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_19

国民党的人拍发调回西江地区部队的电报，以帮助他们。①

进攻的上午，苏维埃政府宣布成立。中共广东省委已经印了几千份传单，宣告广州苏维埃的成立及其政治纲领，并吁请群众支持。《红旗》也印发了列有新政权官员名单的相似的传单，新政权将以海员工会的受人欢迎的领导人苏兆征为首，他此时还在外国。他的职务暂由张太雷代理。其他9人在工农兵苏维埃中担任其他11个职务，他们大部分，也可能全部是共产党员。除苏兆征外，其他4人也是劳工领袖。②根据警察的估计，虽然约有3000名工人参加了战斗和掠夺，但他们只是广州参加工会的工人（估计有29万人）的一小部分。其他的人或是被前八个月的镇压吓得不敢动弹，或是已经对共产党的工会领导十分敌视，以致他们不是袖手旁观，就是反对起义。几乎没有对苏维埃的民间支持。店主们采取了政变时的传统策略：关门以防抢劫。他们的学徒和店员仍持消极态度。很少武装的士兵参加叛乱，而民众对两次为显示民众支持而举行的集会敬而远之。③要是在起义前号召举行一次总罢工，情况是否会有所不同？革命军事委员会已经决定不打算号召罢工，因为共产党在劳工中的地位太弱了；但后来政治局因为这一错误而加以指责。

第二天，张太雷在战斗中被杀，年29岁。张太雷是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缔造者之一，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他是这两个组织的一个主要人物，特别是在与共产国际的关系方面。他是1925年省港大罢工的组织者之一，曾担任鲍罗廷的广州办事处的主要秘书，后来是鲍罗廷在武汉时的中文秘书。由于他的死亡，叶挺将军负起了指挥之职，但叶在此以前有18个月不在广州，对当地情况、党员和支持的来源都不熟悉。他的仓促集结起来的部队很快碰上了占压倒优势的敌人。

张发奎将军和李福林将军从西江地区召回他们的部队，他们在12月12/13日晚到达河南岛和广州郊外，薛岳师的一个团和莫雄率领的独立团也同时到达。13日清晨，炮舰以机枪扫射沿江的马路，为从河南岛渡江登陆的士兵扫清障碍。其他部队从西、北、东三面逼近。急于算老帐的机器工会工人的战斗队参加进攻。收复公安局（苏维埃所在地）的战斗持续四个小时。到黄昏时，一切战斗都已停止。许多参加叛乱的工人和士兵阵亡，其他人躲藏了起来，有的人朝西北方向逃走。实际上所有叛乱的计划者和领导人都成功地从这条或那条路逃走了。共产国际驻穗的代理人及协助制订计划和提供经费的牛曼也溜走了。

两名俄国人在与薛岳部队战斗时被杀，参加防卫工农兵苏维埃总部的其他两名俄国人被俘。副领事M.哈西斯带着手榴弹乘领事馆车试图到苏维埃总部时被捕。搜捕者还俘获藏在领事馆附近的其他两名俄国人。这五人游街后被枪决。在搜查俄国领事馆时，领事鲍里斯·波克瓦利斯基连同他的妻子以及几名俄国妇女和儿童一起被捕，但使馆团干预并说服愤怒的当局饶他们一死。广州的新政权在年底把他们驱逐出境。①据说在领事馆发现的文件说明领事馆与密谋有牵连。俄国外交部则否认领事馆与起义有任何关系。

三天的战斗、纵火和抢劫使广州受到很大的破坏。战斗结束时到处是尸体，根据警察后来的报告，46条街上将近900座建筑物被烧光。共产党广东省委在事后几个星期估计，200多名共产党同志和2000多名赤卫队和红军被杀，但是敌人一方死亡不超过100人。在起义中被杀的人，很可能少于平息起义后被屠杀的人。行刑队围捕了几千名嫌疑者，在肆意报复中把他们处死。美国领事馆当时估计，被处决的男女在3000至4000人之间，其中许多人是无辜的，与起义毫不相干，而当局则承认杀了2000人。后来，共产党史料报道的损失甚至更大。①

由于苏联领事馆对广州起义所负的责任，南京国民党政府命令关闭国民党辖区内所有的俄国领事馆和其他机构，并将其人员驱逐出境。在汉口，驻军司令胡宗铎下令搜查苏联领事馆及其他一切被认为隐藏有共产党员的机构。12月16日，士兵、警察和便衣警察突袭和搜查领事馆及其他机构，在法租界和以前的三个租界围捕了200多名被怀疑的中外人士。士兵们包围了武昌的武汉大学及其他学校，抓走了数百名学生。随之而来的是处决劳工领袖和学生，其中许多人是妇女。12月17日，两个有名的左派在日租界被捕，立即处死：一个是李汉俊，中国共产党缔造者之一，但不再是党员；一个是詹大悲，他是着名的反清革命者、孙逸仙的同事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①

汪精卫成立的政府的大部分成员不体面地离开广州，有的人还在省的金库中取走了经费。张发奎和黄琪翔形式上对广州起义负责，交出了他们的指挥权。他们调自己的部队去东江地区，在那里被陈铭枢的部队打败。李济深的部队在12月29日收复广州，他也在1月初回城。

这样，到了年底，汪精卫一派已经丧失了他的权力基础。汪精卫正在前往法国的途中，他的大部分重要支持者都黯然失色。由于八个月的镇压和几次未遂的起义，中国共产党遭到很大的破坏。20多名最优秀的领导人和数千名党员及追随者被杀。将要花多年的殊死斗争，才能把残破的党重新建立起来。

① 本书对南昌起义的描述主要根据这次反叛的计划者和参与者——张太雷、李立三、周逸群和张国焘——在战败后不久的1927年10初到11月初所写的报道，这些报道发表在10月30日和11月30日的中国共产党的新刊物《中央通信》上。韦慕庭在他的《战败的废墟》中把它们译成英文，载《中国季刊》，18（1964年4—6月），第3—54页。王健民的《中国共产党史稿》1，第534—552页的精采论述的依据，也是这些文件以及一些国民党的史料。他提供了有用的战斗序列表。萧祚良的《从南昌到汕头》，载他的《1927年的共产主义：城市与农村之对抗》，是另一篇根据这些原始材料以及张国焘和龚楚的回忆录整理而成的有价值的论文。张国焘的《中国共产党的崛起》1，第672—677页和2，第3—55页，部分地根据他当时的报告提供了带感情的回忆报导。又见哈里森：《通往权力的长征》，第120—123页；和雅克·吉勒马兹：《中国共产党史，1921—1949年》，第150—156页。

② 克莱因、克拉克：《传记辞典》，第1066页列出了40名已知的参加制订计划和行动的人。朱德给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提供了回忆性的报道，发表在《伟大的道路》，第200—209页。

③ 汪精卫在8月5日向武汉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会议的报告中，提供了起义消息如何报告给这次会议、张发奎想前往南昌而没有成功和汪精卫对这件事大发雷霆等有趣的内容，根据国民党档案馆所藏的会议记录，转载于《共匪祸国史料汇编》，1，第485—488页。

① 韦慕庭：《战败的废墟》，第31页。

② 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第205页。在回忆1937年的这件事时，朱德似乎仍有深刻印象，他说，“在这所外国医院中的傅医生和英国医生竟照顾我们的伤员！”

① 克莱因、克拉克：《传记辞典》，第247页。

① 这些叙述根据李又宁的慎审的研究《瞿秋白传》，第232—248页。李博士确定了14名会议参加者，并指出以下的人为新政治局委员：瞿秋白、向忠发、李维汉、罗亦农、彭湃（缺席）、苏兆征和蔡和森；候补委员4人为张国焘（缺席）、张太雷、毛泽东和彭公达。萧祚良根据未参加会的张国焘的回忆，提出了一张不同的名单，并认为会议地点在九江。萧祚良：《1927年的中国共产主义》，第39—46页。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1，第503页，和哈里森：《通往权力的长征》，第123页，都肯定会议地点在汉口。

② 八七会议的文件发表在《中央通讯》，2，1927年8月23日。有几篇转载或摘登在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1，第504—528页，和《共匪祸国史料汇编》，1，第445—484页（两者都避讳而去掉了蒋介石的有关材料）。《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和策略决议案》，在朴的《中国共产党文献集》中有英文译文；布兰特、许华茨、费正清的《文献史》，第102—123页有《告全党党员书》和各项决议案的摘要。在这次会议上成为政治局领导的瞿秋白，约在一年后在莫斯科作了长篇报告，内容是会议前的时期和他领导的时期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几个问题。他报告的后半部被译成英文，发表在《中国的历史研究》，5.1（1971年秋），第4—72页。

① 起义的基本材料载《中央通讯》，4—7期和11期，8月30日，9月12、20和30日，10月30日（1927年11月后期也有可能）。这个材料中选出的文献由朴在其《中国共产党文献集》中译成英文：第9号（第59—66页），《湖南湖北起义计划决议案》；第12—18号（第87—113页），关于湖南的文件；第30—32号（第201—215页），关于湖北的文件；第23号（第133—145页），起义后的文件。计划决议案的摘要及其他内容戴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1，第533—560页。这个决议和1927年11月14日的《政治纪律决议案》（未提对失败的责备）在郭华伦的《中共史论》，1，第462—467页有译文。广泛详尽的《湖北秋收暴动报告》，载《中央通讯》，第11期，在日本有错误百出的文本，由三上谛听、石川忠雄和芝田稔译成日文，载《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资料集刊》，大阪，1916年。第二手整理的学术着作有小罗伊·霍夫海因茨：《秋收起义》，载《中国季刊》，32（1967年10—12月），第37—87页，附地图；萧祚良：《1927年的中国共产主义》，第39—80页，附地图；李又宁：《瞿秋白传》，第249—260页。

