复和梁启超走得更远，他明确指出在过去的千余年中，中国文学的主流并不是古典文体的诗文，而是白话文学。在胡适看来，文言已经是“半死”的语言，它对传统中国文学内容的僵化和形式上的过分雕琢，尤其是诗歌，起了助长的作用。而白话则是文学演变的自然结果；它作为一种活语言的生命力，已经在宋朝理学家们的语录和元明两代的戏剧和小说中得到证明。胡适认为书面语言和口头语言的统一趋势在元代达到了一个高峰。这一趋势，如果不曾被“八股文”的强制推行和明以来的古文运动所遏止，中国文学就可能发展成为一种口语的白话文学——胡适把这一现象与但丁以后的意大利文学、乔叟以后的英国文学、路德以后的德国文学相比拟。（因而以后他在芝加哥大学讲学时说，这次文学革命是“中国的文艺复兴”。）因此，他相信一种活的语言是现代思想运动的先决条件，而中国文学革命的首要任务，就是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换句话说即是恢复宋朝以来文学演变的自然过程。

胡适知道白话文学本身并不能成为一种新文学；“新文学必须有新思想和新精神”。但是他坚持语言工具的优先地位：

死文字决不能产生活文学。若要造一种活的文学，必须有活的工具……我们必须先把这个工具抬高起来，使他成为公认的中国文学工具，使他完全替代那半死的或全死的老工具。有了新工具，我们方才谈得新思想和新精神等等其他方面。①

后来他自己承认纯粹是“文体革命”的这一想法，在他1916年10月给陈独秀的信中表现得很清楚，在这封信中胡适列举了新文学的八条原则：

一曰不用典。

二曰不用陈套语。

三曰不讲对仗。

四曰不避俗字俗语。

五曰须讲求文法之结构。

此皆形式上之革命也。

六曰不作无病呻吟。

七曰不摹仿古人，语语须有个我在。

八曰须言之有物。

此皆精神上之革命也。

胡适在这一最初的说明中，对文学形式方面所提的建议显然比对内容方面更为详细和具体。陈独秀虽然热烈地支持胡适，却担心他的八不主义可能被理解为传统的“文以载道”。因此胡适在《新青年》1917年1月号上发表的下一篇文章《文学改良刍议》中，改变了他的八不主义的顺序（新的顺序是八、七、五、六、二、一、三、四），并试图对新文学的实质加以更多的注意。为了区分新“质”和儒家的“道”，胡适强调了两个方面——“感情”和“思想”——但这仍然含糊笼统。他更加详细地阐述了另外三条原则：二、不模仿古人（他主张用进化的眼光看待文学并高度赞扬晚清小说）；六、不用典（他力图区分仍然具有现代意义的广义的典故和他所摒弃的过时的狭义的典故）；和八、不避俗字俗语。这最后一条显然是他最关心的中心问题，也是他以前和朋友们辩论的症结所在。

但是胡适文章中那种谨慎的语调和学者态度对《新青年》编辑们的激进情绪来说，实在是太温和了。钱玄同不同意胡适对用典所采取的宽容态度，全面反对用任何典故。在陈独秀看来，用白话文取代文言文是不言而喻的；他没有功夫去进行学术性的讨论。在1917年2月1日出版的下一期《新青年》中，陈独秀干脆抛开胡适那些温和的改革主张不谈，宣布文学革命已经开始：

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胡① 适）之声援。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①

诚如周策纵教授所指出的，陈独秀攻击的目标是由三个文学派别占主导地位的流行风尚——桐城派和《文选》派的古文以及江西诗派的诗歌。②尽管陈独秀的三条原则中的建设性部分也包括了胡适主张的白话文体，但更主要的却是针对文学的内容。陈独秀在以前的文章中曾经主张引进现实主义，因为他认为现代欧洲文学已经从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进化到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而现实主义较自然主义更适合中国。③他的另外两条原则似乎是把胡适对白话文体的关怀改变成了创造新文学的政治性要求，新文学在内容方面应当更“大众化”和“社会化”。

但是，虽然陈独秀讨厌传统文学的精英主义，他的大众化倾向却仍旧是模糊的。他所理解的那种新文学顶多也只能称之为“社会现实主义”，不一定是社会主义的或无产阶级的文学。凡是现实主义地、真实地描写社会各种人物生活不同方面的新文学作品，只要不是属于“少数贵族”的，他大约都会欢迎。在这一早期阶段，他还不是只专注于更具阶级意识的工农方向。陈独秀虽然拟议出一种范围更广阔的新文学，但他并没有提出创造这样一种文学的具体办法。胡适在1918年春季发表的一篇比以前更有闯劲的题为《论建设性的文学革命》的长文中，讨论了这一任务。

