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_22

Chapter_22

效地镇压下去了，却仍不足以将资产阶级吸引到他这一边来，因为此时他在战场上败局已定。

1927年3月尾4月初和蒋介石结成联盟、帮助他在上海取得权力的，并不是资产阶级的右翼，而是资产阶级中最拥护民族主义，最现代化，在一定程度上最民主的分子。

如同1924年在广州，1927年春上海革命形势的发展，导致了社会结构的普遍重新组合。20年代初原有的资产阶级激进派继续为争取工部局中的华人代表权、废除会审公廨和反对军阀的侵犯而斗争。但是它在政治棋局中的地位已经完全改变了。在一群买办影响下民族资产阶级背叛了革命这种套话的后面，隐藏着另外一种现实：由于社会-政治紧张关系的全面变化改变了资产阶级与其他集团及政治人物的关系，资产阶级的激进主义已经变质为保守主义了。这种保守主义似乎很像卡尔·曼海姆所下定义的那一种：基本上是作为对进步政见的自觉否定而存在的一种动态运动。①

研究一下1927年春商界各种组织内发生的改组与重新站队现象，即可证实上述的分析是正确的。1926年改选后产生的总商会失去了领导地位，让位于虞洽卿倡导建立的商业联合会。正是这个联合会在3月26日蒋介石到达上海之际和他取得联系，并立即按照他为恢复秩序而索取的代价向他提供了300万元的贷款：换句话说，让他去摧毁共产党工会的力量。这个联合会是上海各主要商业组织的政治代言人，它在团结一致的坚实基础上同时又加入了沪商协会。这个沪商协会也和所有1926年建立的官方的或地下的商人协会一样，是隶属于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建立的商民部的一个国民党组织。在1927年3月20日沪商协会公开以前，人们对它知道得很少。但它好像和马路联合会的关系很密切，在1927年4月发生的事件中，为了加速沪商协会的发展，它就将马路联合会的各个分会接收过来了。①这就不难看出为蒋介石起家而建立的商业联合会与马路联合会的融合与混合，后者从五四运动时期出现时起，就被许多历史学家认为是进步的小资产阶级的代言人。

与资产阶级合作得到大多数商业团体的支持，因而对蒋介石是至关重要的。商人拒绝参加3月29日在共产党工会领导下成立的临时市政府，从而成功地使工人组织的政治主动性陷于瘫痪。②借给蒋介石的钱使他能招募卫队，他们大多数是青帮分子，于4月12日晨攻击工人纠察队并将他们解除武装。

本来是合作的关系，几乎马上就变成了从属与被剥削的关系。4月12日的政变刚一结束，蒋介石马上就又勒索了700万元，强行借贷3000万元，他不放过任何敲诈勒索的机会，在商人中引起了恐慌。③和任何省商会头面人物被雇佣军头子们勒索时一样，上海资产阶级也一筹莫展。在这一事件中，店主和金融家们在拿枪杆子的人面前所固有的弱点，因内部分裂引起的分歧而更加重了。商会已经失去了以前所拥有的政治威信。蒋介石和这些组织一个一个地分别谈判，使它们不可能进行什么反抗而逐个被吸收进国民党的机构中。另一方面，蒋介石在1927年4月下半月对资产阶级的压迫，却又好像是资产阶级内部派系自相火并的继续。向傅筱庵发出了逮捕令，没收了他的大部分货物，取消了他当选的上海总商会会长的职务并将总商会置于管制之下，这一切都令虞洽卿和他的朋友们感到很满意。这一派在1926年被剥夺了对商会的领导权，1927年4月底，当他们当中的三人虞洽卿、王震（一亭）和冯小山（培熺）奉命参加负责监督商会活动的政府委员会时，又重新控制了商会。

以前每当政府滥用职权时，资产阶级总是极力加以谴责并起而斗争，这次他们却没有反抗，因为这一次符合他们中最大一个派别的利益。1927年，资产阶级不只是背叛了无产阶级，也背叛了它自己。资产阶级由于交出了全部政治自主权，很容易受到他们自己帮助复兴的国家权力的打击。

① 《远东商业公报》，1922年1月。

② 玛丽·克莱尔·贝热尔：《民族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1923年中国纺织业的危机》。

① 之一：《华商纱厂资金问题与棉业前途之关系》，《华商纱厂联合会季刊》，4.2（1923年10月），第2—8页。

② 潜园：《纺绩业根本整理之私见》，《华商纱厂联合会季刊》，3.4（1922年10月20日），第2—6页；朱仙舫；《整理棉业新议》，《上海总商会月报》，3.5（1923年5月），第1—12页。

③ 振德：《民国十一年度各纱厂营业报告》，《上海总商会月报》，3.5（1923年5月）。

④ B.Y.李：《中国棉纺厂的现状》，《密勒氏评论报》，1923年10月6日。

⑤ 海外贸易局：《中国1923年6月工业和经济状况报告》，H.G.布雷特，上海。

⑥ 潜园：《青岛纺绩业之状况与希望》，《华商纱厂联合会季刊》，4.1（1923年1月），第29—32页。

① 李寿浵：《关税加增与我国纺织业之前途》，《华商纱厂联合会季刊》，3.2（1922年3月20日），第9—14页。

② 方显廷：《中国的棉业和贸易》，2卷，1，第6—7页；《北华捷报》，1922年2月25日，第518页。

③ 李寿浵：《关税加增与我国纺织业之前途》。

④ 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1963年第3版，第180—185页。

⑤ 潜园：《纺绩业根本整理之私见》。

⑥ 子明：《世界棉花之需给与中日棉业之关系》，《银行周报》，7.10（1923年3月20日），7.11（1923年3月27日）。

⑦ 沧水：《禁棉出口与今后中日纱市之感想》，《银行周报》，7.6（1923年2月6日），第14—15页；方宗鳌：《禁止棉花出口之我见》，《商学季刊》，1.1（1923年2月），第1—3页。

① 方显廷：《中国的棉业和贸易》，2，附录5。

② 穆藕初：《花贵纱贱之原因》，《上海总商会月报》，3.2（1923年2月）。

③ 《远东商业公报》，1923年3月，第41—42页；《北华捷报》，1923年2月17日，第426页。

④ 《使团与禁棉出口令之取消》，《银行月刊》，3.7（1923年7月）。

① 《北华捷报》，1923年5月19日，第471—472页。

② 伍德海编：《中华年鉴，1924年》，第819页。

③ 《密勒氏评论报》，1923年7月7日，第172页。

① 《北华捷报》，1923年6月30日，第859页。

② 《为外人干预护路事致符领袖公使函》，《上海总商会月报》，3.9（1923年9月），《会务记载》栏。

③ （蔡）和森：《商人感觉到外国帝国主义助长中国内乱的第一声》，《向导周报》，44（1923年10月27日），第333页。

① 《银行界请孙文维持内债基金》，《银行月刊》，3.12（1923年12月），《银行界消息汇闻》栏。

① （蔡）和森：《为收回海关主权事告全国国民》，《向导周报》，48（1923年12月12日），第365页。

② 《北华捷报》，1924年1月5日，第1页。并参阅本书第11章。

① 《南华早报》，1923年7月24日。

② 韦慕庭：《孙逸仙：受挫的爱国者》，第249—264页。《密勒氏评论报》，1923年11月24日，第534—535页；1923年12月22日，第130页。关于商团可参阅本书第11章。

③ 《密勒氏评论报》，1924年6月21日，第82页。

① 尼戈尔·杜里乌斯：《1925年五卅运动期间中国报刊的一些情况》，《中国研究手册》，1（1980年）。

① 《北华捷报》，1925年7月18日，第20页。

① 《北华捷报》，1925年7月25日，第54页。

② 《北华捷报》，1925年9月12日，第348页。

③ 《血痕》，2，1925年6月19日；3，1925年7月12日。《救亡》，2，1925年6月16日。

① 《北华捷报》，1925年11月14日，第294页。

② 《北华捷报》，1925年8月1日，第78页。

③ 《北华捷报》，1925年8月29日，第251页；切斯诺：《中国的工人运动》，第266页。

④ 《北华捷报》，1925年3月21日，第478页；1925年4月25日，第140页；1925年6月13日，第440页。

① 《密勒氏评论报》，1926年7月24日，第188—190页。

② 《北华捷报》，1925年8月15日，第167页。

③ 基南：《中国的杜威实验》，第119页。

① 赫尔曼·马斯特第三和威廉·G.塞韦尔：《出自传统的革命：戴季陶的政治思想》，《亚洲研究学报》，34.1（1974年11月），第73—98页。

① 《北华捷报》，1925年1月17日，第91页；1925年10月31日，第194页。

② 《密勒氏评论报》，1925年3月7日，第21页；1925年11月21日，第228页。

③ 《密勒氏评论报》，1926年4月17日，第179页。

④ 《密勒氏评论报》，1926年2月13日，第316页。

⑤ 《北华捷报》，1925年6月24日，第146页。

① 宋子文任财政部长兼中央银行总裁。中央银行成立于1928年——译者。

① 《中国商会的权力与政治》，《密勒氏评论报》，1926年7月24日，第190页；《密勒氏评论报》，1926年7月17日，第176页。

② 《北华捷报》，1925年3月21日，第478页；1925年4月25日，第140页；1925年6月13日，第409页。蒋慎吾：《上海市政机关变迁史略》，载《上海资料研究》，1926年第1版，第78—82页。