① 霍夫海因茨：《秋收起义》，第51—57页；萧祚良：《1927年的中国共产主义》，第62—67页。

① 关于毛与政治局冲突的权威性的讨论见斯图尔特·施拉姆：《论1927年毛泽东“异端”的性质》，载《中国季刊》，18（1964年4—6月），第55—66页，讨论根据当时俄国人和中国共产党的文件。霍夫海因茨：《秋收起义》，第61—66页，和萧祚良：《1927年的中国共产主义》，第46—53页也讨论了分歧。

② 这里的叙述根据前面所引的霍夫海因茨和萧祚良的着作以及斯图尔特·R.施拉姆的《20世纪的政治领袖：毛泽东》（第120—125页）对毛的作用的令人注意的推想。它们都根据《中央通讯》的文件，但细节颇不相同。

① 1936年，毛泽东生动地向斯诺谈了他逃脱的情况，在《西行漫记》中成了不朽之说。

① 霍夫海因茨：《中断的浪潮》，第239—248页；卫藤沈吉：《海陆丰——中国的第一个苏维埃政府》，2，《中国季刊》，9（1962年1—3月），第165—170页；韦慕庭：《战败的废墟》，第21、36和43页。

① 李云汉教授根据国民党的档案材料，在他的《从容共到清党》，第756—812页探讨了统一的复杂过程。关于南京和汉口从8月8日至9月20日交换的电报，见《革命文献》，17，第3104—3109页。

① 对蒋介石在这个关键时刻引退有不同的解释。他的引退声明载《革命文献》，15，第2567—2573页和《中华年鉴，1928年》，第1380—1385页。关于蒋介石代理人勒索性的筹款，见小帕克斯·M.科布尔：《国民党政权和上海资本家，1927—1929年》，载《中国季刊》，77（1979年3月），第1—24页。又见科布尔博士同一论题的着作。

① 《北伐战史》，3，第851—916页；《国民革命军东路军战史纪略》，第94—105页；乔丹：《北伐》，第138—141页。在采访中，李、白两位将军回忆龙潭之战，认为它对北伐的胜利是至关重要的。

② 姓名和细节，见《从容共到清党》，第766—769页。又见高荫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68—269页。

① 汪的辞职电报载《革命文献》，17，第3105—3106页，以及《中华年鉴，1928年》，第1391页。

② 关于名单，见《中华年鉴，1928年》，第1390—1397页。

③ 《从容共到清党》，第775—777页，以及《关于美国外交关系的文件，1927年》，2，第31—32页。高荫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73页。

① 《从容共到清党》，第780—782页，部分地根据《革命文献》，17，第2996—3064页陈训正关于反唐战役的报道和文件。乔丹：《北伐》，第145页。《关于美国外交关系的文件，1927年》，2，第36—37页。

① 高荫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69—273页。《从容共到清党》，第777页说汪在10月28日抵达广州。

② 高荫祖：《中华民国大事记》，10月14日、11月1日和8日。又S.伯纳德·托马斯：《1927年的中国革命和广州公社中的“无产阶级霸权”》，第21页。

③ 董显光：《蒋介石》，第100—101页。结婚日期是在12月1日，采用民间和基督教的仪式。后来蒋介石皈依基督教。

① 入江昭：《帝国主义：探求远东新秩序》，第157—158页，根据日本外务省的记录。

② 高荫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74页。英国外交部405/255，机密，《关于中国的进一步通讯》，第13448号，1927年10—12月，第116号，附件，广州总领事璧约翰致北京蓝普森，1927年11月22日，描述了前几周广州的政治，包括宋子文的来访。

① 李云汉提供了生动的报道，他引了黄绍竑和李济深对张发奎的尖锐指责：《从容共到清党》，第790—794页。高荫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75页。《关于美国外交关系的文件，1927年》，2，第35—36页。总领事璧约翰在前面所引的报道中推测，李济深并非受骗，而是知道自己在广州地位不稳才去上海，由黄绍竑来“背包袱”：根据掌握的证据，这似乎不可能。

② 《从容共到清党》，第792—794页；高荫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75—276页。关于有关的文件，见《革命文献》，17，第3113—3122页。

① 高荫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76—278页；《中华年鉴，1928年》，第1400页；英国外交部405/256，机密，《关于中国的进一步通讯》，13583，1928年1—3月，第154号，附件。上海总领事巴尔敦致北京蓝普森，1927年12月11日，这是一份关于准备会议的消息灵通的报告。巴尔敦爵士列举了35名参加会议的人，胡汉民因未参加而最惹人注目。巴尔敦举出以下数人为反对汪精卫一派的“南京死硬派”：谭延闿、蔡元培、李石曾、李宗仁、李济深、伍朝枢和吴铁城，一个很有趣的结合。关于蒋介石对会议参加者的呼吁，见《革命文献》，16，第2875—2879页。关于讨伐张、黄的命令，见《革命文献》，17，第3122—3124页。

① 汪精卫的自辩书和引退声明载《革命文献》，17，第3134—3145页。

① 几乎所有的中共党史都描述了广州起义，起义在全世界的报纸上都有详细报道。以下是观察者的报道：J.卡尔文·休斯顿：《1927年12月11—13日中国广州的农、工、兵的叛乱》。致美国驻北京公使马克谟第699号快信，1927年12月30日，藏于胡佛研究所，斯坦福，加州，J.卡尔文·休斯顿藏件，第2袋第2部分第5夹第20件。（第12件是1927年12月11日的中文传单原件，它宣布成立苏维埃和一份官员名单。）总领事休斯顿电报报告的要点可见于《关于美国外交关系的文件，1927年》，2，第39—40页；美国国立档案馆有它们的缩微胶卷。英国外交部405/256，机密，《关于中国的进一步通讯》，13583，第71号，附件1，1927年12月15日广州詹姆斯·布雷南致北京蓝普森，记事；附件3，12月11日广州散发的传单英文译文；同上，第80号，附件4，香港总督金文泰致伦敦殖民大臣，12月15日，记事；附件5，12月11日《红旗》的英文译文，宣布广州苏维埃成立和官员名单。英国外交部371/13199中有许多金文泰总督发出的快信，提供了12月至1928年2月广州和广东形势的情报。斯威舍伯爵在起义进行时至粉碎后在广州，他提供了目击者的生动报道，报道载肯尼思·W.雷亚编：《革命中的广州，斯威舍伯爵文集，1925—1928年》，第89—125页收了文件的译文和景象可怕的照片。《共匪祸国史料汇编》，1，第510—565页转载了12月13—15日中文报纸的报道，以及一份有价值的文件，1928年1月3日中共政治局决议《广州起义的意义和教训》。广泛使用回顾性文献的有学术性和详尽注释的着作有：S.伯纳德·托马斯：《中国革命和广州公社中的“无产阶级霸权”》；萧祚良：《1927年的中国共产主义》，第134—156页；和《从容共到清党》，第794—799页。

② 计划以11月18日《中央通告第十六号》形式出现，载《中央通信》，13（1927年11月30日），第1—6页。

① 托马斯：《中国革命和广州公社中的“无产阶级霸权”》，第21—22页。

② 同上书，第23页。

① 《革命文献》，17，第3124—3125页。

① 12月15日总领事璧约翰报告所言，载英国外交部405/256，机密13583，第71号，附件1，见本小节第1条脚注。

② 英文译文同上，附件3，和第80号，附件5。照片和斯威舍的英文译文，载雷亚编：《革命中的广州》，第99—102页。苏兆征、张太雷、陈郁、彭湃（未在）、杨殷、叶挺和恽代英的传记见克莱因、克拉克：《传记辞典》。名单的其他数人是周文雍、黄平、何来和徐光英。

③ 叶挺后来雄辩地描述了广州人对起义的敌视和厌恶；引于萧祚良：《1927年的中国共产主义》，第141—142页。

① 休斯敦：《广州的农、工、兵的叛乱》，第36—38页。被杀的人的照片藏于胡佛研究所，J.卡尔文·休斯敦藏品，第2袋，第2部分，第3夹，第11号。收藏品中还有副领事哈西斯的私人文件。

① 萧祚良：《1927年的中国共产主义》，第142页引了广东省委1928年1月1—5日通过的《广州起义决议案》；休斯敦：《广州的农、工、兵叛乱》，第28页；和托马斯：《中国革命和广州公社中的“无产阶级霸权”》，第27页引了载于L.P.杰柳辛编：《广州公社》第207页的1928年1月《布尔什维克》第12期的材料。

① 英国外交部405/256，机密……13853，第144号，附件1—6，代理总领事哈罗德·波特，汉口，1927年12月1日致北京蓝普森，附1927年12月17—21日《汉口论坛报》关于突然搜查的报道摘录，它报告有70O多名中国涉嫌者和17名俄国人被捕，提供了20名被处死人的姓名，其中5名是女学生，年龄从20至26岁。李汉俊传记见克莱因和克拉克编：《传记辞典》，詹大悲传记见包华德和霍华德编：《传记辞典》。奇怪的是，突然搜查显然未能抓住12月14和15日在汉口参加湖北省党代表大会的39名共产党领导人，萧祚良的《关于1927年武汉起义的争论》有叙述，载《中国季刊》，33（1968年1—3月），第108—122、133页。