胡的文章里有一个响亮的口号：“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他说，文学革命的建设性目标是创造一种新的白话民族文学。但是既然还没有标准的“国语”，又怎么创造这样的文学呢？胡适的回答带有实验的特点：新的作家应该用一切可用的口语写作。他们可以用传统通俗小说的语言，而以今日口头的说法作补充，如果有必要，甚至还可以用一些文言词语作补充。在所有类型的作品中——诗歌、书信、笔记、译文、报刊文章，甚至墓志铭——他们都应当只用白话。经过不断练习，用白话写作会逐渐变得容易。关于文学创作的“方法”，胡适认为新文学的题材应当拓宽，要包括一切阶层的民众，并且认为实地观察和个人经验，再以生动的想象加以补充，应是写作的先决条件。

虽然胡适不厌其烦地阐述了语言工具和文学技巧，但他对他建设性建议最关键的部分——新文学的思想内容——却不置一词。和陈独秀不同，胡适不大愿意就他所认为的中国现代读者最理想的新文学类型，作详细的说明（不管怎样笼统的说明）。这可能是由于胡适比陈独秀更少成见，不那么固执已见。①但是更可能的是，他根本没有兴趣，因为对他来说，文学革命实质上是一场语言方面的革命。但是，已经开始的思想革命就是要完全改变中国文化的内容，而文学是其中的一个主要部分。陈独秀理解两种革命——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之间的这种关键性联系，并使这种联系得以实现。相反，胡适则从来没有像《新青年》其他领袖那样，投入反传统主义的事业。他在学术上全神贯注于语言，使他因而奇怪地没有觉察到它的思想实质。

就胡适个人所关心的目标而言，文学革命是完全成功了。白话逐渐用于迅速增多的所有新文学报刊。1921年，教育部通令小学教科书一律用白话。反对派起来得太晚也太软弱无力，“文学革命大军”轻而易举地便将它击溃了。林纾给蔡元培的那封着名的长信，是在1917年发动文学革命之后几乎两年才写的。胡适的老友和对手梅光迪、吴宓和胡先驌创办的《学衡》杂志，到1921年才出版，那时白话文早已成了“国语”。当北京政府的教育总长章士钊于1925年在他的《甲寅周刊》上放最后一炮时，胡适和吴稚晖在他们的回答中甚至没有认真对待他；新文学已经发展到这样的程度，他们完全可以用戏谑的口吻哀悼老章和旧文学的“死亡”。

除了进行人身攻击以外，反对派的论点集中在几个有关的问题上。《学衡》派反对胡适的进化论观点，坚持说，在进化的最后阶段出现的几种文学——如现实主义、象征主义和未来主义——不一定比以前的文学好，也不能取代早期的文学。①因此每一种文化的古典遗产都应予珍惜，因为它为改变与改革提供基础。作为中国古典遗产的主要媒介，文言不能完全被白话取代。林纾更进一步争辩说，如果对文言文没有全面的知识，作家们就不可能创造出一种白话文学。

这些论点显然都倾向古典主义，至于《学衡》派，他们的老师白璧德的思想印记也很明显，他要求他的中国追随者“保存包含在中国的伟大传统中的真理的灵魂”。②但是在这热情奔放的破除迷信的新时代，这种理性地保卫传统的主张无论想得多么周到，也注定要失败，因为它与要求革命变革的激进冲力背道而驰。文学进化论的概念不但是胡适的特点，也为这激进的一代中许多人所拥护，它是他们对未来看法和西化倾向的直接表现，他们认为必须用西方观念来取代旧传统，才能将中国转变成现代国家。甚至连反对派也不反对变革；他们只不过反对某些过火行为。他们在文化上的保守主义的最弱的一环，就是他们看不起和不信任白话文。他们担心口语变化太快，因而不适宜作为“经典”着作或文学杰作的语言，因为它们是永恒的，至少应能为后世所理解。白话文的倡导者和反对者似乎都不曾认识到，最后在五四文学中形成的“国语”是一种口语、欧化句法和古代典故的混合物。保守的评论家们忧虑得不是地方，因为文学中使用白话并不一定会降低质量；而且这种忧虑也太早了，因为五四时期的白话文学到30年代又遭到像瞿秋白这样的左翼评论家的抨击，认为它是披着现代外衣的贵族精英主义。