③ 《北华捷报》，1926年5月8日，第252页。

④ 《向导周报》，177（1926年），第1832页。

⑤ 《北华捷报》，1926年11月20日。

① 卡尔·曼海姆：《社会学与社会心理学论文集》，第2章。

① 约瑟夫·费尤史密斯：《商人联合会与国民党在上海的统治的建立》，（向1978年3月31日至4月2日亚洲研究学会芝加哥年会提交的论文）。

② 伊罗生：《中国革命的悲剧》，修定版第2次印刷，第166页。

③ 小帕克斯·科布尔：《国民党政权和上海资本家，1927—1929年》，《中国季刊》，77（1979年3月），第1—24页。

官僚主义的恢复与资产阶级的衰落，1927—1937年

长期以来，南京政府治下的十年（1927—1937年）被看作是资产阶级的极盛时期。30年代的观察家和新闻工作者同意的这一论点，也为研究这一时期的大多数历史学家所接受。迟至1975年，琼·切斯诺还写道：它的（国民党的）权力是建立在保守的管理人阶级和亲西方的企业家阶级的联盟基础之上。①按照这种理解，商业资产阶级，特别是上海的资本家，和地主是这一政权的主要支持者和受益者。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学家们一般采用相似的解释。②他们在修辞上谨慎地满足于谴责买办和官僚资本家，但是事实上很清楚，整个资产阶级都被牵连进了所假定的对蒋介石政权的支持。在共产党的历史学家眼里，的确，正是对这一政权的支持，赋予了这个或那个企业家以买办或官僚的特性。谁也不知道原来的民族资产阶级其间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不可思议地从政治和经济舞台上消失了。

最近的研究①已经开始重新考察国民党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关系这个困难的问题。这种修正后的论点的极端形式认为，“城市经济势力并没有控制或有效地影响过南京政权”，并认为，蒋介石政府只关心“从政治上削弱城市精英和榨取国民经济中的现代化部门”。②

如果这种修正后的理论，如我们所相信的那样，是有充分根据的，那么资产阶级国民党政权这种看法为什么会如此长期地被广泛接受呢？解释的困难显然证明了这个难以分析和描述的政权确实有其模糊不清之处。当一位历史学家失去信心时，他很可能会问自己是不是真的在论述一个没有阶级基础的政权。③但是这种误解似乎是中国人自己故意促成的。急于把中国的发展描述为符合马克思主义客观规律的中国理论家们，试图证实存在一个资产阶级阶段，无论是买办的、官僚的还是半封建的资产阶级。另一方面，蒋介石政府很高明地创造了一个对它自己最有利的形象，一个最可能吸引西方的同情和财政援助的形象。正像毛泽东的中国宣扬节俭和友爱，试图使西方的激进派和左派人士眼花缭乱一样，蒋介石的中国也热衷于夸大其词地宣扬其城市化、现代化和自由化的特点，一句话，它的资产阶级特点，以说服和争取欧美民主国家。他们双方都成功地塑造了自己的形象，这说明我们对中国是多么无知。因为外国人与中国的接触毕竟是有限的，他们不得不依赖一个中介人或翻译。对于国民党中国，宋子文是担任这种角色的最有名的人物。他在哈佛大学受过教育，精通英语。他主持记者招待会，接待企业家和外国顾问。琼·蒙内特说，“我和宋子文打交道很容易，他的文化是欧洲式的”。①但是，要明白南京政府并不像宋子文那样关怀中国资本家，这对蒙内特或其他像他那样的人来说就困难得多了。在宋子文为说给他的外国友人听而制造的神话后面，人们今天开始看到完全不同的情景：资产阶级从属于并被结合进国家机器；官僚机构经常处于变动之中，其目的和手段都不稳定；现代经济部门总是处在国际舞台各种风险的支配之下。

资产阶级的异化

资产阶级自辛亥革命以来所享有并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之后得到加强的政治主动权，被1927年后重新建立起自己的特权和权威的政府剥夺了。这个官僚机构比起清朝政府来，在其目标方面更加野心勃勃，成功地取消了一部分上一个世纪使商人阶级得到好处的自主权。面对民国当局的侵犯，外国租界只能提供越来越脆弱和虚幻的保护。资产阶级别无选择，不管是福是祸，只好让自己被卷入国家机器中去。

资产阶级的组织依附国民党政权

南京政府为使商人组织从属于它，在1927—1932年间采取多种多样和互相补充的战略，发动了攻势：建立平行机构，改组或取消原有组织，逐渐减少资产阶级的政治与社会活动。上海是资本主义的堡垒和国民党的总部，为这一攻势的开展与成功提供了最好的例子。

在第一阶段，成立于1927年的上海商民协会成倍地增加了它的分会：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传统法人团体的统一。从事同种职业活动的行会——如丝织和养蚕业，或豆类和稻米贸易业——被要求改组。采用统一的组织结构往往和管理机构的深刻变化是一致的。老的执事者因被指责为精英统治论和买办主义而威信扫地，被迫让位于因追随国民党而被信任的继承者。

政府一旦建立起对基层组织的控制，就开始攻击各商会；在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1929年3月）上，曾要求压服商会，但没有成功。在上海，从1929年5月至1930年6月，以虞洽卿为首的一个委员会改组了总商会。在统一商业利益的代表这一借口下，总商会和南道分会（电车系统——译者）及闸北的分会合并，并给商民协会的代表保留了1/3的席位。公共租界里的大多数领袖人物都被撤职：正是他们在20年代初使商会成为有威信和有影响的组织。自此以后，商界受华界小企业主和商民协会的控制，他们没有能力或者不愿意反对当权的政府。新的大上海市商会只不过是当地政府的一个齿轮罢了。①

根据1927年7月和1930年5月颁布的法令，上海市政府在中央政府的直接控制下享有极其广泛和重要的政权及司法权。所有的商业组织都要受它的社会局的监督。自19世纪以来使这些组织得以管理各城市社区的发展方向，被粗暴地扭转了。自此以后，市政当局不断侵占历来属于商会和行会的领域，一切职业上的争执都要由市政府来解决；收集各种经济统计资料、办理各种慈善事业，也都由市政府负责。

资产阶级被剥夺了自主的代表机构，失去了对地方事务的管理权，并且从他们的传统活动中被驱逐了出来；也同样失去了对某些反对外国的运动的控制，20多年来他们曾经致力于发展这种运动，并从中得到好处。

纳税华人协会继续抗议公共租界工部局强征税收，不过不再从商会的显要人物接受指示，而是从国民党在上海的商民部接受指示。①抵制运动本来是商人们抗议外国权势的一种自发的社会抵抗形式，政府终于试图将它制度化。政府终于得到了一种双刃武器，既可以对付帝国主义，同时又可以对付资产阶级。在1927年6月日军于青岛登陆所引发的运动中，学生和商人都没有掌握主动权。群众团体集合的地方是国民党在上海的总部，各种规定从那里发出，对违犯规定者的处分也由那里公布。虽然准备用来囚禁奸商的牢房似乎经常是空着的，这次抵制仍然给了当局一次控制商业团体的机会。抵制的制度化在以后的运动过程中变得更加正规。作为对日军再次在山东登陆的回答而组织的1928年的抵制运动，从一开始就是由政府控制和指导的。5月初《中央日报》大字标题的内容是：万众愤怒抗议日本出兵，在党的领导下集中权力。②7月末举行的一次全国抗日会议规定了全中国所有抵制组织的正当行动，这一次牢房并没有空着，至少在汉口是如此。③

1931—1932年的抵制运动标志着这一发展的高峰。反对日本侵略满洲的全国性抗议斗争完全掌握在国民党当局的手里。日本在国际联盟声称，是中国当局自己组织了这一运动，这并不是没有根据的。日本人引证了一份文件——1931年9月25日行政院发给各省市当局的备忘录，标题是：抗日行动计划。它明确指示：各级党部都应通过各群众团体组织“抗日救国会”。④C.F.雷默向全世界为中国的论点辩护，说这是一次自发自主的行动，政府当局并未插手，但他也承认这次抵制运动和以往各次相比，配合要好得多。受控制的“自发”群众运动这一策略，并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新发明。

资产阶级被剥夺了一切主动权之后，发现它长期进行的那种“救国”斗争被用来对付它自己了。事实上在1932年末，对真实的或想象的违反抵制规定的行为的惩罚，有了一种新的特点。不再像以前那样登记在案、罚款或者销毁货物。现在是那些其名称会引起人们回忆的秘密团体，“上海除奸热血团”“铁血团”等等，对得罪了人的商人采取赤裸裸的恐怖行动了。在政府官员、国民党强硬派以及受他们保护的地痞流氓的掌握下，抵制运动变成了威吓和进行恐怖活动的手段，变成了使资产阶级顺从国家权力的又一种手段。

受到威胁的租界庇护所

租界的存在曾经促进19世纪中国资产阶级的发展，商人们在这些外国飞地里开设商店，逃避中国当局的高压和掠夺。1927年末租界制度——无论是在法律上还是在事实上——日益受到资产阶级曾经鼓励过的民族主义复兴浪潮的威胁，但资产阶级却成了这一浪潮的第一批牺牲者之一。