最后的冲刺——占领北京和南京成为新首都

最后的冲刺——占领北京和南京成为新首都

重新向北京进军的准备工作

为了在军事上统一中国，此时国民党内最有影响的党员蒋介石必须获得足够的财力，重新集结广为分散的军队，并努力把党的领导集团重新团结起来。他说服宋子文重新出任财政部长，在广州时期，宋在这一方面已经表现出非凡的能力；宋子文计划以各种方式增加收入；此时把收入解往政府的只有江、浙两个省。在1月7日就职的那一天，宋宣布每月的收入不足300万元，但支出是1100万元。他希望到3月份能够把收入增加到1000万元。①

要重新建立一个战而能胜的军事联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原来英勇善战的第4军此时已经大为削弱，它的几名最高将领已经引退；大部分老第8军已被赶回湖南，它的军长又在日本；正在湖北建立其权力基地的第7军，由蒋介石的对手李宗仁和白崇禧率领，他们又与南方的黄绍竑和李济深有联系。张作霖的奉军和张宗昌的鲁军，对蒋介石能够指挥的大杂烩军队来说仍是难以对付的敌人；但是仍有希望：冯玉祥和山西的首脑阎锡山（他在去年6月份已经举起国民党旗帜，但在10月份与张作霖发生冲突前，与张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在进军北京时可能进行合作。蒋介石在1月4日回到南京，9日宣布重新任总司令。他还发出了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会的初步号召。

事情很快就一清二楚：蒋介石及其亲密的支持者打算改造和净化国民党，并企图重新组织一个领导集体。当时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会宣布，五个省的省党部在改组前应停止活动，浙江和江苏的党的分部正在改组。蒋介石从1月13日至2月1日，把举行拖延已久的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的一切事情安排妥当。除了在议事日程和说服几个派系不要提出敏感问题等方面取得一致外，蒋介石必须解决一个问题，即准许谁参加会？两年前在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的13名共产党党员当然不得参加这次全会。但是，汪派中许多人对12月份广州共产党的大破坏负有罪责，或至少是疏于职守，对他们该怎么办？5名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提出，汪精卫及其8名同事应排除在外。但结果，只有汪精卫、陈公博、顾孟馀和甘乃光不准参加。其他的人可以来。蒋介石的三个反对者胡汉民、孙科和伍朝枢很容易被说服带着巨额资金出国进行考察，还有其他几个人可能不希望参加。①

29名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委员和候补委员出席2月2日联席会议的开幕式。在世的委员和候补委员有77人，其中约50人可以到会。以后，出席会议的人数在30人上下。②全会有三个主要任务：定出党的政策的新方向，停止过去的争论，选出新的管理机构。

与会者听取了蒋介石的政策建议：为了代替共产党鼓动的阶级斗争意识形态，国民党应提倡国内互助和合作精神。一切宣传都要以已故领袖的《建国方略》为基础，即以受布尔什维克直接影响之前的孙博士的思想为基础；一切受共产党影响的时期的口号都应停止使用。党的出版物应予严格监督；禁止反党或反政府的宣传；对外事务的一切公开言行应符合党的政策。国民党应予净化，办法是在党员重新登记前解散所有省的党的机构，和撤消中央和省党部内的农民、工人、商人、妇女和青年各部。目前只能有三个部：组织部、宣传部和党训部。一切群众运动必须置于国民党的控制之下，必须清除群众运动中的共产党影响，农民协会和工会的武装力量应予严厉处理。教育应强调科学，学生应把他们的注意力放在国家建设方面。①这个保守的建议很快得到全会批准，全会这时清除了内部所有的激进分子和除少数以外的左派党员。它预示了国民党以后的发展方向。

为了掩盖武汉和南京对立两派之间以前的冲突，全会批准了一个妥协方案：以前所有关于联俄容共政策的决议应予作废，而另一方面，作为南京反共运动一部分内容而把一些人开除出党的决定都应宣布无效。但是，将进行一次彻底的党员重新登记；这次全会特别注意清除两个委员会委员中的共产党员。它还以彭泽民和邓演达甘为暴乱的同谋为理由，把他们清除出去，同时还停止了徐谦的中执委委员的权利，和其他两名中监委候补委员的权利。为了填补缺额，空缺由候补委员依次补上。②

全会考虑和通过了一批议案。国民党政府这时应该更加精心地组织起来，它下设七个部的行政院、最高法院、考试院、监察院、大学院、审计院、法制局和四个委员会（建设、军事、蒙藏和侨务）。它不完全是孙逸仙设想的五院制，而是倾向于这个方向，而且它的大部分仍不过是一个计划。必须在新的中央直接监督下改建国民党。还通过了军事组织的标准制度，批准在军队中改革政治工作——共产党党员已经深入地渗入这一领域。（蒋介石已经选定他的密友、反共思想家戴季陶为政治训练部领导。）全会还举行选举，但不清楚候选人名单的准备过程。蒋介石、于右任、戴季陶、丁惟芬和谭延闿被选进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会，另外4个位置留给在国外的领导人。49人被任命而进入政府委员会，其常务委员会由谭延闿（任主席）、蔡元培、张静江、李烈钧和于右任组成。新的军事委员会有73人，它的常务委员会有11人，由蒋介石任主席。这样，几个新的委员会安排了当时有良好名声的所有国民党人士和军事领导人，但是其常务委员会则预先安排了保守的老资格党员或有实力的军事指挥官。蒋介石负责军事，而谭延闿似乎被委以监督政府事务之责。①

随着这些政治安排的完成，蒋介石开始为向北京的最后军事冲击进行各种准备。两个月前，冯玉祥已派一支军队沿陇海铁路进军，何应钦已派第1路军沿津浦铁路北上。两支军队在12月16日在两条铁路交叉的战略城市徐州会师。2月9日，蒋将军率其参谋人员离南京到徐州检阅了部队，然后在2月16日前往开封与冯将军会谈，商讨重新进攻之事。冯玉祥的国民军部分地接受南京政府的资金和某些军事给养。冯玉祥还有几个朋友在南京政府任职，黄郛任外交部长，孔祥熙任实业部长，薛笃弼任内政部长。汉口也提供冯玉祥一定数量的资金和武器，也许是作为一种礼物，因为广西的将领们在湖南忙于征战，他们对向北的征战不感兴趣，广州的李济深也是如此。2月28日，新成立的中央军事委员会宣布，蒋介石将指挥第1集团军，冯玉祥指挥第2集团军，阎锡山指挥第3集团军。前第1路军军长何应钦已被任命为北伐联军的总参谋长。②

用了约一个月时间才把重新发动的北伐所需要的部队、弹药、给养和资金集中起来。在纸面上，蒋将军统率的第1集团军的大军有分属于18个军的60多个师，这18个军又分归刘峙、陈调元、贺耀组和方振武指挥的四个军团。第1军团由原来的第1军发展而成，由黄埔军校的教官和学生任军官，但它还有张发奎和朱培德提供的几个师和军。与往常一样，第1军团是参战的几个军团中装备最为精良的一个。①陈调元将军是北方人，原来的安徽省督办，1927年3月倒向国民党一边，从而为进军南京打开了通路；但他仍是一名旧式军阀。贺耀组将军在北伐的第一阶段已把他的湖南师带到国民革命军中，并且曾参加夺取九江和南京的战役。他的师已扩大为第14军，守卫南京地区。方振武的革命资历可追溯到辛亥革命，他曾与广州的几个反对派政府有联系。在此以后，他在冯玉祥的国民军中担任过指挥官，1927年5月参加冯玉祥从山西向河南境内的进军。然后他带了他的一支小部队参加国民革命军。这四个军团、其他几支杂牌军和冯玉祥的第2集团军的一部分，负责通过山东进军。这支大杂烩部队与将近两年前从广东开始北伐的有高度信仰和经过较好训练的五个军完全不同。①到北京大约有500英里的距离。

在战役开始以前不久，外交部长黄郛和美国驻华公使马克谟就南京事件的解决办法进行了谈判。谈判是在双方作了相当大的努力和南京政府3月16日公布了两道命令以后进行的；一道命令是宣布与南京事件有牵连的一批士兵和另一些人已被处决，另一道命令是外国人和外国人的财产必须得到充分的保护。两个代表互换了商定的照会，照会表示遗憾，作了解释，并在3月30日签署，这离暴力事件和炮击南京已经有一年多一点的时间。就美国而言，这样就结束了与南京的外交困难，虽然外交承认要晚得多。但对几名中国官员来说，这个解决办法远不是令人满意的，因为美国一方只表示了遗憾，说“局势失控，有必要采取这样的措施〔即海军的炮击〕以保护南京的美国公民”。对许多中国人来说，南京事件就是美英炮击南京城。英国公使蓝普森也访问过南京并与黄郛进行了讨论。但他们未能找到一个可以接受的方案。②

最后的军事战役

张作霖元帅全面指挥安国军，这是他自己的奉军、孙传芳的残部以及褚玉璞和张宗昌率领的直隶军和鲁军的不牢固的联盟。奉军负责防守北京以及通往南方和西面的铁路线；孙传芳和鲁军在东面守卫津浦线。但是直隶的大部分和山东西部是开阔的平原，难以防守，更难守住骑兵。西侧的阎锡山使京汉线的防御复杂化了。