新作家的出现

文学革命的破坏任务虽然遭到一些软弱的敌人的零星抵抗，还是很容易地就完成了，它的建设阶段却是更困难的。

中国的“新青年”们对文学革命立即作出的热烈响应，也许超出了这一运动领袖们的梦想。几年之内，新文学杂志有如雨后春笋，在各大城市成立的文学团体在100个以上。①所有这些自发的发展都证明了五四运动，特别是学生们1919年的游行示威所引起的热烈情绪。

新形成的文坛的领导权起初掌握在北京地区的教授们手中：陈独秀、胡适、钱玄同、李大钊、沈尹默、鲁迅（周树人的笔名），和周作人。他们的一部分学生——傅斯年、罗家伦、朱自清，还有叶绍钧——创建了新潮社，并出版了同名的刊物。一位有学问又有进取精神的编者孙伏园，接管了北京《晨报》副刊后又接管了天津的《京报》副刊，把它们变成新文学的出色橱窗，登载新秀们的着作。这些学者、学生、编辑和撰稿人，以北京为中心结成一个松散的集体。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表现出一种文质彬彬的学者风度，与上海文坛那些傲慢的人的狂放任性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一“京派”中的老成员们——周氏兄弟、孙伏园，钱玄同和出版家李小峰——后来创办了《语丝》周刊（1924—1930年），发表着名的有教养的语丝体评论，避免过激的立场。《新青年》的领导于1921年分裂后，胡适很快分离出去，并和一群主要是受过英美教育的学者——着名的有陈源和徐志摩——携起手来。陈源创办了《现代评论》，而徐志摩则是新月社的主将，该社后来出版《新月》杂志（1928—1933年），在抗拒左派和鲁迅的攻击、扞卫基本上是自由主义的文学和政治观点的文学论战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不过，20年代早期，在《新青年》已变成政治刊物从而失去了在新文学中的领导地位以后而《语丝》和《新月》还未能造成多大影响之前，主宰文坛的是两个组织：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

文学研究会于1921年1月在北京正式成立，开始时有21个会员，大部分来自“北京集团”，如周作人、郑振铎、孙伏园、叶绍钧、许地山、王统照和郭绍虞。他们在茅盾的努力下组织起来，茅盾是少数和北京集团没有关系的创建者之一，刚被任命为有影响的《小说月报》的主编，因而为他提供了大好机会将这个原本属于鸳鸯蝴蝶派的刊物转变过来为新文学服务。在经过改造的《小说月报》的第一期里（第12卷第1期），文学研究会发表自己的宣言，规定了三条原则：（1）联络从事新文学的人的感情，以求互相理解，结成一个作家的团体；（2）“增进知识”，特别是外国文学的知识；（3）为作家协会“建立基础”，借以提倡文学工作不是消遣或娱乐的方式，而是一种“终身的事业”。①

1921年1月发表的这个宣言是现代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因为它是献身于独立的、可尊敬的文学事业的专业作家团体的第一份宣言。它证明20多年来他们的晚清先辈们为文学职业化所作的努力是合理的。通过发展会员、在其他城市建立分会、出版新刊物——《小说月报》之外，着名的有《文学旬刊》、《文学周报》和《诗》——文学研究会得以巩固和扩大阵地，使越来越多的新人能够发展他们的潜力，树立起职业作家的声誉。除了叶绍钧、茅盾、王统照、许地山之外，文学研究会还培养出众多的人才，如谢冰心、许钦文、黄庐隐和丁玲。文学研究会还主持了大量欧洲文学的翻译工作。《小说月报》出专刊介绍托尔斯泰、泰戈尔、拜伦、安徒生、罗曼·罗兰，以及“被压迫民族”文学、“反战文学”、法国文学和俄国文学。文学研究会在1925年达到它活动的顶峰，其后逐渐衰落，到1930年就销声匿迹了。

另一个主要的文学团体创造社，和文学研究会差不多同时成立。它最初是由少数亲近的朋友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和张资平等人发展起来的，他们全都曾经是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学生。经过一连串非正式的磋商，他们决定出版一份新文学刊物。当他们回到中国以后，上海一家不大的出版社“泰东”首先利用了他们的才能。1921年7月，创造社正式在上海成立时有8个成员。在郭沫若的倡议下，他们决定出版《创造季刊》（1922—1924年）。其后是另外两种期刊；《创造周报》（1923年5月—1924年5月）和《创造日》（共出一百期，1923年7月21日—10月31日，是《中华日报》的副刊）。1924年一群年青作家入社，出版一种新的半月刊《洪水》。当1926年大部分老社员去广州以后，周全平负责出版部的工作，把他的更为激进的朋友们拉了进来。新老社员之间开始出现日益扩大的分歧。老社员们在1926年又创办了一份新的期刊《创造月刊》，出版到1929年1月。但是年青的伙伴们在上海已经掌握了大权，把郁达夫挤了出去，并说服成仿吾和郭沫若把创造社的出版物当作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阵地”。因此创造社被认为经历了两个阶段：早期，1921至1925年的“浪漫主义阶段”和1924年郭沫若转向马克思主义以后逐渐向左转的阶段——他们自己着名的说法是，“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