1927年春天，汉口和九江被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军队占领，英国放弃了它在两地的租界，于是列强都学英国的榜样，采取了妥协政策，将33个租界中的20个交还给南京政府。当然，那些最重要的租界还保留着，特别是上海的租界。但是外国人却不得不将上海会审公廨交还给中国，取代它的是在1930年设立的一个地方法院（上海特区地方法院）和一个省上诉法院（江苏省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在这些法院里一切外国干预均被排除。公共租界内的中国居民终于在一场斗争中获胜，工部局中有了3名华董；1930年5月又增加到5名。同时，上海特别市政府领导了一场向外国人进行的名副其实的消耗战，提出一起起案件和问题，对条约提出越来越有限制的解释，有时干脆将其置之不理。外国人小心谨慎地避免使用武力。但是一次又一次的妥协消蚀了他们的特权，中国当局赢得了监督租界行政的权利。①

特别是他们成功地扩大了对舆论的控制，或者，至少控制了舆论在学校和报刊上的形成和传播。他们要求所有的学校都必须向政府立案，然后又要求所有报纸注册；并且都做到了。当他们重新取得了对中国居民的司法权时，他们就使外侨社会充分地感受到他们的行政权力的份量。

1927年4月，国民党和上海的黑社会结成联盟，这就进一步加强了他们对租界的控制。行政部门再也不能阻止地痞流氓了。在杜月笙、黄金荣和张啸林的指挥下，人数多达两万乃至十余万的青帮分子也都成了国民党的特务，他们不但追捕工会和共产党的领导人，也绑架、暗杀不肯付钱给政府的富有的商人。从1927年5月至8月，恐怖的浪潮席卷商界，他们被迫为国民党向华北各省进军的部队提供款项。②

租界越来越容易受到国民党合法或不合法的影响，对中国的居民顶多只提供虚幻的保护。中国商人发现他们和自己上个世纪的前辈们一样，在官僚机器与日俱增的压力下毫无防卫能力。

资产阶级：牺牲者还是同谋者？

资本家们对所遭受的剥削和屈辱提出了抗议。1928年夏，北伐结束以后，他们因政治上一定程度的缓和而感到欣喜，并受到当时任财政部长的宋子文的庇护：他们能够向全国经济会议（1928年6月）和全国财政会议（1928年7月）提出自己的不满和要求。1928年10月改组后的全国商联会要求由他们的代表在立法院中占有5个席位。商人们甚至威胁，如果不满足他们的要求，就要停止向政府提供贷款。①

紧接上海总商会改组之后的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1929年3月）制止住了这些资产阶级闹独立性的表现，而资产阶级也好像放弃了一切反抗的企图。国民党向资产阶级施加的种种压力是否足以解释这种消极的态度呢？我们能不能够不重新提出这个政权的资产阶级基础这一论点，而像J.费尤米斯那样，相信国民党给了资本家们足够的补偿——至少是对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从而才得到了他们的支持呢？②

在企业家中，这个政权对银行家们的个人事业和经济利益尽力最多。在民国初年，北京的银行家们与各政治和行政派系关系密切，靠公债发了财。1927年末，轮到一直珍视自己独立性的上海银行家们通过公债成为主要贷款人了，并由此而将他们的事业和蒋介石联系在一起。从1927年到1931年，政府所借的多达10亿元的内债中，大多数（50％至75％）是他们提供的。政府出售债券的价格远远低于其票面值，使各银行得到的实际利润约达20％，大大高于8.6％的官方利率。这个政权的头几年是银行业的繁荣时期。但是在1931年至1932年的危机时期，市场饱和、日本侵占满洲和政治不稳定，导致了公债价格暴跌。接着，在1936年，政府又强行规定偿还公债打折扣。同时，政府通过1935年实施的币制改革和在银行业的突然行动，控制了主要信贷所，此后一律由国民党官员管理。

一部分银行家由于早已丧失了许多特权，又没有任何进行其他活动的途径，只好选择投身政府上层的道路。吴鼎昌（1884—1950年），就是一例。他于1912年在中国银行开始他的事业，曾进行过有利于私股的改革，并按照美国模式改组私营银行，将它们的资源集中到四行储蓄会。但在1935年，他断绝了和私人企业的一切联系，当了实业部长，其后在1937年又就任贵州省主席。①

张嘉璈（1888年—）和吴相似，在中国银行时无论是在北京还是在上海也都一贯扞卫银行经营自由的思想。他在创建上海银行同业公会和《银行周报》的工作中起过重要作用；作为中国银团的首脑，他曾试图迫使北京政府接受严格的财政控制并进行预算改革。他在1935年的打击下被迫离开中国银行，当了铁道部长，1942年奉派赴美国研究经济建设问题。②

钱永铭（1885—1950年）早在1927年就选择了从事政治和行政工作的道路。钱曾努力反对政府对交通银行的干预，并在1920—1922年上海银行同业公会力争成为有效的和强有力的政治力量的时期，担任该会的会长。他很快加入蒋介石集团，接受了财政部次长的职务，并于次年出任浙江省财政厅长。③

还有一些银行家参加蒋介石集团，是为了以国民党官员的身份保住他们以前以企业家身份经营的企业中的位置。前中国银行董事长宋汉章就是这样，他在1935年改组后，在宋子文的控制下担任中国银行董事会执行委员会的主任委员。这个在1915年至1916年曾经尽一切可能使中国银行脱离袁世凯政治操纵的宋汉章，从此为南京政府服务。

有一些人虽然没有参加政府，还是受到敦促，或多或少地在政府直接控制下经营，并且由于承担了官方的使命而改变了他们的前途。例如陈光甫，在1937年以前，一直经营他在1915年创办的私营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他和孔祥熙有老关系——他们在美国同学，有人说他们是亲兄弟——这也许使他更容易接受后者作为财政部长对他的金融活动所加的控制。这种关系无疑有助于他在政府中的前途。他被派往美国，就币制改革框架内中国白银储备的换算事宜进行谈判。1937年以后，陈就完全从事公职：他负责中国向美国借款的工作，从1938至1941年，又担任财政部对外贸易委员会主任。①

浙江兴业银行的赞助者李铭（1887—1966年）的经历没有发生这样明显的方向改变，但也带有更多的官员的性质。1927年他被任命为国债基金保管委员会主席，保证了对内债的良好管理，提高了政府的信誉。1935年之后，政府任命他负责改革金融部门机构的工作。②

1927—1937年，新政权的借款政策给银行家们带来了财政利益，经济管理部门向他们敞开了官方或半官方前途的前景，这两者既鼓励他们支持政府，也加速了他们由企业家转变为公务员或半公务员。此外，政府通过1935年在银行业采取的突然行动，控制了全国银行66％至70％，没有给他们留下多少选择的余地。相比之下，实业家和商店主则不是被拉拢而是一直受到压制。资本税的负担在新的财政制度下日益加重：1928年制定统一货物税，1928、1929和1939年修定关税。当1935年纱厂和面粉厂大厂主荣宗敬被判决破产，需要政府帮助时，他向政府指出，在前此三年中他总共交纳了1000万元的税款。③穆藕初在1923年的危机中对其纱厂失去控制，而在1929年却接受了财政部次长的职位，①但是，撇开像他这样的少数例外不谈，实业家和商店主当中却没有大批转入仕途的迹象，而在金融界这是引人注目的。实业家和商店主显然不能像银行家们那样为政府的赤字提供财政支持。他们也就得不到同等的优惠待遇。1935年以前，他们还能在自己的企业中保持一定的自主权。那时政府只控制了华资工厂的11％到14％。②但是在以后的岁月中，政府在强有力的国家银行网络的支持下，把它的控制伸向已被世界经济危机削弱了的工商业部门，而没有号召企业家们以其技能为国家服务：他们通常被排挤出去，得好处的是那些已经就任的国民党官员。

就这样，通过强制和授与特权相结合的办法，资产阶级被统一到国家机器中去了。强制打击企业家最甚，而特权使银行家受惠更多。

这个政权急功近利的观念可以解释它为什么给予资产阶级的几个主要集团以不同的待遇。的确，现代银行的运营几乎完全靠公共开支提供资金作为基金，这就使企业家们有接受官僚政治所加的调整的准备而不那么可能接受中国商人和手艺人自主和合作传统的调整。异化了的资产阶级已经不再是自己的主人。自此以后，它的命运要由已经把它置于监护之下的政府决定：资产阶级的命运取决于这个政府的所作所为，更深刻地说，取决于它的真实本性和它对自己应起的作用的看法。对中国资产阶级的研究于是转到了对南京政权的分析。

官僚与资产阶级的共生

正像E.巴拉兹曾经极其生动地描述过的那种循环运动那样，资产阶级一旦从属于国家，胜利的官僚机器就会再度压制它的创业精神。国民党的文职官员和对政府唯命是从的资产阶级在30年代形成的共生关系，与旧帝国衰落时期的官僚资本主义颇为相似。在国民党统治下，也像在清朝统治下一样，政府力图用现代化的企业来加强它的基本权威，而高级官吏则利用在经济发展的幌子下动员起来的人力和物力为自己谋求私利。但是，现代化的主题在国民党的意识形态中所起的作用及条约口岸的资源在其财政体系中所占的关键性地位，是否允许我们把南京政府和儒家农业帝国相提并论呢？

从国民党政权所进行的制度改革来观察，可不可以认为官僚和资产阶级共生是因为企业家阶层还很软弱，国家为了鼓励其发展，采取一种国家独立与国内和平的政策，暂时给予救助？德国与日本的资本主义社会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或者，也许我们应该认为，国家的干预根本就不是为了推进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是宣告由政府实际接管其发展。资产阶级部分地被吸收进官僚政府，正好与一个技术官僚与管理者阶级的形成同时，和以企业官僚主义化为特征的清朝旧式官方资本主义相比，这是一种以官僚专业化为基础的新的国家资本主义。