冯玉祥的第2集团军打响了国民革命军的春季战役，打进山东的西南，并且在西面对奉军进行了一场牵制战。国民党的第1集团军约在4月9日参加山东的战斗，它沿铁路线推进，并且派一支纵队在沿海附近北上，切断省城济南通向青岛港口的铁路。张宗昌的部队没有显示出什么斗志，但是孙传芳试图反攻。他遭到惨败，从而开放了夺取济南的道路，孙良诚将军带领国民军骑兵于4月30日进了济南城。但是在西线，奉军顽强抵抗第2集团军，第2集团军只推进到河南北端离北京仍约有400英里的彰德（安阳）。4月份，奉军还沿京绥铁路和石家庄通往省城太原的铁路进行先发制人的进攻。就在战斗的这个时期，即5月份的第1周，正在挺进的国民革命军和已被调往济南去保护在那里居住的本国国民的日本正规军之间，发生了一场激烈的流血冲突。

济南事件，1928年5月3—11日

田中政府虽然对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的运动有好感，但也没有忘记北伐初期几个阶段发生的南京事件和其他的排外动乱。为了在国民革命军重新挺进时作好准备，日本的内阁、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就如何能最妥善地保护华北的日本国民一事进行辩论：

有人主张派一支远征军，也有人反对。①蒋介石和外交部长黄郛试图使日本放心：国民党政府及其军队在它控制的地区将保护日本人的生命和财产。但是在4月初期，形势趋于明朗，即军事讨伐有可能通过济南向前挺进，尽管田中男爵在此以前，曾向蒋介石和冯玉祥提出绕过这座有2000名日本平民居住的城市的要求，于是日本政府决定行动。到4月18日，田中首相被陆军省说服，并经日本内阁同意，从第6师调一支有5000名士兵的远征军前往山东。公开的声明设法使中国放心，日本无意干涉内战，当不再需要保护日本国民时，部队将撤走。北京政府和南京政府都抗议这种侵犯中国主权的行为，而公众的反日情绪迅速高涨。可是，国民党人希望避免冲突。国民党和总司令下了严厉的命令，防止在日本人居住的地方出现反日骚乱和敌对行为。

指挥在4月25至27日到达青岛的第6师的福田彦助将军，自作主张地命令部队前往济南，约500名士兵在4月30抵达，此时北军已撤离此城。这支日本小部队立刻在济南城内立桩标出绝大部分日本人居住的地区——人称日租界——并设立路障，禁止中国人进入。次日孙良诚将军及随后的第1集团军的其他部队涌进济南。当蒋介石在5月2日来到时，他要求福田将军撤军，向他保证维持城市的安宁。福田将军同意，当晚日军撤掉路障，似乎准备离开。向国民党统治的和平过渡似乎是可能的。

不幸的是，5月3日早上发生了双方小部队之间的战斗。战斗的起因和责任成了双方争论不休的问题。局部事件迅速发展成具有强烈民族主义意识的日中两国士兵之间的全城战斗，尽管蒋将军和福田将军力图制止。双方都进行了加剧冲突的屠杀。①最后，实行了停战，中方同意除留几千名士兵在城内维持秩序外，撤出全部部队。蒋介石显然希望避免陷入只会妨碍他向北京进军的危险冲突之中而不能自拔。

但是，福田将军决心要通过惩罚中国人来维护日本军队的尊严。他要求增援，田中首相和内阁在5月4日决定从朝鲜和满洲再调派部队。5月7日，日本的将领因援军已到济南，准备采取激烈行动。②当天下午，福田将军把一份限期12小时的最后通牒交给中国的代理外交特派员。它要求惩办负有责任的高级中国军官；在日军面前解除负有责任的中国士兵的武装；撤去济南附近的两个军营；禁止一切反日宣传；所有中国军队撤到胶济线两侧20里（约7英里）以外。这样侮辱人的要求是任何中国将领所不能同意的。当晚，已离开济南的蒋介石及其随从参谋讨论了这个新问题；次日上午，蒋将军送去了只满足其中几项要求的调和性的答复。福田将军坚持，由于他的最后通牒没有在12小时内被接受，他被迫采取行动以维护日本军队的尊严。5月8日下午，日本人在城市及周围地区发起进攻。到11日，经过激烈的战斗以后，留城的中国部队已被制服。城市遭到很大破坏，数千名中国士兵和平民被杀。再没有什么更能煽起中国人对日本的仇恨火焰了。①

济南事件使中国国民党人与日本和解的企图成为泡影，但是政府尽一切可能防止与其强大邻邦发生进一步的麻烦。国民党政府要求国联进行调查，呼吁美国政府支持它，但这些要求都没有产生什么效果——以后也屡次出现这种情况。日本战地将领这一蛮横行动是一系列这类行动的第一次，这些行动导致三年以后日本关东军强占满洲，然后导致中日日益扩大的冲突，最后导致1945年日本的最后失败。

谁将占有北京？

1928年春季，日本政府对于中国，主要关心的是保护和加强它在满洲的特殊地位。这可以通过与张作霖或国民党人的合作做到。在试图对战斗双方作出不偏不倚姿态的同时，日本决心阻止把冲突扩大到满洲境内。早在1月份田中首相已向蒋介石的驻东京特使张群提出警告，日本不容许国民党部队在长城以外追击奉军，但作为回报，日本将保证张作霖迅速退到奉天，如果他被打败的话。到4月份，日本政府已经决定维持满洲的和平，如果可能便在交战双方之间安排停火，如果必要便使用武力。

为了避免卷入与日本的争吵，蒋介石已经撤回大部分进入济南的部队，并把他们往西调动，准备渡过黄河后再在北岸集结。在5月份的第2个星期，甚至当日本军队正在济南及其周围打垮中国部队时，国民党的三个集团军开始了总攻，而安国军则朝北京和天津撤退。阎锡山的部队向石家庄推进，他们于5月10日在那里与追击京汉铁路上的奉军的冯玉祥的一批士兵会师。阎锡山的其他部队正在收复山西北部，并沿京绥铁路向北京的后门移动。安国军试图在西面的保定与东面位于山东省北端的德州之间，建立一条较短的战线，这样可以用直隶军来加强鲁军，而这支褚玉璞带领的直隶军已经得到一部分奉军的补充。但是东端顶不住冯玉祥的进攻；德州在5月12日失守，它的防守部队朝天津溃退。5月18日，蒋介石将军和冯玉祥将军在郑州会面，计划向天津推进，如果拿下和守住天津，将切断奉军撤回自己根据地时所需要的铁路线。

此时，奉军准备撤离华北的形势趋于明显。军官们将其家眷及贵重物品运送回家。京绥铁路上的奉军部队开始撤向张家口，然后再撤至更远的地方。在从张家口后撤时，桂系参加了战役。担任战地司令的白崇禧将军率军进入河南，军事委员会指定那个地区由李宗仁任司令的第4集团军负责。5月20日，白将军在郑州会见总司令，接受他的指示。部队是原来唐生智的湘军的一些士兵。①

天津和北京可能在战争中被占领，日本和西方列强担心它们在有五个单独租界的天津的国民的安全，还担心北京的使馆区。南京的经验和最近的济南纠纷，使他们提防不论是胜利的还是战败的不安分的中国军队。根据辛丑和约，多年来列强已在天津保持几支分队，这些守军最近又已加强，随时可以调动几千名外国士兵。5月11日，指挥天津日军的将领提出，按照中国与几个强国签订的1902年的条约，应把中国军队逐出城周围20里的区域。美国不是缔约国，在天津也没有租界。它的海军陆战队指挥官斯梅特利·巴特勒制订自己的保护美国人的计划，而其他列强则制订联合防御的计划。

在东京，外务省正在准备将分送给中国交战双方的警告的文本，它提出日本阻止内战扩大到满洲的决心。5月17日，田中首相会见英、美、法、意四国代表，向他们解释将在次日分送南京和北京两个政府的备忘录的目的。以下是他的部分谈话：

我们制订的政策是制止在北京发生战斗，这是为了不让动乱扩大到满洲境内。如果张作霖平静地撤出北京，维持其士兵的军纪，并且他不被南方人追击，我们将容许他进入满洲；但是如果他在北京战斗，并向山海关撤退，或者撤至我们确定的某个地点，与南方人边走边打，我们将阻止他和南方军队通过，进入满洲。我相信这个计划将起鼓励张作霖不经战斗而平静地离开北京的作用。我还认为，如果张作霖现在撤离北京，南方人不会骚扰他。因此，我期待北京被放弃，平静地转入南方人手中。①

田中男爵指示驻北京公使芳泽谦吉去敦促张作霖，要他不失时机地撤至满洲；上海总领事矢田接到指令，要他通知国民党人，张作霖一旦退回他的根据地，日本将不准他干预长城以内的事务。田中男爵及其政府就是这样计划分割中国和保护日本在满洲的特殊势力范围。陆军省向满洲、朝鲜和台湾的指挥官发出了电报指示和日本政策的说明。张作霖等如果秩序井然地返回满洲，他不会接到退出公共生活的建议，奉军也不是非被解除武装不可，但是日军将不准南方部队到长城以外。关东军将为执行这个计划作好准备。

芳泽公使在5月17/18日晚访问张大帅，交给张一份日本人的备忘录。他告诉张，北军快要战败，如果张能接受迅速返回满洲的建议，日本政府能够拯救他和他的军队。但是张作霖拒绝了。根据芳泽的看法，张指望不放弃北京而得到日本的援助。①

第二天晚上，张大帅派一名副官把芳泽深夜讨论的内容告诉英国公使蓝普森，并征求蓝普森的意见。他问蓝普森，是否该把北京和外国人留给无政府主义的部队？蓝普森先生在前一天无疑知道了田中首相向外国外交官员所作的解释，便建议：张作霖及其幕僚应谨慎地考虑。他提出意见，日本没有侵略的预谋，而是要保护在满洲的利益。张作霖应不惜任何代价避免与日本发生冲突。②