大多数文学史家一直将这两个文学组织之间的分歧用两个口号加以区分：“为人生的艺术”和“为艺术而艺术”。①前者被看作是文学研究会的立场，它的成员们提倡“现实主义”，而后一种立场属于创造社，它的社员们实践“浪漫主义”。但如果仔细考查，这种理论上的敌对只不过是表面现象。实际上这两个集团代表五四时期大多数新作家共同主要气质的两个互相关联的方面。这是一种自我与社会互相交织的人本主义的气质，但经常以强烈的感情主义的方式表现出来。在文学研究会的会员方面，这种人本主义的气质较多地从社会的和人道主义的方面表现出来，而创造社的领袖们的早期着作则有集中于自我的倾向。但这两种倾向并不互相排斥。因此周作人在他的两篇重要文章——《人的文学》和《文学的要求》——中，主张通过作者“自己”的感情和思想紧密地“联系人生”。换句话说，自我表现无例外地都和全人类联系在一起，因为周作人把个人看作是“有理性的”生物，是“人类的一员。②在使新文学更加集中注意力于社会的同时，茅盾也提醒读者，真正的自我意识与“社会同情”并非互不相容。③创造社的作家们更经常地使用“浪漫主义”语汇，歌颂“美”、“全”和创造。但是他们的“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和其在欧洲文学中的含义很不同。在欧洲文学中，这个口号是将更深刻的艺术境界的真实与外部生活和现实的市侩主义相对立。可是在成仿吾看来，艺术“美”的作用是“培养”和“净化”生活：“文学是我们精神生活的食粮。我们能感受到多少生命的快乐，多少生命的颤动啊！”①郭沫若则进一步将这种“生命的颤动”变成了对社会不满的叛逆行为。

处于前马克思主义阶段的创造社的成员们，较之更冷静的文学研究会的作者们更加对“生活”充满了喜悦。因此这两派的区别更多地属于着重点和偏爱的不同，而不在于基本的美学理论。两派的作家都在不同的程度上强有力地支持胡适的文学改良的一个原则：“语语须有个我在”。不过在关于自我和社会的人道主义中，大多数中国现代作家在20年代初期更关心的却是前者。

浪漫主义与个性解放

郁达夫曾经写道：五四运动最大的成就首先在于个性的发现。②在文学革命之后的最初几年里，文学市场上充满了日记、书信和主要是自传体的作品——全都是满纸的顾影自怜和自我陶醉，而且激荡着青春的放纵。文学革命使20多岁的男女出了名。他们那洋溢的激情部分地是青春的自我表现。在许多方面他们确实体现了陈独秀在《新青年》的发刊词中所号召的那些品质：他们是进步的、有闯劲的、科学的和个人主义的。用陈独秀形象的说法，他们的生活和作品为陈腐的中国文化的尸体带来了新鲜活泼的细胞。

五四时期一般知识分子尤其是作家们的特征，是一种高度的活力，它给五四文人以更加积极的品德，并将他们与他们那些脆弱的、精疲力尽的传统主义的对手们区别开来。这种青春活力的很大一部分自然是用来摧毁传统。正如郭沫若的长诗《凤凰涅盘》的主题所极其生动地表现的那样：个人的烈火和集体的热情将焚毁一切旧时代的残余，从它们的灰烬中新中国的凤凰将获得再生。在这方面，正如夏志清所说：“中国的青年们用以迎接五四运动的那种乐观主义和热烈情绪，与法国大革命以后激励着一代浪漫派诗人的那种感情本质上是相同的”。①

但是对再生的中国的憧憬的实现，比五四时期那些反偶像崇拜者所预想的要遥远得多。在抛弃了所有传统方式和价值，并摧毁了一切信仰和确定的方向之后，五四作家们发现自己处于新体系——毛泽东思想——演化出来之前的过渡时期的文化真空之中。军阀割据所导致的政治混乱加强了他们的异化感，因而使情况更加恶化。五四作家们被割断了和政治权力的联系，并且和任何社会阶级都缺乏有机的接触，他们被迫回归到他们自身，并将他们自我的价值观念强加于社会——这一切都是在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的名义下进行的。