在国民党内部，各种意识形态流派矛盾很大，足以支持各不相同的论点。一种论点支持官僚现代化，愿意与企业家们进行对话，急于帮助他们，并让他们参加政府；考察1928至1933年担任财政部长的宋子文的经历，我们可以看出这种论点。他与资产阶级合作的最初尝试，可以上溯到1928年6月他为促进企业家与高级官员会面而召开的全国经济会议。1932年，为了争取企业界的支持以反对蒋介石关于军费开支的政策，宋子文在上海总商会组织了一次反对内战的会议，这是资产阶级最后一次重大的政治表现。第二年，宋子文力图让上海资本家参加国家经济委员会的领导，这是为发展和管理西方国家对华财政与技术援助而设立的一个政府机构。宋子文在1933年10月卸去了政府职务，这一合作因而中断，企业界失去了他们的主要代言人。

实际上这个政权仍然受从孙逸仙的教义那里继承下来、并因世界危机的经验而得到加强的反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支配。在1929年3月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期间，它重新肯定了它对私人资本主义的谴责。1930年以后，在从此成为支配力量的蒋介石影响下，这种谴责由于官方的教义中融合了儒家的箴言和法西斯主义的原则，而变得更加严厉。尽管这种反资本主义思潮可以从革命历史中找到正当理由，它却常常是由传统的反重商主义感情决定的：例如1930至1936年任山东省主席的韩复榘对这一点就说得很清楚，他急于改善农村的行政管理，而对过于迅速的工业化与城市化表示怀疑。①

主张现代化的人则在德国和意大利的独裁者中寻找榜样，在提高效率的口号下宣扬由国家来计划和协调经济发展。例如中国的法西斯主义理论家和秘密组织蓝衣社的鼓动者刘健群就是采取这种立场的人之一。在他们的惩戒准则中，“奸商”被列入应从社会里清除的“腐败分子”之中，他们的目的是要将重工业、采矿业、运输业和对外贸易重新置于政府的直接管理之下。②推行发展经济的方针是把它当作荣耀和国力的构成要素，它本身并不是十分优先的目标。

在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后面还有许多力量在起作用：对金钱的贪欲，裙带关系和宗派主义。不少高级官员只不过把经济建设当作个人发财的机会，最上层的夫人们尤其如此，特别是蒋介石夫人和孔祥熙夫人。

目标不明确导致了政策的分歧。和平与国内安全的重新建立（特别是在长江中下游）以及对工人罢工和工会运动的镇压，鼓励了企业家们的活动。尤其是长期以来商会和银行家协会、雇主联合会所要求的一系列组织改革，政府都已付诸实施。1931年废除了厘金，中国收回了关税自主权：进口税从1929年的4％增至1930年的10％，1934年又达25％。1932年在上海开办的新造币厂，为1933年3月颁布“两”的废除扫清了道路。这一非常古老的会计单位的消失简化了币制，自此以后币制就以银元为基础了。完成货币统一的时候适逢世界银价上涨：迫使中国在1935年采用法币，发行法币是国家储备委员会监督下的四家政府大银行独有的特权。①

1928年，新的中央银行将半官方的交通银行、中国银行和较晚创立的农民银行置于自己的权力之下，这就可能将现代金融部门加以改组。中央银行从外国银行手中收回了对海关收入的保管权；这一日益增多的收入充实了该银行的资金。1933年，上海票据交换所从汇丰银行手中接管了银行之间的结算业务。

自1911年以来，厘金的负担、关税不能自主、货币与金融体制的混乱，一直被正确地指斥为各种妨碍现代经济部门发展和资产阶级繁荣的原因。南京政府的改革废除了这些障碍，但是它马上又制造了同样大的障碍，在政府管辖的地区，厘金废除了，代之而起的是繁多的产品税：卷烟税和面粉税（1928年），棉纱税、火柴税和酒税（1931年），矿产品税（1933年），等等。新收回的海关自主权所起的作用主要不是保护本国工业，而是充实了国库：对原材料、机器和成品都一律课以同样的进口税。

银行体制的合理化与集中化，导致了1935年11月等于是国有化的突然行动。确立纸币制度使政府在未来能用增加发行来弥补赤字，但同时也为长期的通货膨胀开辟了道路。

的确，资产阶级所寻求的全部改革好像都反击到它自己身上了。尽管注意到某些表面上的相似之处，我们却不能把南京政府的政策和明治时期日本领导人的政策相比。即令这些改革曾经在某些时候有利于资产阶级的活动，国民党政府的主要目的也不是要建立一个有利于私人企业的组织体制。它提供了充分的证据，说明它对此没有兴趣：在1932—1935年工商业萧条的头几年中政府不曾给与任何帮助，就是最不容置疑的证明。

有无可能因此而在南京的政策中找出国家资本主义的开端呢？1935年11月银行的准国有化本身并不等于对主要经济活动的控制，因为在中国，现代金融部门的兴起主要是靠公共开支提供资金，而不是靠生产投资。但是银行国有化却大大地增加了政府干预工商业的机会。在经济危机的压力下，工商界自己要求政府进行干预，这种干预最初采取贷款的形式：迟至1935年才成立并在杜月笙控制下的工商业救济贷款委员会，分配了2000万元的贷款。①于是中国银行在新任董事宋子文的推动下，控制了大约15家纺纱厂（总计约占中国纱锭数的13％），并将其干预扩展到轻工业的各个领域：卷烟，面粉，稻米的加工与贸易。

在孔祥熙控制下的中央银行相对来说不那么活跃。但是在这两个例子中，公私利益都错纵复杂地纠缠在一起。例如，孔祥熙和宋子文都是一家私人企业中国建设银公司的主要股东，这家公司创建于1934年，为中国企业吸引外国投资，在1935年以后其主要任务是在国营银行和主持主要发展项目的政府机构——如财政部和全国经济委员会——之间充当中介人。后来发现这两位高级官员和他们的家族也进行私人投资。孔祥熙联合杜月笙一起创办的启新公司对公债、黄金、棉花和面粉进行投机。此外还有很多合营公司。其中有些是赎买处境困难的私营企业的产物，例如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到1937年末宋子文成了该公司最大的股东。其中还有许多——中国植物油料公司，中国茶叶公司，上海中心渔业市场——则是1936至1937年任实业部长的吴鼎昌直接组织的，它们都得到各省政府的合作，并由通常属于政府几个派系的私人资本家予以财政支持。这些公司能得到财政津贴，享有垄断权和其他特权，常常挤垮与之竞争的私营企业。①

只有蒋介石和军事委员会直接权力之下的资源委员会采用了没收的政策，其结果是大部分重工业和采矿业都由政府控制。

严格说来，经济的公有部门仍旧是有限的。但是不能将不属于公有部门的工商企业看作纯粹私有部门的组成部分。在这些企业中，握有各式股权的政府高级官员们所起的作用使它们的性质很不明确，这是官僚资本主义的特点。尽管国家利益和官吏们的私利之间存在舞弊和混乱，遭到历史学家们的普遍谴责，却不能据此而给这种体制下定义。而且和19世纪“官督商办”企业的相似之处也只能说明部分问题。1930年的官僚们和1880年的清代官吏事实上是完全不同的。尽管有些人想在吴鼎昌与清代总督之间寻找相似之处，但发展后面的动力却来自中央，而且只限于少数最高级官员（即使不限于共产党史学至今仍然坚持的宋、孔、蒋、陈四大家族）。他们当中最活跃的人物都曾在外国受过教育，对现代世界及其工业与财政方法的了解，胜过他们的清朝先辈，不可相比。这个官僚集团（至少包括中央政府的上层）由于吸收金融和经济专家，加速了它自身的发展。企业资产阶级的衰落与这个官僚集团的现代化是同时发生的。出于政治策略上的原因，共产党的历史家们将这两种现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将前者视为后者的直接后果，并号召资产阶级团结起来反对国民党的政权。

尽管如此，也不能肯定这一双重发展不遵循更普遍的规律：一个巨大的农业国的经济与技术起飞必然会有的规律。资产阶级在其黄金时代已经证明，没有能够维持（或恢复）团结与民族独立的国家机器，这种起飞就不可能。既然中国的历史传统不允许强大的（或相对强大的）政府与多元化社会中的各种自主集团同时并存，因此，和官僚共生似乎就成了资产阶级求生存的唯一可能形式。

在许多方面，这个资产阶级-官僚混合体更接近于今天社会主义政权下的“新阶级”，而不像西方的自由资产阶级，因此评价这个混合体时，就既不能根据它和私营企业的关系，也不能根据它道德上的腐败（这在所有的“新阶级”中都以各种形式普遍存在），而是应该根据它是否能够确保国家经济的发展。

它是否要对道格拉斯·S.帕俄和易劳逸①所指责的停滞负责呢？或者相反，是否应该将拉蒙·迈尔斯②和托马斯·G.罗斯基③所描写的扩展归功于它呢？南京十年的经济平衡表含糊不清，这更增加了分析的困难。不过这种模糊不清主要涉及农村的演变，上述作者们对规模不大的现代经济部门的进步，看法是一致的。张长治编写的工业生产指数表明，南京十年的年增长率为8—9％，其发展速度和民国时期的大部分年份（1912—1937年）相当。此外，T.罗斯基还坚决认为，在这一时期内，发展中的工业在质量上有进步。