日本代表向冯玉祥、阎锡山和蒋介石转达了反对破坏满洲安宁的类似警告，很可能还鼓励各方进行停止内战的谈判。美国政府将不参加日本的外交活动。5月8日，国务卿弗兰克·B.凯洛格电马克谟公使并指示说：“美国将不与日本政府或任何其他国家联合行动，阻止中国人把敌对行动扩大到满洲，或干涉中国军队有节制的军事行动，美国仅仅是保护其本国公民。”③

这时事态发展得非常迅速。奉军难以守住其保定的阵地，而那个重要据点以东的防线很不巩固。国民党在北京有尝试谈判倒戈的代理人。张作霖及其将领们不得不考虑过长地死守掩护京津的直隶东北部的风险，因为担心会被困在那里。但是如果张作霖及其军队撤离，将让谁来接管北京？冯玉祥是张作霖的宿敌。早在4月中，美国公使已经指出，北京政权希望打败和赶走冯玉祥的军队，而与上海和南京达成某种妥协。现在在5月份，冯玉祥的军队肯定能夺取北京城，但为奉军之撤离已作成一笔交易，即让阎锡山的军队在京津捷足先登，而不让冯玉祥取得这一珍贵的战利品。①到5月底，奉军已放弃保定，正向北京撤退。张作霖正准备撤离首都。

6月1日，蒋将军和冯玉祥、阎锡山在石家庄会面，计划接管京津和商定以后的安排。也许在那个时候——虽然也可能更早——冯玉祥才知道他不是去接管北京；也不是蒋介石，他在3日返回南京。次日，国民党政府任命——也就是证实——阎锡山为卫戍北京的司令。

张作霖在6月1日召见外交使团，发表了事实上是一篇告别辞的讲话。他已作出安排，把城市交给以王士珍为首的元老政治家组成的治安维持会来管理，王士珍曾是袁世凯的亲密同僚，一度担任过总理。城内的治安由北京有效率的警察和鲍毓麟将军带领的奉军的一个旅负责，他将留在后面直到把城移交给阎锡山，然后可以不受骚扰地回到奉天。次日，张大帅向中国人民发出告别电，对他未能胜利地结束反赤的战役表示遗憾，并宣布为了避免进一步流血，他要返回满洲。他由其大部分内阁成员和高级将领陪同，在6月2/3日夜乘上专列隆重地离京，但他的火车在6月4日晨驶近沈阳时被炸弹炸毁。大帅负伤，在两小时内死去。他被日本关东军的一批军官所暗害，这些人反对田中的政策，自行策划了这次行动。①

大帅的长子张学良和总参谋长杨宇霆与孙传芳一起，在6月4日前往天津，那里必须坚守到大批奉军已撤往山海关时为止。治安维持会已派使者前往保定欢迎阎锡山来北京。6月8日，第3集团军的一名指挥官商震将军率领他的山西士兵进入首都。6月11日，阎锡山本人在白崇禧将军的陪同下进城。他的另一名将军傅作义通过预先的安排在12日接管了天津。这个过渡除了一个事件，都是用和平方式实现的。率先向北京挺进、其部队此时驻扎在城郊的冯玉祥的部将复韩榘将军，包围并解除了原已保证其安全通行的正在离开的奉军一个旅的武装。北京外交使团曾保证安全通行，于是向南京提出强烈抗议。最后，奉军被释放，收回了他们的一些武器。②

开始全国建设

7月6日，四个集团军的指挥将领在庄严的仪式中，聚集在北京城外西山一座庙宇中已故领袖孙逸仙的灵柩前。他们报告，随着攻占北京和北京政府垮台，期待已久的北伐已经完成。几天以后，指挥将领及其参谋人员召开非正式的军事会议，讨论遣散部队问题。何应钦已经报告过，国民革命军这时约有300个师，分属84个军。部队人数多达220万。（显然这个数字是把所有有组织的部队都算作国民革命军。）如果付满饷，维持这支大军的正常支出每月至少6000万元。总司令部希望把总数减到80个师，120万名士兵，这样只花费全国收入的60％。蒋介石向他的军事同僚提出了一份为即将召开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准备的备忘录，它建议成立编遣委员会以专门制订遣散计划，固定部队的人数和支出，并把全国分成一定数量的军区。他提议分成12个军区，每个军区有40000至50000万名士兵。①编遣会议定在1929年1月召开，但成效甚少，因为在那时，地区的军事集团实际上已经分割了全国。不久以后的事态发展迹象，在北京7月份的指挥将领会议上已经显示出来了。冯玉祥因未能染指京津这一战利品而怀恨在心。当北京成立以阎锡山为首的政治分会时，冯将军不同意在其中任职；令人感到不祥的是，他在7月14日离开北京去照顾他的祖坟，然后再去他设在河南的司令部。②

国民党的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五次全会于8月8日至14日在南京召开，以计划国家的未来。冯玉祥、阎锡山两位将军和杨树庄海军上将作为特邀贵宾参加。③全会面临几项全国性政策方面的重大事务。最引起争论的问题是，应该多么快和多么严格地集中政治、财政和军事的大权。由于政治分会实际上把国民党中国分割成军阀割据的局面，它们是否应予撤消？在主张集中的人和希望保持地方权力的人之间经过长时间争吵——争吵几乎使会议开不下去——以后，全会通过决议，肯定中央政治会议应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指定，它的决议应通过委员会交给国民政府去执行；政治分会应到年底撤消，在此期间，它们不得以自己名义颁布命令和任免官员。这样，原来孙逸仙根据鲍罗廷建议而设立的作为核心委员会的政治会议，就不会独立于和凌驾于选出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新近设立的政治分会将不再存在。但是，公布的中央政治会议成员的名单，共有46人，几乎包括全部中执委和中监委的正式委员、大部分重要的军界人士和此时回到党内的几名保守的老资格党员。①它很可能是一个傀儡机构，决定如同以往那样要由一个核心小集团作出。另一个朝集权化方向发展的姿态，是通过了一个决议：作为指导原则，党中央两个委员会的所有委员应住在首都，不得分散在各地。

怎样才能统一政府的财政？财政部长宋子文已经召开过两个会议，一个讨论财政，一个讨论经济建设，它们集中了主要的私营银行家、商人和实业家、各省的财政官员、各军队的代表，以及财政专家。他详细阐述了国家财政的混乱状况，并向全会呈上这些会议的详细建议。这些建议谈到如何划分全国和各省的收入来源，取消国内的过境税，恢复关税自主，清理国家债务，统一币制，促进商业，稳定货币市场，建立政府的中央银行，管理私营的银行体系，发行公债以提供遣散部队和建设的费用。宋博士坚持，财政统一和国家预算的采用是必不可少的；除非实行这两件事，否则恢复财政将是空谈。他的呼吁得到虞洽卿率领的将近100名上海银行家和商人组成的代表团的支持，代表团威胁说，除非实行这些改革，否则不能再从他们那里得到贷款。他们对蒋介石的代理人的敲诈勒索已经受够了。对宋博士来说，财政统一意味着统一雇用财政人员和集中管理岁入的收支。他抱怨说，北伐期间根本没有预算；财政部长只能收集资金，再奉命把资金交给最高军事当局处理。他坚持说，现在一切都应交给国库，同时一个有实权的预算委员会应决定对政府所有部门的拨款，没有委员会的批准，不准挪用。他下结论说，“除非实行健全的国家预算制度，否则恢复财政和建立廉洁而有效率的政府是不可能实现的”。全会认为他的这些建议是“正确和适当的”，于是把它们转给政府委员会进行仔细的考虑和予以执行；它同意建立预算是绝对必要的，于是指示政府委员会组织预算委员会。稍后，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会任命一个13人预算委员会，其中大部分是有实力的地方军人，但是它规定，所制定的预算必须由政府委员会批准。①

集权方面的关键问题在军界。只要指挥将领有自己独立的根据地和收入来源，就没有真正的集权可言。他们可能真正被说服而参加中央，或者他们可能被中央降伏。似乎没有其他的道路。蒋介石雄辩地公开呼吁，那些有军权的人应公开宣誓：尽管政治观点不同，他们决不能采用武力互相火并。国民革命军今后只用于国防和镇压盗匪；它决不能打内战。他断言，如果坚守这一原则，有实力的人中间的政治分歧将不会发展成使全国卷入的严重冲突。①

全会就军事改组问题展开辩论，并且就以下几项基本原则通过了决议：（1）军事行政和军事命令必须绝对统一；（2）军队必须迅速减少，军事支出不得超过国家收入的一半；（3）军事教育必须统一集中，所有军事院校必须由中央政府建立，军队和地方当局不准建立军事院校或类似的机构；（4）所有遣散的士兵应用作军垦和建设的劳工；（5）为了作好国防的准备，必须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以发展海军和空军，加强要塞和海军基地。

这些原则中的最后一条表达了60年的梦想；其他原则也设法提出了中国为保护自己不受外患内乱之害而作的长期努力中产生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不能很快得到解决。全会把另外两个决议——一个涉及党对政府和军队的控制，另一个是禁止军事机构干涉群众运动——提交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会和政府的最高军事机关，指示它们本着党在国内处于最高地位的原则制订详细措施，并予以贯彻。②