在差不多整整十年之内，这种青春激情的爆发可以用一个难以捉摸的字眼概括：爱。对于迎着浪漫主义疾风骤雨而前进②的五四青年，爱已经成了他们生活的中心。作家们是这一倾向的带头人。写几篇爱情的自白书和追求一种基于爱情的“摩登”生活方式，被认为是不可或缺的时髦。因而五四作家们的普遍形象常是因爱情而纠缠在一起的一对儿甚至是三角。由于郁达夫和王映霞、徐志摩和陆小曼、丁玲和胡也频这样一些受爱情折磨人物在爱情上的行为和方式，个性的重要意义受到广泛的认可。爱成了新道德的无所不包的象征，很容易地取代了循规蹈矩的传统礼法，礼法现在只不过是遵奉者的束缚。在解放的大潮中，爱情和自由被看作是一回事，认为通过爱和宣泄自己的感情与精力，个人就会成为一个充实而自由的男人或女人。敢于爱还被看作一种叛逆和诚恳的行为，是抛弃虚伪社会一切人为限制以发现真实自我并将其揭示给自己所爱的人的行为。就这种意义上讲，20年代的浪漫主义情绪完全是世俗的，并且，根据夏志清的意见，“在哲学上是浅薄的，心理上是不成熟的”：它未能“探索心灵的深处，信仰一种更高的超脱世俗的或内在的真实”。①

但是作为一种积极行动的气质，浪漫主义的爱情对社会运动却有特殊的影响。对于妇女的解放运动尤其如此。妇女解放运动在本世纪初即已开始，到20年代达到高潮。新文学家们再一次扮演了关键的角色。这一运动的“教父”是胡适（他本人在私生活上也许是最不解放的男人之一）。胡适在1918年由于翻译《玩偶之家》，将易卜生主义介绍到中国，他无意中将剧中女主人公娜拉推举到前所未有的家喻户晓的程度，成为五四时期妇女解放的象征，难以数计的女青年挣脱家庭的锁链和幼年时代的环境，都以娜拉这个榜样为自己的行动辩护。娜拉最后砰然关上家门以示与制造自私、奴性、虚伪和卑怯（胡适所指出的四种弊害）的社会决裂的行为，被她们看作她作为解放了的妇女具有的重要意义的表现。她们赞许娜拉反驳她丈夫对她指谪时所作的表白：“我只对我自己负有神圣的责任”。②按当时流行的理解，一位中国的娜拉对自己的基本责任就是她应该有爱的权利。在爱情的名义下，传统的婚姻被破坏，建立起新的关系。“恋爱自由”成了十分流行的口号，几乎和妇女解放的意义相同。

但是这一关于个性解放的浪漫主义信条，却令人苦恼地和许多使这一无所不包的价值观念的局限性显得更加突出的问题，纠缠在一起，这一点，对现代中国的女作家来说尤其如此。在五四时期为数众多的娜拉们看来，易卜生主义的关键是“出走”这一作为开端的行动。当娜拉将“玩偶之家”的门砰地一声关上的时候，她的解放就被认为是完成了。她们中很少有人认真地想一想鲁迅在1923年提出的问题：“娜拉出走后怎样？”正如梅仪慈在她关于20年代和30年代女作家的论文中所作深刻分析指出的那样，现代中国的女作家们“在和文艺与社会的权威以及支配她们生活的旧秩序与价值观念断然决裂之后……突然变得无所依傍，只能从她们自己的感情和不确定的关系中获得支持，而这种关系本身又取决于不可靠的感情。当自我肯定的权利终于得到了的时候，却证明它是靠不住的东西，而依靠爱情和感受来维持生活的女人，就更加容易受到其他苦难的伤害”。①

这一时期一些着名女作家——黄庐隐、冯沅君和丁玲——的作品，为这种勇敢与脆弱、叛逆与幻灭的混合感情提供了感人的佐证。冯沅君在她的着名小说《隔绝》中，描写一对没有经验的浪漫情侣在和家庭决裂出走以后所遭遇的艰难与困苦。在文学研究会的黄庐隐的作品中，总是出现欺诈与受害的主题：她那些解放了的女主人公满脑子都是从在家里读过的传统言情小说里学来的爱情幻想，对仍然是由男人主宰的社会简直毫无准备。她们起初的叛逆很快就导致了她们的“堕落”。当这些初出茅庐的娜拉式的少女被追赶时髦的纨绔子弟领进放荡淫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