不过在这一普遍发展趋势之下，出现了与20年代相似的周期。在战后的经济奇迹之后是1923—1924年的经济危机，它因三年的革命与内战而延长；至1928年末，现代经济部门又经历了一个新的繁荣时期，直至1932年的又一次危机。在1935年，1/4的中国工厂都停工了。到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才开始复工。

在30年代，也和20年代一样，这些经济波动主要是由外界事件决定的。在世界经济危机期间，白银大幅度跌价，在1928至1931年这段时间内国际市场上银价下降了一半以上，这实际上等于中国货币贬值。其结果是刺激了出口，从而补偿了西方经济危机的影响，并刹住了某些商品的进口，对于不足以保护本国工业的关税也起了补救的作用。

1931年英镑贬值和1934年美元贬值，引起银价急剧回升，物价下跌对中国制造商立即产生影响，但是在条约口岸，进口商极力将价格维持在前一时期的水平上。白银在中国的购买力不如在外国市场上上升得那样快，这一差距引起白银的大量外流和猛烈的通货膨胀。这种通货膨胀与收缩的浪潮，加上日本入侵满洲和上海，比其他所有的因素都更强烈地动摇了30年代各条约口岸的经济。

和这种总是从属于国际市场的现象相比，官僚势力的复起和企业资产阶级的衰落其重要性都是次要的。并不是官僚主义化妨碍了现代经济部门的起飞，并最终妨碍了企业资产阶级的发展：而是作为一个国家的中国太衰弱了。不进行政治和社会革命，使国民党政权带有城市色彩的这种资产阶级与官僚的共生现象，不可能为经济的真正现代化开辟道路。

中国资产阶级（无论是作为20年代“自由而西化”的古典型资产阶级，或者是作为30年代的官僚化的资产阶级）的失败，源出于一个更加普遍的原因，也就是使得经济起飞失败的同一原因。

如果我们抛弃自由主义者希望把资产阶级看作第三种力量的源泉的幻想，也抛弃马克思主义者把它看作革命发展的必然阶段的夸大了的信条，那么，是否有必要把中国资产阶级的经历看成只不过是历史中的偶发事件——一个不会再次出现的插曲呢？在以后的革命阶段中，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被消灭了。但是一种传统留存了下来：城市的、现代主义的、民主和世界性的传统。这种传统——向世界其余部分开放的民族发展传统——感召着后世的现代化官僚。中国资产阶级是最先作为一个阶级而接受现代化挑战的；这就是它所奠定的这一传统继续感召那些梦想在它失败了的地方获得成功的人们的原因之所在。

① 琼·切斯诺和弗郎索瓦·勒巴比埃：《中国：从辛亥革命到解放》，第188页。

② 陈伯达：《中国四大家族》。许涤新：《官僚资本论》。

① 易劳逸：《夭折的革命：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1927—1937年》。小帕克斯M.科布尔：《上海资本家和国民政府，1927—1937年》（伊利诺斯大学博士论文，1975年）。M.C.白吉尔：《“另一个中国”：1919至1949年的上海》，载C.豪编：《上海：一个亚洲大城市的革命和发展》。

② 科布尔：《国民党政权》，第1—2页。

③ 易劳逸：《中华民国研究通信》，1.1（1975年10月），第14页。

① 琼·蒙内特：《回忆录》，第134页。

① 雪莉·加勒特：《商会》，载伊懋可和施坚雅编：《两种社会之间的中国城市》，第227—228页。科布尔：《国民党政权》，第23页。

① 费唐：《报告》，1，第243页。

② 《申报》，1927年6月24日，第13页；1927年6月30日，第13页；1927年7月2日，第13页。

③ C.F.雷默：《关于中国抵制外货的研究》，第138—140页。

④ 雷默：《关于中国抵制外货的研究》，第269页。

① 贝热尔：《“另一个中国”：1919至1949年的上海》。

② 科布尔：《国民党政权》，第1—2页。

① 科布尔：《上海资本家》，第4章。

② 费尤史密斯：《商人联合会》。

① 包华德和里查德·C.霍华德编：《中华民国传记辞典》，3，第452页。汪—驹：《中国知识分子和西方，1872—1949年》，第418页。

② 包华德和霍华德：《传记辞典》，1，第26页。

③ 同上书，1，第379页。

① 同上书，1，第192页。

② 同上书，2，第316—317页。

③ 科布尔：《上海资本家》，第173页。

① 汪一驹：《中国知识分子》，第477页。

② 科布尔：《上海资本家》，第362页。

① 巴克：《中国城市的变化》，第167页。

② 易劳逸：《夭折的革命》，第47页。

① 保罗·T.K.石（音）：《艰辛的十年：中国国家建设的努力、1927—1937年》；阿瑟·N·扬：《中国的建国成就，1927—1937年：财政和经济记录》。

① 科布尔：《上海资本家》，第267—271页。

① 同上书，第286—301页。

① 道格拦斯·S.帕俄：《国民党与经济停滞，1928—1937年》，《亚洲研究杂志》，16.2（1957年2月），第213—220页；易劳逸：《夭折的革命》，第5章。

② 拉蒙·H.迈尔斯：《中国的农民经济：河北和山东的农业发展，1890—1949年》。

③ 托马斯·G.罗斯基：《中华民国经济概论》（多伦多-约克大学现代东亚联合中心讨论会论文第1集，1978年）。

书目介绍

1导言：整个民国时期

关于1912—1949年的中国，历史研究和着述主要盛行于世界四个地区——中国、日本、大西洋社区和苏联——但是这四个地区之间的联系并不那么理想。这无疑是由于绝大多数历史学家只有一段生活的时间可以自由支配。他们应当尽力考虑用中、日、英、法、德、俄、朝鲜以及其他语文发表的关于中国的着作，正如他们也应当对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以及其他学科的种种概念发生兴趣。这是一个并不理想的世界。

1912年王朝结束以后，新闻出版业的兴起有助于中国对种种事件的记载。1949年以后，国民党国民政府控制下的台湾和在文化大革命之前之后的人民共和国，都从事历史的编纂和出版。80年代出版了大量关于民国史的文献，进行了大量关于民国史的研究和讨论。

同时，日本在大陆的扩张及其后中国共产党革命的胜利促成了越来越多的日本对中国的研究，而苏联卷入中国革命所促成的俄文着作则要少一些。战争和革命也使英、法、德、荷、美等国的汉学研究在“区域研究”的名目下与社会科学结合在一起。结果产生了相当多的历史学术着作。

但是，只有少数中国学者精通日语并能利用日本收集的中国资料。能流畅地运用汉语的西方学者并不总能流畅地运用日语或俄语等有关的语言。我们研究民国还远不具有那种在学术上运用多种文字档案的能力，而研究现代和当代欧洲——如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的历史学家则做到了这一点。

对说英语的历史学家来说，可以认为，精通有关中华民国的史实几乎同样需要中文和日文。这是因为日文的参考着作和有助于研究的书籍总的说来至少仍然能够赶上中文的，即使在某些方面没有超过。简单的说明可见于两卷本的概述《日本的近代中国研究》——第一卷到1953年为止，费正清、坂野正高和山本澄子编；第二卷从1953年到1969年，蒲地典子等编。这两卷所评述的2000多种日本书和论文引用了这一领域的所有中文文献。

英国和美国的中国研究得益于可以广泛接触其政府的领事和外交使团的通信，以及传教士和其他在中国的侨民所留下的大量回忆录。可以利用的苏联文件和回忆录数量较少，只为苏联的中华民国研究工作留下较小基础。但是，20年代和50年代苏联插手中国的种种变化，以及关于意识形态、国家利益和外交关系的种种问题，所有这些结合起来导致苏联对中国的研究不断加强。大西洋社区关于中国学识的最大不足在于它不能充分考虑苏联研究中国的这些着作，即使外国与苏联研究中国的历史学家的接触，不用说，也为苏联当局所禁止。

由于《剑桥中国史》第10和11卷①的《书目介绍》已经提供了相当数量，我们尽力使这篇综合评述限于涉及课题的重要着作，再加上有价值的条目。对中国传统学识提供最有启发性看法的作品是邓嗣禹和奈特·比格斯塔夫合编的《注释精选中文参考着作书目》，1971年第3版。这部作品说明了民国学识产生的背境。关于共和国继承的清代档案和其他档案，最有启发、了如指掌的看法见于魏斐德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明清史研究》。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关于民国史的范围非常广泛的项目，计划出版多卷本的记叙体《中华民国史》，约1905—1949年；以及几种多卷本的原始资料集，包括年表、传记和第一手资料，安排了大约600个题目！见巴里基南的报导，载《中华民国研究通讯》，6.1（1980—年10月），第18—19页。

安德鲁·内森的《近代中国，1840—1972年：资料和研究辅助手段概论》是对中国和西方资料的有用的书目指南。次要的文献可参阅袁同礼：《西方文献中的中国》；施坚雅等编：《现代中国社会：有分析的书目》，3卷，此书极其强调20世纪。对本书所论述时期的1000种中国着作的有注释的入门书，是1950年出版的费正清和刘广京的《近代中国：中文着作书目指南，1898—1937年》，修订重印，1961年。新近的编目见于亚洲研究学会主办的年刊《亚洲研究书目》。对事件的最有用的英文综合评述是柯乐博所着《20世纪中国》。