由于军事行动这时被认为已经结束，训政时期即将开始，全会决定应起草、通过和实施临时宪法，政府的五院体制应该实现。它还试图立法解决党和政府之间冲突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在下面各级显然比最高一级更为严重，因为在最高一级，两个领导集团是合在一起的。如果任何党组织认为同级政府组织的行动不当，它应将情况上报上级党组织，上级党组织即将此事提请其同级政府组织注意；这个政府组织于是根据法律给有过错的下级组织以纪律处分。当下级政府组织对同级的党组织不满而要申诉时，其诉讼程序同上；它应上报，经过横向协商后，有过错的党组织将受到其上级的纪律处分。①但是这个规定不能解决两个权力机关——如果加上军方，就是三个——内在的问题，每个权力机关各有自己的等级组织，而且各有独立的指挥系统。

为了清除中国的外国统治势力，国民革命已经发动起来。给予在华外国国民特权的“不平等条约”，引起了许多爱国的中国人的义愤。北京政府尽全力斗争到最后时刻，企图修改这类条约。7月7日，国民党外交部长王正廷宣布，已经满期或者即将满期的一切条约将被新条约代替，所有其他条约将被废除，重新谈判。在过渡时期，所有在华的外国国民及其财产将根据中国法律予以保护，但是外国人必须受中国法律的约束，接受中国法庭的裁判；他们必须向中国人纳税和纳常规的关税。外交部按照这个命令（却又没有执行的实力），正式要求一些外国政府指定谈判的代表。美国公使马克谟遵照国务卿弗兰克·B.凯洛格的指示的确与宋子文谈成了新的关税条约，并于7月25日签署了这个条约。这个条约接受了中国完全民族自决和两国国民在关税事务上平等待遇的原则。新条约将在下一年1月1日实行，但这还要取决于“最惠国”的条款，这意味着条约在所有其他政府承认中国在关税方面的自决权之前不会生效。谈判和签约得到国务卿批准，这似乎是事实上承认南京政府的一种形式。②此外，在8月8日，英国和国民党政府解决了南京事件，条件类似美国政府的条件。

就是在这种有点得意洋洋的民族主义气氛和情绪下，第五次全会才有了一份谭延闿和蔡元培准备的关于外交政策的备忘录，备忘录号召完全和无条件地废除所有不平等条约，规定1929年1月1日为结束把固定关税强加给中国的条约的日期，要求无条件地取消领事裁判权，立刻归还外国租界，禁止在中国驻扎外国军队和停泊外国军舰。谈判新的互惠条约的过程不得超过一年。①这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实际上用了15年才完成。②

全会于8月15日结束，留给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员许多需要它去处理的建议。然后，南京在形式上和人员上忙于筹建新政府。胡汉民于9月3日从国外回来，经过一番犹豫后，同意与戴季陶和王宠惠一起起草国民政府的组织法。他们于10月3日完成这项工作，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10月8日颁布。它首先颁布了训政时期的总原则，这些原则明确指出，国民党通过其全国代表大会及其中央执行委员会，在中国人民为民主生活进行准备的时期中行使权力。国民党的政治会议在国民政府履行重大国家事务时，将进行指导和监督，政治会议可以修改和解释组织法。③

1928年10月10日，即推翻清王朝的革命的17周年，重新整顿过的国民党政府在一片鼓吹声中在南京隆重成立。它的组织结构是孙逸仙设想的，设立五个独立的院，即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和监察院。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为这些院选了五名院长，全是有威望的老资格党员，他们是谭延闿、胡汉民、王宠惠、戴季陶和蔡元培——不过蔡拒绝接受任命，后来由于右任接受。五个院上面设国务会议，由以上五人及其他12人组成，这些人中有的有实力，有的有威望，有几人远离南京，他们是：冯玉祥、孙科、陈果夫、阎锡山、李宗仁、李济深、何应钦、张学良、林森、杨树庄和张继，蒋介石任主席，这样，蒋成了政府的最高官员，即主席。几天以后，政治会议任命了行政院的几个部长。

由国民党政治会议统治的南京政府的时代开始了。

1928年中国的前景

从1928年后期的前景看，中国的未来似乎是光明的。这是乐观情绪快要达到狂欢的时候。国民党人已经打倒了腐败的、声名狼藉的北京政府，而代之以一个由受过良好教育的爱国人士任职的新政府，这些人长期以来关心国家情况，期待新政府解决国家的许多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国民党领导人计划控制政府和订出政府的政策；在训政时期，他们认为应起管理人的作用。1928年，他们的党受人民拥护。很少中国人会对它管理公共事务的权利提出怀疑。它有一段受人尊敬的革命历史，并且刚刚证明它自己在动员和引导力量以完成民众的目标这方面是一个有战斗力的组织。

俄国与国民党发生紧密关系的四年，已经给国民党留下了列宁主义的烙印。它与不时地集合在孙逸仙周围的联系松散的革命者集体大不相同。这时，它实行“民主集中制”，不可避免地强调集中和受少数人支配。党为实行训政比1924年改组前作了更充分的准备。它已改进了宣传技术，虽然仍把民族主义作为宣传的核心主题；它还懂得动员“群众”的效用，也知道动员带来的某些风险。国民党已经建立了一支由它领导的武装力量，这支力量通过政治教导的制度，已经证明是革命的有力工具。国民党这时有了新领袖，即受人尊敬和钦佩的41岁的蒋介石，在审慎地制订计划、筹划阴谋和作出妥协方面，已经证明了他的决心和能力。他深知金钱和刀剑的无比力量。党的领导此时比孙逸仙死后的头两年（鲍罗廷的影响最强的时候），在观点方面要保守得多。党内大部分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人已经离去，共产党员已被清除。如前面已经谈过的那样，此时打算领导党的那个集团被派系活动搞得四分五裂——这在中国的环境中是司空见惯的，但却是一个沉重的包袱。

中国共产党不再是国民党的临时伙伴，也没有迅速地发展党员和势力，这时却起来造国民党的反，它在准备好革命的“第二阶段”——社会主义阶段——之前，早就被迫处于这种境地。人数很可能减到不足一万人，即使到一万人，党成功的可能性也在减少，约20名共产党的领导人——从五四学生运动一代中产生的理想主义的活动家——已被处决，其中包括陈独秀的两个儿子和党的最有威信的领导人之一李大钊。数百名共产党党员已经战死或死于考虑不周的起义；数千人干脆退出了这个会带来危险的党。其余的党员悄悄地住在城市中，或者住在偏远的农村地区，以图保住必不可少的根据地。剩下的几名领导人已秘密前往俄国，去参加1928年6至7月在莫斯科城外一个村庄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大会选出了一个40岁的无产者向忠发为总书记①，并宣誓要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要真正地团结全国，要废除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它号召中国人民推翻国民党，建立工、农、兵代表组成的苏维埃，没收外国企业，进行各种各样的社会改革，因为这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时代。在敌对的环境中重建他们的党和使自己摆脱共产国际所定的方向，在这两个方面，这些领导人面临着非常困难的任务。

可是建党以来的七年，已经给领导集团提供了可以利用的宝贵经验以及许多教训。它已经实事求是地学到如何组织以民族主义革命为方向的政治运动，如何通过党的附属组织共青团去吸收爱国青年。这些大部分受过教育的领导人，通过以不同的社会集团为对象的各种各样的刊物，已经完善了他们的宣传技术；他们知道如何组织从中他们可以发现积极分子的爱国示威行动，如何操纵这类运动为党的其他目标服务。他们已在“统一战线工作”中取得经验，即在共同爱国行动——通常是反帝行动——中与形形色色的其他组织联合起来。有的领导人已经懂得如何去“接近”真正的无产阶级；懂得如何把工人组织进党控制的工会和联合会，并在此过程中，懂得如何发动和资助罢工；他们还懂得强制的重要性和促使公众支持的必要性。其他领导人已能在华南组织大批贫农，已经知道什么样的苦难和希望会导致他们进行集体行动；而且还懂得，这种迅速建立的组织在面临有根基的地方力量时，又是多么的脆弱和不堪一击。剩下的领导人中不少人已与军事发生关系，他们或是黄埔军校或其武汉分校的学生，或当过政治教官。从教室、车间或农田开始，到1928年，几乎所有领导人都已经受暴力的洗礼。一个筛选的过程已经淘汰了那些胆怯的人。总之，中国共产党仍有一个生气勃勃的年轻的领导集团，这个集团有许多有才之士，他们联系广泛，有丰富的革命工作经验，但是他们面临的反对力量表面上很可能是强大的。

任何希望按照比较人道的蓝图重新塑造中国的集团、政党或政权，都将碰到一大堆问题。在对外关系领域中，有着70年遗留下来的条约，其中许多是在胁迫下签订的，它们限制了中国的主权，给予外国人各种他们的政府靠炮舰和海军陆战队来行使的特殊权利。虽然英美正在一步步地朝着归还中国“丧失的权利”这一方向进行谈判，日本这一更顽固的帝国主义强国却正采取强有力的行动，去保护和加强它在满洲的经济统治地位。

在国内，军阀主义没有寿终正寝，虽然像吴佩孚、孙传芳、张宗昌和张作霖那样的军阀已被打倒。他们已被北伐中出现的另一些人所代替。这时，全国有五个地区军事力量集团——以长江下游为根据地的自称为国民党政府的集团；拥有湖北大部分、湖南和广西的桂系；以陕西和人口众多的河南为根据地、这时正扩大到山东和河北境内的冯玉祥的国民军；把其部将安置在京津地区的的阎锡山；控制东北内政的张学良及其他满洲将领。中国的西部和西南的大部分，几乎与北伐没有接触；四川、贵州和云南的指挥官像以前那样保卫和开拓他们的地盘。甚至国民党革命的发源地广东，也只是松散地依附于南京中央。这种根深蒂固的地方力量几乎完全自治的现象——一种地理和历史的产物——必定是所有集权化和全国性整顿的努力的主要障碍。