以外国地图和丁文江、翁文灏领导的中国地质调查所指导的实地测量为基础的民国时期的两本地图集是《中国分省新图》（1933年）和《中华民国新地图》（1934年）。关于沿海各省，可以在20年代编纂的县志中找到常常是用从日本得来的制图知识绘制的更精密的地图。

在年表方面，最新的中文着作是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创办人郭廷以所着《中华民国史事日志》，1912—1925年，在他死后于1979年出版。

这里要特别提到某些早期的着作，虽然它们后来已经过时。例如，紧接1924—1927年的国民革命，一批受过现代训练的中国学者开始进行一个大项目，对此前30年划时代的变革进行一系列的历史评述。在上海太平洋书店赞助下出的这套书中，最有声望的着作是李剑农的《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1931年出版；1947年出增补本《中国近百年政治史》，1956年出邓嗣禹和英戈尔斯的英文节译本《中国政治史，1840—1928年》。“三十年历史”这个项目的另一着作是文公直（文砥）的《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2卷；这部书比丁文江出版较早的《民国军事近纪》更全面，但不那么细致。刘馥的《现代中国军事史，1924—1949年》增补了上书。

本书论述了在中国派系政治斗争中、军阀集团中以及国民党和共产党内的权力关系中起作用的亲属关系和其他种种私人关系。过去的王朝史的绝大部分自然是由官员的传记组成的。现代的传记研究也可能使中国人生活中的私人关系这个重要方面得到充分研究。

赵尔巽等编的536卷的《清史稿》，在大量传记中包含了有关民国早期的有用知识。张其昀、萧一山等编的修订本，取名《清史》，添补了更多的传记资料，还增加了索引。中国社会科学院关于民国史的庞大汇编项目的第一部作品，是李新等编的《民国人物传》，第1卷，北京，1978年。这部书包括政治、军事、文化和实业方面领袖人物的传记条目。

许多英文的综合传记词典已编辑出版。恒慕义编的《清代名人传略》，2卷，下迄民国初年。包华德和理查德·C.霍华德编的《中华民国传记词典》，5卷，集中于这一时期。唐纳德·W.克莱因和安·B.克拉克编的《中国共产主义传记词典，1921—1965年》，2卷，续作。范围更广的是桥川时雄的《中国文化界人物总鉴》。

在现代体裁的大型传记方面，胡适的《丁文江的传记》，用了20年的时间才完成，下笔审慎，明晰、准确、完整，是典范之作。关于金融家-实业家的另一部里程碑似的传记是《周止庵先生别传》，他的女儿周叔媜所作，燕京大学硕士论文。晚清和民国初期错综复杂的私人和派系关系方面的专家沈云龙写了两位民国早期总统的传记：《黎元洪评传》和《徐世昌评传》。

年谱，个人经历的年表或编年记载，是传记编纂的传统形式，可以用来探索民国早期领袖人物错综复杂的私人关系。关于政治史，特别提出《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关于思想史和民国早期的政治，研究者们得益于1958年出版的不朽的《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篇初稿》，3卷，丁文江等编。其他编纂的年谱涉及的范围很广：段祺瑞、谭延闿、王国维。所有年谱中最详尽的是孙逸仙的年谱。以几种较早的着作为基础，台北国民党的档案馆三次修订和增订《国父年谱》（1958、1965、1969年）。在广州，一个大项目是于1979年开始编纂甚至更为全面的孙逸仙一生的编年史。关于蒋介石，有审定的《民国十五年以前的蒋介石先生》，20册，30年代早期毛思诚编，曾在香港重印。为了尊崇他，一部最详尽的年谱已于80年代完成，在台北出版，名为《总统蒋公大事长编》。

传记的合集有：《革命人物志》，丛书；吴相湘编的《民国百人传》，4卷。闵尔昌编的《碑传集补》，24册，其中的传统体裁的传记在1912—1927年这段时期的历史研究着作中常被引用。关于实业方面的人物，可参看徐盈编的《当代中国实业人物志》。关于地方史，新近的典范是周开庆编的《民国四川人物传记》。还要特别提到两种杂志：《国史馆馆刊》和台北的《传记文学》。

关于中国近现代的出版事业，可参看张静庐编注的一套重要着作：《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1953年；二编，1954年。《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1954年；乙编，1955年；丙编，1956年；丁编，1959年，2卷。《中国出版史料》，补编，1957年。对第一第二两种书的补编的出版早于第二种书的丁编两卷，均为中华书局（北京）出版。周策纵的《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1915—1924年：研究指南》（1963年出版），记述了1915—1923年这个时期的大约600种期刊。中共中央马恩列斯着作编译局编的《五四时期期刊介绍》，3卷，也很重要。

比单一的书目介绍涉及更多题目的中文文献汇编中，最重要的有：北京近代史研究所主办的《近代史资料》，50年代开始出版；国史馆馆刊主办的《革命文献》，50年代开始出版（第1—3、5—23、42—卷涉及1912—1927年这一时期）；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主办的《中国外交史资料》，丛书，根据外交部的档案，至1925年。

英文译文的文件集中，可参阅狄百瑞等编的《中国传统资料集》；邓嗣禹和费正清编的《中国对西方的反应》；米尔顿·J.T.谢的《国民党：历史文献选编，1894—1949年》。

关于重印的政府公报和学术期刊，可参阅华盛顿中国研究资料中心的《通讯》；关于在台湾重印的非共产党杂志，可参阅旧金山中国资料中心的图书目录。

英文的学术期刊有：《亚洲研究杂志》、《中国季刊》、《现代中国》、《近代亚洲研究》和《太平洋事务》等；中文的学术期刊有：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集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新《近代史研究》；日文的有《东洋文库》中的《近代中国研究》等。当然，还有许多扎扎实实的论文，是在日本、台湾、香港的大学的学报和中国大陆的大学的学报中发表的。偶尔也有专题论集的特刊，如《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1979年，即为《郭沫若研究专刊》。大西洋社区的许多中国研究中心通常通过它们的大学出版社出版丛书或小丛书，数量很大，这里难以论列。

2经济趋势，1912—1949年

甚至就20世纪的中国来说，令人遗憾的是仍然没有完整的或可靠的全国经济统计资料。北京政府的农商部确曾发表一系列年度统计表（农商部：《农商统计表》，上海，1914—1919年；北京，1920—1924年）。1914和1918年的统计表相对来说比其他年份好；从整体来看，这种资料是估计而不是核实的调查的产量。例如，全国铁路的统计报表也公布了（交通部：《政府铁路统计表，1915—1936年》，北京，1916—1928年；南京，1931—1936年）。当然，外国管理的中国海关每年都发表通常是极好的对外贸易统计资料。在萧亮林（音）的《中国的对外贸易统计，1864—1949年》中，海关统计资料直接用原始资料有效地核对过。但是一般来说，中央政府在1928年以前太弱，太无效力，不能做出有组织的全国性努力去收集经济资料。

随着国民党国民政府的建立，统计情况多少有所改善。财政部1928—1934年的年度报告是仅有的曾经发布的中国全国财政的真实报告（财政部：《第17、18、19、21、22、23财政年度的年度报告》，南京，1930—1936年）。关于30年代的农业统计资料，包括土地面积和产量，由实业部中央农业实验所编制，并见于其月刊《农情报告》（1933—1939年）。这些估计，连同20和30年代卜凯个人在中央大学农学院主持的着作，大概就是可以得到的中国农业的最好资料（卜凯：《中国土地利用：中国22省，168地区，16786田场及38256农家之研究，（1929—1933）》，其第2卷是卜凯的475张统计资料）。我们能得到详细工业统计资料的唯一一年是1933年。这些资料是刘大钧为军事委员会资源委员会所作一项大规模调查的成果（刘大钧：《中国工业调查报告》，3卷）。刘大钧的资料不包括满洲和满洲以外的外国在华工厂。不过，可以得到日本对满洲工业的调查资料（约翰·扬：《南满铁路会社的调查活动，1907—1945年：历史和书目》）。对在华的外国工业也有许多估计，但没有一种赶得上刘大钧的调查。除了政府主持收集的统计资料外，还有可靠但却零散的私人收集的资料，从事这项工作的，在天津有南开经济研究所（主要是物价资料，见《1913年—1952年南开指数资料汇编》）；在上海有中国经济统计研究所（出版两种文字的月刊《经济统计月志》，1934—1941年）。收集的上海物价指数见于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1921年—1957年）》。

尽管这些资料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大大超过1928年以前的资料，但国民党时期的经济统计资料缺点仍然不少，部分原因是中国在政治上仍远没有统一；部分原因是大部分经济活动仍然是在市场交易之外进行的，因而难以计量；最后还因为统计工作在技术上依旧落后。但是，甚至1928—1937年的相对不足的资料，如果和此后能得到的资料相比，也是天赐之物。战争和内战对收集统计资料部门的损害并不比对行政机构其他部门的损害小。就1937—1949年来说，且莫说财政金融统计资料，任何种类的微观资料都很缺乏，而且不可靠。张嘉璈的《恶性通货膨胀：中国的经验，1939—1950年》一书包括的资料只不过是作者所能得到的，他是中央银行的总裁。

我这里特别提到的统计书刊当然只是一些例子。还有更多的书刊——例如，实业部和南京政府外贸局的出版物，或为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准备的农村调查资料，以及中国地质调查所发表的中国本土及满洲的广泛矿产资料。除了这些官方报告以外，中国和日本的研究者（后者主要是为了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出版了数以百计的零散的地方调查材料。但这些材料没有一种单独地——不是所有的加在一起——提供了，或可以容易地从中推导出，有关人口、就业、股本、国民生产和消费、物价、税收、货币流通等的完整资料，供经济史学家对20世纪前半期的中国经济作确定的分析。对国民政府36个部门的介绍材料，见主计处的《中华民国统计提要，1935年》，包括大多数中华民国统计书刊的有用记载。严中平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收入范围很广的资料，很有价值；其中的资料都有精心的注释——尽管其编排和评注有倾向性，编者对“指数问题”显然缺乏知识。第2章的脚注提到了其他的原始资料和专题着作的集子。

只能在这种种不利的情况下考察民国这段时期的中国。包含在本章中的大部分微观经济的记述终究只不过是靠智力上的推测，尽管1933年的工业资料公认是比较详尽的。中国国内的资料虽然不足，但还没有被充分利用，而谨慎地利用日本机构如满铁对20世纪中国经济的调查或许将表明，它们比我们所认为的更有助益。读者留意及之。

3外国在华的存在

韦罗璧的《外人在华特权和利益》（第2版，1927年；2卷）对这整个论题是有用的概论，尽管过分地墨守条文。王绍坊有很好的同名中译本，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出版。

20世纪早期外国人在华的许多方面，在每个主要订约强国已公布和未公布的外交通信和领事报告中都有相当详细的反映。英国、日本和美国这些年的外交档案的缩微胶卷在主要的科研图书馆中都可以找到。中国方面的外交史可以在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收藏的外交部档案那一部分中加以研究。

在本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在中国发行的外人办的报纸和期刊有80或90种。其中有些是传教士的通讯，用中文或某种外文。大约到1920年为止，在主要的通商口岸和北京，但不包括满洲，主要的非宗教性的报刊见表39。这些外国报刊对外交档案提供了重要的补充材料。

表39 外国在华的主要非宗教性报刊

在华基督教教会数量极多的文献自然主要是传教士们自己出版的，反映了他们的观点。克莱顿·H.朱（音）的《在华美国传教士：从传教研究图书馆论题目录中精选的着作、文章和小册子》，列举了7000个条目，按详尽的论题分类，并不限于美国教会，尽管其书名是美国传教士。赖烈特的《基督教在华传教史》，虽然最早出版于1929年，仍然是一个好的起点。在华出版的新教徒的主要刊物是《教务杂志》（上海，1867—1941年）。《中国传教年鉴》（上海，1867—1941年），后改名《中国基督教年鉴》（1926—1940年），提供了对教会工作一切方面的每一年的评价。对20世纪传教活动的最新研究成果有：保罗·A.瓦格的《传教士、中国人与外交官：美国新教徒在中国的传教运动，1890—1952年》；费正清编的《在华的传教事业与美国》；杰西·G.卢兹的《中国和基督教院校，1850—1950年》；雪莉·加勒特的《中国城市里的社会改革者：中国基督教青年会，1895—1926年》；小詹姆斯·C.汤姆森的《中国面向西方之时：美国改革者在国民党中国，1928—1937年》；以及菲利普·韦斯特的《燕京大学与中西关系，1916—1952年》。关于中国基督教徒中的自主的本国教会运动的发展，可参看山本澄子的《中国基督教史研究》。

关于海关中的外国作用，可参看斯坦利·F.赖特的《中国争取关税自主的斗争，1843—1938年》。斯坦利·F.赖特的《赫德与中国海关》和费正清、凯瑟琳·布鲁纳等编的《北京总税务司赫德书信集：1868—1907年的中国海关》，揭示了赫德控制海关达40年之久。S.A.M.阿谢德的《中国盐务的现代化，1900—1920年》，分析了理查德·戴恩在盐税中的作用。我见过的北京科学出版社于1957—1962年出版的10卷《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丛书，重印了译自海关档案的重要文件，但除了第10卷关于民国时期处理庚子赔款支付问题的资料外，不包括20世纪的资料。

对外国在20世纪中国的经济作用，非意识形态的论述很少。基本资料可参阅卡尔·F.雷默的《中国的对外贸易》；卡尔·F.雷默的《中国的外国投资》；郑友贵（音）的《中国的对外贸易与工业发展》；以及侯继明的《1840—1937年中国的外国投资和经济发展》。罗伯特·F.德恩伯格的《外国人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1840—1949年》（载德怀特·H.帕金斯编：《历史剖析中的中国现代经济》，第19—49页）断定，属于外国的部门“无疑对中国国内经济做出了积极的、直接的贡献”。

4袁世凯时期

包括袁世凯的总统任期，并将辛亥革命和军阀主义的开始分隔开的中华民国的头四年或五年，很少被研究者和历史编纂者当作一个单元。有关的绝大部分集子和评论都是关心辛亥革命的副产品。学术上的注意随着清帝逊位迅速减少，随着孙逸仙集团1913年夏的受挫通常就完全消失了。这种兴趣方面的界限也表现于激发对民国革命进行研究的大型文件集：北京出版的8卷《辛亥革命》；台北国民党档案馆主持的丛书《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尤其是第二部分第3—5卷《各省光复》。《辛亥革命回忆录》中的一些回忆录继续到了民国初年，但涉及的时间通常都不长。为整个现代或至少是为20世纪前半期提供研究资料的系列书刊，尽管仍然很少，但却较好地提供了袁世凯时期的资料：台北出版的《革命文献》，和北京出版的《近代史资料》。这种集中注意力于辛亥革命而忽略其余波的倾向，起到了一些较早集子保持其价值的作用，着名的有：白蕉的《袁世凯与中华民国》，1936年出版；较近出版的沈云龙编的《袁世凯史料汇刊》。扩大出版资料的前景即将到来，因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已着手提供文件和编写中华民国史的雄心勃勃的计划。

对这一时期的总的看法，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为根据当时报纸和秘史撰写的着作所左右。中心话题是袁世凯和他的军阀后继者的丑闻。这个传统最有才华的代表可能是陶菊隐，特别是他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6卷（1957年）。这种情况——只靠浅薄研究支持的传统做法——对任何历史学家显然都提供了完全改变评价的机会。近年出现了异议，但没有人认为应当作出完全相反的解释。陈志让的《袁世凯，1859—1916年》（修订版，1972年）的最后部分提出一种有特点的解释：袁世凯是他那个时代的产物。爱德华·弗里德曼在《退向革命：中华革命党》（1974年出版）中注意袁世凯这些年的某些革命的对手。他使得关于孙逸仙革命动力的描述变复杂了，却没有降低孙逸仙对抗的正确性。欧内斯特·P.扬在《袁世凯的统治：中华民国初年的自由主义和独裁政治》中，试图撇开个人动机，并从争论问题和政治集团的新组合方面分析这位总统任期的政策，但发现政策有缺陷，而且经常是有害的。民国初年的这位总统仍然缺乏维护者。

密切注意一些次要人物导致了对这个时期的更正确的认识。在这方面梁启超提供了最令人注目的机会，因为他处于战略位置并留下了很多记载，包括上文提到的丁文江所收集的无可相比的书信集。张朋园已扩大了这种可能性，着有《梁启超与民国政治》。薛君度的黄兴传和K.S.刘的宋教仁传很有用。外国顾问在袁世凯总统任期引人注目的事件中扮演了某种角色。其中之一莫里循有关这几年的大量文件已精选出版：骆惠敏编的《莫里循通信集，第2卷，1912—1920年》。

民国早期的社会和经济史最初只好由集中于革命前的各种地方或省的研究补缀而成，见伊懋可、周锡瑞、玛丽·巴克斯·兰金和爱德华·罗兹的着作。对袁世凯统治时期经济政策的论述见菊池贵晴的《中国民族运动的基本结构——关于排外性联合抵制的研究》。关于民国早期的经济计划、地方农民斗争和正在兴起的妇女运动的论文，载于重要的日本学术着作：《中国现代化的社会构造：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近代中国农村社会史研究》，以及小野川秀美和岛田虔次编：《辛亥革命研究》。菲利浦·理查德·比林斯利1974年在利兹大学的博士论文《1911至1928年中国的盗匪活动，特别论及河南省》，论述民国初年的白朗匪帮。

学者们更系统地论述了外交关系，尽管关于国内分裂的争论很难予以澄清。蒲友书在未发表的密歇根大学1951年博士论文中，详细考察了重组贷款：《国际财团重组对华贷款，1911—1914年；战前外交和国际金融的一个事件》。关于西藏的英国国际关系和密谋的分析，见阿拉斯泰尔·拉姆的《麦克马洪线：印度、中国和西藏之间的关系研究，1904—1914年》；以及帕索坦·梅拉的《麦克马洪线及自此以后：英国、中国和西藏之间对印度东北边界的三方争论研究，1904—1947年》。这些年的其他重大的国际关系是和日本的关系。长篇论着中值得注意的有：李毓澍的《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上）》，马德琳·季（音）的《中国外交，1914—1918年》，和臼井胜美的《日本与中国——大正时代》。焦点当然是二十一条，自此以后在关系迅速恶化之前，中日关系没有完全恢复。