过去遗留下来的其他许多事物造成了难以克服的问题：一个混乱的货币制度；以剥削穷人为特点并充满贪污现象的税收制度；对现代化国家来说完全不够的运输体系；少得可怜的工厂工业，而且这种工业集中在少数城市，工人住在贫民窟，劳动过度，工资很少。最为严重的是农村的生活条件，农村稠密的人口在极少的可耕地上，并在没有科学的农业技术的帮助下非常勤奋地为维持自己的生活而斗争。教育和公共卫生需要大发展，因为广大的民众是文盲，并被可以预防的疾病所折磨。国家的有些部分周期性地遭受饥荒。

因此，虽然政治上的有识之士在1928年抱着希望展望未来，但朝着建立现代民族-国家方向的发展，即使在最有利的条件下也肯定是缓慢的。何况条件将不是最有利的。

① 高荫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81页。

① 《从容共到清党》，第804—806页；高荫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81—284页。

② 包括候补委员，两个委员会有80人，但3人已死亡，15人为共产党党员，8人已被开除或出国，3人是俄国人。开幕式的名单载《从容共到清党》，第806页。11名与会者为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式委员（共36人），10名为候补委员（共24人）；5名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共12人），3名为候补委员（共8人）。

① 《革命文献》，17，第3138—3152页详细介绍了丁惟芬、陈果夫和蒋介石的改造国民党的建议，建议保存在国民党档案馆。关于简要的报道，见英国外交部405/257，机密，《关于中国的进一步通讯》，13612，1928年4—6月，第36号，附件3，上海巴尔敦致北京蓝普森，1928年2月16日。

② 《从容共到清党》，第807页；驱逐情况见《中国国民党整理党务之统计报告》，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部，1929年3月。

① 高荫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85—286页；英国外交部405/257，机密，《关于中国的进一步通讯》，13612，第36号，前引附件1号和2号（后者列出政府委员会成员的名单）。关于全会在2月8日发表的公告，见《革命文献》，16，第2887—2896页；关于其他文件，见《革命文献》，17，前面的图版和3153—3155页。

② 高荫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78—279、286—287页；《关于美国外交关系的文件，1928年》，2，第123—125页。

① 根据《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第一军团历史》，1928年3月22至26日期间，一个委员会对这一军团作了一次详细的视察。第10—14页的图表表明，第1军的第1、第2和第22三个师的师部有2681名军官和30269名士兵，配备16236支步枪、502挺机枪和93门大炮。也由军部和三个师组成的第9军有2810名军官和24310名士兵，配备12436支步枪、221挺机枪和77门大炮。但是贵州的第10军只有两个师，有1437名军官和8263名士兵，配备2953支步枪、19挺机枪和29门大炮。全部战斗人员有70770人，但只有31625支步枪，再加上军官使用的1457支手枪。此外，第1军和第9军有5117名搬运工和673匹驮马。三个军的22名指挥官的平均年龄为33岁（从24到43岁），如果指的是虚岁，则要减一年。

① 《北伐战史》，4，第1170页一侧的地图显示了朝北京主攻的四个阶段；战斗序列在第1180页后面。这一卷的全部以及以下几部分论述这最后的战役：《革命文献》，18，第3169—3271页；19，第3479—3503页；20，第3671—3773页；21，第3925—3970页。以下几种着作有简要的报道：乔丹：《北伐》，第151—168页；谢里登：《中国的军阀：冯玉祥的一生》，第236—239页；唐纳德·G.吉林：《军阀：1911—1949年在山西省的阎锡山》，第108—109页。

② 《关于美国外交关系的文件，1928年》，2，第323—369页有漫长的谈判和照会的详细情况。博格：《美国政策和中国革命》，第380—384页作了概述。蓝普森的困难在威尔逊：《英国和国民党》，第644—649页中有说明。蓝普森和马克谟致外交部长黄郛的措词非常亲切的感谢信，转载于黄的遗孀沈亦云：《亦云回忆》，第356—359页。

① 以下主要根据入江昭的学术性论述，《帝国主义：探求远东新秩序》，第193—205页，此书广泛利用了双方的文献资料。中方的报道和其他文件载《革命文献》，19，第3504—3657页；22，第4443—4537页；23，第4783—4815页。《中华年鉴，1929—1930年》，第878—893页有各方的一些文件。最初的美国报告载《关于美国外交关系的文件，1928年》，2，第136—139页。英国驻济南代理总领事发的目击者报告，载英国外交部405/257，机密，《关于中国的进一步通讯》，13612，1928年4—6月，第238、239号，附件。

① 英国代理领事阿弗莱克先生报告说，他在5月5日被领到日本医院，给看了12具日本人尸体，大部分是已被阉割的男性。英国外交部405/257，前引，第238号，1928年5月7日的《济南事件的报道》。在5月21日的一份报告中，阿弗莱克先生声称，他认为5月3日事件的引起，应归咎于抢劫日本店铺的中国士兵。英国外交部504/258，机密，《关于中国的进一步通讯》，13613，7—9月，第37号，附件。美国副领事欧内斯特·普赖斯因这一事件的爆发而谴责中国士兵纪律涣散。

② 入江昭教授公正地责备日本人重启战端。见《帝国主义：探求远东新秩序》，第201页。

① 入江昭：《帝国主义：探求远东新秩序》，第207—208页，根据日本的记载。

① 白将军在1962年告诉作者，蒋总司令敦促他率军去援助受沉重压力的冯玉祥和阎锡山。他下面的三名指挥官是李品仙、廖磊和叶琪。白将军回忆道：“当奉军看到如此大的一支增援军来临时，它匆忙地撤出关外。”

① 英国外交部504/258，机密，《关于中国的进一步通讯》，13613，《济南事件》小节第3段脚注所引，第2号，附件。这是美国大使馆的尤金·杜曼在会见时所作的节录。又见《关于美国外交关系的文件，1928年》，2，第224—225、229页。

① 入江昭：《帝国主义：探求远东新秩序》，第210—211页，根据日本人的记载。

② 英国外交部504/258，机密，《关于中国的进一步通讯》，13613，第6号，附件。蓝普森致奥斯汀·张伯伦，北京，1928年5月23日，《与吴进先生的谈话记录》。

③ 《关于美国外交关系的文件，1928年》，2，第226页，和入江昭：《帝国主义：探求远东新秩序》，第321页。

① 谢里登：《中国的军阀》，第238页。英国外交部，机密，《关于中国的进一步通讯》，13613，第40号，蓝普森致奥斯汀·张伯伦，北京，1928年6月8日，快信。

① 入江昭：《帝国主义：探求远东新秩序》，第213—214页和第324页脚注52、53。

② 《关于美国外交关系的文件，1928年》，2，第235—242页；英国外交部504/258，机密，《关于中国的进一步通讯》，13613，第50和89号，蓝普森的报告。

① 高荫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300页，1928年7月2日。（胜利的国民革命军在1928年7月的人数约160万。）《革命文献》，21，第4067—4071页有蒋介石的初步遣散计划。同上，第4067—4085页有1928年7月算作组成国民革命军的师和军（包括许多未参加北伐的部队）及其指挥将领的名单。英国外交部405/259，机密，《关于中国的进一步通讯》，13616，1928年10—12月，第46号，附件7，《蒋介石备忘录摘要》，国民通讯社发，北平，1928年7月15日。

② 高荫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300页，1928年7月6日；英国外交部405/259，机密，《关于中国的进一步通讯》，13616，第9号，蓝普森致奥斯汀·张伯伦，北京，1928年8月1日。

③ 关于第五次全会的一些文件，见《革命文献》，21，第4092—4100页。关于通过的决议，见高荫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305—307页。高声称参加会的有24名正式委员，1名候补委员，8名中监委委员和1名候补委员，以及冯玉祥和杨树庄。

① 除了未参加全会的胡汉民和汪精卫外，原来被排除出第四和第五次全会的汪精卫的两名追随者陈公博和顾孟馀被列入名单，孙逸仙夫人和陈友仁也被列入。重要的军人但不是中执委或中监委委员而被列入中央政治会议名单中的有阎锡山、冯玉祥、杨树庄、白崇禧和陈铭枢。英国外交部405/259，机密，《关于中国的进一步通讯》，13616，第46号，附件3有根据国民通讯社的一份名单。

① 关于不断向上海商人勒索资金和宋子文大力建立一个更有秩序的财政制度的情况，见科布尔：《国民党政权和上海资本家，1927—1929年》，第14—19页。英国外交部405/209，机密，《关于中国的进一步通讯》，13616，第46号，附件6有宋子文的建议，第7号，附件1，上海代理总领事加斯廷致蓝普森，1928年9月4日。《革命文献》，22，第4336—4339页有预算委员会的章程和任命的人。他们是蒋介石、阎锡山、杨树庄、王伯群、谭延闿、何应钦、冯玉祥、李宗仁、宋子文、于右任、李济深、蔡元培和蒋作宾。不能参加会的委员可以派代表。

① 英国外交部，前引第46号，附件4，蒋介石提交的备忘录的摘要，根据国民通讯社，1928年8月9日。

② 同上，附件3。

① 同上。

② 高荫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300—304页；博格：《美国政策和中国革命》，第400—402页。

① 英国外交部405/259，机密，《关于中国的进一步通讯》，13616，第46号，附件5。

② 董霖：《中国和外国列强：不平等条约的冲击和反应》，第249—257页，有1931年9月“沈阳事变”前条约修改的系统叙述。

③ 关于指导原则和组织法，见《革命文献》，22，第4356—4363页；米尔顿谢：《国民党：历史文献选编》，第137—138页有指导原则的英文译文。

① 向忠发被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兼政治局常委会主席——译者。

第12章 中国的资产阶级，1911—1937年

第12章 中国的资产阶级，1911—1937年

辛亥革命即使不标志资产阶级的诞生，至少也标志着它成为中国经济与社会生活中的一种重要力量的开始。明、清两代商人的发展，使资产阶级在沿海大城市的出现成为可能。18世纪的人口增长和区域间贸易的扩展加速了城市化的进程：城市人口据估计已达2400万。①商人们加强了他们的活动并使之多样化。在全国范围内各地区会馆的数目猛增，在南京条约将宁波和上海辟为商埠开放对外贸易之前，各种新形式的信贷已经在那里出现了。②

19世纪后半期，西方的干预给了沿海城市以新的推动力，并促进了巨大的经济变革。占统治地位的各城市阶级力图从中得利。官僚和商人各有所长：前者掌握行政权和财政权，有责任感和主动权；后者拥有私人财富，互相团结，并勇于革新。从这两个阶级互不情愿的合作与部分地互相融合中，产生了一批界限不明、组织不确定的精英，即所谓“绅商”。20世纪初中央政府的衰落削弱了官僚在精英中的地位。不过，辛亥革命虽然反映和加速了这一发展，但只是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这个新兴的资产阶级才真正登上行动的舞台。外国竞争的退出向他们开放了国际和国内市场。在这些领域中各种活动的扩张与多样化有利于一代新型的企业家：银行家与实业家开始从商人手中夺取领导权。战时和战后的年代成了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但是1927年官僚主义和军事专制政权复辟，开始了一个反动时期。资产阶级中最富有活力、最富有创业精神的人们失势，代之而起的是一种国家资本主义，它基本上只不过是一种高级官员们的资本主义。

20世纪中国资产阶级的历史，因而是一段受挫折的历史，我们在往后的叙述中将设法寻找其原因；要从中汲取教训则更困难。当然，我们可以重弹老调：第三种势力难道不仅仅是一种幻影吗？难道它不是自鸣得意的西方向不可能效法它也不情愿效法它的第三世界，投去的一个影子吗？从另外的观点，我们还可以就资产阶级革命的必要性提出疑问：可以绕过这个阶段吗？或者可以将进行资产阶级革命的责任交付给资产阶级以外的其他阶级来承担吗？

历史上每一次失败了的潮流，都有极大可能被当作只不过是无足轻得的背离。但是，中国官僚主义的回潮，先是在国民党的统治下，后来又在共产党的统治下，都不能抹煞资产阶级对五四运动焕发出来的现代的、民主的和国际主义的传统的贡献，也不能阻止这一传统的复兴。说来好像自相矛盾，只有从长远角度来观察问题，才能深刻认识当年为期短暂而且成就不大的资产阶级实验的得失。

① 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清代和日本德川时代的城市网》，第6页。伊懋可：《中国昔日的模式》，第268页。

② 何炳棣：《中国人口研究》，第197—204页。苏珊·琼斯：《宁波的金融：钱庄》，载威尔莫特编：《中国社会的经济组织》，第47—51页。

中国资产阶级的诞生

中国资产阶级的诞生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经济大变动

中国对外开放以前的许多个世纪都是繁荣和发展的世纪。精耕细作的密集型农业，保证了比欧洲工业革命以前更高的收益。中国的人口在18世纪增加了一倍，据估计到1850年已经超过四亿。廉价而组织得很好的内河运输系统，承担着日益繁忙的地区之间的交通。城市化的步伐正在加快，市场网络日益将农村更紧密地联结在一起，而手工业则已经成为农村里的第二职业。传统技术发展到了极其完美的水平，在不进行一次工业革命的条件下，要更进一步改进看起来既不可能又无利可图，而人口压力、低人均收入、消费需求不足、劳动力充足，以及相对的原料短缺，又阻碍了工业革命的实现。中国的经济好像已陷入了一种“高水平平衡的陷阱”之中。关于这个问题，伊懋可曾有很好的论述。①

西方的干预对中国经济体制的运转，产生了深刻的冲击。在过去，由于明清两代政府抑制贸易和航海事业，中国的经济变成了内向型的。“松动并最终打破中国的这种高水平平衡的陷阱，是现代西方的历史性贡献”。②在本世纪中期的战争和叛乱危机中，新活力的诸种因素正在聚集。1860年以后，对外贸易急剧增长；中国建立起它最初的现代企业，包括兵工厂、轮船公司、钢铁厂和纺织厂。这一新发展的核心是沿海的中心城市，其中的上海很快就确立了它突出的显着地位。这些新的港口城市与中国过去时代的市镇很不相同。以往那些16至18世纪具有中等重要性的城市、市场或者行政中心，以及商人们急于跻身其间的官僚地主名流的聚居地，好像已完美地结合在一种政治与社会秩序之中，而他们的领袖人物同时也就是这一秩序中最活跃的分子和主要受益者。清末的海岸港口与上述城镇的不同之处，不在于它们高度集中的人口——这一点使上海成为20世纪亚洲最大的城市之一，马可·波罗不是早已指出中世纪一些中国城市的人口已经数以百万计了吗？19世纪后半期勃兴的沿海大城市，由于它们已成为技术革新和政治颠覆的焦点，而脱离了中国城市的传统。这一双重的演变是由外国人的到来所引起的，中国人从他们那里学到了新的生产技术和组织方法，并且在他们的租界的庇护下谴责帝国政府的暴虐与无能。尽管朝廷竭尽了各种努力，仍不能像过去控制内地城市那样完全控制这些新的城市中心。诚然，上海-广州-香港轴心只不过是大陆帝国边缘上的一条狭窄的走廊。但是通过这个缺口却涌现出了即将推翻一个已经延续了1000多年的文明的思想、技术和人们（或者只不过是动摇了它的基础？）。

中国的资产阶级正是在这些新的城市中诞生的。它的成长是和向西方影响开放的这一边缘地区分不开的，这一地区被一些人认为与孔夫子的“真正的”农村的中国毫不相干。①资产阶级也受到同样的指责，并因其由买办组成而遭排斥——不过在必要时也因毕竟是中国人而获得谅解。但是正如商埠这一概念也合乎作为一个航海民族的中国传统——这一传统也和占统治地位的大陆帝国传统一样地确实存在——一样，现代资产阶级也密切地结合到传统社会中去了。

复杂的社会基础

当一个现代的经济部门在19世纪后半期开始形成的时候，占统治地位的城市阶级——官僚和商人——就力图对它加以控制，并将由此而来的好处据为己有。

公职人员有接近当权者和掌握公共资金的双重特权。实际上，在所有的“不发达国家”中，掌握政权的人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起主导作用，高级官员们以国家的名义收集情报，准许给予特许证、垄断权、免税权和贷款。在中国，国家控制商界的传统不可避免地加强了政府对现代化的限制。官僚们得到他们的天然盟友士绅的支持。从18世纪起，为数众多的土地所有者陆续返回到城镇里。这些新的显要人物让别人替他们管理乡下的地产，自己则投身于高利贷、商业，或社会公共事业。正是在这一时期兴起了各式各样的慈善组织（善堂）和公务部门（局），通过这些组织，精英们和低级官吏联合在一起，实际上负责管理市政。①

商人阶级的传统可以上溯到帝国的初始年代，这个阶级在中世纪的经济革命时期得到蓬勃的发展：自18世纪以后，这个阶级再度繁荣，并提高了威信，区域性和专业性的同业公会数目猛增就是明证。中国的商人从漫长的历史中继承了商业和财务两方面的高度才能。繁琐的制度、为数众多的中介人，以及运转的专业分工，使得商人能够将小手工业者和农民的产品商业化，从而将其纳入——但不是控制——本地的，或者区域间的，或者在较少的情况下全国性的市场。

中国商人攫取和利用每一个机会致富的非凡才能，鼓励着他们去和外国人合作。在那些开放的港口城市里，西方工厂和运输公司里的投资者很多：在1900年左右，将自己的才能为外国企业家服务的买办人数据估计已达20000。①通过这一类业务上的接触，商人们获得了现代的管理和生产技术。他们构成了一个先驱者集团，对外部世界开放，与外国社团的关系也许比与中国传统社会的关系更密切。但是在这种与外国的接触中，中国商人的民族和社会的特性，也许并没有像大批人改信基督教和流行穿西装所显示的那样被消灭掉，反而在地区同业公会、职业社团，1904年以后又在商会的怀抱中，以新的力量激发起来了。

但是，各式各样的障碍延缓了商人阶级转变为由企业家和实业家组成的现代资产阶级的进程。这些障碍部分地来自商人传统自身：例如，来自销售与生产两个网络的严格界限。在19世纪后半以前，中国人几乎不曾采用过由商人将原料分发给手工业者加工的办法，而在曼彻斯特和里昂，正是这种制度的广泛采用标志着资本主义的到来。同样，这些商人的投机倾向也使得他们宁愿承担很大的风险以换取可以迅速得到的高额利润。但最主要的还是商人阶级的社会地位低下，阻碍了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转变。当然，不能把儒家对商业的谴责看得