关于阻止袁世凯称帝和其后谋求驱逐他，学者们有持久的兴趣但无全面的论述，这可能是由于这类运动的性质很不相同。云南部分最受注意，并被看作真诚的反袁运动。中国的学术研究成果修正了完全归功于蔡锷的说法，并提出蔡锷从北京去之前先已存在的云南年轻军官的计划的重要性，见金冲及的《云南护国运动的真正发动者是谁？》，《复旦学报》，2（1956年）。寺广映雄赞成这种看法，见《中国革命历史的展开》。唐纳德·S.苏顿的着作补充了这一事件的新意义，见《省黩武主义与中华民国：滇军，1905—1925年》，从滇军的发展及其促成军阀主义的出现这一背境认识这一事件。因此，如我们所预料，如果其后的军阀时期是孕育于民国初年，那么其来源是多方面的。

5北京政府，1916—1928年

尽管原始资料很丰富，当时的军阀主义现象和思想革命也受到相当注意，但对北京政府却很少进行研究。关于1916—1928年时期历史情况的总看法，可参看J.E.谢里登：《分裂的中国：民国时期》。关于中央政府制度的研究，可参看钱端升的《中国的政府与政治，1912—1949年》，重印，纸面装；侯服五的《中国的中央政府，1912—1918年：制度研究》；更近一些的着作是安德鲁·J.内森的《北京1918—1923年的政治斗争：派别活动和宪政的失败》。

这些着作部分地依靠当时的中国报纸，如《顺天时报》（北京）、《申报》（上海）和《时报》（上海），以及在中国的外国报刊。报纸是进一步研究可利用的，并且有极有价值的剪报刊物：波多野乾一编的《现代中国之记录》，这份月刊从1924至1931年每月重印中国报纸上的重要文章约400页。为了更深入地了解政治事件，以中国、西方和日本当时人物的回忆录和观察资料来补充报纸之不足是很有帮助的。关于初步的指导书，可看施坚雅等编的《现代中国社会：有分析的书目》。许多重要的事实和一字不变的文件也记载于大体上论述当时中国的着作，如刘楚湘的《癸亥政变纪略》，孙曜的《中华民国史料》和岑学吕的梁士诒《年谱》。

从较少被利用的那些种资料可以了解到更多的情况。中国政府机构在很多公报中用文件证明其工作，阐述内阁及其下属政府官员所相信的、希望完成的和实际完成的事情。其中尚存的有许多部的公报、1916—1917年参众两院的公报、各种各样机构如1925年善后会议的公报。此外，政府还出版季刊《职员录》，研究者通过这份刊物可以探索高级官吏任职的连续和变化情况。

外交档案是另一类未被充分利用的资料。不管人们是按传统的说法把民国初年的外交看作中国的灾难，还是像本章这样更实际地看作中国和列强如何行动的历史，都需要更详尽地加以考察。关于这个论题，唯一的现代着作是梁肇庭的《中苏外交关系，1917—1926年》。这部书的书目列举了他所查阅的已刊印和未刊印的中国外交部文件。这个部关于中日关系的档案材料，见郭廷以、J.W.莫利编的《中日关系，1862—1927年：中国外交部档案目录》，附有很有用的中国、日本和朝鲜的人名表。已刊印和未刊印的美国、英国和日本的外交资料也同样重要；每一国资料的简要说明见安德鲁·J.内森：《近代中国，1840—1972年：资料和研究辅助手段概论》。外交报告因其包含中国国内政治的信息，当然很重要。

了解北京政治，需要对思想史、经济史和社会史这些有关的课题继续进行工作。到目前为止，我们对从晚清开始一直进行到南京十年及其后的宪制争论的具体内容了解甚少。这个课题可以利用政府公报、报纸和《东方杂志》之类的知识性刊物进行进一步研究。多亏张朋园（尤其是他的《立宪派与辛亥革命》、《梁启超与清季革命》、《梁启超与民国政治》）和张玉法等人的着作，我们对宪政的基本理论以及提倡宪政的势力的社会和政治性质了解得很多。

金融和政府财政是需要研究的另一个重要课题。贾士毅的简明而广泛的《民国财政史》提供了资料，其意义还要充分加以分析；弗兰克·M.塔马格纳的《中国的银行业与财政》是早期的成果，需要后继的作品。大致同一时期的许多日本的分析对这一论题是重要的，包括《支那金融形势》和香川峻一郎的《论钱庄资本》；其他的分析见于施坚雅的《现代中国社会》、费正清等的《日本的近代中国研究》和蒲地典子等的《1953年以来日本对近代中国的研究》。中国的金融杂志《银行周报》和《银行月刊》也透露了很多情况。

对外国学者和中国的研究者来说，派系活动在近代中国史中都是重要的论题。内森的《北京1918—1923年的政治斗争》，对什么是派系活动和派系活动怎样进行提供了一种分析；对20世纪头20年提出稍有不同解释的着作，其中有齐锡生的《中国军阀的政治斗争，1916—1928年》和吴应銧的《现代中国的黩武主义：吴佩孚的生涯，1916—1939年》。还可参看陈志让的《中国军阀及其派系的界说》。要解释这个问题在近代中国为什么如此严重，需要更多地研究传记。除了包华德和理查德·C.霍华德编的《中华民国传记词典》，要特别提出外务省以不同书名出版的一系列词典。

6军阀时代

研究军阀主义的资料，和军阀时期本身一样，非常混乱。迄今的大多数着作都采用个别军阀的政治传记的形式。地区性研究也已开始。当前的需要是查找那些还没有研究的人物的传记材料，和军阀时代专题研究的地方及地区的历史资料。了解资料大致类别的方便方法是阅读斯蒂芬·菲茨杰拉德的文章《关于国民党和中华民国的资料》，载唐纳德·D.莱斯利等编：《中国历史资料论文集》，以及内森的《近代中国，1840—1972年》。

对军阀主义最全面的研究着作是齐锡生的《中国军阀的政治斗争，1916—1928年》；齐锡生从力量均势方面分析军阀关系，这是有争论的，但他提供了许多有足够文件根据的知识。卢西恩·W.派伊的《军阀政治：中华民国现代化中的冲突与联合》，讲述的内容比书名表示的要少，不过仍然提出了许多有益的问题。韦慕庭的《民族主义制度下的军事割据和再统一过程，1922—1937年》，提出了有创见的议论。詹姆斯·E.谢里登的《分裂的中国：中国史中的民国时期》，致力于概括论述军阀主义这段历史。

李剑农的《中国近百年政治史》是优秀的中文近代政治史概观——写得很好的主要政治事件的确实可靠的纲要。邓嗣禹和杰里米·英戈尔斯的此书的英译本《中国政治史，1840—1928年》有节略，因而和原着有所不同。注意力特别集中于军阀的着作是陶菊隐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引证史料不严谨，但被广泛利用。陶菊隐的《督军团传》论述军阀时期的早期，着重1917年复辟之前的种种密谋。一部重要的日文着作是波多野善大的《中国近代军阀研究》。

关于军阀时期的军事史，没有令人满意的英文着作。拉尔夫·L.鲍威尔的《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1895—1912年》截止于民国肇始之时，而刘馥的《现代中国军事史，1924—1949年》，主要致力于民国晚期。基本的中文着作仍然是文公直的《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写于1930年，有许多关于军事组织的很专门的知识。《北伐战史》表明了国民党对与军阀进行斗争的看法。国民党档案馆的《革命文献》包括了与军事事务有关的文件。

包华德和理查德·C.霍华德编的《中华民国传记词典》，有有用的详情，但只记述了为数不多的人物。可以补充这部词典的是伍德海编的《中华年鉴》的传记部分，和上海《密勒氏评论报》出版的《中国名人录》，1925年版。园田一龟的日文传记词典，由黄惠泉和刁英华译成中文：《分省新中国人物志》。还可参看贾逸君编的《中华民国名人传》。许多中文的小型传记词典，有些专收特殊地区的人物，是民国中期的产物，使用时要当心；其记载往往很粗略，而且有时是错误的。

不少民国初期的活跃人物发表了回忆录。例如，黄绍竑的《五十回忆》，刘汝明的《刘汝明回忆录》，刘峙的《我的回忆》，曹汝霖的《一生之回忆》。徐树铮之子发表了他父亲的传记，即徐道邻的《徐树铮先生文集年谱合刊》。较短的回忆录和其他的传记及自传资料按期在月刊《传记文学》上发表。

对军阀研究饶有兴趣的是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中国口头历史项目中的自传资料。唐德刚编的《李宗仁回忆录》已经出版。《张发奎将军对夏连荫讲述的回忆》（有关军阀时期的部分在某些情况下是坦率的），是率直而非常吸引人的记载。

在英文的政治传记中，唐纳德·吉林在《军阀：1911—1949年在山西省的阎锡山》中详细记述了这位所谓的模范都督的事迹。詹姆斯·E.谢里登的《中国的军阀：冯玉祥的一生》，研究了这位基督教徒将军。吴应銧在上述的着作中，研究了一度是直系首领的吴佩孚。谢文荪在《一个军阀的思想和理想：陈炯明（1878—1933年）》中，论述了这个南方军阀的精神生活。这些人中每一个都留下了一大批作品。关于他们的中文、日文书和论文见上述研究着作的书目。

黛安娜·拉里的《地区和国家：1925—1937年中国政治斗争中的桂系》，研究主要军阀集团中的一系，对近代中国的地方主义和黩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